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问题与中苏关系在太平洋战争后的国民政府外交政策

第一节　新疆问题与中苏关系

一、中国新疆当局与苏联关系发生突变

与国民政府所辖内地省份不同，地处西北边陲的新疆，在新疆边防督办盛世才的长期统治下，依靠苏联的支持，与中央政府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盛世才本人秘密成为联共(布)党员，甚至曾向苏联提出新疆加入苏联的主张。在盛世才的强力统治下，新疆实际上已成为苏联的势力范围，中央政府的号令无法进入新疆。苏联领导人与盛世才直接书信往来，苏联官员访问新疆直至双方签订贸易协定等均不通知中国外交部。在经济上，苏联实际控制着若干重要企业，并在与新疆的贸易中占据垄断地位。此外，苏联还在新疆驻扎了一个配备有坦克等重型武器的加强团——红8团。

然而，盛世才与苏联之间并非亲密无间，双方的矛盾被双方的彼此需求掩盖着。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在西线面临着生死存亡的作战，一时无力东顾，盛苏之间的矛盾便显现出来。盛世才开始考虑调整新疆与苏联的关系，重建新疆与中央的关系。1941年12月，新任中国驻苏使馆武官郭德全赴苏途中经过新疆，盛世才予以热情款待，谈话中反复表示他个人对蒋介石的尊敬之情。郭德全抵苏后，即向蒋介石报告了这一动向，他认为盛世才正在重新考虑其地位，有可能准备改善他与中央政府的关系。

国民政府也想利用这一时机，争取盛世才，使新疆回到中央治下。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便已开始考虑加强对新疆、西藏的控制问题。在1942年1月的工作计划中，蒋已列入研讨收复新疆、西藏的议题。1月底时，蒋在日记中写道“对新疆与西藏统一之方略已定”，同时表示实施方略尚需等待机会。⁽¹⁾蒋介石认为，新疆问题极为重要，事关国家安全，其影响涉及各方面，“西北之后患与西北之国防当为战后第一要务，此题不能解决以前，则一切皆难生效也”。⁽²⁾1942年3月，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以蒋介石特使的身份访问迪化，与盛世才进行了秘密会谈。

盛苏矛盾公开爆发的起点，是盛世才四弟盛世骐的被杀。盛世骐曾被盛世才送往苏联陆军大学学习军事，1941年回新后，被盛世才委以重任，担任新组建的机械化旅旅长。然而，盛世才很快发现其弟比较亲苏，常常与自己意见相左。生性多疑的盛世才认为这是苏联所布之局，意在以其弟取他而代之。1942年3月19日，盛世骐被杀。⁽³⁾盛世才便以其弟遭人谋杀为借口，掀起逮捕浪潮。盛世才很快逮捕了一批机械化旅的军官、省财政厅厅长臧谷峰、省教育厅厅长李一欧等新疆省高官以及盛世骐之妻。经过酷刑，审出了一个准备在4月12日发动暴动的阴谋组织，而这个阴谋组织的主犯便是苏联驻迪化总领事巴库林、新疆督办公署苏联军事总顾问拉托夫、八路军驻新疆代表徐杰(陈潭秋)、民政厅厅长周彬(毛泽民)以及一批地方行政长官。盛世骐案中，盛世才逮捕了300多名涉嫌的苏联人员和中国共产党在新人员。5月10日，盛世才致信莫洛托夫，指控巴库林等苏联在新人员参与了对盛世骐的谋杀事件，并企图推翻现存的新疆省政府。该信还抱怨苏联在新疆的经济活动中留给新疆的利益太少。

重庆方面注意到了新疆突然发生的这一变化。5月17日，蒋介石与刚从新疆回来的新疆驻重庆办事处主任张元夫讨论新疆局势，了解了苏联在新疆的强势存在及盛世才与斯大林的交往以及斯大林不让盛世才加入中共等情况。蒋看到了盛世才发动大逮捕背后的动机，感到“盛对俄甚危惧”。蒋决定因势利导，利用这一机会把盛世才拉过来，“盛思想与心理之转变已可概见，当不难导入正轨”。此后两天，蒋一直在思考“对盛世才之运用，如何使之彻底觉悟”。⁽⁴⁾

盛世才也在努力向重庆靠拢，探听中央对新疆的态度。5月，盛世才派其五弟盛世骥以商讨西北交通问题为名去重庆晋见蒋介石，并在中央训练团受训。经过权衡，蒋介石向盛世骥提出了中央将继续承认盛世才在新疆地位的保证，给盛世才吃了定心丸。6月28日，盛世才密电蒋介石，请蒋介石派朱绍良入新，盛称“朱司令长官系职旧日长官，又系职之旧友，交谊甚厚，如能派朱司令长官同翁部长同时来新，对于交换意见与解决一切问题，更属容易”。7月3日，朱绍良、翁文灏、毛邦初等由兰州飞抵迪化。朱与盛进行了一个多星期的密谈，广泛了解了盛世才与苏联的关系。此后，朱绍良又先后4次出关飞抵迪化，成为中央与盛世才联系的重要人物。

