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战争后国民政府外交政策及指挥权

第二节　史迪威指挥权问题

一、史蒋关系的恶化与中美间的猜忌

当缅北作战不断取得胜利之时，缅甸作战的最高指挥官史迪威与中国战区的最高指挥官蒋介石之间爆发了一场重大冲突，史称“史迪威指挥权危机”。最终，史迪威挂冠而去。史蒋冲突的爆发，实非一日之寒。史迪威来华后不久，史蒋关系便出现了裂缝。

在第一次入缅作战问题上，蒋介石与史迪威便意见不一。缅甸保卫战失败后，蒋与史互相指责对方负有责任。史迪威认为是蒋介石越过他遥控指挥部队及中方将领不听其指挥之过，且指责中方指挥官罗卓英逃跑。蒋介石则认为是史迪威指挥无方，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军在缅如此重大牺牲，其责全在于彼之指挥无方，而彼毫不自承其过，反诋毁我国高级将领不力，甚至谣罗卓英之潜逃，其实彼于失败之初手足无措，只管向印度逃命，而置军队于不顾，以致第五军至今尚流离播迁，而无法收容，彼则毫不知耻也。”⁽²⁴⁾

1942年6月18日，蒋介石在致中国驻美军事代表团团长熊式辉电中表示了对史迪威的多方面的不满，显示史蒋矛盾已较为尖锐。蒋在该电中指出，“中国战区至今并未有何组织与筹备进行，对于维持中国战区至少限度与其可能之方案亦尚未着手。空军建立与补充，以及空运按月之总量，陆、空军作战与反攻时期之整个方案，彼等皆视为无足轻重，一若中国战区之成败存亡皆无关其痛痒”。缅战之失败，“其咎全在战略之失败”，然而史迪威完全归罪于中国高级将领，且谎报罗卓英逃回保山，“彼竟自赴印度，并擅令我军入印，而彼亦并未对我有一请示或直接报告”。蒋介石甚至表示，他“从未曾见推诿罪过逃避责任以图自保有如此之甚者也。照我国惯例，此次缅战失败之总因与责任应有一军事审判，方能明白功过之究竟，然而此非今日国际处境之所宜也”。蒋介石还在此电中称，可能是史迪威过去在华日久，故“仍以15年以前之目光视我国家与军人”，以后美国如再派人来华，请其再勿派从前驻华之武官。⁽²⁵⁾

史迪威具有双重身份，他既是美国驻中国的军事代表，并监督租借物资的分配，又是中国战区统帅蒋介石的参谋长。这一双重身份加剧了史蒋矛盾的发展。1942年夏，蒋介石想从美方分拨给中国航空公司的运输机中转拨两架给空军，但遭到美方人员拒绝。蒋介石遂向史迪威提出此事，史迪威后来虽同意蒋介石可支配使用这两架飞机，但他对蒋表示，委员长是可以得到作战所需的租借物资中的运输机，但他不能用命令作为参谋长的他的办法来得到它。为此，他在7月2日给蒋介石备忘录中，再次申明他的职权：

(1)在中国举行的任何战争会议上，我是美国政府的代表……我提出并坚持美国传达给我的政策……

(2)我指挥在中国、缅甸、印度的美国部队，因此我的责任超过中国战区的范围……

(3)我负责监督并控制租借法案物资，并决定其所有权移交的地点和时间……在这些事务上我作为总统的代表采取行动。按照法律，总统可以在交付之前的任何时刻撤销租借物资。

(4)我是委员长联合参谋部的参谋长。盟军在中国战区与中国陆军共同执行军事行动时，联合参谋部行使职权。作为参谋长，我的职责在于计划、组织、训练，并在战场上采取军事行动，但不包括去获取物资。

(5)本质上，我的基本身份是曾宣誓效忠美国国家利益的一个美国陆军军官。

(6)在以上的职责范围内，我唯一的目的在于有效进行战争……⁽²⁶⁾

蒋介石对史迪威的这一备忘录甚为反感，他曾企图将史迪威的这一双重身份进行剥离，以专人分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和美国驻华军事代表。他在收到备忘录的当日致电宋子文表示，史迪威“平时态度时时以总统代表自居处理一切，中皆不以为意，毫不与之计较”，但他对援华租借物资的如此态度，使“中国对租借物之受予形同乞怜求施而后可”，因此，中方不能不与美国政府就此作一“坦白商讨”。蒋介石认为，“中国战区参谋长在中国战区范围以内，执行其参谋长职务，应服从统帅命令，所有其他地位皆不适，否则名为参谋长，而事实以总统代表资格挟制统帅”。鉴于史迪威目前的这种态度与心理，蒋介石表示“不能不请其政府重新协商参谋长之职权，而明确规定。中以为凡在中国战区内既任参谋长职务，则其所有其他地位皆不能适用，否则必致军事、政治皆发生不良之结果”。⁽²⁷⁾

对于史蒋发生的矛盾，罗斯福派来特使居里进行调解。7月25日，蒋介石在准备与居里的谈话要点时写道：“史过去之态度行动，一人而利用其两种职权，实以殖民地总督自居，以参谋长为名而实行太上统帅职权，此必于美国助华平等政策有碍。”⁽²⁸⁾第二天，蒋即对居里表示：“倘史将军确系反映美国军政部之态度，则美国派来者非为予之参谋长而为可以指挥予之太上参谋长矣，其地位又何异于印度总督。”⁽²⁹⁾

居里使华后，史蒋矛盾一度有所缓和。史迪威也经常远离重庆，把精力放在训练驻印军及反攻缅甸作战的准备上。但1943年中，反攻缅甸作战的问题给史蒋关系带来新的冲击。由于中国已为缅甸作战作出相应的军事调动，但英国一再推延发起作战时间，结果给中国战场带来不利影响。中国第六战区的一部分主力部队被抽调至云南、贵州，战区司令陈诚也随部队到云南，并出任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日本军队乘机在鄂西发起进攻，直指三峡地区，对重庆形成威胁。蒋对此甚为愤怒，他将对英国人的不满与愤怒部分发泄到史迪威头上，认为史在这件事上有相当责任，“史迪华(即史迪威)始则强催我军集中攻缅，今乃因抽调部队，而使重庆门户大受威胁”，但现在又说可能取消打通仰光与滇缅公路计划，蒋认为美国如此行事，“岂啻视为儿戏，直认为有意陷中国于灭亡之境，不啻协助日本完成其大东亚之新秩序”。⁽³⁰⁾

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史蒋之间存在着重大分歧，尽管史迪威对中国士兵的吃苦耐劳有高度评价，但他对整个中国军队的状况并不满意。他指出国民党军队中派系林立、互相倾轧，高级军官无能、士兵体质孱弱的种种弊端，并力图改变这一状况，希望对中国军队实行改革，以提高中国军队的战斗力。他提出严格挑选高级指挥官，清洗无用之辈，澄清指挥系统，实行统一指挥的建议。但蒋介石拒绝了这一主张。

史迪威还希望能装备和使用中共部队。1943年9月6日，史迪威向蒋介石提出一份备忘录，提议调动第十八集团军及胡宗南等部向山西出击。此时，蒋介石正在考虑对中共采取比较严厉的行动，蒋在此前一日所拟订的“本星期预定工作课目”中赫然列有“解散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封闭新华日报；对共匪军事计划之检讨；对共匪处置之决议案”等条目。⁽³¹⁾对于史迪威使用中共军队的提议，蒋认为，“此其必受共匪所主使，而且其语意有威胁之意……此史实一最卑劣糊涂之小人。余不屑驳覆，乃置之不理，表示拒绝其干涉之意”。⁽³²⁾

