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下游的江南地区，自唐代开始经济渐渐繁荣，与全国各地发生了广泛的经济文化联系，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中唐以后，江南几乎成了唐朝整个国家的经济命脉，在全国财政收入中占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一 唐代以前江南经济的开发
唐五代江南社会经济的发展得益于秦汉、六朝以来经济开发的成果，是以秦汉、六朝生产力的发展作为基础的。
两汉以后，江南成了颇具特色的经济区，在农业、手工业方面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就。汉代江南农业耕作中已普遍使用了铁器、牛耕，日渐重视兴修水利，农业生产区不断扩大。江南地区以种植水稻为主，粮食储备也已增多。安帝永初元年（107），扬州下辖的丹阳、吴郡等五郡已向缺粮的东郡、济阴等地调米，说明江南农业生产已有相当实力。就手工业而言，江南的陶瓷、采矿、造船、漆器等都取得了不少成绩，江南的一些手工业产品“在技术上或艺术风格上，都逐渐接近甚至优于北方”。(1)
六朝时期，南方人口急剧增加，大量土地得到开垦，农田水利事业蓬勃兴起，尤其以宁绍平原的北部和太湖流域的西部发展最为迅速。宁绍平原的水利工程主要在山阴和会稽地区，镜湖是最大的蓄洪灌溉工程；西起西陵东南经会稽郡城抵曹娥江边的浙东漕渠的开凿，既扩大了灌溉面积，也有利于对镜湖水位的调节。太湖流域的主要水利工程有曲阿的练塘、新丰塘、吴塘、莞塘、单塘、南北谢塘，建业的赤山塘，余杭县的南湖，乌程县的吴兴塘、青塘、谢塘、官渎，长兴县的西湖、获塘，武康县的五官渎、鄱阳汀，长城县的孙塘、富陂。大量水利工程的兴建，为农业生产的发展带来了无限的潜力。如梁大同六年（540），将海虞县改为常熟县，其原因是“高乡濒江有二十四浦，通潮汐，资灌溉，而旱无忧；低乡田皆筑圩，足以御水，而涝亦不为患，以故岁常熟，而县以名焉”(2)。丹阳湖地区东汉以后成为南来人口的聚集区，得到了大规模的开发。南齐建元二年（480），萧子良以丹阳、溧阳、永世等四县“堪垦之田，合计荒熟有八千五百五十四顷”，上表建议修治塘遏，加以垦殖。至陈朝，姑熟地区已是“良畴美柘，畦畎相望，连宇高甍，阡陌如绣”。(3)
大量水利工程的兴修，使六朝江南稻作农业摆脱了传统的火耕水耨的粗放状态，转向“水田之利由人，人力苟修，则地利可尽”的集约经营，单位面积产量不断提高。在农作物种植方面，传统的粮食作物是单一的水稻，这时一方面大力发展水稻生产，另一方面同时引进和播种北方旱地作物，并渐渐地向稻麦轮作连种制过渡。南方原来一年一熟水稻，此时由于北方大量流民的到来，政府大力推广麦类作物的种植，产生了稻麦轮作的需要。在具体耕作技术上，已经出现了除草、施肥等田间管理的手段。北方人民的南迁，为南方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南方政府为发展生产，十分重视牛耕的推广，出现了犁耕锄耕相结合的耕作方式。梁吴兴太守萧琛等曾有禁杀耕牛的举措。在土壤耕作技术、栽培管理技术、良种繁育等方面，较前代有明显的提高。
六朝手工业的进步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手工业与北方之间的差距在逐渐缩小。江南初步形成了冶炼、造船、制瓷、纺织、制盐、造纸、制茶等几大手工业部门，已从单纯的原料型产业向制造型产业发展。东吴十分重视矿冶业，史称“江南诸郡县有铁者，或置冶令，或置丞”。东晋时，剡县、吴县、溧水、永世、铜陵等县都产铜、铁，主要供应政府东、西二冶，产品有钱币、兵器、农具、佛像和日常生活用具，在技术上已出现了灌钢冶炼法用以生产农具。造船业是重要的生产部门之一，江南的造船业不但具有相当的规模，而且技术上不断有所突破，能生产装载二万斛以上的大船。《南史·张融传》谈到吴郡大族张融曾“浮海至交州，于海中遇风，终无惧色”。能在海上进行远航，乘坐的应是较有技术含量的船只。
江南地区历来盛产葛布和苎布，谢承《后汉书》云：“吴郡本不献越布，陆闳美容仪，常衣越布单衣，明帝好之，因敕郡献越布，由此始也。”(4)布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丝织业东吴以前比较落后，但发展较快，东吴曾从各地征调了数以千计的熟练手工工人充实到建业的官营作坊。晋末桓玄执政时，太尉主簿孔琳之曾谈到当时军府竞相收购丝织品，使绢的价格翻了一倍，其原因是“每丝绵新登，易折租以市，又诸府竞收，动有千万，积贵不已，实由于斯”。东晋义熙间，刘裕攻破长安后，将关中手工业作坊中的工人南迁，在建康城南设立锦署。至南朝，丝织业在规模和技术上的发展尤为明显，政府已将调绢作为正常的赋税收入。
造纸业在会稽、余杭、建康等地蓬勃兴起，会稽的藤纸和建康的银光纸都是当时的上等纸。瓷器生产获得初步发展，东汉时上虞、宁波、慈溪、永嘉等地已建立制瓷作坊，能烧出青瓷和黑瓷两种产品。至六朝，在今浙江北部、中部和东南部广大地区都有窑场。曹娥江两岸已是重要的生产中心，绍兴、余姚、鄞县、奉化、萧山、余杭、湖州等地都已有西晋至南朝越窑的窑址。宜兴均山的青瓷吸收了早期越窑的技术，产品别具一格。六朝时已基本形成了越、瓯、婺、德清四个窑系，产品远销全国各地。沿海地区的食盐生产初具规模，“已分海滨，盐田相望，吴煮为盐，即此典之”。(5)在南沙、盐官、海盐等县设置了盐署、盐官等以监督生产。如吴国在海盐曾置海盐司盐校尉以典煮盐事。此外，如乌程和义兴县的制茶业、曲阿县的酿酒业等都是较有特色的手工业。
随着农业与手工业的发展，六朝商业开始兴盛，与北方的差距在逐渐缩小。江南地区的城市数量不断增加，城市规模和经济内涵发生了较大变化。建康是六朝的政治和文化中心，是长江下游最大的城市，“贡使商旅，方舟万计”。建康城中的商市有大市、小市等多种类型。《丹阳记》云：“京师四市，建康大市，孙权所立；建康东市，同时立；建康北市，永安中立；秣陵斗场市，隆安中发乐营人交易，因成市也。”建康秦淮河北也有不少市场：“淮水北有大市，自余小市十余所。”(6)京口地处交通要道，“东通吴会，南接江湖，西连都邑，也一都会”(7)。吴、毗陵、山阴、吴兴、丹阳等一批城市发展较快，成了一方的商业交换中心。其时，各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城市人口急剧增长，建康南北各四十里，有户二十八万。晋陵罗城周长十里，山阴城周长达二十里七十二步，有民户三万。随着人口的增加，消费需求量日益加大，投入城市贸易的产品日益增多，商品种类日趋丰富，城市商品经济出现繁荣局面，江南成为南方商品经济较为活跃的区域。
六朝商业发展的另一现象是经商活动十分常见，江南各地商业交换频繁。贵族、官僚和寺院地主经商成风，出售农副产品、长途贩运、开店设邸、经营高利贷的商贸活动到处可见。民间小商小贩的队伍不断扩大，建康、京口、山阴、乌程等经济发达地区农民经商较一般地区更多，“浮船长江，作贾上下”。如戴硕子贩苎为业，子戴法兴少卖葛于山阴市；郭世道与人联手在山阴市场上经营各种货物，其子郭原平也是“每出市卖物”。长江沿岸商贸活跃，陈后主《估客乐》说：“三江结俦侣，万里不辞遥。恒随蠲首舫，屡遂鸡鸣潮。”反映的就是江南贾客浮船江湖长途经商的情景。江南海外贸易开始出现，如鄮县与朝鲜、日本已有联系，“东临巨海，往往无涯，泛船长驱，一举千里，北迎青徐，东洞交广，海物惟错，不可称名”。亶洲商贩也“时有至会稽货布”。商业繁荣，利润丰厚，政府将商品交易税作为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当时买卖奴婢、牛马之类的牲畜、土地和房屋，都要签订协议，每贸易数量一万就要交给官府四百钱，卖出者交三百，买入者交一百。政府还在交通要津设立关卡，名为检察禁物，实为收取关税，商贾来往要以总货物量的十分之一作为交税额度。
秦汉六朝时期江南经济的开发，的确引人注目，与北方中原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在逐步缩小，开始显示出南方经济发展的潜力和后劲。不过实事求是地说，秦汉六朝的江南经济尚处于开发阶段，这种发展是有限度的。如在农业上，水利的兴修工程量一般都不是很大，所起的效果还比较有限，在地区上也有局限，如太湖东部地区几乎仍处在原始粗放的状态，一般的水利工程多集中在浙北和太湖西部的平原地区，很少向丘陵山地的纵深方向发展；手工业上，矿藏冶炼的产量不是很高，丝纺业与北方存在着巨大差距，造纸、制茶业还处在刚刚兴起的阶段；商业上，总体上并没有挣脱自然经济的束缚，市场较大地受到时间和地域上的限制，过重的交易税对商业的发展并不十分有利，实质上是对商人的巧取豪夺，商业在江南经济中所占份额是有限的。我们认为，一些学者提出的至六朝时中国经济重心已经南移的观点并不准确，六朝江南经济只是刚刚露出发展的前景。
二 唐代江南人口的快速增长及其变化
唐朝所处的时代，社会生产力水平仍较为低下，作为社会繁荣物质基础的社会总产品是靠大量使用劳动力获得的。尽管人口的多少并不是社会发展的惟一决定因素，但一定数量和质量的劳动力却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在这个意义上说，经济的繁荣和劳动力数量成正比关系，人口数量的多少是衡量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一项重要标准。
隋唐以前，江南原有人口较少，人口分布密度较低，延缓了江南经济发展的步伐。然而进入唐代，人口一直处于恢复发展的过程，尤其到了唐代中期，江南各地的人口数量快速地增长起来。
唐代初年，江南地区的人口总体上呈量少而且分布稀疏的态势，但部分州的户口数和人口密度已经居于全国前列。唐贞观十三年（639），江南各州户数最多的是婺州，达三万七千多户；最少的是歙州，只有六千多户。经过隋末乱后，江南人口的分布主要集中在太湖西部地区的润、常二州和钱塘江入海口附近的杭州和越州西部地区以及钱塘江中游的婺州地区。不过个别人口总数量较多的州由于区域广大，人口密度不一定很高。江南人口密度最高的是润、常、杭、湖四州，都在浙西的太湖流域，在唐代前期已经具备了充裕的劳动力，说明其经济发展水平较其他一些州更高。苏州人口主要集中在州城周围及以北地区，而太湖东部地区尚待开发，面积大而人口不密集，所以人口密度较低。江南东南部地区的人口主要集中在越州和钱塘江中游地区。由于越州的人口主要集中于西部地区，东部后来划出组成明州的地区人口密度较低，影响了州总密度。江南西北部的宣、歙二州人口密度也较低。
唐朝贞观十三年的总户数为3041871，而江南地区的总户数为226921，占全国7．46%；口数全国为12351681，江南为1194758，占全国9．67%。就州人口密度而言，江南地区仅次于四川盆地、汾渭平原和华北平原，在唐代处于中游。
唐代中期，江南与全国各地区一样，人口激增，这从两《唐书》记载的天宝元年（742）户口数上可以看出。与贞观十三年相比，各州户数和口数都有明显的成倍增长。
