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民政府外交战略与对外政策在太平洋战争后的国际舞台中的重要影响

本卷综论

就世界范围而言，中国抗日战争的后期，正是新的国际秩序的形成时期。在遍及全球的战火中，旧的国际体系即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早已彻底解体，荡然无存。世界分成两大阵营而激烈厮杀。在力图颠覆现存秩序的这一边，德、意、日虽曾在战场上辉煌一时，但随着更多国家加入反侵略阵营，其败象逐渐显露出来；在有意维护既存秩序的这一边，英、法等国不仅殖民地纷纷失守，其本土亦或沦陷或面临着重大威胁。因此，一个新的世界秩序注定要在战火中产生。

在这一轮新的世界秩序的再造中，中国抓住了机遇，并满怀热情地参与了国际新体系的创造。纵观抗战后期的中国外交，可说有得有失，总体来说是成功的。

一、中国国际地位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提升

这一时期，中国以更加积极的姿态活跃在国际舞台上。中国的国际地位及在国际事务中所扮演的角色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形象几乎被重塑，可说经历了国际地位三级跳。中国新形象的第一次亮相是1942年1月1日反轴心国家发表《联合国家宣言》。这一宣言是国际反法西斯战线正式形成的标志。宣言有26个国家签署，由美、英、苏、中四国领衔。以领衔国的身份签署国际文件，这是中国国家地位的一大跃进。

第二次亮相是1943年10月参与签署《莫斯科宣言》及稍后举行的开罗会议。中国与美、英、苏共同签署的《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向世界宣告，为了保证由战争迅速而有序地过渡到和平，并建立与维持战后的国际和平与安全，中国与美英苏一起对战时和战后世界负起重大责任。莫斯科宣言确认了中国作为盟国“四强”之一的地位。11月下旬，蒋介石与罗斯福和丘吉尔在开罗举行中美英三国首脑会议。近代以来，中国对国际事务谈不上有任何发言权。这一次，中国首脑与美英首脑以平等的身份会晤，共商世界大事，本身就具有历史性的意义。会议对战时和战后若干重大问题的讨论和决定，对此后世界局势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最耀眼的亮相是在战后召开的联合国成立大会上，中国成为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此前的“四强”或“五强”之说，如果说总有人提出疑义的话，那么，中国成为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则作出了一个制度化的认定。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将要承担起它被赋予的巨大责任及权利。这一责任，全世界只有五国享有。不管中国的实际国力如何，这一地位是五国之外的任何一国所不能企及的。至此，中国在新的国际组织体系中拥有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大国席位，这一体制性的安排对中国的国际地位，对中国于国际事务的发言权，产生了长久的重大影响。

二、中国积极承担起一个大国的责任

珍珠港事件发生后，蒋介石迅速召见有关国家驻华大使，推动建立反对轴心国的军事同盟，制定共同作战计划。不久，蒋介石就任中国战区统帅，拥有指挥中国、泰国和印度支那境内一切盟军行动的权力。为协助英军防守缅甸，中国派出精锐部队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军入缅作战，中国还曾有派出远征军第二路军进入越南作战的计划。尽管中国战场本身也急需重兵，但中国以反法西斯战争全局为重，将盟国的战事视为自己的战事。

缅甸防守战中，中国远征军虽英勇作战，但由于中英之间缺少战略配合，战斗以盟军的失败而告终。缅战失败后，部分中国军队退往印度，在那里经过重新整训和扩充，组建了中国驻印军。从1943年末开始，以中国驻印军为主体，盟军发起了缅北反攻战。这是盟军在亚洲大陆的最早反攻。

作为东亚大国，中国重新负起了对地区邻国的道义责任，支持朝鲜、越南两国人民的抗日斗争，支持他们在战后取得独立地位。中国支持朝鲜抗日斗争和越南独立运动由来已久，抗战时期，则给予了更为系统的有组织的支持，并积极推动国际社会对其独立地位的承认。在中方的努力下，保证战后朝鲜独立的内容被明确写进了开罗宣言。

印度并非历史上与中国有朝贡关系的国家，中国对英印事务的介入则更反映了中国国际意识的增强与国际角色的转变。1942年2月，蒋介石一行访问印度，劝说双方在战争大局之下作出妥协。此后，中国对英印间的纠纷一直予以高度关注，表现了鲜明的反对殖民主义的立场。(www.xing528.com)

中国努力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体系而努力。在创建联合国的过程中，除了注意对世界和平安全的普遍责任外，中国还力主正义，维护弱小国家利益，展现了一个负责任的东方大国的形象。

三、中国国家主权的收复与巩固

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与努力维护国家主权利益，是国家外交的两个主要努力方向。通常情况下，这两者是同向发展的。战时中国在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的同时，在国家主权的收复与巩固方面也大有进展。

一是与美英等国签订平等新约，挣脱了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不平等条约的束缚，收回了过去所丧失的诸多国家主权，使中国成为一个拥有完全独立主权的国家，取得了在国际社会中的平等地位。这一平等要求在战前努力多年而不可得，在抗战前期也只是获得了战后商讨废除的允诺。抗战后期，因势利导，中国提前实现了这一目标。

二是收复失土。抗战前期，在大片国土沦丧的情况下，在不少人的心目中，战争能够打到恢复七七事变前的状态便已是大吉，收复东北只是一个美好的想法，而收复台湾则更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然而，随着局势的逐渐好转，中国陆续提出了收回东北、收回台湾的目标。中国严正对待盟国中出现的有关东北、台湾主权问题的杂音，不使美英领导人在这一点上产生动摇，结果，中国不仅收回了15年前被日本占领的东北，还收回了50年前被日本割占的台湾及澎湖地区。不能认为这一目标是轻而易举就可以实现的。

三是巩固边疆。这一举措的针对国不是日本，而是作为中国盟友的苏联和英国。长期以来它们在中国的西南和西北边疆有着传统的影响力，是这些地区对中央保持半独立状态的幕后支持势力。国民政府曾有收回外蒙古、加强中央在新疆、西藏的控制力的庞大设想。利用盛世才异动之机，国民政府促使新疆内向，由此结束了新疆半独立的状态，这确是一项重大成就。

四、中国的弱势地位与外交上的稚嫩之处

应该看到，中国的国际地位在战时确有较大提高，相对于盟国四强以外的国家而言，这种提高尤为明显。但相对于盟国其他三强而言，中国仍处在弱势地位。雅尔塔协定的产生及中苏谈判中中国的尴尬地位便充分说明了中国的这一地位。因此，对于战时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必须有着恰如其分的评估。

就国民政府的外交而言，它在若干时候仍然表现出与大国地位不相符合的稚嫩。在开罗会议前后的若干应对中，在面对雅尔塔协定的时候，中国外交仍然显示出了一种难以挥去的弱国心态，从而未能使外交的成就增至最大，使损失降至最低。

纵观抗战后期的中国外交，其积极与主动确实不同于以往，成果亦颇为丰硕。如果说战前中国长久地徘徊在国际舞台的边缘的话，当战争结束时，中国已毫无疑义地进入到国际舞台的中心地带。这一巨大的转折，几年前还是难以想象的。我们今天仍在享受着在那一时期所确立的外交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