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共问题中的赫尔利介入

第三节　赫尔利介入国共问题

一、美国与民主宪政运动

抗战后期，美国越来越深地卷入到中国内政中。长期以来，美国在中国比较关心的是其经济利益，而对于中国内政，对于中国政府是否民主是否有效率则并不在乎。美国参加对日战争后，它开始关注中国内政。这既是出于共同作战的考虑，希望中国能在对日战争中坚持下去，牵制住日军主力，也是出于对战后世界格局的考虑，美国期望一个逐步采行西方民主体制的中国能在战后远东配合美国发挥积极作用。

1944年，大后方兴起了一场大规模的民主宪政运动，要求国民党放弃一党专制，建立民主宪政体制。这一运动便与美国有着难以切割的联系。美国舆论对国民政府及蒋介石的不断批评，对这一运动的兴起具有某种刺激作用。由于此时的美国为国民政府所倚重，美国舆论在若干人士眼中具有相当的权威性，它对中国国内的批评时政者便起到了某种鼓舞作用。对于这一点，美国驻华外交官们并不回避。美国驻华大使高思在一份报告中就曾指出，尽管中国过去也不断有对国民党政策的批评，但“美国媒体对中国状况的批评也许为对国民党的压制政策的更为频繁的公开批评提供了最初的推动力。”⁽⁴⁹⁾美国人所说的“最初的推动力”大概有些言过其实，但作为助推力之一应是可以成立的。

国民党当局对美国舆论的这种批评当然感到很恼火，曾一再向美国发出抱怨。外交次长吴国桢便曾向高思抱怨外国舆论对中国检查制度的批评。吴国桢说，其他国家的检查制度，尤其是苏俄，比中国更为严格，他不能理解为什么外国舆论在这方面“老是挑剔中国”。高思解释说，中国的情况与苏联不同。苏联的状况美国早已尽知，人们已经不相信它们。但中国不同。他所看到的美国媒体的批评，潜藏着的是对中国的友谊、善意与信心，它反映了美国人民对中国的真实态度。如果中国希望美国人民继续保持对中国的友谊和支持，就不应害怕让美国人民了解事情的真相。⁽⁵⁰⁾

蒋介石认为，美国对国民党的片面看法是受了中共宣传的影响。他在1944年4月致驻美大使魏道明电中指出，共产国际及中共“在美国之宣传已奏大效矣”，要求他向罗斯福指出这一情况。⁽⁵¹⁾根据蒋介石的意旨，魏道明于4月30日会见美国国务卿赫尔，指出“中共在美宣传，意在企图争取同情及破坏我政府威信，此间一部分舆论不察，近时有对我不良批评，甚至涉及国家尊严及军队荣誉，此等批评出于友好美国社会，国人感觉尤敏，影响殊大”，魏道明请赫尔注意设法纠正，以增进两国人民间之友谊。⁽⁵²⁾

不只是美国舆论对国民党发出了批评，美国官员在与国民党官员的接触中也表示出对现状的担忧，发出了要求其进行政治改革的信息。1943年9月，美国驻华代办艾切森(George Atcheson)在与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的谈话中表示，中国对强化战争努力明显缺乏兴趣、国共之间的矛盾、中国显著发展着的法西斯倾向以及民主政治的削弱，都使美国感到担心。吴铁城比较详细地解释了国共之间的问题。而对法西斯倾向问题，只是笼统地声称，一些措施在战时是必要的，但中国绝不会成为法西斯。⁽⁵³⁾

根据美国的政治理念和经验，美国人向国民党政府开出了实施民主以挽救危机的药方。美国总统罗斯福曾向蒋介石提出过三点建议，其中包括“中国宜从早实施宪政”和“国民党退为平民，与国内各党派处同等地位，以解纠纷”。⁽⁵⁴⁾

第二次宪政运动兴起后，希望在中国实现西方民主制度的中间党派力图争取美国的支持。据美国外交官报告，昆明的民主人士便曾通过美国驻昆明总领事兰登(W.Landon)向美国政府发出请求帮助的呼吁。他们指出，中国在蒋介石政府的领导下前途暗淡。他们要求美国“向国民党政府施加压力，迫使其扩大政治基础”。否则，美国所提供的物质援助只能是加强国民党的反动政权。他们要求重组国民参政会和各级地方民意机关，保护思想、言论、集会和结社的自由。⁽⁵⁵⁾

1944年6月，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华，这给那些期望获得美国支持的人带来了新的希望。6月15日，民盟要员梁漱溟请美国驻桂林领事馆转交一份致华莱士的信。信中指出，中国目前的困境是国民党独裁的直接结果。现在的中央政府对消灭中共和各省的力量比对抗日更为关注。该信提议：1.废除国民党的一党专政；2.由各政党和团体的代表会议取代现在的立法机关，行使监督政府运作的权力。该信指出，尽管这些是中国的内政问题，但是，美国作为中国的盟友，它有权期望获得中国的协调行动。中国的强大和统一也是全体盟国的利益所在。⁽⁵⁶⁾

蒋介石当然不愿意看到美国过多地卷入中国内政，不愿意看到华莱士成为民主反对派人士的救星。华莱士到达中国后，蒋介石在6月21日的欢迎宴会上特地谈及民主问题，他声称中国正在努力地改进自己，“但是以中国人口如此的众多，幅员如此的广阔，传统习惯如此的久长，而要使中国彻底现代化，其所包含的困难又是如此的复杂，我们要达此目标，当然需要很多的时间，而不是咄嗟可就的”。蒋表示，中国正在努力建立民主，“但是经验告诉我们，真正的民主不是一蹴可及的。民主不是一种口头禅，民主更不仅是纸上的条文；民主是一种制度、一种思想和生活的形式。正因为如此，我们国父孙中山先生主张在实施宪政以前，必须经过一个训政时期”。⁽⁵⁷⁾这样的欢迎词，无疑是要告诉美国人，中国与美国国情不同，不要跟中国谈复杂而远不可及的民主问题。

