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重现近代中日对抗

1874年，日本利用清王朝忙于内战的机会，以琉球漂流民被台湾土著杀害为借口，悍然出兵台湾。但是，在琉球还没有被彻底控制的时候，就跳过琉球去进攻台湾，实在是超越了当时日本的国力范围。所以，这个行动很快就陷入了后勤上的困境。日军虽迭次增兵，总数达到了5 990人的规模。可是，扣除掉战死、病死的560余人和运回国内的二千余名伤病员，一线兵力其实有限。根据清军的侦察显示，日军后期在台湾的兵力只有3 400人，而且其中还有1 200人是夫役。清廷则迅速调集了唐定奎部6 500名精锐淮军援台，且有当地驻军担任警戒工作，粤勇负责后路守备，装备精良的援台淮军可以全部作为进攻部队使用，斗志昂扬。[14]

按理讲，这本是清王朝趁机重创日本进而强化琉球脱离日本控制的大好时机。但是，清王朝却选择了对日妥协，并且犯下两个严重错误：

其一，同意向日本赔偿白银50万两。

其二，这50万两白银中的10万两是支付给受害的日本国民的抚恤金，但是，被害的其实是琉球人，这样等于间接承认琉球人是日本人，留下了外交隐患。日本谈判代表大久保利通在谈判结束回国之际，还特意“顺道”去了趟台湾，在琅峤立了一个“大日本琉球民五十四名之墓”。这个墓碑有三大潜在含义：

一、为琉球问题张本。背面的碑文开篇即说“明治四年我冲绳旧藩民漂到台湾遇害者五十四名，越三年，朝廷诏海陆诸军征问其罪……”这就等于明言琉球是日本的一部分，而与中国无关。

二、日后可以扫墓为名，前来进行军事侦察活动。

三、不动声色地纪念了这次征台行动。

即便如此，日军贸然攻击台湾的得不偿失仍是非常明显的：

其一，从开支上讲，日本这次行动共计耗费955万元（含办理大臣派遣费），纯战费为770多万元，远远超过事先估计的50万元。要知道，明治五年日本陆军的总经费才800万元（其中海军经费仅50万元）！最终虽然侥幸从无能的清政府那里诓来所谓五十万两抚恤金，折换成日元后也仅相当于日本此次征台费用的十分之一。

其二，暴露了日本的意图，有可能招致中国的强力反制。

令日本庆幸的是，清王朝忙于内战，又没有真正认清日本的威胁，居然毫无后续行动。日本却从中吸取了教训，转而全力控制琉球。

明治八年（1875）7月，日本政府强迫琉球正式断绝与清政府的传统关系，内容包括：

一、停止对中国的朝贡；

二、禁止接受中国册封；

三、撤销福州的琉球馆；

四、移琉球国王入东京；

五、琉球从是年起用明治年号，施行日本刑法，向日本派遣留学生。

明治十年（1877），日本公然阻止琉球入贡中国。明治十二年（1879），天皇废琉球王室，改琉球国为冲绳县。

琉球的灭国，不仅是近代日本对外扩张的第一次重大胜利，也是中日之间战略态势失衡的开始。

这个时候可以运用围棋的“见合”理论，迅速寻找平衡点。在围棋中，一个点一旦被一方占据后，除非该子被提掉，否则另一方即无法再在同一个点上落子，此时如能在另一个方向上找到一个价值相当的点并迅速抢占，即可恢复全局的平衡。此即“见合”。

从这个角度看琉球问题，就会发现，最佳的见合点就是对马。当日本吞并琉球之后，中国就该立即推动朝鲜出面在对马进行强制性的废藩置道。中国的军事力量则随之跟进，大力经营釜山。一旦中朝联军在釜山—对马站稳脚跟，日本的本土防御和基本航运都将面临巨大困难，而琉球在这个问题上完全起不到支持作用。此时日本将被迫做出选择：或者维持现状，韬光养晦，伺机夺回对马；或者以琉球换对马。无论哪一种，主动权都已经转到中国手中。而当中朝联军将釜山、对马、巨文岛、济州岛经营成战略链时，日本立即如剑在喉。

