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关系：复盘甲午十五局

作为邻近性国家，中日关系也脱离不开前述基本原理的框约。回顾历史不难发现，如果说近代中日关系史的主流是对抗，传统中日关系史的主流则是平和。这两种状态虽然差异巨大，但有一点却始终未变，即中日关系在东北亚国际关系网络中始终是一组特殊关系。

在中国软权力、硬权力均雄霸东亚，周边小国纷纷奉行追随策略的传统时代，日本却能与中国长期维持平和关系，在唐、明两朝还一度奉行对抗策略，与中国争夺朝鲜半岛的统治权。

在西力东渐，东亚各国纷纷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时代，日本作为一个资源困乏、领土有限的边缘国家却趁势崛起，行远交近攻之策，吞琉球，占台湾，并朝鲜，委任统治德属南洋列岛，一跃而为东亚一大帝国。其间，从甲午战争到“二十一条”再到1931—1945年的侵华战争，日本始终在运用对抗手段强制中国追随日本，而中国则始终处于被动应战的地位。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中所说的“应战而不求战”，堪称是这一段历史的最佳缩影。[7]

由此可见，从中日关系的尺度上，无论是传统时代的平和，还是近代的对抗，都各有其不同寻常之处。在讨论中日建交问题时，李鸿章和曾国藩均已认识到传统时代中日关系的特殊性。前者指出：“该国向非中土属国，本与朝鲜、琉球、越南臣服者不同。”[8]后者说得更为详细：

以元世祖之强，兴师十万，以伐日本，片帆不返；明世倭患，蹂躏东南，几无完土，卒未闻有以创之。彼国习闻前代故事，本无畏慑中土之心，又与我素称邻邦，迥非朝鲜、琉球、越南臣属之国可比。其自居邻敌比肩之礼，……自在意中。[9]

但是，二人都只是陈述了作为现象的史实，却未剖析造成这种史实的原因。且二人都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虽然中国和日本的主体位置是千年未变的，空间的远近却是相对概念，由于交通技术、政治重心和扩张方向的不同，两国的距离其实是动态变化的。

中日两国长期并无陆地直接相连。在农业文明时代，受到航海技术的限制，海洋在中日之间发挥了强大的阻碍作用。在宋之前，中国的政治中心长期在关中平原，隋唐征讨高丽的失利已暴露出关中本位的鞭长莫及。[10]日本更在高丽之外，自然是处在中国权力范围末梢的末梢。反之，从鉴真东渡和日本遣唐使西来的困难，均可推见日本向海外扩张的困难。尽管日本抵达朝鲜半岛较为容易，但在没有铁路的时代，以其小国寡民的局限性和骑兵力量的匮乏，想通过多山的朝鲜半岛一步步扩张到中国的核心地带，在后勤上全无可能。因而，在这个时期，中日之间很难产生邻国意识。观王维《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www.xing528.com)

积水不可极，安知沧海东。
九州何处远，万里若乘空。
向国唯看日，归帆但信风。
鳌身映天黑，鱼眼射波红。
乡树扶桑外，主人孤岛中。
别离方异域，音信若为通。[11]

该诗序文中亦提及：

海东国日本为大，……历岁方达，继旧好于行人；滔天无涯，贡方物于天子。……金简玉字，传道经于绝域之人；方鼎彝樽，致分器于异姓之国。……淼不知其所之，何相思之可寄。[12]

其遥远感至为明显。另，李白《哭晁衡卿》诗亦可相佐证。[13]今人辄谓中日自古为一衣带水之友好邻邦，并不符合历史事实。以此观之，自然也就难以理解，正因为当时的中日两国相距辽远，所以才避免了“近攻”的发生。日本也才得以避免像朝鲜、越南那样必须在对抗和追随之间进行抉择，而可以在平和与对抗之间相机选择。这就使得日本人的中国观自古便不同于其他边缘性小国。

农业文明时代的技术局限性也进一步强化了这一事实，使得传统中国的综合国力优势很难转化为针对日本的威慑力量。唐朝的白村江之战虽中止了当时日本在朝鲜半岛的扩张行动，并令日本开始全面向中国学习，但毕竟战争并未打到日本本土，所以其在日本人心中的记忆不够深刻。明朝的抗日援朝战争同样满足于将其驱逐归国。唯一一次有可能令日本对大陆国家心生畏惧的行动是忽必烈对日本的远征，却不幸因台风而失败，反而更加助长了日本对抗大陆国家的信心。

所有这些因素共同维持了传统中日关系的平和性。但是，自宋以降，中日关系的实质开始发生巨变。随着航海术的发展，中国与日本逐渐邻国化。从南宋到清初，中国虽曾一度发展出强大的海军，并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但是，进入明清时代后，中国开始从海上收缩，并长期奉行海外不介入政策。朱元璋刚一建国，便单方面宣布日本为永不征讨之国。清王朝对南洋华人惨遭西洋列强屠杀尚且置若罔闻，对处在锁国状态的日本自然更加不予关注。由于同时期的日本也放弃了扩张策略，这才勉强惯性地维持了中日两国的平和状态。但在新技术条件下，这种状态是不正常的。待到西洋列强打碎传统中国主导的东亚朝贡体系，强行撞开中日国门之后，新时代的真相终于浮现在中日两国面前。本着邻近国家多趋向追随、联盟、对抗的常理，近代中日也要进行这个抉择。下面就让我们回到19世纪中期的东北亚，去一探中日关系何以最终趋向了对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