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战争后国民政府改进中苏关系的设想与挫折

第二节　改进中苏关系的设想与挫折

一、中方关于改善中苏关系的讨论

1944年夏，随着欧洲第二战场的开辟，盟国胜局已现。国民政府无疑是意识到了中苏关系对于加快对日抗战胜利的到来及影响战后中国的走向的重要性，对中苏关系的关注度大为提高。有关改善中苏关系的讨论颇为集中地在1944年七八月间展开。

宋子文于7月8日拟出一份《增进中苏邦交方案》，提出从九个方面着手增进中苏友好：如运用宣传政策，对苏表示好感；派遣专使或访问团访苏，以示我方好感，并与其交换意见；调整并增益中苏经济关系，互供所需；进行文化交流，以资联络；对中共问题商定一局部的暂行办法，以增加抗战力量等。其中，颇为值得注意的是，该案提出中苏以美、加为例，“商洽中苏边界互不设防问题”；“仿英苏同盟协定之精神，加强中苏现有之互不侵犯协定”，其对中苏关系发展的乐观态度由此可见一斑。⁽³⁸⁾

国民参政会秘书处提出的《增进中苏邦交意见书》，也有类似的乐观情绪。该意见书主张向苏联提议，“改订军事互助同盟条约，其公布时间，可另由两国同意决定之”，如苏方对同盟条约不甚赞同，应提议延长中苏互不侵犯条约期限为20年或30年，“藉以表示我国愿与苏联长期友好，决不参加任何以反苏为目的之国际集团”。该意见书要求商请苏联继续向中国提供各种援助，并提出重新聘请苏联军事顾问。该意见书判断欧战会在本年内结束，要求国民政府催促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倘仍不作此提议，或转不足表示中苏友谊之深切。故我宜断然向苏联提出商谈”。⁽³⁹⁾

军事委员会参事室也提出了一份调整战后中苏关系方案。该方案认为，战后中国的对苏外交中，中国“应设法推行善邻政策”。因为战争结束后，中国的重要工作将是恢复损失，推动建国大业。因此，“吾人务须设法维持长期和平，俾于十年或二十年之内不使再有任何对外战争发生”。考虑苏联对中国的态度，“对我睦邻之善意虽无理由出以决绝，惟其战后之对华政策，或仍将采取强硬或冷淡之态度，亦未可知。我政府为解除此项困难起见，自应抛弃过去被动之外交方式而采用主动，目前或即应开始与苏方作一般试探性质之谈话”。⁽⁴⁰⁾

冯玉祥也致函蒋介石，希望加强中苏关系。冯玉祥称：“自开战以来，我国之外交路线非常正确，但是努力尚有不够的地方，尤其是中苏邦交。”冯玉祥认为，苏联与中国是患难之交。国家之交有如交友、患难之交可以长久，富贵之交颇不可靠。从策略上说，中苏关系的加强对推动与美英关系的发展亦有促进作用，“我与苏联邦交愈密切，则英美亦愈来的快；苏联同我们松懈下去，则英美对我们也就日渐松懈，尤其是英国最势利眼，对我们更不客气”。冯玉祥建议，应赶紧把旧好恢复起来，“只要苏联同我们十分亲善，美国定然更同我们亲善。此事关系存亡至大”。冯玉祥建议蒋介石请孙科、于右任、邵力子诸先生来特别研究，相信定能找出很好办法，加强外援，度此难关。⁽⁴¹⁾

蒋介石显然看到了宋子文与国民参政会秘书处所提出的方案，并向军事委员会参事室主任王世杰表示了某种赞同之意，要求王对此提出书面意见。王世杰在稍后的签呈中提出，在对苏交涉之前，应着重做好两件事，一是改善新疆的政治状况，调整人事，二是要“以适当方式发动中苏亲善言论”，希望指定三四人密主其事，“以期造成有系统有分际之舆论”。但王也提出了不同意见，“钧示两点：(一)两国边境互不设防；(二)仿英苏盟约成立中苏同盟，此两点目前均有障碍，不易实现”。一是外蒙问题未解决，中苏边防无法确定，二是苏日仍处中立状态，订立中苏同盟无疑将使苏日破裂，“而苏联政策固显然不欲于破裂前予日方以任何藉口或准备也”。⁽⁴²⁾

