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江南稻作农业开发史-十八讲

第十五讲　江南稻作农业开发史

在我国经济史上，中世以来发生的经济中心南移是件划时代的大事；这一事件对唐宋以后的政治文化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毋庸置疑，江南地域能在8世纪以后取代北方中原、一跃成为国家的赋粮重心，当然有方方面面的背景，然而，稻作农业的成熟与发达、抚养密集人口的巨大水田空间的形成，可以说是首要的、具有决定意义的条件。

在中国各大地域之中，江南地域从农业史上来看成为水稻的高产区；从人口史上来看成为密集居住区，至少已有千年的历史。但是要形成一个生产、人居两相适宜的集约型稻作经济核心地域，就需尽可能地开展诸如基础自然环境的整治、农业及土木工程的技术改良和投入、与资源利用和消费相关的社会经济环境及组织的整编等一系列要素的培育与统合。

近两千年来江南稻作农业的开发，大致经历了古代、中世和近世这三个阶段，从时代上来看分别对应于汉六朝至隋及唐初（BC2～7世纪）、中唐至于明初（8～14世纪）、明代中叶以降这三个时期。如果以历史文献的记载来概括这三个发展阶段的话，那么“火耕水耨”、“圩田”和“分圩”这三个关键词，分别代表了江南稻作农业开拓期、发展期和成熟期的面貌和特点（图1）。

图1　明万历十年（1582）江南府州县行政示意图

一　古代的江南稻作农业

1．江南稻作农业的前史：从考古发现看江南原始稻作文化

在利用文献记录研究江南稻作历史之前，有必要根据考古发现对其无文字时代的前史作一考察，因为新近的考古发现，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们对江南稻作发生史的认识、也促使我们对稻作起源问题进行重新思考。

从迄今为止江南的考古发现和发掘来看，这一区域的栽培稻起源甚早，原始稻作农业的发展水平也处于同时期东亚诸考古文化的前列。

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在江南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之中，相继发现了栽培稻的遗存。著名的如位于宁绍平原中段的余姚河姆渡遗址，不仅在距今约7000年前的第四文化层中出土了大量的籼稻遗存，并且还发现了具有灌溉设施的小田块水稻田；从环太湖地区的罗家角、草鞋山、崧泽等遗址的稻作遗存来看，大约到距今6700年前的时期，居住在江南腹地的先民们已经跟稻作经济形成稳定、密切的关系；而自此以后，随着原始稻作农业的规模不断扩大，稻作经济的发展对文明起源的推动作用，也渐渐清晰地显现出来。到了距今4800年以前的良渚文化时期，以“木千篰”等为代表的成套农耕工具开始出现，标志着当时整个江南地区的原始稻作农业，已然进入成熟发展阶段⁽¹⁾。

值得一提的是，最近几年在宁绍平原西端的萧山跨湖桥遗址、与宁绍平原相联络的曹娥江上游的嵊州小黄山遗址、江南南缘的浦阳江上游河谷的浦江上山遗址，又发现了年代比河姆渡遗址更为古老的稻作文化遗存。在距今8000年的跨湖桥遗址中，在文化层中通过浮选法采集的稻壳与稻米颗粒，经鉴定可以确定是经人类驯化的古栽培稻；而距今8000～10000年的上山遗址、小黄山遗址发现的夹炭陶片中，也发现大量谷壳及其印痕，对谷壳形状的初步分析显示这些稻谷已与野生稻有所不同，可能是一些经人类选择的早期栽培稻。这一发现，不仅将江南的稻作农耕文明上溯到1万年以前，也为“江南地方可能存在从驯化本地野生稻为栽培稻的独自发展历程”这一看法提供了有力证据。

2．关于江南稻作农业的早期文献记载

虽然稻作农业在江南源远流长、且至迟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已广为栽培，但由于江南地方在先史时代长期徘徊于中原华夏文明圈边缘，因此在先秦文献中，直到铁器文明出现初期，仍缺乏有关江南稻作的直接记载。虽然在甲骨文中就已出现“稻”字，但一般认为，《周礼·稻人》的“稻人，掌稼下地，以潴蓄水，以防止水，以沟荡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浍泄水，以涉扬其芟，作田，凡稼泽，夏，以水殄草而芟夷之，泽草所生，种之芒种”和《诗经·豳风·七月》中的“十月获稻”，是可以确认的、最早涉及稻作与农田水利的描述。而《管子》、《孟子》、《楚辞》、《吕氏春秋》、《战国策》等先秦文献中，也有涉及“稻”的记录。不过，以上先秦典籍中有关稻作的零星记载，不仅在数量上要远少于粟、黍等当时北地盛行的作物，而且由于没有详细说明，很难将它们跟先秦江南的稻作农业直接联系起来。

因此，真正涉及江南稻作农业的文献，还要从汉代的《越绝书》、《史记》开始，这一时期流传下来的记录构成我们对江南稻作农业的最初印象。《越绝书》曾追溯越王勾践时代在越国施行稻粟糴贷政策（见于《计倪内经》篇）、并提及吴王夫差曾经食用的特殊稻种———“笼稻”（见于《吴王占梦》篇）。不过，如果仔细排比有关江南稻作农业的早期经典记录，则不难发现在片言只语之中，往往可见以下一类的言辞。

《史记·货殖列传》：“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

《史记·平准书》：元鼎二年（前115），武帝因江南涝灾，诏令“江南火耕水耨，令饥民得流就食江淮间”；关于这场赈灾事件，《汉书·武帝纪》记录了当时的诏文，其中提到“今水潦移于江南，迫隆冬至，朕惧其饥寒不活，江南之地，火耕水耨”。

