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近代中日对抗全面剖析

当我们将视野转向日本时，就会发现，日本海军在起始阶段的发展和晚清非常近似，都是立足装备改良，谋求坚船利炮层面的器物追赶，而未能深刻认识现代海军的复杂性和系统性。但是，明治维新后，日本率先认清了海军发展不等于海军军备发展的事实，逐步将新式海军建设转变成一个体系完备的国家工程。

明治三年十月二日（1870年10月26日），日太政官发布了“兵制统一”公告，决定海军以英为师、陆军以德为师。[54]就在这一年爆发了普法战争，德国打败法国，成为最先进的陆军强国。日本陆军在明治十一年（1878）决定转向以德为师。明治十七年（1884）2月到明治十八年（1885）1月下旬，以大山岩为首的军事考察团对欧洲列强的军事现状进行了深入调查，又意识到英国因为海军力量极其强大所以不重视海防，而是通过歼敌于海上来确保本土安全，但日本当时并无此种海军战力。相比之下，法国的海防体系则完善得多。故而决定引进法式海防体系。[55]同样是在明治十八年，日本海军又意识到，英国海军因自身传统特殊，所以奉行军政军令一元化的制度，但是德国参谋总部革命已揭示了独立的、高度专业化的军令机构对现代战争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其意义绝不限于陆战领域，从而形成了海军建设综合学习英法德三国的设定，并在如下六个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

1. 军政、军令机构

自大政奉还到甲午战争爆发，日本进行了持续的政治制度变革，在这个大背景下，日本海军的军政、军令机构也得以迅速建立并在急剧变革中日趋完善。

明治五年二月二十八日（1872年4月6日），日本中央政府废除了此前的兵部省，组建了陆军省和海军省。海军省下辖：秘史局、军务局、造船局、航道局、会计局等五局。同年十月十三日（11月13日）制定《海军省职制》，十月十五日（11月15日）制定《海军条例》，废除了造船、航道二局，改设造船寮和航道寮，秘史局则改称秘书局，从而形成了新的三局二寮制。[56]

此后，日本海军省的结构多次调整，但统管海军军政、军令的特点则没有改变。明治十七年（1884）2月8日，受陆军设立参谋总部的影响，根据《军事部条例》在海军省内成立了海军最初的军令机关“军事部”。军事部下辖五个课：第一课负责庶务、军务报告，第二课负责舰队编制、出师准备、军纪节制，第三课负责沿岸防御、航道难易之研究，第四课负责舰船兵器，第五课负责情报、战史、翻译。同年12月16日，将明治十六年（1883）1月25日增设的内局改称总务局，形成了总务局负责军政，军事部负责军令的格局。

明治十八年（1885）12月22日，明治天皇宣布废止太政官制度，推行内阁制。海军省成为内阁的常设机构，统督海军军人、军属（军人以外的工作人员和文职人员），监督所辖各部。

明治十九年（1886）3月18日，成立了陆海军联合参谋本部，规定参谋本部的本部长由皇族人士出任，下设两名次长，陆海军各一个名额，其下又设有陆军部和海军部。以期参谋总部成为一个统合陆海军的中央军令机关。3月22日，海军军事部废止。但是，由于陆海军的矛盾，这个联合参谋本部最终在明治二十二年（1889）2月解散。到甲午战争爆发前的明治二十六年（1893），设立了独立的海军军令部。[57]该部门下辖四个部：第一部（作战）、第二部（军备）、第三部（情报）、第四部（通信），平时主管日本海军的作战与用兵计划，战时为各舰队的直属长官，并确定作战目标。海军省则成为专管海军政策、军备、人事、教育等事务的军政机关。