苏联方面当然不相信盛世才的指控。6月27日，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德卡诺佐夫亲赴迪化，带去莫洛托夫给盛世才的回信。莫洛托夫在信中表示，愿对盛世才在经济上作若干让步，如中苏合办独山子油矿等。苏联仍期望能够恢复局面，缓和盛世才的反苏情绪，阻止其投靠国民政府。同时，德卡诺佐夫在与盛世才的谈话中也施加了一定的压力，提醒他记住过去苏联对新疆和他本人的援助，告诫他不要忘记自己是一名苏共党员，而且是一名重要党员。苏联共产党绝不会让它的党员随意抛弃党的指示，攻击马列主义而不受惩罚。⁽⁵⁾

但盛世才不为所动，苏联政府终于意识到与盛世才的关系已无可挽回地完全破裂。7月3日，莫洛托夫再次致信盛世才，完全拒绝他对苏联总领事及军事顾问等人的指控，该信严厉批评了盛世才的举动，“阁下之压制政策在新省继续不断进行，对新省重要人员，非撤即捕，其性质已极为广泛而危险。此类行为正当与否，亦不能令人无疑，盖此类行为殊有消灭新省大部分行政与军事干部之危险也”。莫洛托夫指责盛世才这一举动已使其成为帝国主义破坏中、苏关系及新省现状的工具。

值得注意的是，该信还列举了盛世才过去反对中央政府、企图分裂新疆背叛国家的三件事实，表明苏联历来反对分裂新疆及支持中国中央政府：一是在1934年时，盛世才建议苏联政府速于新疆境内实施共产主义，并逐渐向甘、陕推行，并声称推翻蒋介石所领导的中央政府是救中国救新疆的唯一途径。但苏联政府认为这一想法是错误的有害的，声明“断不能同意在落后之新疆迅予实施共产主义之政策”，并劝告盛“对中央政府应矢诚拥戴”。二是1936年12月西安事变时，盛世才力主无条件地援张，公开宣布新省支持张学良。苏联政府“严斥张氏反对中国政府之暴乱行为”，劝告盛世才“不能与彼结合作乱”，“阁下始放弃援张及支持其反对中国中央政府暴动之意念”。三是1941年1月，盛世才向苏联提议，成立新疆苏维埃共和国，并加盟苏联，谓“时机已成熟，英帝国主义者及蒋委员长皆无能干预新疆事”，苏联对这一建议表示了“坚决反对”。⁽⁶⁾显然，苏联的这封信不只是写给盛世才看的，而是准备在盛世才仍不改悔的情况下提交给蒋介石看的。确实，莫洛托夫的这封信不久便转交给了蒋介石。

为避免因此信陷入被动，盛世才赶在苏方向重庆提交此信之前，于7月7日致书蒋介石，主动坦白过去亲苏亲共及加入苏共的种种事实，并说明其在新疆处境的困难及不得已之处。盛世才称他对马克思主义夙具信仰，相信苏联坚决执行马克思主义，努力援助落后国家与民族，“是以职主持新疆省政伊始，即树立反帝亲苏两大政策，又复在1938年赴莫斯科就医时，曾加入联共党，使苏联国家竭诚援助新疆”。也由于这一关系，他“对于中共不能不表示亲切”。盛世才称他“现已彻底觉悟，苏联国家确实离开马克思主义，走上帝国主义侵略道路。尤有甚者，即挂着马克思主义假招牌，以援助落后国家与民族为名，暗中进行其侵略伎俩，其用心较之其他帝国主义者尤为毒辣”。盛世才表示自己“过去实由学识与经验之不足，致被挂着马克思主义假招牌的人们所愚弄欺骗”，“今后绝对不能再与此类假的马克思主义者相合作，誓以至诚，拥护钧座与国民党之领导，效忠党国”。

盛世才在这封信中还解释了他要求加入中共、加入苏共、建议在新疆实施共产主义及建议苏联在新疆成立苏维埃政权等事情的原委，声称有的是因形势所迫而不得以，“新疆孤悬塞外，如向中央求援，不仅鞭长莫及，而且迫不及待，只有向苏联求其友谊之援助……为了国家民族，为了保持国家领土，不能不出此通权达变之措施，以维持当时之局面”；有的则是为了试探苏联真意，“其实并非职之真意请求，而正是职借以测探苏联政府对新疆是否有领土野心和是否真正执行马克思主义”。⁽⁷⁾