对于未来中苏交涉将不可避免要涉及的内容，各方已有所注意，在各自的方案中都准备向苏联作些让步，以作为苏联出兵参战的代价。如关于东北的权益，国民参政会秘书处的意见书便提出，苏联已将中东路北段出售给日本，“苏联则实已自弃其权利矣，战后我国倘要单独管理中东路，苏联亦应无词”，但同时又表示“我国至少须给苏联以铁路运输之各种优待办法，及利用铁路港口之便利，以答谢苏联之援助我国收复东北。倘我国仍允苏联共同管理中东路，尤为对苏联之极大友谊，可用为其他重要谈判之交换条件”，即准备有条件地与苏联共管中东路。⁽⁴³⁾也有人直接提出，“战后中东路似仍可归中苏两国共同管理，以表示我尊重苏联在东三省地位之意”；苏联在远东需要不冻港，中国不必专门提出这一问题，可在中苏经济合作中，给苏联以铁路港口利用的便利。⁽⁴⁴⁾

宋子文曾试拟一中苏条约草案，除互助合作的各条款外，唯一准备向苏方让渡的权益是，“为便利苏联东方运货起见，中国政府允诺依照国际公法之一般原则给予苏联政府在中国东三省境内有关铁路之商货过境便利。其详细办法由两国协商规定之。”此种铁路便利可使苏联货物由满洲里直达海参崴。宋子文担心苏联可能会以海参崴是冻港为由，要求利用大连港口，遂提议将韩国的三大港口之一划为国际港口，东三省则提供通往该港口的过境铁路运输便利。⁽⁴⁵⁾军委会参事室的方案则较为强硬，该案认为，“中东铁路，苏联即早将该路售与伪方，此问题当不复存在，我国进入东北后，可将该路及其附属财产全部收归我有，不容苏联有丝毫置辩之地。”⁽⁴⁶⁾

关于外蒙古问题，所有的方案都认为目前直接收回外蒙古的可能性不大。有的提出，以搁置不提为宜；有的提出，可宣示这样的原则，一方面主张“保持我国领土主权，外蒙仍为中华民国之一部分”，另一方面，基于承认各民族自决权的国民党一大宣言，可以宣布承认外蒙古的高度自治权，国民政府决不以兵力压迫外蒙古取消独立。⁽⁴⁷⁾杭立武的提案，则将其简述为“在赋予外蒙以高度自治之原则下中国宗主权之确立”。⁽⁴⁸⁾

军委会参事室案认为，“过去苏联对外蒙种种措施，足见苏联有完全合并外蒙之准备”。战后中国应多方设法，挽回既失权利。唯图彻底解决外蒙问题，势须外交内政两者并重。就目前而言，政府即应着手积极抚慰内蒙蒙民，使其安居乐业，并宜广选内外蒙优秀青年，招来内地予以教育或军事上之训练，借为将来收复外蒙之用。战后，应首先加强中央在东北新疆之实力，同时要求苏联自外蒙撤兵，并放弃非法获得之一切权利，纵或一时不能将外蒙完全收回，亦坚决不使苏联推翻我国在外蒙的领土主权。⁽⁴⁹⁾

总而言之，在1944年的讨论中，未来中苏交涉中将要出现的重大问题都已被提出，并有所讨论，准备在这些问题上作出一些让步。然而，人们还是大大地低估了苏联的胃口。虽然已经提出了问题，但却没有料到苏联在这些问题上的要价将大大超出中方的预想。各种方案中，似乎没有任何人提出较为严峻的预见，自然无从采取任何预防措施。

二、苏联的中国观与对中国权益的索求

在中国的眼中，苏联是一个必须小心翼翼地应对的强邻。但在苏联眼中，中国却不是一个需要平等视之的大国。对于中国希望成为政治大国的努力，苏联始终持比较冷淡的态度。一方面，苏联是以实力而论，认为只有苏美英三国具有这一实力，中国还差得很远。在太平洋战争刚刚爆发后，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洛佐夫斯基致斯大林的一封绝密信函中展望战后时便称，“四个大国(德国、日本、意大利和法国)将要消失，起决定作用的是苏联、英国和美国”。⁽⁵⁰⁾另一方面，苏联也不愿看到一个强大的对手崛起在东方，尤其是这个国家被一个持反共意识形态的政党所领导。因此，在一些重要关头，苏联对美国扶持中国成为四强的努力采取了消极态度。