对史迪威来说，提出整编中国军队、装备和使用中共军队的这两项要求，其目的是军事性的，但在当时的中国，这却具有不言而喻的政治意义。蒋介石竭力阻止史迪威的这一努力。于是史蒋之间的矛盾逐渐发展，由军事而政治。史迪威认为，蒋介石所领导的政府不是一个民主政府，而是一个腐败专制的政府，“蒋介石是一党政府的头头，为盖世太保和党的特务所支持”，他对国民党的评价是“腐败、失职、混乱、经济困窘、苛捐杂税、言行不一、囤积、黑市、与敌通商”。⁽³³⁾

史蒋二人不仅在政见及军略上有着较大的分歧，其个性的冲突也甚为明显。两人均具有强悍的个性，作为下属的史迪威常常以美方代表的身份自居，拒不执行蒋介石的命令，且在语言上也常常对蒋有所冒犯，这使蒋难以忍受。对于史迪威的这一做法，美国总统罗斯福也觉得有些过分。1943年5月，罗斯福读了史迪威2月间的一封来信后，在致马歇尔的信中这样评论道：

史迪威与委员长打交道的方式完全是错误的……他说的那些无疑是事实，诸如委员长非常神经质，很难打交道，提出过分的要求等；但当他说要用严厉的口吻对蒋说话时，他的办法恰恰是错的。我们大家都必须记住，委员长是历经艰辛才成为四亿人民无可争议的领袖的，要把五花八门的各种头面人物——军人、教育家、科学家、医务人员、工程师，所有这些人都在争夺全国性或地方性的政权或控制权——在某种程度上联合在一起，这是无比困难的事情，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在全国做到了我们要花几个世纪才能做到的事情。此外，委员长认为必须保持其至高无上的地位，你和我如果处于他那样的环境中也会这样做的。他是最高行政长官，又是总司令，对他这样的人我们不能像对待摩洛哥苏丹那样严厉地说话，或迫使他承担义务。⁽³⁴⁾

1943年6月后，蒋曾先后通过访美的宋美龄和宋子文向美方提出将史迪威调离的要求。但后来担心影响中美关系甚大，且史迪威一度有和好表示，遂中止要求调离的行动。为此，已在美国展开要求召回史迪威活动的宋子文与蒋介石曾大吵一场，并被蒋在相当时间内拒之不见。

这一时期所发生的史蒋冲突，对中美关系有相当的损害作用。史蒋冲突的影响不止限于史蒋个人关系的恶化，更重要的是透过观察史迪威，透过围绕着史迪威问题与美国展开的交涉，蒋介石对美国的观感恶化，产生了越来越多的不信任感。1942年5月，因缅甸作战问题与史迪威已发生龃龉的蒋介石写道：“今而及知此所谓同盟与互助皆为虚妄之语，美国亦不能外此例乎。”⁽³⁵⁾从史迪威及史迪威周围的人身上，蒋介石看到了美国援华缺少诚意，“美国军事代表团大部皆自私自大之徒”，“美国来华军官团员与史蒂华对我军官与军事之报告，皆极轻视且力加污蔑，故其政府对我国军之心理亦完全变更，对我接济亦甚冷淡，思之愤痛”，“史蒂华之愚拙，其言行之虚妄，可谓无人格已极，而美国政府对我国之援助一无诚意，不过点缀敷衍，于其言行所流露者亦可大白。中国之痛苦几乎无一友邦有诚意可恃也”。⁽³⁶⁾

居里来华调解时，其表现也不能令蒋满意，反而让蒋看到，美国政府的政策在总体上与史迪威并无大的差异，更觉失望。蒋记曰：“近日与居里谈话，更觉西人皆视华为次等民族，无不心存欺侮，可以进一步压迫乃必压迫不止。美国所谓道义与平等为号召，实其心理与方法无异于英国之所谓，不过其人民精神与自由思想或较英国为进步耳。”⁽³⁷⁾居里离华后，蒋总结道：“国际间只有势利与强权，而无道义与公理可言，更无诚信可恃……此次居里来华可明察罗斯福以及美国军部决无中国军队中国战区在其心目之中也，能不奋勉乎。”⁽³⁸⁾

在对美国的不满日积月累的同时，蒋对美国对华政策的本质也产生了怀疑，认为美国有称霸远东的企图，因此，它担心中国与其争夺亚洲的领导权。为此，蒋介石数次公开表示，中国并无领导亚洲的企图。1942年11月17日，蒋介石在纽约先驱论坛报发表专文，表示“最近有中国将为亚洲领导者之论，一若不成器的日本的衣钵行将传于我国，中国年来历受压迫，对亚洲沉沦的国家自表无限的同情，但对此种国家的自由与平等，我辈只有责任，并无权利，我辈否认将为领导者”。⁽³⁹⁾美国舆论对蒋介石的声明给予肯定。蒋对此颇为关注，他的解读是：“自余否认领导亚洲政策在美报发表以后，英美对我心理与观念全变，皆一直表示好意，而纽约时报则自认其美英对华有在战后建立平衡力量不使中国在亚洲独自强大成为世界新威胁之意。余可知美国对我之防范顾忌总不亚于英国，而子文昔以为美国无此顾忌，是其太不懂美国对(我国与)太平洋独霸之政策矣，而其来华之军官，对中国之轻视与把持之状态更可知矣。”⁽⁴⁰⁾由此可见，蒋介石此时对美国的猜忌已达相当程度。

11月31日，蒋介石又在国民参政会阐述中国的外交方针，一方面表示中国将“与联盟各国共同负起解放全世界人类的大责任”，同时表示，“我们中国为亚洲最大最古之国，但我们决不要侈言什么‘领导亚洲’”，“我们对于世界，对于亚洲，就只有尽义务，承担责任，毫不存有任何权力和自私的观念”。在1942年的年度总反省录中，蒋再次写道：“余在参政会宣布外交方针，否认我国有领导特权，提出经济管制物价方案，国际与国内对政府之心理同时转变，同声赞誉。”⁽⁴¹⁾

蒋介石对美国支持中国的动机也产生了怀疑，认为美国对中国只是利用而已。此时，宋美龄正在访美。宋与美国朝野各界进行了广泛接触，呼吁美国重视中国战场，加强对中国的援助，但其成效在蒋看来甚为有限。1943年2月，蒋写道：“余妻访问白宫以后，美国对我政策惟有利用而毫无补助诚意乃可断言。”蒋介石甚至认为，美国的政策“专以中国为牺牲品也”，并表示“从此对于国际政策应再加检讨”，似乎有对以往的联美政策加以改变的意味。当然，这应只是蒋的意气之言，蒋介石也知道，对中国来说，实际上并无其他可行的选择。蒋继续写道：“除联美政策之外，亦无其他较妥之途径，务不忘只借其声势之道，其他本无实际作用也。”⁽⁴²⁾