蒋介石大概是不会相信盛世才的这类辩解的。然而，盛苏交恶，盛世才需要中央的支持，这便为恢复中央政府对新疆的控制提供了良机，蒋介石不会因盛世才所说是否属实而错过这一机会。7月9日，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拜见蒋介石，转交了前述莫洛托夫致盛世才信。潘友新批评盛世才种种举措，“察其用意似非偶然，且可证明盛督办过去对于贵国政府种种作为，与今日对苏联政府之态度，似皆有敌人为其背景，其左右更不无敌人所派之间谍”。苏联转送信件之举，希望离间盛世才与中央关系的意图甚为明显。蒋介石对此未作反应，只是表示“俟余详阅此信后再行办理”。同时，蒋介石借机强调，今后“贵国政府对于凡关新疆之事应与敝国中央政府交涉，不可与盛督办径行谈判”，希望借机将新疆的对外交涉权收归中央。⁽⁸⁾蒋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余对此函决置之不理，暂观其以后之变化何如。”⁽⁹⁾

二、国民政府确定扶盛方针

7月11日，蒋介石收到由朱绍良转来的盛世才来信，该信概述了这些年来他与苏联秘密交涉的情形。蒋阅信后称“俄国在新疆全部阴谋根本暴露，而其新锡协定比之倭寇强逼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者为尤甚，此种举动实较倭寇昔日在东北时张作霖所不忍为者……若不有此五年来对倭之血战，则今日之新疆决不有此盛世才之忏悔归诚”。蒋介石称盛世才此举为“浪子回头与破镜重圆之奇迹”，实乃上帝赐予，由此亦可证明“公理与正义必能战胜一切”。⁽¹⁰⁾

蒋很快确定了解决新疆问题的原则：

甲、安定盛世才内向之心

乙、保障盛地位

丙、对俄好意之表示

丁、警告俄员勿在新倒盛

戊、对俄表示中央愿与俄重订新疆有关条约

己、准盛入国民党

庚、派朱常驻新疆

辛、派我外交次长赴新与俄外次相见

壬、新疆划入第八战区范围之明令时间

这九项原则概括起来分为三大方面：一是安抚盛世才，继续保持其在新疆的地位；二是对苏既示好又示警，防止苏联在新疆策划动乱；三是加强中央对新疆的控制，把新疆纳入中央的外交和军事体制之中。⁽¹¹⁾

7月13日，蒋介石与朱绍良研究新疆问题方针，在对盛对苏方面确定了两点：“第一，保全盛之地位；第二，使俄不恼羞成怒，留有回旋余地，切勿使之对盛绝望。”蒋介石担心苏联会鼓动新疆各地暴动，乘机驱盛。蒋计划采取三个步骤：甲、派兵入疆助盛平乱，巩固省政；乙、划新疆归入第八战区，丙、与俄交涉彻底解决各案。⁽¹²⁾

面对新疆出现的新形势，国民政府军政部门紧急研究应对之策。7月中旬，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参谋次长程潜、军令部部长徐永昌、交通部部长张嘉璈、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主任贺耀祖、航空委员会主任周至柔等提出了一份《收复新疆主权方略》。该方略首先分析了目前的新疆局势，判断苏联目前尚不会对新疆动武，而盛世才将会倒向中央。该方略判断，苏联虽有吞并新疆的阴谋和足够的武力，但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如公然以武力占领新疆，暴露侵华态度，在政略及战略上均属不利。苏联将莫洛托夫致盛函抄送中央的目的，便是想对中国表示其无领土野心，并企图挑拨离间盛世才与中央的关系，迫其铤而走险，加以孤立，并嫁以罪名，日后将设法铲除，以便扶植另一傀儡。而盛世才在外临威胁内怵暴动的情况下，“势必依附中央，并望予以所要之支援，使苏联有所顾忌，不敢公然发动暴力行为，以苟延残喘”。

因此，该方略主张，中央政府应乘此之机，收复新省主权。但中央过去对新疆既缺少充分准备，现在尚无确实控制的实力，故目前应采取的政略是，“一面利用盛之地位及力量并扶之，使其逐渐中央化；一面敷衍苏联，迟缓植其对新之策动并尽速加强我甘、青、藏边军备，及一切必要之准备，俟机再确实控制之”。

在确定了挺盛并促使其中央化的方针之后，该方略提出分两个阶段来实施恢复新疆主权的目标。第一阶段为“过渡时期”。这一阶段，在对苏部分，“仍本睦邻政策，并运用政略，遏止其对新采取断然之行动为主眼”。要对苏方说明，“苏联与我新省间演成复杂不快之现状，系由于以往苏联与我新省间直接交涉所惹起。今后关于我新省与苏联间之问题，我中央政府当随时予新省以指示及监督，并说明现中、苏系同盟国家，一切外交，均应循正规”，以将外交权逐渐收归中央。在对盛部分，“以维持并利用其地位为主眼，在政治、经济、外交上，多方面以善意之扶助，俾增进其对中央之信赖，使逐渐中央化”。其拟采取措施包括：派遣军政大员前往新疆，与盛保持密切之联系，使苏联对新阴谋有所顾忌，并巩固盛的内向之信念；逐渐改组新疆省政府，并派遣优秀军政干部及特务人员，密入新疆工作，助盛加强组织；在经济上给予援助；派遣外交特派员驻迪化，以减轻苏联对盛的直接压力等。

