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战争：国民政府外交战略与对外政策

第一节　联盟的建立与中国军队入缅作战

一、中国积极推动军事合作

从1937年7月到1941年12月，中国军民独力抵抗着日军的侵略。日军挟其强大的军事力量，占领了中国的大片国土及东部最发达的工商业地区。中国军民一面在困境中英勇抵抗，一面向国际社会吁求援助。简言之，中国在苦撑中待变。这四年中，美英等国的远东政策，经历了一个从中立到援华制日的缓慢发展过程。随着欧战的爆发、苏德战争的爆发及德意日轴心的明朗化，反法西斯阵营也隐然成形。中国期盼着国际局势发生突变，使中国抗日战争与世界战争相联系，使反法西斯国家形成胜负一体的同盟。

1941年12月7日，以日本偷袭珍珠港为标志，太平洋战争爆发。随着日本与美英进入战争状态，世界大战的两大阵营最终明朗化。这是中国政府早已期盼的局面，实行了四年的“苦撑待变”政策终于有了结果，蒋介石在当天的日记中写到，“本日抗战政略之成就已达于极点，物极必反，居高临危，能不戒惧”，既反映了对四年半以来外交战略终获实现的欣慰与肯定，又表现了未来仍需小心应对国际局势的谨慎。⁽¹⁾在一周后的反省录中，蒋则表现出对抗战前途的乐观和轻松心态：“本周倭闪击英美与宣战，我亦对倭与德意同时宣战，此为抗战四年半以来最大之效果，亦惟一之目的也。半年以来，朝夕而期倭之南进北进者，今已达成大半，我国抗战，以后如能自强不息，则危险已过大半。”⁽²⁾

蒋介石立即展开了联络结盟的外交动作。在得知珍珠港事件爆发消息的当天，蒋介石便邀请苏、美、英三国驻华大使到他的宅邸共商同盟大计。⁽³⁾蒋介石表示，现在日本背信弃义地袭击美国，轴心国侵略者再次表明他们沆瀣一气。太平洋沿岸各国必须迅速联手，采取有效行动以对付共同的敌人。蒋介石向美、英、苏三国提交了采取共同行动的建议书。该建议书表示，“中国现决心不避任何牺牲，竭其全力与美、英、苏联及其他诸友邦共同作战，以促成日本及其同盟轴心国家之完全崩败”，中国政府决定不仅向日本宣战，还要向日本的同盟国德、意同时宣战。中国政府以为，反侵略阵线各国应将轴心国各国认作共同公敌，为促成联合阵线的形成，中国希望美国对于德、意两国，苏联对于日本，皆同时宣战。该建议书还提议，各友邦(中、英、美、澳、荷、加拿大、新西兰)应尽快成立军事同盟。中国主张推美国为领导，指挥共同作战的军队。该建议书还提议，各友邦应订立一不单独媾和之约。⁽⁴⁾蒋介石要求三国在华代表立即把建议书的内容报告斯大林、丘吉尔和罗斯福，强调应尽快就其建议作出决策。

当晚，蒋介石又会见了英、美驻华武官，表示中国愿意与友邦配合作战，准备协助英国在香港、缅甸及越南展开军事行动。蒋介石提议：

一、中、英、美、荷四国应速制定联合作战整个计划，以便行动一致。

二、四国应速成立联合指挥部或军事委员会，其地点在重庆，由美国为领导者，派员指挥，或先为委员制，协议一切，决定共同作战之行动。

三、四国应速成立军事同盟协定，并不许单独媾和。

四、并请苏联随时加入。

蒋介石要求各代表电告其政府，请其一星期内决定实施办法，否则，盟国方面“不成其为作战行动，必被轴心团结一致者各个击破也”。⁽⁵⁾

在遭到日本袭击之后，英国在外交上迅速作出反应，向中国表明了合作的意向。外相艾登(Anthony Eden)12月8日致电英国驻华大使卡尔，要求他立即把英国首相丘吉尔的下述电讯转告蒋介石：“大英帝国和美国已经受到日本的进攻，——我们一直都是朋友：现在我们面临一个共同的敌人。”⁽⁶⁾

