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十八讲：学术概念与学术史

第一讲　社会经济史：学术概念与学术史

一　社会经济史概念与研究范例

社会经济史是社会史和经济史相结合的研究，但并非两者的简单叠加，而是考察社会和经济的因果互动关系。它既是历史学的分支学科，更是一种研究视角或研究方法，在这一视角和方法下，社会经济史是一项综合的和整体的研究，“社会经济”也成了一个整体的概念，有别于单纯的社会史和经济史，而表现为一种整体史观。我国的社会经济史研究萌生于20世纪30年代。具体的标志可以视为“中国社会史论战”和“农村社会性质论战”之后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创办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集刊》（1938年）。这与以法国《经济与社会史年鉴》为代表的经济—社会史相距不远。在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上，两者也有共同点。

侯建新先生将欧洲的经济—社会史学科的特征总结为三个方面：

其一，经济与社会的互动的历史。他引用英国经济—社会史研究重镇格拉斯格大学有关学者对经济—社会史的概括：“经济—社会史是一门通过经济活动和社会关系的相互作用以理解历史过程在长时段如何发生变化的学科。经济与社会变化的主题，包括经济增长及经济增长源泉，人口变化与迁徙，城乡关系的变化、休闲性质的变化，以及城乡社会制度的变化。”

其二，整体的历史。以经济与社会的互动为前提，大大拓宽了历史学的研究领域，为实现“整体历史”研究提供了有力的学科手段。历史作为人类活动的记载，它是相互关联的。如托尼（英国最早的从事经济—社会史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也可以视为经济—社会史学科的发起人之一）说：“经济史不能脱离宪政史和政治史来研究，这是常识。”又有西方学者说：“没有社会史，经济史就是无本之源，政治史也变得不可理解。”因而经济—社会史的研究就是要提供一个更为宽阔的画面，这个画面的构成既有经济的、社会的层面，亦有文化的、精神的层面。

其三，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历史。关注普通人长时段的日常生活，并以此观察和揭示社会结构的变迁与趋向，是经济—社会史的最重要的特征。这既是方法，也是史观。对底层民众，包括农民、工匠和其它劳动者的关注，透视他们的日常生活、他们的态度和思想过程，考察他们对历史变迁起到的决定性作用，可以将历史学的研究永无止境地延伸到其它研究领域。

在西方，经济—社会史迄今尚未形成一个确定的定义。总体上，如上述三个方面，表现为整合性、互动性、长时段、关注民众的特点。

中国的社会经济史研究自20世纪30、40年代以来，出现一批有代表性的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学者和流派，在关注经济、社会，乃至政治文化的互动，进行整体和综合的研究，以民众为主要研究对象等方面都有与欧洲经济—社会史相同的特点。我们以这一领域最有成就和特点的傅衣凌先生、梁方仲先生，以及唐力行、叶显恩等为代表的徽学研究为例，看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历程和特点。

傅衣凌先生1934年毕业于厦门大学历史系，次年留学日本，在法政大学攻读社会学。在30年代的社会史论战中，他以自己历史学、社会学和经济学兼擅的独特视角，重视多学科方法的综合运用，重视农村经济的研究，在搜集资料方面，注重对民间文献的搜集，进行社会调查。在探讨经济史时，特别注意地域性的细部研究和比较研究，从特殊的社会经济生活现象中寻找经济发展的共同规律。1939年他在永安福建银行经济研究室工作时，为了躲避日机轰炸，在距城十多里的黄历乡无意中发现了一大箱民间契约文书，自嘉靖至民国共数百张。他据此写成《福建佃农经济丛考》。这是我国第一次引用民间契约文书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的著作，也是傅衣凌先生开创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的奠基之作。这本著作对日本和美国中国史研究的方法论的探索产生了重要影响。

傅衣凌先生对明清时期徽商、陕西商人、福建商人、洞庭商人，以及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都表现出独特的视角。例如他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首先从探讨农村经济开始。他提出，中国的封建土地所有制是土地权力、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三位一体的综合体，官、绅、商是互通的。这就使得中国封建社会具有了“官”与“私”两个体系，“公”的体系就是封建政权，从国到省，再到县、乡，“私”的体系集中了族权、绅权、夫权等诸种力量。因而中国封建社会表现为落后性和灵活性并存的“弹性的封建社会”。其代表作《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明清商人与商业资本》、《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等都体现了他对明清社会经济史和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认识。

