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自杀率与20年代末社会透视

无奈的选择：20年代末广州市民自杀透视

刘正刚　乔素玲

自杀历史源远流长，近代以来更为激烈。西方学者对此早有关注，现代社会学创始人之一的爱米尔·杜尔凯姆曾发表《自杀论》专著，在西方世界引起巨大反映。⁽¹⁾中国对此研究，至少始于20世纪30年代。文革以后，自杀研究一度沉寂。近年来，学界再度关注自杀研究。⁽²⁾本文主要以《广州民国日报》为个案，来剖析20世纪20年代末广州市民自杀的缘由。

一

20年代中国社会的动荡不安，使民众生活十分困窘，自杀不断增多。在广州惠汉旅店发生的4起旅客自杀案中，最后1起自杀者麦载第22岁，家有老亲，生活极贫苦，却又无法觅得工作，无奈中只好自杀。他在自杀前留下的遗书中称，“自问生我无用之人，不才不志。我生也无能养祖母，要我何用。今又失业，遇此不良社会，觅食艰难，为人如此恶造，不如一死”。又言：“余非因别事而死，我想家中贫苦万分，觅朝不得晚，我自外出谋生到今，都未有若何高见，不料今年东家因生意不持，故将我开除，觅别处又未有，因贫苦交迫，我只得如此。”⁽³⁾他的自杀是被老板解雇后，难以再就业所引起的。番禺无名氏23岁，自杀前曾在广州河南冼冲西某家私店雇工，后因该店歇业，难以找到工作，遂在白云山跳崖自杀。⁽⁴⁾番禺李潜栋17岁，幼年丧父，常遭母亲辱骂。14岁到省城觅食，在西门均记面店打工，该店倒闭后，他半工半读，却饱尝虐待之苦，最终在长堤全兴客栈服毒自杀。⁽⁵⁾

男性是传统社会个体家庭经济来源的主要创造者，男性自身与社会舆论都十分看重其成功的一面，一旦遇有不测就容易导致自杀。广州旧仓巷凌霄里何家祠19岁的何某，偶与一染疾女郎有染，并因此染病，愤而持刀自杀。⁽⁶⁾何某嫖妓染疾自杀，反映其染病可能会给家庭带来治疗上的经济负担，而且也使他及家庭蒙羞。而工作岗位竞争的日趋激烈，使男性身心紧张情绪剧增，自杀也不可避免。广州自来水厂小车房，过去全部使用男工升火，日后因添招9名女工，导致一男工在车房内悬梁自缢。⁽⁷⁾男工的自杀表明他对社会竞争的不适应。而女性加入这一由男性垄断的行业，打破了男性固有的心理平衡，引起男性心理负荷的加剧。

在自杀者中，家庭与情感的变化也是不容忽视的因素。广州河南一布厂老板谭全，年70岁，却娶3名少女为妾。一日突然服毒自杀。虽经抢救而不治。谭氏拥有布厂，家庭经济应属富裕阶层。⁽⁸⁾其自杀原因，可能是身后的财产归属权处理以及与妻妾间的性能力问题。这种“家丑不可外扬”的传统心理，使他无法排遣内心的忧虑而绝望自杀。广州中央公园内一无名男性自杀却是因其薪水微薄，不能满足妻子的开销，其妻水性杨花、红杏出墙，他愤而自杀。⁽⁹⁾这在传统社会是不可想象的，传统社会男性握有休妻大权，尤其对好淫之妻更可一休了之。所以表面上这是一件情感案例，其实仍是社会经济恶化的表现。谋生的不易再加上感情的受挫，自杀无疑是对社会的无奈反抗。

