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香港受降问题 解决方案与挑战

第二节　受降权之争

一、中英香港受降权之争

在1943年初中英订立新约时，国民政府作了退让，新约未触及香港问题，但国民政府保留在战后提出这一问题的权利。而在蒋介石的私下考虑中，曾一再出现在战后以武力收回香港的想法。然而，尽管国民政府一直有此想法，但却没有认真地去做实际上的准备工作。

与国民政府相比，英国对战后香港问题的研究和准备则要积极主动得多。他们对战后问题做了仔细的研究和大量的准备工作。英国人意识到，问题不可能靠谈判解决，谁先占领香港谁便处于有利的位置。英国外交部提出的一份《远东备忘录》，认为“最重要的问题是武力收复香港，用武力维系大英帝国的统一。英国国旗必须在不受阻碍、不受歧视的情况下在香港重新升起”。英国政府曾提出几种可能的方案进行仔细的比较分析，如联合国共管、中英共管等。1944年7月10日，英国政府排除了这些共管的方案，确定了“战后恢复英国殖民统治绝对不允许半点讨论”的方针，并决定必须以英国军队独立收复香港。⁽⁷⁾除了在军事上制定计划，准备不惜一切代价攻占香港外，英国还向香港派出大批间谍，以配合日后的军事行动。从1944年起，英国开始培训接管香港的行政人员。

英国还在盟国间广泛宣传，应由英国人首先占领香港。因为香港是在英国手中失陷的，此事关系到英国的国家荣誉，因此香港应由英军收回。在争取盟国支持的同时，英国也展现它不容在香港问题上被他人左右的坚定立场。1945年4月，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途经伦敦时，劝说丘吉尔放弃对香港的控制，但丘吉尔断然拒绝。丘吉尔以他特有的语气强调，他将为香港斗争到底，“除非踩过我的尸体，否则休想把香港从大英帝国分离出去”，大英帝国不要求得到什么，也不放弃什么。对于丘吉尔的这一说法，生性直率的赫尔利毫不含糊地表示，美国已经使英国得到了很多，当美国加入战争的时候，大英帝国已经输掉了。说英国不想得也不想失，无论在逻辑上还是在事实上都是不准确的。英国事实上已经获得了很多。赫尔利又指出，如果英国不愿遵守大西洋宪章的原则，并继续占有香港，俄国人将有可能对中国的北部地区提出要求，使形势更加复杂化。盟国的领袖们尤其是罗斯福所提出的我们为之而战的原则，将大部分化为乌有。但是，丘吉尔不为所动，他声称“英国根本不受大西洋宪章的约束”。⁽⁸⁾

1945年8月10日，日本表示接收《波茨坦公告》。在当天召开的英国内阁会议上，英参谋总长报告了总参谋部拟订的向香港派遣舰队，接受日军投降和在香港建立军政府的计划。内阁会议的会议纪要表明，英国意识到其接受香港的不便，“香港不在英军采取军事行动的区域之内”，因此，英国考虑在美军的军事行动扩展至香港附近时派遣一支英军前往香港。会议要求现在就制定应付紧急情况的计划，向香港派遣一支带有海军陆战队的海军力量，计划从英国太平洋舰队中抽调这支部队。⁽⁹⁾英国关于重占香港的计划由此进入实施阶段。

8月11日，英国外交部致电薛穆，指示他设法与被日本囚禁在香港的前香港辅政司詹森(F.C.Gimson)取得联系，授权他一旦获释便立即行使权力，恢复英国的主权与行政，直到英国海军到达建立军政府为止。英军总参谋部8月13日提出的报告再次强调，“我们有必要在香港接受日军的投降”。该报告也承认，英国目前所控制的只是东南亚战区，“香港是英国属地中我军可能受阻的唯一地方，除非英军尽早到达该地”。该报告提出了先从英国太平洋舰队抽调一小股部队尽早到达香港实施占领、再从婆罗洲运送一旅澳大利亚军队于数日后抵香港，最后再以随后开来的东南亚战区的一个旅及一个空军分队接替澳大利亚军队。⁽¹⁰⁾

