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合作对中国革命的历史地位

国民党“一大”前后大元帅府的历史地位

谢淑娟

1917至1925年间，孙中山曾三次在广州设政开府，其中有两次是借用广州河南士敏土厂办公大楼，建立大元帅府，领导中国民主革命。关于这段历史的研究，论著已相当丰厚，但大多侧重孙中山重大史迹的研究，如护法运动、国共合作等都有专门的著作问世，而对孙中山所建政权本身的研究，相对比较薄弱。孙中山晚年在广州的政权建设，尤其是第三次的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是他革命实践的重要一环，其对孙中山晚年历史性的飞跃起到关键性的作用。本文就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政权的历史地位作一论述，以就教于方家。

一、大元帅府的建立为孙俄联合的形成奠定坚实的基础

1917年10月革命胜利后建立的苏维埃俄国，遭到帝国主义各国的围攻和封锁，为了打破外交上的困境，寻求国际社会的支援，苏俄首先试图寻求邻国中国的支持。1919年7月，苏俄外交人民委员会东方部负责人加拉罕在第一次对华宣言中，声明以前所有俄国政府与中国所签订的条约均告无效，并放弃对中国领土的占领和中国境内的租界。1920年4月6日，远东共和国正式成立。同年7月下旬，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分别在列宁格勒及莫斯科召开。9月，又召开了“巴库东方民族代表大会”。在这几次会议上，确定了共产国际在东方殖民地及落后国家应进行联盟的策略：“共产国际与殖民地及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临时联盟，但决不要同他们融成一片，甚至当无产阶级运动还处在萌芽状态时，也无条件地要保持这一运动的独立性。”⁽¹⁾1921年1月，共产国际在伊尔库次克成立分局，以中国为对象。同年10月，赤塔成为远东共和国的首都后，便执行已确定的建立联盟的策略，派出使者到中国联络各“反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势力”。⁽²⁾

1920年，北京政局发生很大变化，以段祺瑞为首的安福系及其北京政府，因在直皖战争中失败而解体。安福系一向被苏俄视为亲日派，段不但全力保护日本在东三省和外蒙的利益，而且还承认沙皇政府的大使、公使等职衔。苏俄远东总代表优林致电北京请发给护照，徐树铮则电外交部，不允优林来京。⁽³⁾直皖战争后，曹锟、吴佩孚与张作霖组成新政府，改变了对苏政策，外交部允许优林以商务委员名义来华，发给护照。

新的局势给苏俄带来了新的机会。在推行共产国际关于建立联盟的策略中，他们认为中国领导人中，可以算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的只有三人。首先是孙中山，一向被认为是中国民主革命的领袖，另外两人是奉系军阀张作霖与直系军阀吴佩孚。张作霖虽是倒段的英雄人物，但被看作是继段而起的亲日派分子。1920年夏，张任蒙疆经略使重职，把蒙古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直皖战争开始时，徐树铮放弃控制蒙古的打算，苏俄因而建立临时人民革命政府，把蒙古划为苏俄的势力范围。由于蒙古问题的利害关系，苏俄不可能与张作霖建立联盟。

孙中山于1917年苏维埃成立后，即以大元帅名义致电列宁，祝贺俄国革命成功。稍后，翟趣林代表苏俄外交人民委员会致书孙中山表示钦慕，推崇孙中山是中国革命领袖。1920至1922年，莫斯科来华访问孙中山的代表有普婆夫、胡定斯基、马林、达林等。⁽⁴⁾但孙中山没有多大实力，陈炯明叛变后连广东根据地都失掉，加上苏俄一些代表如胡定斯基、维罗斯基、古达罗夫等都支持陈炯明，因此，当时苏俄官方对孙中山比较冷淡。