此后，美国援华战略上出现了史迪威与陈纳德的陆空战略优先之争。蒋介石支持陈纳德，希望美国提供大规模的飞机援助，并增强中国空军力量。但是，美国未能满足蒋介石的要求。对此，蒋介石不只是从以往常说的美国轻视中国战场的角度去考虑，而是想到问题的另一方面，即美国对中国的猜忌。他认为美国是不想看到中国的强大而不愿提供飞机，“美国不愿我有独立之空军，不助我建立空军，其在现时甚恐我有空军，则我中国战区不能受其控制，其在战后必期以空军控制整个太平洋及其西岸之陆上，而其用心之险昭然若揭。如果若此，则罗斯福政策必贻害美国矣”。⁽⁴³⁾

避免与美国发生可能的战略竞争，或避免使美国误认为中国有意与美国竞争的想法，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蒋介石对中国国防重点的考虑。尽管中国与美国在实力上存在着较大差距，但为避免今后与美国在东亚及西太平洋出现竞争关系，蒋介石确定中国国防的发展重点在陆防。在开罗会议前，尚未从重庆出发时，蒋介石认真地思考了今后中国国防之重点。蒋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以大陆为国防之基础；二、西北为国防之重心，故对海防与海军应取守势，并与美国共同合作，且避免与美有军事竞争之趋向。”蒋介石认为，中国是大陆国家，发展方向不在海上，既不能与美国竞争，亦无竞争之必要，“此在我立国大计基本之方针，应首先决定。故今后国防方针与国际政策，必须与美积极合作及互助，万不可与作海洋竞争”。蒋介石并设想中美合作，共同确保远东及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余意在太平洋方面，中国负陆空军之责，而美负海空军之责。如美国能同意于此，则东方和平或可无虑乎”。⁽⁴⁴⁾

蒋介石此时虽然认为美国有称霸东亚之心，并时有批评，但蒋不反对美国在世界事务及东亚事务中占据主导地位，而愿意担当追随者的角色，“惟美国马首是瞻”。⁽⁴⁵⁾1943年4月，在蒋介石与熊式辉的一次谈话中，熊对美国有不少微词，但蒋介石并不赞同。蒋认为“彼对美国之观察，多带感情与主观之言”。蒋分析了美国政策与国际未来情势，表示“吾国卅年之内不特不怕美国称霸东亚，而且惟恐其不称霸东亚也”。⁽⁴⁶⁾蒋介石不担心美国称霸，固有对美国奉行反对殖民主义政策的认同，另一方面也显示了他此时对美国的信任尚存。

二、美国提出指挥权要求

1943年10月，史迪威指挥中国驻印军发起缅北反攻战。他希望驻守云南的中国远征军渡过怒江进攻滇西，与驻印军形成夹击之势。史迪威通过华盛顿方面对蒋介石施加压力，催促蒋介石出动云南的远征军。12月21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表示打通经过缅甸到中国的陆上补给线，对于缓解中国的形势将有重要意义，蒙巴顿正在作大规模空战的准备，因此，他希望中国“继续运用各种可能之方法，准备贵国驻滇之部队，开始向北缅作战，以支援英、美部队由印向前之努力”。⁽⁴⁷⁾但蒋介石复电表示，美英既已提议延缓对缅甸的全面攻势，而他也已接受，因此对于新的作战计划，他不能同意。他强调“缅甸战役之成败，为中国生死存亡之问题”，如没有盟军在南缅登陆作战侧击日军，北缅作战，“乃为自觅其败亡”。但蒋介石同意，他可将中国驻印军用于缅甸作战，因其调动与成败不致严重影响中国战区。⁽⁴⁸⁾

此后，罗斯福又于12月29日、1944年1月15日两次来电相催，但中方仍然没有采取行动。1943年3月上旬，缅甸日军向印度的英帕尔地区发动攻击，企图从印度切断美国援华物资的供应线，以进攻印度来牵制盟军对缅北的进攻，印缅形势一度骤然紧张。3月20日、4月2日、4月4日罗斯福又接连致电蒋介石，敦促出动云南的中国远征军。4月4日的电报带有指责意味地表示，英军与史迪威的部队都在激战中，由于怒江前线的远征军毫无动静，日军得以将56师团转用于对付史迪威的部队，“阁下之远征军，具有美国之装备，未能前进，以攻击现已力竭之敌56师团，此实使余难以了解”。该电并称“如彼等不能用于共同之作战，则吾人尽其最大之努力，空运武器与供给教官，为无意义矣”，隐含如果再不出动远征军，则对中国的租借援助将暂予停止的意味。⁽⁴⁹⁾4月中旬，驻守云南的中国远征军向滇西日军发起攻击。

不久，日军在中原地区发起一号作战，河南战场出现了严重的大溃败，长沙亦告失守。面对这一危机，美国军方认为，这是由于中国军队作战不力，高级将领指挥失误所致。此时，史迪威指挥的驻印军在缅甸战场上正不断取得胜利。美国军方认为，赋予史迪威对中国战场所有军队的指挥权或可挽救中国战场的形势。

7月7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要求任命史迪威指挥包括共产党军队在内的一切抗日的中国军队。罗斯福指出，“自日军进攻华中以来，形成极严重之局势，不仅使贵政府感受威胁，且使美国在华基础同受影响”。如要挽救危局，必须立即采取紧急措施。罗斯福认为，史迪威在组织、训练及指挥中国军队作战方面，已经显示出才能。面对当前的这一灾难性局面，罗斯福要求蒋介石将史迪威从缅甸召回，将史置于其直属之下，“以统率全部华军及美军，并予以全部责任与权力，以调节与指挥作战，用以抵抗敌人之进占”。罗斯福认为“中国已濒于危境，倘不立即实施激烈敏捷之补救，则吾人共同目的势将受到危险之挫折”。⁽⁵⁰⁾罗斯福并告知蒋介石，他已将史迪威提升为四星上将。

对于罗斯福的这一来电，蒋介石内心深感愤怒，他在7月7日的日记中写道，美国此举“是其必期统治亚洲干涉中国内政之心昭然若揭矣”。⁽⁵¹⁾

尽管蒋介石内心甚为不满，但他并未拒绝罗斯福的提议，而是采取原则上赞成但要求有一准备时间的拖延办法。蒋在7月8日致罗斯福电中首先表示，“阁下所提，史迪威将军在余直属之下，以指挥全部华军与美军之建议，其原则余甚赞成”，但随后又表示，“中国军队与政治之内容不如其他国家之简单，更非如在缅北作战少数华军之容易指挥者可比，故此事仓卒付诸实施，不惟不能补益中国之现在战局，乃必速致中国军事之不利……故余以为必须有一准备时期，可使中国军队对史将军能绝对服从，而毫无阻碍，而后乃不辜负阁下之所期待也”。⁽⁵²⁾

为避免他与史迪威之间冲突加剧，也为了避免史迪威垄断向华盛顿报告的渠道，并觅得另一与罗斯福沟通的渠道，蒋介石提请罗斯福派遣一位获得他完全信任的“有远大之政治目光与能力”的全权代表来华，以便随时沟通，并调整他与史迪威之间的关系。此时正在美国访问的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奉命向罗斯福强调：“中、美合作，不但军事，尤重政治，单从军事不能解决整个问题，军略家未必皆有政治头脑与经验，为免日后误会，宁可慎重于始。”⁽⁵³⁾罗斯福表示将慎重考虑其私人代表的人选。