8月14日，即在日本宣布投降的前一天，英国军方已向东南亚战区的最高统帅蒙巴顿发出命令，由英国太平洋舰队执行重新占领香港的任务。

对于利用日本战败之机，从日军手中收回香港，国民政府并非全无考虑。外交部欧洲司在1945年8月提出的一份文件便主张收回香港，至少也应收回九龙租借地。该文件指出，1842年英国割据香港的理由是为修船和贮料，如今，这一理由已不复存在。为世界永久和平计，应该消除像香港这样可能导致国际摩擦的因素，因此，中英两国应对这一问题进行合理的调整。而九龙为租借地，英国既已宣布废除在华一切特权，就应将该地归还中国。现在各国租借地都已归还，唯独九龙不还，实属无理。英国当初租借九龙，说是为了保卫香港，太平洋战争已经证明此说毫无意义。因此，中国应立即与英国进行谈判，收回香港。该文件还建议，中国军队应以精兵沿广九铁路直袭港九，捷足入据港九，先为外交谈判创造一个有利条件，再与英方交涉，至少要收回九龙租界地。文件起草者认为，只要中国举国一致，有计划有步骤地慎重推进，外交、军事、交通、经济、财政各部门互相配合，香港一定可以回归祖国。⁽¹¹⁾

尽管蒋介石在1943年中英订立新约时，曾在日记中表示，要利用战争结束时不惜以武力收回香港，但当这一时机终于到来之时，蒋介石改变了他的初衷，没有采纳立即出兵港九的建议。相反，蒋介石却公开表明了要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这一问题的立场。8月14日下午，蒋介石在会见薛穆时声明，中国政府承认英国在香港的权利，但希望最终能解决香港问题。这意味着中国同意英国在战后回到香港，然后再以外交谈判来解决问题，近期内将不会在香港问题上采取极端措施，这无疑是给英方吃了一颗定心丸。

就这样，国民政府放弃了在战后以武力接管香港的设想。但是，国民政府却坚持，应由中国军队来接收香港日军的投降。由中国受降以后，再转交英方接收。但英国政府认为，如果由中国军队主持受降，英国再从中国手里接收香港，将会有很多麻烦。因此，英国力争在香港的受降权。

在受降问题上，英国人处于不利的地位。在杜鲁门发给盟军最高统帅的第一号总命令中，确定中方主持受降的范围是：“中国境内(东北地区除外)、台湾和北纬16度以北的法属印度支那”，东南亚司令部的受降范围是：“安达曼群岛、尼科巴群岛、缅甸、泰国、北纬16度以南的法属印度支那、马来亚、苏门答腊、爪哇、小巽他群岛(包括巴厘、龙目和帝汶)、博埃罗埃、塞兰、安汶、卡伊、阿罗埃、塔宁巴尔群岛及阿拉弗拉海的岛屿、西里伯斯群岛、哈马黑拉群岛和荷属新几内亚”。⁽¹²⁾香港由何方受降，第一号总命令虽未明确列出，但从地理位置上看，中国受降范围包括中国全境和印度支那北纬16度以北地区，而英国人任统帅的东南亚司令部的受降范围则限于东南亚地区，香港显然应在中国军队受降区之内。

但是，英国人对这一命令有着自己的解释。8月16日，英国先发制人，照会中国政府，通报英国政府正在安排英国军队重占香港，并恢复香港行政。中国政府当日复照，复照引述了第一号总命令中关于中国战区和东南亚战区的受降范围的规定，指出“这表明香港不包括在向东南亚司令部盟军最高统帅投降的地区之内，而在日本军队应向中国战区总司令投降的地区之内”，英国的要求“与杜鲁门总统发给盟军最高统帅的受降命令不相符合”。照会表示，中国政府尊重英国一切合法利益，并准备给予充分的必要的保护。但是一项接受日本军队投降的协调一致的计划对于在亚洲重新恢复和平和秩序是至关重要的。中方要求英国政府按照盟国第一号命令的安排接受日本军队投降，避免在取得盟军最高统帅和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的许可之前把军队送到中国战区任何地方。⁽¹³⁾

对此，英国的答复是：“无论战区如何划分，只要是主权有效之地，英国政府都要恢复其权威，并在自己的领土内接收日本投降。”英方还辩称，一号总命令仅规定中国接受“在中国境内”的日军受降，“在英国政府看来，这不能解释为包括香港”。⁽¹⁴⁾