在这一阶段，还要做好军事上的准备。其计划是：以保护油矿名义，向河西尤其玉门附近增派1师精锐部队；增辟南疆机场，以保护机场之名义，适时派遣一师以下的中央军于该地；以柴达木屯垦名义，催促骑五军尽速进驻该地；迅速进行控制西藏方案，奠定西南边防，以策应新疆；适时划南疆为一师管区，从事军备之建设。

在做好以上准备的基础上，如发生日寇北进攻苏，或苏对德军事惨败，或其他对中方更有利的事件，便将进入第二阶段即“收复主权时期”。在这一阶段，将向苏联提出解决两国外交悬案的要求，其内容包括：取消承认伪满、伪蒙，不得支持中共，撤退驻新之红军第8团及空军、战车等部队等。在此同时，“中央军有力部队开入新疆各要点，以武力确实控制之，肃清新省一切不稳分子，收复主权”。

该方略特别说明，收复新疆主权的步伐目前不宜迈得太快，“盛之地位，则岌岌不能自保，我又以鞭长莫及，尤以素鲜准备，暂时不能与以直接之支援，故上述外交要求，暂时未便提出，否则彼将置之不理。至于武力进入，亦属不利，盖我之余力及增援速度，均相形见绌，难期奏功，反有促成新疆现局迅速崩溃之虑，故以俟前述有利时机，乃能断然实施，以策万全”。⁽¹³⁾

7月20日，朱绍良二次出关，向盛世才传达中央对新疆的立场。朱带去了蒋介石给盛世才的手谕，并转告盛，关于其既往一切，“委员长不但原宥，且均为之负责”。⁽¹⁴⁾盛世才对此甚为感奋。

8月15日，蒋介石亲赴西北考察巡视，对新疆问题进行具体部署。蒋介石先后巡视了西安、西宁、酒泉、嘉峪关、张掖、武威等地。蒋原曾计划飞赴迪化，或要盛世才来一见，但朱绍良等商量后，认为两种办法皆不妥，安全难以保障，最后决定由宋美龄持蒋致盛函代表蒋去迪化，朱绍良与吴忠信等同行。蒋称宋美龄此行“以壮盛胆，亦所以慰之也”。⁽¹⁵⁾

8月29日，宋美龄一行到达迪化。宋对盛世才表示，中央坚决信任盛氏，将来新疆各项工作需要中央协助与否，全由盛氏决定。宋对盛提出四点：1.调派甘肃境内政府军由兰州进驻安西、玉门，牵制在哈密俄军；2.委派新疆外交特派员，将外交权归中央；3.肃清新疆共产党；4.着俄军退出新疆。盛则表示，蒋夫人此行，不仅带来了蒋委员长对新疆的重视、爱顾与信任，也将同样地把他十年来艰难困苦的情形及他“矢志拥护中央，尽忠党国，绝对服从领袖”的心情带给蒋委员长。⁽¹⁶⁾

8月31日，宋美龄携带盛世才致蒋介石专函返回嘉峪关。(www.xing528.com)

9月1日，朱绍良与盛世才达成协定，借助盛世才加强中央在新疆的影响力。双方决定：成立国民党新疆省党部，发展国民党组织，盛世才担任国民党新疆省党部主任委员；遴选新疆干部进国民党中央训练团，盛世才担任中央团新疆分团主任、中央军校第九分校主任；在新疆传播三民主义，盛世才担任省政府主席；新疆在对外政策方面与中央一致，盛世才担任新疆边防督办；盛世才担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新疆由此纳入到中央统一的战区体系中。9月6日至10日，蒋介石在西安主持召开了军事会议。9月14日，蒋自西安返回重庆。

此次西北之行，历时一月。出巡期间，蒋介石对处理新疆问题决定采取如下步骤：“1.先派第四十二军由兰青驻安西玉门，俾得控制哈密俄军之第八团；2.委派新疆外交特派员收回外交权归中央，使俄在新之外交纳入正轨；3.肃清新疆共党；4.令俄军离新疆境；5.收回迪化飞机制造厂。”蒋介石计划陆续向新疆派遣外交特派员、省府秘书长、教育厅厅长等高级官员。⁽¹⁷⁾