随着媒体介入及社会张扬，自杀风不断在广州各阶层中蔓延，以致有“迩来自杀之风，几无日无之”的说法。一些人因某种细故，也会采取自杀手段。如小新街洪记家具店员工何南祥25岁，因赌博大败而服食鸦片烟自杀。⁽¹⁰⁾这种自杀是为了躲避债务欠款，至少反映社会未能有效制止赌博不良习气。而17岁的梁国修自杀是因生活水准急剧下降。据称他生身父母已故，继母夹带家财私逃，导致他生活“贫甚”。其姐为广州祥源银号老板黄某妻。梁国修请其姐相助，未能如愿，遂厌世而在长堤南中旅店服药自杀。⁽¹¹⁾梁的自杀使我们看到了在变动多舛的社会，亲情已被利益所扭曲。对社会转型的不适应，对命运的把握不定，连六榕寺40余岁的量光和尚，也“不知因何感触，竟以龙眼肉包砒霜二小粒吞服”而毙命。⁽¹²⁾住在南关旅店约25岁的韦氏，也“不知受何感触”，留下“我的牺牲是自动的”遗书，服烟膏自杀。⁽¹³⁾持续的自杀，媒体惊呼：“近日自杀之风层出不穷，记不胜记。”

二

女性的地位在传统社会一直较为低下。晚清以来，女性的地位虽有一定程度的变化，但并未有太大改观。女性的自杀率也一直居于榜首。女性自杀往往与情感有关。长堤一装束趋时、体态苗条的妙龄女子，为情所困，包船过江时突投水自杀。⁽¹⁴⁾增城董氏21岁，嫁广州小东门刘焘为妻，其夫因要娶妾而虐待董氏离婚，董氏无奈而悬梁自尽。⁽¹⁵⁾董氏以情感至上为荣，宁死不愿离婚，其心理或许是怕离婚后无法获取经济来源。

家庭的细故往往是女性自杀者不可忽视的因素，东皋东信巷一女子与其夫吵架而服毒自毙。事情很简单：时任公安侦缉的陈发，娶妻妾各一，向安无异。事发日晚，妻梁氏赴戏院观剧，至1时许才返家，因小故，夫妇相争，陈掴打妇人，妇人伺其夫与妾睡熟后，服鸦片自杀。⁽¹⁶⁾梁氏自杀可能是其身心孤独之表现，其家庭经济尚可，然独自一人看戏至深夜，或许暗示了其内心的痛苦。夫妻吵架后，并未出现妾的劝解，而丈夫与妾的同床，再次刺激了她自杀的决心。仙湖街也有一女与夫吵架而服食阿芙蓉自尽。⁽¹⁷⁾维新路20岁邱氏因规劝其夫戒食鸦片，夫不听，故服毒自杀。⁽¹⁸⁾大东路唐家巷17岁关氏因家庭细故而自杀。⁽¹⁹⁾惠爱旅店无名妇人因两次筹款救其夫出狱，然夫出狱后竟弃她而另结新欢，遂自杀。⁽²⁰⁾

部分女性为生活所逼而自杀。黄氏35岁与夫卖菜为生，育子女3人，家庭经济困苦，黄氏留下“经济困苦不如早死”遗书服毒自杀。⁽²¹⁾惠胜里冯氏50余岁因夫病重，贫苦交迫，媳妇又与其吵闹，不得已而投井寻死。⁽²²⁾丈夫患病肯定让家庭背上沉重的经济负担，并影响家庭平静的生活。永汉北路乐善里韩永夫妇，以卖凉粉度活，家极贫寒，不料36岁的韩永却身患重病月余。其母见儿病重而自杀，愿以己死延长儿寿命。⁽²³⁾南海九江郑氏丈夫常年在外洋营商，汇银钱供其生活。但郑氏喜赌博，且负债累累，因追债极急，遂投水而死。⁽²⁴⁾东校场梁氏46岁开扫帚店，因家贫无法偿还债款而悬梁自尽。⁽²⁵⁾当然，某些自杀者难以明了原因，如猎德两年约20岁女子紧抱落水自杀和华宁里19岁雷姓女服毒自杀，皆是原因不明。⁽²⁶⁾广州永庆头巷妇人简氏25岁，不知何故，突然吞烟膏自尽。⁽²⁷⁾