在华莱士访问昆明时，西南联大的7个学生组织贴出英文大字报欢迎华莱士来访。该文批评国民党政府限制民主运动，使用秘密警察。该文还称赞华莱士是民主的支持者，表示欢迎外国对中国缺点的批评，并指出中国不仅需要西方的技术，而且需要西方关于自由和民主的观念。复旦大学的学生则向美国驻重庆的使馆官员递交了一封致华莱士副总统的信和一封致美国人民的公开信，要求美国支持中国的民主运动，反对法西斯主义。⁽⁵⁸⁾

华莱士访华期间，曾建议蒋介石对政府作适当改组。他希望国民党能避免俄国克伦斯基政府的命运，指出摆脱危机的出路，是实行民主改革，允许中共代表参加政府。他认为中共不过是要求实行土地改革的民主集团。华莱士并转述了罗斯福对国共两党的看法。罗斯福认为，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党员终究都是中国人，他们基本上是朋友，“朋友之间总有商量的余地”。但蒋介石并不认同华莱士对中共的看法，他认为，美国很多人是受了共产党的宣传，中共正在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指使下企图夺取政权；而且，“中国共产党人比俄国共产党人还更共产主义化”。⁽⁵⁹⁾

国统区的民主人士也一再向美国驻华外交官强调，帮助中国实现民主是符合美国战略利益的。他们指出，美国现在有能力促使中国进行必要的内政改革，产生一个更为自由的更有代表性的政府。一个由更具代表性的政府领导的自由的中国，将是远东和平的一支重要力量，与现正处于反动政权的高压措施控制下的中国比较起来，这个中国将更是美国的天然盟友。国民党内不满蒋独裁统治的人士也呼吁美国对蒋介石施加压力。一位未透露姓名的国民党内人士指出，蒋介石现在正依靠美国，美国应该抓住这一时机对蒋施加压力，否则，战争结束后便有可能出现这样的前景：蒋会稳固它的权力，中国会有20年或30年的时期处于法西斯独裁统治之下。⁽⁶⁰⁾

美国驻华外交官向国内发去了若干揭露国民党弊政的报告。驻华使馆三秘谢伟思指出，“空前规模的明目张胆的贪污腐化从上到下充斥并腐蚀着政府和军事机构”，“由于国民党实行自私的政策并拒绝接受进步的批评，它正失去人民对他的尊敬和支持”。谢伟思断言：“国民党在中国社会中不再是统一和进步的力量。”“国民党的现行政策看来必定要失败。如果这一失败导致中国崩溃，它将给我们在远东的近期军事计划和长远利益带来灾难。”他认为，国民党不依靠人民且得不到人民支持，已无法激起民众在战争初期曾经出现过的那种民族热情，解决的方案只有实行民主改革：“只有通过政治改革，才能恢复战斗意志、统一国家、消除地方军阀主义、解决共产党问题、制定避免崩溃的经济政策、出现一个真正得到人民支持的政府。民主改革是中国军事上、经济上和政治上所有重要问题的关键所在。”谢伟思认为，美国可以并且应当在中国民主化进程中发挥积极的作用。美国应当“向国民党和中国人民表示我们对民主的善意和严肃的关注”，只要美国谨慎地施加这影响，是有可能达到这一目标的，因为“人民对民主的要求已很强烈”。⁽⁶¹⁾

美国对中国政局的发展一直十分关注。从抗日大局出发，美国希望能调解国共关系，使双方团结起来，共同抗日，共同面对危机。因此，美国对联合政府之类的主张也颇感兴趣。早在1944年7月上旬，即在美国向国民政府提出由史迪威统一指挥中国军队的建议时，美国便产生了建立一个包括国共等各抗日党派的联合机构的想法。7月4日，美国驻华使馆参赞艾切森在与孙科谈话时，提出了如下经过美国驻华大使馆讨论的设想：由蒋介石召集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各党派代表组织一个军事委员会或最高统帅部，来共同承担战时国家的领导责任，大家与蒋介石一起承担责任，开展有效的军事行动，以拯救国家尚存地区。蒋介石同时向各党派保证，他不再企图以军事手段来解决国内政治矛盾，号召大家共同制定和实行一项军事行动计划，并呼吁人民重新恢复抵抗，重建统一战线。艾切森说，他认为，对于委员长来说，这将是一个有政治家气度的步骤，肯定会提高他作为中国领袖在国内外的声誉。孙显然很热心地听取了这个建议。⁽⁶²⁾

美国国务院对驻华使馆的这一建议表示支持。7月8日，赫尔致电高思，表示国务院认为，实行这一建议，“对于改善当前政治和军事形势，看上去应当是一个具有建设性的步骤”，要求高思“应当根据情况特别强调指出这一建议作为解决目前严重局势的一种方法所具有的好处”。⁽⁶³⁾

7月11日，高思与宋子文谈话，再次提出了这一建议。宋子文认为，蒋介石不大可能接受改组政府的主张。他说，蒋介石最近曾对无党派报纸《大公报》的总编辑说：“新闻界现在可以有极大的自由，可以讨论诸如宪法这样的问题，但它无论如何不得提出任何改变政府的主张。”对于美方提出的建议，宋表示需要时间考虑，他需要与现在正住在他家里的考试院院长戴季陶进行讨论，戴是委员长最老也最亲密的朋友，他对蒋有影响力。

高思认为，中国局势正在迅速陷入绝境，“只能采取一些根本性的措施来改变局势，即建立一个由中国一切党派和团体的代表组成的统一战线，由他们与蒋共同负责制定和实行恢复抵抗与振奋人民及军队抵抗精神的计划。在蒋这一方面需要来一个彻底的转变……”高思认为，虽然目前还不能确认即使蒋同意后其他方面是否愿意参加进来，但这一步骤值得一试。高思建议，“应当由总统通过外交渠道提出来”。⁽⁶⁴⁾

8月31日，高思在与蒋介石谈话时直接提出，应联合其他团体与党派的领导人和资深代表组成一个军事委员会，人们在这一机构中为了进行抗日战争而共同分担责任，以找到一种解决中国基本的政治和军事困难的办法。然而，据高思报告，“委员长对建议甚至没有作出礼貌性的反应”。高思的感觉是：“他的态度和以前一样强硬，如果不是比以前更加强硬的话。唯一能够接受的解决办法就是中国共产党根据政府以及他和目前国民党领导人的要求与愿望而投降。”⁽⁶⁵⁾