《盐铁论·通有》：“荆、扬南有桂林之饶，内有江、湖之利，左陵阳之金，右蜀、汉之材，伐木而树谷，燔莱而播粟，火耕而水耨，地广而饶财。”

《汉书·地理志》：“江南地广，或火耕水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

上述记录构成了当时北方中原人士记述江南稻作农业的基调，而其中的关键词，显然就是“火耕水耨”。“火耕水耨”这个词汇，按字面的意思，一般可理解为“用火来耕种，用水来除草”；从文献叙述的上下文脉来看，应该是江南早期稻作农业中所运用的一种粗放的耕作方式。秦汉以后直至隋、唐前叶的一些史书，在记述江南之时仍然不时可见这个词语，试举几例如下：

《晋书·食货志》：元帝太兴二年（319），后军将军应詹上表曰：“江西良田，旷废未久，火耕水耨，为功差易。”

南朝陈·徐陵《欧阳頠德政碑》：“公乃务是民天，敦其分地，火耕水耨，弥亘原野。”

《隋书·地理志》：“江南之俗，火耕水耨，食鱼与稻，以渔猎为生。”

由此可见，“火耕水耨”是一个纵贯江南稻作农业早期阶段的概括性词语，要了解古代江南稻作农业的面貌，就有必要探究“火耕水耨”一词所表达的真实内涵。

（1）“火耕水耨”的文本梳理

从文献记载来看，“火耕水耨”一词，最初见于成书于公元前2世纪《史记》的《货殖列传》与《平准书》两篇，其后又在公元前1世纪的《盐铁论·通有》出现；接下来，在1世纪的《汉书》的《武帝纪》、《地理志》也曾提及，但其文辞大抵因袭《史记》，未有更多发挥（见上节所引文句）。这些文献记载，大抵形成于距今2000年前后的秦汉之际，是关于江南稻作农业的最早的文字描述。

不过，由于这些关于“火耕水耨”的早期记录，文辞过于简略，难以据此把握耕作法的具体内容，因此有必要汇集相关注释，并立足于文本的梳理和推敲，以求得合理解释。

从史料成立的年代上看，在与“火耕水耨”相关的各种注释之中，参考价值较高的有如下三条：

①《史记·平准书》集解所引应劭注：“火耕水耨：烧草，下水种稻，草与稻并生，高七八寸，因悉芟去，复下水灌之，草死，独稻长，所谓火耕水耨也。”

以年代而言，对“火耕水耨”的注释当以此为最早，加之应劭距《史记》年代接近（他是2、3世纪之交的人物），所以该释文成为目前我们理解“火耕水耨”的重要线索。应劭的解释，按字面直接理解为“用火烧去杂草，灌水直播稻种，待稻与杂草共同生长至七八寸时一并割去，然后再行灌水，以使杂草萎烂，惟独稻苗生长”。从火烧杂草这一点推断，“火耕水耨”是不经耕地整地的，那么与之适用的农具可能就是钁、锸等掘土类整地器具，而非铁犁，当然更不会用到畜力。不过，注解中将稻苗与杂草“因悉芟去”难以置信，这样的方式尽管有可能在特定环境施行，但因其严重损伤稻苗，在人少田多的早期江南地方是不会被广泛采用的⁽²⁾。考虑到应劭是北土人士，对“火耕水耨”并非亲见，理解上产生偏差也是很可能的。

②《史记·货殖列传》唐张守节正义注：“火耕水耨：风草下种，苗生大而草生小，以水灌之，则草死而苗无损也。”

这条注解虽是7到8世纪的文字，但仍具相当参考价值。它不仅与上述应劭注未产生大的抵牾，而且关于淹灭杂草的同时不伤稻苗这一点也颇合情理。不过，“风草下种，苗生大而草生小”似乎显示“火耕水耨”是以发芽后稻的成长比杂草要大为前提条件的，这样的话很可能就无法去除稗类杂草（当然也无法去除水生杂草），因此推断施行“火耕水耨”的田地，虽然在开田数年内可以耕作，但随着水生杂草的蔓延，数年后将不得不放弃耕作，另辟新田———那么“火耕水耨”很有可能是立足于田地轮作的。

③前述《周礼·稻人》条的郑玄注：“玄谓将以泽地为稼者，必于夏六月之时，大雨时行，以水病绝草之后生者，至秋水涸，芟之，明年乃稼。”

这条注释虽然并不是直接针对“火耕水耨”一词而作的，但考虑郑玄是与应劭同时代人物，那么他的注释，更可能的应该是汉代稻作技术知识的反映。郑玄注中引人注目之处在于夏六月以雨水灭草、秋季人工除草之后，翌年再行耕作。如果按此方式，则可推断当时的水稻栽培，在耕作上不采用连作而施行轮休的。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认为“火耕水耨”是一种代表早期江南稻作技术的粗放耕种方式。较之于成熟的耕作法，“火耕水耨”的特点是：以火烧草而不用畜耕；栽培上采用直播而不经育秧、移秧；以水淹灭田间杂草而不经中耕；耕作上很可能施行轮休而不采用连作。联系早期文献描述的江南之地与现代东南亚湿地林带的相似性———比如人口密度较低、阶级未显著分化、经济上自给自足、暑热的低湿地农耕这样一些开拓初期的自然人文特点，那么推想“火耕水耨”或许跟现代热带粗放开拓耕作法相似，该耕作法是旱地烧耕向低湿地推进过程中产生的稻作形式。总之，“火耕水耨”虽然从技术上来讲尚处落后阶段，但在劳力缺乏而水资源较丰富的特定背景下，它巧妙利用火与水的自然特性，所以劳动生产率还是相当高的。可以说，“火耕水耨”反映的是确保粮食生产的古代江南小聚落粗放型农业景观。不过，古代江南的稻作农业，真是“火耕水耨”这一个词语所能概括的吗？

