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讲 唐宋时期的对外贸易（下）
三 南海贸易体系的形成：以宋朝海外贸易为中心的考察
海运贸易相对于陆运贸易的优势在宋代有了变革性发展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的推动下，突出地表现出来。宋代经济重心的南移，使中国出口商品供给和进口商品消费的中心都转移到南方。中国的进口品主要是香药珠宝，海运贸易更接近出产这些商品的东南亚和印度洋沿岸地区。这些物质因素保障了海运贸易发展的规模，提高了海运贸易的效率。宋朝政府鼓励中外商人从事海上贸易为中国海外贸易的发展提供了积极的政策保障。宋代海外贸易的发展使南海和印度洋的海上贸易出现新的格局。
滨下武志等学者的研究已经揭示了15世纪以后以东北亚、南海到印度洋区域内经济体系或贸易网络的存在及其运行状况，都特别强调了中国在其中的中心和主导地位(1)。需要进一步认识的是，这一贸易体系是一个发展过程，在15世纪以前早已存在。珍妮·阿布—卢格霍特（Janet Abu－Lugh－od）曾提出13世纪的欧亚世界包含着一个巨大的贸易系统，其中包括海运连接的东亚、东南亚、西南亚等以发达的远距离贸易联系起来的“世界体系”。她认为这个经济体系中最主要的发动机就是中国，因为中国既是陶瓷等大宗热销商品的出口者，也是东南亚和南亚生产的燃香、香料的主要消费者(2)。实际上，这一贸易体系的形成更早于13世纪，在其形成中中国贸易重心转移和宋朝海外贸易的发展是最为重要的影响因素。在宋朝贸易发展的推动下，南海贸易体系的构成或支撑要素，维持体系运行的机制都已明确地出现了。
1．作为一个整体的市场区域
唐代贾耽的“广州通海夷道”反映了广州经过马六甲海峡、印度直达巴格达的航线，这一条航线以北的地区及苏门答腊、爪哇岛已有了密切的贸易关系。宋代以这条基本航线为基础联系起来的贸易区域大大地充实了。一是贸易联系更加密切，二是这条航线以东的东南亚海岛地区和航线以南的非洲沿海地区与中国有了明确的贸易关系。
赵汝适《诸蕃志》记载宋朝贸易范围涉及东南亚和印度洋沿岸，以及西亚、北非等地(3)。《诸蕃志》是赵汝适在提举福建市舶任上“询诸贾胡，俾列其国名，道其风土，与夫道里之联属、山泽之蓄产，译以华言，删其秽渫，存其事实”编写而成。事实上，我们看到，有不少内容是抄自周去非的《岭外代答》，有的关于海外蕃国历年朝贡等记载则显然是参考了自市舶司等官方记录及前人著述。不论是赵汝适亲自“询诸贾胡”所得部分，还是其中传抄自周去非《岭外代答》的内容，最基本的信息来自于往来海上贸易的商人，所反映的都是当时商人的活动世界。
这个活动区域中，距中国最远的是非洲北部的木兰皮、勿厮离、遏根陀等地。这些地区是阿拉伯商人传统贸易范围。周去非和赵汝适关于这些地区最详细信息应该是来自于阿拉伯商人。宋朝的商品也显然到达了这一区域。山上次男的研究表明，宋元时期，中国的瓷器从红海沿岸苏丹国的爱扎布港起港，运至埃及境内尼罗河上游的福斯塔特，经尼罗河运至亚历山大港等地，亚历山大发现有宋元时期的中国陶瓷。他在爱扎布亲自考察发现：“（爱扎布遗址上）到处都是中国的陶瓷……无论我们走到哪里，脚底下都是中国的陶瓷片。”(4)秦大树《埃及福斯塔特遗址中发现的中国陶瓷》发现的六七十万片陶瓷中中国陶瓷超过两万片，其余大部分是中国陶瓷的仿制品(5)。虽然是否有宋朝的商人远航到北非已无可知晓，中国的史籍也不见这些地区商人来华的记载，但这一地区显然已经与中国有了贸易往来。就其与南海和印度洋贸易区域内部的联系而言，不论是贸易商人还是商品供给，北非显然处于这一贸易区域的边缘。
从维持整个海上贸易运行的贸易力量构成来说，西亚地区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一极。阿拉伯商人自唐代以来就是印度洋和南海贸易中最重要的力量。宋代阿拉伯商人仍然是最为重要的贸易力量，仅从广州和泉州的蕃坊中居住的外商主要是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商人就可见其数量和重要性。希提在《阿拉伯简史》中描写这一时期巴格达的贸易情形道：“巴格达的码头长好几英里，经常停泊着几百艘各式各样的船只，其中也有中国的大船……市场上除各省的货物外，还有中国的瓷器和丝绸、印度和马来群岛的香料。”(6)而另一极则是中国。宋代中国在当时的南海贸易区域内，不论是商品的供给和消费，还是商人的数量，亦或造船技术，都处于无与伦比的主导地位。我们从下文所述商品结构和贸易力量可以看到。
