今天回顾这段历史，不难发现，中国海军的问题就是缺乏扎实的学说体系支撑，不能用系统思维应对军事转型和武器采购，长期为不成熟的新概念所苦。而日本海军的问题则在于虽有系统建设思维，毕竟也是一个缺乏现代海军发展经验和实战磨练的后发军队，其最大的失误就是制造了三艘貌似先进、实则问题重重的新概念军舰，既浪费了时间，又虚耗了资源。不过，日本的纠错能力终究还是不弱，富士、八岛都是中规中矩的本格派新锐主力舰，只要二舰服役，再结合成熟化的下濑火药，即可轻易形成压倒性的对华军备优势。但正是在这一点上，竟出现了一个惊人的转机——日本居然决定在1894年与中国开战，而不是等到富士、八岛服役、下濑火药完善化之后再开战。这就使得北洋水师侥幸得以保留了若干武器优势，因为日军毕竟是一支没有主力舰的海军，而三景舰又被日后的实战证明是失败的设计。[16]
于是，后人不免困惑，既然时间越来越对日本有利，何以日本选择1894年——一个海军尚未准备充分的时刻——开战？如仅就中日之间探寻答案，实难得解。但如放大视野，就会发现，自1500年以来，伴随着交通、通信革命的不断深化，全球化也不断深化。任何一个区域内发生的事件，都多少会对其他区域产生影响，并接受其他区域的影响。中日战争也不例外。
正如本书前三章业已指出的那样，作为全球霸主和东北亚地区最大的既得利益国家，英国出于防范霸权挑战者的考虑，在远东推行维持现状的策略，并希望能扶植某个本地国家遏制俄国的扩张。同时，美国和俄国作为极具战略雄心的中等强国，都急于向太平洋沿岸扩张。但是，这两个国家都被地理空间所限制。美国要跨太平洋西进，俄国则要跨西伯利亚东进。为突破空间障碍，俄国决定修筑西伯利亚铁路，美国决定开通巴拿马运河。这两个工程一旦完成，整个东北亚的战略格局就将彻底改变。假如日本等到富士、八岛列装再挑起中日战争，就只能是为俄、美做嫁衣了。故而日本要做的即是抢在俄美会师东北亚之前打败中国，尽量从中榨取战争红利，以尽快加入列强间的争霸战争。换言之，这两个工程的进度表，就是日本的战争倒计时。
1883年2月，巴拿马运河正式动工开凿。1891年3月，沙皇正式宣布西伯利亚铁路开工。5月，皇储尼古拉（即后来的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亲临符拉迪沃斯托克（中国旧称海参崴）主持东线工程奠基仪式。次年7月，西线工程自车里雅宾斯克（Chelyabinsk）动工，形成东西对进的格局。俄国最高当局自始至终对该工程给予了高度重视，并于同年成立了“西伯利亚大铁路特别管理委员会”，皇储尼古拉亲自出任主席。
其中，西伯利亚铁路工程的动工，对世界格局的冲击尤其巨大。倍感压力的英国更急于在远东扶植抗俄伙伴，但中国继续不表态，日本则继续全力争取。1889年，日本外相大隈重信表示：日本需要一支堪与英国建立联盟的海军和陆军力量，首此明确提出日英同盟的构想。[17]1890年3月，日本首相山县有朋指出，“西伯利亚铁路竣工之日，即俄国对朝鲜开始侵略之时”，亦即亚洲“掀起轩然大波之日”。日本必须把“充实兵备”作为“最大的紧急任务”。[18]西伯利亚铁路开工后，英国决定转向扶植日本。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就是，1891年，当日本提出在相互平等原则下修改日英间的不平等条约时，英国一变过去的强硬态度，转而采取了谅解姿态。[19]
1893年7月，英国外交大臣金伯利与日本驻英公使青木周藏恢复了修约谈判。[20]这个谈判意义极其重大，因为只要英国和日本以和平手段修正幕末遗留的不平等条约，其他列强在日本的特权地位自然受到动摇。而日本之国际地位自然上升，英日特殊关系自可逐步强化。其中关键全在俄国战略东进所造成之压迫。榎本武扬已看出其中关键，与其说是由于青木周藏的手腕，“不如说是由于铺设西伯利亚铁路计划所造成的亚洲全局‘近况’，使英国有所‘深思’的结果。”[21]
10月，山县有朋在《军备意见书》中提出：“自今十年之后，西伯利亚全线通车之日”，清帝国的中心地区也将不能幸免于列强之瓜分；而清帝国由于兵制衰落和军队士气的低落，对瓜分将无力抵抗。日本“应做好准备，一有可乘之机，即应主动采取行动，收取利益。”[22]甚至连德皇威廉二世也意识到：“西伯利亚铁路工程大力推进、成功在望的报告，极大地震动了日本，促使其决心在俄国尚不能做到将其大军轻易运往远东以前，迅速（对华）开战。”[23]
