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军访问延安，国民政府外交策略与政策(Duration)

第二节　美军观察组访问延安

一、中共积极争取美国派出观察组

抗战初期，中国军民奋勇抵抗强敌的坚韧斗志和国民政府在一定程度上的政治开放，为国民政府及蒋介石本人在美国塑造了一个近似神话的英勇和开明的形象。在美国很有影响的《时代》杂志把蒋介石夫妇选为“1937年伉俪”。但随着美国越来越深入地进入中国，他们逐渐了解到真相，过去的神话逐渐被打破。

近距离观察中国的美国驻华外交官最先意识到中国的现实，他们在对国民党和共产党的观察与评价方面提出了与以往不同的认识。其中，美国驻华使馆二秘戴维斯和三秘谢伟思(John Service)的观察最为仔细，也颇为深入。在1943年1月的一份备忘录中，谢伟思对国民党的专制、反共并危及抗日统一战线表示了失望，他认为，只要目前的趋势继续下去，只要目前的国民党文武领导层继续当权，对于统一战线的恢复，就不可能持任何乐观态度。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反对共产主义已越来越成为宣传、对军人和民众的政治思想灌输、秘密警察和宪兵活动的首要任务。国民党不仅对任何范围越划越大的“共产主义”的东西进行严厉镇压，而且已有舍弃政府的民主外壳的迹象。很大一部分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队被从对日作战前线调往封锁共产党的地区，而共产党军队被迫保持大部分兵力用于防备来自国民党的威胁。在南方一些地方，零星冲突已经持续了两年多，“这些冲突似乎都是由国民党军队发动的”。

在批评国民党的同时，谢伟思对中共军队表现出赞许。他认为，美国不应忽视共产党军队对于战争的积极的军事价值。中共军队控制着通往内蒙、东北和日军在华北各基地的地区。他们所处地位的战略重要性会因俄国加入对日作战而大大加强。根据最近的报告，山西在进行着艰苦的战斗，这表明共产党仍是一支强大的力量，迫使日本对其进行定期的“扫荡”，“山西的活跃与日军在那里的困难处境，与大部分国民党与日本对峙地区的相安无事形成了对照”。谢伟思还认为，一旦日本战败，中共将稳据华北大部分地区，并在进入日军撤退后所形成的真空地带时占有最有利的位置。再加上中共获得大批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同情和俄国的支持，战后国民党要战胜共产党是不可能的。因此，美国不应忽视共产党的存在而片面支持国民党。谢伟思建议美国应该作出努力，阻止中国内部政治局势的恶化，并尽可能使其得到改善。⁽²²⁾

戴维斯在1943年6月24日的备忘录中指出，美国对国民政府的支持将可能使自己陷于与苏联的对抗。他认为，国民政府与中国共产党人之间的互不相容最终可能发展成为一场内战。如果内战爆发，苏联很可能支持共产党一方，美国将发现自己处于与苏联对抗的地位。

戴维斯批评国民党歪曲了孙中山的政治理论。根据孙中山的理论，因中国尚未作好民主的准备，中国必须经过一段训政时期。训政由中国国民党来实施。国民党把它变成了安插党员做官的机制，而不是准备让民众参加政府，“官职均为委派而不是选举产生。裙带关系和任人唯亲成为时尚，贪污受贿普遍盛行”，“一般国民党政府官员普遍缺少社会觉悟，得不到公众信任并缺乏责任感。这一点最近在河南省今春发生饥荒时政府对待该省灾民的态度上暴露无遗”。

对于中国共产党所实行的若干政策，戴维斯表示赞赏和肯定，他甚至认为，中国共产党并不是正统的共产主义者，“最近访问过共产党地区的外国观察家们(包括美国人在内)都认为，共产党政权的当前政策与正统的共产主义相去甚远；它为政诚实清廉；已经实行了普遍选举；个人的经济自由相对而言未受限制，这一政权看来得到群众的大力支持，与其说它是共产主义的政权不如说它是农业民主的政权更为准确”。⁽²³⁾

为了打破国民党对敌后根据地在军事、经济、对外交往及新闻报道各方面的封锁，也为了争取美国政府的同情，对国民党可能发动的反共行动有所遏制，中国共产党多次提出请美国政府派遣军事观察员到敌后根据地的建议。1942年5月，周恩来向随美国军事代表团来到重庆的美国记者斯诺表示，希望美国军事代表团和美国记者到延安参观访问。⁽²⁴⁾