傅衣凌先生很多宏观的、全局性的认识往往都是从其对农村经济，诸如福建契约制这样的微观研究中总结出来。晚年，他提出“中国传统社会多元结构论”和“明清社会变迁论”，认为在16世纪中国的经济和社会、文化已经发生了向近代的变化，但由于中国社会的多元结构，这种变化不断反复，最终未能摆脱世界经济发展的共同规律。吴承明先生将傅衣凌先生这一思考称为继梁启超提出“近世”概念以后，对中国近代史最精辟的看法。

作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最杰出的代表人物，傅衣凌先生的研究表现出运用民间文献，关注民众和底层社会的特点。他对民间社会的研究不仅是契约租佃关系等经济问题，而且关注农村宗法势力、乡规民约等问题，是对社会史、经济史、政治史的综合研究，而且其研究常常以微见著，概括出中国古代社会经济的整体性、规律性结论。

1982年傅衣凌先生和韩国磐先生在厦门大学创办《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最早一份社会经济史刊物。傅衣凌先生的弟子及再传弟子们继承了傅衣凌先生的学术路径，对福建家族社会、民间秩序、社会团体、水利组织等问题的研究都体现出社会经济史的特点（关于傅衣凌先生门下弟子的研究特点和方向可参杨国桢先生《吸收与互动：西方经济社会史学与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

梁方仲，1926年考入清华大学农学系，后转学西洋文学系、经济系，先后在清华大学获经济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1934年他与吴晗、汤象龙等人在北平成立“史学研究会”，编辑出版《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不久改名为《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梁方仲是《史学》副刊和《集刊》的积极撰稿人，曾一度任《集刊》主编，他本人也是主要撰稿人，成为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的奠基人之一，主要致力于明代社会经济史的研究。1936年发表《一条鞭法》，受到高度评价。

三四十年代他作了许多实地调查访问，发表了《明代银矿考》、《明代的国际贸易与银的输出入》、《明代江西推行一条鞭法之经过》、《明代的户帖》等论文。1944年，他在美国哈佛燕京学社资助下赴美，被哈佛大学经济系聘为研究员。1946年9月自美赴英，入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从事研究工作，1947年自英归国，先后任中央大学教授、中央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所代所长、岭南大学经济系教授兼任系主任、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

与傅衣凌先生关注基层社会、运用民间文献不同，梁方仲先生的研究特色是把典章制度和社会经济发展变化联系起来考察。他对田赋制度的研究，注意名物术语、史料的考订，又做到本末兼备，源流兼探，即继承了传统制度史的成果，又具社会经济史的特色。梁方仲先生的代表作《明代粮长制度》、《一条鞭法》、《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等，所研究的是国家基本的经济制度，但却注重经济制度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并以此考察制度变化和社会的相互作用。

以其《明代的粮长制度》为例。明代粮长制是官方州县乡里制以外的职役制度，是明朝以良民治良民的策略。粮长具有良民的身份。明洪武四年将纳粮一万石或数千石划为一区，由区内田产最多的大户充任粮长，负责田粮征收、编制鱼鳞图册、申报灾荒蠲免等。它反映了自宋代以来基层社会结构变化后，国家控制基层社会的新的方式。这一制度实施过程中的影响因素的变化，例如，迁都北京以前，特别是洪武时期，粮长直接对皇帝负责，入京纳粮之时，常常受到皇帝的接见，使粮长获得“升官发财”的机会。明朝选举制度确立以后，粮长获官的机会没有了，迁都北京后，更是如此。一条鞭法以后，赋税纳银，恢复官收官解，粮长地位退居胥吏之下，不仅在征收和运输田粮过程中获取利益的途径没有了，而且常常被勒令填补逃户的田赋。粮长从趋势若鹜的美差成为了避之若虎的负担，原来的世充制逐渐变为伙充制、轮充制，并逐渐转移到中下户头上，成为农民的负担。通过对这一制度研究，揭示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反映国家经济制度实施的背景和目的，及其对社会的影响，以及这一制度变化和应对中反映的阶级结构、地方势力、社会风气等问题。

梁方仲先生《明代粮长制度》是经济史和社会史相结合，综合地研究经济制度的典范。经济制度的制定、实施和影响涉及政治、经济、社会多个方面，只有对其进行综合的、整体的考察，才能给予全面的阐释。

梁方仲先生也培养了一批从事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弟子，其中有研究徽学的著名专家叶显恩等，继承了梁方仲社会经济史的研究特点，研究徽州和珠江三角洲区域社会经济史。有学者将傅衣凌先生和梁方仲先生的研究合称为“闽粤学派”，指的就是他们共同的社会经济史的学术特点。