广州最轰动的女子自杀案是1929年7月的市立医院四护士集体自杀，《广州民国日报》于是月4、5、8、9、11、12、13、14、18、20日连续进行报道。案件发生后，市卫生局、市政厅、检察院联合处理此案，直到12月16日案件才不了了之。四护士中周竞生21岁，长于文学，素乐观，父在南京政界，母住香港，家中经济富裕；罗国慧19岁，不好交际，父母在广州西关经商，家中经济一般；沈慧廉22岁，忠实淳厚，不与人争，父经营矿业；谢美珍20岁，沉静好笑，父经营米厂，经济颇实。总体来说，四护士的家庭经济状况都尚好，四人在医院“意气极为相投，感情又极为相得”。据四人联署遗书中可知，自杀既有社会大环境又有医院小环境的影响：“只以环境不良，屡受打击，弱小心弦，无能抵抗。”又云护士长“不蒙明察，每逢校中发生风潮，或同学反对，三言两语，发生冲突，辄怪余身，厉加斥责，辄以骂至余两泪成行，万不能忍受之际，则喝余工作。如此苛待，屡受不堪”。而在各自写给亲人遗书中也表达同样意思，如谢书：“自入此校以来，无日不在苦海之中，左右想来，亦无人生乐趣矣。人生如此，尚有何用哉，故立心与此黑暗之世界脱离。”⁽²⁸⁾当然，从四护士遗书中屡提及刘怡爱压迫来看，自杀的导火线当与护士长有关，但我们不能忽视整个大环境给四名少女带来的巨大生存压力。

三

据统计，20年代广州市民自杀动机可分生计、失恋、家庭问题、堕落、疾病、冤抑、被骗、被虐待、畏罪等类别。其中因生计与家庭问题自杀占50％。自杀方法有服毒、自缢、投水、自戕等，以投水、服毒最多。自杀结果，有1/3死去，有2/3被救。从结果与方法来看，自戕与自缢多不救，投水与服毒多被救。自杀者职业涉及学、商、工、军、警、政等各界。学界自杀最多，工界次之。无职业者占总数的40％。从自杀年龄来看，30岁以下占绝大多数，如1929年自杀274人，除99人年龄不详外，30岁以下124人，30岁以上51人。详见下表：

1929年5－12月广州市民自杀动机与年龄一览表⁽²⁹⁾

广州自杀的性别比是男少女多，在1928年87起自杀中，男33、女54人；1929年309起案例中，男150、女159人。这与外国自杀男多女少相反。如日本1928年自杀1783人，其中男1014、女769人。新西兰1927年自杀者199人，男171、女28人。中国素有重男轻女之观念，女性囿于家庭一角，以贤妻良母为己任。而民国初年在新旧思想的碰撞中，女性受到冲击最大。以婚姻而言，女性要求自由择偶，往往与父母包办婚姻发生冲突，不得已而选择自杀。番禺曾发生12名女子集体服毒自杀，原因是“父母迫婚太过，所以联同一死”⁽³⁰⁾。在自杀动机中，因家庭问题而自杀的女性最多。所谓家庭问题，无非是经济压迫、感情失调、婚姻危机等。事实上，转型期社会矛盾往往会转化到个体家庭内部，使人际关系失调恶化，进而影响到人的心理健康，发展至极端乃自杀。而女性在家庭中恰是弱者角色。

广州接连不断的自杀案，极大地影响了社会稳定，引起政府高度重视，市社会局根据自杀者多因受经济压迫或失恋所致，拟订了预防与杜绝自杀的办法。针对经济压迫问题，敦促政府筹设平民工艺厂及平民宫、职业介绍所等设法救济自杀者。对失恋者，则积极派员调解，务使当事人得到满意。同时组织成立防止自杀研究会，定时开会商讨对策。要求新闻媒体登载自杀新闻时，务取劝谕态度，多赐以警词。⁽³¹⁾社会局局长坦言：自杀固为社会经济组织未臻完善、人民生活未臻完满所致。但报章日日揭载，将自杀方法尽量发表，这虽是新闻记者搜集新闻之职责，然一般头脑简单之市民，偶因一时失意，顿萌厌世之想，依照方法，自戕生命。⁽³²⁾市政厅也鉴于自杀案增多，下令公安局调查自杀案，以便政府设法善后补救。政府还设立民意局，帮助有自杀倾向者解决精神和实际困难。⁽³³⁾针对自杀者以青年居多，报章号召青年要勇敢面对生活，热爱生活。通过学习与运动开阔视野，从而能勇敢面对逆境。⁽³⁴⁾