1943年10月底，中、美、英、苏于莫斯科签署四国宣言。莫斯科宣言通常被认为是“四强”形成的标志性宣言。但是，中国得以签署这一宣言，却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自10月19日起，美、英、苏三国在莫斯科举行外长会议。莫斯科会议主要讨论欧洲问题，美国总统罗斯福希望在这一会议上通过一个关于世界普遍安全的宣言，这一宣言最后将以四大国的名义发表，他希望把讨论这一宣言列为三国外长会议议程之一。但斯大林在回信中表示了异议，他说他对罗斯福来信的理解是，“莫斯科会议将要讨论的仅仅是涉及我们三国的问题，由此可以认为我们一致的意见是，四大国宣言问题不列入会议议程”。⁽⁵¹⁾如果说苏联对美方的答复还比较婉转的话，那它在给英国的答复中则直白多了。莫洛托夫在给英国驻苏大使卡尔的信中表示：“苏联政府认为，必须请英国政府注意那种情况，即正如已经商定的那样，此次会议是美国、英国和苏联三国会议。苏联政府看不出把四国宣言草案纳入会议议程的根据。苏联政府已经把类似的回答告诉了美国，因为把上述联合宣言草案列为会议第1项议程建议是它提出的。”⁽⁵²⁾在会议过程中，苏方一再表示了倾向发表三国宣言的意愿，只是在美国国务卿赫尔的坚持下，中国才得以名列莫斯科宣言。⁽⁵³⁾

此后不久，便分别召开了中美英首脑参加的开罗会议和苏美英首脑参加的德黑兰会议。之所以分别召开两次首脑会议，其主要原因也是因为苏联不愿与中国代表参加同一会议，理由是苏联尚未对日宣战，不宜与中国一起参加远东问题的讨论，以免刺激日本。苏联的这一立场一直延续下去，以致在讨论建立战后组织联合国的过程中，也采取了分别召开两个三国会议的形式来讨论问题。

苏联坚持不与中国代表同会的态度，从其对开罗会议的前后反应上可见一斑。对于开罗会议，罗斯福起初没有告诉斯大林将有中方参加，因此，斯大林曾同意莫洛托夫与军方代表与会。11月10日，斯大林还在致罗斯福的信中表示：“莫洛托夫和我国军方代表将于11月22日抵达开罗，并在那里同您商定有关我们在伊朗会晤的一切必要的事项。”⁽⁵⁴⁾但当他得知中国也参加后，便取消了派莫洛托夫与会的计划，在13日致信罗斯福和丘吉尔，声称“由于某些重要的事情，很遗憾，莫洛托夫不能到开罗了”。斯大林并特意强调：“毫无疑问，正如已经商定了的，应在德黑兰举行的只是三国政府首脑会晤，必须无条件地排除任何其他大国代表的参加。”⁽⁵⁵⁾

面对莫斯科宣言发表及开罗会议召开后中国在世界面前已班列“四强”的现实，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迈斯基1944年1月起草的一份《关于未来和平的最佳基本原则》的报告可以说反映了苏联政府的主流看法。该报告认为，中国作为四强之一并不是名副其实的，“其中最后一个，即中国，在最近第一代人的时间里将只是在名义上进入大国的行列。这样，国际政治领域中的决定权将掌握在苏联、美国和英国手中，而事态发展的进程在极大程度上将取决于这三大国之间相互关系的性质”。该报告讨论了战后中国的状况，主张加强苏联对中国的影响，但同时表示苏联对中国援助的强度将取决于中国内部局势的发展，“今后，苏联应当力求尽可能深入地使苏联的影响进入中国，并同中国尽可能加强友好关系，但是，苏联把中国变成一个真正强国(在经济、政治和军事方面)的行动力度，基本上应当取决于中国内部发展的过程。如果这种发展的趋向有利于加强和巩固中国及其政府中真正民主的、民族进步的和同苏联友好的人士地位，那么我们的援助自然将比相反的情况下更为强化”。苏联不愿意看到国民党领导下的中国强大起来，“我们无意(至少在一定的时期内)促进中国的强大，因为在一定的情况下中国可能对苏联形成某种严重危险”。⁽⁵⁶⁾

