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析胡汉民“党治”思想
葛静华 肖 杰
胡汉民（1879－1936），广东番禺人，中华民国史上的风云人物，他的活动是与同盟会、辛亥革命、国民政府、广东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他曾经是宣传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理论中坚”，协助孙中山策划多次武装起义，又任过南京临时政府秘书长、广州大总统府总参议兼文官长及政治部长、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南京国民政府主席及立法院院长，他两次担任过广东省最高行级长官（1911年11月任广东都督、1924年10月任广东省长）。但史学界对胡汉民的关注研究与其在民国史上所处的地位和作用是不相称的。孙中山逝世后，胡汉民俨然成为国民党的“理论中心”，对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及其在国民党内的“党统”地位的确立所起的作用是无人可替代的。本文试对胡汉民的“党治”思想略作评析，以就教于各位专家。
一、胡汉民“党治”思想的主要内容
胡汉民曾担任同盟会执行部的书记及同盟会的喉舌机关——《民报》的主笔，在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他是以三民主义宣传家、“理论家”为时人所关注的。孙中山先生逝世后，胡汉民的身价陡增，成为国内外瞩目的国民党的理论队伍中的头号人物，他的“党治”言论主张也从此开始出现。综合胡汉民“党治”思想言论，大略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三民主义连环性”是胡汉民“党治”思想的理论基础。1928年，胡汉民写了《三民主义的连环性》(1)一书，书中首先论述了三民主义的博大精深，认为“三民主义是以博大的无所不包的世界进化定律为总枢纽的”。胡汉民把当时世界革命中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认定为三个，即民族革命问题、民权革命问题、民生革命问题。靠什么解决这三大问题呢？胡汉民认为只有三民主义才能够真正解决，“现在就是整个的连环的三民主义最需要的时代”(2)。其次，胡汉民在书中论述了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的连环关系，“正如三个小环扣合起来的一个大连环”(3)，进行革命，解决民族、民权、民生三大问题，不能离开三民主义，而且“决不能任意利用一部分而抛弃另一部分”(4)。三民主义犹如三垒鼎立，胡汉民说：“撤了一垒，其他二垒都受牵动”。胡汉民在论述了三民主义的“博大精深”及连环关系后，对当时流行的国家主义、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等进行了分析批判，认为“国家主义，在求民族之自由独立上为不健全，其病在幼稚”，在事实上，帝国主义之下的国家主义，“简直要变成民族主义的敌人了”。(5)无政府主义虽然与三民主义的大同社会理想相同，但其“最大的弱点”就在于“无实行的方法”。(6)对于共产主义，胡汉民则认为有两大缺点，一是不新，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是就70年前的欧洲经济现象下得出的结论，不是就世界进化现象全部所下的结论”；二是不够，“受了时间空间的限制，他所研究的对象只是经济生活演进的一段……研究的范围，只是欧洲一二国的经济材料”，“说到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还是不离乌托邦的本质，并没有科学的实在和具体的方法”。(7)胡汉民通过对国家主义、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的分析后得出，“世界主义是民族主义的理想，民族主义是世界主义的实行”；“无政府主义是民权主义的理想，民权主义是无政府主义的实行”；“共产主义是民生主义的理想、民生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实行”。