美国总统罗斯福在12月9日致电蒋介石，表示在中国所进行的四年半的反对武装侵略的英勇抗战中，美国一直给予中国以道义上和实质上的同情。现在，“我国能够与你和你领导的国家联合起来，我甚以为荣。我完全相信，我们和其他英勇国家的共同斗争将加强我们之间的传统友谊，你们、我们以及我们的友邦正在进行的个别和集体的抵抗努力，必将彻底消灭无法无天的势力”。⁽⁷⁾

12月9日，中国正式向已经与之作战达四年半之久的日本宣战。宣战布告指出：日本军阀夙以征服亚洲并独霸太平洋为其国策，数年以来，中国不顾一切牺牲，继续抗战，其目的不仅为保卫中国的独立生存，还在于要打破日本的侵略野心，维护国际公法、正义及人类福利与世界和平。宣战布告声明：

中国为酷爱和平之民族，过去四年余之神圣抗战，原期侵略者之日本于遭受实际之惩创后，终能反省……不料残暴成性之日本，执迷不悟，且更悍然向我英、美诸友邦开衅，扩大其战争侵略行动，甘为破坏全人类和平与正义之戎首，逞其侵略无厌之野心，举凡尊重信义之国家，咸属忍无可忍。兹特正式对日宣战，昭告中外，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有涉及中、日间之关系者，一律废止，特此布告。⁽⁸⁾

同日，国民政府发布对德意宣战布告，指责自1940年9月德、意、日订立三国同盟以来，三国“同恶共济，显已成一侵略集团”，三国不断扩大侵略行动，“破坏全太平洋之和平，此实为国际正义之蟊贼，人类文明之公敌，中国政府与人民对此碍难再予容忍”。国民政府宣布：自1941年12月9日午夜12时起，中国对德意志、意大利两国立于战争地位，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有涉及中、德或中、意间之关系者，一律废止。⁽⁹⁾

国民政府决定在对日宣战的同时对德意宣战，可说是下了破釜沉舟的决心。尽管德国早在1938年时就与日本显示出了相互接近的趋向，但国民政府一直企图离间德日之间的关系，并不真正地把德国视为敌人。在1939年9月欧洲战争爆发时及1940年夏季，国民政府内部曾两度有人提议调整外交方针，改行联德政策。尽管这些建议未被最高决策层接受，但国民政府在对德政策上总是留有余地。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使得国民政府感到，目前已没有必要再留有这一余地，将原本分别进行的东西方战场挂起钩来，形成一个统一的敌我阵线，对中国更为有利。关于这一点，蒋介石在宣战当天的日记中有所记载：“本日决定对倭对德意同时宣战，其用意乃在放弃其无关紧要与侵略暴行之德意，而获得利害密切之英俄也，且得对俄对英对美皆有发言之地位。此种大事，必须在大者远者着想，决不可留有余地后步，或为投机取巧纤微之心也。且此次世界战局，必为一整个之总解决，断不容分别各个之媾和，否则虽成亦败矣。”⁽¹⁰⁾

12月9日，蒋介石还分别致电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建议在东亚召开联合军事会议，讨论协同作战问题。然而，美、英的反应显然不如蒋介石所期望的那样积极和迅速。12月10日，蒋介石致电中国驻美代表宋子文，指出“中、美、英对日至今尚无具体计划与团结一致之行动，是使稍有军事常识者莫不寒心。如使轴心知我民主阵线之内容如此散慢零乱，不仅为其窃笑而已”。蒋介石要求宋子文向美方转达他的意见，迅速采取行动。⁽¹¹⁾

