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实行着有别于欧洲和西亚、印度的货币系统。其特点长期以铜钱为主要货币，这是在中国长期存在的小农经济的基础上产生的。但是中国古代货币形制和币材也在不断变动，货币经济也起伏波动。因为古代中国经济文化在东亚地区的特殊影响，中国的货币和货币制度对周边地区也产生了强烈的影响。
一 货币形制与流通手段的变化
1．从贝币到铢两钱
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是交换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的产物。最初的交换常常是物物交换。夏商时期，我国已经广泛地使用了天然海贝作为货币，其中最盛行的时期在商代晚期和西周。商代还出现了铜仿贝。这是我国金属铸币的滥觞。除了铜贝币外，还有金贝、铅贝或木壳包金贝。商周及春秋早期除了贝币外，也有少量铲布币出现。这一时期货币的特点就是与自然物或原始工具相联系，没有文字。
一是东方以齐国为中心的刀币。齐国是春秋最早的霸主，齐桓公任用管仲实行变法，利用近海的资源和地域优势，以工商富国，国内商业及对周边的贸易十分繁荣。齐国铸造的刀币不仅行用于齐国，也行用于齐国临近的燕国和赵国地区。
二是中原的布币。中原晋、宋、魏、韩等国是农业区，农业生产最重要的工具布抽象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行用于周王室及晋、宋、韩、魏等国。
三是圜币。圜币圆形圆孔，最早出现于晋，因其形制简单，便于携带，在诸侯国之间广泛行用，并对刀币和布币区产生了很大影响，如出现了圆首布和圆首刀。秦国是专用圜币的国家。战国晚期，秦国将圜币形制由圆形圆孔改为圆形方孔。
四是蚁鼻钱。蚁鼻钱主要行用于南方的楚国，其形制是从贝币演变而来。楚国同时也行用布币和刀币。
这一时期货币形制外形各异，但其共同的特点就是皆有铭文。铭文的内容主要是地名或城邑名。因而钱币学者又称这一时期的钱币为纪地钱。这也反映了当时诸侯林立、地方分权、市场割裂的政治经济结构。
到战国晚期，秦国开始铸造一两钱和半两钱，均以圆形方孔为形制。半两钱逐步取代一两，成为主要货币。秦国统一全国后，圆形方孔的半两钱成为推行于全国的币制。半两钱作为国家法定货币，虽以重量为基准，但并非完全体现其自然价值，即并非一定重达半两，只是钱币上铸“半两”二字。
西汉前期货币时有变动，但基本上行用半两钱。汉武帝于公元前118年实行货币改革，铸行五铢钱，取代半两钱，实行了四百多年的半两钱时代结束了。但五铢钱仍然以重量名钱，并保持了圆形方孔的形制。汉武帝经过几次改革，最终把铸币权收归国有，废除了地方铸造的五铢，建立起一整套严格的五铢钱制度。这也是中国货币最全面的一次标准化改革，将全国币制，特别是铸币权空前地统一起来。五铢钱作为基本的货币形制存在了七百多年，直到唐朝武德年间铸行“开元通宝”，五铢钱才最终废止。五铢钱也成为我国古代行用时间最长的一种货币，因而被称为长寿钱。
从秦半两成为全国统一货币到五铢钱在唐朝初年被废罢，这一千多年的时间在货币史上被称为铢两钱时期，又因为半两钱和五铢钱都是以货币的重量名钱，故又称纪重钱时期。从纪地钱到纪重钱，标准从不统一到统一，这也是国家统一和中央集权加强，铸币权收归中央的结果和体现。
2．通宝钱（年号钱）的出现和推行
年号钱最多的形制是铸“通宝”、“重宝”等字，因而两者常可通称。但并非早期也存在年号钱不铸“通宝”或通宝钱不铸年号的情况。最早的年号钱出现于东晋十六国时期。由成汉政权铸造，铸有“汉兴”年号，有直读和横读两种，直读多而横读甚少。这是成汉政权汉兴年间（338－343年）铸造的货币，只有“汉兴”年号，而无“通宝”、“重宝”等字。