东南亚地区不仅是香药珠宝等商品的重要供给地，更是联系印度洋和南海商品流动和人员流动主要枢纽。其中三佛齐“扼诸番舟车往来之咽喉”，是印度洋和南海中转的最大中心。《岭外代答》称：“三佛齐者，诸国海道往来之要冲也。”“东自阇婆，西自大食、故临诸国，无不由其境而入中国者。”(7)各国的商品都云集在这里：“真珠、乳香、蔷薇水、栀子花、腽肭脐、没药、芦荟、阿魏、木香、苏合油、象牙、珊瑚树、猫儿睛、琥珀、番布、番剑等，皆大食诸番所产，萃于本国。”由于三佛齐招徕商人的政策，“故国之舟辐辏焉”。大食国所产商品多集中到三佛齐转销：“本国（指大食国）所产多运载与三佛齐贸易，商贾转贩以至中国。”宋朝商人贩易大食商品也多到三佛齐：“番商兴贩系就三佛齐、佛啰安等国转易。”位于印度半岛西海岸的南毗国的商品也集中到三佛齐等东南亚地区：“其国最远，番舶罕到……土产之物本国运至吉罗达弄、三佛齐。用荷池、缬绢、瓷器、樟脑、大黄、黄连、丁香、脑子、檀香、豆蔻、沉香为货，商人就博易焉。”(8)《陈氏香谱》卷1“金颜香”条也载：金颜香“出大食及真腊国，所谓三佛齐出者，盖自二国贩至三佛齐。三佛齐乃贩入中国焉。”东南亚其他国家要购买印度洋地区及大食等国商品也需到三佛齐，如祥符四年，占城向宋朝进贡金毛狮子就是购自三佛齐，该狮子产于天竺，从大食转贩至三佛齐(9)。
东南亚还是商船往来于印度洋和南海之间等候季风的中间站。位于苏门答腊岛之西北角的蓝里是商船理想的候风之地。自中国泉州前往印度半岛西海岸的故临国，“泉舶四十余日到蓝里，住冬，至次年再发，一月始达”。（《岭外代答》卷2所记为“广舶四十日到蓝里，住冬，次年再发舶，约一月始达”）从中国前往大食国的番舶更是“艰于直达。自泉发船四十余日至蓝里，博易、住冬，次年再发。顺风六十余日方至其国”。在东南亚最大的商品集散地三佛齐住冬候风应该也是理想的选择。《岭外代答》卷3载：“广州自中冬以后发船，乘北风去，约四十日到地名蓝里，博买苏木、白锡、长白藤，住至次冬，再乘东北风，六十日顺风方到此国。”看来住冬既是为了等候季风，也是一次贸易活动。
印度半岛自唐代就是往来阿拉伯地区的中转站。在宋代它仍然是维持印度洋和南海贸易的重要环节。故临依然是重要的中转港。“中国舶商欲往大食，必自故临易小舟而往，虽以一月南风至之，然往返经二年矣。”从大食来中国贸易也如此：“大食国之来也，以小舟运而南行，至故临国易大舟而东行，至三佛齐国……诸蕃国之入中国一岁可以往返，唯大食必二年而后可。”(10)印度半岛诸国不仅故临是中国和大食商船往来必到之地，即使“其国最远，番舶罕到”的南毗国，也有商人罗巴智力干父子居住在“泉之城南”(11)。
当时与中国等国贸易联系最多的是印度南部的朱罗及注辇。R．塔帕尔《印度古代文明》说：“远洋贸易是朱罗人的实力所在，”为了保障朱罗与中国的贸易不受侵扰，朱罗远征三佛齐，确保“印度的船只和商业往来在通过室利佛逝境内的航道上是安全的”，“在这几个世纪（900～1030）中与中国的贸易达到了史无前例的数量”，“十二世纪，随着宋朝的扩张，中国人在印度南部的一些贸易点中占有稳定的地位”(12)。《宋史·注辇传》记载：北宋时注辇国曾四次赴宋朝朝贡，其国书说到“商人到本国，告称巨宋之有天下也”。其王罗茶罗乍闻商船言：“十年来海无风涛，古老传云如此则中国有圣人。”罗茶罗乍遣使朝贡事值宋真宗东封西祀之际，表书显然是迎合宋朝政治需要而作了修改，马端临已质疑其出自“中土操觚文士之笔”(13)。商人至其国中招徕之事大概实有其事。
宋代印度洋和南海贸易空间上新的扩展就是东非和东南亚的海岛地区，特别是菲律宾群岛，都成为了这个贸易区域十分活跃的组成部分。7世纪末到975年，大批阿拉伯人迁徙到东非，在东非建立很多居民点，逐渐发展为城市。从975年到1498年，阿拉伯人的城市获得独立发展。这些城市以基尔瓦为霸主，统称为“僧祗帝国”(14)。这里的阿拉伯人“都以出海经商作为营生”，推动了东非与印度和中国等地的贸易联系，“中国的绸缎、印度的棉布、中国的大黄、宝石、胡椒、肉豆蔻、生姜、丁香都由海路运到这里”(15)。巴兹尔·戴维逊《古老非洲的再发现》也写道：在中世纪，“越来越多的满载货物的船只从中国来到非洲，重又回去，从一个港口走到另一个港口，船上货物从一批买卖人手中传到另一批买卖人手中，直到整个广阔的海洋都被一种错综复杂的运输和交换的体系联系起来”(16)。1888年英国人在桑西巴岛发掘到宋代铜钱，1898年德国人在索马里发掘到宋代铜钱，以实物说明宋朝商人曾到东非贸易(17)。