吴佩孚自战胜皖系后，摇身一变成为反对日本侵吞中国的民族英雄。他电斥段祺瑞亲日卖国，又主张召开国民大会，解决国是，统一国家。外人都称誉吴为“中国的救星”。曹锟任吴为直鲁豫副巡阅使，驻节洛阳。正因如此，共产国际的伊尔库次克分局将他作为第一个联盟的对象。怀廷（Allen Whiting）的《苏维埃1917－1924年的对华外交政策》和白令（Conuad Brandt）的《斯大林对华政策的失败》两书中，都说及苏俄当时的两面政策。⁽⁵⁾贺路尼弛（Holubnychy）的《共产国际在中国》一文中，亦说苏俄对孙中山的态度一直很冷淡，直至《孙越宣言》前，态度才突然转变。⁽⁶⁾1923年《孙越宣言》发表后，苏俄支持孙中山的政策已是十分明显了，但执行共产国际远东联盟政策的赤塔派支持吴佩孚的主张仍没有放弃。即使在“二七”工潮以后，吴佩孚已公开表明他的反共方针，而赤塔派的代表人物维楞斯基（vilensky）对吴佩孚的评论，仍然保持着友善的态度。之所以如此，不仅仅是吴佩孚以资产阶级开明领袖的面目展现给世人，更主要是由于他是当时左右中国政局的“强人”。正如张国焘所说的：“在那个时期，吴佩孚成了时代的宠儿。他与民众团结互相唱和，且有军事实力做后盾，这对于北京政局具有甚大影响，也是我们所不能忽视的对象”。⁽⁷⁾

在此期间，苏俄与孙中山关于合作的谈判，一直未取得实质性进展。孙中山希望得到苏俄军事上的援助，以实现他统一中国的理想，但这一时期苏俄侧重于与吴佩孚及北京政府的联系，因此应允给孙中山的军事、财政援助大多尚未实施。⁽⁸⁾1922年10月后，孙中山领导的北伐军自赣、湘入广西，克复桂林，入福建的许崇智部占领福州，孙中山有可能在短期内恢复南方革命根据地。局势的变化，为孙中山与苏俄合作谈判带来新的契机。关于这一点，孙中山有着清醒的认识。1922年11月，孙中山致书蒋介石时就指出革命根据地对实现联俄的重要性：“然根本之办法，必在吾人稍有凭借，乃能有所措施。若毫无所借，则虽如吾国之青年共产党与彼主义完全相同矣，亦奚能为？所以彼都人士，只有劝共产党之加入国民党者，职是故也。此可知非先得凭借不可，欲得凭借，则非恢复广东不可。”⁽⁹⁾1923年1月，滇桂联军攻入广州，继而洪兆麟部在潮汕宣布独立，欢迎孙中山、许崇智回粤，重建政权。这促使孙中山与苏俄代表越飞的谈判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孙越会谈很快取得成功，并于1月26日发表了《孙越宣言》，标志孙中山同苏联初步结成联盟。1923年2月，孙中山回粤，重建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大元帅府的建立，对苏联下定决心，从政治上、军事上支援、帮助孙中山起到关键性的作用。此后，苏联陆续派代表前往广州，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创建黄埔军校，建立国民革命军，开办农讲所，等等。

共产国际和苏联把联合吴佩孚的政策，转变成联合孙中山反对北京政府的政策，在《孙越宣言》中充分地表现出来。因此，在宣言发表后的第12天，吴佩孚采取了报复行动，残杀工人阶级先进分子，镇压北方工人运动，发生了“二七”惨案，马林、陈独秀都受到通缉。这一事件激怒了苏联外交部门和共产国际的领导人。正好，孙中山于2月21日重返广州，建立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于是，苏联政府马上决定向广州革命政府提供200万金卢布的财政援助，并决定派鲍罗廷任常驻广州代表，担任国民党政治总顾问，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正因为有了这块根据地，孙中山才能在共产国际和中共的帮助下，完成了国民党的改组工作。此后，中国革命运动的中心也随之转移到国民党影响下的中国南方。

总之，广州大元帅府的建立，进一步巩固孙中山的实力地位，加速苏联援助孙的步伐，逐渐从口头上的承诺变成了现实。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大本营政权的建立是促成孙俄联合的关键一环，它使孙中山的联俄政策最终得以实现。

