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战略机遇期只有被把握并实际利用才有价值。从这个角度看中日围绕战略机遇期的博弈,就会发现,由于受到第一章所揭示的战略认知能力不对称的影响,中日双方对战略机遇期的把握和争夺能力也是极其不对称的。
1868年日本开始明治维新,抢先于中国开始系统性的现代化进程。1871年,中日建立现代外交关系。1874年,日本即以琉球漂流民被土著杀害为借口,悍然出兵台湾。这一行为充分展示了日本不甘于仅利用发展机遇期、而要同时利用冲突机遇期战胜中国的本质。但是,在当时的环境中,这一行为不仅没有给日本带来利益,反而给日本带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危机,并为中国提供了一个新的机遇期。
尽管历史中清王朝要到1881年才彻底走出战争状态,但是,细致分析就会发现,清朝内战最核心的问题在于太平天国和捻军,这不仅是由他们要彻底推翻现政府的目的所决定的,也是因为他们活跃在中国最核心的地区。1868年8月,最后一支捻军部队被消灭。1872年,最后一支打着“太平天囯”旗号作战的太平军部队在贵州被消灭。接下来,清王朝面临的问题主要是收复青海、新疆的问题。而就在两年之后,日本便发起了对台湾的进攻,又过了两年,日本便强迫朝鲜签订了不平等条约。此后又三年,日本吞并了琉球。因而,纵然时人不会像掌握了历史纵深的后人那样,有一种以1894年为大限的倒计时紧迫感,但只需有敏锐的警戒性,至少是到了1874年或最迟1879年就应认清日本的威胁,并进而意识到,鉴于当时清王朝财力有限,无法在西征的同时重创日本,只能是做出一个选择:或纵容日本,先收复西北失地;或暂缓西征,先集中力量发展海军,伺机重创日本。只要中国能将这个对日作战计划与前述转型、资源、外交机遇期中的任意两个结合在一起,就可以形成一个强劲的对日冲突机遇期。而日本1874年在台湾采取的鲁莽行动,正好在客观上提醒了中国:日本是心腹大患。
当时有如下七种方案可供中国选择:
方案一:利用中英同盟来平衡俄国,进而以日本和西班牙为假想敌,针对性地发展陆海军,如日本被震慑住,则伺机控制菲律宾;如日本仍与中国为敌,则全力打压日本。此方案得以实现的关键在于,要通过外交沟通让英国默许。如此,则南洋的冲突机遇期就有可能复活。从而使中国迅速崛起为大英帝国最重要的战略伙伴,至少可确保在东亚的区域霸主地位。
方案二:利用中英同盟抗俄,同时对日本推行威慑战略,进而逼迫日本南下去与西班牙争夺菲律宾。如日本战败,中国即可趁机出兵,压迫日本同意琉球复国。如日本战胜,菲律宾就成了一块孤悬海外的飞地。日本要长期维持控制并不容易。只要中国在抗俄的基础上发展出强大的现代军事力量,等到一战爆发,即可趁机进行战略南移,对菲律宾和琉球同时展开行动,只要确保两国都成为亲华的独立国家,就可以彻底扼杀日本的帝国化可能。
方案三:先利用冲突机遇期痛击日本,再谋西进。在西进过程中,中俄矛盾必然激化,此时即可立足外交机遇期,整合资源、转型机遇期,形成全方位的中英联盟,进而在与俄国的对抗中谋求英国扶植下的发展,最终确立中国在东北亚地区的主导性大国地位。(www.xing528.com)
方案四:先西进,并在与俄国的对抗中形成中英联盟,同时利用陆权复兴的战略机遇期谋求综合发展,最终通过综合国力的巨大落差,迫使日本屈服中国。如日本届时仍像1874年侵台那样愚蠢地挑战中国,则中国即可抓住机会痛击日本。此战之后,不论日本主观意志上是否屈服,中国都将重新获得东北亚地区主导性大国的地位。如日本转向与俄国结盟,则中英同盟自然被强化,对中国更加有利。
方案五:拒绝与英国结盟,但对俄妥协,并进而谋求中俄同盟,以西部利益的牺牲换来时间,全力与日本对抗。如此日本必将比现实中更积极地向英国靠拢,英国也将被迫以更大的力度扶植日本,从而形成清俄同盟对抗日英同盟的局面。但俄国很难为中国的转型发展提供有力的技术、资金支持。其远交近攻、蚕食邻国领土的传统也很难改变。如俄国最终获胜,中国仍难免被近攻的命运,且此时已没有远交的盟友可资利用。如日英同盟获胜,则中国必被瓜分。
方案六:不与任何强国结盟,自力更生,西拒俄,东抗日。如此一来,英国就会彻底保持局外中立,静观时变。如日俄结盟,英国就会强行介入,支持中国。如中日俄三方上演新三国演义,英国乐得做局外旁观者,以此维持东亚平衡。最终结局即决定于中国能否充分利用陆权复兴提供的转型机遇。如能充分利用,则大抵能维持一种三强平衡的结构,以待一战爆发,再与日本一决雌雄。如不能充分利用,则最终仍不免落败,从而陷入被列强瓜分的结局。
方案七:不与任何国家结盟,但也不与任何国家对抗,以忍让和忍耐换取时间,一门心思搞发展,等自身强大后再解决外部问题。这个方案的本质是抛弃冲突机遇期和外交机遇期不用,而仅依赖于发展机遇期解决一切问题,在现实中实现难度极高。最简单的一点,日俄两国都是斗争性、扩张性极强的国家,又都非常善于利用机遇挑起冲突。且两国与中国都已经成为邻近性国家。不难想见,这两国绝不会让中国安心发展。故而,要采取本方案,必须先能找到一条足以拒止日俄入侵的保障方法。
庆幸的是,前述陆权复兴的机遇期并非单纯的经济发展机遇期,而是一种兼有国防意义的综合发展机遇期。铁路、电报、煤钢复合体经济及现代兵役制的结合,赋予了大陆性国家以强大的国防能力。这种能力既可抗衡海国日本,又能抗衡陆强俄罗斯,从而为居于中央位置的中国提供了一种独特的优势。而日本如不能登陆东亚变身为一个海陆双强国家,则在一个陆权复兴、超级大国时代即将到来的时代,作为岛国的日本将和英国一样,不可避免地走向没落道路。相反,晚清如发展海军则只能抗日、不能抗俄,且发展海军与陆权复兴的时代潮流背道而驰。由此可知,此时清王朝国防改革的核心绝不是发展海权,而是大力改革陆权。
事实中,清王朝选择的正是这个第七方案。主其事者就是极具争议的李鸿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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