唐代与中国交往的东南亚岛屿国家主要是苏门答腊岛之室利佛逝和爪哇岛之诃陵，即宋代的三佛齐和阇婆。到宋代，海岛地区兴起一批积极参与贸易的国家和地区。渤泥是与宋朝又比较密切贸易关系的重要国家。渤泥早见唐樊绰《蛮书》卷6，称其与婆罗门、波斯、阇婆等为“交易之处，多诸珍宝，以黄金麝香为贵货”。宋朝见其于太平兴国二年和元丰五年两次朝贡。在太平兴国二年朝贡中，请求宋朝告诫占城不要留难渤泥到宋朝贸易的船只。中国也有商人至其国贸易(18)。麻逸是菲律宾群岛上最大的国家，“三屿、白蒲延、蒲里噜、里银、东流、新里汉等皆其属也”，贸易繁荣，“商舶入港，驻于官场前。官场者，其国阛阓之所也。登舟与之杂处”。三屿是加麻延、巴姥酉、巴吉弄等诸岛的总称，中国等商人常往贸易，“舶舟至则出而贸易”(19)。
《萍洲可谈》卷2载：“高丽人泛海而至明州，则由二浙溯汴至都下，谓之南路。或至密州，则由京东陆行至京师，谓之东路。二路亭传一新，常由南路，未有由东路者，高丽人便于舟楫，多赍辎重故尔。”明州是与高丽最重要的港口，“商舶之往来于日本、高丽，蕃舟之出没于山东、淮北，撑表拓里，此（明州）为重镇”(20)。台州也有往高丽的航线。嘉定《赤城志》卷19、卷20载：“（高丽头山）自此山下分路入高丽国，其峰突立，宛如人首，故名。”“（东镇山）山上望海中，突出一石，舟之往高丽者必视以为准焉。”泉州和福州与高丽也有贸易往来。《云麓漫抄》卷5还记载了输送到福建的高丽商品：“高丽国则有人参、铜、银、水银、绫布等。大抵诸国产香略同以上，舶船候南风则回，惟高丽北风方回。”日本与宋朝也有贸易，至南宋更为频繁。《开庆四明续志》卷8记载，当时“倭人冒鲸波之险，舳舻相衔，以其物来售”。不少日本商人为本国富豪来明州，主要贩运木板和硫黄，随身也交易小额黄金。通过中国与高丽、日本的贸易，在商品流动上将东北亚和南海及印度洋的贸易连接起来。如高丽显宗十三年“广南商人陈文遂来献香药”。高丽文宗三十年宋朝赐给高丽的百余品药物中有来自广州的沉香、木香、丁香、血竭、安息香、肉豆蔻、没药、余甘子、荜发、蓬莪茂、藿香、龙脑、麝香(21)。这些药材都是来自南海和印度洋地区的进口品。
2．商品结构与市场关系
宋朝是当时海上贸易市场中最大的商品进口国和出口国，我们可以以宋朝贸易为基础考察当时南海贸易区域中的商品结构和市场关系。
据《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记载的绍兴三年（1133年）和十一年（1141）所定起发行在及就地出卖进口品的名录及《宝庆四明志》、《云麓漫抄》等可对宋代进口品作出基本统计。以绍兴三年进口品224种为基数，补以其他记载可以略见宋朝进口商品的构成。绍兴十一年公布的就地发卖商品共约330种。《宝庆四明志》卷6载高丽、日本和南海进口品共170种。绍兴三年的223种商品中象牙、犀角、琉璃、琥珀、川芎、川椒、石钟乳、指环脑、扶律膏、潮脑及镔铁、牛皮、筋角等堪造军器之物至少十余种未收入绍兴十一年商品名录。而绍兴十一年的商品中又有150余种是绍兴三年所列商品名录中没有的。绍兴三年和十一年所列商品合计已超过380种。且《宝庆四明志》所列170种商品中有山西香、鞋面香、黄芦、琼菜、京皮、石兰皮、驴鞭、蚜螺、葫芦瓢、红花、卢甘石、茶木、紫菜、翎毛、虎皮、青器、双瞰刀、蓆、合蕈、栗等20种左右不见于《宋会要》职官四四，而宋代史籍常见的进贡品猛火油、水晶、鍮、猫儿睛、千年枣、山得鸡、犀牛、狮子、驯象及乘象用具等，以及《云麓漫抄》所列脑版也不见于《宋会要》职官四四及《宝庆四明志》商品名录。所以，宋朝的进口品总计远超过400种。这400种以上的进口品来自日本和高丽的商品有数十种，绝大部分来自“南海”，即东南亚、印度洋沿岸和阿拉伯地区。
《诸蕃志》卷上列举了15处（涉及占城、三佛齐、单马令、凌牙斯国、佛罗安国、蓝无里、阇婆、南毗、真腊、渤泥、西龙宫、什庙、日丽、胡芦、蔓头、苏勿里、马胆逾、马喏、麻逸、三屿、层拔等数十个国家和地区）中国商人前往贸易时所贩售商品，瓷器所有十五处皆有销售，丝织品为十二处，仅居其后，其次是金、酒、银、铁、米、糖、漆器香药商品除檀香为三处外都为一至二处。这基本上反映了中国出口商品和转贩商品的构成。此外，还有铜钱、书籍、纸笔、荔枝、铜器等(22)。其中最大宗、最重要的商品是瓷器。《萍洲可谈》卷2称，商人出海“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诸蕃志》卷上还说到三屿人不善交易却喜欢中国瓷器“或三五为群，跧伏榛莽，以暗箭射，人多罹其害”，商人知道“投以瓷碗，则俯拾忻然跳呼而去”。三上次男《陶瓷之路》论及了宋代陶瓷在东南亚、锡兰、印度、巴基斯坦、伊拉克、伊朗、叙利亚、东非和北非等地的发现情况。佐尹·马什等《东非史简编》引用一位考古学家的话说：“中世纪的东非史可以说是用中国的瓷器写成的。”(23)环中国海宋元沉船的发掘都说明瓷器是最主要的出口品(24)。
