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战争后的国民政府外交战略和对外政策

第二节　开罗会议决定战时方略及战后处置

一、蒋介石对首脑会晤的复杂心态

1943年年中，盟国开始考虑一次举行最高级首脑会议，以讨论对轴心国作战和战后安排问题。开罗会议无疑是战时一次极为重要的盟国首脑会议，积极参与这样一个重要的首脑会议，对中国的国家利益来说无疑是极为有益的。在以往公开的文件中，人们看到的是蒋介石对首脑会晤的热情，如蒋介石在致罗斯福电中表示，“多年以来，中即期望能与阁下聚首共商互有利益之各种问题”。⁽¹⁹⁾在人们的认知中，正渴望成为政治大国且从未有过与大国首脑会晤经历的中国，期待参加将决定中国与世界走向的开罗首脑会议，是再正常不过的。

然而事实上并不那么简单。《战时外交》中收有一封1943年6月7日蒋介石致宋子文电，蒋在此电中表示，在苏联未与日本公开决裂之前，中国参加四首脑会谈，恐将使斯大林感觉不便。因此，美英俄三国首脑可先行会谈，蒋甚愿有另一机会与罗单独会谈。⁽²⁰⁾如果只从该电的文字上看，蒋还是愿意参加四国首脑会谈的，只是担心苏联不愿，故有所谦辞而已。

然而，蒋介石日记表明，上电只是托词而已。顾虑苏联不愿与中国首脑会面固是原因之一，但却不是蒋不愿参加首脑会谈的真正原因。蒋在发出此电的前一天的日记中有如下记载：“罗斯福约余与其三国领袖会晤，并谓余先数日与之单独接洽，然后再开四头会议，余以为余之参加不过为其陪衬，最多获得有名无实四头之一之虚荣，于实际毫无意义，故决计谢绝，不愿为人作嫁也。”⁽²¹⁾在该周反省录中，蒋再次写道：“余不愿领受此虚名，亦不愿领其人情，故决谢绝。”⁽²²⁾可见，蒋不愿出席峰会，是觉得中国在这样的会议上不会受到平等待遇，或不能分享真正的决策权，故不愿做敬陪末座的小角色。

6月下旬，罗斯福在与宋美龄的谈话及通过史迪威向中国官方提出的正式文电中分别提出，他与蒋介石的会晤甚为重要，两人可于华盛顿与重庆之间寻一中途地点会面。蒋复电表示同意，并提议时间应在9月之后。此后，罗斯福又提出，双方是否可在阿拉斯加会晤，蒋介石顾虑到往返途中将飞经苏联，他如不先会晤斯大林，恐对中苏关系有不利影响，故提议改地会晤。

8月中旬，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向宋子文提出，如果两国首脑不能在它地会晤，是否可请蒋介石来华盛顿访晤。对于这一访美建议，蒋似乎并不热心。在蒋介石的考量中，颇有把双方会晤地点与荣誉与地位挂钩的意思。蒋在8月21日的日记中写道：“霍普金斯总想余到华盛顿亲访罗斯福以提高其地位，此乃霍卑陋之见。”⁽²³⁾蒋介石复电宋子文，令其对霍氏要求坚决拒绝。这里，会晤地点的重要性显然被过于放大，出访国的首脑被赋予了某种屈尊往访的意味。实际上，此前同为盟国首脑的丘吉尔已数次访美，罗斯福并无回访，丘吉尔也并未在意。蒋介石对会晤地点如此关注，显示了一种对平等地位的强烈敏感，这一敏感因此前与美国交往中屡遭轻视而产生而加强。

与此同时，罗斯福也在争取与斯大林的会晤。由于苏联未对日宣战，不愿参加讨论对日作战问题的会议即不愿与蒋同会，故美英苏三国将另有一首脑会晤。罗斯福初时设想，将在美英苏三国首脑会晤后再与蒋会晤，蒋对会晤时间亦颇为敏感，认为在三国首脑会后再举行罗蒋会晤有遭轻视的意味，故迟迟不答复罗斯福会晤之约。蒋介石认为，“默察国际大势，俄国与美英决无根本合作之可能。所谓罗邱史会议亦等于空谈而已。罗约余待彼与邱史会谈后相唔，何其轻华至此。余甚愿无相晤之机，故始终未向之约晤也”。⁽²⁴⁾