（2）“火耕水耨”与早期江南稻作农业的“实像”

上节最后提示的问题，牵涉到应该如何评价早期文献中出现的“火耕水耨”这一点。换言之，在古代江南稻作农业中，“火耕水耨”究竟处于何种地位？它是当时最为普遍的耕作方式吗？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要将“火耕水耨”置于我国稻作农业发展的全局之中作进一步的考察；同时，还需留意早期江南稻作农业发展的多样性。在这里限于篇幅，仅引《齐民要术》、《晋书》等几个例子举要说明。

对于我国古代稻作农业的发展水平，6世纪前半叶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照标尺。该书卷2《水稻》篇中提到：

“稻，无所缘，唯岁易为良。……三月种者为上时，四月上旬为中时，中旬为下时。先放水，十日后曳陆轴十遍，遍数唯多为良。地既熟，净淘种子；浮者不去，秋则生稗。渍经三宿，漉出内草市规反中裛之。复经三宿，芽生，长二分。一亩三升掷。三日之中，令人驱鸟。稻苗长七八寸，陈草复起，以镰侵水芟之，草悉脓死。稻苗渐长，复须薅。拔草曰薅。薅讫，决去水，曝根令坚。量时水旱而溉之。将熟，又去水。霜降获之。早刈米青而不坚，晚刈零落而损收。”

以上记述所表现的稻作技术可以概括为：一方面，“稻，无所缘，唯岁易为良”所提倡稻田休闲轮作的必要性以及一年一熟的栽培法，显示它与“火耕水耨”相似的、较为粗放的稻作特点；另一方面，“陆轴”等整地农具的使用、选种浸种技术与“以镰侵水芟除陈草”的中耕人力运用，则表明较之单纯借助自然力的“火耕水耨”，6世纪时的稻作已有若干发展。考虑到《齐民要术》是代表当时最先进农业技术的专业农书，那么按常理推断，古代江南的水稻栽培，大约仍然普遍以直播、轮休为前提，其技术手段或许较北方中原要落后。

不过，如果将古代江南的稻作农业简单笼统地归纳为“火耕水耨”一词，也可能并非历史的真相。《晋书·食货志》记载了咸宁三年（277）杜预的一篇上疏，其中提到：

“诸欲修水田者，皆以火耕水耨为便。非不尔也，然此事施于新田草莱，与百姓居相绝离者耳。往者东南草创人稀，故得火田之利。”杜预的评论显示，即使在3世纪的东南地区，像“火耕水耨”这样的水稻栽培方式，也已经被认为是仅适用于农业开发前线地带的开拓型耕作手段了。

其实，在这一时期也有不少史料直接或间接地显示古代江南稻作农业的另一侧面。如汉杨孚《异物志》、西晋左思《吴都赋》的记叙揭示了当时在华南或中原人口密集地带推广两熟制的可能性；而汉代以来的文献记载及画像石、水田模型，也反映出当时在中原及岭南、巴蜀等地，施肥整地、育秧移秧、中耕除草、耦犁牛耕等技术的流行，这些都表明当时在某些经济先进地带，稻作技术已有相当的发展。⁽³⁾因此，如果充分考虑江南早期稻作技术也应当存在地域不平衡的话，那么同一时期地处江南核心的今绍兴等地“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之地，亩值千金，鄠、杜之间不能比也”（《宋书》卷54），其稻作农业所达到的集约度，很可能堪与华北旱地农业比肩。以这样的观点来界定“火耕水耨”的适用范围———即铁器牛耕普及以前、用于土地开垦期的特殊耕作方法，也许就更接近古代江南稻作的真实和全貌了。

3．中世的江南稻作农业

（1）中世江南稻作农业的发展背景与特征

8世纪中叶“安史之乱”后，唐王朝政治军事重心固然仍在北方，但由于藩镇割据，中原板荡，在朝廷对原先主要赋粮地———河北山东地区失去有效控制的同时，对东南地区的米粮需求发生代偿性激增。这一转变是戏剧性的，在初唐，整个东南地区岁输米粮不过20万石（见《新唐书·食货二》），洛阳隋唐国家粮库———“含嘉仓”中发现的“苏州通天二年粗糙米白多一万□□三十五石”交租铭砖，证实其时（公元697年）苏州的岁粮尚不在多数；至开元二十二年（734）漕运改革之后，东南米粮北运在110万石之谱；“安史之乱”后，漕挽转输之额益增，最高年份竟至400万石之巨，韩愈感叹“当今赋出天下，江南居十九”的局面已然显现。

8到9世纪间，随着江南的进一步开发、南方的殖民扩张和西部及北部边境的退却，以及商业组织的复杂化和城市化的推进，整个国家的经济格局正在发生重大的转型。这一转型，通过当时税制的改革、主要财源地的南移、人口的爆发性增长（由56000到1亿），尤其是漕粮的北调额度等经济要素的变化显著反映出来，其结果是唐王朝的集权体制轴心，即所谓的“西北边境军事前线———都城———以江南为中心的长江下游联合体”得以重构；经五代时期北方持续战乱之后，该“联合体”在北宋时期得到进一步锤炼；并在此后随江南的持续发展而渐至稳定，江南由此成为9世纪以降一千多年的中国经济重心。