中国进口商品显然是以珍宝、香药和其它资源性商品为主，手工业品占少数，以《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绍兴三年进口品来看，珍宝、香药和其它资源性商品共209种，手工业品14种，分别占总数的93．7%和6．3%。中国出口品则主要是以瓷器为主的手工业品。总体而言，这是手工业商品与自然资源性商品相互交换的贸易。史籍记载也反映了这两类商品的交换关系。《宋史》卷186《食货下八》称：“凡大食、古逻、阇婆、占城、勃泥、麻逸、三佛齐诸蕃，并通货易，以金、银、缗钱、铅、锡、杂色帛、瓷器，市香药、犀象、珊瑚、琥珀、珠琲、镔铁、鼊皮、玳瑁、玛瑙、车渠、水精、蕃布、乌樠、苏木等物。”
《诸蕃志》卷上所记载的土产物和商人兴贩所用商品也反映了这一结构，如三佛齐：“土地所产玳瑁、脑子、沉速暂香、粗熟香、降真香、丁香、檀香、豆蔻……番商兴贩用金、银、瓷器、锦绫、缬绢、糖、铁、酒、米、干良姜、大黄、樟脑等物博易”；阇婆国：“出象牙、犀角、真珠、龙脑、玳瑁、檀香、茴香、丁香、豆蔲、荜澄茄、降真香、花簟、番剑、胡椒、槟榔、硫黄、红花、苏木、白鹦鹉，亦务蚕织，有杂色绣丝、吉贝绫布”，“番商兴贩用夹杂金银及金银器皿、五色缬绢、皂绫、川芎、白芷、朱砂、绿矾、白矾、鹏砂、砒霜、漆器、铁鼎、青白瓷器交易”；麻逸国“土产黄蜡、吉贝、真珠、玳瑁、药槟榔、于达布。商人用瓷器、货金、铁鼎、乌铅、五色琉璃珠、铁针等博易”；三屿当地商人“持吉贝、黄蜡、番布、椰心簟等至与之（宋商）贸易”，宋商在此“博易用瓷器、皂绫、缬绢、五色烧珠、铅网坠、白锡为货”，用来馈送当地贾豪的是绢伞、瓷器、藤笼；真腊“土产象牙、暂速细香、粗熟香、黄蜡、翠毛、笃耨脑、笃耨瓢、番油、姜皮、金颜香、苏木、生丝、棉布等物。番商兴贩用金、银、瓷器、假锦、凉伞、皮鼓、酒糖、醯醢之属博易”。其他如单马令国、凌牙斯国、佛啰安国、蓝无里国、层拔国等国都是如此。
中国由于自然环境的限制不能大量出产东南亚和印度洋沿岸地区提供的珍宝和香药，而其他地区由于技术条件的限制无法大量生产中国出口的瓷器、丝绸等手工业品，因而这也是技术差异和自然环境差异所决定的有着明显互补性的贸易，构成依赖的稳定的市场关系。
3．贸易力量构成
阿拉伯商人在宋代仍然是南海和印度洋贸易区域内的重要贸易力量。在来华的外商中，阿拉伯商人数量最多。广州和泉州的蕃坊里住有大量阿拉伯人。《萍洲可谈》卷2记载广州蕃坊：“蕃人但不食猪肉而已。又曰汝必欲食，当自杀自食，意谓使其割己肉自啖。至今蕃人非手刃六畜则不食，若鱼鳖则不问生死皆食。”所述显然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商人的饮食习惯。泉州留下阿拉伯人的遗迹，反映了宋代大量阿拉伯人在泉州的活动情况，如泉州城内外有阿拉伯人石墓的发现(25)。《诸蕃志》卷上记载大食商人施那帏“侨寓泉南，轻财乐施，有西土气习，作丛冢于城外之东南隅，以掩舶贾之遗骸”，与现今发现的阿拉伯蕃客墓相印证。另如至今犹有完整拱门的宋代阿拉伯人清净寺，及大量伊斯兰教宗教碑刻等都是阿拉伯人在泉州活动的见证。
《宋史·大食传》记载了26次朝贡记录，反映了大食与宋朝联系的密切，其中有舶主蒲希密、蒲押陀黎、李亚勿等身份似乎就是商人。史籍所见财力最雄富的来华商人都是阿拉伯商人。如，《龙川略志》卷5载，在广州居住了数十年的蕃商辛押陁罗“家赀数百万缗”，又上文述及大食商人蒲罗辛因贩运乳香计抽解价值达30万缗而授承信郎。来华阿拉伯商人最有影响的当数蒲寿庚，南宋末期他累官福建安抚沿海制置使、闽广招抚使、提举泉州海舶司，掌控福建海外贸易达三十年，以其在泉州的实力对宋元最后较量和交替产生了重大影响(26)。