在考虑私人代表人选的同时，罗斯福催促蒋介石迅速采取给予史迪威以军事指挥权的行动。7月15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表示他对蒋原则上同意在其指导下让史迪威将军拥有不受干扰地指挥中国军队的权力，深表欣慰。罗斯福认为，目前情况危急，“实需要有一迅速之措置。如果吾人共同自华对日之努力，不幸遭受影响，则今后将鲜有中、美继续合作之机会矣。因是在全面军事危机如此严重而迫切之际，即使冒若干意料中之政治危机，固亦为理所应然之事”。罗斯福表示，他正在物色一位具有政治远见的有能力的人作为他的私人代表，但“今日危机之所在，首为军事，是以余以为立即将华中军队及作战之全部直接指挥权，授予一人，此实为急要者也”，他希望蒋介石“采取各种准备，俾史迪威担任指挥能于最早可能之时限实现”。⁽⁵⁴⁾

对于罗斯福的再次催促，蒋介石甚为愤怒，他对美国的指责用词前所未有地升调，蒋表示，“敌军之深入无足为虑，而盟军友邦之压迫，其难熬实难名状。抗战局势至今，受美国如此之威胁，实为梦想所不及，而美国帝国主义之凶横竟有如此之甚者，更为意料所不及。彼既不允我有一犹豫之时间，必期强派史迪威为中国战区之统帅，以统制我国。此何等事，如余不从其意，则将断绝我接济或撤退其空军与驻华之总部。不惟使我孤立，而且诱敌深入，以图中国之速亡，此计甚毒”。⁽⁵⁵⁾此后，在蒋介石的日记中时常可看到他对美国的失望与指责，如“为史迪威事及美国对余态势时用寒心，今日之患不在倭寇而在盟邦矣，可叹”，“今日与盟国共同作战所受之压迫与黑暗，实为十三年以来未有之恶凶境也”⁽⁵⁶⁾，等等。

面对罗斯福一再提出给史迪威以军事指挥权的要求，蒋介石难以遽然拒绝，他与国民政府的军政要员苦寻对策。军政部长何应钦提出授予史迪威部分指挥权的妥协性建议为蒋所接受。何应钦认为，“中国军队全部归史迪威指挥一节，姑无论内容复杂，事实上不可能，且失却我国独立之尊严，殊非我血战七年争取自由平等之本意”，但鉴于中国目前的实际状况，又不能对罗的建议断然拒绝，“贻抗战建国以不利之影响”。从长计议，何应钦认为“为求于美军彻底协同迅速胜利结束战争，并使战后建军获得基础，及建国能得友邦援助，对于罗斯福之提议，似可援英国例，予以原则上之同意”，但在具体实施时，可设计出对史迪威的权力加以限制的办法。何应钦提出，可将重要战区的中国军队，分为攻击兵团(或称第一线兵团)与守备兵团(或称第二线兵团)，根据各战区的不同情况，确定该战区攻击兵团的数量(每战区约二至五军)，交史迪威指挥，担任攻势作战任务。其余部队，仍由原战区司令指挥，担任原阵地及后方之守备任务。这些攻击部队的编制装备及后方勤务，概由美方担任，但兵员补充及人事等，仍归中国统帅部。何应钦同时提出，“史迪威之指挥权，于战争结束之同时解除之”。但对于使用中共军队问题，何应钦采取排斥态度，声称有关中共军队的问题，“全属内政问题，理应除外”，“如因此美方竟不予我一切援助，中国宁肯单独抗战到底，亦不牵就”。⁽⁵⁷⁾

7月23日，蒋介石致电孔祥熙，要求他向罗斯福说明，“凡于中、美两国共同目的有益而于我国家立国基本无损之事，中国无不竭诚接受其主张，故彼提议以史迪威将军在余直属之下以指挥中国军队一节，余在原则上表示接受而不踌躇。但在实行之程序上，余自应按照实际之情形，加以充分之考虑，务使其实行时能十分圆满，毫无窒碍而后可”。蒋介石提出，在考虑实行此事时有三个前提：(1)应顾及中国的政治环境；(2)应顾及中国军队与人民的心理；(3)应使史迪威在其命令之下指挥军事能圆满顺利，确实有利于共同作战的进行。因此，蒋介石仍坚持：“须有一相当之准备时期，否则若军队与人民之心理皆无相当了解而急切行之，将使中国军民疑虑而惶惑，以致中国之政治与军事俱发生极不利之结果。”蒋介石还指出，所谓统率全部华军，此应指国民政府统辖下在前线参加作战之军队，其指挥范围与办法，当另行规定。至于共产党军队能否包括在内，“当视该军以后能否即时接受中央政府之军令与政令而定，故当另行计议，此时不便确定”。蒋还特别提出，为使其与史迪威将军能顺利合作起见，在史迪威上任之前，应将史迪威的职权、名称、史与他之间的关系等详细议定。⁽⁵⁸⁾

同日，蒋介石再电孔祥熙，更为明确地说出了前电中尚未说明的想法。蒋指示孔口头而不可用书面提交的方式向罗斯福陈述如下意思：“为挽救军事危机，自应不顾一切，但政治与军事绝对相关，任何国家皆必由于政治条件而决定其军事之胜负成败……所谓政治条件，最重要者为立国精神之不可动摇，为国家尊严与政府威信之必须保持，尤其应使军队与人民信任‘统帅必能负责到底’之信心绝对坚定。”中国的政治情形极为复杂，而日本与国内反动派正在作种种离间中美关系与挑拨中国军民反感以削弱政府威信之宣传。因此，他“对于将指挥中国军队之权交付与外国籍之军官一事，实不能无充分之考虑与准备，否则中国军民将谓余对国家对军民不负责任，而敌人与反动派更必将信口雌黄振振有词，彼等制造一两句口号即可以破坏中、美合作妨碍共同作战而有余”。蒋还要求孔向罗斯福指出，中国军队中各级官长对史迪威将军也颇多误会，故此事如未经准备成熟而操切行之，不仅不能有补于目前军事局势，且有可能招致意外挫折。⁽⁵⁹⁾

8月10日，罗斯福通知蒋介石，他选中了曾担任过美国陆军部长的赫尔利作为其私人代表。罗斯福来电称，赫尔利“具有广泛之外交、政治及事业经验，在敝国之政界为一闻名及受尊敬之人物”。罗斯福说，赫尔利曾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熟悉美国军情，他“在调整阁下与史将军之关系方面，必将大有助益”。⁽⁶⁰⁾罗斯福还派遣美国战争物资生产局局长唐纳德·纳尔逊(Donald Nelson)与赫尔利一同来华。

在确定派出赫尔利之后，罗斯福于8月21日再次敦促蒋介石尽快授予史迪威以指挥权，“现在，派到阁下处的我的个人代表既已确定，我认为我们应立即采取应付军事局面所需的积极步骤。我敦促阁下采取必要措施，使史迪威将军尽早在您的指导下担任中国军队的指挥职务。鉴于军事形势的严重性，过长时间的考虑和谋求准备工作的完善，极可能带来致命后果……我强烈敦促在任命史迪威问题上采取行动，因为我感到，如再有任何延误，无论是对于中国，还是对于想要早日打倒日本的盟国计划来说，要想避免一场悲剧性军事灾难，恐将为时太晚”。罗斯福不赞成对史迪威指挥的军队加以限制，而要求授权其指挥所有能用于对日作战的军队，“我不认为应对交给史迪威指挥的军队加以限制，除非该部队不能用于保卫中国和对日作战。当敌人把我们逼到灾难边缘时，似乎没有理由拒绝愿意帮助我们消灭日军的任何人”。罗斯福希望史迪威的头衔将具有这样的职能：在蒋介石的直接领导下指挥所有中国军队。⁽⁶¹⁾(www.xing528.com)