对于中国提出的结盟抗击轴心国的建议，英国作出了有保留的欢迎姿态。艾登于12月12日要求卡尔将如下答复转交蒋介石：“我们热烈欢迎您勇敢的人民作为我们的盟友，与共同的敌人作斗争……我对阁下的慷慨合作和人力物力上的援助也表示感谢，借此机会，我再次确认我国政府以前作过的在战争过程中尽全力援助中国的承诺。”艾登表示，英国政府将根据其他有关国家可能提出的建议，对中国提出的订立正式联盟条约的建议进行认真细致的考虑。但在该电仅供卡尔大使本人知晓的部分，艾登表现出了他的两点保留，一是不赞成在联盟条约中提出不单独媾和问题，艾登表示，“我们欢迎中国人作为战争盟友，但不单独与敌人媾和的义务可能会给中国政府阻挠通过谈判实现和平的权利，所以你目前应谨慎地避免使我们承担这种义务”。二是不赞成催促苏联对日宣战，“因为我们的着眼点是，他们在目前的形势下应集中全力抗击德国”。⁽¹²⁾

12月14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表示赞成在12月17日以前在重庆召开联合军事会议，“以交流情报，并考虑采取陆、海军事行动，尤其是在东亚方面，以便最有效地实现打败日本及其盟国的目的”。罗斯福建议，参加会议人员应该括中国、英国、荷兰、美国、苏联等国的代表。罗斯福并指派美国空军少将布雷特(George H.Brett)作为参加重庆会议的美国代表，已经来华的美国军事代表团团长马格鲁德(John Magruder)准将为其助手。罗斯福希望这一会议制定出具体的初步计划，并于12月20日前以密件送到他那里。罗斯福向蒋保证，“我正在尽力继续向你们提供物资供应，并设法予以增加”。⁽¹³⁾罗斯福同时致电英、苏等国，赞成在重庆召开会议。

英国方面也意识到与中国加强合作的必要性，赞成在重庆交流情报，但并不赞成在重庆成立一个远东地区的战争指挥机构。艾登在12月14日致卡尔电中表示，“关于在重庆设立战争委员会的建议，我们准备与美国和荷兰政府共同考虑一下是否需要任何特别机构。我们赞成在重庆全面交流情报和观点……你会认识到，重庆并非指挥远东地区盟军作战的合适地点，但我们认为蒋介石不会这么看”。艾登还担心日本人在重庆已利用中国人作间谍以获取情报。尽管英国对在重庆建立联合机构一事缺少热情，但该电要求卡尔，“请尽你所能消除我们想把蒋介石晾在一边的印象”。⁽¹⁴⁾

原计划在17日前举行的重庆军事会议，由于美英方面的原因，直至12月23日才得以举行。中、美、英、澳的代表参加了这一会议。美国代表是布雷特将军与马格鲁德将军，英国代表是驻印英军司令、陆军元帅韦维尔(Archibald Wavell)与英国驻华军事代表团团长戴尼斯(L.E.Dennys)将军，澳大利亚代表是其驻华公使爱格斯登(Frederick Eggleston)。蒋介石、参谋总长何应钦、军令部长徐永昌、军委会办公厅主任商震等参加了这一联席军事会议。

会议并未能如中方所期望的那样讨论盟军在远东总的合作问题与加强援助中国的问题，而只是讨论了缅甸问题。英方对中国愿意派更多军队入缅也不热心，只是表示欢迎中国增派一师部队，如派更多部队入缅，在区隔防区与交通方面的困难“至难解决，结果恐难免不与英国部队混合作战，此又为亟应避免者”。英方表示，英国已从印度调部队增援缅甸，不久当可到达，当增援部队到达之后，再加上中国业已允派的部队，“当可以之保卫缅甸，不需再请中国增援矣”。⁽¹⁵⁾不仅如此，英方还提出要将美国援助中国的租借物资的一部分转拨英方作防守缅甸之用，令中方十分不满。

蒋介石对会议结果甚感失望，他在会议当天的日记中写道：“英人之贪诈自私，毫无协同作战之诚意，对我国之轻视诬蔑尤为可痛。余不得已乃正色厉声向之责问，彼等方转变态度，勉强决议休会。从此更可知英人之阴狠奸猾，不禁为亚洲前途危也。”次日，蒋在送别与会英美代表时，对英代表表示，“中英两国不可有一国失败，如中国失败，则英国之印度必危而不保矣”。蒋对美代表则强调，“远东对倭作战，端在中国之陆军与美国海空军协同一致为主体”。⁽¹⁶⁾