于是，中英双方都把目光转向一号总命令的发布人美国总统杜鲁门，要求美国作出有利于自己的明确解释。8月18日，英国首相艾德礼(Clement Attlee)致电杜鲁门，声称“我们不能接受任何把第一号总命令解释成含有把香港包括在‘中国境内’的说法，香港是英国领土”。艾德礼担心，“当地的日本司令官有可能认为香港是属于‘中国之内’的，所以我请你指示盟军最高统帅五星上将麦克阿瑟命令日本最高指挥部，保证在英国殖民地香港的日本司令官在英国舰队司令抵达时向他投降”。⁽¹⁵⁾

中国行政院院长宋子文也于同日致函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指出“由于香港位于中国战区之内，我认为，向英国人指出这一点是完全符合逻辑的，即香港的最终地位问题暂且搁置，那里的日军应向中国战区最高统帅或其代表投降”。⁽¹⁶⁾

在香港问题上，美国虽然在内心并不赞成英国恢复过去的殖民统治的做法，对中国有某种同情，但这种同情远没有达到愿意为了中国而与英国公开对立的程度。美国的战略重点是在欧洲，英国是其最主要的战略伙伴。因此，当涉及要在中英两国之间作出选择时，美国自然倾向英方。杜鲁门经过与国务卿和陆海军参谋长们的商量，决定把香港的受降明确划出中国战区之外。8月18日当天，杜鲁门就向英方表示了这一立场。他在致艾德礼电中表示，“以美国观点我们不反对由一位英国军官接受香港的投降，只要英国和委员长对有关通过该地区帮助和支持仍在内地对敌作战或保障受降日军的中美两国军队的军事行动事先提供全面的军事协作。一旦实行上述协作，麦克阿瑟将军将接到指示安排香港向英国司令官投降”。杜鲁门表示，美国也将向中方表明这一立场，同时声明，“这在任何方面都不代表美国对于香港未来地位的观点”。⁽¹⁷⁾

8月19日，英国大使薛穆向中国外交部提交备忘录，表示英国政府不能同意中国方面对受降总命令的解释。该备忘录称：“总命令规定，中华民国主席阁下将接受‘中国境内’日军指挥官的投降。英国政府认为，不能把这一条解释为包括香港在内。正如8月18日英国大使致代理外交部长的公函中所说，英国政府认为，撇开战区的界限不论，只要一个主权国家有足够的军队，它就应该在本国领土内恢复主权，接受日本投降。此外，英国政府相信，作为一名军人，主席阁下会理解此点：由于英国是被迫放弃香港于日本人的，所以在该地区接受日本投降事关英国政府的荣誉。”为显示大度，英方同时表示，英国政府欢迎中国委派代表出席英军接受香港日军的投降仪式。⁽¹⁸⁾

蒋介石得知美国态度有变的这一消息后，急忙于8月21日再致电杜鲁门，认为不能由英国政府任意曲解一号命令，蒋介石要求，如果杜鲁门尚未电告英国同意其受降，则最好不要做任何事来改变以往的决定，“现在改动受降命令会造成不良先例，从而可能导致在香港以外地区产生更加严重的后果”。如果电报已经发出，则应要求香港的日军在受降仪式上向中国战区统帅的代表投降，美英军官也将受邀参加这一仪式。蒋介石同时保证，“受降以后，我将授权英国军队登陆，重新占领香港岛”。⁽¹⁹⁾

此时，杜鲁门已不可能改变决定。他在同日给蒋介石的复电中转发了他8月18日致艾德礼的电文，表示美国不反对由一位英国军官在香港受降，但强调，受降在他看来只是一个具体操作性质的军事事务问题，“不涉及英国在该地区的主权问题，我理解你不希望提出这样的问题”。杜鲁门认为：“日本军队向在该地区实施主权的当局投降看来是合理的。至于香港，英国和你之间在具体操作方面实行可行的军事配合，使日本在香港向英国军事当局投降，我认为这是相当现实的。”杜鲁门劝告蒋介石“以合作和谅解的精神”看待此事，同意与英国实行军事协作，以便他能向麦克阿瑟将军发出相应指示安排香港向一位英国司令官投降。⁽²⁰⁾(www.xing528.com)