1942年8月，周恩来在致居里信中表示，中国共产党欢迎美国政府派遣代表访问共产党控制地区。美国有理由要求蒋介石同意这样的考察，因为考虑到日本进攻西伯利亚的可能性，美国政府需要掌握有关边区和共产党军队情况的第一手材料。中共并提出，美国陆军军官是最合适被派遣的官员。⁽²⁵⁾

1943年1月19日，周恩来会见美国驻华使馆二秘庄莱德时，向其发出访问延安的邀请，表示如果庄莱德愿意去陕北特区访问，并能获得重庆当局的同意，他将很高兴地为庄莱德去延安作出安排。庄莱德表示：“如果那是可能的，我对去延安旅行会很感兴趣。”⁽²⁶⁾

中共邀请美国派遣官方代表去延安的提议，得到了美国驻华外交官的支持。他们虽然获得了大量的有关敌后根据地的资料，对中共有了一些初步的认识，但很想到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根据地去亲眼看一看，实地了解那里的实际情况。1943年1月，谢伟思提出，应派出美国代表访问共产党区域。这种访问将使美国获得很大好处，它可以为美国提供有关中共方面的全面可靠的情报。谢伟思一气列出了美国迫切想知道的下列有关问题的答案：共产党人如何忠诚地履行他们对统一战线的诺言?他们的地方政府是什么形式?它“共产主义化”到了什么程度?它有否显示出一些民主的性质或可能性?它赢得人民的支持了吗?它与国民党政府的状况相比如何?与国民党统治地区相比较，共产党人在诸如征税、征粮、兵役和征用劳力等方面是如何对待人民的?共产党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如何?它对盟国事业可能有何价值?他们是如何处理通货膨胀、价格管制、为继续抗战发展经济资源以及与敌方贸易等问题的?那些游击区的人民是否已经动员起来达到支持真正的游击战争所必须的程度?

谢伟斯认为，没有这方面的第一手知识，很难对互相矛盾的报道进行评价，作出深思熟虑的判断。由于国民党的封锁，目前得不到有关共产党区域情况的消息。我们现在已有的消息也是过时了好几年的，其范围和可靠性也受到限制。谢伟思提出，最适合访问共产党区域的是会讲中文的外交官员，可以派一两个人去，他们应当既能长住延安或其周围地区，又能常去各游击区旅行。要紧的是不必要求他们根据短期的访问提出报告，那样他们会受官方向导的影响，而是要让他们有足够的时间熟悉情况，做到每日亲自观察。⁽²⁷⁾

1943年2月，美国国务院远东司的一份备忘录也考虑了派员访问共产党控制区的问题。该电认为，目前的这种局势，“不仅在目前的战争努力中而且在未来战后的重建努力中都将严重影响美国的利益”。因此，美国需要对这种形势加以认真研究，并考虑采取适当的行动。可能采取的行动之一是派遣美国官员访问共产党控制区。该电认为，此举可以使美国获取双重利益，既可以向中国人表明美国对整个问题的关切，又可以使美国得到各个方面更多的情报。但该电也意识到，“中国政府当局将对我们在没有获得中国政府同意的情况下派遣代表前往共产党地区抱有反感。而在目前情况下，中国政府是否欢迎我们提出这样的要求是很值得怀疑的”。⁽²⁸⁾

1943年3月，在得知美国有派遣官方人员访问共产党控制区的想法后，周恩来又向戴维斯表示，欢迎美国政府派一批军官作为观察员到陕西等敌后根据地去。戴维斯支持向共产党控制区派遣美国人员，并提出了既派遣外交官员又派遣军官的想法。他在1943年6月提出建议：“鉴于目前中国走向内战的趋势中所包含的对美国的危险，又鉴于我国完全缺乏来自中国共产党地区的有关政治军事的官方情报，我建议在中国共产党地区设立总领事馆，并向该地区派出军事观察团……任何对中央政府及中国共产党人采取更为积极的政策的决定，似应等待并基于政治及军事观察员的情报而作出。”