在驻华外交官数次以个人意见形式提出建议而毫无效果的情况下，1944年9月9日，赫尔致电高思，授权他向蒋介石转告美国总统和国务卿的如下看法：美国不只关切国共关系的不睦，而且也关切着中国其他地区非共产党人士的不满。美国不是出于关心中共或持不同意见者，而是为了盟国，为了美国自己，同时也为了中国，出于对“我们的利益、联合国家的利益和中国的利益”的“急切关注”，“我们十分希望中国人民在一个强有力的并具有广泛代表性和宽容精神的政府领导下，开发和利用他们所有的物质和精神资源，以继续进行战争并建立持久的民主和平……我们觉得，一个在蒋介石领导下代表着中国所有有影响的集团并拥有全权的委员会或某种机构将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最有效的机构”。⁽⁶⁶⁾赫尔并要求高思将此电通知赫尔利、史迪威和纳尔逊，同意他邀请其中的一位或数位一同去见蒋。

9月15日，在中共代表正式提出建立联合政府主张的当天，高思与艾切森一起拜访了蒋介石，进行了将近一个半小时的谈话。高思提出建立联合军事委员会或类似机构的问题，蒋介石显然不愿讨论这类问题，很快把话题转到国民参政会上，意图以此搪塞，并明确表示改变政府结构“不是在目前应该做的事”。高思则提醒说，“国民参政会纯粹是一个咨询机构”，他认为，目前吸收其他党派参加政府是可取的，各国在发生危机之时，组织全民政府乃常用之法。高思并解释说，他的建议并不是要现在立即改组政府，而是打算建立一个有其他政党和集团的军政领导人参加的联合军事委员会，以使各主要党派都能参与目前的危机解决并分担责任。当然，这一委员会应该“有权有责”。对此，蒋介石只是含混地表示，他将“考虑采取步骤”。高思对蒋颇为失望，他感到蒋“对共产党问题的态度没有任何基本的变化”，“有理由相信，按照他有限的经历和训练，不论是对民主的作用，还是对民主的运用，他都没有任何实际的概念”。⁽⁶⁷⁾蒋介石对美国的态度也深感不满，蒋在当月的反省录中记曰：“高斯15日来见……令人心寒。”⁽⁶⁸⁾

二、赫尔利与延安协定草案

在史迪威指挥权危机发生后来华的赫尔利，主要肩负着两大任务，一是调解史蒋关系，二是调解国共关系。史迪威被召回后，其主要任务便为调解国共关系。

赫尔利认为，苏联的态度对他的使命至为重要。他在离开华盛顿前与国务卿的谈话中便表示，“中国的共产党问题在我们确定苏联对于中共的真实立场之前，我看是不能获得解决的”。因此，赫尔利在来华途中取道苏联，拜会了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以探知苏联的立场。莫洛托夫显然对赫尔利打起了太极。他声称，苏联政府对于中国内部的事件和发展，不负任何责任。中国某些地区的人民很贫困，这些人中，有人自称共产党人，但与共产主义不发生任何关系。这只是他们对其经济情况不满意的一种表示，一旦他们的经济情况改善，他们就会忘记这种政治倾向。不应把苏联政府与这些“共产主义分子”联系起来，也不能因这种情况，而对苏联政府作任何谴责。莫洛托夫并表示，假若美国帮助中国人统一国家，改进军事的和经济的情况，并为这种工作选择他们最优秀的人物，苏联方面将至感高兴。⁽⁶⁹⁾

1944年10月中下旬，赫尔利先后三次与中共驻重庆代表林伯渠、董必武会晤，表示他是代表罗斯福来帮助中国团结的，决不对任何党派有所偏私；中国现政府不民主，中共应得到合法地位。他表示准备在国共两党之间进行撮合，蒋介石已同意他与中共接触，必要时他可去延安。中共代表对赫尔利访问延安表示欢迎。

10月28日，赫尔利向蒋介石提出了一份国共协议草案，共五条：

1.双方共同合作，实现国内军队统一，以便迅速打败日本，解放中国。

2.双方均承认蒋介石为中华民国主席及所有中国军队的统帅。

3.双方拥护孙中山之主义，在中国建立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双方采取各种政策，以促进政府民主程序的进步和发展。

4.国民政府承认中国共产党，并将给予合法政党地位；国内各政党，均给予平等、自由与合法之地位。

5.中国只有一个中央政府及一支军队，中共军队与政府军队官兵将依其职阶享受同等待遇，各部队在军火和给养分配方面亦享受同等待遇。⁽⁷⁰⁾

蒋介石对赫尔利的这一方案并不满意，认为它实际上承认了国共双方的平等地位。国民党方面对这一方案进行了修改，更多地强调了“政令军令统一”的思想。如将第2条改为中共军队应接受中央政府及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将第4、5条位置对调，有关军队同等待遇的条文，加上“被中央政府改组”的前提。

赫尔利带着如下提案于11月7日飞抵延安：

一、中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将共同工作来统一在中国的一切军要力量，以便迅速击败日本与重建中国。

二、中国共产党军队，将遵守与执行中央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的命令。

三、中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将拥护为了在中国建立民有、民治、民享的孙中山的原则。双方将遵行为了提倡进步与政府民主程序的发展的政策。

四、在中国，将只有一个国民政府和一个军队。共产党军队的一切军官与一切士兵，当被中央政府改组时，将依照他们在全国军队中的职位，得到一样的薪俸与津贴，共产党军队的一切组成部分，将在军器与装备的分配中得到平等待遇。

五、中国政府承认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地位，并将承认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的合法地位。中国一切政党，将获得合法地位。⁽⁷¹⁾

赫尔利与中共领导人进行了三天会谈。赫尔利首先表示，他此次延安之行受罗斯福总统委托，也得到了蒋介石的同意。他并声称，国共两党都是爱国的政党，蒋介石也是一个爱国的中国人。蒋介石希望统一中国的军事力量来加速打败日本的步伐，为此蒋介石准备承认共产党和各少数党派的合法地位，允许共产党以某种形式参加军事委员会。⁽⁷²⁾美国无意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美国希望中国军队能够统一起来与美军合作抗战。