但8月25日孔祥熙在拜见罗斯福时，对于授权史迪威一事，仍表示需要一段时间，“为顺利达到目的，不得不有相当准备时期”。孔祥熙说，由于历史因素，中国军队情形与他国有别，近年来经苦心整顿，虽有改善，但“种种人事关系，决非如理想之易行，匆促行之，万一准备不周，不但所愿未遂，反致影响现在战事及将来共同之合作非轻”。史迪威万一失败，将直接影响罗斯福总统的威望。孔祥熙并举最近的衡阳战事为例，称这一战事举国注意，倘于该时交史迪威指挥，结果陷落，则责任势将由史迪威担负了。⁽⁶²⁾

赫尔利于9月6日抵达重庆。此后，他与蒋介石、宋子文等就史迪威的权限展开了磋商。9月12日，赫尔利提出10点建议以供讨论，其中包括：在大元帅指挥之下联合一切军事力量；为了战争目的集合在中国的所有资源；在民主的基础上支持大元帅关于政治联合的努力；规定史迪威将军的权力为野战司令官；规定史迪威将军的权力为大元帅的参谋长。在宋子文的建议下，支持大元帅关于政治联合的努力一条中的“在民主基础之上”一语被删去。而关于史迪威的权力，蒋表示应在一个国际协议中予以规定。⁽⁶³⁾

稍后，赫尔利又为蒋介石草拟了对史迪威的委任令和指示。赫尔利所建议的委任令称：“兹任命约瑟夫·史迪威将军为中华民国地面和空军部队野战司令官。他在使用这些部队上，直接对我负责……现授予史迪威将军有依照中国法规奖励、惩罚、任命和罢免军官之权。现授予史迪威将军对中华民国陆军和空军部队颁发作战命令之权。”给予史迪威的指示是：“你立即进行关于中华民国陆军和空军部队的改编和重新部署事宜，并准备关于盟军在中国战区的反攻计划，以收复现时被日军占领的中国地区。在执行这项使命时，你被授权整编和装备新部队；解散旧部队；跨部队调动人员，跨指挥系统和跨地区调动部队，而不必考虑司令官们或省和战区的管辖权限。”⁽⁶⁴⁾

但此时，史蒋在缅北滇西部队的作战使用问题上又发生了分歧。9月上旬，在滇西作战的中国远征军在围攻龙陵时遭到重大伤亡。蒋介石多次要求史迪威下令在密支那的驻印军去攻打八莫，以解减轻龙陵远征军的压力。蒋介石担心，一旦远征军受挫，日军就会趁势进攻昆明。但史迪威不同意，他称驻印军在围攻密支那时已精疲力竭，现在与其要他们从密支那去进攻日军防御工事强固的八莫，不如向远征军补充兵员，自从滇西作战开始以来，远征军就没有得到过补充。9月15日，蒋介石在召见史迪威时威胁说，如果驻印军在一个星期内不攻打八莫日军，他就要从滇西撤回远征军以保卫昆明。

史迪威向华盛顿电告了这一争论，罗斯福很快发出了一封由马歇尔起草的措辞强硬的电报。9月19日，赫尔利正和蒋介石、宋子文、何应钦、白崇禧及军事委员会的其他几位要员举行会议时，史迪威当着众人的面将罗斯福的这一电报转交给蒋介石。该电报称：

如果你停止渡过怒江后的进攻，或提议撤退，这正是日军所企求的，他们之所以在华东发动攻势也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日军明白，如果你继续进攻，再加上蒙巴顿即将发动的攻势，通向中国的陆路交通线就会在1945年初期打通，中国的继续抵抗和你的控制权的保持就将得到保证。反之，如果你不补充你在缅北的部队，如果你不增援怒江部队，并撤退这些部队，我们就将失去打通中国陆路交通的一切机会，并立即危及飞越“驼峰”的空中航线。对此，你自己必须准备接受其后果，并承担个人责任。

我近几个月来曾再三敦促你采取果断的行动以抵御愈来愈迫近中国和你的灾难。现在，你仍然没有任命史迪威将军指挥中国的一切部队，我们面临失去华东重要地区，因而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日军占领桂林后，将使昆明空运机场处于不断遭受袭击的威胁中，并使“驼峰”吨位减少，还可能切断这条航线。

虽然我们正在世界各处迫使敌人败退，但这在相当时期内也无助于改善中国的局势。我们的部队正在太平洋上迅速前进，但除非你现在采取有力行动，这个前进对中国来说也为时过晚。你只有立即采取果断的行动才能保全你多年来奋斗的成果，以及我们为了支持你而作出的努力。否则，政治和军事方面的种种计划都将因军事惨败而落空。

……我确信你当前要阻止日军达到其在华目的的唯一办法，就是立即增援你的怒江部队并发动攻势，同时，让史迪威将军能够全权指挥所有的中国军队……如果再事拖延，你和我们为了挽救中国所作的一切努力都将付诸东流。⁽⁶⁵⁾

史迪威指挥权问题的提出，是罗斯福采取的一非常措施。罗斯福企图把史迪威指挥权的印缅模式——蒋介石名义领导、史迪威全权指挥的方式扩大到全中国。他希望通过由史迪威直接控制全部中国军队和大规模提供装备的方法，重整华军以挽救危局。因此，罗斯福不惜采用严厉的措辞以促成这一目标的实现。

三、蒋介石要求美国召回史迪威

对于9月19日由史迪威转交的罗斯福这一措辞强硬的电报，蒋介石作出了强烈反应。他认为是史迪威通过马歇尔让罗斯福发出了这一电报，如果授全权于史迪威，他不仅指挥不了史迪威，史迪威反倒要指挥他。当天晚上，蒋介石便对赫尔利表示，与史迪威决裂的时候到了。蒋介石不仅不同意任命史迪威，还以史迪威没有合作诚意为由，要求美国将其召回。

赫尔利还企图在史蒋之间作些调解。9月24日，赫尔利在与蒋介石会谈时表示，“如中、美双方不能充分合作，甚至互相顾忌，即欧战结束以后，远东之局面必为英、苏所操纵，而我中、美两国，将失其决定之地位。中国今日实无须怀疑美国有何侵略野心，美国所希望者，唯在使中国能独立自强而已”。他并表示，史迪威称，他与委座两人个性皆极强硬，故工作上不免发生困难，但根本上并无不能谅解之处，委座几次对他甚为帮忙，他今后愿意接受委座命令。关于中共问题，赫尔利表示，“吾人今日虽盼中国之统一，能更趋进步，但亦只能以纯客观之立场赞助中国政府解决中共问题，使所有中国抗日军队皆能听命于委座，而完全受其指挥”。赫尔利还称，罗斯福总统因政务甚忙，电文措词口气有欠妥之处，但此并非罗斯福总统之意旨，当他离开华盛顿时，罗总统曾告诉他，中国的一切事情皆应商之委座，以谋解决。罗斯福总统之态度既属如此，故请委座对前次电报，不必介怀。