从天宝各州人口数量上看，宣州及浙西各州人口数量较大，浙东的越州和婺州、衢州人口数量也不少，而沿海地区及内陆以山地为主的几州相对要少得多。超过十万户的州有四个，另有五个在七万户以上。与贞观十三年相比较，台州、歙州、苏州、宣州等地的户口增长率较为突出。前二州原本人口较少，经济比较落后，至唐中期已得到不断开发，人口大增。后二州的部分地区中唐以前比较落后，这时得到了开发，口数增长率较高。越州中析出明州，与唐初相比，原越州地区的增长率应加上明州的户口数，户增长了411．1%，口增长了494．0%；婺州中析出了衢州，与唐初相比，原婺州地区户实际增长率为462．0%，口增长率为401．1%；括州中析出了温州，与唐初相比，原括州地区户实际增长率为564．8%，口增长率为392．0%。从人口密度来看，浙西数州人口最密集，其次是浙东的婺、越等州，宣歙地区人口密度相对最低，这大致可以说明天宝间的经济江南北部地区水平最高，钱塘江流域发展也较快，而沿海和宣歙地区起步较慢，仍然比较落后。
天宝元年全国总户数为8973634，江南户数为1042278，占全国11．61%；口数全国为50975543，江南为6483386，占全国12．72%。与贞观年间相比，江南地区的户口在全国的总比重有所增加。至天宝年间，江南户增长率为381．2%，口增长率为538．3%。同期全国户增长率为195%，口增长率为312．7%，应该说江南人口的增加远远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人口密度上，除宣、歙、括、温四州外，江南各州每平方公里在40～90人，仅次于四川盆地、华北平原和京畿地区。
从上面这些对比可以推测，唐前期江南经济的发展必定快于全国平均速度。日本学者认为天宝年间江南人口的猛增，“应是农田水利工程建设、育种史上的技术革命以及交通的发达”等原因导致的。(8)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观察，从江南人口在全国的比例和人口的增长率来看，同样也可以看出当时经济发展的水平和层次。
天宝十四载的安史之乱，使唐朝的经济生活遭到毁灭性的破坏，人口损失十分严重。安史之乱平息后的第二年（广德二年），唐政府掌握的户与口分别约为293万和1692万，比天宝末年的唐代高峰户口数大为下降，户降至32．9%，口降至32%。当然这个数字并不十分精确，因为它只是全国部分地区的统计数字，河北诸藩镇及河陇地区的众多人口没有包括在内。建中元年行两税法，检括全国户口，也仅310多万户。按照李吉甫所记，南方八道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万户，每州平均仍有户29387．75户，而全国平均数才10893．99户。不管怎么说，尽管存在着部分地区大量人口隐报或不报等情况，然唐代后期实际人口急剧下降却是一个事实。我们对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卷25进行了统计，结果发现江南十六州总户数为507100，而其中台州的户数缺失没有记载，平均每州有户33806．67，高于南方四十九州的平均数。其中浙西道每州平均有户52462，浙东道为16773．33，宣歙道为30562．67。浙西道如果将地处山区的睦州不统计在内，共余五州的平均户数更是高达61143．6，为江南四十九州的2．08倍。
其时江南户数也呈下降的趋势，这其中的原因有可能一部分人脱离了户籍，也有可能一部分人向江南纵深地区迁移了，但江南各地的下降幅度却是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数的。倘若我们以天宝元年全国户8973643作为基准，元和十五年户为2375400，全国户数下降了73．53%，而浙西下降了36．49%，浙东（除台州外）下降了72．51%，宣歙下降了42．53%，浙西的苏州不降反升，上涨了31．91%。由上，我们从人口数量可以看出，唐朝江南地区在天宝以前户口增速快于全国平均速度，天宝以后下降速度又远远低于全国平均速度。
中唐以后，北方由于战乱而引起社会不稳定，人口减耗和逃亡十分严重，而另一方面，江南没有重大战乱，相反有不少北方人南迁，而且整个唐后期这种现象比较普遍。北方人民大量迁往江南，造成了江南户口数量的变动，影响到了江南人口分布的密度，是影响江南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安史乱时，“天下衣冠士庶，避地东吴，永嘉南迁，未盛于此”(9)。有许多学者对这一现象作过重要研究。吴松弟先生在《中国移民史》第3册中对唐五代时期北方人民的南迁过程、移民分布、移民影响等问题的研究比较详细而且最为全面。他的研究表明北方移民在江南的分布十分广泛，以长江南岸苏、常、润、昇诸州和越、杭等州较为密集，此外宣、歙、池三州也有不少移民。除此以外，尚有其它一些形式来到江南定居的。如北方乱后，祖籍江南而在北方活动的一些士大夫纷纷回到江南，也有在江南为官后乐不思蜀留在南方的，家人至江南为官后其子孙、族人纷纷前来投靠最后也不愿再回北方的。有的官员至江南为官后，碰上北方大乱，遂定居南方。还有一些北方士兵战后流落江南的。
北方人民的南迁和江南区域内人口的流动，对江南经济的发展所起的作用甚大。北方移民不仅给南方带来了十分可观的劳动力，同时也将北方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带到了南方。北方移民在江南促使了人们进一步向生产的广度和深度进军，并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江南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与北方技术的传进密切相关，南北技术的交融促使了南方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大量北人的南迁，使江南人口数量增加，出现了多个十万人以上的城市。北方南迁的士大夫们往往居住在城市中，使江南奢侈性消费和文化性消费大增，推动了城市经济的发展。而居住在农村的移民，田地和庄宅的买卖十分普遍，直接促进了广大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促使了农村财产的不断转移。北人迁入苏、常、润、杭、越、金陵、宣等地，当地人口密度有所增高。北方移民向沿海和山区挺进，使这些地区的经济逐步得到开发。
三 以水稻种植业为主的江南农业生产
唐代是江南农业发展较快的一个时期，承继了六朝以来的传统，以水稻种植为主的粮食生产在技术和管理上更为成熟，也更有特色。
1．农田水利事业的发展和荒田的开垦
江南农业的发展在农田水利事业方面表现得最为突出。
唐朝在浙西地区的水利建设事业，主要在四个方面进行：一是对太湖的整治，二是对运河的整治，三是修筑海堤，四是农田基本水利建设。
太湖地区地势四周高中间低，总体上向东南倾斜，为一碟形洼地。在多雨季节，太湖周围的很多地方，特别是东南部，易遭水患，因此唐朝特别注意在太湖东南边缘筑堤防溢，将太湖与湖东水乡间隔开来。如贞元年间曾先后在湖州、苏州任刺史的于頔，在荻塘的基础上缮完堤防，筑成自平望西至湖州南浔共五十三里的湖堤，并对沿途支流进行了疏浚，在堤岸两旁进行植树，堤岸上可以通车，堤岸若开口则可以溉田。除筑堤外，唐朝治理太湖还有其他一些方法，如元和四年（809）苏州刺吏李素开云和塘，可使太湖水直泄长江。太湖东南地区也建立起一些有效的排灌系统，如广德元年唐政府开浙西屯田，屯田军筑塘岸，开沟洫，自太湖至海曲折千余里，形成完整的排灌系统。吴越时期，松江等水道不能尽泄太湖洪水，而常熟、昆山地势低卑，又在苏州下游，于是对吴松江、浏河及常熟、昆山之间三十六浦通海河道进行疏导，使得太湖外泄的通道十分畅通。
对江南运河的整治主要是调节运河水位。唐朝主要在江南运河上设置堰埭，以节水济运，维持运道水深。自北至南有堰闸四处，即京口埭（在镇江江口）、亭埭（在丹阳县东四十七里）、望亭堰及闸（无锡市望亭镇）、长安闸（在浙江崇德县长安镇），保证运河有足够的水深来维持航行。运河水源主要靠长江和太湖之水，丹阳以上靠江潮灌注，丹阳以下靠太湖济运，杭州段的水源靠钱塘江潮来维持。丹阳至镇江段运河地势高昂，河谷浅狭，这一段主要靠丹阳附近的练湖水来补充水源。永泰间（765－766），韦损为润州刺史，恢复了练湖，作斗门，湖面扩大为周长八十余里，给运河补充了丰富的水源。常州段运河，刺史李栖筠“浚河渠，引大江，漕有余之波，溉不足之川，沟延申浦，至于城下，废二埭之隘，促数州之程，海夷浮舶，弦发望至”(10)，沟通了长江和运河的航运。
浙西地区的海塘共分两段，从杭州钱塘口到金山卫一段称浙西海塘，金山卫到常熟东沙称江南海塘。浙西海塘始筑于汉代，唐代曾大规模地修筑。《新唐书》载盐官“有捍海塘，堤长百二十四里，开元元年重筑”。说明唐代所修捍海塘已有相当规模，并向北延伸了一百五十里。唐代也曾对钱塘江口海堤进行了加固修筑。会昌末年，朝廷拨款二千万“筑长堤以为数十年计，人益安善”(11)。海塘的修筑和加固，阻止了海水的倒灌，有利于太湖东部地区的农业生产，减轻了土地的盐碱化，而且为大规模的沿海滩涂围垦创造了基础条件。后梁开平四年（910），吴越王钱鏐又兴修了捍海塘，在塘边置铁幢，并用铁丝维系，铁幢内侧是石头，里面填土，海塘十分牢固。
浙西地区农田水利的建设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展开。润、常二州修治了练塘、绛岩湖、孟渎，苏州的荻塘、常熟塘（云和塘），湖州的吴城湖、陵波塘、蒲帆塘，杭州的西湖、阳陂湖、上下湖等，文献记载的水利工程有三十项左右。这些工程中，个别大工程的兴修能解决数千顷农田的灌溉，数县或数乡都能得利，小的也可以达到数百亩，如润州的南北谢塘都可以溉田千余顷，杭州于潜县的紫溪可溉田四千余顷。杭州西湖治理后，可以放水溉田，千余顷农田得到保障，因此主持治理西河的刺史白居易有诗说：“税重多贫户，农饥足旱田，惟留一湖水，与汝救凶年。”(12)
浙东地区水利工程最集中的是在宁绍平原。如越州的鉴湖在唐代又进行了多次整修，改建了不少配套工程，使得越州这个最大的水利工程发挥出更大的作用。此外越州还有上虞县的任屿湖、黎湖、夏盖湖，诸暨县的永丰陂、湖塘等都是当时修建的水利工程。明州虽是中唐时才建立的新州，但随着人口不断增多和农业生产的需要，前后修建了约20项水利工程，西湖（东钱湖）、广德湖、仲夏堰、它山堰、越河、朱家塘、普济湖、花墅湖、白洋湖、健阳塘等在唐代反复修治。鄮县的西湖保证了明州东七乡的农业和生活用水，广德湖供给了明州西七乡的用水。水利工程中最有成就的是鄮县的它山堰，这是一项在鄞江上游出山处的四明山与它山之间修成的伟大工程，用条石砌筑一座上下各36级的拦河溢流坝。坝顶数十丈，用80块条石板砌筑而成，“冶铁灌之”，坝体中空，用大木梁为支架。这座坝可以截断从下游前来的海潮，积蓄溪水，供鄞西平原七乡万余顷农田灌溉，并通过南塘河供明州城使用。浙东其他地区亦修建了大量水利工程，如婺州东阳县的都督堰、武义县的长安堰、金华县的高堰等三堰，处州有南溪、绿苗堰、好溪堰，衢州有神塘等。沿海的温、台两州也兴修不少，如台州宁海县曾修健阳塘，温州有会昌湖、乐城堤、横阳堤等。这些工程与浙西平原上的修塘挖湖不同，大多是山谷丘陵间或湍急的溪流上的筑堰修堤，说明水利工程的修筑渐渐由平原向山地丘陵挺进，意味着农业的发展在向纵深推进。
宣歙地处山区，兴修的水利非常有特点，以陂塘为主，主要分布在宣城、南陵、溧水一带，如德政陂、大农陂、薛公堰、永丰陂、肖陂等，其中大农陂是最大的水利灌溉工程，“为石堰三百步，水所及者六十里”，能“溉田千顷”。