进入1894年后，英日关系进一步加速友好化，修约谈判也进入了最后冲刺阶段。如果日本能够以和平手段解决日英间的历史遗留问题，也就意味着其他次等强国在日本的不平等条约体系将进入瓦解倒计时。但这一外交胜利的影响需要时间来体现，就日后的日俄战争而言，这一修约事件堪称里程碑般的转折点，但就中日甲午战争而论，并不能立竿见影地弥补日本的短板。
这就提醒我们，尽管日本在战前的多轮战略较量中连续获胜，但1894年的战争仍说不上是一场一边倒的战争，日本发起这场战争是冒了很大风险的。所以日本方面才会把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与太平洋战争称为三次以国运相赌的战争。但是，国人往往站在结局上倒看历史，或视既成事实为理所当然，或完全脱离历史环境进行马后炮般的纸上谈兵，均不利于客观、深入地检讨战争得失。于是，历史也就在“蓄谋已久、准备充分”与“文恬武嬉、制度腐败”之间，沦为空洞的道德臧否。从下一章开始，我们就将抛开倒看历史的诸多成见，一本实战立场，对战争的爆发、过程和结束进行理性检讨。[24]
[1]外山三郎著，龚建国、方希和译：《日本海军史》，第25页。
[2]陈悦：《北洋海军舰船志》，第10—26页。
[3]陈悦：《北洋海军舰船志》，第12、13页。
[4]理查德·希尔：《铁甲舰时代的海上战争》，第120页。
[5]理查德·希尔：《铁甲舰时代的海上战争》，第176页。
[6]陈悦：《北洋海军舰船志》，第36—38页。
[7]郑观应：《盛世危言》，第704页。
[8]外山三郎著，龚建国、方希和译：《日本海军史》，第26页。(www.xing528.com)
[9]外山三郎著，龚建国、方希和译：《日本海军史》，第26页。
[10]外山三郎著，龚建国、方希和译：《日本海军史》，第27页。
[11]財團法人海軍歴史保存會：《日本海軍史》，卷八，第10页。
[13]外山三郎著，龚建国、方希和译：《日本海军史》，第29页。
[14]关于此种新式战舰的实战意义，及其造成的中日战力差异分析，详见本书大东沟海战章。
[15]海軍編集委員會：《海軍》，XIV，第191页。
[16]马幼垣：“中日甲午战争黄海海战新探一例——法人白劳易与日本海军三景舰的建造”，《靖海澄疆》，第171—190页。
[17]夏良才：“日英日俄关系与甲午战争”，山东省史学会编：《甲午战争九十周年纪念论文集》，第283页。
[18]“山县有朋意见书”，转引自“日英日俄关系与甲午战争”，《甲午战争九十周年纪念论文集》，第299—300页。
[19]“山县有朋意见书”，转引自“日英日俄关系与甲午战争”，《甲午战争九十周年纪念论文集》，第283页。
[20]“山县有朋意见书”，转引自“日英日俄关系与甲午战争”，《甲午战争九十周年纪念论文集》，第283—284页。
[21]信夫清三郎著，天津社科院日本问题研究所译：《日本外交史》，上册，第235页。
[22]山东省史学会编：《甲午战争九十周年纪念论文集》，第301页。
[23]“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关于黄海海战的演说”，《中日战争》，续编第7册，第310页。
[24]清廷方面对西伯利亚铁路开工并非全无反应，而是反应失当。正如潘向明教授指出的那样，就在该工程启动一年前的光绪十六年闰二月，李鸿章派出专员前往东北勘测营口至珲春的铁路基址，开始实施关东铁路计划。其动因即在于回应西伯利亚铁路，强化东北边防。对关东铁路工程，西太后、醇亲王、李鸿章给予了高度重视，先后投入巨资。不仅如此，清廷对东北、西北地区的边防也不断强化。在“东北边防经费”的名目下，户部自1880年后岁拨银200万两，1886后又经海军衙门岁增银100万两。此外，自1885年至1894年，又在“甘肃新疆军饷”的名义下，每年用银480万两。“如果说在甲午战前十年的有关史料中几乎找不到即使是一件催解海防经费的谕旨，那么关于强调上述两项边防经费的重要性并指令各省关如数拨解的谕旨则年年必有。”这就不仅没有起到强化对日防御的作用，反而起到了弱化的反作用。参阅潘向明《论甲午战争前十年间清朝的国防战略失误》，《甲午百年祭》第98—1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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