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另一种年号钱“真兴”钱，为匈奴人赫连勃勃建立的大夏政权真兴年间（419－424年）铸造的货币，铸“大夏真兴”字，形制规范，文字俊秀，传世极少，在钱币学和钱币收藏上有很大价值。
“汉兴”钱和“真兴”钱是这一时期政权林立，币制紊乱的环境中产生的特殊货币，仅行于成汉和大夏政权，并不代表年号钱时代的来临。这一时期除了出现这两种年号钱外，还有大量的虚价大钱，有直百、当十、大泉当千，甚至大泉二千、大泉五千，但基本货币还是五铢钱。所谓直百、当千皆是以五铢钱计值的，即相当于一百文五铢钱或一千文五铢钱，所以这一时期仍然是五铢钱时期。直到隋朝仍实行五铢钱，且铸造质量颇好，“文曰五铢而重如其文”。唐朝建立伊始也铸造五铢钱。武德四年（621）唐朝铸造“开元通宝”，从此“通宝”、“重宝”、“元宝”为铭文的钱币取代了五铢钱。
“开元通宝”取开国纪元之义，主要以折一实钱，即“小平钱”行用，唐朝晚期也出现过当十大钱。唐朝也曾铸造年号钱，如“乾封泉宝”、“乾元重宝”、“大历元宝”、“建中通宝”等，但这些钱都是当大钱，都以开元通宝为基本参照货币。
宋代建国伊始所铸造的仍不是年号钱，其铭文为“宋元通宝”，自太平兴国年间铸造“太平通宝”以后基本上都以年号名钱。年号钱以年号名钱，圆形方孔直到清朝未变，但其形制书法多样、背文众多、币值多样、铜铁分铸，仍有不同。
3．金银货币的演变
对于金银与货币的关系，我们都很熟悉马克思的一段话：“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金银作为一种自然物，它从炉子里炼出来并不是货币，而是交换发展的需要，金银因其匀质、易铸、贵重、易储藏等特点而成为一种理想的币材，适应较大规模交换的需要。中国古代黄金作为货币出现在中国商品经济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时期的春秋战国和西汉时期。楚国曾把黄金铸成“金版”，作为称量货币，在原属齐国境内出土过楚国的金版，大概是楚国与齐国交换食盐或其他大宗商品时使用的货币。秦朝统一后，黄金仍作为“上币”与半两钱并行。
西汉时期，黄金作为称量货币使用，在赏赐和大宗交易中作为支付手段。西汉黄金的称量改先秦的镒为斤，黄金与铜钱的比价为每金一斤值钱一万。黄金的单位和价值当然主要运用于大宗财富流动。东汉以后黄金见于史籍记载日益减少，只是在朝廷的赏赐和贡献中有所记载。对这一现象，学者们有不同的解释。有人认为这是因为新莽时期黄金的散失，因王莽实行黄金国有，国库积存了70万斤（汉1斤合250两），王莽政权失败后，长安几经各种势力的扫荡，国库的黄金完全散失，东汉末，天下大乱，国库储存再次散失，国家已不可能再把黄金作为上币了。这一解释忽略了社会经济自身因素。东汉以后，商品经济发展水平逐步进入到历史低谷，甚至一度再次出现谷帛为币、物物交换的状况，市场交换需求和规模大大衰减。极大萎缩的市场已不再需要作为贵金属的黄金（1斤值万钱）作为交换媒介，黄金没有了用武之地，退去了其货币的职能。
唐中期以后，随着商品经济渐次进入第二个发展高峰，贵金属再次进入市场，充当交换媒介。只不过，这次充当交换媒介的是白银。宋代，在财政调拨、大宗交换、对外贸易、大额赏赐等方面白银更加频繁地使用。但白银尚不是法定的货币，一般铸成锭或铤，上刻地名、用途、重量、工匠姓名等，而只是被市场赋予了货币职能的贵金属，可以称之为白银的货币化。宋代白银产量较唐代有了很大增长，一般财政岁入保持在20万到30万两之间。熙丰时期岁入达到290万两。白银的社会拥有量也十分可观，甚至有学者估算北宋白银社会拥有量可达3亿到4亿两，南宋也达1．5亿到2亿两。元代，虽然一度为保障纸币行用而禁止民间使用白银为交换媒介，但由于市场大宗交换的需要，民间用银的现象仍不断发展。白银的货币化也仍不断加强。