二、1923年的军事斗争为国民党“一大”召开提供了最合适的地点

孙中山回粤后，重建大元帅府，但广州的局势并不稳定，大元帅府从成立到次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几乎时刻都处在危机之中。政府成立后，除桂系军阀沈鸿英很快叛变之外，听命于孙中山的军队只有4至6万人。不仅如此，孙中山指挥下的军队，不但数量不多、装备窳劣，而且政治、军事素质都很差。例如杨希闵的滇军是讨贼军的主力，但这支军队在广东开烟开赌，截留饷税，在百姓心目中与陈军无异，而且普遍都抽鸦片，官兵关系更是紧张。早就有人向孙中山报告过这支军队的情况：“其上级官长，皆以烟自利，其富有至数十万者，而士兵号寒啼饥，辗转千里而不获一饱。而伤病者，则归纳一屋，同服一药。”⁽¹⁰⁾这支军队在1923年一再内讧，叛将迭出，在战斗中不听孙中山调度。孙中山寄以较大希望的许崇智部东路讨贼军，也比滇军好不了多少。部分海军舰只在大元帅府刚成立时听命于孙中山，后在直系拉拢下多数先后叛归北方。所以有人说，1923年，“广州军阀部队约4万人，孙中山仅得150－200人的卫队听命”，“他不仅要与敌人作斗争，而且要与名义上与他联合的人的各种弊端斗争”。⁽¹¹⁾因此，军事问题成为大元帅府安危的关键，“军事一坏，大局便崩”。⁽¹²⁾1923年，大元帅府所面临的中心任务是领导“讨贼”各军，开展保护广州革命基地的军事斗争。在大半年的时间内，以孙中山为首的大元帅府为争取广州政权的初步巩固进行艰苦的军事斗争。当年11月，孙中山曾向广州各界说：“半年来，东西北三面受敌，广东不啻与全国反对共和者决战。”⁽¹³⁾

大元帅府面对的第一次军事危机是沈鸿英叛乱。8月初，大元帅府取得了讨沈之役决定性胜利，打破了直吴乱粤的阴谋，对于确保广东北部、西部的安全起了重要作用。紧接着是讨伐东江的陈炯明叛军，这是大元帅府1923年军事斗争的重点。经过数月的苦战，虽肃清叛军及平定广东的战略任务并没有完成，但广州的局势得到初步稳定。

1923年大元帅府发动的军事斗争虽没有肃清东江叛军，达到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目的，其造成的影响却很深远。经过大半年艰苦的斗争，大元帅大本营政权得到了巩固，国民党本部得以由沪迁穗，从而为国民党“一大”的召开，完成改组提供了最适合的地点。如果广州被叛军攻下，就不可能在1924年1月召开国民党“一大”，以正式建立国共合作，也无法在同年6月建成黄埔军校，更不可能在广东首先掀起工农运动的高潮。如是，大革命的历史进程就要改写。大元帅府领导下的1923年的军事斗争虽未能把广东建成国民革命的基地，却为日后这个基地的建成奠下基石。而且，1923年军事斗争建立和保卫住的陆海军大元帅府，是1925年7月成立的国民政府的前身，此政府在1927年7月国民党完全叛变以前是个国共合作的政府。另外，在大半年的军事斗争中，由于国民党组织不起作用，缺乏一支真正的革命军，以孙中山为首的大元帅府痛感迅速改组国民党，组建革命军的必要性。1923年11月11日，孙中山在广州国民党员大会上的训词曾感慨地说：“试看本总理自奔走革命以来，于兹数十载，今日须鬓皤然，仍须沾渍锋镝于沙场血泊中，则是本党十数年来所牺牲，以较诸今日所获效果，未免得不偿失矣。”⁽¹⁴⁾

一言以蔽之，1923年大元帅大本营组织发动的军事斗争，为次年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提供了前提保证，使其完成改组有了最合适的地点，加速了黄埔军校的创建。

三、顺利完成国民党的改组，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

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的建立，为国民党“一大”的召开，国共合作的实现奠定了政权基础，起到关键性的作用。1923年9月至1924年1月，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中共领导人李大钊先后到达广州，得到大元帅府的支持和信任，协助国民党改组工作，推动国共合作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据孙中山当年的卫士范良忆述，“李大钊到广州后，住在孙中山先生的大元帅府的官舍”，“我当时看到他们会晤频繁，为国共合作、携手革命而操心”。⁽¹⁵⁾鲍罗廷更是经常追随在孙中山的左右。由于鲍罗廷精通英语，无须翻译就可直接与孙中山商量工作，而孙中山也很尊重鲍罗廷，常找他商讨工作，听取他的建议，两人的关系日益密切。1923年12月，鲍罗廷曾这样写道：“现在我同孙中山的关系已至如此地步，我可以同他十分坦率地讨论他的种种事务。我已在国民党改组这件事情上向他证明了我们的打算，并给他极重要的支持。”⁽¹⁶⁾