二、争取苏联对日宣战

抗战前期，中国曾期望苏联出兵支援中国的抗日作战，但未能如愿。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方又一次燃起了期待苏联对日宣战的希望。蒋介石极为看重苏联的立场。12月8日，他在致宋子文电中表示，“此时应特别注意者，为要求苏俄亦立即宣战，此实为太平洋诸战胜负最大之关键”。蒋介石认为，在目前的反侵略各国中，能以空军袭击日本本土及军港并牵制日本海军者，只有俄国，“如此时俄国态度稍一犹豫，则民主阵线即为倭寇各个击破，最为危险。故中以大陆对日作战必须中苏两国同时宣战，方能击破共同敌军之日本”。蒋指示宋子文与胡适将此意转达罗斯福。⁽¹⁷⁾

同日，在蒋介石会见美、苏大使前，侍从室秘书李惟果首先接待了苏联大使潘友新，进行了简短的谈话，试图搞清楚苏联对新爆发的太平洋战争持何种立场。潘友新表示，苏联将一如既往地进行卫国战争，打击其主要敌人——希特勒军队，全歼这个轴心国主要成员国的军队是一场最为艰巨和重要的任务。李惟果称，日本也是轴心国的主要成员国。潘友新表示他不同意这一说法。他对李惟果说：“苏联和所有反侵略的力量现在不仅不应当削弱反对希特勒的斗争，相反，应当加强这一斗争。在反侵略的统一战线中分散苏联的力量未必是上策。”但李惟果仍着力强调苏联立即对日出兵作战的必要性。李惟果指出，如果说从前苏联单独对日作战没有好处，那么，目前在国际形势发生根本变化的条件下，苏联十分有必要和美英等盟国一起对日作战，以便在来年的春天前消灭来自后方的威胁，然后再借助美英力量向希特勒发起进攻，一举而歼灭之。李惟果声称，美英苏中的反侵略联盟可以迅速地在春天之前打败日本。但是，如果苏联不参加对日作战，要尽快战胜日本就会遇到很大的困难。⁽¹⁸⁾

当天，在会见了美苏大使后，蒋介石又会见了俄国顾问。然而，据蒋介石在日记中记载，“下午召集各大使交建议书后，与俄顾问谈话，态度不良”，苏方显然没有给蒋以积极的回应。⁽¹⁹⁾两天后，蒋介石会见苏联军事总顾问崔可夫时再次谈到苏联对日宣战之事。崔可夫的回答比较婉转，且似给了蒋一些希望。崔可夫表示，“据其个人意见，苏对日宣战不过为时间与手续问题”，但崔可夫同时表示，“须先商定中、美、英、苏有整个作战计划，方能明白表示其态度”。⁽²⁰⁾

斯大林于12月12日给了蒋介石比较明确的答复。斯大林表示，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以及中国的抗日战争都是反对轴心国统一战线组成部分。而在整个反轴心集团的阵线中，抗德阵线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德国是轴心集团的主力。苏联现在肩负着抗德战争的主要任务，苏联在抗德战线上的胜利，也是美英中对轴心集团的共同胜利，“本人以为苏联之力量目前似不宜分散于远东，因现在苏联军队已开始打击德军，此种力量之分散足以减轻德军之困境也。敬恳阁下勿坚持苏联即刻对日宣战之主张”。斯大林又表示，苏联总有一天与日本作战，“因日本必将无条件的破坏中立条约，吾人应准备应付此种局面，但准备需要时间，并需吾人预先击退德国，因此之故，再恳阁下勿坚持苏联即刻对日宣战之主张”。⁽²¹⁾蒋介石对斯大林的这一决定深感遗憾：“现惟俄不肯对倭宣战，故抗战政略尚不能达至最颠点耳。”⁽²²⁾(https://www.xing528.com)