此后，罗斯福又产生了分别举行两个三国首脑会议的想法，提议中美英首脑先在开罗举行会议，主要讨论远东问题，苏美英再在德黑兰会晤，主要讨论欧洲问题。

10月下旬，美英苏三国外长举行莫斯科会议，在美国的坚持下，中国得以列为莫斯科宣言的签署国，班列四强。此举对蒋介石的委屈与不满颇有舒解，使其对美观感有所改善，感到罗斯福对中国还是大力提携的。对出席首脑会谈之事，蒋介石也渐显积极。蒋在10月31日表示：“接罗斯福电，约下月中旬在埃及相晤，余实无意为此。然却之不恭，故犹豫甚为不安。”⁽²⁵⁾罗斯福在10月28日、29日及11月1日接连来电，邀蒋与会，蒋介石逐渐确认罗斯福确有扶助中国的诚意，遂于11月2日复电罗斯福，同意参加开罗会议。蒋在该周的反省录中写道：“上月杪罗斯福总统连来三电，其诚挚有加无已，殊为可感……此次我国参加四国宣言，完全由其全力所促成，而彼自亦以此获得极大之成功也。”⁽²⁶⁾

可知，蒋介石参加开罗会议并不像以往人们所想象中的那样积极，甚至也不像已公开的文件所显现出的那样积极。基于以往被轻视经历而持消极态度的他，似乎是被罗斯福推着走向首脑会晤的。基于同样的原因，中国对开罗会议的准备及开罗会议中的会晤也采取了低姿态而不是积极进取的方针，担心过于积极会给美英造成中国利用首脑会议为自己争利益的印象而遭到轻视。蒋在11月13日记述了即将出席开罗会议的方针，表示“此次与罗邱会谈，本无所求无所予之精神与之开诚交换军事、政治、经济之各种意见，勿存一毫得失之见则几矣”。

11月17日，蒋介石再次确认了不主动提出为中国争利益提案的方针：“余此去与罗、邱会谈，应以澹泊自得、无求于人为惟一方针，总使不辱其身也。对日处置提案与赔偿损失等事，当待英、美先提，切勿由我主动自提，此不仅使英、美无所顾忌，而且使之畏敬，以我乃毫无私心于世界大战也。”⁽²⁷⁾

二、中国关于战后处置计划的设想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美加入对日作战阵营，中日战争的胜负已不言而喻。因此，中国开始考虑军事作战以外的问题，关注战时及战后收回中国主权的诸方面问题。珍珠港事件爆发后不久，蒋介石在研究中国与盟国间订立条约的问题时便考虑，中国除了应向盟国提出军事要求外，还要提出政治经济方面的要求。蒋所提出的政治方面的要求包括：“甲、对英要求其承认西藏九龙为中国领土之一部；乙、对俄要求其承认外蒙新疆为中国领土之一部；丙、东四省、旅大南满要求各国承认为中国领土之一部；丁、各租借地及治外法权与各种特权及东交民巷等皆须一律交还中国，与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²⁸⁾这是目前所见到的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最早的一份涉及战后中国领土主权的计划。这些要求涉及西藏、香港、外蒙、新疆、东北等领土，虽不周密完全(如台湾尚未列入)，但可视为战时中国较为系统地考虑领土问题的开始。

对于战后设想，蒋介石在1942年11月9日的日记中有一简略而全面的记述。他在一份拟与美方商讨事项的计划中，广泛地涉及战后同盟、中国收回失土、周边国家的地位等问题。该计划包括十个方面的内容：“甲、长期同盟；乙、东三省与旅大完全归还中国；丙、台湾、琉球交还中国；丁、军港、海空军基地、共同设备(30年为期)；戊、安南共扶；己、泰国仍予独立；庚、印度战后独立；辛、缅甸与南洋各国共扶，壬、外蒙归还中国，予以自治；癸、中美俄同盟。”⁽²⁹⁾在这十个方面中，关于周边国家的有四项，涉及越南、泰国、印度、缅甸及南洋诸国等；关于收复领土的有三项，计划收回东三省与旅大、台湾、琉球、外蒙古等；关于同盟计划的有两项，分别为中美同盟及中美俄同盟。还有一项为与美共享军港、海空军基地与设施，此项当指旅大，意在未来收回旅大租借地的交涉中引进美国因素，得到美国的支持。