蒋介石对此次西北之行颇为满意，他自记曰，“本月巡视西北，自觉心得非甚鲜，甲、马步芳、河西驻军大部已撤退，中央军接防完妥，此为抗战与建国开发西北大根据地之一重大事件也；乙、新疆对中央心理已完全悦服矣”，“新疆盛晋庸对中央心理已无恐惧之心”。⁽¹⁸⁾

三、苏联势力撤出中国新疆

国民政府加强中央在新疆的影响与消除苏联在新影响的举措逐步展开。首先着手的是收回新省的外交权。1942年9月，国民政府指派吴泽湘为外交部驻新疆特派员，主持新疆外交事务。此前，新疆省府在苏联边境塔什干、阿拉木图、斜米、宰桑及安吉延等五处分别设立了总领事馆或领事馆，这些领馆直接听命于新疆省府，而不是中国驻苏大使馆。吴泽湘到任后，经与盛世才多次会商，达成了解决该五领馆的四条办法：1.新省府统一将苏联边境五领馆行政权交还中央，自本年10月1日起实行；2.自本年10月1日起，所有各馆经费改由外交部径发；3.各该馆首长及所属职员，如系隶属异党，将分期调渝受训，其他忠实首长、职员，经由外交部使领馆人员资格审查委员会审定资格后予以加委；4.前项调训人员，如苏方探寻理由，均不予解释。据吴泽湘9月28日致外交部电透露，如此安排，是因为这些领馆的首长及职员多系中共或苏共党员，故借词调任，到重庆后再定任免。⁽¹⁹⁾这样，国民政府首先在收回新疆外交权上取得了进展。

10月19日，经蒋介石同意，外交部就外交特派员权限发出指示，提出三项办法：1.地方之普通对外案件，由特派员遵照中央外交方针，商承省政府参照地方特殊环境，就地处理，随时报告中央备案。2.特派员与省政府对于处理某项对外案件之意见不能完全一致时，省政府与特派员应将各拟定处理之意见，汇报中央核示。3.遇有原则或关国家主权及经济利益之各问题，无论案件之巨细，应先请示中央核办。⁽²⁰⁾

12月19日，外交部再次指示吴泽湘，以后有关地方案件的交涉，“最好不由省府径复，仍由该特派员商承省府意见，转复苏方，以留转圜余地，而维我国外交齐一之系统”。⁽²¹⁾

经过一段时期的交涉后，盛世才渐知中央决心，决定交出外交权力。1943年1月，盛世才致电中央，提出新疆外交事务此后应由特派员全权处理：“职省地当边徼，外交问题频繁，须以外交人员统一办理，以一事权。”盛电称，吴特派员来新之初，对地方情形不太熟悉，故外交事务当由省府协助进行，有时省府亦直接办理相关事务，“现吴特派员驻新日久，地方情形之明瞭逐渐深刻，嗣后凡属外交问题似应由吴特派员全权处理，遇有英、苏领事提出问题时，须由地方协助者，可由省府竭力供给材料，俾臻妥善”。⁽²²⁾

2月18日，外交部对此前的外交特派员权限三项办法加以修正，提出新疆特派员公署联系办法四条：

一、地方之普通对外案件，由特派员遵照中央外交方针，商承省政府，参照地方情形，就地处理，随时报告外交部备案。如遇有疑难案件或有关条约解释时，应呈请外交部核示。

二、遇有关原则或开先例或关国家主权及经济利益之各案件，无论巨细，应先请示外交部核办。

三、特派员处理对外案件，如遇省政府另有意见时，特派员应将该案连同省政府意见，呈报外交部核办。

四、特派员于承办地方对外案件时，应与省政府随时取得密切联系，同时省政府应尽力予以协助，并供给各项有关资料。⁽²³⁾

2月28日，蒋介石核准了这一办法，并将此办法电发盛世才。

此前，苏联在新疆享有各种成文的和不成文的特权及特别利益，中央政府决心对苏联的这些特权加以限制或取消。1942年10月21日，外交部向蒋介石报告了准备与苏方交涉的问题，广泛涉及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主要内容包括：独山子油矿，中、苏应商订合办合同；迪化农具制造厂(即飞机制造厂)此前并无中、苏合办约定，全由苏联人员主持，似应早日收回或与苏联合办；拆撤新、甘省内苏联所设无线电台；新疆的归化军，实际上已成苏联军队，如苏联承认其为苏军，我方可请其全部撤出，如苏联认为系中国的归化军，中方自可分部调防，化整为零，予以遣散；对新、苏商务经济协定，做好交涉准备；苏方人员在新省所享受的特殊待遇，苏联飞机、车辆入新境不受检查等各事，应予以纠正；中、苏航空站应由华人主持或由中、苏两方人员合办。外交部认为，苏方在新非法行动相沿已久，中方现在进行调整，苏方似不致公然表示拒绝。惟难免有色取行违情形。因此，外交部建议“先派兵入新以为我决心处置之表示”。外交部同时指出，对苏联不宜操之过急，应把握时机，规定计划，次第实行。⁽²⁴⁾