正是这种对中国实力的轻视和对自身利益的强烈追求，促使苏联在战争末期提出了有损中国国家利益的要求，并在雅尔塔会议上得到了急于获得苏联出兵远东承诺的美国和英国的支持。其时，根据美国军方的估计，如果只是依靠美军从海上对日本本土进攻，美军将耗费18月的时间并付出100万人的伤亡代价才能打败日本。同时，美国也担心苏联在美国已付出重大牺牲而胜利在望时才出兵，轻而易举地占领东北亚。因此，美国希望在事先对苏联的出兵行动及其索要的代价加以明确，以限制苏联的扩张。(www.xing528.com)

早在1943年12月的德黑兰会议上，斯大林便表示了对在远东取得一个不冻港的兴趣。他说，苏联在远东还没有一个完全不冻港，海参崴只是个半不冻港，而且还被日本所控制的海峡所包围。罗斯福随即表示，可以考虑在远东设立自由港，并说大连有这种可能。但苏联的胃口绝不仅仅是一个自由港。1944年12月14日，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奉命向斯大林探询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条件。斯大林指着面前特意准备的地图，在中国辽东半岛南部划了个圈，表示苏联希望再次租借旅顺、大连及其周围地区。斯大林还表示希望租借中东路和连接大连的南满铁路。此外，苏联要求承认外蒙古的现状，即承认外蒙古是一个独立的实体。这也是2个月后的雅尔塔会议上苏联所提出的条件。

在雅尔塔会议上，尽管罗斯福曾企图与斯大林讨价还价，表示他倾向于自由港方案而不是租借方案。然而出牌权掌握在斯大林手中。斯大林表示，如果他提的这些条件不能得到满足，他就很难向苏联人民解释，为什么苏联要参加对日作战。如果满足了这些条件，人民便会理解事关国家利益，他也易于向最高苏维埃解释参战的决定。美英在有求于苏联的情况下，只能接收苏联的条件。雅尔塔会议在苏联提议的基础上以牺牲中国权益为代价而达成协议。

1945年2月11日，斯大林、罗斯福与丘吉尔签订了雅尔塔协定。苏联同意，在击败德国结束欧洲战争后的两个月或三个月内参加对日作战。其条件除了日本须将库页岛南部及毗连岛屿和千岛群岛交与苏联外，有关中国的条件为“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须予维持”；“大连商港须国际化，苏联在该港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苏联之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须予恢复”；“对担任通往大连之出路的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应设立一苏中合办的公司以共同经营”。值得注意的是，苏联对旅顺、大连和东北铁路的要求，是在这样的名义下提出的，即“由日本1904年背信弃义进攻所破坏的俄国以前权益须予恢复”。⁽⁵⁷⁾苏联在这里已完全以旧俄帝国权益的继承人而自居。尽管该协定表示，有关上述问题的协议尚需征得蒋介石的同意，但这只是一个顾及各方脸面的措词而已，签署这一协定的三巨头心中都明白，在三强的联合压力下中国无法拒绝这一协定的内容。

三、中国对雅尔塔协定的反应

雅尔塔协定是一个极为秘密的协定，既涉及苏联将调兵参加对日作战的军事机密，也涉及战后的领土和权利再分配，三国采取了严密的保密措施。罗斯福从雅尔塔返回华盛顿后，便将协定文件锁进保险箱，不让包括副总统杜鲁门、国务卿斯退丁纽斯在内的其他美国领导人知道。杜鲁门后来称，他也是成为总统后才得知雅尔塔协定的内容。中国曾想方设法向美英打听消息，但美英的回答吞吞吐吐。

会议尚在进行之时，蒋介石便对该会有一种不祥的预感：“罗邱史会议宣言尚未发表，未知其结果究竟如何。惟此会于我国之影响必大，罗或不致与英俄协以谋我乎。”⁽⁵⁸⁾尽管三国对有损中国的秘密协议秘而不宣，但蒋对雅尔塔会议所预示的国际发展态势已表现出相当担忧，“美英俄三国领袖黑海会议宣言发表后，世界未来之局势仍陷入于此次大战前即第一次大战后之历史称霸与竞争之覆辙。呜呼，未知人类何日得有光明与安息”，“罗邱史三头会议之结果，已造成第三次世界大战之祸因。美罗犹借此作其外交胜利之宣传，抑何可笑”。⁽⁵⁹⁾