在国民政府拟收复的被日本占领的领土方案中，依被侵占时间之先后可分为三种类型：

·1931年“九一八”后沦陷的东北；

·1894年甲午战争后割让的台湾；

·1879年被日本吞并的曾是中国藩属国的琉球。

中国提出收复这三类领土的时间也有所不同。

收复1931年丧失的东北一直是中国政府心中没有放弃的目标。在战前及战争初期，日本曾多次逼迫国民政府承认“满洲国”，但未能成功。蒋介石在抗战开始后不久的1937年7月25日的日记中，便预估中国可在10年后收复东北和台湾。但是，考虑到当时中日之间的战况及对中日和谈所存的一丝希望，蒋介石在公开谈话中只是表示，中国抗战的目标是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1939年9月欧洲战争爆发后，世界阵营的分化逐渐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1940年9月18日，蒋介石发表《“九一八”九周年纪念告全国同胞书》，公开提出了收复东北的要求，“我们九年来忍苦奋斗，三年余奋勇抗战的目的，就为要恢复我们国家的独立主权和领土，要解救我们三千余万的东北同胞”，“我们今天多抗战一天，就是恢复我们国家独立自由和达到我们雪耻复仇目的日子更接近一天，也就是收回东北和解救东北同胞的日子更接近一天”。⁽³⁰⁾

中国政府明确提出收复台湾的时间则要比提出收复东北晚一些。抗战开始后，台湾问题自然进入到中国政府的考虑中。1938年4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演讲中表示，总理在世时曾为本党定了一个革命的对策，就是要“恢复高台、巩固中华”，“因为高丽原来是我们的属国，台湾是我们中国的领土，在地势上说，都是我们中国安危存亡所关的生命线，中国要讲求真正的国防，要维护东亚永久的和平，断不能让高丽和台湾掌握在日本帝国主义者之手”，总理生前常讲，“必须针对着日本积极侵略的阴谋，以解放高丽台湾的人民为我们的职志”。⁽³¹⁾蒋介石的这一讲话，虽说明了先总理要解放高丽和台湾人民的愿望，表示不能让朝鲜与台湾掌握在日本的手里，但并未明确说明现政府的政策是要收复台湾，因此，将其视为战略考虑而不是明确的政策宣示更为恰当。在1939年至1940年间，有关收复台湾的言论不时散见于报刊，但尚未形成规模。收复台湾形成舆论浪潮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在珍珠港事件的次日，国民政府宣布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有涉及中日间关系者，一律废止。据此，《马关条约》失去效力。1942年4月间，重庆掀起了一个声势颇大的光复台湾宣传运动，国民政府的要人如孙科、陈立夫、冯玉祥等人参加了这一运动，或发表广播演说，或撰写文章。至此，收复台湾已成为中国社会的共识。

有关收复东北及台湾问题的提出，学界已有不少研究，这里着重考察琉球问题。琉球问题的提出不仅在时间上更晚一些，而且战后是否应提出收复琉球的问题，在历次有关战后的设想中并不一致，有时提出，有时避而不提。在前述蒋介石1942年11月9日的日记中，蒋提出了琉球“归还中国”的问题。但在1943年1月的日记中，蒋又写道，“战后能收复台湾、东三省、外蒙，则其他外来虚荣皆可不以为意也”，琉球问题并未纳入。⁽³²⁾可见，收回琉球似乎不是中国的始终如一的坚定要求，其收回的迫切性不仅不及台湾和东北，也不及外蒙古。

中国政府公开提出收回琉球问题，应是1942年11月3日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宋子文在重庆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有记者问：战后的中国领土是恢复到“九一八”以前状态，还是甲午战争以前的状态?宋回答说“中国应收回东北四省、台湾及琉球，朝鲜必须独立。美国方面有一流行口号，即‘日本为日本人之日本’，其意在指日本所侵据之地均应交还原主”。⁽³³⁾

中国向美国表示了收复琉球的意愿，并获得美方的积极响应。据时在美国访问的宋美龄1943年3月1日来电报告，她与罗斯福总统的讨论结果是，“关于战后问题，琉球群岛、满洲及台湾将来应归还中国，香港主权应属中国，但可划定为自由港，朝鲜独立可由中美共同担保”。⁽³⁴⁾1943年5月，美国国务卿赫尔再次对宋子文表示，美英均尊重中国权利，“台湾、琉球、东三省、大连，自当归还中国”。⁽³⁵⁾