毛泽东在与赫尔利的会谈中阐述了中共的一贯主张，反复强调改组国民党政府建立联合政府的必要性。毛泽东指出，当前国民政府在政治、军事、经济、社会各方面都面临着深刻的危机，这是由不民主造成的。政府要避免崩溃，就必须改组。对于军队改组问题，毛泽东把中共军队与国民党军队作了对比，指出一个是生气勃勃英勇善战，一个是丧失战斗力、不听命令、一打就散、腐败不堪，中国人民的公意是“哪个军队腐败，就应该改组哪个”。毛泽东对赫尔利方案逐条表示了意见。⁽⁷³⁾

11月9日，中共提出了《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协定》草案，其中包括改组国民政府成联合政府、改组统帅部成联合统帅部等内容。对中国情况所知甚少的赫尔利并不理解蒋介石所同意的让中共参加政府与中共提出的建立联合政府之间的区别，对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表示了赞同。10日，赫尔利与中共就新的协定草案达成共识。毛泽东在《五条协定草案》上签了字，赫尔利则以证人身份也签了字。

这一草案的主要内容为：

一、中国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应共同工作，统一中国一切军事力量，以便迅速击败日本与重建中国。

二、现在的国民政府应改组为包含所有抗日党派和无党无派政治人物的代表的联合国民政府，并颁布及实行用以改革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新民主政策。同时，军事委员会应改组为由所有抗日军队代表所组成的联合军事委员会。

三、联合国民政府应拥护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建立民有民治民享之政府的原则，应实行用以促进进步与民主的政策，并确立正义、思想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向政府请求平反冤抑的权利，人身自由与居住自由，联合国民政府亦应实行用以实现下列两项权利即免除威胁的自由和免除贫困的自由之各项政策。

四、所有的抗日军队应遵守与执行联合国民政府及其联合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并应为这个政府及军事委员会所承认。由联合国得来的物资应被公平分配。

五、中国联合国民政府承认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及所有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⁷⁴⁾

同日，毛泽东致信罗斯福，表示“这一协定的精神和方向，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八年来在抗日统一战线中所追求的目的之所在……今一旦得赫尔利将军之助，使我们有实现此目的之希望，我非常高兴地感谢你的代表的卓越才能和对于中国人民的同情”。毛泽东承诺：“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已一致通过这一协定之全文，并准备全力支持这一协定而使其实现。”该电并表示：“我们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一向是有历史传统的深厚友谊的。我深愿经过你的努力与成功，得使中美两大民族在击败日寇，重建世界的永久和平以及建立民主中国的事业上永远携手前进。”⁽⁷⁵⁾

此时的赫尔利对于顺利与中共达成五项协议也深感愉快。中共领导人表示继续承认蒋介石的领袖地位，更使他感到满意和放心。他向毛泽东表示，五点协议的条款是公平合理的，他将尽一切力量使蒋介石接受这一方案。赫尔利称赞毛泽东不仅有非凡的智慧，而且有公平的态度，他这次能和毛泽东一起工作，实为平生快事。他庆幸中国人民有了这样一位大公无私，一心为人民谋福利的领袖。赫尔利感觉非常乐观，在尚未知会国民党方面的情况下，认为蒋介石将会接受这个协议，也不给国民党方面作出修改和回应的时间，竟主动提出请毛泽东签字于五条协定之上，他本人也以证人身份签了字。包瑞德对此事亦甚表乐观，“这五要点，在赫尔利将军见证之下，毛主席已予以接受，蒋如拒绝，赫尔利将军就可以很清楚地告诉罗斯福总统：“这五要点，我认为很公平，毛同意了，蒋不同意。”⁽⁷⁶⁾

赫尔利在致毛泽东信中高度赞扬了中共的合作精神：“我感谢你的光辉的合作与领导。这种合作与领导表现在你率领你的政党提出协定上……请信赖我对于你用以解决一个最困难的问题的智慧和热忱的品质，深感愉快。你的工作，是对于统一中国的福利及联合国家的胜利的贡献。这一光辉的合作精神，不仅将继续于战争的胜利中，而且将继续于建立持久和平与重建民主中国的时期中，这是我们的恳切愿望。”⁽⁷⁷⁾赫尔利的这番话不应只视为恭维之词，而是他确实感到中共通情达理，所提要求与美国的设想并无太大区别。赫尔利在致罗斯福的报告中曾报告说，协议中“几乎所有的基本原则都是我们的”。⁽⁷⁸⁾

尽管赫尔利此时对五条协定大加肯定，但中共还是清醒地意识到了赫尔利的幼稚之处及这一草案将会遇到的困难。在11月9日召开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向会议报告了与赫尔利会谈的情况。周恩来在发言中指出，蒋介石认为我们参加政府和成立联合政府是有区别的，但赫尔利则将二者混而为一，所以以为蒋不至于为难。估计蒋介石必定会对这次会谈作出的协定提出修改。⁽⁷⁹⁾

赫尔利兴冲冲拿回了这个他认为解决中国问题的比较理想的方案。这一要求国共双方都作让步的将国家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同时实现的方案是比较符合美国的治国原则的。赫尔利曾对戴维斯说，他与共产党达成的协议是合理的，如果谈判失败，错误更多的是在国民党方面。然而，正如中共所料，国民党拒绝了这一方案。当赫尔利将五条协定草案交给宋子文时，宋当即指出赫尔利被“共产党的旧货单子骗了”，表示“国民政府永远不会答应共产党的要求”。蒋介石则表示，他不愿在中国造成南斯拉夫和波兰那样的局面。五点协议在美国和英国可以作为解决同类争端的办法，但在中国则意味着国民党被共产党彻底打败了，等于把政府的控制交给共产党。在他没有看到国民党政府被彻底击败之前，他决不会同意组织联合政府。不知所以然的赫尔利认为，联合政府只是个名称问题，但蒋介石却认为这是个生死存亡的问题。赫尔利提议，如果蒋不喜欢“联合政府”这个词，那就换个说法好了，叫“两党政府、多党政府或党派政府”都可以。⁽⁸⁰⁾