东南亚也有大量阿拉伯商人居留，尤其是三佛齐“其国居人多蒲姓”(27)。《桯史》卷11载：“番禺有海獠杂居，其最豪者蒲姓，号白番人，本占城之贵人也。”这些蒲姓者大概也是阿拉伯商人。他们因为对航路和中国情况的熟悉，常被东南亚国家聘为来华使节。三佛齐赴宋的使节中仅《宋史·三佛齐》所见的蒲姓就有蒲诃栗立、蒲蔑、蒲陁汉、蒲押陁罗、蒲押陀黎、蒲婆蓝、蒲谋西、蒲押陀罗歇等。《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75绍兴二十六年十二月壬戌、癸亥又记载三佛齐国进奉使蒲晋和副使蒲遐贡“乳香八万升、胡椒万升、象牙四十斤，名香宝器甚众。又以明珠琉璃金酒器上宰相”。这本身已是一次大宗贸易。阿拉伯商人也在印度和东非、北非有广泛的贸易活动。阿拉伯商人还通过在东南亚国家的贸易活动，促进这些国家与中国的交往。如勃泥国的国书中说道：“昨有商人蒲卢歇船泊水口，差人迎到州，言自中朝来……闻自中国来，国人皆大喜，即造舶船，令蒲卢歇导达入朝贡”(28)。庆元六年真里富使节来宋，一位有中国航海经验并通汉语的阿拉伯“纲首”蒲德修被聘为向导兼翻译(29)。
大食商人在印度洋沿岸的印度、波斯湾、东非、北非之间的贸易联系中也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诸蕃志》卷上“故临国”条载：“大食人多寓其国中。”《岭外代答》卷2《故临国》：“监篦国递年贩象牛，大食贩马前来此国货卖。”《诸蕃志》卷上“胡茶辣国”条称其国物产“每岁转运就大食国货卖”。“层拔国”条载：“每岁胡茶辣国及大食边海等处发船贩易，以白布、瓷器、赤铜、红吉贝为货。”“记施国”条载：“大食岁遣骆驼负蔷薇水、栀子花、水银、白铜、生银、朱砂、紫草、细布等下船至本国，贩于他国。”“木兰皮国”条载：“大食巨舰所可至者，木兰皮国尔。自大食之陁盘地国发舟，正西涉海百余日方至其国。”
宋朝允许民间商人经营海外贸易，中国商人遂成为海上贸易重要力量。宋朝关于出海贸易办理公凭和担保的规定所针对的就是国内商人。沿海一带出海贸易的人数极多。《宋史·张逊传》称：岭南平后，“并海商人遂浮舶贩易外国物”。包恢在《敝帚稿略》卷1中称：“贩海之商无非豪富之民，江淮闽浙处处有之。”广西濒海之民出海经商者也不少：“或舍农而为工匠，或泛海而逐商贩。”(30)甚至不少官员也经营海外贸易，如知雷州郑公明“三次搬运铜钱下海，博易番货”。绍兴二十八年，知钦州戴万言：“邕、钦、廉州与交趾接，自守倅以下所积俸余，悉皆博易。”(31)海商之中有如泉州杨客“为海贾十余年，致赀二万万”，一次贸易就携带20万缗珠宝香药的富商，或如王元懋这样大户不亲自出海，只是雇佣“吴大作纲首，凡火长之属，一图帐者三十八人同舟泛洋”(32)。也有在大船中租得一席之地小商，如《萍洲可谈》卷2所说“舶船深阔各数十丈，商人分占贮货，人得数尺许，下以贮物，夜卧其上”。还有泉州商客七人“同乘一舟浮海”(33)。
福建一路经营海外贸易者尤多。他们的行踪也反映了宋朝商人贸易的状况。苏轼曾说：“福建一路多以海商为业。”(34)史籍又载：福建“漳、泉、福、兴化滨海之民所造船乃自备财力，兴贩牟利”(35)。熙宁年间，广西人徐伯祥致书交趾国王称“大王先世本闽人，闻今交趾公卿贵人多闽人也”。宋神宗也说到“福建、广南人因商贾至交趾，或闻有留于彼用事者”(36)。这些人最初都是商人。南宋末，蒙古人入侵交趾，宋朝高度戒备，但苦于无法准确了解交趾的战事，于是在下令“选择三山仕于湖广者，遣之往安南觇探近事”。最后选得南剑人廖扬孙，一番面授机宜后派往了交趾。“福建士人在彼间者”不仅为廖扬孙提供了诸多情报，而且还向宋朝提出处理交趾问题的意见。这也印证了宋神宗所言不虚(37)。
前往高丽贸易的福建商人也很多。前往高丽的宋朝商人见于《高丽史》多以“宋商”、“宋都纲”记之，明确籍贯的有明州、台州、广南、江南、福建等地商人，其中福建商人最多。北宋时期，可见高丽显宗八年泉州商人40人、显宗十年泉州商人100人、福州商人100余人、显宗十九年泉州商人30人、德宗二年泉州商人55人、文宗三年泉州商人62人、文宗十三年泉州商人2人，另显宗十一年、十三年、十四年、二十一年有泉州商人数量不详(38)。《宋史·高丽传》也载：“王城有华人数百，多闽人因贾舶至者。密试其所能，诱以禄仕，或强留之终身。”
在东南亚的贸易中，中国商人十分活跃。从《诸蕃志》所载东南亚各国“番商兴贩”所列货物基本上为中国商品看，“番商”指的就是中国商人。《宋会要》蕃夷四之九九所载真里富“其所用绯红罗绢、瓦器之类皆本朝商舶赍到彼博易”，可作《诸蕃志》“番商”身份的补注。中国商人具有了在东南亚经商的丰富经验，诸如渤泥国王爱好中国饮食，所以“既泊舟登岸，皆未及博易之事，商贾日以中国饮食献其王。故舟往佛泥，必挟善庖者一二辈与俱”，而不善交易却喜欢中国瓷器的三屿人“或三五为群，跧伏榛莽，以暗箭射，人多罹其害”，商人知道“投以瓷碗，则俯拾忻然跳呼而去”(39)。