随着水利工程大量建设，江南众多荒芜土地得到开垦，低洼地成了旱涝保收的高产地。中唐以前，太湖东部的苏州嘉兴县一带仍有大量的低洼荒地。广德初，政府命“择封内闲田荒壤，人所不耕者为其屯”。在大理评事朱自勉的主持下，嘉兴设立了二十七屯，其规模是“广轮曲折千有余里，公画为封疆属于海，浚其畎浍达于川”。经过有效的农业管理，“经地域，制地事，辨土宜，均土法，简穑器，修稼政，陈三省之种而敬其始，考九农之要而成其终”，荒田最终变成了良田。(13)苏州其它县内也有荒地开垦，如崔翰为浙西观察巡官，“凿浍沟，斩茭茅”，开出陆田一千二百顷，水田五百顷。这些土地的开垦和水利工程的兴修，说明了太湖东部地区的塘浦圩田系统在加速形成的过程中。随着湖堤海塘的先后修建，原来的沙岗海滩和太湖下游的低地都逐渐成了圩田。吴越时曾设立了治水治田的屯田和营田机构，进一步重视对这些荒地的开垦，使太湖地区的塘浦圩田发展为较完整的系统，五至七里一纵浦，七至十里一横塘。
中唐以后其它地区的土地也大量得到开垦。丹阳湖地区的圩田在唐以前就已出现，隋唐时丹阳湖已被逐渐围垦分割，至五代时圩田的开发达到高潮。宣城北面有许多土地在唐中期得到开垦，张路斯景隆中为宣城令，“在官垦土田，通水利，至今城北有张路斯田”。沿长江各地开垦了许多沙渚地，元和间卢坦为宣州刺史，“渚田尽辟，藉佣以活者数千人”(14)，按人均十亩计，约开辟渚田数万亩；江阴县北的江边，沙涨了数十里，“悉成桑田”；丹徒县遗山一侧南朝陈永定间，“因涛水永生沙涨，周旋千余顷”，到唐代“并膏腴堪垦植”。钱塘江口也有大量沙田开垦，景龙四年，沙岸北涨，地渐平坦，于是种植桑麻。州司马李珣开通沙河，使水陆成路。在一些大湖泊周围，决湖为田的情况大量出现。如润州练湖幅员四十里，豪强大族泄流为田，“专利上腴，亩收倍钟”。越州也有“万顷湖田又斩新”的现象出现。明人谈到浙东湖田时说：“夫湖以溉田，而浙东尤资其利，但沧桑变易而涨沙葑泥日渐增长，民遂因以为田，自是争讼日繁，而宁绍为甚。”(15)沿海地区的岛屿也渐渐得到开垦，并设立了行政机构，如今舟山唐中期曾设翁山县，南田岛为宁海县的依仁乡。山区丘陵土地开垦不少。顾非熊在九华山区看到“山田引烧开”的情景。
2．生产工具的进步
农业产量的提高与农具的改进是分不开的。唐朝江南人民在经过长期的实践后，开始运用和推广曲辕犁。这种犁较贾思勰《齐民要术》中所述的辽东“辕犁”和齐人“蔚犁”有了巨大进步。它有11个部分组成，“冶金而为之者，曰犁镵，曰犁壁。斫木而为之者，曰犁底，曰压镵，曰策额，曰犁箭，曰犁辕，曰犁梢，曰犁评，曰犁建，曰犁槃”。11个部件的位置、形状、大小都有一定的要求和比例。曲辕犁结构复杂，但使用很方便。首先，唐以前使用直辕犁，犁架庞大而笨重，牛需要费很大的拉力，而且转弯、调头都不太方便，但唐代使用曲辕犁后，犁辕变得较短，犁架变成小而轻，操作时灵巧省力，转弯、调头都比较随意，十分方便。其次，唐以前的犁一般是没有单独的犁底，但曲辕犁的犁底是单独的，底长四尺，宽四寸，落地平稳，不再左右摆动。曲辕犁的犁镵呈等腰三角形，尖而锋利，十分易于深耕。第三，曲辕犁的耕地深浅是利用犁评和犁箭来调节的，使用时推进犁评，则犁箭向下而入土深，拉退犁评，犁箭向上而入土浅，所以深耕、浅耕可以按要求来调节。第四，犁壁的设置十分独特，它置于犁镵之上，当耕地时它能使翻起来的土倒覆，而且还能起到碎土除草的作用。陆龟蒙《耕耜经》说：“耕之土曰坺，坺犹块也，起其坺者，镵也；覆其坺者，壁也。草之生布于坺，不覆之则无以绝其本根，故镵引而居下，壁偃而居上，镵表上利，壁形下圆。”第五，使用犁槃、曲轭代替犁衡，改变了传统耕牛的挽拉方式，使得犁辕大大缩短，犁架变巧。
江南地区曲辕犁的推广，使得南方地区的耕作环境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为大面积水稻的种植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这是当时农业生产技术发展的重要标志。
除曲辕犁外，其他农具也得到了改进，如耙（爬），“耕而后有爬，渠疏之义也，散坺去芟者焉”。耙的主要作用是对犁起的土地进行压碎和平整，以及清除草根等田中杂物。耙一般是木制的，下部呈方齿状，用耕畜牵拉。还有一种叫耖的工具，也是使土壤更加细碎和平整，便利水稻的莳插。碌碡、礰礋也是整地的工具，礰礋是在爬后使用的一种有齿的农具，一般是木质的，“坚而重者良”。碌碡外无列齿，主要用于水田。此外，铁搭、耘荡等工具也已出现，为江南地区的精耕细作提供了一套较完整的工具，对发展生产力和提高水稻单位产量起到了重要作用。
3．水稻、麦子等主粮的轮换种植
江南主要的农作物是水稻，生产的地理分布十分广泛，在整个江南地区大面积种植，其中，浙西北起润州、南达杭州、西止江宁的太湖流域是唐五代水稻生产基地之一；浙东的水稻生产不及浙西昌盛，主要生产区在越州附近，但其它如温、台、处、衢诸州的河流盆地一带也有大量种植；宣歙地区的稻米生产主要集中在山谷平原上。(16)
浙西的水稻声名远扬，杜甫曾有“云帆出辽海，粳稻来东吴”的诗句，说明东吴的水稻大量输向北方。润州城外大量种植水稻，站在城楼上，只见“水接海门铺远色，稻连京口发秋香”，全是水稻丰收喜气洋洋的景象。唐诗中，谈到苏州水稻种植的资料特别多，如李颀诗有“青枫半村户，香稻盈田畴”句，罗隐有“水蓼花红稻穗黄，使君兰棹泛回塘”句，杜牧更有“罢亚百顷稻，西风吹半黄”的感叹。浙西水稻种植遍及全境。
浙东的越州地区大量种植水稻，白居易说越州的强大，“越国强仍大，稽城高且孤”，就是因为“绿科秧早稻”；诗人章孝标在越州，一眼望去，“万顷湖田又斩新”，至于镜湖周围更是呈现出“野气稻花风”的景观。《全唐文》卷985《对盗稻桔判》说：“会稽杨真种稻二十亩，县人张辨盗，将令访知，收辨科罪。”一户农民种植了二十亩的水稻。浙东其它地区也是大面积种植水稻，如明州中唐以后，种植水稻普遍，与越州水稻区连成一片。衢州、台州的水稻种植虽比明越二州要少，不过仍可见不少记载。即使连山地最多的处州也有水稻种植，《葆光录》卷2云唐末武义县有人收得秫百斛。《明一统志》卷44《处州府》青田县南一百五十里南田山“上有稻田，岁旱则大熟，唐袁晁之乱，邑人多于此避难”。看来，江南自南至北，水稻种植十分广泛，但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各地种植数量多少不一。
宣歙地区大多是山地，水稻种植主要集中在一些河谷平原地带。宣州是种植水稻最多的地区，如有人在泾县看到的是“霜粳野碓舂”。唐末的歙州也是“村南村北稻花明”，大量种植水稻。
唐代江南水稻种植还培育出了大量的优质品种，如《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常州、苏州有大小香粳，湖州有糯米，婺州赤松涧米、香粳，这些都是特殊的品种，得到朝廷的青睐。江南水稻中比较出名的是一种红稻，时人有“沃野收红稻”的说法。红稻是粳稻的一种，唐中期孟诜《食疗本草》卷下说这种米颜色为赤，米粒较大，而且发出浓烈的香味。唐末陆龟蒙诗中的“近炊香稻识红莲”，大概说的也是这种稻。当时的水稻还能按时间来划分，有早、中、晚的区别。韦庄曾说：“绿波春浪满前陂，极目连云 稏肥。”这里的 稏专家认为是一种适应性较广、高产但米质较差的晚籼品种。从水稻的黏性上来区分，有粳、糯之别。苏州生产的糯米可以酿酒，《乾隆元和县志》卷16《物产》说：“金钗糯，粒长，酿酒最佳。”
江南的水稻种植是普遍采用了插秧技术。僧人契此有诗云：“手捏青苗种福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六根清净方成稻，退步原来是向前。”(17)说的是明州僧人必须亲自耕种寺庙里的福田，当时种植的是水稻，而僧人是由前向后退并且手拿秧苗在莳插。李濒在泾县看到“绕郭看秧插，寻街听茧缫”，显然移栽插技术在各地已经推广。(18)
江南有很多地方继承了六朝的种植传统，大面积种植麦子，“竹外麦烟愁漠漠”。太湖流域的润州、苏州、湖州、越州等是主要种植区，而睦州、台州及其以南地区，麦子分布已是非常稀疏。(19)唐末五代的金陵由于地理位置独特，南来北往的人很多，其周围地区也大量种植麦子。宣歙地区百姓的粮食一半是麦子，一半是水稻。靠近长江边的芜湖是重要的种麦区，刘秩《过芜湖》云：“近海鱼盐富，濒淮粟麦饶。”池州种植的麦子数量应当不少，如诗人云“分开野色收新麦，惊断莺声摘嫩桑”；“无衣织女桑犹小，缺食农夫麦未黄”。(20)
由于大面积种植麦子，而历来江南粮食生产以水稻为主，因此唐代的江南各地有可能普遍实行了一年稻麦两熟轮作复种制。白居易《答白太守行》云：“去年到郡时，麦穗黄离离；今年去郡时，稻花白霏霏。”白居易在敬宗宝历元年五月初五来到苏州出任刺史，当时正是麦黄抢收的季节。第二年九月他离郡时，看到的是水稻在抽穗扬花。虽然我们无法肯定这是在同一块土地里的作物种植情况，但从他这种普遍性的描述来看，两种粮食作物应是先后交替种植的，一年两季的稻麦轮作最起码是在一些地区已经实行了。
4．经济作物的增多
江南农业的发展还表现在大量经济作物的种植上。其时江南农村中种植麻、茶叶、甘蔗、蔬菜、果树和桑树的现象十分普遍。
江南种植桑树十分普遍，尤其是中唐以后，在越州、润州、苏州、杭州等丝织业发展迅速的地区，农民种植桑树的规模越来越大。代宗大历年间，耿 谈到越州：“回首望知音，逶迤桑柘林。”越州显然是出现了大面积的成片桑园。陆龟蒙诗中有不少反映苏州农村种桑的诗句，如“四邻多是老农家，百树维桑半顷麻”；“沟塍堕微溜，桑柘含疏烟”。(21)诗人见到的苏州农村，几乎家家田里都是桑树。这样大规模的种桑，对农户们来说，养蚕织丝可能已不仅仅是为了应付政府的庸调和土贡，更重要的是进入市场获取收益。
江南的果树种植利用了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快速地发展起来。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从农户宅前宅后庭院中的普遍种植，到规模较大的果园出现，果树种植中的商品化程度越来越高。橘柚的规模种植成为一种比较常见的情况，在唐代的诗文中经常可见“橘林”、“橘园”之类的描述。如岑参诗中谈到长江边上的江宁橘树成林：“枫树隐茅屋，橘林系渔舟。”润州也是这种景色：“客路随枫岸，人家扫橘林。”(22)无论是橘林还是橘园，成片种植柑橘后，所产橘子不可能全部被橘农消费掉，必然有相当部分产品是要流入市场的。
其他水果的种植虽然没有像柑橘这样普遍，但规模种植的情况不少。《吴越备史》卷1《武肃王上》说到唐末天复二年田頵攻杭州，在北郊的半道红迎接杨行密派过来的使者。半道红“旧植桃花之所，凡数里”，显然是一个超大规模的桃园。段公路《北户录》卷2谈到的浙东成家梨，闻名岭南。《清异录》卷上说：“建业野人种梨者诧其味曰蜜父，种枇杷者恃其色曰蜡兄。”梨以其味甜、枇杷以其颜色黄而向人夸耀，水果可能在不断进行着品种的改良。
茶叶是江南重要的经济作物，绝大部分的州都有茶叶生产。浙西道质量最高的茶叶生产地在常州和湖州、睦州，湖、常的紫笋茶和睦州的细茶、研膏茶闻名遐迩。江南大量的茶叶作为商品在销售，茶农自己的消费是十分有限的，茶叶生产主要是商品生产。江南茶叶种植最普遍的宣歙山区，每年春天产茶时节吸引了大量商人入山收购茶叶。会昌间，杜牧为池州刺史，谈到：“茶熟之际，四远商人，皆将锦、绣、缯、缬、金钗、银钏入山交易。”如歙州祁门、婺源县，茶叶是其经济的主要支撑。《文苑英华》卷813张途《祁门县新修阊门溪记》云：“邑之编籍民五千四百余户，其疆境有不为小。山多而田少，水清而地沃，山且植茗，高下无遗土。千里之内，业于茶者七八矣。由是给衣食、供赋役，悉恃此。”
农民追求经济利益而改变的种植中，药材是一种重要的经济作物。岑参有诗云：“种药疏故畦，钓鱼垂旧钩。”在自己的田园里种植药材是当时人的一种普遍做法。《吴郡志》卷30《土物下》说到苏州出产名药白芷，“世传吴白芷以吴中所出者为贵”。苏州的白芷野生的可能性很小，一般是以农民种植以主。