戴维斯认为，美国目前奉行的完全不干预中国内政的政策过于消极，应采取更为积极主动的政策。他认为，“我们承受不了我国目前这种对中国放手不管的政策的风险。这是一种听天由命的消极政策。我们需要一种更为积极的政策，一种在更大程度上掌握我们在亚洲的命运的政策”。但是，在美国能够制定出这一积极政策之前，在美国能准确地分析出美国在国共分裂的局面中所面临的危险之前，“我们必须在共产党地区有我们自己的官方情报来源。有关政策的最后决定有待于这种情报”。现在，美国全靠非官方的旅行者提供有关中国共产党人的情报，这些情报毕竟不是官方情报那样有保证的情报。如果中国共产党方面出现倒向苏联的情况，我们需要有及时准确的情报。而这种情报只能来自训练有素的身在中国共产党地区的美国政治观察员。戴维斯提出：我们不仅需要来自共产党区域的政治情报。我们也需要军事情报，以对八路军和游击队力量作出正确估计，以了解他们目前在抗击日军方面的潜力以及将来反抗中央政府的潜力。因此，“似应要求中央政府准许我们向共产党地区派出一个军事观察团”。

戴维斯也估计到，蒋介石可能不会对向共产党“首都”延安派遣政治观察员或开设总领事馆的要求表示热心。但是如果美国基于为了获得在华北日军占领区的美国人的消息以及为他们做可做之事而提出要求，并坚持这一要求，蒋介石是有可能同意的。戴维斯认为，在这个问题上美国有施加压力的能力：“我们对蒋介石的讨价还价的地位比我们看来愿意承认的要强得多。他要抛开我们，就不得不冒给他本人和他的大部分主要支持者带来灾难性后果的危险。而另一方面，没有他的帮助，我们也能达到我们当前在亚洲的目标——打败日本。”他还建议，提出派员访问共产党地区的最有效方式是由华盛顿的最高层向中国外交部长提出，由美国在重庆的代表提出这一要求没有由华盛顿出面那样大的分量。⁽²⁹⁾

1944年1月，戴维斯再次建议，应尽快与中共建立联系，“我们需要在还能受到欢迎之际，立即派遣一个军事的政治的观察团到中国共产党地区去搜集敌情，帮助并准备从该区发动某种有限度的作战，获取关于共军实力的精确估计，在设若俄国人攻击日本的时候，报告俄方在华北和满洲的作战情况，和估量华北和满洲发展成为一个分立的中国人的国家或甚至成为俄国卫星国的可能性”。⁽³⁰⁾

考虑到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敌后的中共军队在计划中的美军登陆作战中具有重要的军事价值，美国政府接受了驻华官员的建议，由华盛顿最高层向重庆提出要求。1944年2月，罗斯福致电蒋介石，提出为搜集华北和东北的日军情报，以为今后在这些地区的作战做准备，要求蒋允许“立即派遣一美国观察团至陕北、至山西，以及至华北其他必要之地区”。⁽³¹⁾该电虽未明说去共产党区域，但这些区域很大一部分是在共产党控制下的。蒋介石对此心知肚明，他未予明确反对，而采取了敷衍方针。蒋回电称，“对于阁下计划派遣美军事视察团，搜集有关敌军在华北与满洲集中正确情报一节，甚愿尽量协助进行，并已饬知军政部与史将军总部拟定此一视察团前往中央政府政治力量所及以及敝国军队驻扎各处”。⁽³²⁾所谓中央政府力量所及地区，自是不包括共产党统治区的。

蒋介石既不明说，罗斯福便顺水推舟。他于3月1日复电蒋介石，表示“你在2月22日的信中表示，已经采取措施协助我们实施派遣美国观察员进入华北，获取有关日军在华北和东北大规模集结的准确情报的计划，我对此表示感谢。华北和东北地区应是日本重要军事情报的最好来源。因此，我们拟于不久的将来派出观察组”。⁽³³⁾

中共问题是抗战后期蒋介石的一块心病，中共的发展壮大引起蒋的极大不安。蒋极为关注美国对中共的态度，美国试图与中共发生关系的任何举动，都会引起蒋的猜忌。美国希望向中共控制地区派遣观察员的举动，被蒋视为美国将与中共调整关系的信号，并认为美国将会以此牵制国民政府。蒋认为：“美国必期派员视察延安，实则联络共党，以为牵制我中央政府之计也，其心用甚险，余惟以照理力拒而已。”⁽³⁴⁾这样的用词，在此前的日记中是不多见的。(www.xing528.com)