但蒋介石不为所动。赫尔利起初对国民党的顽固态度非常不满。他在会见王世杰和张治中时，指责他们对谈判缺乏诚意。他甚至曾对周恩来表示，要与毛泽东站在一起同国民党斗。他在致罗斯福电中报告说，他与蒋介石及国民政府的要员商讨了好几天，“情形非常困难。蒋介石看来认为，拟议中的协定最终将导致让共产党控制政府。我认为他的这种意见是不正确的。我几乎不断地找他和他的顾问们谈。我可能会使他们相信，和共产党达成一个合情合理的协定是必要的……我相信蒋介石本人是渴望与所谓共产党达成和解的。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中的大多数官员和他的私人顾问们强烈地反对”。⁽⁸¹⁾

国民党在11月15日和17日先后两次提出反建议，但赫尔利皆不满意，予以拒绝。11月19日，国民党提出新的三点反建议：

一、国民政府为达成中国境内军事力量之集中与统一，以期实现迅速击溃日本，及战后建国之目的，允将中国共产党军队加以整编，列为正规国军，其军队饷项军械及其他补给，与其他部队受同等待遇。国民政府并承认中国共产党为合法政党。

二、中国共产党对于国民政府之抗战及战后建国，应尽全力拥护之，并将其一切军队移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辖。国民政府并指派中共将领以委员资格参加军事委员会。

三、国民政府之目标本为中国共产党所赞同，即为实现孙总理之三民主义，建立民有民治民享之国家，并促进民主化政治之进步及其发展之政策。

除为有效对日作战之安全所必需者外，将依照《抗战建国纲领》之规定，对于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及其他人民自由加以保障。

在这三项原则外，国民政府并准备实行如下三项办法：1.在行政院设置战时内阁性质之机构(其人数为7人至9人)，为行政院决定政策之机关，并将使中国共产党及其他党派之人士参加其组成。2.关于中共军队之编制及军械补给等事，军事委员会将指派中国军官二人(其中一人为现时中共军队之将领)暨美国军官一人，随时拟具办法，提请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核定。3.在对日作战期间，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将指派美国将领一人为所属中共军队之直接指挥官。⁽⁸²⁾

在国民党方面的坚持下，有史迪威作前车之鉴的赫尔利退让了，他并没有向蒋施加压力迫其让步。相反，他很快倒向蒋介石。因为，美国政府给他的使命很明确，那就是支持蒋介石在中国的领导地位。赫尔利不愿冒与蒋介石对抗的风险，不想重蹈史迪威的覆辙，他转过头来竭力劝诱中共接受国民党的方案。赫尔利背弃了在延安的承诺。11月21日，赫尔利向中共代表周恩来转交了国民党的上述三点反建议。国民党的这一反建议完全回避联合政府问题，实际上成了一个让共产党交出军队的“招安”方案。周恩来当即向赫尔利指出这一仅仅让中共代表参加军事委员会的方案毫无意义：第一，军事委员会的委员徒有虚名，并无实权，而且从来不开会，冯玉祥、李济深便是例子；第二，中共代表只参加军事委员会而不参加政府，不能参与决策。⁽⁸³⁾此后，赫尔利等人以向中共提供美援来劝诱中共接受这一方案。

面对国民党方面的顽固态度，在重庆主持谈判的周恩来和董必武起初曾设想提出折衷方案，不直接提出联合政府的要求，而要求改组国防最高委员会为各抗日党派参加的联合的国防最高委员会，改组行政院为各抗日党派的联合内阁，改组军事委员会为各抗日军队组成的军委会；承认中共和所有抗日党派为合法政党；中共军队编列为正规国军，将获得盟国物资公平分配。但估计到蒋介石仍不会接受这一方案，周恩来提议，如果国民政府一时不能改组上述三机构，中共将根据战争需要和人民的要求先成立解放区联合委员会。同时，在中国战场设立联军统帅部，由美国方面的代表担任统帅，中国所有抗日军队应有代表参加这一统帅部。这一方案仍期望利用美国来牵制国民党。

然而，经过反复权衡，毛泽东最后决定仍坚持五条协议。12月7日，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组长包瑞德与周恩来同机飞赴延安。次日，毛泽东在与包瑞德的长谈中指出，国民党的“三点”是要中共“完全投降”，“牺牲自己”。中共如果接受了这三点条件，就是被反绑了双手。那么，即使在军事委员会中“插进一只脚”，即使受到全世界的赞许，也没有任何用处。毛泽东亮出了中共的底线，表示中共在“五条”协议中已经作出了全部让步，此后不能再作进一步的让步。中共不能以牺牲自己的自卫手段来寻求援助，即使没有别的国家的支持，中共照样能够挺立，能够自由行走。⁽⁸⁴⁾

12月12日，毛泽东与回到延安的周恩来向留在重庆的中共代表王若飞发出指示，指出“牺牲联合政府，牺牲民主原则，去几个人到重庆做官，这种廉价出卖人民的勾当，我们决不能干，这种原则立场我党历来如此。希望美国朋友不要硬拉我们如此做，我们所拒绝者仅仅这一点，其他一切都是好商量的”。⁽⁸⁵⁾

12月20日，赫尔利电请周恩来返回重庆，重开谈判。周恩来复电中表示，只有废除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组织民主联合政府，才能使中国走向民主，使人民开始走向自由。国民党一党政府内的个别人事变动并不能改变现在的国民政府及其政策。既然国民党不愿改变态度，继续谈判毫无意义。周恩来提出，国民党果然要革新政治，表示其与民更始的决心，应首先实现如下四条：一、释放全国政治犯，如张学良、杨虎城、叶挺、廖承志及其他大批被监禁的爱国志士；二、撤退包围陕甘宁边区及进攻华中新四军、华南抗日纵队的国民党大军；三、取消限制人民自由的各种禁令；四、停止一切特务活动。⁽⁸⁶⁾