东南亚各国也十分欢迎中国商人。阇婆、苏吉丹等国都很优待中国商人，“贾人至者，馆之宾舍，饮食丰洁”，“厚遇商贾，无宿泊饮食之费”。在渤泥国，商人回国时“其王亦酾酒，椎牛祖席，酢以脑子番布等”。占城国规定“唐人被土人杀害，追杀偿死”(40)。“凡文移诡乱，多自游客出”是说中国人为移居国代写致宋朝的国书。占城国皇祐二年和乾道三年进奉表章都有蕃字和唐字两种文本(41)。三佛齐“亦有中国文字，上章表即用焉”(42)。《宋会要》蕃夷七之二七、二八、五一所载涂泥国、占城、交趾的三通国书说明这三国对中国文化和礼仪乃至行文用句的习惯都有很深理解，其中尤以承袭儒家文明的交趾为最。《宋会要》蕃夷四之一○一所载真里富国的国书则全无中国文化的气息。这其中透露了中国商人或移民作用程度的不同。针对“押贩海船人时有附带曾经赴试士人及过犯停替胥吏过海入蕃，或名为住冬，留在彼国数年不回”的现象，政和二年宋政府下令：“曾预贡解及州县有学籍之士人不得过海。”(43)这些留下来的中国商人不少在留居国被委以官职，如交趾对于“闽人附海舶往者，必厚遇之，因命之官，咨以决事。凡文移诡乱，多自游客出”(44)。
在与印度洋沿岸、大食，以及高丽和日本的贸易中中国商人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萍洲可谈》卷2载：“华人诣大食，至三佛齐修船，转易货物。”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综述爱德利奚《地理书》记载道：“中国商船常至印度巴罗赫、印度斯河口、亚丁及幼发拉底河口诸处。自中国贩来铁、刀剑、鲛革、丝绸、天鹅绒以及各种植物纺织品。阿拉伯商船往中国者，大抵皆自亚丁或瓮蛮之苏哈儿港放洋。”(45)前引崇宁四年赴日本贸易的公凭中纲首李充就是泉州商人，同船商人共有70人。日僧成寻《参天台五台山记》“第一”记载成寻来宋朝搭乘的是宋朝商人船只，其中三位“船头”分别是南雄人曾聚、福州人吴铸、泉州人郑庆。苌岚在《7－14世纪中日文化交流的考古学研究》中论述了留居博多的宋朝人，大多为宋朝商人及其后代(46)。见于记载的宋朝商人前往高丽贸易的人数最多。朴真奭先生据《高丽史》统计，1012～1192年的118年期间，宋朝商人到高丽活动的共有117次，其中确知人数的有77次，共计4548名(47)。笔者据《高丽史》补充了1192年以后宋朝商人的记载，共得5例，分别为1205年、1221年、1229年、1260年和1278年，确知人数两例，共117人。宋朝贸易的主要方向在南海和印度洋地区，前往这些地区的宋朝商人当然会远远超过前往高丽的商人，只是史籍中不能见其具体的数字。从《高丽史》所载前往高丽贸易的宋朝商人我们也可概见宋代中国出海贸易商人数量之大。
东南亚诸国商人也越来越多地参与南海和印度洋的贸易。其中三佛齐是至宋朝贸易最多的东南亚国家。《拙斋文集》卷15载：“三佛齐之海贾以富豪宅，生于泉者，其人以十数。”《宋史·三佛齐》所载其朝贡宋朝次数有22次（北宋20次、南宋2次）。其国来华商人也不少。《宋史·三佛齐传》载：太平兴国五年三佛齐国蕃商李甫诲乘舶船载香药象牙等漂之潮州、雍熙二年舶主金花茶以方物来献、元丰五年其国纲首以其主主管国事国王之女唐字书及龙脑及布等与提举市舶孙迥。《萍洲可谈》卷2载：“三佛齐舶赍乳香至中国。”同卷又载作者在广州犒设蕃人时，“蕃长引一三佛齐人来，云善诵《孔雀明王经》”。另有《攻媿集》卷86所载一个死于明州的真里富国大商。而《岭外代答》“钦州博易场”条所载来钦州贸易的交趾商人更是从巨贾到小贩无所不有。东南亚商人也成为国际贸易中的活跃力量。
从东南亚地区各级市场我们可以看到东南亚本地商人与其他国家商人共同构建一个贸易的网络，将东南亚本地市场与国际贸易市场联系起来。《岭外代答》卷2称：“正南诸国三佛齐其都会也；东南诸国阇婆其都会也；西南诸国浩乎不可穷，近则占城、真腊为窊里诸国之都会”，“（诸蕃）国有物宜，各从都会以阜通”。三佛齐、阇婆、占城、真腊成为东南亚地区以国际贸易为主的中心市场。各大中心市场联系着若干国家，如单马令国“本国以所得金银器，纠集日啰亭等国类聚献入三佛齐国”，凌牙斯国、蓝无里国、佛啰安国、蓬丰、登牙侬加、吉兰丹皆“岁贡三佛齐国”(48)。苏吉丹及“百花园、麻东、打板、禧宁、戎牙路、东峙、打纲、黄麻驻、麻篱、牛论、丹戎武啰、底勿、平牙夷、勿奴孤皆阇婆之属国也”(49)。又，《岭外代答》卷2载：真腊国“其旁有窊里国、西棚国、三泊国、麻兰国、登流眉国、第辣挞国，真腊为之都”。而宾瞳胧国、宾陁陵国则是占城的属国。麻逸则是菲律宾群岛各国的中心市场，“三屿、白蒲延、蒲里噜、里银、东流、新里汉等皆其属也”。流求国的物产也“往售于三屿”(50)。