以唐力行、叶显恩、张海鹏等徽学研究者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则以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为特点，考察徽州这一区域内经济（主要是商业）、生产关系、宗族组织等区域社会运行中的诸多问题，比较全面地揭示这一区域社会的构成状况和运行形态。

徽学研究是从研究徽商起步的，傅衣凌是徽商和徽学研究的开创者之一。他于1947年写成《明代徽商考》一文，发表在《福建省研究院研究汇报》。50年代末，又对运用徽州民间文书对明清时期徽州社会阶级结构、土地租佃关系等进行研究。日本也有学者在同一时期对徽商进行研究。从探讨徽商这一明清时期最著名的商帮产生和形成的原因，以及徽商经营方式等问题的探讨，逐步扩大为徽州区域社会经济史的整体研究。50年代以来，陆续发现数十万件徽州民间契约，推动了“徽学”的兴起。

以唐力行先生的《明清以来徽州区域社会经济研究》为例，其研究以徽商为中心，而所展现的是徽州区域整体的历史状况。首先探讨了徽州宗族势力与徽商发展的相互关系。徽商在资本积累、市场竞争、商业组织等方面都与宗族势力紧密结合在一起，徽商也对徽州小家庭大宗族社会结构的形成产生了关键性的影响。徽州商人的兴起、徽商文化特点、群体心理、经济方式等方面，都与区域社会特点密切相关。徽商不仅形成了独特的商人文化，而且这一巨大的经济力量的兴起对徽州区域文化也产生深刻影响。《明清以来徽州区域社会经济研究》还探讨了徽州地理、人口、妇女、人物等，这都与徽商兴起这一影响徽州社会的最关键因素直接相关。因而我们从《明清以来徽州区域社会经济研究》看到的是以徽商为中心的，包括徽州社会、经济、文化相互影响和互动的历史的研究，是对徽州区域历史的整体的考察。在资料运用上，徽学研究也体现了傅衣凌先生关注民间文献、地方文献的特点。徽州学研究的推进就是从对契约文书、家谱、方志、碑刻等民间文献和地方文献的搜集和运用开始的。

另一位徽州学研究著名学者叶显恩则是从徽州的佃仆制入手，研究徽州社会经济。其在梁方仲先生指导下的硕士论文《徽州的佃仆制》，是大量运用了徽州民间契约文书等史料加上实地考察后写成的。1979年以后，他再次前往徽州实地调查。1980年以《关于徽州佃仆制的调查报告》一文一举成名。叶显恩在徽学上的代表作《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也是一部区域社会经济史的典范之作。

唐力行先生在总结徽学的研究内容和研究价值时说：徽州学是以徽州区域社会整体历史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的，徽州学是通过解剖中国社会的某一局部去认识整体中国。从研究范围上说，不仅包括徽州本土，而且向外扩及江南和全国，乃至海外。徽州学的研究所表现出来的关注“私”经济、综合的、整体的、互动的特点，不论在研究方法，还是研究对象上都是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领域中典型的和成熟的范例。

其它的区域社会经济史，如明清陕西（田培栋《明清时代陕西社会经济史》）、明清杭嘉湖（蒋兆成《明清杭嘉湖社会经济研究》）等研究，主要还是以行业经济、制度经济的研究为重点，但也注重研究区域内人口、商人等问题，关注了社会和经济的互动关系。(www.xing528.com)

二　中国古代经济史、社会史、社会经济史研究

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研究自傅衣凌先生、梁方仲先生到以唐力行先生、叶显恩先生等为代表的徽州社会经济史研究都主要以明清为研究对象。尽管中古时期经济史和社会史的历代学者取得了卓越的成就，特别是中古时期经济史的研究由一大批历史学、经济学研究大家长期耕耘，硕果累累，但在经济史和社会史充分结合的研究与明清社会经济史相比还很不够。形成这一状况的很大一个因素是资料等客观方面的原因。与明清时期相比，中古时期如契约、家谱、乡规民约、碑刻、方志等民间文献和地方文献相对匮乏，甚至阙如，给像明清社会经济史学家们那样细致地考察基层社会经济和区域社会经济带来很大的困难。

更主要的原因还是研究路径的不同。迄今为止中国中古经济史的研究表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主要关注“官”经济的研究，考察的重点是经济制度的演变。现在出版的几部著名断代经济史和经济通史都是如此。土地制度、赋役制度为主的经济制度长期以来是经济史关注的重点。而且研究视角更多地关注制度内容的考察和对制度作生产关系视角下的研究。如梁方仲先生《明代粮长制度》这样切入国家与社会互动的选题和视角并不多。