由于美国改变了态度，蒋介石当然不想冒在香港受降问题上与美英对抗的危险。况且，中国军队也没有做好快速占领香港的准备。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只得退让。中方遂通知英方，作为本战区的最高统帅，蒋介石同意授权一位英国司令官去接受香港日本军队的投降。蒋介石还将委派一名中国军官和一名美国军官参加那里的受降工作。蒋介石要求英国人在采取行动前与中国战区参谋长魏德迈将军以及中国军政部进行必要的军事协调。8月23日，蒋介石向杜鲁门通报了这一决定，并表示：“作出这些让步对我来说是很困难的，但我出于在各方面与你合作的强烈愿望，我作了让步。”⁽²¹⁾所谓授权，只是保持象征性的权力而已，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保全面子的说法。杜鲁门当即复电，对蒋介石的体谅表示感谢。次日，麦克阿瑟向日军发出命令，香港日军向英国军官受降。

然而，英国担心蒋介石授权英国军官受降这样的办法会有损英国在香港的主权，不愿意接受这一办法。8月27日，蒋介石先后会见了英国驻华军事代表魏亚特(Carton de Wiart)将军和驻华大使薛穆。蒋介石对魏亚特表示，他不理解英国为什么拒绝接受他授权英国在香港受降。蒋介石说，作为盟国委任的中国战区统帅，他当然有权决定在他辖区任何地方接受敌军投降的手段和方式。蒋指出，英国的态度严重损害了中英两国之间的传统友谊，特别是在他希望英国新政府能够进一步增进两国间的友好关系的情况下。他对目前的局面感到十分痛心。魏亚特的报告称：“在过去两年中，我曾多次见过蒋委员长，有时是在非常紧急的时刻。他一直十分坦率，但我从未见他像今天这样激动。”魏亚特还报告说，在谒见蒋委员长之前，他见过魏德迈。魏德迈认为，如果英国坚持现在的态度，将会严重损害英国将来的对华关系，而且，英国的现行政策也与美国的观点不符，因为杜鲁门总统业已同意蒋委员长授权受降。⁽²²⁾

随后，蒋介石又会见了薛穆。薛穆奉命口头告诉蒋介石，英国不能接受中方关于英国军官应作为蒋介石的代表在英国领土上受降的建议。当然，英国欢迎中国和美国军官作为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的代表参加受降仪式。他还通知说，英国政府已经任命海军少将夏悫(C.H.Harcourt)主持受降。蒋介石对英国的这一态度甚为不快，他坦率地告诉薛穆，他不能同意英国政府对此事所采取的立场，“英国要恢复香港的原状的愿望从未受到影响，因为从一开始我就向他们保证本政府无意派遣中国军队去占领香港。按照第一号总命令，香港不在英国受降区域之内。香港无疑处于中国战区之内。作为这个战区的最高统帅，我要履行职责，遵守与盟国的协定”。考虑到英国已经指定夏悫为受降官，蒋介石表示，他授权夏悫作为受降代表在香港接受日军投降。蒋介石力图让薛穆明白，他对此事极为重视，他将此事视为检验两国关系的试金石。⁽²³⁾蒋在当天的日记中记曰：“如其不接受此委托而擅自受降，则破坏联合国协定之责任在英国，余决不能放弃应有之职权，且必反抗强权之行为。”⁽²⁴⁾

英国外交部仍然一厢情愿，于8月28日致电薛穆，希望蒋介石不要公开提出授权英军将领受降的要求，甚至要求蒋介石单方面放弃授权。但是，英国外交部也考虑到蒋介石接受这一提议的可能性很小，鉴于战后香港对于中国的依赖性，英国也不想闹翻，在10分钟后再次发出的致薛穆电中，外交部提出了让步方案。该电提出了所谓领土受降与军事受降的概念，设想在夏悫之外增加一位受降代表：“我们认为，可由夏悫海军少将代表英国政府、蒋介石授权另一位英国军官作为其代表联合受降。其他盟国的代表则作为证人出席受降仪式。”这样，夏悫的受降代表着英国的领土受降，而另一军官则代表着中国战区统帅的军事受降，以给蒋介石以一丝安慰。但英国外交部指示，应尽量争取前一结果，如蒋介石不愿意那么做，再提出后一方案。⁽²⁵⁾