1923年10月24日，大元帅府委任廖仲恺等九人组成的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筹备改组工作，其中中共中央委员谭平山被推举为执行委员会书记，鲍罗廷被聘任为顾问。至此，国民党的改组工作，进入了实质性阶段。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从10月28日至翌年1月19日，共举行28次会议，具体讨论了国民党改组事宜，做出了四百多项决议案，为“一大”的顺利召开奠定坚实的基础。初时，孙中山很少出席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因此，执委会决定的事情经常由于右派的反对和阻挠，而无法贯彻。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接受鲍罗廷的建议，于1923年11月19日在大元帅府举行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七次会议。由于此次会议讨论的事项至关重要，孙中山亲自主持。到会者计有廖仲恺、杨庶堪、林森等。决议事项：（一）在党纲中增加一段“所谓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倡之吾党总理孙中山先生，故其内容解释，当以孙中山先生之说为断，今依次序而举其概略”。（二）先招有军事学识党人约十数人，日间为学生讲习高深军事及党义，夜间教练义勇军。（三）国民党讲习所，以各区分部执行委员为所员，推定廖仲恺、谢英伯、孙科3人担任筹备及拟定讲题。⁽¹⁷⁾此次会议成为会议的转折点，此后孙中山经常出席执行委员会会议，并担任主席，为会议决策的通过、执行给予有力的保证，从而为“一大”的顺利召开打下坚实的基础。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这是一次国共合作的大会。在大元帅大本营的支持下，大会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对三民主义作了重新解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大会的成功为中国革命开创新的局面。然而，大会的成功并非是一帆风顺获得的，会上会下、会前会后都进行过相当复杂的斗争。在大会中，争论和斗争的一方面是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问题，这是孙中山已决定并在实行的政策。大会上关于民生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争论，就是部分国民党人为了在组织上排斥共产党而挑起的。在“一大”召开前夕，当孙中山委托鲍罗廷起草的国民党党纲草案发表后，国民党广东支部的邓泽如、林直勉等11人于1923年11月29日上书孙中山，对联俄表示怀疑，并对共产党人进行攻击，说共产党人“群然来归，识者早知其别有怀抱，……其大前提，则借用国民党之躯壳，注入共产党之灵魂。其方略：（甲）则使我党丛国际之仇怨；（乙）则使吾党在国内断绝实力派之协助”。⁽¹⁸⁾大会开幕后，他们还准备了一个反共提案。孙中山为了维护联共的原则和大会团结的气氛，特地作了关于民生主义的演说，反复强调团结，要求避免“因主义而生误会，因误会而生怀疑，因怀疑而生暗潮”，以至“将来分裂，发生不良结果”。⁽¹⁹⁾一些国民党右派甚至还打算成立反对共产党的所谓“救党”组织，孙中山知道后对他们严加责备，这件事才停止进行。⁽²⁰⁾就此，李大钊严正发表声明，重申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是为了“参加国民革命事业”，共产党人将执行国民党的政纲，执行国民党的章程和纪律。⁽²¹⁾李的发言，情词恳切，取得不少代表的同情和支持，使“会场情形几乎逆转”。⁽²²⁾大会争论斗争的另一方面，是围绕宣言草案的反帝、反封建政纲进行的。一些右派极力要取消宣言草案中有关土地农有的内容及收回租界、海关，废除不平等条约等政纲，经过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左派及共产党人的斗争，取得胜利。《宣言》的通过，标志着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

