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战争后国共对美英政策的调整

第一节　中共对美英政策的调整

一、确定建立反日统一战线的方针

抗战前期，中共对外交往的重点是苏联、共产国际，对美英政府则持怀疑和批评态度。这一方面是受苏联主导的共产国际的指导政策影响，另一方面也与国内政局息息相关。中共担心，国民政府在美英的默许和支持下，要与日本达成妥协。因此，批评国民党的投降主义，批评美英的“东方慕尼黑”阴谋，曾一度是中共对美英政策的中心内容。1939年6月，毛泽东在《反投降提纲》中指责英、美、法等国家“对于侵略国所进行的侵略战争所取的放任政策”，是坐山观虎斗，“其中心目的，在于消耗战争双方，等到精疲力竭时，他们就以‘健全的身体’出来喝令双方停战，使双方都听他们的话”，“鹬蚌相持，渔人得利——这就是英、美、法帝国主义者的现时政策”。⁽¹⁾

欧洲战争爆发后，中共判断，这是一场帝国主义重新瓜分世界的战争。毛泽东指出，“不论是德意日，不论是英美法，一切直接间接参加战争的帝国主义国家，只有这一个反革命的目的，掠夺人民的目的，帝国主义的目的”。毛泽东认为，区分法西斯国家和民主国家，现在已毫无意义，毛泽东甚至指出，“现在世界上最反动的国家，已经转到英国方面”，美国也在一步步走向反动。⁽²⁾这一将德意日与英美法不加区别的认识，明显是受到苏联与共产国际政策的影响。

随着日本南进的意图越来越明显，美英援华制日的政策也逐渐明确，中共逐渐意识到，美英不仅不应是中国所反对的对象，相反，它们还应是中国抗战所应借助的力量。毛泽东在1940年11月6日致周恩来电中指出，“蒋加入英、美集团有利无害，加入德、意、日集团则有害无利，我们再不要强调反对加入英、美集团了……目前不但共产党、中国人民、苏联这三大势力应该团结，而且应与英、美作外交联络，以期制止投降，打击亲日亲德派活动”。⁽³⁾这一电报显示了中共对美英认识的重要转变。

1941年6月22日，德国进攻苏联。中共中央在次日下达的党内指示中提出三大任务，其第三项为，“在外交上，同英美及其他国家一切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统治者的人们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⁴⁾此后，共产国际调整政策，向各国共产党发出了建立各国民族统一战线及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指示。共产国际的政策转变，为中共政策的正式改变提供了契机。中共中央政治局于7月13日作出《中央关于凡是反对法西斯德意日者均应联合的指示》，指出：“凡属反对法西斯德意日，援助苏联与中国者，都是好的，有益的，正义的……在此标准下，对于目前英国的对德战争，美国的援苏援华、援英行动及可能的美国反德反日战争，都不是帝国主义性质的，都是正义的，我们均应表示欢迎，均应联合一致。”⁽⁵⁾中共中央指出，现在已经进入法西斯与反法西斯两大阵线斗争的新的历史时期，过去关于帝国主义战争，关于世界分为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两大阵营，关于帝国主义阵营中存在着两大集团的种种认识标准，统统取消。

1941年8月，美英首脑签署《大西洋宪章》。中国共产党就此发表声明，对《大西洋宪章》给予高度评价，称之为“伸张人类正义的声明”。中共表示，“全中国人民都欢迎英美宣言，欢迎行将在莫斯科召集的英、美、苏三国会议。中国人民相信，这不但是英、美、苏三国人民从法西斯威胁下获得解放的国际基础，而且是全世界人民获得解放的国际基础，而且是我们中国人民获得解放的国际基础”。⁽⁶⁾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共明确提出了与美英等国建立国际反日统一战线的方针。1941年12月9日，即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公开发布《中国共产党为太平洋战争的宣言》。与1939年欧战爆发时的判断截然不同，《宣言》确认了此次美英作战的正义性，“这一太平洋战争，是日本法西斯为了侵略美国英国及其他各国而发动的非正义的掠夺的战争，而在美国英国及其他各国起而抵抗的一方面，则是为了保卫独立自由与民主的正义的解放的战争”。《宣言》认为，世界由此而明确分为两大阵营，“全世界一切国家一切民族划分为举行侵略战争的法西斯阵线与举行解放战争的反法西斯阵线，已经最后地明朗化了”，“中国政府与中国人民应该继续过去五年的光荣战争，坚决站在反法西斯国家方面，动员自己一切力量，为最后打倒日本法西斯而斗争”。中共在《宣言》中呼吁：“中国与英美及其他抗日诸友邦缔结军事同盟，实行配合作战，同时建立太平洋一切抗日民族的统一战线，坚持抗日战争至完全的胜利。”⁽⁷⁾