广州自杀之风日炽，是社会制度不健全、不完善的体现。资料显示，1912－1928年广州主要物价指数飞涨，1912年98.0，1913年100，1914年103.6，1928年167.2。⁽³⁵⁾生活的艰难，加剧了生存压力，一旦遇到某种不如意或暂时挫折，往往都会想到极端做法。从这一点来说，自杀的根本原因应是由社会所造成的。民国初年，中国传统思想观念在各种新思想面前，发生动摇，人的信仰发生危机，浮躁与恐惧并存，失落感被强化，极易走入绝境。20年代广东发生过省港大罢工、广州起义等重大事件，平常百姓的生活秩序与生活水准受到冲击，甚至已无法保持原有的生存状态。自杀“是社会制度恶劣的表现，使人入于误途而不可自拔。”⁽³⁶⁾要遏制自杀，政府必须为市民提供就业机会，解决民众谋生问题。谋生有了着落，一切生活困难，自可迎刃而解；要大力宣传人生的意义，造成自杀为愚的社会观念。自杀是个人与社会不协调的结果，尤在社会制度、文化思想、产业技术急遽转换时，个人对社会的适应往往会产生裂痕、矛盾等心态，进而自杀。所以要遏制自杀就必须改造社会。

（作者单位：刘正刚，暨南大学历史系；乔素玲，暨南大学法学院）

【注释】

(1)［法］爱米尔·杜尔凯姆著、钟旭辉等译：《自杀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2)陈碧云：《妇女自杀问题之检讨》，载《东方杂志》第33卷第11号，民国25年；《自杀之社会学的研究》，载《东方杂志》第42卷第2号，民国35年；齐卫平：《五四时期中国社会转型与自杀现象》，见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史》1998年第9期；忻平：《无奈与抗拒：20－30年代上海转型时期的社会问题》，载《学术月刊》1998年12期。

(3)1929年10月17日《广州民国日报》5版。

(4)1929年9月6日《广州民国日报》5版。

(5)1929年9月13日《广州民国日报》5版。

(6)1925年5月29日《广州民国日报》7版。

(7)1925年9月4日《广州民国日报》10版。

(8)1929年5月1日《广州民国日报》5版。(www.xing528.com)

(9)1929年7月2日《广州民国日报》5版。

(10)1929年9月14日《广州民国日报》5版。

(11)1929年9月19日《广州民国日报》5版。

(12)1929年12月26日《广州民国日报》5版。

(13)1929年12月20日《广州民国日报》7版。

(14)1925年5月13日《广州民国日报》9版。

(15)1929年6月3日《广州民国日报》5版。

(16)1929年4月30日《广州民国日报》5版。

(17)1929年5月8日《广州民国日报》5版。

(18)1929年5月22日《广州民国日报》5版。

(19)1929年8月22日《广州民国日报》5版。

(20)1929年9月28日《广州民国日报》5版。

(21)1929年6月6日《广州民国日报》5版。

(22)1929年6月20日《广州民国日报》5版。

(23)1929年5月30日《广州民国日报》5版。

(24)1929年7月12日《广州民国日报》9版。

(25)1929年7月26日《广州民国日报》5版。

(26)1929年8月7日、10日《广州民国日报》5版。

(27)1925年5月25日《广州民国日报》7版。

(28)谢德恩编：《广州市立医院四女护士自杀案专号》，1930年印行。

(29)广州特别市政府统计股编印《广州市近两年来自杀统计》，1930年印行。

(30)《12女子自杀之奇闻》，1917年1月17日天津《大公报》。

(31)1929年10月7日《广州民国日报》5版。

(32)1929年9月27日《广州民国日报》6版。

(33)1929年7月23日《广州民国日报》6版。

(34)1929年9月12日《广州民国日报》12版。

(35)丘传英：《广州近代经济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58页。

(36)广州特别市政府统计股编印：《广州市近两年来自杀统计》，1930年印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