蒋介石表示，罗斯福在两个月前提议授予史迪威指挥权，此电牵涉到中国生死存亡之事，“盖军队乃国家之命脉，而军队之指挥权，乃操国家生死存亡之大事……余之处理此事，实不能不取十分慎重之态度”。他感谢罗斯福总统对中国的种种支持，但是，对于那些对国家的根本问题或两国的基本政策有妨者，则不能不慎重对待。因为此类重大之事，一旦处置错误，结果不仅有害中国，而且有害于美国。这类重大之事，概括言之有三：(1)中国建国的主义不能变更，即现行之三民主义，在建设三民主义之民主政治，故不能使共产党赤化中国。(2)凡于中国主权有损害之事决不容许。(3)国家尊严与个人人格必须互相尊重，不可有丝毫之损害。

然后，蒋介石又说到史迪威其人。蒋认为史迪威指挥驻印军五师部队尚可胜任，故他给史迪威以指挥全权，从不加遏制或干涉。但如“再要加派部队，归其掌握调度，则彼之能力即有所不胜，如欲委以中国战区全军总司令之职，使其指挥全中国3000公里战线之军队，则彼之能力，更不足任此艰巨。余观察史将军固为一勤劳朴实果敢之军人，然彼之政治与战略头脑殊为缺乏。而主持全部战局之人，不仅须有军事之素养，尤须具有政治之脑筋，二者兼备，始堪称职”。而且，在他要史迪威对八莫进行佯攻时，史竟不予考虑，“彼于缅北局部之战尚且如此，如将来委以中国战区全局之事，彼如何能服从余之命令，接受余之指挥”?蒋介石称：“就史将军过去与余相处之情形与此次在渝与将军共同商讨之结果，已使余对彼失去最后一分希望与信心！因此，余认为彼决不能担负中国战区中、美联军统帅之重任……甚盼贵国能另派一资望素著能力卓越之将领前来中国继续执行我两国合作抗战之政策。”⁽⁶⁶⁾

9月25日，蒋介石正式向赫尔利递交了书面文件，要其转告罗斯福总统，“余同意遴选美国将领一员为中美联军前敌总司令，且同时任为中国战区参谋长……但余再不能委史迪威将军以如斯重大之责任，且拟请其辞去中国战区参谋长之职务，并请由此战区遣调离任”。该信函回顾称，在7月收到罗斯福总统的提议后，“余不顾本人以过去深切之感觉及判断，乃善意考虑派史将军为前敌总司令……惟事实证明，史将军非但无意与余合作，且以为受任新职后，余将反为彼所指挥，故此事因而终止”。蒋介石表示，“美国派出之各战区将领，能表现盟军友谊合作之精神者，颇不乏人，故余请向罗总统声明，如罗总统指派之任何美国将领，而富于友谊合作精神，以接替史将军，并负余以上提及之其他重要职务者，余当竭诚欢迎，且将尽力之所及，以遂行其计划，支持其作战，加强其权限”。⁽⁶⁷⁾

蒋介石此时在心中也作了万一美方作出决裂姿态的最坏打算，他认为结果无非是中国单独抗战而已，总比现在受制于人强。蒋介石在致孔祥熙电中表示，“情势至此，不能不下最后之决心，但无论美国如何变化，余自信抗战根据地与军队，决不致崩溃，吾人如再恢复独立抗战之态势，则对内政与军事情势，决不能比现在更坏。只要内容简单，无外力牵制，则国内一切措施方能自如，决不如今日皆受人束缚之苦痛也”。蒋介石坚定地表示，“史决难再留，如有人来说情，应严正拒绝，亦请其从速撤换，以免阻碍今后之合作也”。⁽⁶⁸⁾

此时，史迪威仍希望美国军方能继续给予他支持。他在9月26日致陆军参谋长马歇尔的报告中指出：“蒋介石掌权一日，美国就不能从中国得到真正的合作，我相信他只会继续运用他的故伎与拖延，同时攫取贷款与战后的援助，以维持他现有的地位，这地位是以一党政府、反动政策或利用特务的积极协助镇压民主思想为基础的。”⁽⁶⁹⁾

面对蒋介石的强硬抵制，罗斯福作出让步。10月5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表示自从他要求给予史迪威更大指挥权的建议提出后，中国战场的局势继续恶化，“以致我现在感到美国政府不应再负责任命一位美国军官指挥你在全中国的地面部队”。他同意解除史迪威的中国战区参谋长职务，并解除史迪威在有关租借事务方面的责任，但仍要求保留他在缅甸(再加上云南)的指挥权，希望蒋同意“任命史迪威在你的指导下直接指挥在缅甸的中国军队以及在云南省的全部中国地面部队”，以保证“驼峰”运输线的安全，罗斯福并称：“我感到如果将史迪威从缅甸战斗中撤出，其后果之严重恐远非阁下所能预料。”⁽⁷⁰⁾

但蒋介石已决心彻底赶走史迪威，不再作任何妥协。他在10月7日与赫尔利谈话中表示：“滇缅地区之作战，乃属于整个中国战区之一部，而不可分割，故不能有违中国战区最高统帅部之节制与指挥。且史迪威将军如已解除其参谋长之职务，则以后对于滇缅之中国军队自不能再交彼指挥。因彼前此之所以能指挥缅甸华军者乃以其任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之故。”蒋并称，罗斯福总统来电中称，如解除史迪威的缅甸作战指挥任务，其后果之严重恐出吾人意料之外，但他的意见恰恰相反，“余认为撤换史迪威之后，不仅双方之隔阂可以消除，而且我中、美两国更可趋合作”。⁽⁷¹⁾

10月9日，蒋介石致电罗斯福，再次表示了拒绝史迪威但愿意授予其他美国将领权力的态度。蒋表示：“阁下所提关于中国全线军队或缅甸与云南局部军队由余委任美国将领之指挥以及其他各种之建议，余固无不乐予接受，但其人选，务须能与中国诚恳合作而得余之信任者，此为必不可少之条件。9月25日之备忘录中，余已详述史迪威将军显然缺乏上项必要之条件，故余不能再授彼以指挥之权……今余仍本初衷，即请阁下调回史将军，而另派胜此重任之将领来华以替代之。”⁽⁷²⁾

在这一史蒋摊牌的最后关头，担任罗斯福私人代表的赫尔利选择了支持蒋介石。他在转呈上电时加上评论说：“在我离开华盛顿前，你告诉我，你的总目标是防止中国崩溃和使中国军队继续作战。作为你这样做的计划的一部分，你决定支持蒋介石的领导地位。对这里的形势加以研究后我确信，中国没有一位领导人能像蒋介石那样和你合作。据我所知，没有一位中国人像蒋介石那样具有领导人必须具有的众多要素。蒋介石和史迪威是根本不能相容的。现在你面临的局面是在蒋介石和史迪威两人中作出抉择。你和蒋介石之间没有其他争端。除史迪威的任命以外，蒋介石同意了你的每项要求、每项建议。”⁽⁷³⁾