同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关于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的指示》。这份党内指示指出：“英美及太平洋各国的抗日战争是正义的解放的战争，英美对日的胜利就是民主与自由的胜利。因此，我全国人员，全体海外侨胞，及南洋各民族在抗日战争中的中心任务，就是建立与开展太平洋各民族反日反法西斯的广泛统一战线。”中共中央认为，中国人民与中国共产党对美英的统一战线特别有重大意义，在美英合作下消灭日寇，是中国民族解放的必要前提，因此“中国共产党应该在各种场合与英美人士作诚恳坦白的通力合作，以增加英美抗战力量，并改进中国抗战状况”。《指示》主张建立中英美及其他太平洋各国的反日军事同盟，要求各有关方面“必须努力开展华南敌占区、海南岛、越南及日本在南洋一切占领区域的抗日游击战争，并应尽可能与各抗日友军及英美等抗日友邦的军事行动协同一致，及取得他们在各方面的赞助。游击队所实施的各种政策应该符合于反日统一战线的要求，应该注意防止并纠正各种‘左’的倾向”。⁽⁸⁾

二、争取美英牵制国民党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共便注意到美英与国民党政府在若干问题上的不同。从对日战争的大局出发，美英期望中国国共双方团结抗日，不希望看到国共之间爆发冲突的局面。因此，在国共关系发生危机之时，中共力图利用美英之力对国民党进行制约。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国民党军队围歼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7000余人，出现了爆发大规模内战的危险。周恩来在重庆积极争取国际各方的支持，揭露事件真相，以对蒋介石形成强大压力。苏联对国民党此举明确表现出反对态度。苏联外交部对中国驻苏大使邵力子指出：苏联决不做可使敌人快心的事情。请问大使阁下，日本人对此事高兴否?苏方要求邵力子转告国民政府勿做敌人快心之事。苏联驻华外交官也向国民政府要员提出了质问及劝告。

美英对蒋介石发动反共军事行动表示了不满。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在与周恩来谈话后，便劝告蒋介石停止冲突。英国政府根据卡尔的报告，也致电蒋介石，指出中国的内战将会加强日本的攻击。1月下旬，美国国务院对中国的冲突表示关切，并暂时停止了已订立的对华贷款的实施。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新四军问题余波未平，美国受共党宣传蛊惑更盛，其政府心理，援华政策几乎动摇。”⁽⁹⁾

2月14日，周恩来进一步向来华访问的美国总统代表居里提供了国民党制造摩擦的材料。周恩来指出，蒋介石如不改变其反共政策，必将导致中国分裂，使抗战停止，而便于日军南进。居里遂对周恩来表示，美国支持中国统一抗日，如果中国分裂，美国将很难给予援助。此后，居里在会见蒋介石时声明，在国共纠纷未解决前，美国无法大量援华，中美间的经济、财政等问题也不可能有任何进展。⁽¹⁰⁾(www.xing528.com)

在皖南事变引起的内战危机暂时缓和之后，中共中央的一份政治情报分析称，“目前国内外的情势，已迫使蒋介石不得不暂时缓和一下这次反共高潮”。该文件列举了四个方面的原因，其第二条便是“国际的压力，不仅英美帝国主义不愿意蒋发动内战，放松抗日，还有苏联援华的力量及态度，也使蒋不能不慎重考虑”。⁽¹¹⁾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共将美英作为国际统一战线的盟友，力图更进一步地争取它们的了解和支持。中共期望美国在中国的国内政治中也发挥某种作用，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国共冲突的缓冲剂。

1943年，共产国际宣布解散。利用这一时机，国民党制造反共舆论，宣称共产国际的解散表明了阶级斗争理论的破产，要求中共放弃政权和军队，服从一个政府、一个领袖。重庆政府并频频调动军队，加强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陕甘宁边区面临着军事进攻的威胁。面对这一严重局面，中共在抓紧做好军事自卫准备的同时，积极展开了外交活动，希望利用美、英、苏等国的影响，制止国民党的军事进攻。7月9日，毛泽东在致彭德怀电中指示了应付危机的军事与政治两手，指出“目前此间除作军事准备外，极力进行政治动员，展开宣传战斗，并将此种宣传散播至西安重庆各地及英美苏各国，动员国内外舆论打击蒋之反革命企图”。⁽¹²⁾同日，毛泽东会见了塔斯社驻延安记者孙平，希望他将国民党挑动内战的企图报告苏联领导人，请求他们出面干预。同时，中共中央指示驻重庆的代表团，将国民党军队准备进攻延安的消息向外界公开传播，特别要通告美、英驻华官员。为防止国民党政府进行新闻封锁，此后中共中央又指示重庆代表团立即将有关材料直接送达美、英驻重庆大使馆。

美英苏舆论界首先对此作出了反应，在报道这一消息之时，对重庆政府提出了强烈的批评。此时，苏联与国民政府关系比较冷淡，故苏联政府未直接向重庆政府表示态度，但苏联驻华官员与美国驻华官员频繁接触，表示了不满，指出国民党企图以武力消灭共产党，是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美国也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担心中国的内战将会很快影响对日作战的大局。美国对重庆政府提出了警告。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国务院顾问亨贝克先后向正在访美的宋子文明确表示，如果中国内部爆发一场武装冲突，将给盟国的地位带来不良的影响，希望中国避免内战。在重庆的美国外交官也向国民党当局表示，“形成一个强大的统一的中国是美国对远东的一项基本政策，因此，我们非常关注中国人民之间存在的足以妨碍建立和维护强大而统一的中国的任何严重分歧”，美国认为这种分歧削弱了中国的战争努力。⁽¹³⁾