(8)胡汉民用三民主义连环性的理论，对当时流行的思想进行了批判，从而得出了三民主义独尊的结论。既然共产主义思想、无政府思想、国家主义思想都含有“片面性”，而“三民主义得兼世界主义、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之长，而避其所短，”(9)得出唯三民主义独尊的结论也就不足为怪了。既然三民主义最为正确而又博大精深，而以三民主义理论指导下的中国国民党，自然也就成为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成功的唯一政党了。这正是胡汉民对三民主义进行新的阐释，提出三民主义连环性思想的真正目的之所在。
胡汉民的三民主义连环性理论，其实质就是排他性，他以所谓阐释孙中山三民主义为幌子，来为其一党专制主张寻找所谓的理论基础，用三民主义是“最彻底的最进步的”理论，来制造国民党一党专制的借口。三民主义连环性的论断，为胡汉民以后进一步提出“党治”思想提供了理论前提和基础。
2.一党专制是胡汉民“党治”思想的核心。胡汉民的“党治”论是国民党的一党专制论，是以党独裁进而发展到个人独裁的理论。1926年4月，胡汉民自俄国考察归来，提出了“党外无党、党内无派”(10)的口号，认为这是党员所应该有的信仰。后来，胡汉民对这个口号进行了解释：“党外无党是要党员信仰唯一的三民主义是我们的救国主义，党内无派是要党员同意在整个党的指导下，齐一革命的行动”(11)。实质上，“党外无党”就是国民党之外不要再存在什么党派了，仅此国民党一党存在就行了；“党内无派”就是国民党内的全体党员都要统一在党魁领导之下，不要对党的领袖存有任何怀疑。胡汉民指出过：“做国民党党员，应该认定除忠于国民党外，再没有其他的党，除服从主义的领导外，再没有其他的私人组织”(12)。在蒋胡合主南京国民政府期间，胡汉民的“党治”主张主要表现在强调国民党在革命中的领导作用方面。胡汉民说中国国民党是“中国革命分子唯一的组合体”(13)，“国民政府的唯一任务，是要服从中国国民党的领导”(14)。并且胡汉民大谈党员无自由，要求参加革命者，尤其是党员要“整个人格化于党，只知有党的利益，不知有个人的利益，只知有党的自由，不知有个人的自由”(15)。党员要绝对地服从于党，进而要绝对地服从于党的领袖，这样就可以达到专制的目的了。同时，胡汉民大肆宣扬孙中山的建国三阶段说，把救国、建国的一切大权都揽于国民党手里，国民党对之也不应有“丝毫谦逊退后的余地”。“军政、训政两个时期，本来人民应操的权柄，须由国民党暂时代操，并须只让国民党一党代操……不能容许多党来合治”(16)。胡汉民把国民党一党专制视为理所当然，天经地义。此外，胡汉民还极力宣扬训政时期的保姆政治论，认为国民党在训政时期要以政治上的保姆自任，直到训练民众可以自己能够行使国家政权。
九一八事变之后，“党治”论仍然是胡汉民言论主张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随着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变化，胡汉民的言论主张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即抗日、反共、反独裁。我们仔细地分析胡汉民的这三个方面的主张，无一方面不含有一党专制的内容。1935年2月，胡汉民发表了《军治党治与同志对中国政治应有的自觉》一文，认为“中国的唯一出路，只有实行三民主义，只有以党治来完成民有民治民享的全民政治”(17)。当时，由于南京政府对日妥协引起了全国人民的不满，胡汉民也曾对之发表意见。他批评南京政府妥协退让，认为正是由于没有实行“党治”的结果，南京政府虽以“党治”为名，而实际上“只是窃以党训政之名，行以军治政之实”(18)，不能因此而批评或不要党治，“为反对军治而反对党治，是一种误解”(19)。胡汉民认为，造成“今日中国之大患，在中国国民党党治之不能行使”，解决这一时弊大患，也只有实行“党治”。胡汉民还分析了中国的现状，认为由于当时国民的愚昧无知，由于社会心理的软弱，为了避免革命过程中发生质变，提高国民的政治能力，以逐步完成革命的任务，只有实施绝对的党治，“政治上的大问题，都要在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去解决”(20)。当时，有人批评南京政府是由于“党治”的结果才导致今日的“内忧外患”，胡汉民则不然，他把这种批评说成是对“以党治国的误解”(21)。胡汉民对“党治”解释道：“以党建国者，本党为民众夺取政权，创立民国一切规模之谓也；以党治国者，本党以此规模，策训政之效能，使人民自能确实使用政权之谓也。于建国治国之过程中，本党始终以政权之保姆自任。”(22)“党治只会建立国家，决不会败坏国家”(23)。胡汉民不仅认为“党治”对国家对国民都有利，对革命的成功起着促进及保证作用，而且“党治”下的官吏也比非“党治”下的官吏要优越得多，更能负责任而忠于职守。在胡汉民看来，“非党治下的官吏仅负责着对人民一方面的责任，而党治下的官吏除掉对人民负责以外，还得对党再负一重责任”(24)。