但遗憾的是，正如“见合”理论本身是日本围棋界的贡献一样，中国不仅没有见合的棋理，也没有见合的战理。对琉球的丢失，李鸿章认为：“琉球以黑子弹丸之地，孤悬海外，远于中国，而迩于日本。昔春秋时，卫人灭邢，莒人灭鄫，以齐、晋之强大，不能过问，盖虽欲恤邻就患，而地势足以阻之。中国受琉球朝贡，本无大利，若受其贡而不能保其国，固为诸国所轻；若专恃笔舌，与之理论，而近今日本举动，诚如来书所谓无赖之横，瘛狗之狂，恐未必就我范围。若以威力相角，争小国区区之贡，务虚名而勤远略，非惟不暇，亦且无谓。”[15]

在这里，李鸿章彻底暴露了其大陆性思维的局限性，只看到琉球经济价值低，却完全没有看到琉球巨大的支点价值。此外，他以“地势足以阻之”为中国不介入的理由，固然展现了他在军事后勤和军事地理方面的务实之处，却又暴露了他只能就事论事而缺乏全局见合思维的缺陷。

左宗棠与李鸿章虽然经常意见相左，但在琉球问题上却出人意料的一致，他的对策是：“请旨饬下海疆各督抚提镇，密敕防营，预为戒备，静以待之。大约以防俄之法防日，蔑不济矣。至跨海与战，先蹈危机，断不宜轻为尝试，亦无取扬言远伐，以虚声相震撼。俟其窥犯深入，一再予以重创，自可取近威而彰远略。”[16]

左宗棠居然建议用对付俄国的方法防御日本，不思争夺地缘支点、扩展防御前沿，却一味“静以待之”，甚至拿出本土防御、诱敌深入的一套打法，却忽视了现代战争的破坏性极大的特点，等到战争打到本土的时候，无论胜负，战略上都已经先输了。所以今日之美国以本土安全为核心利益所系，大力经营海外前沿存在，正足供国人反思。

相比之下，驻日公使何如璋至少还能认识到：“琉球既灭，行及朝鲜。……又况琉球迫近台湾，我苟弃之，日人改为郡县，练民兵；琉球人因我拒绝，甘心从敌；彼皆习劳苦耐风涛之人，他时日本一强，资以船炮，扰我边陲，台湾之间，将求一夕之安不可得。是为台湾计，今日争之患犹纾，今日弃之患更深也。”[17]

但究其实，此议仍不外乎是一般性的害怕琉球丢失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而刺激日本得寸进尺，并未能深入把握这场冲突的本质，自然也就看不到琉球问题的关键恰在对马。而日本却早在吞并琉球之前，就把手伸过了对马海峡。(www.xing528.com)

早在1875年2月，日本驻俄公使榎本武扬就建议“乘俄国无力实行武装干涉之时，全力以赴出兵朝鲜，保障占领‘对马岛对岸一岛或一地’之‘战略要点’，以确立日本向大陆扩张的立足点，以备俄国南下”。1876年2月，榎本又明确建议，“必须置经济得失于度外，占领军事要地釜山码头”，并推荐自己的同僚花房义质出使朝鲜，完成这个任务。榎本的建议被日本政府采纳。1876年11月，花房义质出使朝鲜，利用朝鲜上下不懂现代外交、昧于国际大势的缺点，巧妙获得了釜山码头和36万平方米的倭馆地区的租借权，更逐步将之租界化。[18]

通过对琉球和釜山的控制，日本极大改善了对华战略态势。清政府居然始终未就此事进行干预，可谓彻底的战略无作为。

既然无一人真正认识到琉球本身的价值，自然不会产生战略急迫感，更难以寻找到足以制衡日本的见合点。同样的，连带也看不清在南洋上的机会窗口。

在南北狭长的南中国海上，同样南北狭长的越南与菲律宾占据着地理的要津，非常利于控制南中国海及穿越其上的航道。当时，越南虽然在形式上还是中国的藩属国，但实质上已经沦为法国控制下的半殖民地。法国虽在普法战争中失败，但仍拥有世界第二的陆军加世界第二的海军。且正因为普法战争的失败，刺激了法国加强海外殖民扩张。越南的彻底失去控制对中国而言只是时间问题。这就意味着中国不仅将失去经营南洋的重要基地，而且对南中国海的控制也将日趋削弱。由于中法间的国力差异极大，晚清并不具备与法国争夺越南的力量，这个时候中国就必须在战略收缩和寻找替代品之间做打算。庆幸的是，当时确实存在一个替代品，这就是西班牙控制下的菲律宾。

