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陆军转型对比：甲午胜负揭晓

清军号称有百万常备陆军，分为八旗、绿营、勇营、练军四类。其中在法理上的正规国军是八旗和绿营，勇营和练军则仅起临时辅助性作用。但是，从实战角度审视，各军价值恰恰相反，二十余万八旗早已堕化为特权集团，四十余万绿营兵在太平天国内战后也丧失了实战价值，更像是一支武装警察部队。真正有战斗力的只有三十余万勇营和练军。而清廷既不能对八旗、绿营加以整顿，又不能痛加裁汰，从而形成正规军空耗兵饷而无战斗力的奇怪局面。[23]

而在这较有战斗力的部分中，绝大多数部队只有内战价值，能在装备和战术训练上勉强抵御外侮的，只有李鸿章麾下的三万余名北洋陆军（详见本书第十一局第一节），无预备、后备人员。[24]如临时征募，则至少要训练三个月才能形成初步战斗力。

“营”是这些部队的最高常设单位，以步营而论，一营四哨（另亲兵一哨六队），一哨八队，每队12至14人不等，另每营长夫180人，一营满编685人。其中长夫为湘淮军系统的特色人员，属于半工兵半辎重兵性质的辅助力量。[25]但一般情况下清军说到营兵时，只算战兵人数，长夫则另外计算。故而，在清军的记录和奏报中，多以500人为约定俗成的一营人数。但如是马营，则仅250人。

此种营制最严重的问题即在于，即便在战时状态，营之上也没有常设单位，而只有统领这一临时职务。即便营数极多，战场范围极大，也不过在数个统领之上增设临时性的总统，[26]而数营和数十营的指挥官均在同一级别，其指挥调度之乖张可想而知。其根本原因即在于，尚未脱离前拿破仑时代之传统，仍以指挥官之口眼耳范围为战斗管控范围。对拿破仑战争中出现的军师结构自然难以吸收消化，后拿破仑时代之参谋总部组织更不入法眼，从而使得清军全无战略单位和作战单位意识，只有一大堆战术单位和零星破碎的战术概念，且此战术概念亦仅重武器。李鸿章对发现、购买先进武器向来是不遗余力。这是他在太平天国和捻军内战中积累的经验教训——以新式武器压倒敌军。同治三年五月底他在写给曾国藩的汇报中便提及：“敝军枪炮最多而精，郭松林、杨鼎勋、刘士奇、王永胜四军万五千人，洋枪万余枝；刘镇铭传所部七千余人，洋枪四千枝，是以所向披靡。”[27]

所以淮军率先抛弃中国自产的老式火枪、抬枪，全部换装进口步枪，此后于新式步枪、火炮之引进始终不遗余力。而包括湘军在内的各股武装甚至长期还保留着刀矛部队。故淮军之装备在国内各军中始终居于遥遥领先的地位。这种特殊的内战经历，反而限制了淮军的战术意识和军事学说体系的建立。一旦遭遇装备相当但具备现代战术、战略素养的新式陆军时，其缺陷便暴露无遗。此点在中法战争中已有展现，可惜未能及时引起清廷上下的深入思考。[28]

反观日本，自幕末以来，日本陆军以法国为师，在明治维新初期便形成了完善的步、骑、炮、工、辎五兵种协同的战术体系。普法战争后，日本陆军要员逐渐意识到普德军事系统之先进，乃断然转向“以德为师”。明治十一年（1878），日本组建了参谋总部，并设立陆军大学，聘请来自德国参谋总部的少校参谋麦克尔任总教习，以全力打造日本的陆军军官团。[29]麦克尔逐步令日本军人明了“关于实行全国总动员的要求，其中应具备一个战略性的铁路网，一项新的征兵令，以及一套改进的参谋作业”。[30]而日军参谋总部更在内部改革的同时，连续派出大量参谋人员进入中国，测绘精密地图，收集各类信息，为中日战争作充分准备。[31]

相比之下，中国也不乏注重对日情报搜集的人员。如沈葆桢在1894年台湾危机后便派专员去日本搜集情报。跟随黎庶昌赴日的随员姚文栋，用了5年的时间搜集日本地理资料，先后编纂了《琉球地理小志》、《琉球说略》，并于1884年编译了10卷本的《日本地理兵要》。后者得到了总理衙门的高度重视，被官方刊印后分发全国与军事相关的机构参阅。此外，同为驻日使馆人员的陈家麟、傅云龙、黄遵宪也都非常注重日本研究。1887年陈家麟编写了四卷本的《东槎见闻录》，1887年黄遵宪撰写了30卷本的《日本国志》，1888年傅云龙编纂了30卷本的《日本游历图绘》。这些研究成果颇能立足中国传统史学经世致用的精神，探求实学得失。像《日本国志》这样的杰作，在日本也没有可与之比肩的作品。但是，从实战角度审视，又不能不承认，这些书籍对当时的中日战争没有太大价值。原因有三：