10月13日，赫尔利致电罗斯福，详述了建议召回史迪威的理由，提议罗斯福重新任命一位蒋介石能够接受的美国将军接替史迪威。赫尔利回顾说，他来华之后，曾力图协调史蒋关系，那时他相信史迪威和蒋介石之间可以协调。但现在他确信，“这两个人是根本不相容的，他们互相猜疑”。赫尔利认为在史蒋关系的恶化问题上，史迪威负有很大的责任。如果美国政府选择继续支持史迪威，它将会失去中国：

蒋委员长赞成合乎逻辑的劝说和领导，你可以和他相处。他对于任何形式的压迫紧逼手法或最后通牒都抱强烈反感。史迪威在政治上不能理解蒋介石，不能和他合作。史迪威说过，蒋介石在受到压力以前从来不肯行动。按照这个论点，史迪威的每一行动都是要蒋介石完全屈服的步骤。除史迪威问题外，你和蒋介石之间并无争议……史迪威的一个意图是使蒋屈服。史迪威的根本错误在于，他认为他能使一个在革命中领导国家、领导一支粮饷不足、装备低劣、实际上无组织的军队抗击占压倒优势的敌人达7年之久的人屈服。我的意见是，如果你在这一争论中支持史迪威，你将失去蒋介石，甚至还可能连同失去中国……史迪威和蒋介石之间的僵局是严重的，有可能导致延长战争和加重美国物资和生命的损失。如果不能保持中国军队继续参战，看着中国崩溃，那么即使天国中的所有天使都发誓证明我们支持史迪威是正确的，也改变不了历史的判决。美国将在中国失败。⁽⁷⁴⁾

此时，美国对中国的关注已经从注重军事问题转向注重政治问题，美国更关心战后与中国的关系，它不愿因史迪威而冒“失去中国”的风险。10月19日，罗斯福电告蒋介石，他决定将史迪威召回，由魏德迈(Albert C.Wedemeyer)接任中国战区美军司令和战区参谋长的职务。同时，美国决定将中印缅战场划分为两个战场，中国为一个战场，印缅为另一战场，索尔登(Daniel Sultan)将军将负责指挥印缅战场。罗斯福希望蒋介石授权索尔登将军指挥在印、缅的中国部队。

当罗斯福终于在史迪威问题上作出让步之后，蒋介石也表现出了充分合作的态度。蒋介石很快便复电表示，他“完全同意”罗斯福的提议，“余乐愿委任魏德迈为中国战区参谋长，并欣悉阁下将同时委其指挥美国在华军队，该项军队，自仍隶属余最高统帅之下”，“印缅区之中国部队，余将授权索尔登中将指挥，并供给该项部队及兰姆加训练处需要之兵员补充，索尔登将军在指挥方面，余可授予全权，但缅甸之战略，与所在中国部队作战有关时，应与余协商”。蒋介石表示，他“竭诚表示欢迎魏德迈将军，希望与其彻底密切合作”。⁽⁷⁵⁾

魏德迈就任时获得的使命授权要比史迪威的小得多，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建议和协助委员长指导对日军事行动”，二是指挥在华美军“实行从中国出发的空中行动”。魏德迈从罗斯福那里得到特别指示，美军在中国的主要使命是支持中国现存的政府。魏德迈理解，这意味着在中国蒋介石的决定是最终决定。至此，中美之间围绕着史迪威指挥权而产生的危机得以消解。

史蒋之争，从表面上来看，是蒋介石胜利了，但这一事件对国民党政府的政治上的损害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史迪威的召回无论是在美国官方还是在民间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这样的高级将领被“逐”回国，在美国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马歇尔等军界首脑对蒋介石的愤愤之情难以言表，美国社会也掀起了一股同情史迪威、揭露蒋介石黑暗统治的舆论高潮。《纽约时报》称这是“一个垂死的反民主体制的政治胜利”，指责美国政府至少是消极地支持了一个“在中国日益不得人心的政府”。⁽⁷⁶⁾所有这些，对美国后来的援蒋政策的坚定性不能不产生影响，美国必须考虑当它在援助一个它认为已失去民心的政府时它能走多远。

四、指挥权危机中的内政因素

在史迪威指挥权危机中，中国的内政因素与外交冲突交织在一起，成为影响这一事件的重要因素。此时，第二次民主宪政运动正在中国国内蓬勃展开。这一运动与美国发生了联系，与国民党内的开明派发生了联系。这使蒋介石产生了美国欲倒蒋而另行扶植他人的联想，这种联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蒋介石处理史迪威指挥权问题的态度。

蒋介石怀疑美国要倒蒋立新，其想象中的一个主要对象便是立法院院长孙科。在民主宪政运动兴起后，国民党内的一些开明派作出了呼应，孙科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历来对蒋集权统治有所不满的孙科，在各种场合表现出对实施宪政的支持。孙科身居高位，又有着先总理之子的光环，言论分量自是不同于一般人，而其言辞又较少顾忌。他的坦率言论，引起了蒋的极大不满与猜忌，认为孙科有夺权的野心。5月14日，孙科在宪政座谈会上发表了支持尽快实施宪政的意见。蒋对此大为不快，指责孙科“诋毁政府无微不至”，认为“其用意在夺取国府主席后与共党合组政府，以俄国为其后台老板，巩固其卖国地位。此人实汪逆之不若也”。⁽⁷⁷⁾蒋在该月的反省录中再次写道：“内部孙科之猖狂谋叛益急……人心之不测，在此期间，孰为诚伪孰为忠奸，更得进一步之认识。”⁽⁷⁸⁾

孙科一般被归于亲苏派，该类人士在国民政府中势力单薄，原不足为惧。然而，随着史迪威事件的发展，蒋对美国怀疑日重，认为孙科已成为美国中意的目标。7月4日，美国驻华使馆参赞艾切森会见孙科，提议在蒋的领导下，联合各党派，成立军事委员会，承担领导战时国家的责任。蒋介石认为美国与孙谈话是有所用心的，他觉得孙科已成为苏联与美国皆能满意的人物：“美英俄皆期以孙科为傀儡之暗示与宣传逐渐发现，而以美为最甚。”⁽⁷⁹⁾

蒋介石认为，美国在军事上要以史迪威取而代之，在政治上则要以孙科取而代之，这样中国便会完全由美国所摆布。蒋介石日记中屡屡有如下记载：“最近内外形势之压力日甚一日，尤以美国在精神上无形之压迫更甚，彼必期强余无条件与共党妥协，又期余接受其以史迪威总司令，此皆于情于理不能忍受之事，又以其暗示孙科为余代替之人，帝国主义之面目全露，其意非使中国为其附庸不可。”⁽⁸⁰⁾“此种恶意宣传及证之罗之态度，似其已决心有非速谋倒蒋不可之势。”⁽⁸¹⁾“国防会议中受孙科等踞慢之恶态，阅共匪荒谬骄横之复电，皆为十年来未有之耻辱。处境至此悲惨已极，今日环境，全世界恶劣势力已联络一气来逼迫我侮辱我，似乎地狱张开了口要等待吞吃我。”⁽⁸²⁾