开罗会议召开之前，国民政府有关方面陆续提出了中国在开罗会议上的对策方案，对战时作战尤其是战后处理问题提出了中方的主张，在若干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的问题上表明了中方的立场。

以军事委员会参事室的提案为例。在对日军事处置方面，该案提出，日本应从“九一八”起所侵占的中国及盟国领土上撤出；战后日本的一切作战物资应交盟国方面处置；盟国应派兵驻扎日本；日本应完全解除武装。在政治处置方面，则要求由盟国指定名单，对日本战犯进行审判；解散日本国内一切从事侵略的团体，取缔一切侵略主义的思想与教育。在领土问题方面，日本应将旅顺、大连、“南满”铁路与中东铁路、台湾及澎湖列岛归还中国，这些领土上的一切公有财产与建设也一并无偿交与中国；琉球群岛或交与中国，或划归国际管理，或划为非武装区域；承认朝鲜独立。在经济方面，日本应将其运走的一切金银货钞、有价证券、重要书籍及文物等归还盟国；日本应向中国赔偿自“九一八”以来的一切公私损失。⁽³⁶⁾

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厅提出了战时军事合作、战时政治合作及战后中美经济合作三种方案。在战时政治合作方案中，对朝鲜和印度的独立问题给予了较多的贯注。该案提出，中美英苏立即共同或个别承认朝鲜独立，或发表宣言保证朝鲜战后独立，其他联合国家应请其采取同一步骤；中美英苏联合发表宣言，保证印度于战后立即获得自治领地位，并于战后若干年内获得独立，其时期于战后会商决定。在战争期间，印度应积极参加联合国家之各种反抗轴心国家工作。⁽³⁷⁾

关于琉球的处置问题，无论是军事委员会方面还是国防最高委员会方面，最初提出的方案都主张收回琉球。但同时表示，可以在这一问题上作些退让。在国防最高委员会国际问题讨论会所拟《日本无条件投降时所应接受遵办之条款》的政治条款中，提出了“琉球群岛应归还中国”的要求，但也准备了变通办法。方案在附注中称，“琉球群岛比诸台湾及澎湖列岛，情形稍异，如美英坚持异议时，我方可考虑下列两种办法：甲、将琉球划归国际管理。乙、划琉球为非武装区域”。⁽³⁸⁾但是，一份只标注1943年11月而未署明具体日期的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厅提出的《战时政治合作方案》，与此有所不同。该方案只提出，“收复1894年以来日本所取得及侵占之领土”。⁽³⁹⁾如此，则琉球不在收复之列。这一方案在时间上似应晚于国际问题讨论会所拟方案。

前述军事委员会参事室所拟方案最初也曾提出要收回琉球群岛，同时也提出了收回不成的变通方案。⁽⁴⁰⁾但参事室的态度不久发生了变化。参事室主任王世杰拟呈蒋介石的《关于四国会议问题节略》提出的要求是：“日本于九一八事变后自中国侵占之领土(包括旅大租借地)以及台湾澎湖应归还中国。”⁽⁴¹⁾核诸原始档案，便会看到，初稿是“日本于九一八事变后自中国侵占之领土(包括旅大租借地)以及台湾琉球应归还中国”，后琉球二字被改成澎湖，原始档案保留了修改的痕迹。⁽⁴²⁾

在有关琉球立场转变的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无疑是蒋介石。11月14日，蒋介石准备开罗首脑会谈的资料与提案。在有关远东政治的提案中，蒋提出三点：

(1)东北四省与台湾、澎湖，应归还中国。

(2)保证朝鲜战后独立。

(3)保证泰国独立及中南半岛各国与华侨之地位。

在蒋的这一计划中，琉球已不在归还之列。⁽⁴³⁾次日，蒋透露了不提琉球的原因：“琉球与台湾在我国历史地位不同，以琉球为一王国，而其地位与朝鲜相等，故此次提案对于琉球问题决定不提。”⁽⁴⁴⁾可知，11月中旬时，蒋介石已一锤定音，决定不提出归还琉球的要求。(www.xing528.com)