尽管美方迟迟不将雅尔塔协定的内容告知中国，但已有各种消息流传出来。蒋介石在2月21日似已听到有关消息，他判断：“俄国对东北与旅大特权恢复之要求，当非虚传也。”⁽⁶⁰⁾3月12日，罗斯福对中国驻美大使魏道明的回答含糊其辞，好像三国对租借军港一事并未达成最后协议。到3月17日时，蒋介石已经知道了雅尔塔协定的大概内容，“以经国所得俄息与魏大使所得罗语之大意，已可想定今后美俄对我之轮廓及其主张与用意之所在。甲、外蒙古不能归还我国；乙、东北铁路共管；丙、旅顺无条件长期租借于俄；丁、新疆问题尚未提及”。蒋介石考虑，如为现实计，应顺应美国之政策，以求得二十年的建设时间。但事情并不会如此简单，如将旅顺对俄租借，“在此二十年内乃为美俄问题，远东祸乱永无穷期矣”。⁽⁶¹⁾

蒋介石对租借旅顺这一要求颇感愤怒。他在4月5日自记中表达了不计一时成败也要抵制的想法：“关于旅顺问题，宁可被俄强权占领，而决不能以租借名义承认其权利。此不仅旅顺如此，无论外蒙、新疆或东三省，苟被其武力占领而不退，则我亦惟有以不承认、不签字以应之。盖弱国革命之过程中，既无实力，又无外援，不得不以信义与法纪为基础，而断不可稍予以法律上之根据……今日虽不能由余手而收复，深信将来后世之子孙，亦必有完成其恢复领土行政主权之一日。”⁽⁶²⁾

1945年5月，罗斯福去世。杜鲁门继任总统后，曾要求军方回答这样三个问题：1．苏联尽早参加太平洋作战对美国是否具有重大意义?2．雅尔塔协定中关于苏联对远东的政治要求，应重新考虑，还是同意全部实现或部分实现?3.如果苏联提出参与对日军事占领的要求，能否同意?对此，美国军方的回答与三个月前并无两样。他们仍然认为，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将大大缩短战争时间，减少美军伤亡。重新讨论已经商定的雅尔塔协定，对美国不会有太多的益处。而且，如果不能事先与苏联就远东事务取得谅解，以后一旦苏联推进到与中共接近的地区，中国的问题将变得更为复杂。⁽⁶³⁾

5月22日，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私下将雅尔塔协定的内容告诉了蒋介石。蒋介石深感不安，他担心此前中国在国际上所依靠的美国这次将成为别国掠取中国主权的同谋。次日，蒋介石致电正在美国参加联合国成立大会的代理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部长宋子文，指示他向杜鲁门表示，美国应苏联表明其态度，“美国必坚持其对远东一贯政策，使中国之领土、主权与行政完整不受损害，凡在华领土之内，不能再有任何特权之设置”。⁽⁶⁴⁾

6月3日与12日，蒋介石两次会见苏联驻华大使彼得洛夫，谈话的主旨是反对将旅顺租借给苏联。蒋介石表示，在苏联帮助中国收复东北、尊重中国领土、主权完整及行政独立的情况下，中国考虑在东北的铁路和商港方面给苏联便利，如有需要，也可提供军港为双方共同使用。但蒋介石指出，条约中不能出现租借地一类的名词。他一再强调，“中国人民咸认不平等条约、领事裁判权及租界等事为国家的耻辱，一致痛恨，吾人为革命党人，自应注意人民之心理与要求”，“租借地一类的名义，我中国人民认为是国家的耻辱”，“条约无论在名义和内容上，都不好使用租借地一类的意思”。蒋介石所反对的，并不只是一个用词，而是实质性的租借方式。他希望能以共同使用的方式来代替租借。

对此，彼得洛夫辩称，租借地与租界不同，租界包含着领事裁判权等特权，而租借地却不包含这样的特权。蒋介石自然不能同意这样的解释。他指出，“既有租借地，便是领土主权的不完整，因为中国的军港，自己不能管理，不能使用，便是领土主权不完整，所有租借地这种名义，切不可再用”。蒋介石要求彼得洛夫将中国政府的这一态度郑重报告苏联政府。⁽⁶⁵⁾

尽管已经知道了雅尔塔协定的主要内容，但国民政府并没有拿出切实可行的应对方针。5月下旬，宋子文奉命与资深外交家顾维钧、王宠惠商讨对策。顾维钧即认为，“苏联亦知此项要求不合世界潮流，不敢即提，而盼在相当时间由罗总统提出”。他判断，“苏联此时亦未必敢提，我国最好佯装不知，尽量拖延，苏或不致提出”，“如我国对苏表示可以合作，苏或不致提出东三省之要求”。⁽⁶⁶⁾

