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四强”意识的出现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与美英等国形成同盟关系。国民政府很快意识到自己的战略价值,中国与美英之间不再是单方面的援助和受援关系,而是互相支持与配合的同盟互利关系。因此,中国注意在盟国的合作中维护自己的主权,维护平等交往的地位。在与美英的交涉中,蒋介石显示出几分过去所未有的自信。1941年12月底,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团团长马格鲁德将军会见蒋介石,称其得罗斯福电,将由他本人指挥美国来华空军。蒋立即表示,在中国领土上,任何军队都应归中国统帅部指挥。遭此拒绝后,马格鲁德缓和气氛,表示此事待其电询华盛顿方面的意图后再作定夺。蒋进而表示,即使华盛顿之意与马格鲁德所说相同,他亦不赞成。不久,罗斯福邀请蒋介石出任中国战区统帅,该战区内的所有盟国军队,皆归统帅指挥。马格鲁德亦就此前之事向蒋介石表示了道歉。(1)
在这场世界性的反法西斯战争中,尽管参与反侵略作战的国家众多,但在东西方战场上承担作战主要任务的则不外中、美、英、苏四国,它们的成败决定着反侵略战争的成败,决定着世界未来的走向。逐渐地,人们以“四强”来称呼这四个国家。
1942年1月,26国宣言发表后不久,“四强”一词便开始在中国出现。《中央日报》1942年1月6日的社论便采用了“四强”的说法。该社论称,“这的确是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大事”,“在今日整个世界之中,我们已是四强之一,中美英苏不但是现在反侵略阵线的四大主力,并且是未来重建新世界的四根支柱。在我国历史上,我们的国际地位从未有达到这样高峰”。(2)社论反映出,中国社会意识到了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它认同并乐于接受“四强”的说法,在内心深处愿意并盼望承担起大国角色。
对于中国将要在世界舞台上拥有与从前大不相同的地位,人们有所期待,但同时也意识到,这还有待于中国的更多努力。《大公报》的一篇文章便有些自我警醒的意识:“自去年12月9日我们对日德意宣战,今年元旦参加反侵略同盟,我们已正式踏上世界政治舞台,今后世界战时与战后的大大小小问题我们都得参加;参加得力,我们可以一跃而为列强之一员,参加不力以至失当,将永远做一个三四等国家。这一点,我们应该以极大的警惕,做今后的努力。”(3)
1942年2月,蒋介石访问印度,试图调解英印之间的冲突。这一出访推动了社会上大国意识的发展。人们对中国的国际责任和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有了较多的议论。蒋介石在告印度国民书中,提出了希望英国从速赋予印度国民以政治实权的要求。《大公报》对此这样评论说:“这话甚有力量。在今天,惟有我蒋委员长有资格讲此话,且讲后必有效。”自信满满的心态跃然纸上。(4)
已经确定了对中国采取扶持方针的美国人,则在不断地给中国以鼓励。1942年2月13日,蒋介石的政治顾问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在华盛顿晋见罗斯福总统后对记者称:“中国已成为同盟国四强之一,此非仅虚名而已,而为抗战五年之代价,蒋委员长赴印之行,足以证明中国已处于世界一大强国之地位。”(5)
此后,“四强”一词时有出现,并逐渐普及开来。但“四强”一词得到广泛流行及真正认同,还是在签署莫斯科宣言之后。此前这一时期,一方面是由于战争的进程尚未发展到对战后世界的规划阶段,人们贯注全力于战争,而四强的身份则更多地是在对战后世界的安排中体现出来的;同时还由于,尽管根据罗斯福的提议,中国得以名列26国宣言的领衔签署国(这是“四强”一说起源的最重要的文本依据),但无论是英国,还是苏联,并不认同四强之说。尤其是英国,丘吉尔总是想把中国排除在四强之外,只讲三强,不时声称“英美苏为解决战后世界各大问题之重要国家”,故意将中国从四强中剔出。(6)
二、中国签署莫斯科宣言
远东局势的发展表明,中国不仅在战时抗击日军有着重要作用,而且在战后的远东也将要扮演着完全不同于以往的角色。由于昔日远东大国日本必将失败,还由于旧殖民主义的削弱,远东必然出现一定的真空状态。中国在战后的远东将扮演何种角色,各盟国之间有着不同的认识。美国认为,大战之后,世界政治版图必然要发生变化。英、法、荷等国在战前的旧殖民帝国是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在新的国际格局中,美、英、苏、中四个“警察”对于维护世界和平将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在罗斯福的设想中,中国将成为美国在远东的主要盟国。