不仅在对日处置方面，在对英方面，中方在提案准备中也采取了比较谨慎的态度。如关于西藏问题，军委会参事室所拟方案认为，中英在本年8月曾讨论过这一问题，但“双方意见相去甚远，似以留待日后解决为宜”。关于九龙及香港问题，中方原曾准备在会上提出此事，但经反复考虑后，决定搁置不谈。该案提出“九龙为租借地，归还中国固属毫无疑义，惟在英方视之，九龙与香港属一问题，而香港为割让地，其法律上地位与九龙不同，似以留待日后解决为宜”，表现了避免与英国在开罗会议上纠缠这些问题的态度。⁽⁴⁵⁾

蒋介石原也考虑要提出香港问题。在11月14日的日记中，蒋还表示准备在会上提出此事，“港九问题，归还中国为自由港”。然而，经过反复斟酌之后，蒋介石决定不主动提出香港问题，以留待日后解决。蒋在拟定与丘吉尔谈话的议题时，决定所有有关中英之间的争端问题都不在开罗会议上提起，“除与中美英有共同关系之问题外，皆以不谈为宜，如美国从中谈及港九问题、西藏问题、南洋华侨待遇问题等，则照既定原则应之。但不与之争执，如其不能同意，暂作悬案”。⁽⁴⁶⁾

三、开罗会议有关中国及远东问题的讨论

1943年11月23日至26日，蒋介石与罗斯福和丘吉尔在开罗举行中美英三国首脑会议。会议期间，蒋介石和罗斯福进行了两次长时间的私下会谈，议题范围广泛，对盟国以后实施的对日政策影响深远。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1)关于恢复中国领土主权问题。双方一致同意，战后日本将东北、台湾、澎湖列岛归还中国，辽东半岛及大连、旅顺亦包括在内。关于香港，罗斯福建议中国先行收回，然后宣布与九龙合成自由港。蒋介石由于在中英新约谈判中碰过钉子，希望借助美国的力量迫使英国让步，他请罗斯福就此事先与英国商量。

(2)关于对日本的惩处。罗斯福表示，美国国内舆论要求追究日本的战争责任，废除天皇制，他询问蒋介石对此事的看法。蒋表示，战争祸首是日本军阀，军阀必须彻底铲除。至于天皇地位问题，牵涉日本国体，应留待战后由日本人民自己决定，以免在国际关系中造成后患。关于战后对日占领问题，罗斯福提议，应以中国军队为主体，但蒋介石表示，中国尚不具备担当这一责任的条件，“请美国主持，中国尽力襄助”。

关于战争赔偿。蒋介石提出，战后日本可用实物充作部分对华赔偿，日本的工业机器、战舰、商船、铁路机车等均可作实物抵偿。罗斯福表示同意。

(3)关于周边国家的独立问题。蒋介石希望美国支持在重庆的韩国临时政府，造成这个政府得到“国际承认”的既成事实，以防苏联支持建立朝鲜的共产党政权。但罗斯福只同意，战后应使朝鲜获得自由与独立。至于如何使朝鲜重建自由与独立，则应由中美两国协助朝鲜人民达成目的，但罗对是否承认临时政府没有表态。对于中方提出的支持越南走向独立以及恢复泰国的独立地位的主张，罗斯福均表示赞同。

此外，双方还就中美合作问题、中苏关系、中国国内的国共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讨论。罗斯福在谈话中表示，中国应作为四大国之一参加此后的国际机构。中方对此欣然接受。⁽⁴⁷⁾

在蒋介石与罗斯福有关战后领土问题的交谈中，东北和台湾的收回，轻松顺利，没有波折。这里，主要对琉球问题和香港问题略加讨论。

在开罗会议上，美方主动地提起了琉球问题。罗斯福问，琉球群岛，中国是否愿意要?蒋答，中国愿与美国共同占领琉球，俟该地托管之时，与美国共同管理。有关这一会谈的记录语焉不详，仅此而已。倒是蒋介石后来的回忆稍许详细些。蒋回忆说，当时罗斯福总统问他“在台湾的东方还有一个什么群岛，你的意思以为如何”?蒋反问：“你所说这个群岛是不是指琉球而言呢?”罗说：“就是琉球。”蒋表示：“这个群岛从前是属于中国的小王国，可是在甲午年以前，早已被日本占领了。所以琉球是与台湾的性质不尽相同，我们此时对于琉球不想要单独的归还中国，我只希望由中美两国共管。此事并不急要，留待将来再说吧。”⁽⁴⁸⁾