总之，大元帅府在苏俄、中共的帮助下，在孙中山等人共同努力下，国民党改组顺利完成，国共合作正式建立。

四、施政措施突出体现孙中山的革命思想

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的建立，为孙中山实践他的革命理想提供了一个施展空间。孙中山前两次在广东建立政权，是以“护法”来维系的，受制于军阀势力。而此次重建大元帅府，是在孙中山确立了联俄、联共的意向之后建立起来的。孙中山放弃“护法”旗帜，不再召集国会，不设议会，而逐步实施“以党治国”的思想，以中国国民党作为大本营的决策机关和领导核心，以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国民革命为目标。因此，大元帅府建立后的施政措施突出体现了孙中山的革命思想。

第一，大力提倡引进外资，发展交通、实业。大元帅府建立后，即计划建筑滇粤铁路和川粤铁路。“且将开放广东全省之矿山，俾列国自由竞争与自由投资。”孙中山并希望港澳当局与大本营实行“共助计划”，“谋广东之开发”⁽²³⁾。1923年4月12日，大元帅大本营以中华民国政府的名义与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温哥华北方建筑有限公司签订《广州成都铁路金币借款合同》，以年息7厘的借款，谋建广东至四川铁路。合同声明铁路为“中国财产”，但以“此路为特别抵押”，保证还本付息。⁽²⁴⁾9月，孙中山通过邓家彦致函德国外交部，提出德中合作，平等开发广西煤、铁、锡矿，请德国农业专家协助规划并耕种广西省土地，协助实现国家管理商业，吸纳德国资本合作建设现代中国实业等。⁽²⁵⁾这些计划后来因种种客观原因没有实现，但表现了大元帅府注重抓经济建设，发展实业以促进革命的指导思想。

大元帅府还发布了一些保障工农业生产的法令、政策。1923年10月，明令实施《暂行工艺品奖励章程》，规定了有关专利法规，保护专利，奖励发明。⁽²⁶⁾1924年2月颁布《权度法》及其附属法令，宣布实行商标法，力图在工商管理上有所革新。5月，大元帅府订立管理药品规则，取缔伪药生产与销售。⁽²⁷⁾与此同时，建设部在1923年11月颁布《国有荒地承垦条例》，规定有中华民国国籍者，享有承垦荒地权，政府“提供开垦，以辟土地，而厚民生”⁽²⁸⁾。

第二，整顿吏治。孙中山回粤后声明：“余这次回粤，抱有一极大志愿，而改良吏治是也。”⁽²⁹⁾孙中山原拟从提高官俸入手改良吏治，但因财政困难而行不通，于是改为从加强思想教育和严肃法律两方面，来整理和改变为政风气。他要求国民党员不要“居心发财，想做大官”，而要“立志牺牲”，“人格高尚”，“使全国佩服”，以“得人心”来保守广东革命根据地。⁽³⁰⁾大元帅府很注意有关官吏营私舞弊事件的处理，如有人反映兵站总监部在办理军需采供过程中伪造铺号，伸缩价格以贪污舞弊，孙中山即命组织查办委员会进行查核，同时令审计处“彻查明确，据实呈复，以凭究办可也”。⁽³¹⁾为了改良吏治，大元帅府还进行精简机构，裁减冗员、开支的工作。1924年4月，孙中山要求法制委员会“要把现在广东各机关的组织条例，全部拿来审查，整理行政的系统，改善行政的组织”。⁽³²⁾6月初，大元帅府发布命令，要求各机关“核实员额及支给员司薪俸”，新设机关“从细核减”。⁽³³⁾为从根本制度上改良吏治，大本营于1924年8月26日公布了《考试院组织条例》和《考试条件》，规定按五权宪法精神，考试权与行政权分离独立，今后录用各级官吏应以考试合格人员呈报大元帅批准后，才能录用。⁽³⁴⁾这是改革体制的一种尝试。

第三，发展教育。1924年初，大元帅府决定将国立高等师范学校、广东法科大学、广东农业专门学校合并为国立广东大学。该校呈请“以省外各县筵席捐三分之二拨为国立广东大学经费，三分之一拨为各该地教育经费”，得到大元帅府批准。⁽³⁵⁾广东大学的成立，突出说明政府在极其艰难条件下仍然重视教育。大元帅府还欢迎华侨回国投资办教育，以造福社会与国家。