中唐以来，每年通过漕运的数百万石米粮，不断刺激着江南的水稻生产。从稻作技术层面来讲，8到13世纪间的江南乡村，育秧移栽渐至普及，稻麦两熟制也在逐步推广之中；以江东犁为标志的农具得以改良；整地施肥、中耕除草、灌溉排水等措施的采用（见于陈旉《农书》），标志着水稻栽培已向精耕细作发展，粮食单产处于持续增长阶段。不过，与上述追求提高粮食单产的“内涵式增长”手段相比，这一时期江南稻作开发，仍以“外延式增长”———即扩大水田面积的“圩田”的发达为最主要特征。

（2）圩田的由来

在江南开发史上，主要通过治水灌溉设施的修建而得以垦辟的农田，往往通称“水利田”。中世江南稻作的发展，跟“水利田”中的一类———“圩田”的开发密切相关（图2）。

“圩田”，又常作“围田”（南宋杨万里《诚斋集》：“农家云：圩者围也”）。在古文献中，江南的“圩田”因其形成土地条件不同，有“湖田”（利用浅水沼泽或淤积湖滩筑田）、“坝田”（特指利用太湖沿岸浅滩筑田）、“柜田”（小型围田）等多称呼，此外所谓的“沙田”（利用江海沙淤之地筑田）、“渚田”（利用江中洲渚筑田）之中，也有不少是采用筑堤围护的圩田；从地域上看，在宋代大抵江东路多称“圩田”，浙西路多称“围田”，浙东路多称“湖田”。这些称呼虽然时有混用，不过其营田方式上却有共同的特点———就是“筑堤造田”，按元代王祯《农书》卷11《农器图谱·田制门》解释：

“围田：筑土作围以绕田也，盖江淮之间地多薮泽、或濒水，不时淹没，妨于耕种。其有力之家，度视地形，筑土作堤，环而不断，内容顷亩千百，皆为稼地。后值诸将屯戍，因令兵众分工起土，亦效此制，故官民异属。复有圩田：谓叠为圩岸，扦护外水，与此相类，虽有水旱，皆可救御。凡一熟之余，不惟本境足食，又可赡及邻郡。”

因此，“圩田”的修筑，简而言之，就是在低湿沼泽地带或河湖淤滩筑堤，把田围在中间以防外水入侵；同时在圩内开设沟渠，使圩内田地蓄泄有时，以利农田灌溉。

图2　王桢《农书》之《围田》图

在江南，圩田之筑渊源甚早，《越绝书》中所载吴地之“大疁”、“胥主疁”、“鹿陂”、“世子塘”、“洋中塘”，越地之“富中大塘”等田地是否已采用筑堤圩田技术尚待商榷；但《三国志·吴书》记载吴永安三年（260）在“丹阳湖田（今当涂县的古丹阳湖区）”作“浦里塘”，后因人力不济而失败一事，应当是一次较大规模的筑堤造田工程；而六朝以来文献所见之“湖田”，如《宋书·孔灵符传》亦载刘宋时孔灵符“徙无资之家于余姚、鄞、鄮三县界，垦起湖田”，又如唐代润州丹阳练湖，其傍湖大族“筑堤横截一十四里，开渎口泄水，取湖下地作田”（《全唐文》卷370刘晏《奏禁隔断练湖状》）等，确信是关于圩田的早期零星记录。不过，与近世直接关联的“圩田”一词，可以确认的记载，首见于《宋会要辑稿》食货七之六天禧二年（1018）宣州“化城圩”，次见于沈括《长兴集》之《万春圩图记》。尤其《万春圩图记》一文，详细记载了江东路大圩“万春圩”的营建始末，其中提到：

“江南大都皆山也，可耕之地皆下湿厌水濒江，规其地以堤而艺其中，谓之‘圩’。芜湖县圩之大者唯荆山之北、土豪秦氏世擅其饶，谓之‘秦家圩’。李氏据有江南，置官领之。……嘉祐六年，转运使武陵张颙、判官南阳谢景温复会其议，使宣州宁国县令沈披图视其状。披还，以谓前之以为不可兴者说皆可讲也。……因重其庸以募穷民，旬日得丁万四千人。……凡四十日而毕。……凡发县官粟三万斛，钱四万。……圩既完，天予赐其名曰万春。”

文中提及工程主持者之一沈披为沈括胞兄弟，其人见于《王安石文集》之《沈周墓志铭》等文献的记载，而转运使武陵张颙主持万春圩工程的事迹，也因近年湖南常德出土张颙墓志而得以证实；并且，若以《万春圩图记》中所言政府投入官粟30000斛、所用人工14000人，按每工一日需粟5升（合明代的3升）计，则当时工事的人工与食米总额也大致妥当。因此，沈括的记载颇为可信，万春圩的成立当可上溯“李氏据有江南”之前即晚唐时期。

此后在范仲淹《范文正公集》中《答手诏条陈十事》一文提到：

“且如五代群雄争霸之时，本国岁饥则乞籴于邻国，故各兴农利，自至丰足。江南应有圩田，每一圩方数十里，如大城，中有河渠，外有门闸，旱则开闸引江水之利，潦则闭闸拒江水之害，旱涝不及，为农美利。又浙西地卑，常苦水，虽有沟河可以通海，惟时开导，湖泥不得而堙之，虽有堤塘可以御患，惟时修固，则无摧坏。”

这段文字记叙了中世江南出现圩田的特定背景———即10世纪初钱氏吴越国时代设置“都水营田使”，下统“撩浅军”，以政府动员的方式兴修圩田的史实（其事见于《十国春秋》卷78）以及圩田的特色，是为中世江南官方大规模兴修圩田之开端。

（3）两宋以来圩田的发达

在江南，以修筑圩田为主要特征的大规模低湿地的开拓，肇始于唐末五代，历经宋元一直持续到明代中期，而以两宋为盛。这一轮的筑圩风潮，伴随着太湖水系的系统整治、江南统一海塘的建造等全局性土木建设的实施而得以积极推展，促进了江南稻作农业的发展和全国经济重心地位的进一步巩固。

