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对抗转向合作，重走甲午之路

在近代中日关系走势中，继平和关系之后，接着被扬弃的就是追随关系。原因很简单，既然在中国的全盛时代日本尚且没有追随中国，待到中国被西洋列强一而再再而三地打翻在地后，日本更不会追随中国。相反，从中国的立场上说，由于天朝上国意识的影响，既然中国连一再战胜他的西洋列强都不甘于追随，又如何会追随一个孤悬海外的岛国日本呢？

于是，唯一能阻止中日对抗的可能，就是中日联盟以对抗西洋列强。这就是薛福成所谓的“外侮之交侵，不能不树援以自固”。但是，笼统地讲“外侮之交侵”是远远不够的，要看清当时中日两国的现实选择，首先要将中日关系放在当时的东北亚格局中考察，而这个地区格局又受制于当时的全球战略格局。

19世纪中期的世界正处于“大英帝国主导下的和平”（Pax Britannica）之中。和古往今来的所有霸权国家一样，大英帝国虽然号称日不落帝国，但也有其力所难及之处。从空间上讲，英国霸权依赖于对大西洋、印度洋和地中海的控制，相应的，波罗的海与黑海可以靠封锁使之丧失价值，太平洋对英国而言则由于鞭长莫及而成为“遥远的海”。从日本到阿拉斯加再到夏威夷这个巨型三角区域，在今日的美利坚霸权时代可谓核心中的核心，但在不列颠霸权时代却是边缘中的边缘。所以，英国在征服印度、打败中国后，便满足于其既得利益，转而扮演现状维护者的角色。其直接影响就是，日本再次因其边缘性而受益，成功避免了成为“印度第二”的命运。

从这个角度讲，清王朝虽不像日本那样处于边缘，却也处在英帝国的力量末梢。而如下三个因素剥夺了清王朝的边缘优势：

（1）清王朝是远东体系的主导者，人口众多，资源丰富，具备成为世界超级强国的潜质。从遏制与预防的角度，列强也不会坐视中国孤立于西洋霸权体系之外。

（2）由于远东国家大多是中国的藩属国，即便列强仅对这些小国采取行动，最后也会导向与中国的冲突。中法战争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3）正如亚里士多德早已指出的那样：“富于资财而武力不足以自卫的城邦特别容易引起邻邦或强敌的觊觎。”[14]中国市场广大、资源丰富，本为发展的有利因素，但也恰构成列强觊觎的诱因。日本市场狭促、资源匮乏，却反而不被列强当做主要目标。马戛尔尼访华的一个重大发现即为：中国武备废弛，尤其不注重火器的研发和使用。亚里士多德在数千年前的箴言，竟不幸成为晚清中国的真实写照。

综上所述，近代中日两国貌似同样受到西力东渐的冲击，但级别和急迫性却大不相同。侵略中国的是最强大的英帝国，并随之引发了俄美法等中等强国的集体跟进。威胁日本的却是中等强国，且要受到大英帝国的限制。因为大英帝国要维持其霸权地位，首先要严防中等强国扩张过度，从而扮演全球均势之平衡手的角色。具体到拿破仑战争之后、日俄战争结束之前的时代，英国的头等地缘对手就是沙皇俄国。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1861年3月13日，俄罗斯军舰波萨得尼克号驶向日本对马的尾崎湾，一个月后进入芋崎浦，随之开始营造陆上建筑，谋求对该处的永久占领。日本对此举进行了抗议，但被俄军无视，8月，英国海军开始介入。在英国海军进行了武力威慑后，俄舰于9月29日退走。此后，英国驻日外交系统提出应顺势占领对马，以一劳永逸地解决俄国南下问题。反而是英国海军部门通过理性的实力评估，得出结论：英国很难全面深入东北亚地区。而该地区可供俄国南下的基地绝非一个尾崎湾。一旦开了分割日本领土的先例，反而为俄国等中等强国瓜分日本提供了理由。倒不如由英国出面维持日本国土完整，反而对英国更加有利。最终，英国采纳了海军部门的建议。[15]于是，日本才得以依赖外力，在最虚弱的时刻维系住国土的完整。(www.xing528.com)

由此可知，薛福成笼统论述“外侮之交侵”的问题，正在于没有深入研究当时的具体情境。事实上，日本从一开始就没有外侮的急迫性。这种急迫性要到1890年俄国正式宣布修筑西伯利亚铁路才开始出现。而同时期的中国则因自身的资源丰富、市场广大而沦为列强侵略的主目标。一旦日本意识到这个事实，就会发现，其不仅无需和中国联盟，反而可以利用列强入侵的机会搭个顺风车，也从中国身上分一杯羹。当中国连续被西洋列强击败时，萨摩第十一代藩主岛津齐彬就是因为看到了“不图清国一弱至于如斯”的事实，所以才主张利用“鸦片战争以后，政治仍然不整，内有长发之扰，外被英法之侵”的机会，“取清之一省，而置根据于亚东大陆之上。内以增日本之势力，外以昭勇武于宇内”。[16]所以明治时代的日本才明确提出脱亚入欧的口号，其战略实质就是远交近攻。

在这种情况下，中日同盟显然对中国更为有利，因为这样一个同盟不仅可以让日本帮中国分担列强的入侵压力，而且可以消除中日间的对抗。但是，除非日本严重错误地判断了形势，不然就不会出现中日联盟。

黑船开关后，虽然日本一些地方强藩走上了内反幕府、外则驱逐一切西洋人的极端道路，但执掌中央政权的幕府则大致仍能认清一个事实：日本与列强的实力差距太大，应竭力避免对抗。在这个背景下，幕府自然不会谋求中日联盟：其一，这种联盟对日本并不急迫；其二，即便中日联盟，在当时也还是无力战胜西洋列强。反不如维持现状，让中国去替日本吸引西洋列强的火力。

而日本地方强藩在经历了1863年的英萨战争后，[17]也认清了不能与列强为敌、反而要以列强为师的事实。他们由反对幕府开国，一转而为反对幕府学习西方不力。在推翻德川幕府基础上开始的明治维新，就是本着前述认识展开其内政外交的。当日本在1870年主动派遣使节前往中国，谋求建立现代外交关系时，其目的绝非缔结中日同盟，而是希望利用这个机会获取利益均沾的好处。至于中日同盟，恰是当时日本竭力避免的事实，不仅不愿实际形成，连对相关舆论的出现都非常紧张。当在横滨出版的法文报纸《日本回声报》说日本在谋求日华攻守同盟时，日本外务省立即进行了正式辟谣。外务卿岩仓具视随后更致函正在中国谈判的伊达宗城，指出就日华同盟问题：

美国公使对此有异议，法国公使也有意见。美国报纸曾经报道，我国报纸曾予辩解，保证两国不缔结特殊友谊，只效法（日本）与德国间签订的条约，采取各国平等的体裁。[18]

也可以说，这个貌似友好的外交行为的背后，潜藏的恰恰是以非战争手段骗取中国利益的行为，已经带有远交近攻的色彩。尽管因为李鸿章和曾国藩提前意识到了利益均沾问题，[19]从而令日本的外交阴谋未能得逞。但显然清政府并未从中意识到问题的本质：中日已经成为战略意义上的邻近性国家，且既不会相互追随，又无联盟之必要，也很难再维系平和状态，剩下的只有对抗一途。双方所要争的第一局胜负，即谁先认清事实，并率先采取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