12月13日，崔可夫在会见军事委员会顾问事务处处长卜道明时对苏联不能立即对日宣战作了解释。他表示，斯大林有关先击溃德军的说法，并不意味着只有先打败德国才能对日作战。目前苏联在远东所准备的弹药以及美国此前所运到海参崴的油料，已有一部分运往西战场。如要对日作战，需要相当的补充与攻击准备，“此项准备正在进行中，而对日作战之时间问题，想当以此项准备之能否迅速完成而定”。崔可夫同时表示，苏联与中国及其他盟国之间目前可以在其他方面加强合作，“目前中、苏、美、英对于情报交换一事，似应特别注意，本人业电莫斯科及远东红军司令部，请求凡关日本陆海军之调动情形，随时通知中国。同时请求委座令饬军令部加紧敌情侦察工作，将所得之材料，随时通知苏联及英、美”。⁽²³⁾

蒋介石并不死心，仍企图说服斯大林。他于12月17日致电斯大林，指出德日所用战略如出一辙，即以闪电战先发制人，毁灭对方的海、空军与军事要点，使其不能还击。现在英、美在太平洋上已陷于被动，欲打击敌人已感相当困难，“余意此时惟有苏联能及早先发制人，则太平洋局势尚可挽救，而苏联在远东之现状乃可获得安全，否则如任令日本对苏联先施行突击，取得主动，而吾人居于被动，则远东反侵略阵线必陷于危境，乃至于不能收拾矣”。蒋介石并声称，他已得到确切消息，德、意对美宣战，系以日本承诺进攻苏联为交换条件。蒋介石表示，“贵国对德英勇抗战，在欧洲已负担极重大之任务，余决不欲坚执己见，强贵国以加重负担。但日寇狡诈，至为可虑，苟吾人能争取时间，握得主动，使日本无法还手回击，则太平洋各国尚不致为其各个击破，此点想阁下必已熟虑及之，决不令日本取得机先，以致陷于被动也”。⁽²⁴⁾

此时，外界关于苏联对日立场有许多传言，称苏联对日仍将坚守中立协定，对德也将停止进攻。中国外交部于12月12日致电驻苏大使邵力子，令其注意探查苏日关系的进展。邵力子陆续将与苏联外交部的接触情况及广泛考察舆论界及各方态度的情况报告外交部。在12月17日的报告中，邵力子指出，“苏联对德必抗战到底，对倭已明白指斥其侵略，对英美仍密切合作，对我亦继续其友好之表示，毫无可以怀疑之处”。邵力子否认了外界传言，他指出，外交部所得情报，“与事实相反过甚”。⁽²⁵⁾

数日后，邵力子再电外交部，称“苏倭关系现极微妙”，苏联公开指责侵略，但对与中英美共同作战，则迄无表示，“观其屡次称目前主要敌人仍为希特勒，击溃德国则意、倭皆易解决，似为不愿对倭作战之地步。惟实际如何，必仍视环境、战略与各方面之谈判”。⁽²⁶⁾

美英也希望苏联能在远东为对日作战助一臂之力。罗斯福曾在12月8日会见苏联驻美大使李维诺夫时表示，希望苏联参加对日作战。艾登在1941年12月访苏商谈英苏同盟条约时，也曾与斯大林谈到这一问题。在12月20日的会谈中，艾登表示，远东的局势很严重，他想知道苏联能否以及何时在抗击日本方面提供援助。对此，斯大林回答，如果苏联向日本宣战，那么它势必要在陆、海、空进行真正的大规模作战，这可不像比利时和希腊可能向日本宣战那样只是一纸宣言而已，“因此，苏联政府必须仔细考虑自己的条件和兵力。目前，苏联还没有做好同日本作战的准备。我们相当数量的远东军队近来被调往西线。现在在远东正在组建新的军队，但是至少还需要4个月苏联才能在那个地区做好应有的准备”。斯大林也提出了另一种可能，即日本主动进攻苏联，“如果日本入侵苏联，事情就会好办得多。那样就会在我国造成更为有利的政治和心理气氛。抵抗入侵的战争更容易普遍发动，而且能促使苏联人民更加牢固地团结起来。苏联反对希特勒德国入侵的战争就是最好的例证”。斯大林认为，如果德国人在前线开始失利，那么日本人入侵苏联是有可能的，甚至是无疑的，因为那时希特勒会采用一切手段施加压力，迫使日本卷入对苏作战。⁽²⁷⁾