在各方的压力之下，国民党停止了以武力压迫中共的做法。对于各国在阻止国民党军事进攻计划方面的作用，中共给予了肯定。8月13日，毛泽东在致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的电中指出，国民党进攻边区的计划“因我们的揭穿、有准备、及外国人的干涉而暂时停止”。⁽¹⁴⁾

除了利用国际力量预防和制止可能发生的军事冲突外，在反对国民党专制统治、争取民主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也注意争取美英的支持。周恩来等在1942年11月20日前后与美国驻华使馆参赞范宣德(John C.Vincent)的谈话中便表示，外国对国民党的影响，是有可能改善目前中国局势的唯一力量。他们认为，外国对中国内部事务的建议要成功地产生影响确实颇有困难，但反映出外国的官方或民众的明智意见，对于国民党领导层内一些更具远见的人物，对于蒋介石，还是会产生某些影响的。周恩来等并提议，美国在与国民政府来往时，在对中国的宣传中，要强调世界冲突的政治性质，强调这是一场民主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战争，经常重申美国希望看到民主在中国的真正进展，向国民党暗示美国对中国局势的了解和关注。

周恩来等还建议，美国应以某种形式承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是反法西斯战争的参加者。美国可以干涉到底，使国民党中止封锁，使国民政府对第18集团军予以供应。他们并希望，应该订立一个规定，使中共领导的军队得到一定比例的美国援华物资。⁽¹⁵⁾

要求美国加强对其援华物资的监督，以阻止国民党政府将这些资源用于对付共产党，同时要求美国向中共军队也提供一定数量援助，也是中共对美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1942年5月，周恩来委托美国记者斯诺(Edgar Snow)将介绍中共军队抗战业绩的资料及一封信交给居里，希望盟国能将援华物资的一部分合理地分配给中共军队，这样，中共军队便能够更为有效地打击日本人。⁽¹⁶⁾8月，居里访华期间，周恩来派人向美国驻华使馆二秘戴维斯(John Davies)送交了两封信件，请其转交居里。中共在信中提出，希望美国政府采取措施，以保证租借物资按照美国援助的目的使用。中共表示担心，除非美国政府在坚持坚定和经常的监督，否则这些租借物资将被贮藏起来，用于战后维持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地位。⁽¹⁷⁾

1943年1月19日，周恩来会见了前来拜访的美国驻华使馆二秘庄莱德(Everett F.Drumright)。周恩来向庄莱德通报说，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在过去三年半的时间里没有从国民政府那里得到任何军事的或财政的援助。在中共军队与国民政府军队之间仍时有军事冲突发生。卫立煌将军由于被认为对中国共产党人过于友好，对抗击日本军队过于积极，这不符合在重庆的最高司令部的愿望，于是被解除了指挥权。⁽¹⁸⁾

联合美英，不只是一个政策变化，它还需要进行新的理论阐述。这一时期，中共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学习运动，以求提高全党的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的理论素养。在这一注重理论指导的背景下，中共中央所采行的联合美英的政策，还面临着一个向党内中下层进行新的理论解释的问题。在中共以往的理论中，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重性，是可以团结的对象，而大资产阶级则是没有革命性的，如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便曾指出，大资产阶级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革命性，“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是直接为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家服务并为他们所豢养的阶级……在中国革命史上，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历来不是中国革命的动力，而是中国革命的对象”。⁽¹⁹⁾于是，有人提出，中共现在要联合的美英大资产阶级是否有革命性呢?如果没有革命性，“则没有联合或保持这种联合的可能与必要了”。学习运动中，这一问题引起了争论，双方各执一词，难以得出结论。为此，无法在理论上向党员作出权威解释的晋察冀分局致电中共中央，请求指示，并表明之所以如此专电请示，是因为这样的认识问题“是属于全国性的问题”。⁽²⁰⁾

中共中央宣传部在致晋察冀分局的回复中，避免使用大资产阶级的概念，对美英资产阶级进行了分析，指出“反法西斯的美英资产阶级，在其反法西斯一点上均有革命性，以苏美英联盟为基础的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乃是今日世界的基本革命战线，这是1941年以后，世界的决定变化”。该电并具体指出，美英资产阶级内部是分为许多派别的，各派别的性质各不相同，其亲德日的派别是反动的；其联苏而又反苏、反法西斯而又反民主的派别是革命性较小的；“而如美国的罗斯福、华莱士一派，则比较着重于联苏与民主，其革命性亦较大。故美国无产阶级亦积极支持之，以共同反对法西斯与国内的孤立派、顽固派”。

也许是担心出现过于拘泥于理论公式的倾向，该电进一步指出，在今天的中国与世界，阶级力量的分合变化极其复杂，有时并极其迅速而巨大，“套用战略策略的简单公式已往往不能解决问题”，但是，以人民群众(工、农、小资产阶级)为基础，根据各阶级对革命的具体态度，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对最反动分子各个击破的总方针则决不会错。⁽²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