作为一种全新的产业，江南的农民还种植花卉提供给市场。在唐代一些城市内，花卉交换十分繁荣，出现了花市，而在市郊农村，出现了专业的花农。花卉业的发展为农民带来了新的经济收入，“开辟了农业发展的新渠道”(23)。在江南地区，花卉业的发展也十分繁盛。苏州城外出现了专业花农，从事花卉的种植和买卖。陆龟蒙有诗云：“故城边有卖花翁，水曲舟轻去尽通。十亩芳菲为旧业，一家烟雨是元功。闲添药品年年别，笑指生涯处处红。”按陆龟蒙所说，苏州城外的这个老翁在交通便利处种了十亩花卉，全家依靠从这些花上赚来的钱维持生计。
江南蔬菜种植普遍，“移蔬通远水”，“十亩春蔬一藜杖”。蔬菜种类较多，如白菜类的叶菜有牛肚菘、紫菘、白菘等。此外尚有芋头、蒜、韭、姜、竹笋等。
5．养殖业和渔业生产的兴旺
唐五代的江南农村，农民家庭养殖业有较大的发展，不但养殖业有一定的规模，而且养殖动物品种繁多，鸡、鸭、鹅、牛、羊、猪、蜂都是十分常见的。
小家禽养殖在江南十分普遍。方干《陪王大夫泛湖》诗云：“白波潭上鱼龙气，红树林中鸡犬声。”家禽中鸡的豢养最为常见。江南湖泊密布，为养殖家鸭提供了有利条件。《吴兴备志》卷16载湖州唐时每年要进贡朝廷单黄杬子1350颗，重黄杬子1300颗。杬子即用杬木汁浸过的鸭蛋，可知湖州养鸭之盛。
不少江南农民养殖马、牛、羊、猪等大动物。马、牛可以耕地，也可以食用，所以农民养马和牛比较多见。一些农民还喂养家猪。《太平广记》卷439引《搜神记》中说西晋曲阿有人在“猪栏中见母猪”，说明江南猪历来是圈养的。唐末有人说：“猪不嫌人臭，人反道猪香。”(24)既然觉得猪肉很香，说明养猪就是为了吃肉，农民养猪便有经济上的动力了。江南农民还养羊。孟诜《食疗本草》卷中说：“河西羊最佳，河东羊亦好。纵驱至南方，筋力自劳损，安能补益人？”他说南方羊“都不与盐食之，多在山中吃野草，或食毒草。若北羊，一二年间也不可食，食必病生尔。为其来南地食毒草故也”。
江南山区众多，花草繁茂，是养蜂的好地方，养蜂赚钱是一条致富的好路径。在宣歙地区，养蜂是特别重要的一项副业：“宣歙人脱蜂子法：大蜂结房于山林间，大如巨钟，其中数百层。土人采时，须以草覆蔽体，以捍其毒螫。复以烟火熏散蜂母，乃敢攀缘崖木断其蒂。一房中蜂子，或五六斗至一石，以盐炒曝干，寄入京洛，以为方物。”(25)可见，宣歙地区在养蜂技术上有独特的长处。
唐五代时期的渔业生产特别发达，渔具渔法的改良、淡水鱼养殖技术的进步都表现得十分明显。江南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使沿海地区、长江流域、太湖流域成为当时最为重要的产鱼区。早在圣历三年（700），崔融就说：“江南诸州，乃以鱼为命。”景龙时李乂上疏说：“江南水乡，采捕为业，鱼鳖之利，黎元所资。”江南出现了专门以捕鱼为业的渔民，“挂罾垂钓是生涯”。《原化记》记载苏州太湖入松江口，唐贞元中，“有渔人载小网数船，共十余人，下网取鱼”。至吴越国时，在西湖捕鱼的渔民还要交渔业税，“必日纳数斤，谓之使宅鱼。有终日不及其数者，必市为供之”(26)。陆龟蒙诗中谈到的唐代的渔具和渔法，全部是江南地区渔民的发明和创造。鱼类产品更是大量地运进市场。一般渔民都是将自己捕得的水产品直接送进附近的市场出售，因而杭州“鱼盐聚为市”，越州是“沙边贾客喧鱼市”，宣州则“鱼盐满市井”，常州武进也是“津市半渔商”。水产品的交换地点往往是人们都很熟悉的水边渡口。由于江南水产品十分丰裕，常常会吸引各地商贩前来贩运，苏州沿海地区就有很多渔商。
四 丰富多彩的手工业生产
农业的发展，为手工业生产提供了充足的原料，推动了手工业的兴盛。唐代江南地区的手工业主要有纺织、矿冶和金属制造、瓷器、造船、制盐、制酒、造纸等。
1．纺织业
纺织业是唐五代江南手工业中最为重要的部门，不但涉及面广，从业人数多，而且产量较大，对江南经济的影响举足轻重。
（1）丝绸纺织
唐王朝建立后，丝绸纺织在江南逐步兴盛。根据各书土贡资料的统计，江南贡一般丝织品的共有6州，即润、睦、婺、衢、处、温。贡特殊丝织品的共8州，即润、常、苏、湖、杭、睦、越、宣。生产特殊丝织品的州必是当时丝纺业较为发达的地区，如润州在天宝中已向朝廷贡方丈绫、水文绫及京口绫、衫段等产品，越州贡白编绫、交梭、轻调、罗、吴绫、绛纱等产品。唐代后期，江南贡特殊丝织品的有11州，其中越州丝织品有数十种之多，润州有6种，其他各州都有数种丝织品上贡，出产高质量丝织品的地区更多了。
唐代江南丝纺最先进的地区应该是越州。《元和郡县图志》说越州自贞元之后，“凡贡之外，别进异文吴绫及花鼓歇、单丝吴绫、吴朱纱等纤丽之物，凡数十品”。《新唐书》罗列了越州上贡的产品，有宝花、花纹等罗，白编、交梭、十样花纹等绫，轻容、生縠、花纱、吴绢等，产品名目繁多。《国史补》卷下云：“初，越人不工机杼。薛兼训为江东节制，乃募军中未有室者，厚给货币，密令北地娶织妇以归，岁得数百人。由是越俗大化，竞添花样，绫纱妙称江左矣。”自从代宗宝应年间薛兼训任职浙东以来，采取了具体的措施，越州从六种特殊丝织品一升而至能生产几十种。顾况给曾任浙江东西道观察使的韩滉撰写行状时说：“今江南缣帛，胜于谯、宋。”(27)谯、宋之绢，开元时太府寺赋列为第一等，如此比喻江南丝织品，证实在中唐江南的丝纺技术进步是显而易见，产品质量可与北方一争高下。越州织品以绫、罗、纱最为有名。绫是越州产量最多的高级丝织品。绫中技术含量最高的是缭绫，生产时会花费无数的劳动力。缭绫底色一般雪白如泉水，上有各种各样的图案，有秋雁南飞，有花卉盛开。越州罗的质量十分出名。《弘治绍兴府志》云：“越罗，唐时擅名天下。”唐人常将越罗和蜀锦并称，如“越罗巴锦不胜春”、“越罗蜀锦金栗尺”。
润州的丝织业也位居江南前列，开天时期润州已贡特殊丝织品多种。中唐以后，润州与越州一样，逐渐接受北方先进技术，丝织业的发展更进一层。从产品看，润州及唐末五代的昇州主要生产的是绫、罗，此外还有绢、绵、纱、纩等。敬宗在长庆四年（824）即位不久，诏浙西“织定罗、纱袍段及可幅盘条缭绫一千匹”，而李德裕认为“玄鹅、天马、掬豹、盘绦，文彩珍奇，只合圣躬自服。今所织千匹，费用至多，在臣愚诚，亦所未谕”，因而拒绝造作。(28)但反过来看，润州完全有能力造作这些技术要求很高的丝织物。唐末天复二年（902），徐绾在杭州发动叛乱，时杭州城中有锦工二百多人在替钱氏织造，而这些锦工都是润州人，可以确定润州在战乱前已有数百人的织锦队伍，织锦业有相当规模。
德宗贞元以后，宣州所贡丝织品最精致的是五色线毯，《新唐书》称为丝头红毯。这是一种以染色丝线织造的地毯，丝线有五种颜色，毯子的底色呈红色。白居易《红绣毯》诗有详尽描写：“红线毯，择茧缲丝清水煮，拣丝练线红蓝染。染为红线红于蓝，织作披香殿上毯。披香殿广十丈余，红线织成可殿铺。彩丝茸茸香拂拂，练软花虚不胜物。”贞元三年至十二年，刘赞为宣歙池观察使兼宣州刺史，此人专“厚敛殖货，务贡奉以希恩”，曾向朝廷进贡金银器等，估计红线毯也是这时开始向中央进贡。宣州丝毯用丝颇多，广大农村只有大力推行养蚕种桑，才能满足用丝的需要。
杭州城郊农村到处是绿油油的桑树，“丛桑山店回”，每家每户都在养蚕纺织。一到春天，随处可见的是“春巷摘桑喧姹女”，一片蚕事繁忙的景象。白居易《杭州春望》谈到杭州的绫以“柿蒂花者尤佳”，这是一种五、六出或更多，放射性的图案，通常为遍体散花的疏朗布局，是当时的精品。此外，杭州织绫中还有水波纹，白居易《新制绫袄成感而有咏》说：“水波文袄造新成，绫软绵匀温复轻。”吴越国时期，杭州的丝织业除北方有先进技术传入外，吴越国统治者“善诱黎氓”，以发展“八蚕桑柘”，大力提倡丝织，这对丝纺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唐前期苏州丝织业主要生产红纶巾和方文绫，丝织生产与越、润、常等州相比，总体水平在江南处在中游，产品中最高档的是绫和绵巾。唐后半期，苏州的丝织业得到快速发展，进入了江南最高水平的前五州之中。范成大《吴郡志》卷1载苏州贡有丝、绵、丝布、八蚕丝、朱绫等，与长庆年间比较，增加了丝布一种。八蚕丝，可能就是李贺指的“八茧蚕”。朱绫或许就是绯绫，绫呈红色。同书又引《大唐国要图》，说苏州贡有丝、绢、绫绢、乌眼绫、衫段罗。可知苏州在唐后半期共生产特殊丝织品六种，一般丝织品三种，与润州相当。
唐代后期，特别是贞元以后，在唐政府搜括丝织品的重心转到江南后，江南丝织业有较快的发展，其速度在全国是最快的，相比较北方和巴蜀的发展，江南丝织业令人耳目一新。但是，从当时实际情况和总体丝织品的生产区域而言，江南仍不如北方和巴蜀。因为出产州数量的多少，实际上是与生产数量相一致的，江南丝织生产的普遍性与北方相比仍有距离。如果就个别地区而言，江南的生产技术已赶上和超过了北方，而这些个别地区主要集中在江南北部。以一州丝织技术和实力而言，江南地区的越、宣、润等州已跨到了全国最前列的位置，尽管这些地区的特殊丝织品是在政府肆意搜括之下才生产的，是在不断向外地学习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但它们能够生产的数量和品种的确在全国是最多的。江南道的苏州，及五代时的杭、昇等州，实际上也达到了全国的先进水平。
（2）麻纺织业
唐五代江南麻布纺织产地分布的一个最为重要的特点是产区面积广阔，即每一州都有麻布纺织业。其中润州出产火麻，余州出产苎布。
开元时期，江南每州都出产麻布。《唐六典》将全国调布分为九等，共71州，江南在其中占了14州。如果我们将麻布一、二、三等作为上等品，四、五、六等作为中等品，七等以下作为下等品，江南在上等品中的州数比例占全国的16%，中等品中的比例是20．8%，下等品中的比例是22．7%。由此可见，江南高等级布在全国并不突出，所占比例极其一般，低于中等级和低级布在全国的比例。
开元二十五年，政府规定：“其江南诸州租，并回造纳布。”从此以后，江南开始回造纳布，即将原来的丁岁输粟二斛或稻三斛的租改成了江南土产的布。回造之法，必须建立在江南能够提供大量布的前提之下，而事实上，尽管江南大部分地区布的等级不是很高，但数量是绝对能保证的。《通典》卷6《食货六·赋税下》云：“按天宝中天下计账：……约出布郡县计四百五十余万丁，庸调输布约千三十五万余端……其租约百九十余万丁，江南郡县折纳布约五百七十余万端。”南方麻布占全国产量一半左右。
中唐以后，江南16州中，仅明州没有上贡布的记录。江南地区麻布生产水平最高的是常、苏、湖、宣四州，它们代表了江南麻布生产的最高水平，这四州自唐前期开始纺织水平就较高，唐后期至五代，继续在发展。如常州是江南麻织最为发达的数州之一，所产白苎布开元时列为第二等，在西北地区很有市场，比起同时期江南的丝绸，人们喜爱的程度更高。湖州白苎布开元时列第三等，其质量得到人们交口称赞。会昌年间张文规为湖州刺史，对辖区内的苎布很感自豪，称其为吴兴三绝之一，有诗认为“苎布直胜罗绮轻”，说明湖州苎布以轻薄舒适著称。湖州进贡朝廷的折皂布也是麻织精品。
歙、处、衢、婺四州属第二等级，可以说是次发达区，这几州唐前期技术水平一般，至中唐以后有较快发展，产品质量有很大的提高。润、越、杭三州是比较特殊的地区，它们在唐前期就能生产很高质量的麻织品，但唐后期发展水平一般，主要是这些地方丝绸纺织突飞猛进，对麻布生产带来了较大的冲击，精致丝织品的良好口碑盖过了麻织品的名声。
2．矿冶和金属制造业
唐代的矿物产，《新唐书》卷54《食货四》提到：“凡银、铜、铁、锡之冶一百六十八。陕、宣、润、饶、衢、信五（六）州，银冶五十八，铜冶九十六，铁山五，锡山二，铅山四。”全国矿产业的重点开采地区共6州，其中江南有2州，说明江南的矿产在国家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随着矿藏的开采，必然带来各类金属加工和制造业的兴起，这成了江南经济发展的特色之一。
（1）江南的矿物产
在《新唐书》卷41《地理志五》的记录中，江南计有19县产铜，8县产铁，2县产锡，4县产银，1县产铅。这个数字虽不是江南矿物开采的全部，但大体反映了江南矿藏开采的情景。江南地区的矿产以银、铜、铁、铅、锡为主。