由于重庆政府的敷衍，派出观察组之事迟迟没有进展。与此同时，1944年2月16日，驻华外国记者联合上书蒋介石，要求其允许外国记者到陕北共产党控制区访问。在各方压力之下，国民政府终于有限度地解除了对中共根据地的新闻封锁，批准了外国记者组团访问延安的申请。但是，为了便于控制，国民政府将原定的外国记者团安排中国记者加入，并由国民党官员带队。

6月9日，由6名外国记者、15名中国记者组成的“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访问延安。这是中共根据地与外部记者的第一次大规模接触，中共给予了热情接待，努力向世界展示根据地的真实情况。毛泽东亲自会见中外记者，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并与一些外国记者进行深入的个别交谈，阐述中共的政治主张与外交方针。毛泽东在与美国记者斯坦因(Gunther Stein)谈话时便表示，中共主张中国与美国和苏联都保持友好的关系，以便使中国在战后能成为美苏之间的一座桥梁。⁽³⁵⁾

记者团不仅访问了陕北，还访问了晋绥根据地及其他地方。他们的访问，打破了长期以来的新闻封锁，向国内外广泛报道了根据地的情况，扩大了根据地的影响。如美国记者福尔曼(Harrison Forman)撰写的《红色中国的报告》、斯坦因撰写的《红色中国的挑战》等报道，便引起了美国民众的广泛兴趣，产生了较大影响。

同月，美国副总统华莱士(Henry Wallace)访华。他向蒋介石一再表示了美国对国共问题的关切，明确提出美国希望派观察组到延安的要求，并最终迫使蒋介石同意了这一要求。由此，美国获得实地观察中共所领导的敌后区域的真实情况，了解中共最高层对于中国问题看法的机会，中共也获得了直接向美国施加影响的机会。对于美国的这一举动，蒋介石深感不满，他在7月6日的日记中叹曰：“呜呼，二十年来共匪与俄国合以谋我，已不胜其痛苦，而今复即英美亦与共匪沆瀣一气，是世界帝国主义皆向余一人围攻矣。”⁽³⁶⁾

6月28日，中共重庆代表团的林伯渠和董必武向毛泽东报告了美军军事人员赴延安之事已经确定的消息，并指出“美国之积极要求派人常驻延安与华北，不仅是为了今天轰炸日本的需要，必然还另有目的”，美方要“详细了解我与苏联的关系，现在是否受苏联支持”，“详细了解我们的建设方向，战后是否与美国合作，这是很多美国人心里的问题”。⁽³⁷⁾

二、美军观察组的活动与报告

7月4日，在美军观察组到延安前夕，中共为美国国庆日举行了隆重的庆祝会，中共主要领导人都参加了这一会议。《解放日报》发表了《庆祝美国国庆日——自由民主的伟大斗争节日》一文，毛泽东亲自提出修改意见。该社论肯定了历史上美国对世界自由民主运动的影响，肯定罗斯福总统现行的外交路线“符合于全人类利益”，表达了中共希望与美国合作的愿望，“我们中国不但在战时要求国际反法西斯的团结，以求得民族的独立，而且在战后也要求国际的和平合作，以推进国家的建设”。社论并强调了中共的政治理念与美国民主的相通之处，指出“民主的美国已经有了它的同伴，孙中山的事业已经有了它的继承者，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的势力。我们共产党人现在所进行的工作乃是华盛顿、哲佛逊、林肯等早已在美国进行过了的工作，它一定会得到而且已经得到民主的美国的同情”。社论表示“深望罗斯福总统和华莱士副总统的这个外交路线，能够成为美国长期的领导路线。”⁽³⁸⁾

1944年7月22日及8月7日，美军观察组成员分两批先后飞抵延安。观察组具有政治和军事二重性质，其成员除16名军人外，还有2名外交官任政治顾问。已有20年在华经历的中缅印战场情报官包瑞德(David Barrett)上校担任观察组组长。中共对此非常重视。毛泽东亲自修改《解放日报》8月15日社论，将社论标题《欢迎美军观察组》加上“战友们”的字样，改为《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社论称赞这些美国人与中国共产党是同一战壕的战友，希望他们的到来能够使美军统帅部对于中共获得真实的了解，并据以决定正确的政策。社论高度评价中外记者团与美军观察组冲破国民党的封锁来到延安的意义，社论声称“这是关系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反抗日寇解放中国的问题，这是关系中国两种主张两条线路谁是谁非的问题，这是关系同盟各国战胜共同敌人建立永久和平的问题”。社论并在相当程度上对美国介入国共之争表示欢迎态度，希望形成对国民党的国际压力。社论指出，国民党人说“国共争论问题是中国的私事”，这不过是国民党人在抗日战争中所犯罪过的一块遮羞布。这块脏布应该扔到茅坑里去，现在已是中国人外国人的公论了。社论希望观察组的工作取得成功，使美军统帅部对于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的政策和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抗战力量“获得真实的了解，并据以决定正确的政策”。⁽³⁹⁾