三、赫尔利公开宣布扶蒋政策

中共认为，赫尔利的态度可能是其个人行为，美国政府可能并不了解中国的真相，遂产生了绕过赫尔利直接与美国政府联系的想法。1944年12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在与美军观察组组长包瑞德谈话时表示，他们认为美国总统与美国人民对中国情况不会那么清楚，不会意识到蒋介石在多大程度上失去了中国人民的支持，是多么不得人心。1945年1月9日，中共通过观察组代理组长克罗姆利(Raymond Cromley)提出了派遣非官方代表团去美国，向美国公众和官员解释中国局势的建议。中共提出，希望派遣最高领导人访美，“如果罗斯福总统表示愿意在白宫把他们作为中国的一个重要党派来接待，毛泽东和周恩来愿意尽快地单独或同去华盛顿”。⁽⁸⁷⁾中共并强调，绝不能让赫尔利知道此事，因为中共不相信他的判断力。不幸，这一电报在转经重庆时还是落到赫尔利手中。赫尔利随即在致华盛顿的电报中对中共与美国在华人员的这种接触进行了猛烈抨击。

1945年1月，赫尔利又与国民党共同制订了一个新的方案。其主要内容有：在行政院下成立包括中共和其他非国民党人士参加的具有战时内阁性质的新机构；成立由政府代表、中共代表及美军军官组成的三人委员会，负责整编中共军队事宜；由一名美军军官统帅中共军队；承认中国共产党为合法政党。

1945年1月24日，周恩来重返重庆。次日，赫尔利向周恩来提出了这一方案，周恩来当即表示拒绝，指出在问题还没有解决之前，“你们就要参加和指挥中共的军队，这岂非不公之至”，单独组织整编委员会用以整编中共的军队，这也不公平。对于赫尔利的这一建议，毛泽东更为尖锐地指出，“将中国军队，尤其是我党军队隶属于外国军队，变为殖民地军队的恶毒政策，我们绝对不能同意”。毛泽东再次指示周恩来，今后“史迪威式之指挥全国军队，请勿强调”。⁽⁸⁸⁾

由美军将领指挥中共军队的设想，并非赫尔利个人的心血来潮时的提议，它反映了美国政府的意图。美国国务卿斯退丁纽斯(Edward T.Stettinius)曾在1945年1月4日向罗斯福提出，如果国共两党不能达成协议，“另一种办法便是由一名美国军官指挥所有中国军队，据认为这是蒋介石与共产党都会同意的”。这一举措的目的不只是着眼于战时，还着眼于战后，“这将为在临近共产党控制地区的登陆消除政治上的困难。如果俄国在远东参战，由美国军官统率中国武装力量较之中国分裂的军事指挥要有利得多”，“美国的军事指挥将在中国战事结束后的最初一段时期发挥一种政治上的稳定影响”。⁽⁸⁹⁾

2月2日，周恩来向国民党提出召开党派会议的提议，要求国、共及民盟三方的代表应参加这一会议，会议有权讨论和决定如何结束党治、改组政府，起草施政纲领。各方代表在这一会议上享有平等地位。13日，周恩来由赫尔利陪同会见蒋介石，但蒋介石傲慢地宣称：“联合政府是推翻政府，党派会议是分赃会议。”⁽⁹⁰⁾这实际上是毫无余地地表明了对联合政府的拒绝态度。周恩来决定立即返回延安。3月1日，蒋介石在宪政实施协进会上发表演说时宣称，他不能结束党治，也不同意成立联合政府。蒋并宣布，将在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这一“国民大会”是战前由国民党一手包办而产生的，蒋介石此举无疑宣布国共有关联合政府的谈判到此终结。

对于赫尔利片面支持蒋介石的做法，美国驻华外交官和国务院远东司的官员都曾表示过不同意见。他们认为，从长远来看，美国对华政策应当“保持一定程度的灵活性，以便能与任何最有可能创建一个统一、民主、友好的中国的领导人合作”。⁽⁹¹⁾赫尔利对持不同意见者采取严厉态度。1945年1月，主张对国共之争持灵活态度的戴维斯被调离中国。2月，赫尔利回华盛顿述职，利用这一机会，驻华使馆的政治官员经过集体讨论起草了一份电报，由代办艾切森签署后发往国务院。该报告指出，美国采取明确的只支持蒋介石的政策，将使蒋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不愿作出任何妥协，这既不利于目前的战争，也不利于中国将来的和平与团结，如果这种局面持续下去，内战的爆发将可能加速。报告认为，应该继续与中共及其他抗日集团保持合作，建议“总统以明确的语言告诉委员长，军事上的需要要求我们向共产党人及其他能援助对日作战的适当集团提供补给并与之合作，我们将为此采取直接的步骤”。⁽⁹²⁾

国务院中国科的官员们与驻华外交官持相同看法。中国科在3月1日、2日的两份备忘录中再次主张持灵活政策。他们主张，从短期来说，为了最有效地进行战争，应当继续推动中国所有军事力量的联合，至少是合作；从长期来说，对蒋介石保持一种灵活的政策显然是符合美国利益的，这样，一是可以在蒋衰败到不起作用时撤销援助，二是可以以提供援助为诱饵，促使蒋进行合作，改革其政府。⁽⁹³⁾

但是，在这场赫尔利与职业外交官关于对华政策的争论中，罗斯福对赫尔利表示了支持。在赫尔利尚未返华之时，由于他的坚持，美国国务院发出了将与其持不同主张的外交官谢伟思调离中国的命令。稍后，艾切森也被调离。