至此正式形成了陆军省为日本陆军最高军政机构，海军省为日本海军最高军政机构；参谋本部为日本陆军最高军令机构，海军军令部为日本海军最高军令机构的格局。在当时这是一个非常先进的结构。尽管后来出现了军部政治的毒瘤，但其原因绝非源自参谋机构本身，而是源自日本宪法的先天缺陷——天皇直接统帅陆海军，从而造成军事系统和文治系统的平行结构。有无独立的军令机构，军部政治都会形成。如果说这中间有值得检讨的问题，即在于因为陆海军间的军种矛盾而未能形成陆海军一元化的军令机构，是日本军事制度的一大不足，严重限制了日本陆海军联合作战的能力，日本也意识到这一点，通过设立战时大本营的方式进行弥补。在明治二十六年的5月19日，制定了“大本营条例”，以大本营作为战时统一指挥陆海军作战的一元化军令机构。[58]无论如何，作为一个后发国家，日本能够在短短二十余年内形成完备的军政、军令机构，已算是杰出的成绩。

2. 舰队建设

如果说师团是日本陆军的基本战略单位，舰队就是日本海军的基本战略单位。如何完善舰队的编制、部署和指挥管理，是后发国家发展海军的重大课题。

经过长期摸索，日本海军在明治十七年（1884）10月1日颁布“舰队编制例”、“舰队职员条例”，规定“舰队”由三艘以上的“军舰”组成。[59]这里的“军舰”亦有特殊定义，特指可以单舰为最小战斗单位遂行任务的军用舰船。[60]根据实际情况需要，将两支以上的舰队编组行动时，称为“联合舰队”。虽然日本要到10年后甲午战争爆发时才第一次正式编成联合舰队，但编制上的准备则显然在此时就已经完成了。

明治二十二年（1889）7月24日，制定了“舰队条例”，明确了舰队直隶天皇，军政管理归海军大臣负责的责任关系。7月24日，原常备小舰队更名为常备舰队，下辖浪速、高千穗、扶桑、高雄、葛城、大和等六艘军舰。甲午战争爆发前夕的明治二十七年（1894）7月13日又组建了警备舰队，6天后改称西海舰队，具备了组建联合舰队的基础。

3. 现代兵役制度

明治六年（1873）1月10日，日本推行征兵制。海军因为装备有限，尚不需要大规模的人力支持，但对兵员素质要求较高，故海军仍采取志愿兵制，直到明治二十年（1887），由于舰船和后勤系统都大幅度增加，这才开始实行征兵制。[61]至甲午战争前夕，日本海军的人员构成如下表：

甲午战争开战时的日本海军人员表[62]

4. 基地建设与镇守府制度

对海军而言，基地的重要性不亚于舰队。基地不仅是舰队的母港，而且是连接作战系统与后勤系统和协调海上行动与沿海防御的重要据点。单个基地的发展已属不易，站在战略全局的立场协调不同基地的选点，进而整合陆上系统和海上系统，形成海军的综合战力，更可以说是一个比建设、维护舰队还要困难的事情。

明治四年（1871），日本兵部省内设立了海军提督府，对海军的岸上设施和机构进行管理。但由于当时日本海军的规模非常小，所以尚未设立专职军港。直到明治七年（1874），才决定在太平洋沿岸和日本海沿岸各经营一个军港。最初的原则是让基地尽量接近固有造船厂和维修中心，所以选中了大津村和鹿儿岛，分别设立第一提督府和第二提督府。[63]但是，同年的侵略台湾事件，展示了长崎便于海外远征的位置优势。明治八年（1875）10月28日，海军省又转而决定分别以横滨和长崎为基地，将提督府辖区划分为东海区和西海区。[64]

但是，当时的长崎和横滨都是幕府时期就被迫向列强开放的通商口岸。外国军舰和商船往来不息，列强水兵甚至常常上岸进行射击训练，一如其在上海租界的行为。对此，同样为不平等条约所困扰的日本政府非常无奈，数次修约努力又都归于失败，这就为相关港口的管理带来巨大困难。日本高层被迫承认，长崎和横滨在相当一段时期内都不是合适的海军基地。于是，在明治九年（1876）5月29日，川村纯义海军大辅提出另选地址，在日本东西南北四方各设一个镇守府，每个镇守府配备一支舰队，以期达到“镇定四海”的作用。但当时日本既没有这么多军舰，也没有发展四个镇守府的力量。所以，8月31日，太政大臣传达了废除东部、西部指挥官，另设立东海、西海两个镇守府的通告。9月1日，制定了海军镇守府章程。9月14日，东海镇守府率先开设，原提督府则废除。明治十五年（1882）10月12日，为东海镇守府配备了11艘军舰组成的中舰队。明治十七年（1884）12月15日，东海镇守府迁往横须贺，改称横须贺镇守府，并开始制定新的镇守府条例。