可以说，苏联的决定是明确的，在打败德国之前或在日本主动进攻苏联之前，它是不会对日宣战的。然而，中国期望苏日冲突的想法却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直到1943年时蒋介石还时常在日记中期盼着苏日战事的爆发。

三、联合国家宣言的发表与中国战区的成立

1942年1月1日，参加反对德、意、日作战的26国签署《联合国家宣言》。26国宣言的签署，标志着反对轴心国的盟国阵线的正式形成。该宣言表示，各签字国政府赞同1941年8月大西洋宪章的原则，“深信为保卫生存、自由、独立与宗教自由，并保全其本国与其他各国中之人权与正义起见，完全战胜敌国，实有必要”。各签字国承诺，“每一政府保证运用其军事与经济之全部资源，以对抗与之处于战争状态之三国同盟成员国及其附从国家”，“每一政府保证与本宣言签字国政府合作，并不与敌国缔结单独之停战协定或和约”。⁽²⁸⁾联合宣言是开放性的，“凡正在或行将提供物质援助与贡献以参加战胜希特勒主义的斗争之其他国家，均得加入上述宣言”。⁽²⁹⁾

《联合国家宣言》由美、英、苏、中四国领衔签署。中国领衔签署如此重要的国际宣言，这在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它标志着中国的国际地位有了显著变化，这一变化的基础是中国的战略作用终于为盟国所认识。盟国希望中国能在对日战争中继续发挥积极的作用。在近代以来的国际活动中，中国基本上是在别人拟定的多边国际条约上签字，有时甚至不得不在有损自身利益的条约上签字，而今以领衔国的身份签署国际文件，这是近代以来从未有过的事情，令中国朝野各方颇感自豪。

26国联合宣言发表后，“四强”一词便出现了。以目前笔者所及史料来看，这一词汇最早是从美国人那里传出的。26国宣言签署时，美国总统罗斯福对宋子文表示，欢迎中国为四强之一。⁽³⁰⁾这应是中国最早听到的“四强”之说。此时，中国虽已感到其国际地位与往日大不相同，有了较大提高，但还不敢自居“四强”之列，或者说尚未想到这么快就有“四强”之说。罗斯福骤然提出“四强”一词，颇令蒋介石有些吃惊，有种盛名难副的惶恐，蒋在日记中写道：“此言闻之，但有惭惶而已！”⁽³¹⁾

盟国开始考虑在今后的共同作战中如何协调作战的问题。12月29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提议设立中国战区，并成立一个统一指挥战区内盟军行动的统帅部，这一战区将包括盟国部队可以到达的泰国、印度支那等地。罗斯福表示，在征得英国和荷兰政府同意后，“我愿意提议你担任现在以及将来可能在中国战区作战的盟国一切武装力量的指挥职务”。罗斯福建议，为了有效地指挥，必须立即组织联合计划机构，其中包括美国、英国和中国政府的代表，也可以包括一名俄国代表。这个机构将在蒋的统率下执行任务。⁽³²⁾

蒋介石欣然接受了罗斯福的提议。1942年1月2日，蒋介石复电表示，担任中国战区及安南、泰国境内盟军最高统帅一职，责任重大，本不敢贸然应命，“然念此统帅部成立之后，足使中国战区中联合国间得统一其战略，促进其全盘作战之功效，既经阁下征得英、荷政府之同意，作此建议，自当义不容辞，敬谨接受。盖诸国军队为共同需要而作有效之合作，实为目前超越一切之急务”。蒋希望美、英立即指派代表，以组织联合作战计划参谋部。⁽³³⁾

1月4日，蒋介石就中国战区联军司令部参谋长人选一事致电宋子文，要求他“务请罗总统遴选其亲信之高级将领为参谋长”，军衔需在中将以上，并特别表示，参谋长人选“不必熟悉东方旧情者，只要其有品学与热心者可也”。⁽³⁴⁾但美国军方最终还是挑选了一位“中国通”，此前曾担任过美国驻华武官的史迪威(Joseph W.Stilwell)将军被推荐来担任参谋长。蒋介石回电表示欢迎，但特别强调，“在华之美代表以及高级军官，皆应受中国战区联军参谋长之节制指挥，而联军参谋长须受统帅之命令而行，此点应先决定，则其他问题皆可根本解决也”。⁽³⁵⁾

