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农业文明时代，能量主要来自人力与畜力，而人力与畜力的繁衍都依赖于土地，故而土地空间的大小直接决定国家的强弱。在这种情况下，陆权文明就成了这一时期的主宰性文明形态。举凡传统中国、马其顿帝国、古罗马帝国、印度帝国、中亚伊斯兰帝国，在本质上都属于陆权大国。
由于受到技术能力的局限，海洋在这个时代长期发挥的是阻碍作用。在这种环境下，传统中国的地缘形势是非常优越的。由于控制了华北平原而得到了雄厚的物力与人力资源。同时再控制鄂尔多斯草原，就可以编练强大的骑兵。然后依托长城防线，退可守、进可攻。而东南沿海则是远离战争一线的腹地纵深，长期以来享受着水体阻碍而带来的高度安全保障。在来自内陆的游牧集团构成唯一致命威胁的情况下，传统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最终全部移至沿海地区，绝非偶然。
大航海时代到来，彻底颠覆了传统的陆海关系。“地球表面的71%是水，陆地仅占29%，因而可以利用海上通道的国家能够与全球大部分地区保持联系，而没有或仅有很短海岸线的国家则依赖于穿过由他国控制的领土。”[7]大航海不仅扫除了长期笼罩在各大文明间的黑幕，而且以海洋为媒介开辟了一个全球性的市场网络。现在，谁能控制海洋，谁就能控制最多的市场；谁能控制最多的市场，谁才能得到最大的财富。有了财富，再培养国力，这就产生了一条由海而富、由富而强的强国之路。在这条道路上，葡萄牙、西班牙得风气之先，荷兰崛起于后，而最终执全球霸权牛耳的国家则是英国。
从地缘战略上看，葡萄牙、西班牙与荷兰都有一个共同的缺陷，即都是濒海的大陆国家，从而既要兼顾陆上威胁又要同时进行海上扩张，反而形成了搏二兔不得一兔的局面。但是，英国却是一个岛国，所以海洋不仅能给它提供财富，更能给它带来安全。只要它能控制海洋，就同时控制了利益与安全。随着控制水体范围的扩大，它的财富与安全值也就不断增加。所以大英帝国才得以运用其均势战略维持住欧陆列强间的平衡，自己则进行全球商贸—殖民扩张，从而走了一条由海向陆、富强兼备的大国崛起之路。
同时，这一时期在军事领域发生了影响深远的黑火药革命，标志着冷兵器战争开始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这一变革给陆海军带来的影响又是不对称的。正如马丁·怀特精辟指出的那样：
海洋使大炮具有机动性，在陆地上，拖运大炮越野极其费力，而与此同时，舰船则可以载着大炮走遍世界。1502年，达·伽马第二次出航，炮轰马拉巴尔海岸的卡利卡特以惩罚印度统治者杀害葡萄牙商人，由此开始了海军力量漫长的发展阶段。……葡萄牙人的发明是将舰船用于装载大炮而不是用来运输军事人员登上其他舰船，是将大炮用于击沉其他舰只而不是用来帮助人员登船。英国人效仿葡萄牙人，或许还发明了舷侧炮。他们开创了在政治上利用海军力量的做法。……培根在回忆伊丽莎白一世时期英国与西班牙的战争时写道：“拥有制海权的人具有高度的自由，战争愿打则打，不愿打则退，而仅在陆地上强大的国家所面临的困境则数倍于他国。”……制海权似乎是历次以海上大国为首的大联盟挫败历次欧陆支配大国的决定性军事因素。“那些久经风吹雨打、拿破仑的大军不屑一顾的遥远的舰船恰恰成了他统治世界的障碍。”海军力量不仅使其拥有者得以在敌对陆上大国特定的周边地区进行战争，还可以使其切断对方的所有海上贸易。[8]
也可以说，这一时期是海权和海上力量的黄金时期。而这一时期的陆地力量依然依赖人力与畜力，所以难以实现重型火炮与兵力的远距离快速机动。但海军因为借助了风力与水体的浮力，却可以实现火力与兵力的快速机动，“并在敌人陆基部队抵达滩头阵地之前，让部队在对方的海岸登陆”。[9]越是海岸线漫长的传统陆权国家越难以有效应对海权国家的威胁。而那些局限在内陆的国家虽然有幸避免了海权国家的直接威胁，但由于被摒弃于全球市场竞争的大棋局之外，而陷入更加虚弱的状态。
清军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遭遇充分证明了这一点。通过传统的驿递系统掌握军情的清王朝，总是只能得到早已过期的战报。而送往前线的指示也同样还没抵达前线就已失去了价值。而就算有了准确的情报，依靠徒步与骡马机动的清军也很难对英军采取有效的反制。理论上占据绝对兵力优势的清军，在局部战役中反而处于兵力劣势，且处处被动挨打。[10]
