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中日两国的甲午战争研究进行对比，就会发现，从源头处我们就已经落了下风。
自1878年日本从德国引入参谋总部制度开始，日军便非常注重战史资料的记录和保存。甲午战争期间，自大本营、参谋本部、政府各省，直到参战各单位，均留下丰富的资料。函电、汇报亦多得保存。战后又编纂了卷帙浩繁的《明治廿七八年日清战史》、《廿七八年海战史》、《日清战争实录》等多部专著。再加上相关当事人的回忆录、传记，局外人士、机构的研究著述，可谓汗牛充栋。
相反，清政府则缺乏相应的制度和意识，不仅对一线的原始史料缺乏记录、保存，事后亦无相关机构进行反思和系统研究。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中方甲午战争史料，绝大多数都是些完全不懂军事的文人想当然的评论。或者便是出于派系斗争互相攻讦的产物。此外，亲历者的著述中，也大多是一些幕僚、师爷在为自己及自己的主官辩护、赞扬。其中具有军事研究价值的资料极少。
战争结束后的120年内，日本方面关于甲午战争的研究基本能做到以下几点：
其一为不断发掘新史料。如中塚明发现《明治廿七八年日清战史》草稿本，及其结合解密的外交档案重新解读陆奥宗光的回忆录，都是国人迄今尚未充分吸收消化的研究成果。[1]
其二为注重战史细节问题的探究。如斋藤圣二对甲午战争中运输问题、军用电报线问题的研究，[2]黛治夫对舰炮问题的研究，[3]桑田悦对双方战争指导、作战过程得失的研究，[4]均为国人所不及。至于就武器、关键战斗、战争指导机制等问题进行深入探究的作品亦不在少数，且迄今鲜为国人关注。
其三是较能持之以恒，新研究不断涌现。(www.xing528.com)
而我国对甲午战争的研究，虽然也产生了《甲午战争史》（戚其章）、[5]《甲午战争前后的晚清政局》（石泉）[6]等优秀著作，但总体而言：
（1）高质量的作品数量极少，宣传性质的书籍远多于研究性书籍。
（2）较少学者能对甲午问题进行持之以恒的研究，大多是在满百纪念年扎堆出书，颇有过节色彩，节前一拥而上，节后一哄而散。
（3）政界、军界、学界、民间之研究团体和研究人员之间的交流沟通严重不足。
（4）体系内的研究机构率多满足于解释政策和用历史达成宣传目的，而较少深刻的研究。体系外的研究者又率多屈从于市场和媒体，务求哗众取宠，甚至公然抄袭、以讹传讹，严重缺乏规范性和专业性。本该发挥主阵地职能的学术界则自我封闭于“211”、“985”、核心期刊、项目经费的幻境中，画地为牢，自说自话，乃至不乏自“愚”自乐、自欺欺人者。专业期刊则与职称晋级挂钩，率多染上排队买版面、发文看头衔的陋习。这就严重阻碍了深度研究的展开，更严重压缩了年轻学人的发展空间。
两相对比之后，不能不承认，国人对甲午战争的研究貌似热烈，实则大多闭门造车、思路有误，不仅自身成效有限，且完全不关注海外研究成果，实际上已落后于日本对此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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