第四，司法改革。1924年4月，大元帅府成立法制委员会，宣布要把一切现行的法律，全部拿来审定，与民国建国精神相违背的一律改过，一方面要求适合于革命时期中的行使，一方面要适合于国家和人民的要求。法制委员会还将“审定法院编制和司法行政组织”，并以“着眼在除弊”，“着眼在便民”为出发点，实行对政府的司法制度、法规、行政组织进行根本的改革。⁽³⁶⁾

第五，在外交上，大元帅府基本遵循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一是实行联俄，一是力争“得以列强平等相处，及脱离国际帝国主义之政治、经济的压迫”。⁽³⁷⁾大元帅大本营与列强进行了长期的“关余”外交斗争，最后迫使列强作出让步，于1924年4月1日，决定将海关“关余”拨付给广州大元帅大本营。⁽³⁸⁾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罕见的强硬外交。

五、推动国民革命运动的蓬勃兴起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大元帅大本营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成为大元帅府的指导原则和施政纲领，从而推动了国民革命运动的蓬勃兴起，标志中国革命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以工农为中心的革命群众运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日益高涨；创办黄埔军校，建立一支新型革命武装，进行了东征和南征，统一了广东革命根据地。这些为1926年下半年出师北伐，掀起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高潮奠定坚实的基础。

第一，黄埔军校的创建。在苏联和中共的帮助和直接参与下，大元帅大本营于1924年5月在黄埔创办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孙中山亲自担任军校总理，廖仲恺任党代表，苏联代表加仑为军事顾问，鲍罗廷为政治顾问，要求参照苏联红军制度创办军校和革命军队。苏联政府向黄埔军校无偿拨款200万元，并运来了军械教具。1924年10月，苏联一次运来步枪8000支，并陆续派来几十名政治、军事顾问担任军校教员。⁽³⁹⁾同年11月，刚从西欧回国的共产党人周恩来被委任为军校政治部主任，恽代英、萧楚女、聂荣臻等共产党员都先后参加黄埔军校的政治军事教育工作。在黄埔军校教导团的基础上，大元帅府组建了“党军”（第一旅）。这支完全新式的革命军队，成为改造和更新旧式军队的模式。革命军革除了旧军队的不良作风，军纪严明，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逐渐成为大元帅府依靠的中坚力量。从1924年5月至1927年7月，黄埔军校共招收六期学生，除第五、第六两期在大革命失败后毕业外，一期至四期培养了约5000名军事干部，对于大革命时期国民革命运动的开展起了重大作用。

第二，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国民党“一大”后，大元帅府以从未有过的积极姿态扶助和发展工农运动。工农运动在其支持下在广东迅速兴起和发展，为大革命积聚雄厚的力量。1924年2月，国民党中央成立工人部，由廖仲恺担任部长。5月，工人部发起成立广州工人代表会议执行委员会，并在工代会下设武装工团军，大本营特准立案，宣布“该工团军为拥护政府之团体”。⁽⁴⁰⁾在沙面洋务工人反对“新警律”的政治大罢工中，大元帅府鲜明地站在工人一边。大元帅大本营外交部曾派陈友仁到沙面，要求英法领事取消“新警律”。罢工历时32天，终于迫使英法帝国主义者取消“新警律”。1924年11月，大元帅府颁布《工会条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承认工人有言论、出版、结社、集会、罢工自由的工会法，对推进广东工人运动产生很大影响。至1926年元旦国民党举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全国有组织的工人达一百万人左右，其中仅广州市参加工会工人即有12.5万多人。1925年5月，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宣告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广州成为全国工运的领导中心。

在农民运动方面，国民党中央成立农民部，制定和实施开展农运的各项计划。1924年，大元帅大本营发布了支持农运宣言，并批准了《农民协会章程》。是年底，当广宁农会在开展减租斗争中受到地主及土匪武装进攻时，大元帅大本营即派大元帅府铁甲车队和卫士队前往支持农民，打击地主土匪武装。为了培养农运干部，1924年7月，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名义开办了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到1926年9月共办了六届，毕业人数797人，其中三分之一作为农民部特派员，三分之二派往各地从事农运工作。⁽⁴¹⁾