胡汉民的“党治”思想，实质就是国民党一党治国，他所提倡的绝对的“党治”、净化的“党治”，其中的党，就是国民党一党。“党治”就是要绝对服从于国民党的统治，听凭国民党的摆布。如若真能实现胡汉民的“党治”主张的话，那么与蒋介石的军治统治也不会有什么两样了。
3.胡汉民的“党治”思想还表现在其国民党民众运动的理论上和军政训政宪政主张及反共思想中。胡汉民在《国民党民众运动的理论》(25)一文中，详细论述了民众运动的领导权问题。认为“民众运动只能以一个党为中心，只能以一个信仰为目的，而且只能以一个党一个信仰为力量的总发动机”。而作为民众运动的领导者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须有不拐骗民众”的团体政党；第二，“须有强固的组织”的团体政党；第三，“须有共同的信仰”的团体政党。在胡汉民看来，共产党是一个专讲策略而不讲主义的党，既无信仰又以“欺骗”民众来达到目的，因此胡汉民说共产党不能做民众运动的领导者。在当时中国，堪称具有强固组织的也只有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而共产党又被排斥在外，那么领导民众运动的责任也就不言而喻“理所应当”地归于国民党了。这样，民众运动只能以国民党为中心，只能以国民党的信仰为目的，如此民众运动便真成为国民党的运动，国民党“党治”也就名副其实了。
胡汉民的反共思想本来就具有排他性，一党专制必然反共，反共是一党专制的题中应有之义。胡汉民的反共主要表现在对共产党的批判和诬蔑上，并且与一党专制相辅相成。胡汉民的反共思想比较明显，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另外，胡汉民的“党治”思想还表现在对军政、训政、宪政这三个建国阶段主张上。胡汉民认为，在实现三民主义的过程中，进行沟通“国家的力量和人民的力量”成为“一个整个大力量者”，只有“忠实健全的中国国民党”。(26)
总之，“党治”思想贯穿在孙中山先生逝世后胡汉民整个思想之中。无论胡汉民“抨击时政”还是“匡时主张”，其核心都没有离开“党治”。
二、胡汉民“党治”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
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后，不仅第一次国共合作旋即破裂，而且国民党内部也发生了分化，形成了许多派别，国民党内部的反共主张逐渐占据了上风，以至后来终于发生了四一二、七一五反共事件，国民党开始了公开大规模的清党运动。胡汉民的“党治”思想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产生的。
然而，在孙中山逝世前，胡汉民是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和重要阐释者，他对孙中山联共政策是持支持态度的。1923年1月，孙中山召集廖仲恺、汪精卫、胡汉民就关于联共问题进行讨论时，胡汉民说：“如果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是诚心与我们合作，便容他们加入本党，也未尝不可”(27)。在国民党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党章的时候，有人提出议案说，应该在党章中写上“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胡汉民在激烈的讨论之后，发言进行调解说：“似不必再在章程上用明文规定何种取缔条文，惟申明纪律可也。”(28)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孙中山逝世前的国共合作问题上，胡汉民并非是什么右派，也没有什么一党专制的主张。正如孙中山对胡汉民的评价一样，他是一个“长于调和”的“综合派”。(29)因此在1924年11月孙中山北上时，才能够把代理大元帅的重任委以胡汉民。