该时期的圩田，若按所有权之分则有“官圩”、“私圩”之别。(www.xing528.com)

官圩的由来比较复杂，既有官方主持修筑募民佃耕、或两宋之际南下驻军屯占围垦以解军粮之需的新田；也有承袭前代田籍、或籍没入官的旧有田产，其形式不一而足。

官圩多见于宋代江东路的古丹阳湖湿地和浙西路的太湖平原，尤以江东路最为发达，据《景定健康志》等方志的记录，南宋时期古丹阳湖湿地中心的溧水县（含今高淳县）及沿长江地带的太平州，其圩田竟占到了耕地总面积的十之八九。这样的官圩一般规模较大，如上面提到的太平州芜湖县万春圩，“八十四里以长、堤中为田千二百七十顷”，“岁得米八十万（斛）”，号为江东第一大圩，其它著名的如高淳县永丰圩有田950顷、宣州化城圩有田880顷。按照当时的记载，这一类巨型官圩的兴修，不但确保了圩内土地的收成，还能使其周边的小圩群在洪水泛滥之时“恃以无毁”。

私圩系民间自行围垦形成的田产，一般常见的是以“形势户”为主体的地主官僚投下资本，修筑围垦并招租户租种的一般地主所有的庄园化的田产；也有一些是朝廷将官圩转赐功臣的田产。这类私圩虽然面积不如官圩，但两宋以来随低湿地开拓的推进，数量不断增多，如宣州的化成、惠民两圩，“腹内包裹私圩十五所”（《宋会要辑稿·食货七》）；又如鉴湖，在北宋治平年间“民间盗湖为田凡八千余户，为田七百余顷而湖废几尽矣”（曾巩《鉴湖图序》）；到南宋淳熙十年（1183），大理寺丞张抑的一篇奏文中提到：“近者浙西豪宗，每遇旱岁，占湖为田，筑为长堤，中植榆柳，外捍茭芦，于是旧为田者，始隔水之出入”，其时私自围裹之田，据漕臣钱冲之按照每围立石统计，达1489处之多（《宋史·食货志》），可见私围之筑，盛极一时。

自北宋以来，随着官私圩田的兴修，在一些大规模筑圩地带，乡村景观发生了重大的改变。除上面提及万春圩那样的特大型圩田外，还有如常州芙蓉湖，原为烟波浩渺的大型浅水湖泊，其面积旧称15300顷，但自北宋元祐始逐步围垦，至明中叶全部垦为圩田；又如华亭县华亭泖，北宋宣和初，提举两浙常平司赵霖役使8万余工“围裹为田”，可见其工程之大、田土之广；其它的如高淳三湖（丹阳湖、石臼湖、固城湖）、丹阳的练湖，苏、秀两州间的淀山湖群、常熟的尚湖、明州的广德湖与东钱湖，绍兴的鉴湖，萧山之湘湖，上虞夏盖湖等，面积都在百顷以上，这些湖泊也大都在宋元之际被围垦成田；太湖本身也因围垦缩小，如南宋绍兴时，军民侵夺傍湖浅滩，筑堤阻隔湖水出入，占湖为田；著名的杭州西湖，由于私垦增多，湖面愈益缩狭，至有堙废之虞。从10世纪初钱氏置军筑圩算起，到13世纪前后南宋宁宗朝不过三百年，时人就有“昔之曰江、曰湖、曰草荡者，今皆田也”，“浙西围田相望，皆千百亩，陂塘溇渎，悉为田畴”这样的感叹（《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三之三八，户部尚书袁说友言）。

中世以来圩田的快速扩张，对江南的经济带来深刻影响，这在同一时期田土、人口两大指标的变动中都有清晰的反映。从江南的田土变化来看⁽⁴⁾，到南宋末期，原先江南的主要后备耕地资源———太湖平原和古丹阳湖湿地已大致得以垦辟，根据周生春的匡算，在太湖流域，南宋的耕地面积已接近明清之额，约为2880万亩，而这其中的约1000万亩圩田，大多形成于南宋。再以人口变动来看，自北宋神宗朝始，两浙路的户口已居全国之首；而其主体部分———江南地区，则承中唐以来人口持续增长之轨迹，自8世纪中叶到南宋13世纪中叶的400多年之中，人口增加了一倍以上。大量新增人口，按常理推测当然也要以圩田为代表的新田的持续增加来吸收。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再举两个典型案例加以验证。

比如，绍兴鉴湖的围垦，按照曾巩《鉴湖图序》的记载，起自北宋大中祥符年间（1008－1019），从11世纪中叶以后逐步扩增，至高宗南渡前后达到高潮，最后到乾道初年（1165年前后），鉴湖竟被围垦殆尽，其开垦之田额据估算当在2000顷之谱，为山会平原增加了1／4的耕地面积。而正在同一时期，与之相应的是，从北宋大中祥符四年（1011）到南宋嘉泰元年（1201）的近200年间，山阴、会稽两县人口增长了一倍以上⁽⁵⁾。

又如，按范成大《吴郡志》的记载，北宋为苏州历史上快速发展时期，人户数自元丰三年（1080）199000户，至宣和间（1119－1125）不足半个世纪，就激增至430000户；而田赋自宋初十七八万石，到11世纪后半叶增至三十四五万石，时人评论是“障陂湖为田”———即筑堤围湖垦田的后果。11、12世纪间的苏州经济能有如此戏剧性的变化，也应当以这一时期苏州圩田兴起这一史实为前提来理解。