与外交部的计划相比，盛世才则显得颇为激进。10月5日，盛世才向苏联驻迪化总领事普式庚递交了一份备忘录，要求除苏联外交官员外，其他所有在新疆的苏联人，包括军事顾问、军事教官、财政顾问、技术专家、工程师、医生、锡矿人员与探测人员，以及驻扎哈密的红8团整个部队，在3个月内，全部撤离新疆。

苏方对盛世才提出的撤员要求甚为不满，普式庚在10月16日转达了苏联政府的答复，表示所有军事人员及与锡矿有关的人员，均不同意撤退，只撤退那些在新疆服务已过两年的顾问、技术专家与医生等。对此，盛世才强硬地表示，无论是军人还是平民，所有的人都必须在限期前离去。如果矿工与探测人员不撤，省政府将不给他们一切设备，也不给他们提供保护；如果军事顾问与教官不服从，他们将从名册上除名，以后再也得不到任何的补偿；如果第8团不撤退，边防委员会将不再提供一切服务，哈密人民也不再供给他们食物与粮秣，“如果有任何不幸事件发生，责任在苏俄军事顾问与军事教官身上，新疆省政府将完全不负责任”。⁽²⁵⁾

在如何处理被捕的中共人员上，重庆与盛世才的想法也并不一致。从国共关系乃至中苏关系的大局考虑，蒋介石并不想剥夺这些被捕者个人的生命。他主张：“新疆共党百余人被盛拘禁事应即解决，使之归还延安，切勿杀害，更不宜久拘新疆境内，以防不测之变。”⁽²⁶⁾但盛世才显然没有接受蒋的意见，继续拘禁被捕的中共人员。

1943年2月上旬，驻苏大使傅秉常由重庆飞抵迪化，传达蒋对新疆问题的指示。傅与盛世才、朱绍良一起讨论了红8团撤退等问题。傅在事后给蒋介石的报告隐约显示出盛世才有操之过急的倾向，他提议新疆交涉事权宜交中央。傅在报告中表示，“惟默察国际局势及新疆情形，常及朱长官意见均以为不宜操之过急。至于其他新省一切交涉事项，似宜尽量移归中央办理较善，因苏联对盛督办似仍略存芥蒂，而对我中央态度则较为友善也”。⁽²⁷⁾

在对盛世才抵制了一段时期后，苏联态度发生变化，决定将其人员与设备全部撤出新疆。1943年4月10日，普式庚奉命正式通知新疆省政府：(1)所有在新疆地质考查团(新锡)工作完全停止；(2)将所有考查团人员一律撤回及一切机器运回苏联；(3)在工作人员撤回及机器运回时，希望新省予以便利与协助。

4月15日，普式庚奉命再次通报新疆省府，表示苏联政府已决定将驻扎哈密的红军第8团撤回苏联；苏联驻哈密飞行队亦完全调回，飞机制造厂亦决定取消，并于最近时间内将所有工人及技术管理人员、物资、机器等一并由新疆运回苏联。

中方原曾希望对迪化的飞机制造厂及独山子油矿等重要企业采取共同经营(中方股份占51％)的方式，使之继续运营下去。但苏方撤回所有机器及人员的做法，将使这些重要企业立即瘫痪。5月6日，中国外交部向苏方提出一份备忘录，表示，“中国政府希望苏联政府能将飞机厂及油矿机件价让”，并进而表示，“关于技术方面之设施及人员之雇佣，我方仍愿意与苏联合作”，似乎又表现出一定的和缓姿态。⁽²⁸⁾

然而，尽管蒋介石也希望留下这些设备，但与驱除苏联在新影响比起来，这些设备又显得不那么重要了。蒋更愿看到苏联尽快撤出，即使付出经济损失的代价也在所不惜。他在5月7日致函盛世才分析说：“如果国际或俄日无大变化，非万不得已，彼决不愿撤回此已装置之器材，故吾人不患其撤去之速也……至于其他各项，则静观其以后动作如何，若能早撤一日，则吾人应协助其早日撤回，不必强勉，亦不必有所顾忌，吾人所恃者，惟理与法而已，惟恐其对新锡机器不肯撤去耳。中意对新锡有关事件，总以根本撤销，不必以此区区机器而留一国家权利损失之病源耳。”⁽²⁹⁾5月底，苏方完成了军队的撤出及设备的拆除，蒋介石对此颇感欣慰：“俄国驻防我新疆哈密之第八团已完全撤退回俄，其在新疆所有霸占之工厂矿机皆亦全部拆回，此实我革命最大胜利，不啻补偿东四省失陷而有余矣。”⁽³⁰⁾