二是以部门经济的发展为研究线索，考察各个时期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发展状况。这不仅表现在断代经济史研究上，也表现在各个时期专题经济史研究方面。自20世纪初期以来，中国古代经济史，也包括中古经济史研究的发展经历了从关注制度史，到不断扩展及部门经济，从关注生产和分配经济，到涉及流通和消费经济。总体而言，是在部门经济史研究领域中不断扩展。

三是宏观的研究多于微观的研究。中古时期经济史著名学者的一些经典研究都是如此，如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域与水利事业的发展》；全汉升《中古自然经济》、《唐宋帝国与运河》；张家驹《两宋经济重心南移》等等。这些视野宏阔的研究为中古经济史开拓了新的天地，但关注的还是经济发展宏观的层面。与社会经济史关注“私”经济，注重经济和社会的结合和互动有很大的区别。

这些特点并非与社会经济史相比而呈现的不足，而是考察对象和视角的差异。社会经济史研究也非历史学研究的万灵妙方，只是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中的一种。即使明清经济史和社会史研究者们也并非都遵循社会经济史的路径。社会史的研究也是如此。

中国中古时期社会史的研究也更多地表现为独立发展的特点。冯尔康先生对社会史做了一个定义：

研究历史上社会结构与日常生活及其所反映的社会意识的运动体系，它以社会群体、社会组织、社会等级、阶级、社区、人口的社会构成，以及上述成分所形成的社会结构及其变动，构成社会结构的人群的日常生活行为、变化及其观念，产生变化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因素为研究范畴，揭示其在历史上的发展变化及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和地位。它是历史学的一门专史，并将研究置于整体史范围之内……具有多学科研究的性质与方法。

这一定义阐述了社会史的研究对象、范围、任务、功能等。按照这一定义，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兴起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后学者们对社会生活和社会结构领域中婚姻、家族、阶层、妇女、救荒、人口、结社、民俗等具体专题的研究。关于这一时期社会史研究的特点，冯尔康先生总结到：一是资料排比与现象罗列；二是单一现象的观察与综合研究的缺乏；三是没有触及社会史理论。他指出，这一时期社会史研究也还具有社会史研究与社会经济研究结合、出现了一些深入而系统的研究著作这两个特点。

不仅是从冯尔康先生对社会史的定义，还是其内容表述看，他是将社会史和社会经济史区别看待的。他所说20世纪上半叶的社会经济史研究，主要是指1936年陶希圣创办的《食货》杂志，在三四十年代发表的一些研究中国古代人口、家族、土地制度、田赋租税等方面的论文，涉及了农村、耕作、货币、市场、妇女、婚姻等问题。他特别强调了30年代关于社会史大论战并不属于社会史的研究，而是政治理论的争斗。同样，国内50年代以后进行的以“五朵金花”为代表的研究也并非真正学术范畴内的社会史研究。国内的社会史研究经过了三十年的停滞（或者说扭曲），直到80年代以后才重新恢复。

中国中古社会史研究与经济史研究一样，已经取得十分丰富的成果。代表性的研究有日本学者川胜义雄、谷川道雄、内藤湖南、宫崎市定等对六朝贵族制和中古共同体研究、唐宋社会变革等问题的研究，中国学者陈寅恪先生对北周隋唐关陇集团的研究、毛汉光对两晋南北朝隋唐士族的研究等。这些代表性的研究重点在于揭示中古时期统治集团和社会领袖的构成及其变化。不论是陈寅恪先生揭示的关陇集团兴衰，还是内藤湖南等学者所探讨的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转变导致的统治集团变化，都是探讨上层社会的变动。而毛汉光先生对中古士族变迁，以及谷川道雄先生对中古共同体的研究则主要探讨了作为联系国家与基层社会的中间层和地方领袖或社会领袖的豪族或士族自立条件、作用方式、发展演变等问题。虽然毛汉光先生也论及两税法以后政权与社会基础已日渐脱节，新王朝新政权的稳定，寻找新的社会基础和结合形态等问题，但其关注重点还是在社会结构的变动。