（4）历史农业地理学视野下的中世江南圩田

江南圩田的兴垦，自出现以来就饱受争议。远者如上述三国时期“浦里塘”之作引起“百姓大怨”姑且不论，“万春圩”修筑之议，也是困难重重，据说“有司藏其议，一车不能载”（上述沈括文），可见争论之激烈。特别是到了北宋筑圩高峰期间，当时的知识人曾经围绕圩田兴修的利害发生激烈论争；自王安石变法以后，带有政治色彩的圩田派（即修筑圩田以增赋粮）与治水派（即退耕还湖）的地方施政官僚，还直接影响了江南农田水利的实施和圩田的命运。那么，应该如何以现代眼光来客观评价这一时期的圩田修筑呢？对于这一问题，已有一些日本学者从历史农业地理学的立场进行了有益的思考。

按照高谷好一的分析，江南地方从地形上可分为洼地、平地与微高地、山间支谷、泛滥原（河漫滩）、湖泊、台地、丘陵、山地等多种类型。这其中，毫无疑问，浙西的围田主要修筑在洼地地带，而江东的圩田主要修筑在泛滥原地带。如从圩田成立的地理学考察来看，浙西洼地因受海岸沙丘阻挡，排水不畅，因此该地农业工学之第一要务，是营建加速排水的河道；所以，该地的围田，应该主要是排水用河道区隔而成的田块，并非具有如城池般壮大的堤防。而江东的泛滥原，系天目山来水受长江洪水期水位的影响，积涝而成。在该地带开辟水田，则需营建壮大的堤防设施；但由于很难解决降雨季节圩内的排水工学问题（关于圩内的灌溉排水，下节详述），所以圩内一般会形成季节性湖泊，因此，即使营建大规模的堤防，其投资效益亦不甚理想。

根据这样的分析，就可以从自然地理的角度来推断“万春圩”的形成：实际上，该圩所处之地，系长江泛滥平原之典型地形；天目山山间支谷流下诸水，流经到芜湖附近低地时，因流速放缓，曲流发育，已经形成大小不一的众多自然堤；这些自然堤围绕的地带，天然构成了周围高、中间低的地形，十分有利于人工加筑、构建圩田———万春圩及其周围的小圩，就是依靠自然堤人工修筑形成的。民国时期《万春圩附近地形图》上所见到的曲折绵长的堤线、中央凹陷的洼地（或时令湖），如果不从利用自然堤构筑圩田来考虑是无法解释的（图3）。因此，在宋元时代，这类圩田的构筑，往往肇因于强力的政治力量，但由于其自然环境的局限，通常无法开展安定的大规模稻作生产，实际上，像万春圩那样屡兴屡废、难以长期维持，也正说明了这一点。

如果从上述中世圩田实际绩效出发，那么不仅像北宋以来水学论争的兴起、宋代以来江南地区灾害之频繁这样一些看似特异的现象，而且像上述三国吴时代“浦里塘”因人力不济的失败，宋元祐时已治为田的芙蓉湖在其后数百年一直“时湖时田”的反复，乃至北宋太湖流域低洼圩区“千里一白”的水涝这样一些看似偶发的筑圩挫折，也都可以从江南圩田发展规律的层面上加以冷静归纳了。

图3　万春圩附近地形图（1907年）

5．近世的江南稻作农业

（1）明清时代的“分圩”：背景与含义

明代中叶以后，随着人口的进一步增长，劳动力的逐渐富集，江南地区的经济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个变化，在该时期稻麦二熟制的推广普及、商业性农业的发展等诸多农业生产率和经济活力的指标上都有显著的反映，然其变化的实质是———通过中世以来的大规模围垦，江南适宜稻作的高品质水田资源已经消耗殆尽；因此，生产者的注意力，也不得不从单纯追求扩大耕地面积的“外延式增长”（以围垦荒地，尤其是低洼湿地为主要特点）向“内涵式增长”（即通过技术改良，从单位面积的耕地中获取更多作物产量）转变。

对于上述明代中叶以来江南经济变化的背景，日本学者滨岛敦俊曾有精彩论述⁽⁶⁾：

“16世纪下半叶以后，人口增加的倾向以及新大陆作物的引进，在这基础上出现了山地开发。但在这以前中国经济的扩大，主要依赖于低地开发。在江南三角洲，唐代末年开始的低湿地开发，从北宋一直持续到明代中期。对于不断增加的耕地，国家权力不可能及时把握。14世纪初，元代的延祐经理，从方志记载来看，在江南三角洲已到南京台地东端的镇江府区域为止，浙西三角洲低地的丈量，要到明初才进行。南宋贾似道恶名远扬的公田政策，应该从政府未能把握新田不断增加这一前提来理解。元代皇室、贵族、寺院等所拥有的庄田，大多设定在这一区域，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明初有名的江南官田重赋，正是由于存在新田不断增加这一事实，才有可能实现重赋。只要贯彻原额主义，只要低地圩田造田还在持续，在该地财富的产出、流动、分配结构中，就能充分消化这种重赋。”基于以上的背景分析，滨岛氏继而推论：在江南，“不久以后，在最早开始开发的苏州附近，不再有适宜开发的土地，最早（15世纪中叶）进入圩田开发的最后阶段———分圩。……处理官田重赋的是周忱，正是他最早实施有系统的分圩政策，这两件事同时由周忱来进行不是偶然的。在地势最低的吴江、青浦一带，从17世纪上半叶到中叶进行了有组织的分圩，其后就不再有关于分圩的议论。这意味着唐末以来江南三角洲低地圩田开发的结束。”