这里，顾维钧显然对国际环境作了过于乐观的估计。经过战争的洗礼，世界潮流固然在朝着更为尊重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方向发展，但是，此时的世界仍然是一个凭据实力说话的世界，中国的实力还不能使其享有与美苏同等的发言权。苏联未向中国立即提出要求的原因并非“不敢”，而是在等待和选择更好的时机。雅尔塔协定形成之时，欧洲战争尚未结束。待欧战结束苏军移师远东即将对日作战之时再与中国摊牌，自是对苏联最为有利的时机。对于苏联恢复旧俄权益的决心，中国显然也估计不足。苏联是不会因其要求不符合世界潮流而自动放弃的。

此前，在3月下旬，顾维钧便曾劝宋子文暂缓访苏之行。此时，顾维钧判断苏联似乎还没有下定决心，因此，他主张在美国向斯大林再次提出此事之前，中方不要与苏方展开讨论。顾维钧认为，“拖延会对我们有利，特别是如果美国和中国能最后抓紧，迅速打败日本的话”。顾维钧还曾向宋传授谈判之道——拖字诀，建议宋子文在将来非参加中苏会谈不可时，“唯一可行的就是拖延时间，在外交谈判中，这个策略是常常使用的，尤其是弱国”。他说他当年与日本进行二十一条谈判时，便用了这个办法。顾维钧并向宋子文传授了可用于拖延时间的各种办法。⁽⁶⁷⁾

在企望苏联有可能自行中止其要求的同时，中方还对美国对苏联的制约寄予了较大期望。4月下旬，宋子文与“美国外交负责当局某君”谈话。该官员这样一段话引起了宋的注意：“罗总统以往对苏联态度委曲求全，盖希望苏联可渐去猜忌心理，与世界各国开诚合作，但苏反以美为软弱。罗总统在逝世前已知其政策之失败，改取坚决态度，此态度并非仇视，是系坚持美国对各问题之主张。因以往过于迁就，一旦改变对苏关系，自须经过长时期之困难。新总统必采坚决态度，英国亦然。”宋子文将这一动向向蒋介石作了报告。⁽⁶⁸⁾

在此期间，宋子文曾与罗斯福总统的心腹人物霍普金斯会谈，询问中美有无建立同盟的可能性。霍普金斯表示，此事极值得考虑，美国与任何国家订立同盟条约都不如与中国订立更容易得到人民的欢迎，因为战后世界开发将集中在太平洋，而美国对中国的好感远远超过其他国家。霍普金斯表示他将详细考虑如何推动。⁽⁶⁹⁾

5月，霍普金斯访苏。行前，宋子文请他向苏方郑重表示，美国坚持维护中国东三省的领土完整。霍普金斯表示同意。宋并称，“东三省问题，可为表示苏是否可与美真正合作之试金石”。5月25日，宋又与美国国务卿斯退丁纽斯谈东北问题。斯氏表示愿意帮助中国，答应国务院将专电霍普金斯，请其将东三省问题特别向斯大林提出，言明美国认为此为美苏合作根本问题之一。⁽⁷⁰⁾霍普金斯访苏期间，与斯大林多次会面。美驻苏大使哈里曼告诉傅秉常，并请他转告宋子文，说他们与斯大林多次会晤商谈后，“颇觉乐观”，希望宋子文能够在三国领袖波茨坦会议之前实现访苏。⁽⁷¹⁾

为了防止苏联独占旅顺，蒋介石提出了中、美、苏、英四国海军共同使用旅顺的设想。蒋设想，如果美国同意参加进来，“则余对俄仍作坚决态度，提出中、英、美、俄四国共同使用旅顺军港之方案于俄，如俄不允，即使交涉破裂，余亦所不惜也”。⁽⁷²⁾6月15日，即在赫尔利奉命正式向蒋介石送交雅尔塔协定的文件时，蒋介石向美方提出建议：如果美国对共同使用旅顺港有兴趣的话，中国就向苏联建议使旅顺成为中美苏英四国共同使用的军港；美国应参加中苏谈判，成为中苏协定的当事人。蒋介石这样做的目的显然是要以美制苏，防止苏联在东北建立新的势力范围，并在谈判中帮助中国讨价还价。但美国不想卷入其中，拒绝了蒋介石的提议。中国只得单独地去面对苏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