铜是江南最为重要的矿产，在16州中共有12州出产，主要集中在江南的西北部山区。江南最重要的铜产地是宣州当涂、南陵二县。早在齐梁时，南陵县“置冶炼铜，立场于铜官山下”。唐开元以后，设立石绿场和法门场，后又设梅根监、宛陵监铸钱，以利国山和铜井山的铜作为主要供应源。润州上元、句容地区的铜矿在南朝就已经开采，唐前期政府在润州设铸钱监，以后一直作为江南的主要铸钱地区之一，产铜量较大。睦州建德县铜官山及遂安县洪洞山在唐以前就有出铜的记录。天宝中曾在遂安洪洞山置场，但主要是供宣州铸钱所用。代宗永泰元年（765），政府曾设浙江诸道铸钱使，开始在睦州铸钱。吴越开监铸钱，用铜来源是睦州。
银是江南第二丰富的矿产，8州11县有一定开采。银矿主要集中在江南的西部山区，从北至南都有分布。宣州银的开采唐初就受到注目，以南陵、宁国的银矿为重点开采区。杨吴、南唐曾大量向中原进贡银器，宣州银矿是其主要供应源。银产量较大的另一地区是浙东的处、衢州。衢州信安县银矿德宗贞元以前已经开采，官方在爵豆山等地设立了银场。贞元十七年（801），刺史郑式瞻一次就向朝廷进贡银二千两。
此外，江南共6州11县产铁，铁矿拥有量较大，主要分布在宣歙和浙东二道。
（2）江南的金属制造
江南矿产开采的兴盛，导致了金属加工业的兴起。
江南金属制造以金银器打制最为出名，工艺技术上显现出朝精细化方向发展的特征。润州是江南最为重要的金银器制造中心。从出土文物看，早在唐中期以前就有金银器制造了。1980年，在镇江丹徒丁卯桥附近出土了一批窖藏的唐代银铤，这些长方形的银铤铤面平整，有锤打痕迹，共40笏，重约40余公斤。1982年，与前述窖藏相距20米处，又发现了一大型银器窖藏，出土器物有瓮龟负“玉烛”酒令筹以及盒、盆、托子、碟、盘、碗、杯、注子、瓶、熏炉、锅等960余件，重约55公斤。这批银器的纹饰，种类繁多，以缠枝花鸟为主，折枝花次之，团花极少。缠枝花回旋流畅，花鸟呼应和谐，结构上疏密相宜，艺术风格强烈地表现出盛唐开始向晚唐过渡、承先启后的时代特征。中唐后期，润州的金银器制造已经达到了国内领先的地步，唐敬宗曾两次要浙西贡金银造妆具，证明润州所造产品由于工艺水平较高，很合皇室胃口。80年代后期，法门寺地宫中发现的唐懿宗时的金银器，其中一件鎏金鸳鸯团花纹双耳圈足银盆，浇铸而成，盆内外花纹相同，似透印而成。这种装饰非常少见，精妙绝奇，堪称工艺上的精品，是我国迄今发现银器皿中最大而精美的珍品。
宣州是江南地区的另一重要金银制造中心，因为是江南最重要的银产地，发展金银制造业的条件非常有利。1976年在辽宁发现了6件唐德宗贞元年间制造的银器，其中有一件是宣州刺史刘赞进献的卧鹿团花纹六曲三足银盘，图画精美，盘心团花图案繁密，卧鹿处于盘的正中央，团花外面又有六组花卉，盘沿再饰以六组花卉。此外，苏州、越州、衢州、杭州、湖州及五代时的金陵都是重要的金银器制造地。
江南有丰富的铜资源，铜矿的开采和冶炼比较发达，由于人们对铜器生活用具和铜钱的需要量较大，江南铜器制造业十分兴盛。如唐代的润州、婺州等地都生产铜镜，80年代，镇江地区的唐墓中出土了花鸟镜、海兽葡萄镜、团花镜等六枚铜镜，估计这些铜镜或许就有润州本地区出产的产品。《旧唐书》卷105《韦坚传》谈到天宝间各州以本地区最有名的物产献给朝廷，其中会稽郡有铜器。越州虽不产铜，但铜器制造的水平必定是十分高超的。《新唐书》卷41《地理志五》谈到润州贡伏牛山铜器及宣州贡铜器，说明这二州是江南最重要的铜器铸造地。盛唐以后，苏州的铸铜业十分发达。唐末皮日休《吴中苦雨因书一百韵寄鲁望》诗云：“吴中铜臭户，七万沸如臛。”皮氏告诉了我们城内有一定数量的铜器制作工匠。苏州发掘的七子山五代墓中，出土了大量铜器，主要有铜弩机、铜筷、铜葫芦、铜锁、铜门环、铜钥匙、铜马饰、铜器沿、铜饰等。
3．瓷器制造业
江南的瓷器制造处于全国的领先水平，其制造技术对北方甚至是一些海外地区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陆羽《茶经》卷中说：“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寿州、洪州次。或者以邢州处越州上，殊为不然。若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类雪，则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绿，邢不如越三也。……越州瓷、岳瓷皆青，青则益茶，茶作白红之色。”越瓷的特点是“类玉”、“类冰”，呈青色，光泽较好，极为精致。
瓷器制造是江南地区的重要手工业，从已挖掘到的窑址分布来看，在江南16州中，至今尚未见有窑址的仅苏州、杭州、润州、睦州、池州。当时的瓷器制造主要集中在明、越地区，窑址遍布整个今天的宁绍平原，包括上虞、余姚、绍兴、宁波、鄞县、象山一带，从曹娥江、甬江流域直至东海之滨，甚至在五代时还传到了定海。余姚上林湖、上岙湖、白洋湖一带及上虞的龙浦湾头、联江凌湖窑山、黄蛇山等地有上百个唐五代的窑址，是这一时期瓷器制造的核心地区，尤以上林湖西岸的勤子山和沈家门前山分布最为密集。地处金衢盆地的婺州和衢州也有大量窑场，今金华、兰溪、义乌、东阳、永康、武义均有窑址发现。唐中期直至五代，传统的越瓷生产得到加强，瓷窑分布更为密集，同时又出现了温州、台州等新兴的瓷器制造中心，处、歙等州也出现了部分瓷窑。(www.xing528.com)
江南的瓷器主要以青瓷为主，青瓷生产在中唐以后特别兴盛，且以明、越地区的为最高水平，学术界已普遍将这一地区的产品称为越窑。中唐以后的产品大都胎体细腻，造型规范工整，釉面匀净莹润，器形多种多样。如1973年在宁波市遵义路出土了700多件唐代瓷器，其中不但有盘、碗、罐、壶、罂、盆、盂、洗、碟、盒、杯、灯盏等生活用瓷，而且还有脉枕、瓷塑等医疗用具和陈设瓷。婺、衢地区的产品风格自成一体，学术界称之为婺窑。婺窑产品以青釉为主，普遍饰以褐斑。由于在地域上比较接近，婺窑青瓷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越窑的影响，器形、装饰有许多相同之处。温州的瓯窑大多素面，釉色为粉青色，胎色浅白。在烧制上采用了匣钵技术，避免了因坯件叠烧而留下泥点痕迹。
江南自唐朝后期开始上贡瓷器，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秘色瓷。秘色瓷见诸于文字，当从陆龟蒙始。《甫里集》卷12《秘色越器》云：“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这种瓷器的产地在余姚上林湖一带。越瓷用作进贡，始于唐穆宗时期。《新唐书》卷41《地理志五》载越州土贡中就有了瓷器。五代吴越时，钱氏长期向中原王朝进贡瓷器，其中有相当部分是秘色瓷。
4．造船业
江南地区外濒大海，内有江湖横亘其间，河流港汊纵横交错，独特的地理环境，决定了江南人民很早以前就重视造船，在日常生活中大量地使用船只。唐五代时期，随着政治、经济活动的频繁，江南地区对舟船的依赖性加强，需求量增大，社会要求造船业有一个较大的发展。唐太宗时，新罗和高丽不和，“新罗数请援，乃下吴船四百柁输粮”。贞观十九年征伐高丽，唐太宗命张亮率“江、吴、京、洛募兵凡四万，吴艘五百，泛海趋平壤”(29)。吴船、吴艘，应是以太湖流域的苏州及其附近州县制造的。《资治通鉴》卷198谈到贞观二十一年（647）八月，唐太宗敕“宋州刺史王波利等发江南十二州工人造大船数百艘，欲以征高丽”。胡三省注中，将12州一一列出，即宣、润、常、苏、湖、杭、越、台、婺、括、江、洪。除江、洪2个传统造船州外，10州在江南范围内。
中唐以后，随着政治、军事、经济形势的发展，江南造船业也在继续发展。到了唐末五代，吴越和吴、南唐在江南地区的争夺白炽化，吴越到中原的运输线路被切断，反而刺激了造船业的发展。同时，新的造船中心也脱颖而出，对江南经济产生了重要影响。
润州、杭州等地制造了大量的战船、漕运船和民用船。如建中年间，韩滉镇润州，“造楼船战舰三十余艘，以舟师五千人由海门扬威武，至申浦而返”(30)。韩滉赶造出来的楼船主要是为了显示水师实力，威慑叛乱的李希烈，因而所造楼船比较庞大。杭州造船业兴起于中唐后期。大历十年（775）七月，杭州大风，“海水翻潮，溺州民五千家，船千艘”。尽管被海水掀翻的千余艘船不可能全是杭州制造的，但至少说明了杭州商业运输的繁荣，使用船只的频繁，杭州出现较大规模的造船业是十分可能的。大中间，崔涓任杭州刺史，杭人习俗于端午节在钱塘湖竞渡，于是“于湖沜排列舟舸，结络彩槛，东西延袤，皆高数丈，为湖亭之轩饰”。但由于夜里起风，将竞渡船吹到了对岸，众人无计可施。崔涓“令每一彩舫系以三五只船，齐力一时鼓棹，倏忽而至，殊不为难”。(31)看来除竞渡船外，钱塘湖中聚集的各色船只实在不少。
沿海的明州是制造海船的基地。《太平寰宇记》卷98《江南东道十》云及明州贡中有“舶船”，说明五代时明州的船舶制造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因为整个江南地区贡船舶的仅明州一地。唐代曾在今舟山设立翁山县，后来虽废除了，但从大陆到翁山的交通只有使用船只才能解决。翁山县产盐，设有盐监、盐场，盐的运输必须依靠船只。唐后期明州海外贸易十分发达，海船的使用十分普遍，这些海运商业用船肯定是在明州附近建造的。润州也制造过海船。咸通间，“南蛮攻安南府，连岁用兵，馈挽不集”，润州人陈磻石诣阙上书，主张改变从江西到湖广的运粮路线，认为从海路运淮南、浙西米到安南比较方便，当时已有“往来大船一只，可致千石”。可知唐代末期润州也造海船，载运量很大，可达千石以上。
唐末动乱，军阀们制造的战船不计其数。僖宗中和二年（882）浙东刘汉宏率兵攻打杭州，“遣弟汉容与辛约、巴立、李万敌等会温、处等州兵，洎白丁十万余众，从萧山西陵大出战船，以谋宵济”。汉宏战败，浙西兵缴获战舰五百余艘。中和四年，刘汉宏“密征水师于温州，刺史朱褒出战船习于望海，以史惠、施坚实、韩公玟领之，复图水陆并进”。(32)《说郛》卷5引僧赞宁《传赞》说：“差温牧朱褒排海舰于赭山海口。”可知朱褒温州水军装备的战船是能适应于海上作战的巨型舰只，这是温州造船业发达的成果。
5．制盐业
安史之乱以后，政府财政紧张，于是大开收入之源，对食盐行业实行官榷，使食盐制造和销售的收入大增。在唐代后期及吴越的财政总收入中，江南海盐生产和销售收入已是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江南共有6州靠海，从北向南依次是苏州（五代时析出嘉兴）、杭州、越州、明州、台州、温州，均有食盐生产。如《新唐书》卷41《地理志五》谈到苏州嘉兴有盐官。《全唐文》卷529顾况《嘉兴监记》云：“淮海闽骆，其监十焉，嘉兴为首。”其他如苏州的华亭，杭州的盐官和钱塘，越州的会稽和余姚，明州的鄮县，温州的永嘉，台州的黄岩、临海、宁海等县都大量产盐。江南沿海各州只要有生产条件的，都将制盐作为重要的产业。不管当时政府实行怎样的食盐政策，食盐制造行业的发展都将推动当时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有利于经济的开发，浙东沿海州县的经济发展速度在唐后期往往快于其他各州县，食盐制造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大历间，刘晏变革盐法，实行官制商销的政策，“以盐吏多则州县扰，出盐乡因旧监置吏，亭户粜商人，纵其所之。江、岭去盐远者，有常平盐，每商人不至，则减价以粜民，官收厚利而人不知贵”。刘晏盐法内容很多，对整个唐后期的食盐产销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直接推进了江南食盐生产。根据《新唐书》卷54《食货志四》描述，刘晏设立了4场和10监作为江淮地区食盐生产和销售的管理机构，即涟水、湖州、越州、杭州4场，嘉兴、海陵、盐城、新亭、临平、兰亭、永嘉、大昌、侯官、富都10监，这其中4场有3场、10监有6监在江南地区。