4月2日，赫尔利在离开华盛顿前举行记者招待会，公开表明了支持国民政府的立场，并将共产党视同于封建军阀。赫尔利声称，美国的政策是“承认中国的国民政府，而不是中国任何武装的军阀和武装的政党”，“每一位熟悉中国事务的人都清楚，只要存在着武装的政党和军阀，并且他们的力量仍很强大足以向国民政府挑战，中国就不会有政治上的统一”。当记者问，武装政党与军阀何指时，赫尔利明确表示，“我是指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南方的一些军阀”。共产党主张建立两党联合政府，而国民党是要“还政于民，而不是还政于政党的混合体”。赫尔利对蒋介石高度肯定，认为“在中国长期的抗日战争中，蒋介石使用了他所能使用的所有力量。然而，他并没有法西斯思想，他的抱负是把他所有的权力转移给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目前他正在采取步骤为在中国建立一个以民主原则为基础的政府打下基础，他认为在中国建立一个民主政府是他事业上的真正目标”。赫尔利并进一步声称，美国坚定地承认国民政府是中国的政府，“我们一直从经济上、军事上和政治上坚定不移地支持中国国民政府。据我看来，这个政策已在我们和中国政府间的互助条约中得到确认，在国务院其他各种的政策表述中得到确认。所以，我们确实承认了中国国民政府，而没有承认中国任何武装军阀或任何武装政党”。⁽⁹⁴⁾赫尔利的这一讲话，标志着美国对华政策从战时扶蒋容共政策到战后扶蒋反共政策的转变。当然，也标志着赫尔利调解国共关系使命的失败。

面对赫尔利公开偏袒国民党指责共产党的举动，曾有美方人士劝说中共不要公开批评赫尔利，为毛泽东所拒绝，毛泽东表示“赫尔利曾经批评中共，把中共和军阀并列，并且是当作整个党来批评的，为什么中共不能批评他?……只要美国政府的现行扶蒋反共政策有一天能改变，我们就将停止批评这个政策，否则是不能停止的”。⁽⁹⁵⁾

7月，毛泽东亲自撰写了《赫尔利与蒋介石的双簧已经破产》、《评赫尔利的政策的危险》等文章，严厉批评赫尔利的政策。中共并放缓了与美国军事合作的脚步，提出了限制条件。中共向美军观察组表示，在美国未与中共确定军事合作之前，不得派人到前方去，特别不准在中共根据地建立通讯机关。美军曾经提出在灵邱、阜平、沂水等地建立机场、在各军分区建立通讯网、派人到山东降落、在敌后增加地上救护及气象工作人员、在晋绥根据地增加气象台、在南泥湾建立对日侦察电台等要求，但被中共拒绝。中共并对美军人员产生了警惕，中央在致各地电中，要求各地注意美蒋特务合作对根据地进行破坏的可能性。⁽⁹⁶⁾

8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的演讲中，已经把美国作为敌对力量，指责蒋介石“完全是依靠美国帝国主义的帮助，把美国帝国主义作为靠山。独裁、内战和卖国三位一体，这一贯是蒋介石方针的基本点。美国帝国主义要帮助蒋介石打内战，要把中国变成美国的附庸，它的这个方针也是老早定了的”。⁽⁹⁷⁾

【注释】

(1)毛泽东：《反投降提纲》，1939年6月1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卷，第94～95页。

(2)转引自陶文钊、杨奎松、王建朗等著：《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411页。后文引述该书，仅出注作者及书名、卷数、页码。

(3)中央档案馆编：《皖南事变(资料选辑)》，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81页。

(4)《关于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1941年6月23日，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编：《毛泽东选集》(一卷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807页。后文引述该书，仅出注书名、卷数、页码。

(5)《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卷，第164页。

(6)中共中央关于最近国际事件的声明，1941年8月19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卷，第193～195页。

(7)《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卷，第248～249页。

(8)《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卷，第251～252页。

(9)《蒋介石日记》，1941年2月1日。

(10)《新中华报》1941年3月9日，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1898—1949》，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91页。后文引述该书，仅出注作者及书名、卷数、页码。(www.xing528.com)

(11)中央一九四三年三月政治情报，1941年3月2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印：《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八册，北京：1979年版，第488～489页。

(12)关于对付国民党发动第三次反攻高潮的军事准备问题的指示，1943年7月9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卷，第73页。

(13)The Charge in China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Sep.12，1943，FRUS，1943，China，pp.334-335.

(14)对击退国民党第三次反攻高潮后形势的分析和关于党的政策的指示，《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卷，第87页。

(15)Memorandum by the third Secretary of Embassy in China，Jan.23，1943，FRUS，1943，China，p.197.

(1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32页。后文引述该书，仅出注作者及书名、卷数、页码。

(17)Memorandum by the Second Secretary of Embassy in China to Mr. Lauchlin Currie，Aug.6，1942，FRUS，1942，China，p.227.

(18)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by the Second Secretary of Embassy in China，Jan.20，FRUS，1943，China，pp.192-193.

(19)《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633页。

(20)晋察冀分局关于大资产阶级有无革命性问题的请示，1944年6月2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卷，第277～278页。

(21)中央宣传部在致晋察冀分局电，1944年7月13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卷，第275～276页。

(22)Memorandum by the third Secretary of Embassy in China，Jan.23，1943，FRUS，1943，China，pp.194-195.

(23)Memorandum by the Second Secretary of Embassy in China，Jun.24，1943，FRUS，1943，China，pp.260-261.

(2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532页。

(25)Memorandum by the Second Secretary of Embassy in China to Mr. Lauchlin Currie，Aug.6，1942，FRUS，1942，China，pp.226-228.

(26)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by the Second Secretary of Embassy in China，Jan.20，FRUS，1943，China，pp.192-193.

(27)Memorandum by the third Secretary of Embassy in China，Jan.23，1943，FRUS，1943，China，p.198.

(28)Memorandum Prepared in the Division of Far Eastern Affairs，Feb.11，1943，FRUS，1943，China，pp.207-208.

(29)Memorandum by the Second Secretary of Embassy in China，Jun.24，1943，FRUS，1943，China，pp.265-266．

(30)戴维斯备忘录，1944年1月15日，世界知识社编：《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第587页。戴维斯的这一报告被转呈给了罗斯福总统。

(31)罗斯福致蒋介石，1944年2月10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第1卷，第163页。

(32)蒋介石致罗斯福，1944年2月22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第1卷，第163～164页。

(33)President Roosevelt to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Mar.1，1944，FRUS，1944，Vol.6，China，p.367.