可以说，以“内涵式增长”为特征的近世江南农业经济变革，首先是通过提高耕地利用率———“分圩”（即大中型圩田的分割与细分化）的推进而得以实现的。

（2）分圩的动因与进程

所谓“分圩”，按字面理解就是圩田的分割，其通常的做法是：在维持原先构筑的大中型圩田的外围堤防（又称“圩岸”）的前提下，通过在圩内修筑略低于圩岸的“戗岸”（圩内分隔高低田块的小土堤）、“径塍”（圩内的阡陌）、或挖掘“溇”（圩内的蓄水、疏水河渠），并将之作为圩内的田界，将原先的一个大圩分割成若干小圩。那么，从历史农业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分圩即将大圩细分，究竟有何实际效益和必然性呢？

在历史上，对圩田的规模大小一直存在争议；而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对圩区的调整也一直存在着“分圩”与“联圩并圩”这两种截然相反的实践模式。一般而言，大圩可以缩短堤线长度，减少筑圩的工程量，减轻圩区防汛和排水的负担；圩小，则堤线相对拉长，由圩岸浸入圩内的水量大，圩区防汛和排水的负担必然加大⁽⁷⁾。

但是，若就圩田的立地环境而言，圩田的成立，原本肇始于对浅水湖泊、沼泽、泛滥平原等强湿地的开拓，在这一类低洼地带上通过人工建堤围筑耕地，从根本上讲，排水疏水作业乃确保土地生产性之第一要务。再从水利工学的角度来看，在东亚季风区，像这样一类低平原的理想排水，与灌溉相比，更呈现为短时间、强劳力的特征，一般情况下，瞬时排水所需劳力是恒常灌溉所需劳力的4～6倍。在机械水泵给排水技术导入之前，在此类强湿地带开展耕作，局部的、集中的人力排水，必须以恒常人力排水为前提。因此，在龙骨车时代，像上述万春圩那样具有巨大堤防的“大圩”，一旦发生集中的降雨，要排除圩中的内涝，从人力动员角度（所谓“排水共同体”）是不可想象的，至少可以说是效率极低的，其结局只能是让位于自然堤上的小规模自给农业，即文献中时常提到的那些“位位相接”的小型圩田。

事实上，圩区的内涝，直到近现代都是困扰农田水利的重大课题。关于这一点，只要观察同样是这个万春圩，在民国初期的地图上仍可见到圩内的季节性湖泊；以及直到1970年代末，整个秦淮河流域的48万亩圩田之中，仍有近七成约33万亩，不能抗御日降雨量150毫米的洪涝⁽⁸⁾———这样的一些例子就可想而知了。

从以上分析来看，对于大圩实行分隔控制以减少淹没，是自大型圩田出现之始就十分必要的措置。关于这一点，揆诸历史可以发现，如沈括《万春圩图记》提到：“圩中为通途二十二里以长，北与堤会，其袤可以两车，列植以柳，为水门五。”实际上就起到了分割大圩、控制内涝影响的作用，这与明代分圩成熟期耿橘总结的“因地势在圩内截筑小岸，万一水溃外围，亦不至于全圩受灾”从原理上讲是一致的。

不过，直到中世，分圩现象在江南并不常见，原因为何？

如前所述，在唐末五代时期，江南的低湿荒地资源十分丰富，因此当时的开发，尚处于扩展田地的“外延式增长”阶段。可以说两宋时期圩田的兴盛，其中不乏因政者的热情与理想———兴修的大规模圩田，如万春圩、永丰圩等；但更多是以形势户为主体的当地官僚地主阶层，其兴趣所在，是尽可能地圈占未开拓的荒地，他们的注意力也就理所当然地落在利用较少资本获取最大规模的圩田这一点上面。

从文献上看，在元代开始出现比较明显的分圩的迹象，《王桢农书》中的“柜田”，实际上就是指与之同一出处的围田中的相对较小之圩。但这似乎也只是零星的记录，即使到了明代前期，分圩仍未成气候。况钟《明况太守治苏政绩全集·九》所载宣德七年（1432）《修濬田圩及江湖水利奏》一文，反映了明前期苏州府分圩前的一些状况。按该文的记载，当时吴江等七县圩之大小，自三四千亩至七千亩不等。如此大规模的圩田，其实正反映了因为劳力与灌溉排水的困难，当时对圩内的土地利用还很不充分，于是，况钟在文中提出了将大圩分割成500亩大小的小圩的建议，这可以说是后来的大规模分圩运动的前奏曲。

到了明代中期，随着江南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圩户人口益增而可垦荒地益蹙，劳力的富余自然对土地利用率提出要求，而稻麦二熟制的推广特别是麦类作物的普及，也加剧了圩户对彻底改进圩内排水系统的热切程度。开发原先大圩之内的未被充分利用的低湿之地正式提到了议事日程，于是，在15世纪前叶，周忱的系统分圩政策应运而生，在原先大圩之内，根据圩户的组合而趋于细分。由于官方的推动，在明代后期，类似于当代的承包责任制的分圩运动，即以农户个体营利为目的的水利个体化蔚然成风。16世纪姚文灏经理江南之时，提出了大圩之内，排水顺畅处300亩为一小圩、排水不畅处500亩为一小圩这样的分割标准（见姚文灏《修筑圩坦事宜》一文，载嘉靖《江阴县志》卷7《河防》）；到了17世纪，在耿橘治常熟县之际，分圩在技术上趋于成熟，中世以来粗放圈筑的一个个数千亩规模的大圩，最终被分割成众多200～500亩规模的小型圩田。

