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后期的中日两国,虽然同属转型中的后发农业国家,同样受到前述平面地缘观念的束缚,但在转型时却出现了一个不对称的态势。其原因,除了第一章已分析的中日战略认知不对称这个基本原因外,尚有另一个因素的影响,这就是大陆性国家和海洋性国家对支点的不同感触。
在以陆地为媒介的战争中,力量输送主要是个资源量的问题。因为人本身是一种陆生动物,所以在陆地上的移动是正常状态。军事力量的移动,主要受到行军节奏和后勤保障的限制,只要物资输送能源源不断地供给上来,军事力量就可以不断移动。当军事力量移动距离过远时,就要设置兵站基地。在大多数情况下,此种兵站的设置是非常灵活的,没有太大的硬性限制。往往是兵站因战斗需要而设置。而战斗又往往立足于充分发挥人类的陆生性这个特点,尽量兵行险道、出其不意。苏沃洛夫说“鹿能通过的地方,士兵就能通过”,就是这一特色的最佳体现。刘邦对函谷关的迂回,邓艾对剑阁的迂回,德军1940年对阿登山区的利用,都是经典的实战注解。只有在沙漠地区作战时才会出现异常情况,由于人类很难在沙漠中维持生存,兵站又往往被硬性限制在几个绿洲点和交通枢纽上,所以呈现出战斗因兵站设置而展开的局面。
但是,在以海洋为媒介的战争中,同样是受到“人是陆生动物”这个最基本事实的限制,在陆地上最寻常的进退转止,在海上都要借助特殊装备才能实现。人类一旦离开了这些装备和相关后勤支持,则连基本的机动都不可能,也就更说不上战斗了。这就导致海上力量比陆上力量更加受制于后勤因素。如果没有基地的保障,不要说远距离的移动,连舰队的生存都会受到影响。所以,在海战中,基地是个极其重要的概念。海军基地仍要设在陆地上,从而形成“靠岸性”原则。在大洋上,能够充当此类基地的陆地就是岛屿。而这些岛屿的位置是固定不变的,这一点很像沙漠中的绿洲,但其恒定性则比绿洲还要强。隆美尔一到北非,即意识到这是一个类似海战的战场,决定以指挥海军舰队的方法指挥装甲部队,诚为极具战术天赋之洞察。[11]但其受固有陆战思维的限制,忽视此种环境下“战斗因兵站设置而展开”的特性,又为其最终失败埋下了伏笔。(www.xing528.com)
综上所述可知,海洋性国家对支点的敏感性远远超过大陆性国家。而又一个常被忽视的事实是,虽然我们称自己所居住的星球为地球,但其实表面的百分之七十是水体。在一个立足海洋构建起的全球体系面前,对支点的判定和争夺,尤其不利于持大陆性思维的国家。这种差异性导致了近代中日地缘认知转型的不对称,进而深刻影响了双方围绕东亚地缘支点进行的角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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