8月29日，薛穆拜访了中国外交部次长吴国桢，要求拜见蒋介石，向蒋解释英国希望他放弃授权的建议。吴以个人身份表示，他坚决反对向蒋提出这一建议。蒋在这件事上决心已定，认为英国为了自己的脸面而让他丢面子。他已向杜鲁门总统和麦克阿瑟将军通报他决定授权英军司令官受降。在这种情况下，他肯定不会放弃他的授权。英国外交部在获悉薛穆的报告后，当即回电表示，“不是我们在争面子，相反，我们在尽力在征得蒋介石完全同意的情况下行事”，即使没有获得蒋的同意，英国也可以在自己权力范围内，按盟国的安排行事。尽管如此，英国仍不想在不进行最后一次努力以争取蒋的同意的情况下采取行动。英国外交部指示薛穆，应立即亲自拜见蒋介石，提出第二种方案，并要求薛穆向蒋介石说明：“这是英国政府向他作出的一大让步。这项建议之所以作出这样极限的让步，不仅因为他是中国战区统帅，而且因为他是在华英军的统帅。我们真诚希望他能接受这项建议。”⁽²⁶⁾

次日，薛穆和魏亚特拜见了蒋介石。据他们二人报告，“蒋介石对我们践踏他作为中国战区统帅的权力颇为愤慨。”他们认为蒋不会改变态度了，因为蒋认为他已授权英军在香港受降，已按我们的意见作了让步。因此，薛穆和魏亚特表示：“我们的意见是最好接受授权。”他们并指出，中英为此发生争端将对英国颇为不利，“除非矛盾得到解决，这个争端将可能损坏我们与中国人的关系。而且正是在对我们的利益至关重要的时刻——为了重建我们在上海等地的利益，我们应当得到中国合情合理的合作。如因香港问题而使蒋介石留下极为恼怒的感情，那么不但在现在这个紧要关头，而且在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都会遇到障碍和恶意”。⁽²⁷⁾

面对蒋的强硬态度，经反复权衡，英国将受降方案再作调整，同意由英国政府和中国战区统帅同时授权夏悫主持香港受降。8月31日，薛穆奉命通知中方，英方同意夏悫同时代表英国政府和中国战区统帅蒋介石受降，同时欢迎中美两国各派一名军官出席受降仪式。对于英方这一双方授权的方案，中方表示接受。蒋介石在9月1日的日记中写道：“英国对余委派英军官接受香港敌军投降之指令，最后仍承认接受，是公义必获胜利之又一明证。”在无奈中略感安慰之时，蒋对此事仍难以释怀：“惟英国侮华之思想，乃为其传统之政策，如我国不能自强，今后益被侮辱矣！”⁽²⁸⁾

9月16日，英国海军少将夏悫以英国政府代表和中国战区统帅代表的双重身份，接受香港日军的投降。中国政府并另派罗卓英将军参加了受降仪式。此后，香港又重新回到英国治下。

二、中国军队在越南受降

根据一号总命令，印度支那北部属于中国战区受降范围。中国在该地区的受降也曾碰到一些麻烦，所幸未影响大局。印支的殖民统治者法国希望在战后重建其对印支的统治，他们企图让印度支那构成一个单独的受降区，让该地日军向由英国司令官授权的法国人投降。他们不愿看到中国军队进入印支，担心会助长越南的民族解放运动。

8月13日，法国驻华代办达里当(Jean Daridan)拜访外交部代理部长吴国桢，要求中国政府将几个月前从印度支那撤退的现在昆明近郊的大约5000名法军运去占领印支。此前，达里当曾访问了担任中国战区参谋长的魏德迈将军，要求由上述法国军队参与重新占领法属印度支那，并用飞机把他们送到那里。魏德迈将军表示，他乐意在各方面帮忙，但运输有困难。他批准一架法国飞机在昆明—蒙自地区和河内之间飞行，运载法国人员，并同意就其所要求的其他合作事项和蒋委员长商量。

达里当曾对吴国桢表示，如果不允许这些法国部队进军印度支那将会引起“非常坏的影响”，可能“严重损害”中法关系。他认为，如果中国军队进入印度支那，会发生“严重纠纷”。达里当还提出要解救法国战俘问题，他估计有1万至1.2万名战俘在日本人手里。对此，中方解释说，根据盟军所提出的日军投降条件，日本人将负责把法国战俘安全地送到盟军指定的地方。中方强调，法属印度支那处于中国战区，蒋委员长是中国战区的最高统帅。