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胡汉民思想转变呢？由原来的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变成“党治”论者呢？可以说，廖案发生，胡汉民赴俄考察是其思想转变的分水岭。1925年11月，胡汉民因其堂弟胡毅生涉嫌廖案而被迫以流放的形式赴俄考察。胡汉民在俄考察了六个月，于1926年4月回国后马上提出了“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的口号，这个口号的提出，是胡汉民“党治”思想的第一次流露。胡汉民为什么赴俄考察六个月回国后即提出了这个具有反共意味的一党专制的口号呢？对于这个转变，胡汉民谈到，他去俄国考察，并没有得到什么革命的经验，得到的仅仅是彻底发现了俄共及共产国际的阴谋，了解到了俄国共产党勾结中国共产党，利用联俄联共政策掩护，对国民党进行阴谋篡权挑拨分化的诡计。实际上，从胡汉民自己解释思想转变的原因中我们不难看出，他是戴着“有色的眼镜”去考察苏联的，他发现了苏联共产党及其新生国家在实践中存在的弊端，并且加以放大，再加上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指导上存在的问题，所以他怀疑共产主义，批评苏联共产党存在的弊端。考察苏联只是其思想主张变更的一个借口，假若无此次之行，以胡汉民对国民党的近似顽固的维护，对旧三民主义所持的教条主义态度，“党治”的思想的提出也不过是时间上的早晚而已。
胡汉民提出“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的口号，是对付共产党分化和破坏国民党的策略。(30)可是，胡汉民的一党专制主张并没有马上被国民党内大多数人接受。到了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国民党开始清党反共，胡汉民参加南京国民政府，并当上了南京国民政府主席，胡汉民的“党治”思想主张才得到发展和实践。后来由于政治风云的变幻，政治舞台上的勾心斗角，纵横捭阖，胡汉民的“党治”思想主张也就成了其斗争的一个“武器”。因为在孙中山逝世后，胡汉民被视为“最能光大总理的三民主义”(31)之人，胡汉民自己又长于理论，善于言辞，所以胡汉民的“党治”思想在国民党内有很大的影响。在蒋胡因约法之争破裂之后，胡汉民就攻击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名曰是党治，而实际却是军治”(32)。从1931年到1936年胡汉民逝世，他一直没有放弃的思想主张就是反共与一党专制。胡汉民“党治”思想，1927年到1931年间是其形成的重要时期，1931年以后是其进一步完善的时期。
三、对比与评价：胡汉民“党治”思想的实质是一党专制
胡汉民打着阐发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旗号，提出了“党治”思想。但是胡汉民的“党治”思想，既不同于孙中山的以党治国学说，也不同于戴季陶主义和蒋介石的法西斯独裁主义，有其自己的特点。
孙中山早在《建国大纲》中就提出了建国三阶段说，强调国民党在军政、训政时期的作用，这里也包含着以党治国的思想。1923年10月，孙中山在一次演说中，总结过去革命运动失败的教训时，强调今后要“以党治国，效法俄人”。孙中山的以党治国思想，是针对当时国民党内部比较涣散、忽视对军队领导的情况下提出的，其本意就是中国必须实行政党政治，“以党治国”就是以党的主义治国，并不是以党的领袖个人来治国，独揽大权。孙中山的以党治国与胡汉民的净化的“党治”有着本质的区别。在以党治国的思想中，孙中山认为并非是只能由国民党一党来领导民主革命，并非排斥其他进步的力量来充实国民党，而是需要、吸收革命团体以增加国民党的新鲜血液。后来孙中山联合共产党的实践就是其思想的重要体现。而胡汉民则强调“党外无党，党内无派”，国民党是“中国革命分子唯一的组合体”，不能“容许多党来合治”。虽然孙、胡二人都主张“党治”，但其本质区别在于是否一党专制这一实质问题上。