明治十九年（1886）4月22日，“镇守府官制”规定，镇守府司令长官下辖参谋部、军医部、主计部、造船部、兵器部、建筑部、军法会议、监狱、军港司令部、预备舰部、水雷部、航海部、军政会议（重要事项的审议机关）。[65]此外，还颁布了《海军条例》，效法法国，将全国海域划分为五个海军区，每个区设立一个镇守府，配备一支舰队，以形成五海军区、五镇守府、五舰队格局：

这个方案一经提出，便被抨击为食洋不化。事实上虽然进行了五个海军区的划分，却从未落实五个镇守府的方案。吴港镇守府与佐世保镇守府要到明治二十二年（1889）7月1日才开设，舞鹤镇守府到明治三十四年（1901）才开始办公，室兰镇守府则始终未开设。等于长期只开设了横须贺一个镇守府。相应的，兵力、资源也高度向该区集中。

明治二十二年（1889）5月28日，废止“镇守府官制”，新制定了“镇守府条例”，规定镇守府负责所辖海军区的防御，所属舰艇的统率、补给、出动准备，兵员的征募、训练，施政的管理、监督。日本海军人员的兵籍亦隶属于镇守府。由此可见，镇守府兼有如下多重职能：

（1）舰队母港

（2）舰船制造、维系基地

（3）海防要塞(www.xing528.com)

（4）海军官兵的征募、训练、管理中心

镇守府司令长官在军政方面接受海军大臣的指示，作战计划方面则接受海军军令部总长的指示。镇守府司令长官的幕僚人员和组织包括：军港司令官、造船部长、兵器部长、会计部长、建筑部长、镇守府卫生会议议长、镇守府会计监督部长、镇守府军法会议。[66]

同年7月1日，吴港镇守府、佐世保镇守府同时开设。

这就初步形成了五个海军区、三个镇守府，以太平洋沿岸为战略腹地，逐渐将战略重心转移到日本海沿岸的战略布局。镇守府制度和前述军政、军令系统及舰队建设结合在一起，为日本海军的长久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5. 海军教育

早在幕府时代，日本就已经开始引进新式海军教育。但和晚清一样，这种教育高度注重军舰操练，内容非常狭隘。自明治维新后，这种局面迅速被打破。

明治二年九月十八日（1869年10月22日），新政府在东京筑地原幕府军舰操练所的基础上，开设了海军操练所。[67]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太政官在题为《兵部省前途之大纲》的报告书中明确了海军教育的重要性：“欲使皇国军队迅速统一起来，首先要有可充当教官的人材，否则就难以领导和指挥数千人。有了人材，就可开办学校，进行战术教育，建立海军之基础。”[68]

明治三年一月十一日（1870年2月11日），海军操练所举行首届学员开学典礼。十一月四日（12月25日），海军操练所改称海军兵学寮，下设幼年学舍、壮年学舍和专业学舍三部分。其中幼年学舍招收15—19岁的学员，进行预科二年、本科三年的教育，预科授课内容包括：英学、汉学、数学（代数）、马术、武术、游泳。本科授课内容包括：英学、航海学、炮术、造船学、蒸汽轮机学、兵学、军律、化学大略、海上诸规则、医学。壮年学舍招收20—25岁的学员，进行为期三年的速成专业教育，授课内容包括：英学、数学、航海术（海上测量学·船具运用学）、炮术、蒸汽器械学、造船学、海上诸规则、海陆军律。以教导下士官为目的的专业学舍则未开设。[69]

明治五年（1872）一月九日，明治天皇巡幸海军兵学寮，题词勉励，还旁听了粟津高明主讲的英国海军史，并观摩了相关专家解说的各类教学器械。[70]十月，设置了负责海军医务卫生的海军军医寮。[71]