随着苏联航空队的撤离，新疆境内已无苏联飞机。但此前苏方在迪化、伊犁、奇台、哈密等地设立的航空站尽管无物资可运，仍然存在着，其附设电台仍继续工作。中方认为，现在“航空站已无存在必要，且该站电台仍继续工作，对我主权尤不无影响”。1943年12月，中国外交部通知苏方，要求在本月内，苏联在新疆设立的航空站及各站的无线电台等一律结束工作，并要求以后苏联飞机入境内时，须依照外国航空器飞航国境统一办法办理。⁽³¹⁾

苏联人员的撤退工作，总的来说，比较迅速。至1944年春，除外交人员外，苏联在新人员已全部撤离回国。与此同时，中央势力逐渐进入新疆。1943年4月，朱绍良调6个徒手新兵团入新，交由盛世才训练。盛世才将这些士兵编入省军或淘汰，但带兵的下级军官则调到军事机关做文职工作，多少显示了其对重庆有所提防的心理。9月，胡宗南部第18混成旅两个团进驻哈密。此后，大批中央军部队陆续入新，第29集团军司令部总部于1944年春移驻哈密。此外，国民党还陆续派遣党政干部入疆，渗透到新疆省政府的各个部门。

对于盛世才的倒戈，苏联非常愤怒，采取了在幕后支持新疆少数民族暴动的策略，使盛世才难以应付。苏联的这种压力，也为中央部队入新提供了机会。1944年3月，苏军甚至出动飞机进入新疆境内轰炸在中蒙边境的中国军队。国民政府一面对苏联的行为提出抗议，一面又看到了将更多中央部队开入新疆的机会。蒋自记曰：“安知俄国今日轰炸我新疆，而非为我国军正式进驻新疆，收复我主权之良机乎?谋事在人，成事在天。”⁽³²⁾

国民党的党政、经济、文教等各方面的人员也大量进入新疆。国民党中常会决定，重建国民党新疆省党部，以盛世才为主任委员，另派黄如今为书记长。1943年1月，国民党新疆省党部举行宣誓仪式。当年，成立区党部84个，区分部461个，小组808个，发展党员7224人。⁽³³⁾国民党力图通过建立各级组织及发展党员来加强对新疆的控制。1943年3月，国防最高委员会通过决议，决定成立新疆省监察使署，罗家伦出任监察使。重庆政府还制定了比较优厚的派新工作人员待遇办法，以鼓励内地工作人员入新。

1943年9月上旬，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1次会议在重庆召开，盛世才离新赴会。这是盛世才在新疆建立半独立王国后首次来中央参会。另一地方实力派首领云南省龙云也来到重庆。蒋介石对盛、龙来渝与会甚为看重，他在日记中一再写道：“此为国府成立以来未有之盛事，其一，本已加入俄共实际已为俄共之附庸新疆全土已入俄共之囊中。其一，为汪伪所欺弄，三年以前几乎已陷于寇伪阴谋之中，而今皆能坦然应召遵命到会，对内对外中央无形之威声增加，不可以道里计……此为抗战以来最足自慰，且亦自豪之事也，”“新盛滇龙应召到会，此为民国以来未有之盛事，可知国家与中央之威声比三十二年前不啻提高数倍矣。”⁽³⁴⁾

对于新疆主权的收复，蒋视为国民政府的极大成功。在1942年的年度总反省录中，蒋如此评价：“新疆省主席兼督办于七月间公开反正归顺中央，效忠党国，而河西走廊马步青军队亦完全撤退于青海，于是兰州以西直达伊犁直径三千公里之领土，全部收复，此为国民政府成立以来最大之成功，其面积实倍于东北三省也。此不仅领土收回而已，而新疆归诚中央以后，我抗战之后方完全巩固，倭寇更无意消灭我政府。”在1943年的年度总反省录中，蒋再次记曰：“内政则新疆行政与主权完全收复矣，此今年最大之成功也。”⁽³⁵⁾

四、盛世才调离新疆

然而，新疆局势的发展，对盛世才来说却是并不乐见的。一方面，中央势力入新后，其往日的独尊地位已不复在，他与国民党新疆党部人员的矛盾日益加剧。另一方面，他又面临着有苏联背景的新疆民族暴动。随着在西部战场渡过危机并逐渐转入攻势，苏联开始在新疆展开动作。1943年5月，苏联作出了推翻盛世才而以忠于苏联的新疆民族代表组成的政府取而代之的决定。苏联并决定在内务部和国家安全部的领导下成立行动小组，以推进这一计划。自1943年夏天始，新疆各地出现了反抗盛世才的组织，许多组织的背后都有苏联的身影。苏联为他们提供武器弹药，帮助组织武装暴动。在这种情况下，盛世才又开始考虑再次转向，以清除新疆的中央势力，重新向苏联表示亲近。