11月24日，霍浦金斯给中方送来美方草案。该案提议：太平洋上被日军占领之岛屿，其中包括日本曾自承不予设防，但竟变成重要军事根据地的许多岛屿，吾人决定永远不能为日本所有。日本所攫取的领土，小笠原当然归还中国。⁽⁴⁹⁾在讨论美方草案时，中方指出小笠原群岛当为琉球群岛之误。而对琉球问题，蒋介石决定“不必明白载入。盖琉球虽曾为中国藩属，但究系一独立国家。战后对于琉球之处置，至少在原则上，应同于战后对于朝鲜之处置。不过琉球应该脱离日本统治，则无问题”。由于美方草案中已有“凡系日军以武力或侵略野心所征服之土地，一概须使其脱离日本掌握”一条，中方认为这已可包括琉球，故不必再明确写出放弃琉球。⁽⁵⁰⁾由于中方对琉球问题表现出极为克制的态度，此后正式发表的开罗会议宣言，遂未提及琉球问题。

蒋介石何以对琉球问题表现出如此态度?蒋在会谈当天的日记透露出了一些信息。蒋在日记中写道：“惟琉球可由国际机构委托中、美共管，此由余提议，一以安美国之心；二以琉球在甲午之前就已属日本；三以此区由美国共管，比归我专有为妥也。”⁽⁵¹⁾由此推测，蒋对美国的提议是出自真心还是试探尚不能确定，他不想在领土问题表现出积极扩张的态度，以免引起美国人的疑心。

蒋介石对琉球问题未作积极措置的原因比较复杂，道义因素、实力因素及策略考虑均发挥了影响。前已叙述，反对殖民主义是中国战时外交的一项重要坚持，琉球虽曾是藩属国，但毕竟是独立国家，历史上与中国交往的紧密程度尚不如朝鲜，如要求将其纳入中国版图，与中国一直坚持的支持印度独立等反殖政策相对照，道义上难以自圆其说。蒋介石还认为，中国海军实力很弱，即使名义上占有了琉球，也不能行实际管理之效，与其名不副实，还不如与美国共同占有。

蒋介石在开罗会议上所表现出来的低姿态，显然与中美之间的互信不足有着关联。在琉球问题上，蒋自承如此做是“以安美国之心”。又如在战后驻军日本问题上，当罗斯福提出应以中国军队为主时，蒋认为，罗斯福“坚主由中国为主体，此其有深意存也。余亦未便明白表示可否也”。⁽⁵²⁾蒋介石似乎怀疑美国提出这些问题的诚意，怀疑美国是在探询中国对战后处置的胃口，不愿引起美国对中国的疑虑。

而在策略上，则似乎有轻重权衡的考虑。开罗会议上，中国所要确保收回的是那些历史上曾经是中国的领土。东三省、台湾乃至外蒙古是中国关注的焦点，而要收回这些领土并非人们所想象那样的一帆风顺。此前，无论是从英国，还是从美国，都曾传来过令中国不安的杂音。让东北成为缓冲国、对台湾实行托管等方案都曾经在美英的舆论及政界人物的言论中出现，并曾引起过争论，国民政府对此实在不敢掉以轻心。因此，考虑有所抓，有所放，避免给人以全面扩张的印象，集中精力确保所失领土的回归，也应是国民政府的策略考虑之一。

蒋介石在琉球问题上对美国产生疑心的原因何在，目前还看不到相关史料。但后来的事实表明，蒋介石似乎是多虑了。开罗会议后，罗斯福还曾数次提及琉球问题，他仍主张把琉球交还中国。1944年1月12日，罗斯福对中国驻美大使魏道明又提及琉球问题。罗斯福说，斯大林熟悉琉球历史，他完全同意琉球属于中国并应归还给中国。波茨坦公告将把日本的领土限于本州、四国、北海道、九州及我们决定的小岛内。看起来，可能是在开罗会议后召开的德黑兰会议上，罗斯福与斯大林又讨论了琉球问题。

直至1944年10月，罗斯福仍在考虑琉球如何处置的问题。10月4日，顾维钧、魏道明、胡世泽、商震等拜访罗斯福。罗斯福表示：将来日本在太平洋之岛屿如何处置，颇费考虑。美国不愿再增土地，琉球及小笠原群岛，无论如何，亦不能交还日本。又称，听说过去小笠原岛王曾由中国任命。⁽⁵³⁾由此看来，蒋对美国的怀疑可能并不准确。