其一，这些作者虽然都是优秀的官僚和人文学者，但缺乏现代军事学和地理学的专业训练，仍只能大而化之地探求文化、制度、风土人情背后的启示，而无法将之转化为高度实战化的军事资源。

其二，中国没有现代化的军事制度，也没有高素质的参谋军官团，无法针对性地将相关学术研究与专业军事需求进行对接。

其三，即便有前述缺陷，这些行为已经引起日方的恐惧和戒备，对中国外交人员的限制和监控越来越严。

所有这些，都极大限制了中国对日情报的搜集和使用。甲午战争中，日军在缴获的清军地图中发现，中国绘制的日本地图错漏百出，居然将本州、九州、四国都想当然地画成椭圆形，而东京则被标在了大阪的位置上。[32]

值得庆幸的是，甲午战争后来是在朝鲜和中国的领土上进行，多少抵消了中方相关信息匮乏的短板。但日军在中国广泛布设的谍报网，则使日本的异国作战阻力大大降低。[33]

同时，日军还引进了欧美标准的军衔、编制体系，并在明治二十一年（1888）废止镇台制度，确立了新的师团制度。[34]从此直到二战结束，师团始终是日本陆军的基本战略单位，也是和平时期的最大陆军作战单位。一个师团在战时满编状态共计18 500人，马5 500匹，下辖一个师团司令部、两个步兵旅团、一个骑兵大队、一个野炮兵联队、一个工兵大队、一个大架桥纵列、一个小架桥纵列、一个弹药大队、一个辎重兵大队、一个卫生队，一个野战医院。[35](www.xing528.com)

此外，早在明治五年（1872），日本就开始推行国民兵役义务法。至甲午战前，日本已形成较完善的“现役—预备役—后备役”三级配置。其陆军常备兵力为7个野战师团，算上后备兵员，合计22万余人（甲午战争中实际动员兵力240 616人）。[36]则日军在陆战层面不仅占据质量优势，亦已占据事实上的数量优势。

甲午战争前夕，英国海军部情报处曾应外交大臣金伯利（Wedehouse John Kimberley）的咨询，递交了一份中日军力报告书，其中对中日陆军差异有极佳的分析：

中国拥有大量不同型号的步枪，购自西欧和美国，已有些过时……在弹药方面，由于种类繁多，很难区分清楚。一般说来，随枪一起购买的弹药，时过多年都已经报废了。尽管从国外购买了这么多军火，现今大部分中国军队的装备，仍是古旧的火绳枪。从国外购进的武器，一般都是在仓库储存不善的，官方似乎也不愿把它配给部队。

……中国军队显然缺乏有组织的运输系统，也很难说有什么医疗服务。中国军人知道自己一旦害病、受伤将是什么命运，无论害病亦或受伤都会被抛弃，因而不可能有多大的战斗热情。战争时期尤其是这样。尽管中国士兵在西方人的训导和约束下也希望证明自身的重要价值，但在现有条件下，在中国军官的手下，只不过比苦力稍好一点罢了：肮脏、懒惰、涣散，脑子里没有起码的服“兵役”的概念。

……（关于日本军队）我想引用一位不无权威的军界作家的一段话：

“我原以为，日本的军队也不过就相当于欧洲三流军队的水平。而我来到日本后却发现，这支军队竟有着如此完善的组织、精良的装备和全面的训练。更令人惊奇的是，作为一个东方民族，它们竟能这样轻松自如、有条不紊地指挥着自己的军队。”

和平时期，日本军队的战斗兵力总共约有75 000人，但战争时期可以激增到250 000人。每个师、旅、团都有各自的征兵范围，在地方上都设有固定的指挥部。和平时期的75 000军队大致分属下列兵种：

其中，步兵最佳，炮兵次之，骑兵一般。

……大多数军官都毕业于帝国军校。

总之，不管从哪个角度讲，中国军队都是前途未卜的。尽管有一部分中国军人不像上面描述的那种散漫之徒，但总的说来，他们还是缺乏训练、没有组织、没有合格的指挥人员。……

另外，日本军队战时可以增加到200 000人以上，而且装备精良、组织完善、随时能战。他们行动迅速、服从命令、民族热情高。他们的运输、医疗措施组织得力、行之有效。他们武器精良而且操作熟练。从这些方面看，日本军队之与中国军队，就像19世纪的文明军队之与中世纪军队一样。中国要想取胜日本，只能通过大幅度拖延时间，比如说两年或者三年，同时抓紧按照欧洲模式重新组织军队。不过，就算是日本能给中国时间的话，中国也不一定会这样做。中国人从来就没有意识到军队一词的含义和用途。当兵从古到今都是受人歧视的。[37]

今天回头看去，我们不能不对英国谍报机构的能力深表佩服。确实，在甲午战争中，双方虽然武器装备相近，但以军事建设水准与战争指导能力而言，实则处在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里。一个已经迈入现代的行列，一个还徘徊在传统的世界里。作为一个陆地大国，最终却在陆军建设上全面败给一个岛国，不能不说是近代中国的一大耻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