（3）江南农业经济格局的时空变迁与分圩的实质

那么，应如何立足于江南稻作农业开发史来理解和评价明清的分圩现象呢？为此，我们有必要对数千年来江南农业经济格局的时空变迁历程进行一个概观。

根据日本学者斯波义信等人的归纳，江南的农业开发从地形上可分为三个部分：①河谷平原与冲积扇，②上部三角洲（大致与江南的“高田”地带对应），③下部三角洲（大致与江南的“低田”地带对应）。参考自然生态条件跟长江三角洲相似的东南亚湄南河流域的开发模式，就可以反演江南的开发，也应遵循由①河谷平原与冲积扇，到②上部三角洲，再到③下部三角洲的过程。斯波氏的这一结论得到了李伯重、大泽正昭等人在中世以来江南人口、田土、农业经营方式变化等研究结果的支持。按照这一研究成果，则江南稻作农业的开发进程可以设想为：

自先史时代以来，即江南开发的早期阶段，山间的河谷平原与近山的冲积扇地域，对于当时稻作农业的小共同体来说，最适合的小规模灌溉农业的开展。因为集中数个村落的人力和资本、进行筑堰治陂等水利工事，在这样的地域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当然，这一发展设想也不排除在②、③类三角洲地域之中若干小地形环境较好的地带，如绍兴、苏州附近，也可先期形成稻作经济发达区域）。此后，随着经济的发展，位于上部三角洲的高田地带率先得以开发，一个很好的证据是，在唐天宝年间江南的三个10万户州———润州、常州和婺州，全部落在这一①、②类地域，显示其时太湖平原的开发程度，却并不如后世那么的卓越。

图4　“仰盂圩”之典型例（选自清·孙峻《筑圩图说》）

入宋以后，江南地区的人口重心开始从西部、北部向东部即下部三角洲转移，而耕地的变化也显现同样的趋势，尤其是“水利田”的增加，明显出现了东部快于西部的趋势。到了明代前半期，原属于强湿地下部三角洲的低田地带，已被瓜分。比如位于低田地带中心的苏州东部昆山一带，在五代宋初之时，尚是“吴越归国，郡邑地旷人稀，占田无限，但指四至泾渎为界”（张方平《乐全集》附王巩《张文定公行状》）；经过数百年的垦辟圈占，到宋末已是“四郊无旷土，随高下皆为田”（范成大《吴郡志》卷2），“盖自江而南，井邑相望，所谓闲田旷土，盖无几也”（陈傅良《永嘉先生八面锋》卷2）这样的景象。

不过，如上节所述，这一时期对低田地带的开发，是以政府和地方“形势户”争夺地权、圈围抢筑大中型圩田为特征的“外延式增长”。这些圈围抢筑的大中型圩田，其内部的地形复杂而富于变化，既有田面平坦常年丰收的常稔之田，但更多的是所谓的“仰盂圩”（圩内四周高中央低）、“釜形圩”（圩内四周低中央高）以及圩内高低宛转之“不等形”变化者，而尤以“仰盂圩”为最普遍（图4）。在宋元及明前期，在当时的开发水平下，这些大中型圩田被淹是常见之事。因此，直到明代初期为止，在江南地区仍有大量的低湿耕地有待改造。

到了明代中叶，随着经济的进步，提高大中型圩田的土地利用率成为当务之急。于是，自然而然地发生了分圩运动。从农业经济的角度来看，分圩是进一步改良低湿地，即所谓圩田的“干田化”之必由之路。这是因为，以近代机械化之前的人力物力，除利用圩内低洼地设置蓄水湖泊之外，实施分圩，即修筑分格控制的戗岸，分级控制圩内水流使之高低分排，以减少圩内积涝、提高耕地土壤熟化程度，是一项最具经济效益的措置。这一分圩的过程，起自15世纪中叶，至17世纪中叶大致完成，此后，江南平原已然呈现“大围如城垣，小戗如院落”这样跟近代相似的田园河网景观（图5）。

图5　近代吴江县开弦弓村西长圩的农田景观（选自费孝通《江村经济》）

总而言之，在明清江南，以大型低湿地的“干田化”为目的的分圩，是江南圩田开发的最后阶段，反映江南农业开发进入“内涵式开发”，即追求土地利用率、生产集约度提高的新阶段；而分圩运动的贯彻与成功，使得江南的下部三角洲地域被完全改造成为肥沃的耕地，也正反映了江南古典稻作农业的成熟。

参考文献：

《江苏农业地理》，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79年。

渡部忠世、樱井由躬雄编：《中国江南の稲作文化：その学際的研究》，日本放送

出版协会，1984年。

缪启愉著：《太湖塘浦圩田史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1985年。

中国农业科学院等编著：《太湖地区农业史稿》，农业出版社，1990年。

游修龄著：《中国稻作史》，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

宗菊如、周解清主编：《中国太湖史》，中华书局，1999年。

斯波义信著：《宋代江南経済史の研究》，汲古书院，2001年。

李伯重著：《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

张波、樊志民主编：《中国农业通史：战国秦汉卷》，中国农业出版社，2007年。

曾雄生著：《中国农学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

【注释】

(1)朱乃诚：《环太湖地区原始农业的发展及其对文明起源的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2002年总第4期。

(2)彭世奖：《火耕水耨辨析》，《中国农史》1987年第2期。

(3)刘兴林：《汉代稻作遗存和稻作农具》，《农业考古》2005年第1期。

(4)周生春：《试论宋代江南水利田的开发和地主所有制的特点》，《中国农史》1995年第3期。

(5)陈桥驿：《鉴湖的兴废与山会平原农田水利》，《地理学报》1962年第3期。

(6)［日］滨岛敦俊著，沈中琦译：《农村社会———研究笔记》，《近代中国的乡村社会》，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7)张芳：《常熟水利全书和筑圩技术》，《太湖水利史论集》，1986年，内部发行。

(8)《江苏农业地理》，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79年，第1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