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陆海军转型：复盘近代中日对抗

作为19世纪的两个后发国家，中日两国的陆海军发展注定带有深刻的追赶色彩。如不能理解19世纪军事发展的前沿动态，就难以精准理解中日军事转型竞争的成败得失。

蒸汽时代的到来，尤其是蒸汽动力的陆权化，和工业化总体战趋势的愈演愈烈，构成了19世纪陆战变革的基本环境。这三者结合在一起后，对现代战争的指导方式和军人的思维训练，都提出了全新的要求。

农业文明时代的战争由于受到技术条件的限制，有下述两个特点：（1）战场空间有限。直到拿破仑战争为止，最高统帅依然可以直接控制会战进程，并亲临现场，以目力观察和口述命令影响会战进程。（2）重视指挥官的勇气和经验，轻视其知识和学习。以威震欧洲的普鲁士军队为例，直到拿破仑战争为止，其军官团仍以庄园贵族子弟为主，且这些军官几乎完全不学习数学，也不接触最新的军事地图测绘工作。“一位将军只要勉强写出其姓名，就不算是没有受过教育；好一点的话，则可能自夸为学者、墨客、及三流作家。”[3]

但是，19世纪的军事变革打破了传统的时空概念，引发了全新的战争指导诉求：“由于技术的迅猛发展，作战指挥已全部由经过技术、科学训练的杰出专业人才担任。……战争已从王公贵族的赌博，逐渐演变成由一个技术化的、隐姓埋名的机构来领导的斗争。”[4]

在这一点上得风气之先者即为普鲁士陆军中的改革派。在沙恩霍斯特、格纳泽瑙与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等人的带领下，普军进行了大胆的革命性尝试，构建了全新的参谋总部制度，并最终为老毛奇（Helmuth von Moltke）所完善。[5]这一新制度兼有下述四种职能：[6]

首先，参谋本部是一个研究机构。它直接管理陆军大学，并以战史编纂为头号任务。它将军界精英聚集起来，广泛搜集本国和各军事强国的兵要地志资料和各种军事相关情报，并以此为基础展开对军事问题的深入研究。其中对军事史的研究被规定为参谋本部的核心职责之一。失败研究与错误研究，尤其是对自身的失败和错误的研究尤其受到重视。

其次，它又是一个教育机构。它将前述研究成果转化为操典和教材，通过军校和军队切实地贯彻到基层。同时它不仅从基层遴选精英，还周期性地将总部的精英派到基层，形成互动，并避免军人成为学究，并且还通过外派武官制度，使得军界精英得以到国外尤其是假想敌国进行长期的体验和观察，既收集相关信息（尤其注重军事地理的实地勘测与数据采集），又做到从思维方式到文化心理的知己知彼。

再次，它又是一个决策机构。负责提前选定假想敌，并依赖于前述信息采集，制定精密化的战争计划。

最后，它还是战时事实上的最高指挥机构。它的最终目的在于形成一个学习型、研究型的专业化军官团，并进而通过参谋体系对战争进行精密化的准备、指导与协调。[7]

而参谋总部革命不仅是19世纪陆军转型的核心要义，在和同时期海军技术的突飞猛进结合后，也猛烈冲击了同时代的海军转型。

从西班牙“无敌舰队”覆灭到拿破仑战争结束之际的二百多年，虽然是海军大行其道的二百多年，却同时又是海军技术近乎停滞不前的二百多年。“如果德雷克的部下登上纳尔逊的‘胜利号’的话，他们不消经过长期的训练便能以可观的效能扬帆出海和进行作战。”[8]但是，从1830年到1870年的40年内，海军技战术却发生了剧烈变革。

就军舰本身而论：动力系统从风帆变成蒸汽，造舰材料由木头变成金属，火炮和装甲技术在攻防互动中迅速变化。[9]此外，岸防技术也在发生剧烈变革，同时陆战体系的变革也影响到海军。所有这些变革急剧改变着军舰、军港和海战的形态，进而推动整个海军进行了脱胎换骨般的转型。

1. 蒸汽动力变革的影响

从风帆到蒸汽的驱动力革命，极大地提高了海军的战术机动性，使之不再仰赖变幻莫测的风力，却也同时极大限制了海军的战略机动性。在木质风帆战舰时代，军舰无需考虑燃料的问题。但到了蒸汽时代，却必须受到煤炭补给的巨大限制。和后来的石油截然不同的是，固体的煤炭很难运输、卸载、装填，这就在无形中强化了基地尤其是海外基地的重要性。一支海军的作战半径、威慑范围、远征距离，都取决于基地的布设和经营。同样是由于蒸汽动力革命的影响，轮机师的地位直线上升。尽管轮机师在1832年才被确定为军舰上的正式人员，且无一人获得军衔，但到1870年，“一位最资深的轮机师的军衔与一位资深舰长不相上下”。[10]