三佛齐、阇婆、占城、真腊和麻逸这些市场是国际贸易各地商品的汇聚之地。而东南亚本地更下一级市场商品向这些大中心市场集中，以及外来商品进入其国内市场，则主要依靠东南亚本地的商人。如麻逸国，“商舶入港驻于官场前”，“交易之例，蛮贾丛至，随簸篱搬取物货而去……蛮贾乃以其货转入他岛屿贸易，率至八九月始归，以其所得准偿舶商”。商人到渤泥国，“鸣鼓以召远近之人，听其贸易”。而到三屿等国的中国商人则“先驻舟中流，鸣鼓以招之。蛮贾争棹小舟，持吉贝、黄蜡、番布、椰心簟等至，与之贸易”(51)。当时东南亚香药主要是通过居民入山采集，到家到户地收购的细碎交易只能由本地商人才能完成。如，“生于深山穷谷中”的脑子就是土人数十为群地入3采集而来的。苏木也是“听民采取”。用椰心草织的椰心簟是“蕃之妇女采而丝破，织以为簟”。白豆蔻也“听民从便（于山谷中）采取”。占城国百姓“入山斫香输官，谓之身丁香……纳足听民贸易”(52)。
往来于中国的还有高丽和日本商人。《玫媿集》卷3曾记载“高丽贾人有以韩干马十二匹质于乡人者”。《淮海集》卷36称，鲜于侁奏表说：“高丽朝贡，可令濒海州郡为礼，不烦朝廷。若其自欲商贾，听往闽、越州。”《诚斋集》卷120载：有海舶数百艘漂到宋朝，皆为高丽贾舟风飘至。《开庆四明续志》卷8记载了日本商人来泉州贸易的情况，说到“倭商每岁大项博易惟是倭板、硫黄，颇为国计之助。外此则有倭金，商人携带各不能数两”。因为日本商人和高丽商人主要到明州贸易，他们的抽解（也包括赴高丽和日本贸易的宋商）也另有规定。宝庆《四明志》卷6载：“高丽、日本船纲首、杂事，十九分抽一分，余船客十五分抽一分，起发上供”，开庆《四明续志》卷4亦有“旧支军劵多阙见钱。市舶务高丽、日本及蕃南贩舶遇抽解，拘到一半五分见钱内许本司将十八界会子对兑见钱五分之二”的记载。
在宋朝海外贸易的推动下，南海、印度洋沿岸地区、东北亚之间有了稳定而密切的贸易联系。这一区域的贸易形成了以中国出口品为主的手工业商品与东南亚和印度洋沿岸生产的香药珍宝为主的资源性相互交换的互补性贸易的市场关系。阿拉伯商人和中国商人成为这一区域并驾齐驱的最重要的贸易力量，东南亚、日本、高丽等地的商人也积极参与贸易，共同维持这一区域的贸易运行。可以说，这一区域贸易已经具备了独立运行的稳定的基本要素，已经形成为一个明确的贸易体系。在这个贸易体系中，南海地区是最重要的中心，其中的中国是推动贸易发展最主要的力量，东南亚是联系这一区域贸易的最重要枢纽，因此我们可以称这一贸易体系为南海贸易体系。
【注释】
(1)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李露晔《当中国称霸海上》（远流出版社，2000年）。
(2)Janet Abu－Lughod，Before European Hegemony：The World System A．D．1250－1350（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引自贾志扬（John Chaffee）《宋代与东亚的多国体系及贸易世界》（中国宋史研究会第14届年会会议论文，2008年，昆明）。
(3)古代南海史地，张星烺、冯承钧、藤田丰八、桑原骘藏、夏德（F．Hirth）、柔克义（W．Rockhill）、韩振华等人皆有考证。
(4)前引山上次男《陶瓷之路》，第19页。
(5)秦大树：《埃及福斯塔特遗址中发现的中国陶瓷》，《海交史研究》1995年第1期。
(6)希提：《阿拉伯简史》，商务印书馆，1973年，第136页。
(7)杨武泉点校：《岭外代答》卷2《三佛齐国》，中华书局，第86页；卷3《航海外夷》，第126页。(www.xing528.com)
(8)《诸蕃志》卷上《南毗国》，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夏德、柔克义合注、韩振华补注本（以下同），第113页。
(9)《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六八，中华书局影印本。
(10)《岭外代答》卷2《故临国》、《岭外代答》卷3《航海外夷》，四库全书影印本。
(11)《诸蕃志》卷上《南毗国》，第113页。
(12)R．塔帕尔《印度古代文明》，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01、202页。