中共很快确立了与美国进行合作的方针。8月18日，中共中央专门发出一个《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这是中共历史上第一个专谈外交政策和外交工作的文件，意义重大。中共中央将此前外国记者及此次美军人员的到来视为中共“外交工作的开始”。该文件把中共将要展开的这种外交称为“半独立的外交”，指出这是因为一方面重庆国民政府还是中国人(包括中共在内)及同盟国所承认的中央政府，许多外交来往还须经过它的承认；另一方面，国民党不愿意中共进行单独外交活动，中共只有冲破国民党种种禁令和约束，才能便于我们外交来往和取得国际直接援助，所以，中共现在的外交是半独立性的。文件还指出，“外交工作正是我们工作中最不熟悉的”，“我们党的同志首先是高级领导同志，应该对于这项工作开始予以注意予以学习……如果国际统战政策能够做到成功，则中国革命的胜利，将必增加许多便利，这是可断言的”。

该文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有两点：一是专门指出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强调要扩大中美合作的范围。文件指出：“就国家言，美苏英与中国关系最大，而在目前美英与中国共同抗日，尤以美为最密……有了军事合作的基础，随后文化合作，随后政治与经济合作就有可能实现……因之我们外交工作中心，应放在扩大我们影响，争取国际合作上面。”二是指出，这种合作不只是战时的军事合作，还可以延续到战后去，进行更广泛的政治性的合作。文件指出：“国际统一战线的中心内容，是共同抗日与民主合作，这不仅在抗战中有此需要，即在战后也有此可能。”⁽⁴⁰⁾可见，中共对与美国在战时和战后的合作颇怀期望。

该文件还提出了若干具体政策：在军事上，同意盟国的军事人员及其武装力量进入抗日根据地，执行共同抗敌的一切工作；在政治上，欢迎盟国在边区及主要抗日根据地派遣外交使节，或设立外交机关；在文化宣传上，欢迎盟国通讯社或其政府新闻处在延安设立分社，或派遣特约通讯员及记者来延安，并给以至各地访问之便利。对通讯社的电讯，政府在原则上不放弃检查权，但在实际执行时，凡非泄露军机造谣生事破坏政府者概予放行，不予检扣，以示与国民党的区别；在宗教方面，实行政教分离，容许外国牧师神甫来边区及敌后根据地进行宗教活动，并发还其应得之教堂房产；在经济方面，在双方有利原则下，欢迎国际投资与技术合作，首先要求国际工业合作委员会的继续合作。

中共领导人在与观察组成员的谈话中，注意澄清外界对中共政策的误解，表示了愿意在战后与美国发展长期友好关系的愿望。因此，中国共产党不仅不反对美国等国的在华利益，而且完全真诚地相信，中国的工业化必须要靠资本主义式的自由竞争和外国资本的帮助。为此，中共竭诚欢迎美国资本家来华投资，并准备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最终通过一种渐进的方式向社会主义过渡。毛泽东指出，中共目前的政纲是民主主义，即在政治上实行民主，在经济上奉行自由主义的政策，实现工业化，“即使最保守的美国商人，也不会在我们纲领中发现可持异议的东西”。毛泽东强调，中共十分愿意与美国合作，“美国会发现我们比国民党更易于合作，我们不怕民主的美国的影响——我们愿意欢迎它”。⁽⁴¹⁾

中共领导人在与观察组成员的接触中一再呼吁美国政府敦促国民政府进行民主改革。毛泽东在与兼任观察组成员的美国驻华外交官谢伟思谈话时询问，美国政府是否关心民主在世界上的前途，是否认为民主在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是重要的?毛泽东表示，中共现在并不要求实行充分的代议制度的民主，这不现实，但应该召集一个容纳一切团体的临时国民大会，政府须直接对国民大会负责。他希望“美国政府要努力引导国民党改革自己”，美国这样做“将受到广大中国人民群众的欢迎，因为他们要求民主，只有国民党反对它”。“中国人民理解民主并且要求民主。它无需经过长期试验，或者教育，或者‘监护’。”⁽⁴²⁾