当时的西班牙帝国早已日薄西山、老朽不堪，所以被新兴的美国锁定为目标。但美国毕竟远离亚洲，首先要谋求的也不是远东的据点，而是周边的安全。直到美西战争后，美国才迫使西班牙完全放弃古巴，将波多黎各和关岛等殖民地割让给美国，并以2 000万美元的价格将菲律宾的主权转让给美国。换言之，在此之前，其实存在着一个针对西班牙这个没落大国的攻击窗口。假如清王朝能够意识到这一点，就应当大力经营台湾、福州、广东三大据点，一面与法国就越南问题进行外交交易，一面以西班牙为目标进行针对性备战，趁机控制菲律宾。这样就可以补偿丢失越南的损失。更何况，南洋华人甚多，历史上又备受荷兰、西班牙等老牌殖民主义者欺凌，清王朝远比当时的美国更有道义责任经略菲律宾。

如能组建一支足以击败西班牙的新式陆海军，自然也就足以对抗当时的日本。在此基础上，立足台湾，谋求琉球复国，进而夺取小笠原群岛。这就等于折断了日本在太平洋上的双腿。然后再回到北方经营朝鲜，日本将立呈盘崩之势。

但是，无论是在南线打击西班牙，还是在北线经营釜山、对马以压制日本，都要大幅度改变东亚现状，列强尤其是执全球霸权牛耳的大英帝国是否能接受？若列强介入，中国岂非将陷入比中日对抗更棘手的恶劣环境中？如置战略重心于南方，北方的俄国与东方的日本皆非善类，是否会允许中国在南方从容行动？如置战略重心于北方，又如何避免两线作战问题？再退回到原点，虽然西班牙处在没落之中，虽然日本相对中国只是一个小国，但对于大而不强、被鄙称为东亚病夫的中国而言，能否一定确保可以战而胜之？这就超出了单纯的地缘支点之争的范畴，要求我们跳出中日对抗的小棋局，进入列强博弈的大棋局，由中日间之“攻近”，引出更大范围之“交远”。一延而有新一局博弈：战略机遇之争。

[1]第一个明确将阿基米德的支点概念引入地缘政治学领域的学者是英国地学大师麦金德。Harford Mackinder，Democratic Ideals and Reality：A Study in the Politics of Reconstruction，“The Round World and the Winning of the Peace”，Washington DC：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1996，1st，p. 203. 后来乔治·凯南提出的strong point（坚固支撑点）概念，布热津斯基的Geopolitical Pivots（地缘政治支轴国）概念，以及笔者此处使用的地缘支点概念，均是此种思想的延伸。

[2]司马光：《资治通鉴》，第1册，第4页。

[3]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第34页。

[4]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第35页。

[5]布热津斯基在书中并未直接使用“普通国家”一词，但按照书中对前三类国家的划分，俨然剩余的就是此类普通国家。

[6]严耕望：《治史三书》，第241页。

[7]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第49—50页。

[8]斯皮克曼：《和平地理学》，第38页。

[9]斯皮克曼：《和平地理学》，第15—16页。汉译本中“power”多译作“实力”，但凡当为“权力”处均改之。

[10]斯皮克曼：《和平地理学》，第16页。

[11]参阅李德·哈特（Liddell Hart）编：《隆美尔战时文件》。

[12]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上册，第62—63页。

[13]参阅井上清：《日本的军国主义》，第1册。

[14]关于这段历史，可参阅拙著《李鸿章时代：1870—1895》，第35—68页。

[15]王芸生辑：《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大公报版），卷一，第157—158页。

[16]王芸生辑：《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大公报版），卷一，第191页。

[17]王芸生辑：《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大公报版），卷一，第156页。

[18]信夫清三郎著，天津社科院日本问题研究所译：《日本外交史》，上册，第161—1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