明治六年（1873）7月27日，英国海军战术名家英格里斯少校（Major Inglis）率领的34人教官团抵达日本，帮助海军兵学寮制定了规章制度，奠定了日本海军军官教育的基础，也奠定了日本海军战术研究的基础。[72]8月，开设海军医院学舍，是为海军军医学校之发端。10月，在海军兵学寮内增设了轮机专业，是为海军轮机学校之前身。[73]

明治九年（1876）8月31日，海军兵学寮改称海军兵学校。明治十四年（1881）7月28日，海军兵学校附属轮机学校独立为海军轮机学校。[74]此后又逐步发展出海军军医教育系统，并在镇守府之下发展出完备的新兵训练体系。明治二十一年（1888）又设立了海军最高学府——海军大学校。[75]8月1日，海军兵学校校址从筑地迁至广岛县江田岛，[76]逐步发展为世界三大海军名校之一，并形成了直到今天仍被海上自卫队尊奉的江田岛精神。

6. 演习训练

和海军教育相表里的另一面是日本海军对演习的高度重视，这又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海军自身的演习，一个是海陆军之间的联合演习。

甲午战前，日本海军的演习规定已高度完善，海军自身的演习分为如下三大类：

一、月次演习，每月一次，由各舰船部队分别进行。演习内容为：（1）本舰，战斗准备；（2）本舰水雷防御准备；（3）陆战队上陆及陆战；（4）水雷攻击及防御。

二、小演习，每年春天进行一次，由镇守府及相关舰队进行，演习内容为：（1）军港、要港及海岸要地的防御；（2）军港、要港及海岸要地的攻击；（3）港湾封锁及占领；（4）击退封锁港口的敌舰；（5）舰船对抗；（6）陆战。

三、大演习，无规定周期，由镇守府和相关舰队根据需要组织，内容与小演习相同，但规模更大。[77]

明治二十年（1887）6月，日本海军在清水湾集中扶桑、高千穗、浪速、海门、筑紫等五艘军舰，进行了历时三个月的演习，这也是日本海军进行的第一次小演习。战斗方法调查委员会对演习中出现的战术问题进行了反复研讨。此后，相关研究转往横须贺，用小汽船代替军舰进行模拟演习。[78]

与此同时，陆海军之间的联合演习也极受重视。明治二十二年（1889）1月，日本陆军颁布了“陆海军联合大演习条例”。2月，陆军又颁布了“陆军军队机动演习条例”。[79]同年3月27日，日本海军在东京湾举行了第一次大演习，演习历时四天。[80]

明治二十三年（1890）3月28日，明治天皇亲自统辖监管了日本历史上的第一次陆海军联合大演习。演习地点在名古屋，共计16艘军舰、8艘鱼雷艇、29艘运输船及其他杂役船参加了演习。[81]此前的历次演习，无论陆军还是海军，都是立足日本本土防御，侧重点为抗登陆作战，战术研究的重心也是置于防御方的立场上。但是，从这次演习开始，演习的重心开始转向夺取重要港口。陆海军双方的战术研究重心也都转向了攻击一方。[82]陆军在这次演习中还特别检验了学自德军的大规模铁路机动和野战电报通信。[83]

明治二十四年（1891）12月，日本陆军颁布了《野外要务令》，将陆军军队机动演习进一步细化为两类五种：第一类为小机动演习，包括旅团演习、师团演习、师团假想敌演习。第二类为大机动演习，包括监军统辖监管的师团对抗演习和天皇统辖监管的特别大演习。其中，师团对抗演习是召集预备役的战时编制演习，特别大演习则是不进行预备役召集的常备军演习。[84]

明治二十五年（1892）3月21日，日本海军又实施了第二次大演习。[85]同年10月23日，天皇又统监了宇都宫特别大演习。[86]

相比之下，北洋海军的定期演习只有三年一次的校阅，且实战性极低。陆海联合演习则根本没有。

综上所述，可知日本海军在建设的系统性上同样远远凌驾于清国海军之上。此种系统性在人员的使用上有鲜明体现。中方往往在不经综合历练的情况下授予留洋学生以管带职务，此后管带又长期没有升迁空间。日本则能令相关人员在不同舰种、不同岗位上反复锤炼、逐步升迁从而铸成栋梁。[87]此人事差异归根结底，即双方海军建设系统性差异之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