1924年，大元帅大本营主要依靠黄埔军校、工团军、农民自卫军及其他各军的力量，一举粉碎了商团的叛乱，解除了大元帅府的心腹之患。1925年2月至4月，大元帅府举行第一次东征，将陈炯明的军队逐出东江。1925年6月，大元帅府又成功削平杨希闵、刘震寰发动的军事叛乱。杨、刘灭而革命军兴，大元帅大本营获得了巩固与统一，从而为后来的北伐、大革命高潮的到来奠定坚实基础。

六、结　　语

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的建立、发展，对中国近代历史产生深远影响。在其存在的两年多时间里，以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即1923年3月至1924年1月，对外政策逐渐从寄望于西方列强向联俄政策倾斜，对内加快国共合作步伐，并进行讨伐沈鸿英、陈炯明的军事斗争，为国民革命的兴起提供一个战略基地。后一阶段即1924年1月至1925年6月，大元帅府基本上贯彻“一大”所确定的新三民主义纲领和三大政策，推动国民革命运动蓬勃兴起，并逐步实现广东根据地的统一和巩固，奠定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高潮的基础。中国第一次大革命的风暴就是在这基础上席卷长江、黄河流域的。同时，大元帅府国共合作的经验对国共两党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两党合作对双方本身有利，对中国革命有利，这在大元帅大本营的历史上得到充分有力的证实。

（作者单位：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宏观经济研究所）

【注释】

(1)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台北1973年出版，第33页。(www.xing528.com)

(2)罗伊生：《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文献》，《中国季刊》第45期，1971年1至3月出版，第100－105页。

(3)王聿均：《中苏外交的序幕》，台北1963年版，第532页。

(4)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113页。

(5)怀廷：《苏维埃1917－1924年的对华外交政策》，纽约1968年版；白令：《斯大林对华政策的失败》，1958年版。

(6)贺路尼弛：《共产国际在中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

(7)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内部出版，第68页。

(8)［苏］卡尔图诺娃：《加仑在中国，1924－1927》，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9)《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16－617页。

(10)《国父年谱》（增订本），台北1969年版，第929页。

(11)雅各布斯：《鲍罗廷来到广州》，《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5辑，第196页。

(12)《研究孙中山先生的史料与史学》，台北1975年出版，第180页。

(13)1923年11月7日上海《民国日报》。

(14)《孙中山全集》第8卷，中华书局1986版，第390页。

(15)1981年9月19日香港《文汇报》，载《孙中山年谱长编》（下），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792－1793页。

(16)黄修荣：《共产国际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转引自《孙中山研究》第1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9。

(17)陈锡祺：《孙中山年谱长编》（下），第1740页。

(18)《国父全集》，第4册，台北1973年版，第917页。

(19)《国父全集》，第2册，台北1973年版，第623页。

(20)何香凝：《回忆孙中山与廖仲恺》，中国青年出版社1963年版，第27页。

(21)《革命文献》第8辑，附影印件。

(22)黄季陆：《划时代的民国十三年（中）——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回忆》，香港《掌故》月刊1975年第42期。

(23)《孙中山全集》第7卷，第214页。

(24)《孙中山全集》第7卷，第317页。

(25)吴相湘：《孙逸仙先生传》，台湾远东图书公司印行，第1548－1549页。

(26)《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公报》（1923年）第32号。

(27)《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公报》（1924年）第5号、第12号。

(28)《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公报》（1923年）第39号。

(29)《孙中山全集》第7卷，第150页。

(30)《孙中山全集》第8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83页。

(31)《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公报》（1924年）第15号。

(32)《孙中山全集》第10卷，第85页。

(33)《帅令各机关减政》，1924年4月19日《广州民国日报》。

(34)《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公报》（1924年）第24号。

(35)《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公报》（1924年）第8号。

(36)《孙中山全集》第10卷，第85页。

(37)《孙大元帅与加拉罕电》，1923年10月9日上海《民国日报》。

(38)《广州百年大事记》（上），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95页。

(39)杨云若、杨奎松：《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87－88页。

(40)《广州国民政府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转引自曾庆榴：《广州国民政府》，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3页。

(41)丁身尊：《孙中山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孙中山研究》第1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