1944年4月至8月间，盛世才炮制了一个阴谋暴动案，展开了大规模的逮捕行动。4月，盛世才逮捕新疆省政府秘书长刘效黎、教育厅厅长程东白等十余人，罪名是受苏联和中共指使阴谋暴动。6月26日，大规模逮捕迪化150多名师生员工。8月11日深夜，盛世才以开会为名，诱捕国民党新疆省党部书记长黄如今、建设厅厅长林继庸等一批国民党在新要员，此后又逮捕了一批包括师长在内的高级军官。盛世才并声称，黄、林等人是混入国民党内的共产党，阴谋组织暴动的首脑是梁寒操(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梁与苏联驻迪化总领事串通，意图推翻新疆现政权。8月12日，盛世才向蒋介石报告了这一案情，称被捕者都是共产党。同时，盛世才又向斯大林报告，称被捕者是日本间谍和蓝衣社成员。盛密派亲信到苏联驻迪化总领事馆，请求苏联出兵解决中央部队，并许以阿山金矿、独山子石油等为酬劳。但苏联已不再相信盛世才，拒绝了盛的要求。

蒋介石当然也不会相信盛世才的借口，而苏方又把盛世才给斯大林的报告转给了重庆，盛的投机做法遂一目了然。重庆政府决定趁此机会解决新疆问题。此前，重庆政府已有将盛世才调离新疆之意。1944年3月，军政部曾建议，不要因新疆问题而使中苏关系变得更加复杂，从顾全中苏友好大局出发，应将盛世才调离新疆。6月，斯大林先后在会见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及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时，一再表示，将盛世才调离新疆是改善中苏关系的积极措施。华莱士抵达重庆后，将斯大林的这一谈话内容转告了蒋介石。

此时，盛世才可控制的部队只有2万人左右，中央军入新部队已有三个师，对迪化形成了大包围态势，后续部队亦可很快调入，空军也在酒泉布置了若干架飞机，可随时准备出击。盛世才再次起事的成算很小。蒋介石决定将盛世才调离新疆。

8月16日，朱绍良飞抵新疆，向盛世才提出调往重庆任职的要求。盛世才起初曾以新疆局势严重不能遽离为理由，企图拖延，后来又表示愿意让出省主席之位，但仍任边防督办。再后又请求留新6个月，布置军事善后事宜。但蒋介石决心已定，不为所动。权衡局势自知大势已去的盛世才，不得不向蒋介石提出辞呈。蒋介石很快批准了这一辞呈。8月26日，蒋介石回复盛世才，通知他调任农林部部长，并要求他尽快来渝就职。同时，为消除盛的顾虑，避免其铤而走险，蒋也向盛作出个人保证：“此后一切公私各事，中必为吾弟负其全责，主持一切，请勿顾虑。”⁽³⁶⁾

8月29日，国民政府宣布：新疆省政府主席兼新疆边防督办盛世才呈请辞职，准免盛世才本兼各职；裁撤新疆省边防督办公署；任命盛世才为农林部部长；任命吴忠信为新疆省政府主席，吴未到任前由朱绍良暂代。国民政府并决定，此后所有驻新疆各部队归军事委员会直辖，原督办公署应办事宜由新疆省保安司令部接办。至此，盛世才在新疆11年多铁腕统治宣告结束，新疆长期游离于中央政令之外的局面被彻底打破，新疆重新回到中央的直接控制之下。

盛世才的下台理顺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也去除了苏联必欲去之而后快的人物，但是，它对中苏在新疆地区的矛盾并不能真正缓和。9月5日，中国驻苏大使馆刘参事与苏外交部远东司司长会晤，谈及新疆问题时，刘以私人资格告称，“新疆边防督办已裁撤，省主席已易人，中央采此重要步骤，足以表示调整中苏关系之决心，希望苏方明了此意，加以协助。如双方能将全盘问题开诚协商，必得圆满解决”。然而，苏方对此反应并不积极，对盛世才下台后的中苏关系前景似乎并不乐观。该司长亦以私人资格答称：“新疆各问题并非单独性质，而为全部不正常之环境所造成，如该省当局不改变态度，则无法解决一般之问题，须知新疆问题在中苏关系中已成为最痛苦而伤心之问题。”该司长称，自中国抗战以来，苏联即予以诚意协助。例如苏联耗千百万巨款建立飞机工厂，担负非轻，但有人不重视苏方好意，反而对此工厂及其他事业造成不可忍受之环境。当苏联对德抗战最困苦之际，居然以怨报德，实属痛心！此次中国政府更换新疆当局，如其动机在调整中苏关系，则可令人满意。但苏联对于新疆之评价，尚须视该省新当局之态度如何而定。⁽³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