美国军方让史迪威同时担任蒋介石的参谋长和美国在华代表。1月29日，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Henry L.Stimson)在致宋子文函中明确了史迪威的如下职权：“监督并管制一切美国对华有关国防的援助事宜；在蒋委员长节制下统辖一切在华的美国部队以及经指定的中国部队；在任何在中国召开的国际军事会议中，代表美国政府并充任蒋委员长的参谋长；改进、维持并管制中国境内的滇缅公路。”⁽³⁶⁾史迪威的这一职权授予，使他同时具有美国在华代表与蒋介石参谋长的双重身份，这与蒋介石的最初设想颇有距离，也为此后两人之间的冲突埋下潜因。3月初，史迪威抵达重庆就职。

26国宣言的发表、中国战区的成立及蒋介石担任战区最高统帅，使中国的地位与一个月前相比有了意想不到的极大提高。1942年1月底，蒋介石对此抒发了一通感慨。据《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记载，蒋自记曰：“二十六国共同宣言发表后，中、美、英、俄四国已成为反侵略之中心，于是我国遂列为四强之一。再自我允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之后，越南、泰国亦划入本战区，于是国家之声誉及地位，实为有史以来空前未有之提高，甚恐受虚名之害，能不戒惧乎哉！”⁽³⁷⁾这一段文字除了反映出已被克制的欣喜外，还流露出对地位突然极大提升的某种疑虑。

然而，这还不是蒋介石内心的准确表露，因为该大事长编的编者对蒋介石日记作了加工，这一修改看似并不太大，但恰恰改掉了原文的微妙心境。核诸蒋介石日记的原文，该段文字应为：“二十六国共同宣言发表后，名义上且以美英俄华为中心，于是我国列为四强之一。再自我允任中国战区统帅之后，且越南、暹罗亦列入本战区内，于是国家与个人之声誉与地位，实为有史以来开空前惟一优胜之局也，甚恐有名无实，盗虚名而受实祸，能不戒惧乎哉！……”⁽³⁸⁾两相比较，名义上以四国为中心，与四国已成为中心，意思上已有相当差别。而甚恐有名无实的表述，则更进一步表现出蒋对这一地位是否名至实归尚有相当疑问。可以看出，当“四强”一词出现时，面对着这一不久前尚无法想象的尊崇地位，中国领导人亦喜亦忧，担心名不副实。

四、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

早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英之间就开始了有关未来在缅协调作战的磋商。1941年2月，中国军方组成了以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商震上将为团长、军令部次长林蔚中将为副团长的“中国缅印马军事考察团”，对缅甸、印度和马来亚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考察，广泛搜集了这些国家的政治、军事、经济方面的资料。考察团最后提交的《中国缅印马军事考察团报告书》长达30余万字。该报告书分析，一旦日、英开战，日本必定要进攻马来亚和缅甸，以达到既击败英军，夺取英国殖民地，又封锁中国的目的。报告书提出了中英共同防御缅甸的设想。6月，中国向英国提出了《中英缅共同防御意见书》，正式提出了中英共同防御缅甸的作战计划。

1941年春，军事委员会从军令部、军政部及军训部抽调一批精英人才在昆明成立了军事委员会驻滇参谋团，作为军委会的派出机构。林蔚出任团长，萧毅肃中将任参谋处长，策划中英协调作战事宜。11月，国民政府的精锐部队第5军及第6军奉命从贵州开赴云南。此后，又编组第66军，以作为入缅作战的机动部队。但英国一直不同意中国军队及早入缅布防。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方仍不愿大批中国军队入缅作战。12月24日，蒋曾主动向英方表示，如果英国需要，中国可以派遣8万兵力入缅作战，但为英方拒绝。中国军队入缅行动被迫暂时停顿。1942年1月，部分日军突破泰缅边境，进攻缅甸，英军作战不利。直到此时，英军才向中方提出紧急求援的要求。2月5日，在蒋介石出访印度途经缅甸腊戍时，英国驻缅军总司令胡敦(T.J.Hutton)赶往该地，提出了请中国军队火速入缅的要求。