1943年10月18日至30日,美、英、苏三国外长在莫斯科举行会议,讨论战时合作及战后世界安全机制问题,确定了在战后建立新的国际组织来维持世界和平的构想。
中国虽然没有参加这一会议,但在美国的设想中,这一会议所发表的宣言应是以美英苏中四国宣言的形式发表。早在三国会议召开的一个月前,9月21日,美国国务院便向宋子文提交了一份宣言草案,表示这将可能是四强共同发表的宣言草案,美已建议英苏政府,在未来的三国会议中将此宣言的讨论纳入会议议程。中国政府对此草案如有意见可向美方表示。这一草案声明,“美、英、苏、中政府,根据一九四二年元旦之联合国宣言及其后各项宣言所共同决定各向其现与作战之轴心国家进行战事,直至此种国家在无条件投降下屈服为止之决心;且鉴于其为本身与其为与国对于侵略之威胁谋得解放所负之责任;并鉴于由战争至和平,其演变必须迅速而有秩序;且为建立维护国际和平及安全,俾全世界人类及资源用于武装方面者可达最低限度起见”,特此宣言:
(一)彼等为进行战事而约定之共同行动,当使继续,以致力于组织及维护和平与安全。
(二)彼等之中,凡与一共同敌人作战者,对于所有有关该敌人之投降及解除武装与该敌人之领土及原系他国而沦亡于敌人之土地之占领,均应采取共同行动。
(三)彼等对于敌人违背投降条件之行为,应采取一切必要之措施。
(四)彼等承认,有于最早可能实现之日期成立一普遍国际组织之必要,以各国平等之原则为根据,无论大国小国,均可为会员,以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
(五)在成立普遍安全制度与重新恢复法律与秩序之前,为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起见,彼等得代表国际社会随时会商,并采取共同行动。
(六)为达到上述目的起见,彼等应成立一技术委员会,商讨有关军事问题,包括和平受威胁时,可以使用之武力的组织及力量。
(七)彼等应共同合作,俾彼等自身及全世界之军备负担能实际减轻。(www.xing528.com)
(八)彼等除非为实现此宣言之目的并经共同会商及同意后,不得在他国土地使用其武力。(7)
军事委员会参事室在对美方草案进行研究后,认为“美方所拟此项宣言草约,共计八条,对我均甚有利”。参事室认为,考察目前情势,宣言中的各条已达苏联目前所能接受的最大限度。苏联很可能对其中若干条款(例如第八条)不愿完全接受。此外,目前苏联与日本尚保持中立关系,苏方对中国参加这一宣言,难免不持异议。因此,“我方似不宜于此时增提任何条件。我方政策,在力求此项草约得经四国同意迅速成立”。(8)
然而,在是否应让盟国的主要作战国家之一的中国参与签署宣言问题上,莫斯科会议存在着分歧。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认为,如果中国与苏联一起参与签署这一宣言,会造成日本对苏挑衅的借口。10月21日,在三国外长会议第三次会议中,莫洛托夫提出了中国代表是否适宜签署宣言的问题。他提出疑问说:“四国宣言包括中国,但中国代表并没有参加我们的会议。没有第四国代表的参加,我们能不能以四国名义讨论这份宣言?”他声称,如果这是一个三国政府的宣言,美英苏在这个会议上就宣言取得一致,便能解决问题。与会三方可以在莫斯科拟定最后文本,而不必等待第四国决定,但“假如我们期待不参加会议的第四国的同意,我们就将因此推迟这一问题的解决”。莫洛托夫的建议是,可以先发表三国宣言,如果中国认为这个宣言适合自己,它可以再宣布加入。
赫尔则认为,“为了维护联合国家的统一性,将中国包括在内极为重要”,“如果将在战争中作出重要贡献的大国排除在外,则对联合国家的统一性将产生极为有害的心理效应”。(9)在会议中间的茶歇时,赫尔又私下对莫洛托夫表示:“将中国排除于四国宣言”之外是不可思议的。美国政府认为,中国在战争中已经作为四大国之一出现在世界舞台上,如果在四国宣言问题上,苏联、英国和美国将它抛弃,极有可能在太平洋地区的政治和军事两个方面都引起极为不利的反响”,这样的话,将迫使美国采取调整措施,以保证太平洋地区形势的稳定。这无疑是暗示美国将可能把更多的战争资源转用于太平洋战场。(10)