明朝前期为推行纸币，与元朝一样禁止民间用银交换，但市场上白银流通的趋势仍继续发展。明正统年间弛用银之禁，白银的行用更为普遍，大宗的交换广泛使用白银，只有小额的交换使用铜钱。张居正行一条鞭法，赋税纳银更促进了白银的使用。明朝后期，白银的使用更加广泛，市场上小额的交换也开始使用碎银。清朝则规定了“用银为本，用钱为末”，将明朝后期逐步形成的以银为主，以钱为辅的货币状况给予了明确的法律规定。
4．纸币(www.xing528.com)
纸币不论可兑换与否，其实质都是信仰货币。自身无价值而法定价值大。在行用铜铁钱的中国古代，纸币专为解决大宗交易大额支付需求与贱金属货币很小的支付能力的矛盾。宋人曾说：“今钱引之出，于行商尚可，而无益于军民之用；于道路之赍尚可，而无资于旦暮之需”。“今以片纸用为千钱，细民得之反以为累。片纸不可以分裂，千钱不可以散用”(1)。它不是为细民旦暮之需而生的。作为纸币前身的唐代飞钱就是为解决远距离大宗财富流动而产生的。飞钱也称“便换”，是专门用于款项汇兑的凭证。首先出现在茶商的远距离贸易中。茶商把钱投放到各道在京师的进奏院或富家，换取凭证，到达目的地“合券乃取之”，因而称飞钱或便换。飞钱尚不是国家推行和发行的票据，甚至一度被政府禁止。但是当时商品经济发展的勃勃趋势不仅使飞钱成为需要，而且出现多种形式的信用手段。如《太平广记》所载尉迟恭钱帖、卢二舅手杖等就是一种信用手段。这些信用手段尚为不成熟的信用方式，存在着兑换、信用等问题。但它们顺应了远距离贸易的需要，代表了商品经济发展的趋势。
宋代以茶、盐、香、矾等交引为代表的信用票据，适应大宗交换和远距离贸易的需要，广泛地发展和运用起来。这些交引有货币职能，却仍然不是国家财政发行的纸币。第一种纸币出现于北宋四川地区，由16家富户发起，称为交子，表里印记，隐密题号，合券支钱，每贯取息30文。交子首先在四川出现，且由民间首先发起，正是四川经济发展和市场运行自然需求促成的。“蜀用铁钱，民苦转贸重，故设法书纸代钱，以便市易”(2)。北宋四川是铁钱区，铁钱是较铜钱价值更小的贱金属货币，铁钱小钱每贯重65斤，大钱每贯12斤，而每五贯小铁钱价值才等于一贯铜钱。这样价值三五贯铜钱的交换如直接用小铁钱支付就已经很困难了，更遑论大宗的茶叶或食盐贸易了。宋仁宗天圣年间，由官府设立交子务，统一管理，并规定了交子的票面价值和兑届等问题。宋徽宗朝，蔡京主政，将交子改为钱引，更强调了交子“只以钱兑”。
南宋又在两浙、湖广、淮南发行会子，于是淮交、京楮、湖会、川蜀钱引并行。此时纸币的广泛发行一大动因就是养兵费广，财政困顿，广发纸币以和籴军需。在前期纸币尚封桩本钱，能如届兑换，随着财政日益困难，不设本钱、多届并行的情况日益严重，市场纸币泛滥，严重贬值。宋理宗时侍御史李鸣复在奏章中说，“今京楮之出至二十千万有零矣，而印造未已。蜀楮之出至十七千万有零矣，而用度未足”(3)。纸币滥发、称提、再滥发，恶性循环，最终导致纸币制度的崩溃。
元朝统一和发展了纸币制度，政府强制发行不兑换纸币，成为元代基本的货币制度。元代统一的纸币制度建立于元世祖中统元年（1260年），印行了“中统元宝钞”和“中统元宝交钞”两种纸币。中统元宝交钞以丝为本，以两为单位，中统元宝钞以银为本，以贯为单位，两者又都以白银计价。元朝政府设立平准库，储备白银为准备金，至元年间还把平准库银铸成50两一锭的“元宝”，禁止民间以白银交换，也禁止行用铜钱，所以元朝前期，纸币制度得到较好推行，具有较好的信用。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元政府发行了至元宝钞，与中统宝钞并行，至正十年（1350年）又发行至正宝钞，钞面仍用中统元宝交钞，背面加印“至正元宝交钞”。元朝的纸币以强制发行的不兑换货币，前期实行了较好的准备金制度，以银为本，禁止白银交换，保障了纸币的行用，从纸币制度建设而言，较宋代有了进步。但是，元朝后期滥发纸币和抽用准备金日益严重，纸币制度最终崩溃。