2. 岸防技术发展的影响

在军舰技术迅猛变革的同时，岸防技术也发生了剧烈变革，铁路为陆地力量提供了强大的战略机动性，岸防炮的进步则令海军正面攻击港口日趋等同于自杀。这就使得两栖战的价值日趋凸显。鸦片战争中，英军已很少正面攻击港口，而是出动陆战队在炮台附近登陆，再从陆上攻克炮台，进而逐步夺取港口，基本上仍是在战术范围内进行迂回攻击。到19世纪后期，登陆点进一步远离港口，开始形成作战层级的迂回攻击。但避开海上的正面攻击，从陆地方向夺取港口的两栖战法日趋成为夺港战的主流。这就对陆海协同作战提出了全新的要求。(www.xing528.com)

3. 战术的变化

在法国大革命战争与拿破仑战争期间，英国海军主力舰火炮的射速约为每两分钟三发，但有效射程只略大于四分之一英里。然而，大部分海战是在更近距离上进行的。[11]相对于改良火炮瞄准器，纳尔逊更倾向于近距离交战。用他的话说：“万一看不懂信号时，尽管把军舰靠近敌人，这样做的舰长是不会大错的。”[12]

拿破仑战争之后，火炮的射程和威力迅速增加，舰炮的有效射程也迅速达到4 000码。在这种情况下，一支较弱的舰队，“再也不能靠短兵相接的一场混战来补救自己的劣势”。[13]这就使得海军战术发生了巨大转变，立足新武器设计队形，再立足新队形贯彻战术的能力，直接决定海战的胜败。

4. 新式海军教育及兵役制度的形成

在木质风帆战舰早期，战舰和商船没有什么明显的差别。此后，随着主力舰的发展，战舰和商船的区别日趋明显，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海军人员的专业化需求和商船人员的专业化需求之间仍未形成显著差别。所以，欧洲列强长期依赖抓丁的强制手段，从商船领域获得海军人员。英国也不例外。当法国大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造成了空前压力后，英国甚至还组建了正规的“抓丁队”。[14]进入19世纪后，由于“海军越来越迫切需要培训和专门化”，仓促征集乃至抓丁来的普通海员已越来越难以应对战争的需要。影响所及，一方面海军日趋注重教育体系的完善，另一方面则开始推行兵役制度。[15]

5. 参谋总部革命与海军军令系统的独立

如前文所述，参谋总部革命是19世纪军事变革中的重要一环。这一变革虽然由普鲁士—德意志陆军发起并完成，其价值和影响却不局限于陆军和陆战范畴。其实质为立足于新式战争观而形成的全新的军令机构。这一影响逐渐波及海军，从而推动了海军参谋部体系的建立，标志着独立的、高度专业化的海军军令系统的建立，深刻影响了此后的海军作战指导。

上述五项变革综合在一起，导致19世纪的海军发展竞争激烈，牵涉甚广，主要有：

受人是陆生动物这个基本事实的限制，海军和陆军相比有一个极大的差异，即海军对装备的依赖度非常高，而装备的研发和生产又严重依赖于相应的技术。另一方面，装备的设计、使用也离不开战术思想的指导和战术需求的限制。这就使得技术、装备和战术三者的互动，构成了整个现代海军的基础。

海军的生存、发展和使用，又离不开基地的支持。一国海军基地的数量、质量、位置，直接影响一国海军的效能。

无论是技术、装备，还是战术、基地，都需要具体的人来发明、改进、维护、使用。故而，海军人员的组织、教育和使用就成为第三重要的事情。

有了精通技术、装备和战术的人员之后，如何进行指挥管制，就成为第三序位的问题。从作战的角度讲，这主要牵涉舰队的划分和管理。从平时和战时整体管控的角度讲，则涉及军政、军令机构的设置。

在前述基础上，现代海军得以发展，发展的规模则主要受到四个因素的制约：（1）综合国力；（2）稳定的专项经费；（3）一国因现实需要，对陆海力量比例的平衡；（4）海军内部对质与量的关系的平衡。

对前述所有内容所进行的学理性探讨，构成了海军学说。先发国家往往是通过漫长的创新，形成一套先进的实践体系，且常常带有“日用而不知”的特色，如不能及时进行学说化，就会陷入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循循相因中，反被传统束缚，难以创新。后发国家虽无传统束缚，但普遍无法再借助漫长的摸索去重走先发国家的道路，而必须在急迫的国防压力下实现迅速发展，这就导致后发国家比先发国家更需要学说体系的支撑。

总而言之，后拿破仑时代的陆军和陆战已呈现出日趋科学化、专业化、复杂化的趋向。现代海军更是一个结构高度复杂的巨型组织，如不能系统地把握，即无法有效地发展、使用海军。但遗憾的是，晚清时代的军事精英却鲜有人认识到这个基本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