谢伟思对此表示赞同。他向国务院报告说，如果不敦促国民党政府进行重大改革，不管美国提供多少武器，国民党军队都不可能有效地对日作战。谢伟思还认为，美国可以并且应当在中国民主化的进程中发挥积极的作用。美国应当“向国民党和中国人民表示我们对民主的善意和严肃的关注”，只要美国谨慎地施加这影响，是有可能达到这一目标的，因为“人民对民主的要求已很强烈”，“我们可以确信，随着我们态度明朗化，以及我们认为中国本身应该是改革的主要动力这种愿望日益明确，中国的民主改革将获得稳步发展”。⁽⁴³⁾

中共为观察组组织了10场报告会，请军政各方面的负责人如彭德怀、叶剑英、聂荣臻、陈毅、贺龙、林彪、罗瑞卿、朱瑞、杨秀峰、甘泗淇等人介绍军队和根据地的作战、训练和建设情况。中共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亲自与观察组成员会谈，解答他们提出的问题。为了便于观察组更具体地了解情况和获得情报，中共还允准观察组到部队和地方作实地考察，对他们的旅行不加任何限制，并对其工作予以积极配合。八九月间，毛泽东指示山东根据地迅速提供有关青岛、烟台、连云港等地日本海军的各种情报，指示在太行、山东、华中三地区各开辟一个飞机着陆场。中共还批准美军第14航空队在新四军第5师辖区内设立无线电网。因此，仅在最初两个月中，观察组便成功地发送了112份报告，其中大部分是重要的军事情报。

观察组看到了中共生气勃勃的活力。谢伟思感到：“这里到处都强调民主和老百姓的鱼水关系”，共产党之所以强大，其原因之一就是这里正推行着“民主化的进程”，“人民选举他们自己的地方政府，因而他们更关心保护它们，并且通过他们自己的力量更有力量去实施这种保护……人民选举也消灭了腐败的、暴虐的、不公平的政府”。⁽⁴⁴⁾这些观察家们认为，“共产党在中国扎下了根，中国的未来不是属于蒋介石的，而是属于他们的”。⁽⁴⁵⁾他们把关于中共真实情况的报告源源不断地发往美国，建议美国政府采取不偏不倚的支持国共双方的对华政策。

9月初，中共中央作出决定，放手与美军合作，同时向美方提出援助要求。毛泽东和刘少奇明确提出：“放手与美军合作，处处表示诚恳与欢迎，是我党既定方针。”⁽⁴⁶⁾9月8日，中共中央致电董必武，指示他向史迪威、赫尔利等提出援助要求。数日后，毛泽东又两次致电重庆代表团，说明中共主张按照抗战成绩分配盟国援华物资，美国援华军火至少应分二分之一给八路军新四军。9月15日，《解放日报》发表了经毛泽东修改的新华社电讯《延安有资格人士评论盟国援助物资分配问题》，要求盟国向积极抗日的中共军队提供援助物资。

观察组也主张对中共军队给予适当援助。观察组肯定中共军队在武器简陋的条件下坚持抗战的努力，认为他们最有资格要求得到所需要的合作与援助。包瑞德认为，只要给予一些简单的武器援助，中共军队便能大大提高他们的战斗力，给日军造成极大的杀伤，“任何援助都可以使他们很快杀伤一批日伪军，破坏一批交通线，攻占一批孤立的据点”。包瑞德称，中共将领们向他显示出了得到一点援助物资便可一显身手的急切心情，“我郑重建议给共产党一个机会，让他们显示一下他们能做些什么”。⁽⁴⁷⁾

10月初，谢伟思向史迪威建议，将美国缴获的德国武器运来援助中共部队，并以承认中共独立政府为条件，要求中共在江南地区发动攻势。10月下旬，谢伟思前往华盛顿，就此直接提出建议和说明。此后美国军方人员先后与中共方面讨论了空投援助中共山东部队的“连云港计划”，装备和训练2.5万名中共游击队的“伯尔德计划”及在中共山东部队支持下建立美军登陆场的“麦克卢尔计划”等。包瑞德曾建议采用在延安装备共产党部队的办法，这一计划拟装备三个步兵团，约5000官兵，由一美国军官配备10个联络官进行指挥。这支部队可以进入国民党统治的地区。⁽⁴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