比较微妙的是，罗斯福此时对中国内部的矛盾也表示了关注。据孔祥熙报告，8月25日，罗斯福在会见他时曾询问，听闻国民党内部青年分子对蒋有动摇之意，此一消息确实否?孔表示决无此事，国民党内部决无问题，国民对委员长也始终拥护。罗斯福继而表示，如中国内部有纠纷，则事态严重，“盖中国为四强之一，原由美极力主张，英方本不赞成，幸能拉扰斯大林赞成，始能实现。目下英方对中国颇多闻言，倘内部有纠纷发生，英、苏乘机而起，则美将无词以对”。罗斯福并称，孔祥熙所说如只是口说解释，不易征信外人，须事实表现举国一致民主精神，才能使谣言谎评得到改善。⁽⁸³⁾罗斯福的这一关注，显然不为蒋所乐见，只会触动蒋的敏感神经。

国民党内的开明派以及对蒋不满的各方人士对民主宪政运动纷纷表现出积极态度。对此，蒋介石甚为愤怒。蒋在日记中写道：“凡所有内外反动与不满余者皆怂恿其倒余，而彼(指孙科)亦莫名其妙，自以为其势已成，各种恶劣形态无不毕现矣。尤以西山会议派居正、邹鲁与武汉时代之汪奸派于右任等，皆投机动摇，表示其颜色，此种反动叛逆，终不能望其改变本心也。”⁽⁸⁴⁾蒋介石认为，民主活动分子及孙科等人是要借外力来推翻自己：“国人知识分子反动派全以外力之趋以定其对本国政府之向背，此种洋奴根性决不能一时脱除，固无足怪。而本党之主要分子，如孙科邹鲁等竟比一般反动分子洋奴性更为深重。此种借外力以图谋夺取政权，不问其国家前途之险恶如何，而一意以下井投石幸灾乐祸之心临之。余若消极自馁，则若辈必各以其俄美英之外力背景作基础，以作其卖国灭党之勾当。为祸之烈，岂啻汉奸汪兆铭对倭愿为其附庸而已哉。”⁽⁸⁵⁾

对于国民党内出现的不同声音，尤其是那些旧时政敌的举动，蒋介石反思之后，准备改变以往的有所容忍的方针。他指出：“外援美罗之态度变更，以及党中凡有旧日反动嫌隙者皆渐露其声色，岂止孙科一人而已矣。反动之终为反动，嫌怨之终为嫌怨，无法泯除，是又为我一最大经历矣。此后对党事之处理，不能不变更向来包涵无我之方针乎。”⁽⁸⁶⁾在决定驱史之后，蒋介石对孙科等也采取了行动。在10月1日召开的国民党中常会上，蒋发起反击。据蒋日记记载，他对孙科“痛加训斥，彼或自知其罪恶，始终低头沉默，不敢正视，亦未发言……余信本日常会必于党内动摇分子知所畏摄而镇定乎”。⁽⁸⁷⁾会后，蒋又让王宠惠、吴铁城找孙科谈话，说明利害，“警告孙科改变恶劣态度”，并采取了肃清孙科左右的处置办法。⁽⁸⁸⁾

以往很少人注意到的是，在史蒋冲突激化的过程中，面临来自美方的强大压力，蒋介石曾一度考虑辞职。蒋的这一意图在以往著述中较少提及。或许有人是出于为尊者讳，以免有损蒋介石维护国权的负责任的领导人形象。或许只是由于蒋并未将其意图付诸实施，这一心路历程在蒋日记公开之前不能为外人所知。

据蒋介石日记记载，8月28日蒋午夜醒来后，便“辗转不能成眠，考虑对美外交以后之艰难与不堪忍受之情势”。29日继续考虑此事，想到“最后至不得已时应作辞去军政各职之准备”。蒋介石分析，“美罗必以为余不能亦不肯辞职，因之对余压迫无所顾忌，且期利用余为傀儡，故其对日战争未了之前亦不想逼余辞职下野，以其非利用中国陆军作战则彼美必期自派一百万以上陆军来东亚作战牺牲也”。蒋认为美国目前对华政策包含以下5点：“一、利用余为傀儡；二、牺牲中国陆军；三、以中国为其幌子，为其工具；四、压迫余就范，非俯首听命不可；五、在对日战争未了以前不期余辞职卸责。余当以此研讨究竟，以定决心。”⁽⁸⁹⁾简单说来，蒋对美国的判断有两层：(1)美国需要中国和他本人；(2)美国认为他不会辞职；因此，美国对他多方逼迫无忌。从这个角度考虑，他的出乎美国意料之外的辞职必将使美国陷入困境。

8月30日，蒋介石继续研究辞职问题。他分析了他提出辞职后可能引起的美方的反应，认为有鄙视而置之不理、幡然悔悟而诚意合作及暂作静观三种可能性：“甲、以中国民族无坚定性，不堪其压迫且以鄙劣视之，或以为余对其示威，不愿与美合作之表示，彼则置之不理；乙、以余辞职以后，中国中心失所为对日作战一大不利，不得不对余转变其已往压迫之态势，而以中国为不可侮，中国自有中国之人格与立场，彼或从此觉悟，再与余诚意之合作；丙、暂作静观，并思利用孙科等为其傀儡，待至中国军事、政治更为削弱非余无可维持，彼亦觉不能不有余非余不可者时，而其再谋与余合作，以收拾对日时局。”⁽⁹⁰⁾

最终，对蒋辞职的考虑产生决定性影响的还是国内因素。蒋介石在次日的日记中从以下十个方面考虑了他宣布辞职后可能引起的国内政局的变动：“甲、国际利用孙科等为傀儡；乙、孙科及其联共亲俄政策之实行；丙、受俄共之煽惑(政治社会)一发而不可收拾；丁、敌寇乘隙积极进攻，军事不可收拾；戊、滇康川晋各军阀通敌通共谋倒中央，使割据复活；己、中央军军心涣散，从此一蹶不可复振；庚、共匪对教育界与青年之煽乱，使社会骚动不安；辛、让内部扰乱引起各盟邦干涉内政；壬、美国军阀与英俄政府利用此机分化中国，使余不能再起而统一中国；癸、川康滇军阀乘机割据破坏统一，后方动摇，或引敌深入。”总之，他担心在美英苏等国际背景的支持下，国内各种政治力量将趁乱而起，局面将不可收拾。蒋表示“以上十虑，不能不再四研讨”，其准备辞职的念头已有所松动。⁽⁹¹⁾

蒋介石再三考虑的结果是放弃了辞职的念头，“五日来对美对共问题深为愤慨，切思只有以辞职一途方能脱离今日国际之束缚，以为打开今后行动自由之计。本日总以为此举于国家前途太险，渐思转变”。⁽⁹²⁾

在史迪威事件中，蒋不是没有考虑过对美退让，但是，对内政的考虑使蒋又多了一层顾虑，蒋介石认为，“美国对余党内已策动分化作用，如果此次撤史交涉彼即使一时让步，而此后将继续策动，必期倒余而后快也。党内老腐与恶劣者似已沆瀣一气进行其叛乱工作”。⁽⁹³⁾或许我们可以推断，如果没有这些内部因素的存在，如果只是单纯的军事指挥权之争，蒋介石并非毫无作出让步的可能。倘若史迪威事件仅仅涉及主权问题或作战方略问题，事情便要简单得多。然而，军事指挥权问题与政治问题挂上了钩，蒋介石怎么能放心让军权旁落呢?蒋介石当然明白，军队的影响绝不仅仅限于抗日军事，它必然牵涉政治权力的稳固。正是这些超出军事范围的各种因素的综合考虑，在相当程度上促使蒋介石采取了对美坚持抵抗的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