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也看出了法国人的企图，他在给国务院的报告中指出：“可以明显地看出，法国急迫地想尽早完全重新建立它在印度支那的权力，它不赞成让任何中国军队开进印度支那。”他认为，法国希望通过他们自己接受日本人投降来挽回面子。赫尔利也知道，“《波茨坦公告》中没有条款说明印度支那的日本人可以向中国战区的最高统帅委员长或他任命的代表之外的任何人投降。魏德迈将军或者本大使馆都没有权力来改变《波茨坦公告》或随后的投降条件”。赫尔利主张，应由中国和法国政府直接作出安排，让法国代表也参加受降。⁽²⁹⁾

美国政府不支持对主持受降者作出改变。8月14日，美国国务院指示美国驻法大使卡弗里(Jefferson Caffrey)，要求他向法国外交部表示，根据命令日本人投降的方案，日军在印度支那北部应向蒋介石投降，在印支南部向蒙巴顿投降。国务院指示卡弗里：“你应该强调这样划分完全是根据那个地区军队分布的情况的纯军事行动，没有任何政治意义。”同时，美国也表示，它愿意向英国和中国政府提出建议，邀请法国代表出席印度支那的日本投降仪式。⁽³⁰⁾

8月28日，法国大使馆再次向美国提议，让印度支那成为一个单独的受降区，即英国受降区。如果不可行，则要求印度支那北部的日本司令官去中国向中国人投降，但日本军队则向获得英国司令官授权的法国人投降。对此，国务院8月30日答复说，印度支那分别由中英受降，纯粹是以该地区可使用的军力为根据的操作上的安排，美国政府仍然认为，军事考虑应占优先地位。但美国也不愿承担反对法国受降的责任，贝尔纳斯表示，如果法国政府能在这个问题上与英国和中国政府达成谅解，并假定麦克阿瑟将军在军事方面没有反对意见，美国政府将乐于同意法国的建议。他指示赫尔利将美国的这一立场通知中国政府及法国和英国的驻华大使。⁽³¹⁾

根据赫尔利9月6日的报告，一直到那时，法国也未向中国政府提出改变受降区的要求，赫尔利预计，如果法国提出了这一要求，中国政府也会声称：中国战区的法属印度支那的受降计划和军队部署完全按第一号总命令执行，从军事观点来看，进行到目前的程度再答应法国的要求是不切实际的。⁽³²⁾

日本于8月15日投降后不久，蒋介石便决定由卢汉的第一方面军负责越南北部的受降工作。9月2日，在云南开远的第一方面军司令部举行了初次洽降签字仪式。日军第38军司令官土桥勇逸派遣参谋酒井干诚大佐作为洽降代表。双方签字完毕后，日方呈送其防区各项图表，中方向日方递交备忘录，分别指定了越南北部地区的日本海、陆、空军及其辅助部队的集结地点，令其转交土桥勇逸。

9月6日，蒋介石发布命令，将中国战区分为16个受降区，分别任命了受降长官，接受日本投降。第一方面军卢汉担任印度支那北部的受降主官，日军受降部队为第38军，日军投降代表为部队长土桥勇逸，办理地点为河内。9月28日上午10时，卢汉在河内总督府接受日军司令官土桥勇逸投降。参加及观察受降仪式者有越南临时政府的高级官员、美军总部及英国联络部官员、各国新闻记者、第一方面军司令部少校以上军官及作战部队团长及参谋长以上军官。

卢汉用中文和越文发布了受降文告。文告声明：中国军队非为越南之征服者或压迫者，而为越南人民之友人及解放者。“凡越南北纬十六度以北地区之一切行政之监督，军事之管理，均归本司令官负责，各级行政机构均一仍旧贯，互相发挥效能，保证和平，维持秩序”，“在日本侵略者尚未完全遣回、和平秩序尚未获得保障之前，本司令官实握越南北纬十六度以北地区之最高权力，如有必要，决不惜使用此最高权力，以期盟军目的之能达到、本司令官任务之能达成”。⁽³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