(34)《蒋介石日记》，1944年3月24日。

(35)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页。后文引述该书，仅出注书名、卷数、页码。

(36)《蒋介石日记》，1944年7月6日。

(37)《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337页。

(38)《解放日报》，1944年7月4日，第1～2版。

(39)《解放日报》，1944年8月15日，第1版。

(40)中央关于外交工作指示，1944年8月18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第315～316页。

(41)Memorandum by the Second Secretary of Embassy in China of a Conversation with Mao Tse-tung，Aug.23，1944，FRUS，Vol.6，China，pp.604-614；埃谢里克编，罗清等译：《在中国失掉的机会》，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254页。后文引述该书，仅出注作者及书名、卷数、页码。

(42)埃谢里克编，罗清等译：《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第254～259页。

(43)谢伟思著，王益等译：《美国对华政策(1944—1945)，美亚文件和美中关系史上的若干问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82～283页。后文引述该书，仅出注作者及书名、卷数、页码。

(44)埃谢里克编，罗清等译：《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第183～189页。

(45)Memorandum by the Second Secretary of Embassy in China，Nov.7，1944，FRUS，1944，Vol.6，China，p.671．

(46)《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339页。

(47)共产党军队的力量与需要，1944年9月30日，陶文钊主编：《抗战时期中国外交》，下册，第1932页。

(48)卡萝尔·卡特著，陈发兵译：《延安使命：1944—1947，美军观察组延安963天》，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193页。后文引述该书，仅出注作者及书名、卷数、页码。

(49)The Ambassador in China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Jun.15，1944，FRUS，1944，Vol.6，China，p.458.

(50)The Ambassador in China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may 29，1944，FRUS，1944，Vol.6，China，p.437．

(51)蒋介石致魏道明，1944年4月27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第1卷，第169页。

(52)魏道明致蒋介石，1944年4月30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第1卷，第170～171页。

(53)The Charge in China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Sep.12，1943，FRUS，1943，China，p.334.

(54)许汉三编：《黄炎培年谱》，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152页。

(55)巴巴拉·W.塔思曼著，陆增平译：《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第673页；The Cunsul General at Kunming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FRUS，1944，Vol.6，China，p.469．

(56)The Consul at Kweilin to the Ambassador in China，Jun.15，1944，FRUS，1944，Vol.6，China，pp.458-459.

(57)蒋介石宴会讲词，1944年6月21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第1卷，第862～864页。

(58)The Cunsul General at Kunming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July 11，1944； The Ambassador in China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July 11，1944，FRUS，1944，Vol.6，China，pp.470-473.

(59)华莱士与蒋介石谈话记录，1944年6月21日、22日，世界知识社编：《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第573，576页。

(60)The Cunsul General at Kunming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July 14，1944，FRUS，1944，Vol.6，China，pp.475-477．

(61)谢伟思著，王益等译：《美国对华政策(1944—1945)，美亚文件和美中关系史上的若干问题》，第266～278，282～283页。

(62)The Ambassador in China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July 4，1944，FRUS，1944，Vol.6，China，pp.116-117.

(63)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Ambassador in China，July 8，1944，FRUS，1944，Vol.6，China，p.120．

(64)The Ambassador in China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July 12，1944，FRUS，1944，Vol.6，China，pp.124-125．

(65)The Ambassador in China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Sep.4，1944，FRUS，1944，Vol.6，China，pp.544-545.

(66)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Ambassador in China，Sept.9，1944，FRUS，1944，Vol.6，China，p.568.

(67)The Ambassador in China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Sept.16，1944，FRUS，1944，Vol.6，China，pp.573-574.

(68)《蒋介石日记》，1944年9月，本月反省录。

(69)世界知识社编：《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第139～140页。

(70)Draft by Major General Patrick J.Hurley，Oct.28，1944，FRUS，1944，Vol.6，China，p.659.

(7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第395～396页。

(72)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1898—1949》，第571页。

(73)《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344～355页，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Nov.8，1944，FRUS，1944，Vol.6，China，pp.674-687．

(74)延安协定草案，1944年11月1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第393～394页。

(75)《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第397～398页。

(76)《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352页。

(77)赫尔利致毛泽东，1944年11月1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第394～395页。

(78)牛军：《从赫尔利到马歇尔——美国调处国共矛盾》，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9页。后文引述该书，仅出注作者及书名、卷数、页码。

(79)《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587页；《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355页。

(80)Major General Patrick J.Hurley to President Roosevelt，Nov.16，1944，FRUS，1944，Vol.6，China，p.699；The Ambassador in China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Jan.31，1945，FRUS，1945，Vol.7，p.195．

(81)Major General Patrick J.Hurley to President Roosevelt，Nov.16，1944，FRUS，1944，Vol.6，China，pp.698-700．

(82)王世杰提国共协议之条件三项，1944年11月21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五编，《中共活动真相》，第4卷，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年版，第293～295页。

(83)牛军：《从赫尔利到马歇尔》，第41页。

(84)《美军观察组在延安》，第91～99页。

(85)关于同国民党谈判的原则立场的指示，194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第412页。

(86)周恩来致赫尔利，1944年12月28日，周恩来著：《周恩来书信选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252～253页。

(87)卡萝尔·卡特著，陈发兵译：《延安使命，1944—1947，美军观察组延安963天》，第203页。

(88)《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361页。

(89)Memorandum by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President Roosevelt，Jan.4，1945，FRUS，1945，Vol.7，p.154.

(90)周恩来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45年2月18日，转引自《周恩来传，1898—1949》，第583页。

(91)Memorandum by the Chief of the Division of Chinese Affairs to the Acting Secretary of State，Jan.29，1945，FRUS，1945，Vol.7，pp.37-38．

(92)The Charge in China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Feb.28，1945，FRUS，1945，Vol.7，pp.242-246.

(93)Memorandum by the Chief of the Division of Chinese Affairs，Mar.1，1945；Memorandum by Mr.Everett F.drumright of the Division of Chinese Affairs，Mar.2，1945，FRUS，1945，Vol.7，pp.247-253．

(94)Transcript of Press and radio News Conference by the Ambassador in China，Apr.2，1945，FRUS，1945，Vol.7，pp.317-322.

(95)《不能停止对美国扶蒋反共政策的批评》，1945年7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50页。后文引述该书，仅出注书名、卷数、页码。

(96)《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卷，第179～180页。

(97)《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1945年8月13日，《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11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