明朝初年恢复纸币制度，发行大明宝钞，也是财政发行的不兑换货币。由于印多收少，大明宝钞不断贬值，到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每贯已贬值到160文，明政府也实行过诸如禁止金银交易，甚至一度禁用铜钱等措施，但纸币贬值不能遏止，钱、银的行用更是禁而不绝。1435年明朝政府解除钱禁，次年又解除了银禁，宝钞贬值更甚，纸币制度名存实亡。弘治以后，商业交换已全部使用白银和铜钱。纸币制度从北宋到明朝前期实行了数百年，终因发行和管理制度的种种弊端而终止。
二 货币经济的演变
1．货币经济的初兴
春秋战国到西汉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货币经济初兴的时期。多种铸币广泛行用，货币经济与西周相比，空前的活跃。特别能反映货币经济状况的就是贵金属黄金充当货币。不仅官方大量使用黄金作为赏赐，如《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称，卫青获得“赏赐数日间累千金”。“千金”财富也成为民间富豪的象征。范蠡曾感叹：“居家则致千金，居官则至卿相，此布衣之极也”。西汉宁成说：“仕不至二千石，贾不至千万，安可比人乎？”其家“致产数千金”(4)。“汉制一金直千贯”，千万之家不逊千金。实现“千金”理想的民间富家不乏其人。范蠡本人辞官以后就“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所谓千金当时就是“黄金千镒”(5)。《史记》所载的春秋战国和西汉的千金之富甚多，如吕不韦是“家累千金”的富商，秦汉之际铁冶为业的宛孔氏“家致富数千金”。在西汉初，比一都之君的千金之家难以枚举，甚至有王者同乐巨万富豪，甚至“贩脂辱处也，而雍伯千金。卖浆小业也，而张氏千万”(6)。这样微不足道的小行业也能累计千金的财富，可见当时货币经济的活跃。
2．钱废谷用到钱帛兼行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古代商品经济发展的低谷，货币经济也随之衰退。具体的表现一是币制混乱，各政权纷纷铸币，形制不一，价值各异；二是滥发虚价大钱，或铸超薄钱，大钱有当五千者，而薄钱又能水浮者；三是实物交换的出现。其中实物交换出现最典型地反映了当时货币经济萎缩。董卓之乱后的数十年间，一度“钱废谷用”。《晋书·食货志》载：“（汉）献帝初平中，董卓乃更铸小钱，由是货轻而物贵，谷一斛至钱数百万。至魏武为相，于是罢之，还用五铢。是时不铸钱既久，货本不多，又更无增益，故谷贱无已。及黄初二年魏文帝罢五铢钱，使百姓以谷帛为市。至明帝世，钱废谷用。”人们用谷物、绢帛等为媒介进行交换。但“钱废谷用”是交换需求减少的结果，但谷、帛是自然物，谷物价廉笨重，而绢帛不可以尺寸分裂，不论小农市场还是大宗交换都并非是理想货币，何况在利益的驱使下必然出现“竞湿谷以要利，作薄绢以为市。虽处以严刑而不能禁”的状况。薄绢尚可使用，而湿谷则其使用价值也消失了，在货币经济衰退的环境下又逐渐出现绢帛排挤谷物的现象，绢帛为币则长期延续下来。
南北朝时期铸币使用逐渐恢复，钱帛兼行也渐成趋势，但绢帛作用常常超过铸币。如《魏书·赵柔传》记载：赵柔在路上拾得金珠一串，价值数百缣，赵柔将其归还主人。又一次赵柔与其子拿着几百枚铧到市中卖，赵柔要价20缣，一商人愿意出30缣，赵柔之子欲卖，赵柔却坚持按旧价出卖。可见不论贵重的金珠，还是日常的工具都已绢帛计价。直到唐朝前期仍然是这样。如，《太平广记》卷495载，唐高宗时，长安富人邹凤炽向唐高宗夸耀富有：“请市终南山中树，估绢一匹。自云山树虽尽，臣绢未竭。”这个故事也曾被安在唐玄宗和王元宝之间。又当时描述杨国忠聚敛的财富“积缣至三千万匹”。可见当时的财富仍然是以绢帛的单位计算的。