2月16日，蒋介石在印度电令停留在中缅边境地区的中国军队尽速入缅，准备作战。同日，军事委员会令第5军、第6军进军缅甸，向缅南、缅东地区开进，同时以第66军作为总预备队。3月12日，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部成立，卫立煌任司令长官，杜聿明任副司令长官。⁽³⁹⁾卫立煌因故未能到任，杜聿明代行其职权。远征军下辖第5军、第6军、第66军共9师兵力，总兵力约10万人。

中国军队起初曾归英军总司令胡敦统一指挥，但英军毫无斗志，既不欢迎中方参谋参加其总部的工作，其部队在作战撤退时，也常常不通知在同一地区的中国军队。3月8日，英军轻易地放弃了仰光。因此，蒋介石不同意再让英军将领指挥中国军队。3月9日，蒋介石提议，所有在缅的中英军队都由新任中国战区参谋长的史迪威将军指挥。蒋介石令宋子文向罗斯福提出这一建议，并请其向丘吉尔提出。罗斯福对英方虽有不满，但并未向丘吉尔提出这一要求。史迪威遂只以中国远征军总指挥的身份指挥中国入缅部队的作战。

尽管先机已失，入缅中国军队仍然展开了积极顽强的作战，给日军以有力打击，阻滞了日军在缅甸的进攻。在东吁保卫战中，第5军第200师与数倍于己的日军激战10余日，歼灭日军500余人，给日军以沉重打击，有力地支援了西线的英缅军。⁽⁴⁰⁾在仁安羌战役中，英缅军第1师及英装甲第7旅一部被围，紧急求援。中国远征军立即派遣新编第38师驰援。激战两日，中国军队击溃日军，救出被围的英军7000余人以及已被俘的英军官兵、传教士和新闻记者500余人，夺回被日军劫获的英军辎重100多车。仁安羌一役，英伦三岛亦为之轰动。⁽⁴¹⁾

仁安羌战役后，中方与英方曾商讨发起反攻作战。但英军认为缅甸作战已无希望，决定放弃缅甸。英军置原先商定的中英共同防御计划于不顾，渡过钦敦江，向印度境内撤退。这样，中国远征军陷于孤军作战的境地。

中国远征军的兵力分散于中线和东线，东线兵力尤其薄弱。4月下旬，日军第56师团乘中国军队后方空虚，以快速部队向缅北战略要点腊戍挺进。4月28日，日军攻占腊戍，切断了中国军队的后方。此后，日军主力部队陆续攻占畹町、八莫、密支那等地，一部侵入云南境内，中国远征军退回云南的道路被彻底切断。

此后，远征军各部开始了艰苦的撤退。许多部队不得不穿越“野人山”、“死亡之谷”等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饱受饥饿、疾病的双重折磨，有时还会碰到遭遇战。第200师师长戴安澜便是在穿越封锁线时遭日军伏击，身负重伤而牺牲的。撤退途中，远征军兵员损失很大。以第5军为例，第5军入缅时有42000人，作战死伤7300人，撤退途中死伤14700人，撤回时仅剩20000人。⁽⁴²⁾整个远征军入缅时10万大军，撤回者仅4万人左右。除第66军新38师和第5军新22师西撤到印度境内，其余部队陆续撤到云南境内。

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虽未能挽回缅甸防御战的颓势，但中国军队以英勇顽强的作战，给日本军队以沉重打击，不仅给在缅英军以有力支持，使其平安退入印度，为其组织印度防务赢得宝贵时间，还有力地配合了盟军在其他战场的作战，使日军无法投入更多兵力于其他方向。中国军队的英勇作战，展现了中国人民的民族牺牲精神和国际主义情怀，促进了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在中国抗日战争史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上都写下了重要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