戴季陶与胡汉民在反共这一点上是有共同之处的。戴季陶主义的核心是用封建的传统伦理道德来解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歪曲为“完全渊源于中国正统思想的中庸之道”，“是两千年来中绝的中国道德文化的复活”。(33)戴季陶鼓吹团体的排他性，用“共信不立，互信不生，互信不生，团结不固，团结不固，不能生存”(34)的谬论来夸大国共的对立，来排斥共产党；用国民党是“唯一革命的政党”(35)的言论为国民党的清党运动制造舆论。胡汉民反对用传统的伦理道德解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认为“以马克思来比附孙中山先生是恶化，以孔子、释迦来比附孙中山是腐化”(36)。胡汉民从三民主义理论出发，来阐述一党专制主张，在一党专制这一结论上，二人从不同的角度总结出国民党一党专制论，有异曲同工之妙。当时戴季陶宣扬封建的伦理道德，企图树立起个人独裁的统治，让国民都成为顺民以利于统治。胡汉民的一党专制论，主张用国民党来统治，并不是尊崇某一个人的权威，而是“除服从主义的领导外，再没有其他的私人组织”。
胡汉民的一党专制论也不同于蒋介石的法西斯独裁主义。胡汉民反对法西斯，认为：“法茜斯蒂运动，实在是现代政治上最反动的运动，……它的没落，不是理论的问题，而只是时间的问题。”(37)胡汉民还批评中国的法西斯信徒，断言“中国产生不出法茜斯蒂来，尤其目前做着法茜斯蒂的迷梦者，建立不起法茜斯蒂的组织来”(38)。胡汉民还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进行了批判，认为南京政府只是打着“党治”的招牌，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实行党治，“只有军治，没有党治”(39)，只不过以“党治”之名行“军治”之实。胡汉民认为由于蒋介石政府玷污了“党治”，“军治的罪恶，也就统统写到党治的账上，这是党的不幸，也是主义的不幸”(40)。蒋介石提倡阳明哲学，主张用封建的伦理道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来维护自己的统治，建立独裁专制政府，这一点与胡汉民的“党治”主张是不同的。
胡汉民主张“党治”，声称并不是个人独裁，而是一党的统治，不让他党参加。(41)他继承了孙中山三民主义学说中的消极部分，加以论述扩展，从而提出了一套完整的“党治”思想。胡汉民也论述过训政时期的“党治”与专制不同，他把训政时的“党治”比喻为保姆教养小孩，到小孩能成立，保姆任务完成，训政结束，“党治”完结。专制犹如强占一个女子，用暴力和恐怖的方法把女子据为己有，成为自己的附属品，不准这个女子有自由和私产。(42)我们且不论这个比喻是否恰当，我们只问：小孩何时才算能成立？如果这是一个“理智不健全者”，是否训政要永远训下去，“党治”也便无终期了。胡汉民主张的“党治”，净化的“党治”，正是一党专制，他所说的“党治”只不过是一党专制的代名词罢了。胡汉民主张一党专制，反对个人独裁，这本来就是很矛盾的。如果按照胡汉民的“党治”主张，党员要绝对服从党，党员无自由，若真能够实现的话，个人独裁也就实现了。党员服从党，党有领袖，在政党中领袖往往成为一党的化身，这样绝对服从党就会转向绝对服从个人。因此可以说，胡汉民的“党治”思想，就是一党专制思想，其终究会发展成独裁，“党治”的实质也是一种独裁思想，胡汉民虽然名义上反对实行独裁，但这只是由于中国无实行集权独裁的条件，无可集权的人才。他并不认为独裁不是一种好的制度，相反他认为：“独裁与集权，并算不得一件坏事，假如做的得当，仍然是一种可采用的制度。”(43)
胡汉民的“党治”思想，在当时影响很大。他用这个思想先与蒋介石合作建立了南京国民政府，进行反共清党，又用“党治”的口号帮助蒋介石消灭了异己。蒋胡合作破裂之后，胡又用“党治”反对南京蒋介石政府，蒋介石则用“党治”的幌子建立起专制独裁统治，最后国民党“党治”终于在大陆上失败了。
（作者单位：珠海市社会科学研究所）
【注释】
(1)《三民主义的连环性》，胡汉民著：《三民主义之认识》，中国文化服务社印行，1941年2月初版。
(2)《三民主义的连环性》，胡汉民著：《三民主义之认识》。
(3)《三民主义的连环性》，胡汉民著：《三民主义之认识》。
(4)《三民主义的连环性》，胡汉民著：《三民主义之认识》。
(5)《三民主义的连环性》，胡汉民著：《三民主义之认识》。
(6)《三民主义的连环性》，胡汉民著：《三民主义之认识》。
(7)《三民主义的连环性》，胡汉民著：《三民主义之认识》。
(8)《三民主义的连环性》，胡汉民著：《三民主义之认识》。(www.xing528.com)