在具体问题的研究上体现社会经济史研究特点的中古史成果当然不乏其例，而如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那样，自觉地树起社会经济史研究旗号的系统研究并不多。但是，我们也能够看到具有社会经济史研究特点的系统研究。例如许倬云对汉代农业的研究，即堪称典型的社会经济史研究。他通过对小农生产生活活动的研究提出商品性农业经济的观点，通过对人口、水利的发展变化，提出精耕细作农业的问题，通过对汉武帝前后经济政策的变化，论述地方豪强和富人对国家政策的应对，从而形成汉政权新的社会基础，并导致基层社会结构的变化等问题的研究，都体现出对政治、社会、经济互动关系的综合研究。而梁庚尧对南宋农村经济的研究所提出的基本命题，即南宋出现越来越多的不利于社会和谐的因素，而社会并未出现大的动荡，亦即在不利于社会和谐因素增加的同时也存在着消解社会矛盾，维持社会稳定运行的因素。在这一论题下，他对农村租佃制、借贷关系、社会救济等的研究无不体现出经济史和社会史紧密结合的特点。

三　本课程的基本思路

一般将中国历史中三至九世纪称为中古或中世，在时段上正处于春秋战国到西汉初的第一次社会经济变革完成以后，到唐宋社会变革全面展现以前。也是第一次社会经济变革催生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逐步稳定和深入发展的时期，也是新的社会经济变革逐渐孕育的时期。从其前因后果而言，中古历史的研究当然上离不开春秋战国和汉代，下必然涉及宋代历史。中古史的研究，宏观而言，关键是两次社会变革的研究。本课程围绕两次社会变革，总结已有的研究，认识中古社会经济发展演变中的若干基本问题。

一是深入理解社会经济变革的动因。社会经济变革是一个系统工程，一定需要社会经济史学的综合和整体研究方法，需要寻找政治经济变革的社会根源。例如，要解释春秋战国经济制度的变迁，必然需要从其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的变动中寻求原因；由秦入汉，从法家治国到黄老之术，再到汉武帝改革后的儒家和重农国策的转变，也需要对社会结构、经济运行、国家与社会关系进行综合考察；汉末豪族社会的形成也是汉初以来经济和政治发展造就的结果。而唐宋社会变革的促发因素及其变革的方向早已孕育于魏晋南北朝的历史发展过程之中。如豪强世族为代表的地方势力的增长、土地的集中，作为解决这些问题的措施，均田制、州郡制、三长制、科举制等多管齐下，相互关联。而中唐以后私有制取代均田制，租佃制取代部曲制，职役制取代乡官制等等变化只有从社会经济的综合考察中才能很好理解。

二是以社会经济史推进制度史研究。如果把制度变迁分为三个层面来考察，制度的内容可以视为第一个层面；制度的展现方式及其影响是第二个层面；导致制度变迁的因素，亦即制度的形成过程是最深刻的层面。制度一旦形成，便为经济运行规定了新的模式，成为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但是制度变革并非社会经济以外的某种力量根据自己的意志制定社会经济运行新的模式，从制度的形成过程而言，制度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来源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求。所以制度变迁所反映的唐宋社会变革，不唯是制度的内容、制度的影响，更主要的是新制度产生的过程和原因。考察导致制度变迁的各种因素对于揭示社会变革也就显得更为重要。例如，唐宋商税制度、间接专卖制度，就涉及商品经济发展、工商业群体成长、国家财政结构变化等诸多因素。诸如两税法这样的基本经济制度更是社会经济综合作用的结果。

三是关注经济与社会的互动关系。经济和社会是相互推动，相互影响的。如，汉初开放的经济政策、工商业的畸形发展衍生了豪强坐大、兼并盛行的社会问题，当这些社会问题影响社会稳定和中央集权之时，经济的改革也必然到来。大到这样宏观的互动关系，小到一个行业发展引起的社会变化都值得关注。例如宋代由于海外贸易发展，香药成为大宗而稳定的进口品，被广泛运用于医药，出现大量的香药方，这样的新现象也可以以微见著，反映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

四是区域社会经济和民众社会生活。中古时期地方文献和民间文献远没有明清那样丰富，但是关注区域社会经济和民众社会生活的研究仍然是十分重要的。而且，由于出土文献和各种传世文献的综合利用可资对区域社会经济史和民众生活进行深入研究。例如敦煌文献对研究唐五代宋初敦煌地区社会经济提供的丰富的资料，宋代方志、笔记、文集、家训等多样化的资料对研究宋代区域社会经济和民众社会生活提供了资料保障。

参考文献：

吴承明著：《吴承明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侯建新主编：《经济—社会史：历史研究的新方向》，商务印书馆，2002年。

唐力行：《明清以来徽州地区社会经济史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1999年。

李伯重著：《理论、方法、发展趋势：中国经济史研究新探》，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

冯尔康著：《中国社会史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