在美苏争论之中,艾登出来打圆场。艾登表示,宣言可在三国之间进行讨论,在最近几天内达成一致。然后让中国有机会在莫斯科会议结束之前加入这份宣言。他认为这在技术上是可行的。但艾登不同意赫尔提出的宣言发表后将向所有盟国参战国家开放签字的想法,强调“我只把这份宣言看做四国宣言。其他国家加入宣言将造成一系列严重的困难……据我看,这份宣言本来应该仅仅限于四国代表签署”。莫洛托夫遂表示,他建议“现在把这一宣言作为三国宣言来研究,不必强求它成为四国宣言”。如果会议期间来得及就这份宣言征得中国同意,那它就成为四国宣言,如来不及做到这一点,那它就仍然是三国宣言。赫尔则强调:“我们应当记住第四国参加这份宣言在心理上的重要性。我们代表的是四个主要的参战国,假如我们在我们的文件中把这四国中的一国排除掉,那么,这可能在世界其余地区引起误解,也许还会引起很大的怀疑。我担心这一点。”(11)
在10月26日的会议上,三国就宣言基本达成一致之后,莫洛托夫再次提出是三国宣言还是四国宣言的问题,怀疑当三国代表还在莫斯科的时候,是否来得及得到中国政府的答复。赫尔再次表示,“我恳请给重庆的中国政府提供一个了解这份宣言并予以签署的机会”。莫洛托夫强烈希望邀请中国参加之举不得延迟宣言的发表。他声明:“苏联政府不反对这份宣言成为四国宣言。但我认为,正确的做法就是,不以任何理由妨碍这份宣言的签署,在我们大家都在莫斯科的时候最终签署这份宣言。”赫尔表示,他相信中国能够在三国代表离开莫斯科前签署这份文件。(12)
当天,赫尔会见了中国驻苏大使傅秉常,告诉他会中有人极力主张仅由英、美、苏三国签字,但他坚持由英、美、苏、中四国签署。会议不久将要结束,他们将在月内离苏,他请傅速向中国政府请训授其签字全权,“以便于闭会前同时签字,否则该宣言或将由英、美、苏三国出名签字”。(13)
次日,中国驻苏大使傅秉常便获得了全权签字的授权。30日,傅秉常与美、英、苏三国外长在莫斯科共同签署了《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史称“莫斯科宣言”。宣言向世界宣告,四国将遵照1942年1月1日联合国家宣言及以后历次宣言的精神,继续对轴心国作战,直至各轴心国无条件投降。同时,四国认为有必要保证使战争迅速而有秩序地过渡到和平并建立与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为此,四国联合宣告:
(一)它们保证用以对其各别敌人进行战争的联合行动,将为组织及维持和平与安全而继续下去;
(二)它们中与某一共同敌人作战者,对于有关该敌人的投降及解除武装等一切事项,将采取共同行动;
(三)它们采取它们认为必要的一切措施,以防止任何破
坏对敌人所规定的条件的行为;
(四)它们承认有必要在尽速可行的日期,根据一切爱好和平国家主权平等的原则,建立一个普遍性的国际组织,这些爱好和平国家无论大小,均得加入为会员国,以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
(五)为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起见,在法律与秩序重建及普遍安全制度创立以前,各该国将彼此磋商,并于必要时与联合国家中其他国家磋商,以便代表国际社会采取共同行动;
(六)战事终止后,除非为实现本宣言内所预期的目的,并在共同磋商后,它们将不在其他国家领土内使用其军事力量;
(七)它们将彼此并与联合国家中其他国家会商及合作,俾对战后时期的军备的管制,获得一实际可行的普遍协议。(14)
四国的这一宣示,奠定了联合国成立的基础。中国最终签署莫斯科宣言,参与了四大国对战时与战后世界的安排,与美英苏一起对战时和战后问题负起重大责任,这使中国的大国身份有了更为明确的文本依据。它确认了中国作为盟国四大国之一的地位。
宣言签署后,傅秉常在致蒋介石等人电中表示:“我国自加入此次宣言后,已与英、美、苏三强平等,而居于领导世界政治之地位,对于击溃敌人及重建世界和平均有莫大关系。”(15)美国对于莫斯科宣言对中国地位的重要性持有同样的看法。赫尔对傅秉常说:“此宣言已将中国提高与美、英、苏同处于领导世界政治地位,于中国前途关系极大……”(16)蒋介石显然赞成这一判断,他在给傅秉常的复电中对此表示了肯定:“我国外交地位得由四国协定之签字而巩固,是即吾兄之成功,与党国历史同其悠久而远大矣。”(17)
中国舆论亦对四国宣言的发表高度重视,认为这是确认“四强”的标志。有论者指出:“事实上,中国成为当前及战后世界机构中四大支柱之一,是由于中国本身几年来英勇作战的结果。法律上,中国之被认为四大强国之一,已经由莫斯科宣言,而完全确立。”(18)此后,人们在谈论中国已成为四强之一时已不再羞涩和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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