江南各州盐产量很大。《册府元龟》卷494《邦计部·山泽二》云盐铁使奏得苏州刺史卢商状，“分盐场三所，隶属本州，元粜盐七万石，加至十三万石”。苏州当时的产盐产量约45万石，而现今3场仅能产盐13万石，推知苏州食盐生产总场数可能达到10个左右。《元和郡县图志》阙卷逸文卷2云：“（海陵县）盐监，煮盐六十万石，而楚州盐城、浙西嘉兴、临平两监所出次焉，计每岁天下盐利，当租赋三分之一。”意谓盐城、嘉兴、临平三监的生产量是相近的。盐城县“州上有盐亭百二十三所，每岁煮盐四十五万石。”如此推算，嘉兴和临平两监每年生产食盐亦约为90万石。
盐产量很大，盐利收入也多。《全唐文》卷736沈亚之《杭州场壁记》云杭州一场，“每岁官入三十六万千计”，江南3场，则政府全年可收入盐利达100万贯左右。《全唐文》卷529顾况《嘉兴监记》作于贞元十七年（801），其时盐价最高时达每斗370文，他说：“十年六监，兴课特优。至是末期，从百万至三百万，盐人贾人，各得其所。”可知盐利的收入在各州的经济中举足轻重。
五代时期的吴国、南唐，制盐主要依靠淮南地区，国内销售的食盐都是淮南盐。唐代江南的主要产盐区进入五代，全部为吴越钱氏接管，人称“三千里锦绣江山，十三郡鱼盐世界”(33)。其时盐产量可能要低于唐朝，因为食盐的销售区域缩小了，以供应本国为主。但沿海地区私煮私贩现象十分严重，加上官方也将部分食盐销往南唐及北方一些地区，所以生产仍属正常，产量可能略低于旧时，但不至于太多。制盐业的发展，大大促进了江南经济实力的强盛。史称中唐时的浙西“有盐井铜山，有豪门大贾，利之所聚”，浙东为“机杼耕稼，提封七州，其间茧税鱼盐，衣食半天下”。虽然两道经济各有侧重，并不完全一致，但制盐业对经济发展带来的促进作用是绝对相同的。
6．制酒等其他手工业
唐五代江南制酒业比较发达，酿酒技术不断得以改进，一些带有浓厚地方酿造工艺特色的酒得到了人们的喜爱。江南产酒地分布广泛，各州几乎都有酿酒。一些地区继承了传统技术生产出若干名酒，使江南酒的名声向四方远播。
江宁县原是六朝古都，制酒技术源自前朝，至唐仍大量制酒。李白《玩月》云：“朝沽金陵酒，歌吹孙楚楼。”孙楚酒楼在金陵城西，李白曾与数位酒客“达曙歌吹”。唐代许多酒楼都是自己制酒来出售的，孙楚酒家之所以这样有名，完全是因酒而来的。唐朝的丹阳县出好酒。《嘉定镇江志》卷6云：“曲阿出名酒者，皆云后湖水所酿，故醇烈也。”后湖即练湖，好水出好酒，曲阿新丰酒从南朝就已十分出名。唐代的润州城内酿酒业十分兴盛，《全唐诗》卷492殷尧藩《还京口》云：“北府市楼闻旧酒，南桥官柳识归桡。”苏州制酒从中唐以后出现了高潮，城内家家户户都能酿酒。白居易回忆起在苏州做刺史的日子，十分怀念“每家皆有酒”的情景。《吴郡志》卷29云：“五酘酒，白居易守洛时，有《谢李苏州寄五酘酒》诗。今里人酿酒，曲米与浆水已入瓮。翌日，又以米投之，有至一再投者，谓之酘。其酒则清冽异常，今谓之五酘，是米五投之耶？李苏州，疑是李绅。”江南酒最有名的恐怕就是湖州制造的箬下酒，李肇《唐国史补》卷下云：“酒则有郢州之富水，乌程之箬下……”李肇共列13种全国名酒，江南仅湖州箬下酒一种，足证其地位特殊，历史悠久。宣州的酿酒天宝时就受到李白的称赞。李白《哭宣城善酿纪叟》云：“纪叟黄泉里，还应酿老春。夜台无晓日，沽酒与何人？”纪叟就是一个专业的酿酒工人，所酿春酒最佳。
总之，江南制酒业以苏、湖、杭、润、宣、越等州最为发达，名酒大多出在这些地区。这些州的酿酒业大多在南朝就发展起来了，是传统的手工业发达地区，至唐前期就已经有一定规模，一些名酒的品牌已经创出。产酒州均是农业比较发达的地区，水稻种植量较大，为酿酒业提供了良好的原料。
江南有较发达的制糖业。糖的制作方法是先在阳光下将甘蔗汁晒干制成糖，然后加进牛乳、米粉等其它调制品做成块状，当时称为石蜜。江南地区种植甘蔗已有相当长一段历史了。南齐人陶弘景说：“蔗出江东为胜。”孟诜《食疗本草》谈到石蜜时说：“波斯者为良”，“蜀川者为次。今东吴亦有，并不如波斯。此皆是煎甘蔗汁及牛乳汁，煎则细白耳”。说明至迟到唐初，经过对西域的石蜜制作方法进行改进，江南地区已制作成砂糖了。《新唐书》卷41越州长庆贡有石蜜，说明越州制造的糖质量较高。江南的越州、温州、苏州等都产甘蔗，都有可能是制糖的地区。《说郛》卷61引陶谷《清异录》云：“甘蔗盛于吴中，亦有精粗，如昆仑蔗、夹苗蔗、青灰蔗，皆可炼糖。桄榔蔗、白岩蔗乃次品。糖坊中人盗取未煎蔗液盈碗啜之，功德浆即此物也。”可证五代末年苏州有专门的制糖作坊，广大农村种植了大量的甘蔗向糖坊提供制糖原料，根据出糖率已能分出品种上的优劣。
江南制醋业也相当发达。孟诜《食疗本草》云：“醋，多食损人胃……服诸药，不可多食。不可与蛤肉同食，相反。又，江外人多为米醋，北人多为糟醋。……用米醋佳，小麦醋不及。糟多妨忌。大麦醋，微寒。余如小麦也。”由于种植的粮食作物有别于北方，江南醋大多是米醋，而北方多是用小、大麦制成的糟醋。陶谷《清异录》谈到金陵士大夫家家都对饮食很有讲究，有七妙齑，“可穿结带醋”，证实时人饮食中已大量使用醋作为调味品，同时也反映了江南手工业中，作坊型的制醋业在一些城市和农村家庭中肯定已经出现了。食品加工业有了较大地发展，《清异录》卷上云：“时戢为青阳丞，洁己勤民，肉味不给，日市豆腐数个，邑人呼豆腐为小宰羊。”豆腐的制作由来已久，唐五代时广大农村制作豆腐应该已经十分普遍，成为重要的家庭手工业。《太平广记》卷338“朱自勉”条云：“吴县朱自勉以宝应元年亡，大历三年其女寺尼某令婢往市买胡饼，充斋馔物，……”再如《嘉定赤城志》卷31《祠庙门》云天台慈感庙是为了纪念唐初二烈女而建。二女生于隋大业末，“家鬻汤饼”。这些都可说明苏州、越州等地已有不少食品加工业，吸引了一部分农村和城市的劳动力。
五 繁荣的商业经济
商品经济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地区经济实力的重要标志。自从江南运河开凿后，太湖地区与浙东地区、钱塘江流域紧密地联系到一起，商品经济迅速繁荣起来。
1．江南城市的经济实力
六朝以来，江南城市经济实力渐渐明显，至唐五代时期，城市经济作用更加突出，个别城市的经济色彩盖过了政治色彩，城市的经济意义超过了政治意义，江南城市的发展演进到了一个较为特别的变化时期。
唐五代，江南出现了颇具规模的城市群，而且分布较为密集。除了继承前代的城市外，还新出现了一部分城市，促使城市的密度有所增高，布局渐趋合理。江南新增州一级的大城市有台州（武德四年）、温州（上元元年）、衢州（垂拱二年）、明州（开元二十六年）、池州（永泰元年）、秀州（天福五年）等六个城市。上述六个城市，江南东部沿海地区有台、温、明、秀四个，表明江南东部地区的开发已达到一定深度，城市的设立是当地经济日趋发展的结果，同时城市设立后反过来对当地经济会有较大的促进作用。衢州的设立，是衢江流域经济地位上升的结果。
中晚唐江南城市的经济实力是前朝所不能比拟的，城市对地区经济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如昇州北濒长江，可以“西引蜀、汉，南下交、广，东会沧海，北达淮、泗”(34)，水路交通十分方便。沿长江前来的商人熙熙攘攘，所谓“暮潮声落草光沉，贾客来帆宿岸阴”(35)。唐末五代，昇州地位上升，至南唐时，金陵的商业活动十分繁盛，成了江南西北部的政治、经济中心城市。润州与扬州隔江对峙，是江浙地区粮食和各类物资北运的重要集散地。它处于运河的入江口，既是军事重镇，又是漕运的关键部位，“东口要枢，丹徒望邑，昔时江外，徒号神州，今日寰中，独称列岳”，它是“三吴之会，有盐井铜山，有豪门大贾，利之所聚”。常州位于“三吴襟带之帮，百越舟车之会”的交通便利处，早在武则天长安间就被称为“毗陵大藩”，城市经济作用比较突出，“当全吴之中，据名城沃土……吴中州府，此焉称大”，“江东之州，常州为大”(36)，商业十分繁荣。苏州的商业经济是江南城市中最为活跃的，“浙右列郡，吴郡为大，地广人庶”。苏州处于江南运河的中段，面临太湖，北可出海，沿长江可到内地，之所以被称为“雄郡”，是因为“东吴繁剧，首冠江淮”。苏州城内商业经营十分繁盛，白居易赞为：“复叠江山壮，平铺井邑宽。人稠过扬府，坊闹半长安。”杭州位处江南运河和钱塘江、浙东运河的交汇处，“当舟辐辏之会，是江湖冲要之津”。杭州的商业相当繁荣，所谓“杭州东南名郡……咽喉吴越，势雄江海，国家阜成兆人，户口日益增……水牵卉服，陆控山夷，骈樯二十里，开肆三万室”(37)，行商坐贾，热闹繁盛。
浙东的越州“西界浙河，东奄左海，机杼耕稼，提封七州，其间茧税鱼盐，衣食半天下”，是浙东七州的经济中心。唐后期崔元翰说：“越州号为中府，连帅治所，监六郡，督诸军。视其绾毂之冲，广轮之度，则弥地竟海，重山阻江，铜盐材竹之货殖，舟车包篚之委输，固已被四方而盈二都矣。”(38)明州城虽设立于开元年间，但由于海路交通的发达，适应了中唐以后交通发展的需要，使得经济实力大增，是唐五代发展较快的城市之一。唐代宗时就有人说：“浙右巨镇，甬东孤城。”宣州北临长江，从州城到长江有水道相通，“鱼盐满市井，布帛如云烟”。元稹曾谈及宣州说：“宣城重地，较缗之数，岁不下百余万。管干剧职，灵盐近戎，分务简僚，不易宜称。”此外，湖州、歙州、婺州、温州、台州、池州、睦州、处州、衢州等城市，在原有基础上继续发展，城市的商业作用都有不同程度的加强。如湖州是“十万户州，天下根本之地”，“土控吴兼越，州连歙与池，山河地襟带，军镇国藩维”，城中商业发达，交贸旺盛。
在唐五代三百多年中，江南城市的发展速度并不一致，城市地位不断发生着升降变化。唐前期，江南的中心城市实际有三个，即润、宣、越。如景云时置都督府，四大都督府中江南一个也没有，但江南有两个中都督府，即润州和越州。开元八年置十道按察使，江南东道按察使设在润州，江南西道按察使设在宣州。中唐以后，不少城市经济实力日渐增强，苏、杭的发展快于一般城市。《吴郡志》卷50云：“唐时，苏之繁雄固为浙右第一矣。”范成大认为苏州城市经济的水平在江南应放在第一位，白居易在《苏州刺史谢上表》中说：“当今国用，多出江南，江南诸州，苏最为大。兵数不少，税额至多。土虽沃而尚劳，人徒庶而未富。”苏州与杭州相比，苏州的发展更快，所以杜牧说：“钱塘于江南繁大，雅亚吴郡。”按杜牧的意思，苏州第一，杭州第二。至唐末钱鏐击败董昌，越州的经济中心地位完全让给了杭州，杭州由于地处两浙中心，成了吴越的都城，发展力度更大，成了浙东与浙西交汇处的一个经济中心。其次就润州来说，在经济上发挥出的作用更多地表现在交通货运上，而润州城市商业发展比不上苏州，经济上的影响力也不够。由于地理位置的重要和交通的便利，润州在唐后期表现出的政治和军事作用超过了经济上的作用，太湖北部经济中心地位逐渐让位给苏州。
2．江南城市经济功能的增强