香港问题是战时中英关系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前已叙述，在新约谈判中，中国认为随着不平等条约的废除，香港应归还中国，英国则认为香港问题不属在华特权之列，不在废约讨论的范围之内，坚持占有香港。对于香港问题，美国曾有所介入。1943年6月，罗斯福向宋子文提出中国获得香港主权但将其开放的建议，即英国自动将香港交回中国，中国则自动将香港九龙一部或全部划为自由港区，在该区内不征任何捐税。罗认为“英国经营香港百年，中国宣布自由港，可保全英侨民一部分权利，此乃中国为建设世界之贡献”。⁽⁵⁴⁾

开罗会议是利用美国的支持压迫英国退让的一个机会，因为美国对英国在战后仍要维持其庞大的战前殖民体系的做法颇不以为然，倾向于让原在英国控制下的地区实现民族自决，建设一个自由贸易的新体系。对于香港，罗斯福认为，英国不应再享有“帝国主义的特权”。开罗会议上，罗斯福在与蒋介石的会谈中提出了香港问题。蒋介石遂表示，希望罗斯福先与英国商量此事。

实际上，美国在会前就曾向英国提出过香港问题，英方对此作出强烈反应。丘吉尔拒绝与美国讨论香港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对英国的劝说只能是适可而止，而不会为中国全力以赴。罗斯福对丘吉尔说，香港的居民90％以上都是中国人，又十分靠近广州，应该把香港还给中国。但丘吉尔愤然回答说，只要他还是首相，他就不想使大英帝国解体。⁽⁵⁵⁾丘吉尔强硬地表示，英国“不想获得任何新的领土或基地，只想保持他们已有的东西。除非通过战争，否则就别想从英国这里夺取任何东西”。丘吉尔称，大英帝国的一部分也许最终会分离出去，但这必须是英国人根据他们自己的道义观念而完全由自己来进行的。⁽⁵⁶⁾在英国的这种强硬态度面前，美国是不会为了解决香港问题而得罪英国的。

在讨论作战计划时，中英再次在香港问题上发生冲突。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提出了一个由中美军队联合收复广州、香港等中国沿海地区的作战计划。美国有意支持这一计划，英方对此坚决反对。英国陆军参谋总长布鲁克(Alan Brooke)上将表示，在广州湾进行登陆作战而不安排英军参加，这使他感到十分意外。他声称，香港是英国的领土，英国军队必须参加广州湾登陆作战。蒋介石反驳说，香港原来是中国的领土，它是在不平等条约下被英国霸占，而现在英国人又被日本人从这块土地上赶走。中国正在为自由独立而战，正在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为收复这个地区而战斗，香港必须归还中国。⁽⁵⁷⁾

收回东北及台、澎的主权问题，本无异议，但在起草与修改宣言阶段发生了一些争论。中美提供的宣言草案规定，日本由中国所攫取的土地，如东北、台湾与澎湖列岛，“当然应归还中国”。英国提出修改意见，主张改为“当然必须由日本放弃”，其理由是日后英国议会可能会质询英国政府，为什么日本放弃的其他占领地区都未说明放弃后的归属，独独东北和台湾要声明其归属中国。英方认为，上述各地固属中国，但不必特别提出。

对英方的这一修改建议，中方强烈反对。王宠惠指出，如此修改，不但中国不赞成，世界其他各国也将产生怀疑，“日本放弃之后，归属何国，如不明言，转滋疑惑”。世界各国皆知道，此次大战由于日本侵略中国东北而起，中国作战的目的，亦在贯彻反侵略主义，如果采取如此含糊的表述，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都将疑惑不解，“故中国方面对此段修改之文字，碍难接受”。

英方又辩称，因为该句的上文已经说明东北及台湾澎湖是“日本由中国攫去之土地”，故日本放弃后当然归属中国，不必明言。王宠惠进一步指出，“措辞果如此含糊，则会议公报将毫无意义，且将完全丧失其价值”。虽然英方理解为这些地方在日本放弃后不言而喻地归属中国，但世界上有一些人对东北、台湾等地曾有各种离奇的言论和主张，英方对此必有所闻，“故如不明言归还中国，则吾联合国家共同作战，反对侵略之目标，太不明显”。⁽⁵⁸⁾中方坚决反对英方的修改意见，美国代表对中国的主张给予了支持。讨论结果，仍维持中美原案。最终，开罗宣言明确规定，日本须将窃取于中国的东北与台湾及澎湖列岛归还中国。