道光在战争期间已认识到这一窘境：
英夷如海中鲸鳄，去来无定，在我者七省戒严，加以隔洋郡县，俱当有备，而终不能我武维扬，扫穴犁庭。试问内地之兵民，国家之财赋，有此消耗之理乎？[11]
日后郭嵩焘亦指出：
或竟受惩创，扬帆以去，各省海口不能撤防，一年二年，又必复至，或遂恣意横行，为祸且将欲烈。……中国沿海八九千里，果何以堪之？[12]
更糟糕的还在于，昔日的安全腹地一转成为战略前沿的同时，伴随着俄罗斯的东扩，传统的陆权威胁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更加严重了。而在海洋正面上，新崛起之日本更是急于颠覆远东格局，取中国而代之。[13]结果就是，在全球化的新时代，清王朝和陆权强国之间缺乏海峡的屏蔽，与海权强国之间则缺乏陆地的阻隔，而两方面之国防压力又同趋急迫，最终陷入一种两线作战、缺乏战略后方的窘境之中，传统的地缘优势也就一转而成为一个空前的战略困局。俄国的东进和日本的西进，进一步强化了这个困局。前者急于获得太平洋沿岸的不冻港并进入资源中心，后者则急于取代中国成为东亚主导性大国。来自北方的压力首先剥夺了晚清和西班牙争夺菲律宾的机遇，接着更对中国本身的存亡造成了根本威胁。(www.xing528.com)
但是，历史的出人意料正在于，一个非常有利于中国的转型机遇实际上已经形成。这就是19世纪的陆权复兴：
1. 蒸汽时代的到来
19世纪的蒸汽机革命，可以说是人类文明有史以来最剧烈的一次驱动力革命，其结果导致了煤炭资源地位的提升，而中国的煤炭资源非常丰富，只需内部开发就已经足以得到充足的动力源。待到内燃机革命后石油时代来临，中国便不再享有这一自足性优势。
2. 蒸汽动力的陆权化
铁路的出现构成了19世纪的交通革命，并进而影响到经济开发与战争形态。正如迈克尔·霍华德（Michael Howard）所说的那样：
快速运转是铁路向军事提供的一个有利条件。同样重要的是，它给了战地军队长驻的力量。不再需要为一场战役预先在战场附近设立供应军需的仓库；如今，全国的经济实力可以转为军用，持续不断地提供军需。其次，军队到达战场时，精力充沛，体态良好；军队中大部分人能否既从平民生活中保持体力，又经艰苦的行军跋涉后还能勇猛地投入战斗，不是一项不重要的考虑。第三，军队可以保持良好条件：伤病员可方便转送到基地医院，并补充上新的力量；如果战役延长，军队可以调换。[14]
铁路使部队可以实现六倍于拿破仑时代的进军速度前进，同时期通信领域的电报革命则使得指挥中枢可以及时掌握前方的战局变化，使战争的时空概念完全改写。[15]因而导致：（1）战争日趋于扩大化和持久化，从而有利于陆地及人口大国。（2）因为铁路只能修筑在陆地上，从而使得海权国家在这一新技术变革中的得利远逊于陆地大国。
3. 工业化总体战的趋势愈演愈烈
从拿破仑战争到美国南北战争，工业化总体战（total war）的趋势愈演愈烈。像英国这样的传统海权国家日渐难以制衡住欧陆上的新兴强国，而德、俄、美这些陆地大国则日趋占据综合竞争优势。[16]
这三项变革共同预示了陆权大国的复兴机遇。德意志的统一和日后苏俄的崛起，均是把握住这一时代机遇的结果。而最终终结这个时代的国家则是美国，它利用这一陆权复兴的风潮崛起于北美大陆，进而依托其“东西为大洋，南北皆弱国”的地缘格局，组建强大的海军外向扩张，从而形成了一条由陆向海的新强国之路，最终成为历史上第一个既可以组建强大远洋舰队又可以组建巨型陆军的国家，从而终结了传统的陆权、海权二元化格局。随着技术的更新，美国更逐步将其优势扩展到空、天、赛博等多个领域，形成了前所未有的超级大国概念，并借冷战成为今日世界唯一的一个超级大国，实质即一种前所未有的复合型强权。其不仅终结了陆权霸权，也终结了传统意义上的海权霸权。其在二战欧亚两个战场上对德日之胜利，正可以分别为上述二者作注脚。
但在德意志崛起之后、美国称雄之前，清王朝有近80年的时间利用这次难得的转型机遇。这个机遇是此前和此后的中国都不具备的，更是日本难以比拟的。可以说，这个机遇期带有纵向和横向双重价值，又因为这个转型依赖大面积国土、大量人力、煤铁资源，而这些都是中国自身始终具备的资源，日本则不具备相应优势。也可以说，这个转型机遇又赋予了中国一个横向资源机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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