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城市人口的增多，江南城市的经济功能日益增强。江南城市的市场商业普遍繁荣，市场交易开始发生重要变化。市制也推行到江南的大城市中，苏州、润州、金陵、越州等都有专门的商业市场。五代时，卢文进为润州节度使，“润州市大火，文进使马步使救之，益炽，文进怒，自出府门斩马步使，传声而火止”。(39)润州市看来就在子城附近。在京城长安以社会治安为主要目的而设立的坊市制及只能白天经商的规定，在江南显示出了比其它地区更高的灵活度。一方面主要商业活动在市中进行，另一方面市制的规定并不严格，一些城市中新的小规模商业市场在涌现，加上对居民夜间活动较少限制，在城内随处可见夜间商业交换现象。湖州贞元时刺史李词开拓东郭门置阊门，“以门内空闲招辑浮客，人多依之”。门前的运河上，元和时刺史辛秘建了一座人依桥，之后随着水陆交通的方便，这儿遂“集商为市”，成了一个自发的商品经营场所，而这一切都是与官员的个人作为有关。其次，夜间商业活动的出现，表明了江南城市商业交换的活跃，标志城市作为政治军事中心实行严格的时间管理制度，到这时由于城市经济因素的上升而渐渐松懈。显然，在江南部分经济发达城市，单单凭商业市的存在已跟不上城市发展对商业的需要，商业经营范围的扩大遂成了合理合法的。这种变化，是城市经济功能增强后的必然趋势。
江南城市服务性行业蓬勃兴起。由于城市人口增多，城市居民的衣食住行需要大量各个行业的手工业工人来为他们服务，所以城区内生活着大量的手工业工人。如城市建筑需要木工，日常生活家具要有人来制造，于是大量的木匠便出现在城市各坊中。大城市内已有专门的清洁工，如《金华子杂编》卷下谈到咸通中金陵秦淮河中有人专门划着小船以淘河为业。南唐周则，年轻时专以制造雨伞为业；皮日休谈到苏州城内有大量制造金银器的工人。城市还需要大量的简单劳动力，于是就出现了劳动力市场。服务性商业的兴盛是城市经济功能增强的重要标志。江南城市中，服务性商业主要有饮食业、服装业、房产业等。大城市中酒店特别多，如杜牧谈到润州“绿水桥边多酒楼”。金陵地处南北冲要，酒楼最为多见，苏州、杭州、明州、宣州城内均有不少酒肆。各种饮食摊店遍布江南城市，由于靠近江湖，水产品制成的熟食成了当地的特产。湖州仪凤桥南有鱼脯楼，吴越国时专门曝鱼脯上贡。江南各城市中，出现了许多著名食品。吴越杭州有一种玲珑牡丹鲊，以鱼叶做成牡丹花状，“既熟，出盎中，微红，如初开牡丹”。湖州有“吴兴连带鲊”，“不发缸”，被收进韦巨源《家食帐》。城市中服装鞋帽的制造和销售，也是一个重要行业。在金陵、杭州、越州、宣州有各种各样的裁衣肆，专门为城市居民制造衣服和鞋帽，同时在大城市中也出现了销售衣帽的商行。城市内有大量公私逆旅、馆舍供外地人住宿，但如果要长久住在江南，许多人想到了购置、求租房产，因此江南大城市中房产出租、买卖比较盛行。
中唐以后，一些江南大城市中还出现了特殊的消费阶层。古代一般城市中，城市居民主要是官员及其家属、军队、为政府机构服务的各色徭役以及一部分商人及城市手工业者等，但唐五代时期，江南城市中还逐渐聚集起了一大批富豪、停职官员、北方士大夫、文人、妓女之类的人物，他们逗留在江南地区，在一些比较富裕的城市中过着奢侈生活。这批人数量相当多，财力雄厚，对江南城市经济的影响较大，他们的消费对城市经济产生了较大的刺激作用，并影响到了城市的风俗习惯，可以说他们对江南城市经济的繁荣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富豪主要集中于金陵、润州、苏州等地。中唐安史之乱以后，大量北方移民来到江南，“避地衣冠尽向南”，其中的富人有许多寄居在城市，使得城市富豪大增，成了消费的生力军。苏州是北方士大夫特别喜爱的一个地方，“天下衣冠士庶，避地东吴，永嘉南迁，未盛于此”。官员外出任职，但他们常将家眷安置在大城市居住。文人也大量寓居江南各城市，如刘邺父刘三复尝为李德裕浙西从事，宣宗大中间李德裕被贬，本依附在刘德裕门下的刘邺“无所依，以文章客游江浙”。富人贵族官僚集中在城市中，他们需要以声色犬马为主的娱乐活动，江南城市内遂出现了许多卖艺人和妓女。元稹在浙东为观察使时，“乃有俳优周季南、季崇及妻刘采春自淮甸而来，善弄《陆参军》，歌声彻云”。江南城市中妓女之多，最能反映当时城市的奢侈消费之风，对社会风气会产生较大影响。富人子弟、文人士子喜欢饮酒作乐，以游玩山水为风雅，而江南优美玲珑的自然景色适合了他们的欣赏视角。杭州刺史李播曾说：“吴越古今多文士来吾郡游，登楼倚轩，莫不飘然。”(40)
城市商业经济对农村经济的辐射增强，给城市周围的农村经济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使得农民与城市的关系日益密切，农民进入城市的人数增多。农民进入城市，一方面为城市提供手工业劳动，另一方面也可为城市提供商品，为城市大量提供副食品。其时，肉食主要有猪、鸡、鸭、鹅、牛等。其它如鱼类、蔬菜、粮食等，也都是四周农民供应入城的。可见，城市对农民的影响是比较大的，它吸引了相当一部分的农民渐渐离开土地而依赖于城市经济。城市经济对农业发展也有影响，或多或少地改变了农作物的种植结构。《大清一统志》卷82《池州府》云：“卖花楼，在建德县南半里许，相传唐及五代时有花楼二十四间，土人善剪绣作花簇，丹阳、浔阳、鄱阳诸郡置酒会，多至此市花。”在江南离城市不远的地区，商业性经济作物的种植渐渐增加，这和南方城市经济的发展有着密切关联，如茶叶、蚕桑、水果、湖荡水产品等，种植的面积越来越大。
3．地方市场的活跃
在商品交换中发挥着承上启下作用的是县市及农村各类集市。县市以下，村市、草市等各类固定和不固定的集市遍布于江南农村交通便利处，这些市场与农村的关系最为密切。农村集市的广泛出现，是江南地区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信号，它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基础，表明了江南商品经济发展达到了一定的水准。
唐代江南各县都先后设有县市，专门为商人们提供经营贸易的场所。如富阳县县市，“旧在县西一里二百步，其地湫隘，唐万岁登封元年县令李浚徙于西北隅一百步，周回二里五十步”。江南地区常有一县两市的情况出现，这些县的商业繁荣超过了一般县。如常州义兴县有两市，诗人李郢《阳羡春歌》云：“长桥新晴好天气，两市儿郎擢船戏。”杭州临安县、歙州婺源县和苏州昆山县也设有两市。江南县市与州市一样，一般设立在河道旁和桥梁边的交通便利之处。常州无锡县县东二百步跨运河有大市桥，隋大业八年建。无锡县南一里有南市桥，唐武德中建，横跨运河。可知无锡有两市：一为县东的大市，一为南市。两市均建在县城的主要河道边，有桥梁与对岸相通，水陆交通运输十分方便。池州祁门县市，据明人说：“（唐）置县时街分田字，历（五代宋元）及（国朝）因之，时加修治，平坦如旧。”(41)说明县市的设立历代一脉相承，都不断加以修缮。县市中心是一个十字街，商品店铺沿街而立。睦州分水县的天目溪南可通浙江，唐宋时“可胜百斛舟，若于潜，若昌化，旧航粟浙江胥此焉入，故客艘辐辏于县后”，一旦航道不通，“县市亦萧条矣”。县市比起各地的草市，在建制上更稳定，时间上有连贯，它吸引了本县的大宗物品及特色产品进入交换领域，影响波及县城周围及更远的广大农村，担当起了农村基层商品市场集散中心的功能。常州江阴县市上交换的物品，以水产品为多，早在唐朝前期就已“海鱼朝满市，江鸟夜喧城”。(42)因江阴北靠长江，东北便是大海，渔业经济特别发达，大量的水产品进入到流通领域。江南县市商业交换日见繁荣，成为农村经济作物和手工业品的主要交换市场，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江南大量设置新县，实际上表明了农村基层商业中心的县市分布和发展呈现出一个渐进的过程。县治析置主要集中在四个时期，即高宗武则天、睿宗玄宗、肃宗代宗、五代时期。高宗武则天是江南析置新县最多的时期，共有27个，也就是说，这一时期县市起码也增加了27个，说明江南商业的布局和发展进入了一个飞跃时期。虽然，大量析置新县也与这一时期政事相关，但对江南商业发展所起的推动作用是显而易见的。睿玄时期，江南析置的新县12个；肃代时期，析置新县6个（包含唐德宗时新析1个）；五代吴越和南唐，析置新县8个。从总体来看，唐代前期新析39个，占了绝大多数。新县的析置，往往是地区经济发展的结果。透过这些数字，我们可以看到，江南的商业布局在唐代前期有一个全面推进的过程，这些县市的建立使江南广大农村与商品经济接上了关系，使农村集市交换网络得以渐渐建成。
除政府规定的县市外，江南还有为数不少其它各种形式的集市。这些集市均不是政府公开批准设立的，但却是江南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是一个个集中了大量商品的贸易市场，设置在县城以外的人口稠密区。这种大多是自发产生的集市在当时一般称为草市、村市等，甚至一些在特殊商品出产地出现的市就直接以商品命名，如鱼市、桔市等。白居易曾有诗描绘南方的草市：“水市通阛阓，烟村混舳舻。吏征渔户税，人纳火田租。亥日饶虾蟹，寅年足虎貙。”(43)从中可见江南水乡农村市场上的交易是非常活跃的。江南草市数量以太湖周围的润、常、苏、湖及浙东的越州地区最多，说明这些地区农村商品经济最为活跃。如苏州嘉兴有语儿市，《全唐诗》卷474徐凝《语儿见新月》云：“几处天边见新月，经过草市忆西施。娟娟水宿初三夜，曾伴愁蛾到语儿。”语儿市在徐凝诗中被称为草市。长兴县进入茶山的交通要道口有水口草市。杜牧为湖州刺史时，亲自到茶山监督贡茶生产，并有《入茶山下题水口草市绝句》云：“倚溪侵岭多高树，夸酒书旗有小楼。惊起鸳鸯岂无恨，一双飞去却回头。”草市在山脚下，旁有河流可通，便于茶叶运输，市中还有酒楼，各色人员众多。这个草市因茶叶生产兴旺而设立，出现的时间当在中唐前后。
江南草市地域分布极为广泛，往往设立在江河边和交通要道旁，特别有利于货物的水陆运输。当时绝大部分的草市中都有桥梁和周围地区相通，有交通路线与四周农村相连，十分有利于草市的成长和发展。《樊川文集》卷11杜牧《上李太尉论江贼书》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江贼）水劫不便，逢遇草市，泊舟津口，便行陆劫……凡江淮草市，尽近水际。”草市的设立地其实也是一县之内除县城以外的最重要政治或经济中心，所以常设立于乡治的所在地。随着草市的日益发展，前来经商的人不断增多，草市对周边经济的影响渐渐扩大，部分草市发展到后来升格为镇、县，成为一方的政治、经济中心，但这个过程还是比较漫长的。唐代末期至五代，相当部分新析置的镇、县，其实就是从草市逐渐发展而来的。江南一些草市中已经聚集起了部分常住商人和居民，“富室大户，多居其间”，出现了部分固定店铺，草市经营渐渐固定下来，成为稳定的商品市场。《张司业诗集》卷1《江南曲》云：“江村亥日长为市，落帆度桥来浦里。清莎覆城竹为屋，无井家家饮潮水。长干午日沽春酒，高高酒旗悬江口。娼楼两岸悬水栅，夜唱竹枝留北客。”草市中建起了饮食商店，还有妓院吸引四远商人。这样的草市不断增多，影响扩大，对促进江南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作用十分巨大。
唐五代时期，江南还出现了不少镇，但这些镇设立的主要缘由是军事方面的，并没有纯粹经济方面的镇。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设立在交通要道旁具有浓厚军事意义的镇有一部分渐渐显现出了经济方面的内容，使得镇在商品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如湖州乌镇，在乌程县东南90里，镇内就有商业活动。《浙江通志》卷35《关梁三》引《崇祯乌程县志》云：“五代时，尝有异人过酒肆，饮醉，辄喷酒沫……”镇内不但一般人都可以随意活动，而且有酒店设立，可以想象其它商业活动同样也会在镇内进行。