此外，在何时发动全缅反攻作战等问题上中英之间也出现了重大分歧。⁽⁵⁹⁾尽管中国在会前曾有意搁置中英之间有可能引起争端的问题，但会议过程中中英还是在若干问题上出现了争议。11月25日，蒋介石与丘吉尔会谈后的日记中充分表达了他对丘吉尔的厌恶之情。蒋称丘吉尔所谈“皆为余所厌闻者，而彼乃津津乐道约一小时之久……而其思想与精神气魄以及人格则决不能与罗总统同日而语。英狭隘浮滑自私顽固八字尽之矣”。⁽⁶⁰⁾

英国的顽固立场也使美国颇感为难。11月26日，蒋罗会谈结束后，罗对蒋慨叹曰，“现在所最令人痛苦者就是邱的问题”，“英国总不愿中国成为强国”，言时“颇有忧色”，蒋亦为之感动，觉得罗斯福“比上次谈话时更增亲切”。⁽⁶¹⁾

12月1日，《开罗宣言》正式发表。中、美、英三国表示，要对日本施加无情压力，直到它无条件投降。宣言庄严宣告：

我三大盟国此次进行战争之目的，在于制止及惩罚日本之侵略。三国决不为自身图利，亦无拓展领土之意思。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在太平洋所夺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国。日本亦将被驱逐出于其以武力或贪欲所攫取之所有土地，我三大盟国轸念朝鲜人民所受之奴隶待遇，决定在相当期间，使朝鲜自由独立。⁽⁶²⁾

在以往的国际会议中，中国总是处于受人宰割或任人摆布的地位，对国际事务鲜有发言权，更无决策权。这一次，中国首脑与美英首脑以平等的身份会晤，共商世界大事，本身就具有历史性的意义。而会议所发表的宣言，也充分地体现了中国人民恢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愿望。开罗会议明确宣布台湾和澎湖列岛必须归还中国，这便使台湾回归中国获得了有力的国际保障。可以认为，开罗会议是战时中国外交的最高峰。

开罗会议上中美会谈的顺利及开罗会议所取得的成果，多少有些出乎蒋介石的意料之外，蒋介石对会议的结果比较满意。蒋在会后回顾称，开罗会议“以政治之收获为第一，军事次之，经济又次之、然皆获得相当成就。自信日后更有优美之效果也。”蒋介石表示，开罗会议的结果“出于预期之上”。他颇为自得地写道：“东三省与台湾澎湖岛，为已失去五十年或十二年以上之领土，而能获得美英共同声明归还我国，而且承认朝鲜于战后独立自由，此何等大事，此何等提案，何等希望，而今竟能发表于三国共同声明之中，实为中外古今所未曾有之外交成功也。”在12月的反省录中，蒋再次表示：“开罗会议公报如期发表，军民精神为之一振，此乃为国家百年来外交上最大之成功，又为胜利重要之保障，是卅年苦斗之初效也。”⁽⁶³⁾

开罗会议上与罗斯福的直接接触，使蒋介石对罗斯福的好感大增，多次谈及罗斯福援助中国的诚意。在11月23日与罗斯福长谈后的当晚，蒋介石记曰：“甚觉其(罗斯福)对华之诚挚精神决非浮泛之政治家所能及也。”11月27日，蒋介石对霍普金斯表示：“此次世界大战，如非罗之政策与精神，决不能有今日之优势，英与俄皆无法挽救，故余惟佩其人格之伟大也”。蒋介石认为，“以罗斯福此之言行及其国民一般之言论与精神，确有协助我中国造成独立与平等地位之诚意也”。⁽⁶⁴⁾

与之相反，开罗之行使蒋介石对英国外交的认识更加负面。蒋回顾曰：“开罗会议之经历，无论军事经济与政治，英国决不肯牺牲丝毫之利益以济他人。”“彼对于美国之主张亦决不肯有所迁就，作报答美国救援英国之表示；其对于中国存亡生死，则更不值一顾矣……英国之自私与贻害，诚不愧为帝国主义之楷模矣。”⁽⁶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