(9)《三民主义的连环性》，胡汉民著：《三民主义之认识》。
(10)成台生著：《胡汉民的政治思想》，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1年初版，第23页。胡汉民：《东路总指挥部特别党部成立大会演讲词》，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印：《胡汉民先生演讲集》第1集，上海民智书局1927年。
(11)胡汉民：《武力统治迷梦者的法茜斯蒂运动》，《三民主义月刊》第4卷第5期。
(12)胡汉民：《武力统治迷梦者的法茜斯蒂运动》，《三民主义月刊》第4卷第5期。
(13)胡汉民：《国民党的真解》，时希圣编《胡汉民言行录》，广益书局1929年12月发行。
(14)胡汉民：《国民革命进行中的责任》，时希圣编《胡汉民言行录》。
(15)胡汉民：《东路总指挥部特别党部成立大会演讲词》，《胡汉民先生演讲集》第1集。
(16)胡汉民：《双五节纪念会演讲词》，《胡汉民先生演讲集》第1集。
(17)胡汉民：《军治党治与同志对中国政治应有的自觉》，《三民主义月刊》第5卷第2期。
(18)胡汉民：《再论均权制度》，《三民主义月刊》第5卷第3期。
(19)胡汉民：《军治党治与同志对中国政治应有的自觉》，《三民主义月刊》第5卷第2期。
(20)郑梓：《悲剧革命家胡汉民的一生》，（台）学术丛书（24）《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民族主义》，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
(21)胡汉民：《军治党治与同志对中国政治应有的自觉》，《三民主义月刊》第5卷第2期。
(22)胡汉民：《军治党治与同志对中国政治应有的自觉》，《三民主义月刊》第5卷第2期。
(23)胡汉民：《军治党治与同志对中国政治应有的自觉》，《三民主义月刊》第5卷第2期。
(24)胡汉民：《肃清党治下一切腐化分子》，时希圣编：《胡汉民言行录》。
(25)此文收录在时希圣编《胡汉民言行录》，以下引文出于此。
(26)胡汉民：《国民党民众运动的理论》，时希圣编《胡汉民言行录》。
(27)胡汉民：《革命与反革命最显著的一幕》，转引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台北1973年版，第226－227页。
(28)引《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第41页。
(29)《研究中山先生的史料与史学》，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出版1985年版，第180页。
(30)粱寒操、萧次尹：《胡汉民先生》，胡主席治丧委员会编：《胡先生（汉民）纪念专刊》，文海出版社1936年5月印行。
(31)萧佛成：《病中痛悼胡汉民先生》，胡主席治丧委员会编《胡先生（汉民）纪念专刊》。
(32)胡汉民：《党权与军权之消长及今后之补救》，《三民主义月刊》第l卷第6期。
(33)戴季陶：《三民主义之哲学的基础》，《中国现代史资料选编》。
(34)戴季陶：《〈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导言》，《中国现代史资料选编》（2）。
(35)戴季陶：《〈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导言》，《中国现代史资料选编》（2）。
(36)成台生：《胡汉民的政治思想》。
(37)胡汉民：《论所谓法茜斯蒂》，《三民主义月刊》第1卷第5期。
(38)胡汉民：《论所谓法茜斯蒂》，《三民主义月刊》第1卷第5期。
(39)胡汉民：《辟谬——法茜斯蒂与立宪政治之讨论》，《三民主义月刊》第2卷第2期。
(40)胡汉民：《党权与军权之消长及今后之补救》，《三民主义月刊》第1卷第6期。
(41)成台生：《胡汉民的政治思想》，第124页。
(42)胡汉民：《军治党治与同志对中国政治应有的自觉》，《三民主义月刊》第5卷第2期。
(43)胡汉民：《论均权制度》，《三民主义月刊》第3卷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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