店是江南农村最基层的商业交换场所。江南的店大多位于交通大道和水路要冲。《稽神录》卷6云：“司马正彝者，始为小吏，行溧水道中，去前店尚远，而饥渴甚，意颇忧之。俄而遇一新草店数间，独一妇人迎客。为设饮食，甚丰洁。”从金陵至溧水的交通大道旁，每隔一段路程就设有店，而这样的店就很容易发展成村落间小型的商业交换中心。《全唐诗》卷384张籍《宿江店》云：“野店临西浦，门前有桔花。停灯待贾客，卖酒与渔家。”野店的位置我们估计在钱塘江沿岸，位处水路要冲，既有商人经过，又有渔家前来买卖。店的发展，依赖于江南交通的发达，反映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程度。处于水陆要道旁的店，日后一部分很有可能发展成为农村集市，成为商业交换的一个中心。
县市的广泛设立，草市的大量出现，商业性镇的萌芽和店的商业功能的增强，说明了江南农村基层地区商品经济在唐五代的历史演进中渐渐活跃起来。这种商品经济的活跃，反映了自唐至宋南方商品经济发展的新局面在逐渐形成，农村商品交换网络基本建立。
六 唐代江南地区的经济地位
唐朝是江南经济发展较快的时代，随着这一地区的日渐开发，社会财富的不断增加，江南在唐王朝的重要性日益显露出来。
先看江南的赋税在唐王朝财政中的地位。唐朝前期，政府的财赋收入主要是通过租庸调来获得的。租庸调以“以丁身为本”，每丁租粟二石，调二丈，每丁岁役二旬。如不服役，每月收庸三尺。倘按平均计算，江南在国家财政中所占的比例就很高了。前已谈及，贞观十三年江南地区的总户数为226921，占全国7．46%；口为12351681，占全国9．67%。天宝元年江南总户数为1042278，占全国11．61%；口为6483386，占全国12．72%。在以丁身为本的时期，丁的数量变动基本上与户口数呈上下平衡移动，户口的多寡和赋税的多少是一致的。因此，贞观时期，江南上缴的赋税基本上在中央财政中的比例约为7．5%～9．5%，以后随着人口的增加，江南财赋在全国所占比例加重，天宝时期为12%～13%之间。
中唐以后，江南的粮食对唐王朝的支撑作用十分明显。江南粮食北运从初唐时即已开始，不过这时期数量不是很多。在洛阳含嘉仓曾经出土了八块武则天时期的仓铭砖，内中有一块是苏州的，记有“苏州租糙米”一万余石，说明当时苏州的粮食已作为租米运到洛阳。《新唐书》卷53《食货志三》谈到唐初政府“用物有节”，因而南方的水陆漕运一年不过二十万石。但开元以后，随着中原地区粮食缺口的增大，江南粮食开始成为漕粮的主要来源被一批又一批地运向北方。至宣州刺史裴耀卿改革漕运后，三年从江南运粮七百万石。以后崔希逸为转运使，每年转运一百八十万石。裴耀卿的上疏中谈到江南人民送的粮食，“以岁二月至扬州”，从扬州入运河到中原，说明这些粮食要么是宣歙地区从长江运到扬州，要么是两浙地区通过江南运河到润州后再过江的。他说：“且江南租船所在候水，始敢进发，吴人不便河漕，由是所在停留……臣请于河口置一仓，纳江东租米，便令江南船回。”(44)这里裴耀卿将江南、江东、吴三个概念混用，足以说明这些粮食主要产自江南的核心水稻生产区。
安史之乱后，江南稻米愈显重要，是唐王朝主要的粮食依靠，时人认识到：“江东诸州，赋出所资，漕挽所出，军国大计，仰于江淮。”(45)韩愈在《送陆歙州诗序》中更是强调：“当今赋出天下，江南居十九。”江南在经济上的作用就愈发突出了。德宗上台时，浙江东西道每年运米七十五万石。贞元初，又以岁饥，更令两税折纳成米一百万石，诏浙江东西节度使运送至东、西渭桥仓库。文宗时，北方发生水旱灾害，粮食奇缺，而南方一些官员不准米商经营，所以文宗颁敕让南方各州刺史必须准许米商将粮食运到北方，显然一旦商路不通，北方吃饭也成了问题，差不多真是成了“辇越而衣，漕吴而食”。
唐代后期，中央财政收入的另一个重要部分是来自各地的盐、酒、茶税钱。宣宗大中七年时度支奏：“自河、湟平，每岁天下所纳钱九百二十五万余缗，内五百五十余缗租税，八十二万余缗榷酒酤，二百七十八万余盐利。”倘按这个比例计算，大中七年间赋税收入约占60%，盐酒茶收入约占40%。江南几乎每个州都产茶，湖州、常州、睦州因茶叶质量较佳上贡朝廷，宣、歙、苏、越、明、婺、润、池等州都大量产茶；苏州、杭州、越州、明州、台州都有盐场，设有盐监；湖州、润州、苏州、越州等都产名酒，所以江南地区的茶盐酒收入数量是很大的。史载杭州盐场收入，每年达三十六万，而刘晏在管理国家盐务时，盐利每年才四十万斛。倘按杭州盐利与大中年间二百七十八万作一比较，杭州一地的盐利收入约点全国的13%，江南数州的盐利收入可能超过全国的一半。据陆广微《吴地记》卷1载，晚唐时苏州七县，两税茶盐酒等钱六十九万二千八百八十五贯七十六，倘以其中六分为两税，四分为茶盐酒税钱，那么苏州的茶盐酒税钱约在二十七万七千贯左右，如再与宣宗大中年间的财政总收入作一比较，苏州一地的财收占唐政府总收入的13．3%。当然，上述两个比较并不准确，因为我们已无法查证苏州的这个收入是哪一年的，但可以借来说明苏州、杭州等江南经济发达的州在唐代整个财政收入中所占地位越来越重要，杜牧“三吴者，国用半在焉”的说法的确不是虚言(46)，江南地区的经济在唐朝越来越重要的特征已显露无遗。不可否认，承继了六朝以来经济的发展趋势，唐五代时期江南的开发在广度和深度上继续在向更高层次推进，江南经济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与同时期的北方相比，唐朝南北方经济的发展轨迹并不一致。唐朝前期，当北方经济蒸蒸日上的时候，南方经济也在发展，只是发展的程度有所不同，南方经济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安史之乱后，北方经济破坏较大，两河地区藩镇割据，截留赋税，站在唐政府的角度而言，北方的经济的确日见衰落，相反南方在稍稍动荡后，继续向前发展。既然江南经济在唐朝财赋收入上所占地位越来越重要，我们能否得出唐朝经济重心已经转移的结论来？
在对江南经济研究的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江南局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在唐代后期的确已达到全国最先进的程度，如太湖周围地区各州和越州的水稻生产技术和亩数量，江南农村经济作物的种植，越州、润州的纺织业，越州瓷器业，润州金银器加工，苏州、杭州的城市商业等。不过这些经济发达地区主要集中在浙西沿运河两岸和浙东的越州，此外沿海地区的手工业和对外贸易也有较快的发展，但就江南整体来说这种发展还很有限，在全国居于先进地位的产业类型尚不是很多。粮食在中唐以后渐占唐朝中央财赋重要地位，与北方许多地区为藩镇割据有关，因为藩镇是不向唐朝申报户口数，也不向中央政府交纳财赋税收的。有一些学者在研究江南经济时常常会以点带面，用江南个别地区最发达的经济部门来和北方相比，用南方财赋在唐后期对中央政府的支撑作为论据，结果很容易得出南方发展优于北方的结论，其实这是不科学的，因为这样的比较往往忽略了经济发展的深度和广度的有机统一。学术界有许多人很喜欢谈经济重心转移的问题，我们以为谈这个问题之前，先得统一一下“经济重心”的解释。我们比较同意郑学檬先生的说法：“经济中心地区，按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来说，在全国是最先进的。表现为生产的广度和深度超过其他地区，与国计民生关系密切的主要生产部门的产量与质量名列前茅，可比的工农业产值最高，商品经济繁荣并达到一定深度，反映在财政收入方面，该地区也是财政收入的倚重地区，即主要财源所在。”(47)一个地方，或者几个州县的发展和繁荣，对整体经济有带动意义，但并不是说整个地区经济都已十分发展。用郑先生的解说来对照，通过前面对江南经济的研究，我们认为江南经济在深度和广度上的发展都还有待于继续。我们既要注意江南北部的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和在全国居先进地位的经济部门，又要看到有许多地区还刚处于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开发阶段。因此，说江南经济超过北方，或者说经济重心已移到了南方，我们认为至少在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来看，得出这样的结论是比较勉强的。
【注释】
(1)黄今言：《秦汉江南经济述略》，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3页。
(2)光绪《常昭合志稿》卷9《水利志》，《中国地方志集成》第22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11页。
(3)《陈书》卷5《宣帝本纪》。
(4)《太平御览》卷820《布帛部七》。
(5)《北堂书钞》卷146《盐·海滨田》引《吴郡缘海四县记》。
(6)《太平御览》卷827《资产部七》；《隋书》卷24《食货志》。
(7)《隋书》卷31《地理志下》。
(8)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83页。
(9)《李白集校注》卷26《为宋中丞请都金陵表》。
(10)《全唐文》卷316李华《常州刺史厅壁记》。
(11)《全唐文》卷753杜牧《杭州新造南亭子记》。
(12)《白居易集》卷25《别州民》。
(13)《全唐文》卷430李华《苏州嘉兴屯田纪绩碑颂》。
(14)《李文公集》卷12《故东川节度使卢公传》。
(15)《嘉靖浙江通志》卷10《地理志》第一之十。
(16)华林甫：《唐代水稻生产的地理布局及其变迁初探》，《中国农史》1992年第2期。
(17)陈尚君辑：《全唐诗续拾》卷45引契此《偈》，《全唐诗补编》下册。
(18)《全唐诗》卷588李濒《送许棠归泾县作尉》。
(19)华林甫：《唐代粟、麦生产的地域布局初探》（续），《中国农史》1990年第3期。
(20)《唐风集》卷中《献池州牧》、《江西归九华》。
(21)《唐甫里先生文集》卷3《杂讽九首》。
(22)《全唐诗》卷198岑参《送许拾遗恩归江宁拜亲》；卷244韩翃《送元诜还江东》。
(23)黄满仙：《略述唐代花卉业的发展》，《农业考古》1987年第2期。
(24)《全唐诗》卷806寒山《诗三百三首》。
(25)《岭表录异》卷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6)《说郛》卷14引苏耆《闲谈录》。
(27)《文苑英华》卷973《赠太傅韩公行状》。
(28)《旧唐书》卷174《李德裕传》及卷17上《敬宗本纪》。
(29)《新唐书》卷200《高丽传》。
(30)《旧唐书》卷129《韩滉传》。
(31)《金华子杂编》卷上。
(32)《吴越备史》卷3《文穆王》。
(33)《十国春秋》卷82《忠懿王世家下》。
(34)《太平寰宇记》卷90《昇州》。
(35)《全唐诗》卷743沈彬《金陵杂题》。
(36)《全唐文》卷409崔祐甫《故常州刺史独孤公神道碑铭》；《毗陵集》卷5独孤及《谢常州刺史表》。
(37)《全唐文》卷316李华《杭州刺史厅壁记》。
(38)《全唐文》卷523崔元翰《判曹食堂壁记》。
(39)《南唐书》卷9《卢文进传》。
(40)《樊川文集》卷10《杭州新造南亭子记》。
(41)《弘治徽州府志》卷1《坊市》。
(42)《全唐诗》卷99张循之《送王汶宰江阴》。
(43)《白居易集》卷16《东南行一百韵》。
(44)《全唐文》卷297裴耀卿《请缘河置仓纳运疏》。
(45)《权载之文集》卷47《论江淮水灾疏》。
(46)《全唐文》卷756杜牧《赠吏部尚书崔公行状》。
(47)《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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