(13)《文献通考》卷332《四裔考九·汪辇》，第2612页。
(14)参佐尹·马什、G．W．金斯诺思《东非史简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
(15)前引《东非史简编》，第17、19页。
(16)巴兹尔·戴维逊：《古老非洲的再发现》，三联书店，1973年，第261、264页。
(17)参前引《中西交通史料汇编》转引夏德《从汉籍中所见之回教国》、《关于东非之古代华文记载》，第585、587页。
(18)《诸蕃志》卷上《渤泥国》、《麻逸国》、《三屿》。
(19)《诸蕃志》卷上《麻逸国》，第273页、《三屿》，第276页。
(20)开庆《四明续志》卷6《三郡隘船》，中华书局《宋元方志丛刊》本。
(21)《高丽史》卷第4《显宗一》，奎章阁藏本（以下同）、卷第9《文宗三》。
(22)详参黄纯艳《宋代海外贸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243－254页。
(23)前引《东非史简编》，第9页。
(24)参吴春明《环中国海沉船》（江西高校出版社，2003年），第311－312页。
(25)《美山宋元时代阿拉伯人的墓地》、《云麓宋迹调查及阿拉伯人墓地的发现》，载前引《泉州海外交通史料汇编》第73－81页。
(26)蒲寿庚事迹可参桑原骘藏《蒲寿庚考》。
(27)《宋史》卷489《三佛齐》。德国学者希尔德提出汉籍中蒲姓即阿拉伯（Abu），桑原骘藏先生也是其说（《蒲寿庚考》，第123页）。
(28)《宋史》卷489《勃泥传》，第14095页。
(29)《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一○○，中华书局影印本。
(30)《宋会要辑稿》食货六六之一六，中华书局影印本。
(31)《宋会要辑稿》职官七四之四三、食货三八之三七，中华书局影印本。
(32)《夷坚丁志》卷6《泉州杨客》，中华书局，1981年何卓点校本（以下同），第588页、《夷坚三志已》卷6《王元懋巨恶》，第1345页。
(33)《夷坚三志已》卷2，第1318页。
(3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35元祐四年十一月甲午，第10493页。
(35)《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一三七。
(36)《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73熙宁九年三月壬申、丁丑，第6692、6693页。
(37)宋·李曾伯：《可斋杂稿·续稿》后卷5《缴印经略书安南奏》、后卷6《回宣谕奏》，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38)见《高丽史》相关“世家”。
(39)《诸蕃志》卷上《渤泥国》，第265页、《三屿》，第276页。
(40)《诸蕃志》卷上《阇婆国》、《苏吉丹》、《渤泥》、《占城国》，分见第88、101、265、8页。
(41)《宋会要辑稿》蕃夷七之二八、五○，中华书局影印本。
(42)《宋史》卷489《三佛齐》，第14088页。
(43)《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五七，中华书局影印本。
(44)《文献通考》卷330《四裔考九·交趾》，第2609页。
(45)前引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798页。
(46)苌岚：《7－14世纪中日文化交流的考古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291～298页。
(47)见前揭《中朝经济文化交流史研究》第51页。
(48)《诸蕃志》卷上，凌牙斯等国条。
(49)《诸蕃志》卷上《苏吉丹》，第101页。
(50)《诸蕃志》卷上《麻逸国》第273页、《流求国》，第281页。
(51)《诸蕃志》卷上《麻逸国》、《渤泥》、《三屿》，分见273、265、276页。
(52)《诸蕃志》卷下，分见《脑子》，第313页、《苏木》，第384页、《椰心簟》，第395页、《白豆蔻》第399页、《占城国》，第8页。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