绢帛用为货币正是农村小农和城市小生产者退回自然经济的结果，存在的交换更多的是远距离大宗交易，如权贵阶层奢侈品贸易、民族贸易和对外贸易等。而绢帛又是小生产者手中容易获得的理想商品。随着商品经济的恢复，小农、小生产者交换需求逐步成长，单位细小的铜钱又回到市场。南北朝晚期铜钱还主要在洛阳等较大城市和交通要道沿线，隋朝和唐朝中期也主要在中原地区，农村地区钱的行用仍然很少。直到实行两税法，陆挚仍然反对两税征钱。白居易也有诗称：“私家无钱炉，平地无铜山。胡为夏秋税，岁岁输铜钱。”实际上，小农缺乏铜钱原因不在农田不产铜钱，而在小农卷入市场还很少，铜钱不流通。当小农向市场谋取生计时，铜钱就非常必要了。正如白居易在另一首诗《卖炭翁》中所写到的“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卖炭翁是向市场索取衣食。他遇到的顾客是宫市使，“一车炭重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半匹红纱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半匹红纱一丈绫”对卖炭翁来说，无福穿御，更不能果腹，还需要再换取粗布淡饭的“身上衣裳口中食”。这时铜钱有助于卖炭翁完成细小的再交换。经济的恢复必然使小生产者增加交换需求，铜钱的需要也就越来越多。
唐朝后期绢帛退去了货币职能，铜钱将绢帛完全排斥出货币领域，而且铜钱已然不能满足市场的需要，出现严重的“钱荒”。钱荒到宋代愈加严重。如张方平所说：“钱既难得，谷帛益贱，人情窘廹，谓之钱荒。府库例皆空虚，人户又无居积，不知岁所铸钱今将安在？”(7)导致钱荒的原因是多样的，如钱荒导致钱重物轻，人们持钱不出，大量窖藏；对外贸易的发展，使大量铜钱外流，偷漏出境等，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商品经济发展使货币需求极大增长，铸币数量供不应求，出现货币短缺。
3．钱楮并用到银钱并行
商品经济规模的扩大，大宗交换和远距离贸易日益增长，不仅使铜钱数量供不应求，更使作为贱金属的铜钱难以担当交换媒介的职能，出现了大规模市场交易和铜钱弱小的支付手段的矛盾。于是纸币应运而生，宋代出现了交子、会子等纸币，与铜钱相兼而行，适应不同层次市场交换的需要。如上文所述，元朝和明朝前期都以发行纸币解决大宗交换的需要。
大宗交换和铜钱支付能力的矛盾可以以发行纸币来解决，也可以如春秋战国和西汉那样以赋予贵金属以货币地位来解决，宋朝选择了纸币，这种选择起源于民间市场，最终由政府推行为法定制度。由于金银的生产由官府垄断，因而政府也控制了金银货币化的程度。宋、元、明初政府都选择发行纸币，而限制白银货币化，推迟了白银货币化的进程。但是专制国家下的种种弊端不能保障纸币制度的良好运行，最终导致纸币制度的崩溃，贵金属白银逐步取代纸币成为事实上的货币，并最终取得法定货币地位。
直到清朝，中国的基本经济形态仍然是小农经济和小生产经营，铜钱始终有着广泛的需求。纸币退出历史舞台后，形成了白银和铜钱并行的状况。
【注释】
(1)《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01绍兴六年五月乙酉，文海出版社，1978年，第3242～3243页。
(2)《宋史》卷295《孙甫传》，第9838页。
(3)明·杨士奇等：《历代名臣奏议》卷99《经国》，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374页上。
(4)《史记》卷41《越王勾践世家》，第1752页。
(5)《史记》卷41《越王勾践世家》，第1753页。
(6)《史记》卷129《货殖列传》，第3282页。
(7)《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69熙宁八年十月壬辰，第65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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