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士钊的民主宪政理念演变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

章士钊的民主宪政理念及其转变

郭华清　刘志强

一、辛亥革命时期章士钊的民主宪政理念

辛亥革命前后，具体说来从1910年投稿《帝国日报》到1915年主办《甲寅》（月刊）杂志这一时期里，章士钊成为中国一位宣传西方民主宪政理论的重要人物。他在《帝国日报》、《民立报》、《独立周报》、《甲寅》月刊等刊物上，发表了许多政论文章，介绍西方的立宪政治和宪政理论，并结合中国的国情，对中国如何进行宪政建设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形成了自己的宪政理念。在西方的宪政机制中，政党、议（国）会、内阁是基本的组成部分，章士钊的宪政理念主要是围绕中国构建什么样的宪政机制和建立什么样的政党、议（国）会、内阁这个问题提出来的，基本内容有三点。

（一）“政党之德首在听反对党之意见流行” 什么是政党？章士钊引用英国思想家柏克的定义说：“政党者，乃本特异之政纲为全体所共认者，以一致之运动图国家之幸福，因而相与联合之一团体也。”从此定义出发，章士钊认为，政党也就是“本特异之政纲而实行”的团体⁽¹⁾，所以政党首先一定要有特定的政纲。政纲是政党的生命，“盖政党而无政纲，是直无党”⁽²⁾，至多算一个政治结社。再要有党德。何为党德？章士钊根据英国学者梅依（May）的观点认为，“政党之德首在听反对党之意见流行”，他称之为“有容”、“尚异”，意为容纳、尊重不同甚至相反的观点⁽³⁾。为何党德最根本的就是要听反对党意见之流行？他认为，这是由矛盾的对立统一规律决定的。因为政纲跟任何事物一样，有正反两方面，赞成者有之（正），反对者亦有之（反），代表政纲而起的政党必定一守其正，一守其反。如不能听反对党意见之流行，则等于消灭了反面。但消灭反面，正面也无法存在，这无异于消灭自己。所以他说：“政党不单行。凡一党欲保其势力之常新，断不利他党之消灭，而亦并不利他党势力之微弱。盖失其对待者，己将无党之可言。他党力衰，而己党亦必至虫生而物腐也。”⁽⁴⁾章士钊主张政党要有政纲和党德，并特别强调“有容”、“尚异”的党德，目的是要在中国建立健全的政党政治。他认为，健全的政党政治首先要像宪政祖国英国那样具有健全的政党和政党体制。英国采用两党内阁制。内阁总揽国家行政权力并对议会负责，保守党（托利党）和自由党（辉格党）两党在议会内外展开政争，控制选举。国王任命在下院大选中获多数席位的政党领袖担任首相并由他组织内阁。在大选中获得下院少数议席的政党则成为法定的反对党。内阁如果失去下院信任，反对党等在议会中有可能通过不信任投票，使内阁全体辞职或者首相提请国王解散议会，重新大选，组成新的一届内阁。像这样政权在两个政党之间和平交接与更替，政党没有“听反对党意见之流行”的“有容”、“尚异”精神是不行的。章士钊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主张，在将英国的政党政治移植到中国来以前，中国必须首先像英国那样建立真正拥有政纲和党德的两党，树立牢固的政党政治基础。但是，从民国的政治现状来看，政党政治的基础还差得很远。首先没有健全的政党。从政纲来看，民国初年的党派林立，多没有政纲，没有原则，“实则与普通结社相去不远”⁽⁵⁾；从党德来看，有的党公开宣布反对党不得组织内阁，大缺“听反对党意见之流行”的德行。其次，缺乏良好的政党体制。他心目中优良的政党体制就是两党制而不是多党制。“唯记者（章士钊自称——引者）之所信，则凡国家之能获政党之福者，必其国内有两大党，而亦仅有两大党，政纲截然不同，相代用事者也。是故党派分歧，万非国家之幸……”⁽⁶⁾但民初党派林立，党见分歧，大不利于宪政建设。如何改造现有的政党使之臻于健全完善，以保证民国宪政走向正轨，良好运作呢？民初，章士钊在《民立报》上提出了“毁党造党”说。他建议，将当前这些没有政纲的党派统统解散，由原来各派的精英分子组成政治研究会，讨论国家的大政方针。讨论时，必发生政见分歧，分成对立的两方面。政见相同的分子相聚而结成新党派，由此便产生两个对立的新党。新党“纯粹建筑于政纲之上”，并且依据各自的政纲相互展开和平竞争，获得国民多数支持的一党，上台组织内阁执政；另一党则在野监督执政党，督促其政策符合国民的利益，并且积极宣传自己的政纲，积蓄力量，寻求国民的支持，争取在下届国会选举中获多数议席而组织内阁，代替前执政党。⁽⁷⁾要做到这样，关键在于政党自觉地遵守“听反对党意见之流行”的党德，因此在《甲寅》月刊上，章士钊将党德特别提出来，并将它强调到立宪之本的高度。他说：“为政有本，本何在？曰在有容。何谓有容？曰不好同恶异。”⁽⁸⁾一再强调要使一国进于宪政之途，首在人们树立有容尚异的精神，反对好同恶异之恶习。他说：“有容之说，为用至广，必一国之人，群解是道，然后为国可进于近世宪政之林。”⁽⁹⁾人们的有容尚异精神增一分，宪政即进一步：“行宪政一分，即须有容之量一分。”英国的宪政达到很高的境界，也正因为英国人饱具有容尚异的精神，中国现在虽然不可能指望达到英国的宪政程度，然要走向宪政的轨道，英国人的有容尚异的调和精神则不能不学。⁽¹⁰⁾

（二）中国宜建立一院制议（国）会 英国是典型的“议会主权”国家，议会的立法权不受限制。这就是所谓的“国会万能说”。章士钊将“国会万能说”概括为三义，介绍于国内。

1.无论何种法案，巴力门皆以同一之手续通过之，无重要与不重要，一也；

2.无根本法与普通法之别；

3.无论何人及何种机关，不得以违反宪法之理由，宣言巴力门法案之无效。

章士钊认为，英国有此“国会万能”之力，一旦发现有政治上的弊端，无不即时立法或改变旧法，法庭不得以旧法反对国会新立之法，故英国宪法为软性宪法。这种宪法的好处是：国家每有大的改革，不至于因宪法死不可移而酿成流血的革命，这是“国会万能”之功。章士钊提醒国人，中国切不可“制成一死宪法”而惹起革命。故他主张中国也能实行国会万能。⁽¹¹⁾

英国的议会实行二院制，分为上下二院。章士钊却主张中国实行一院议会制，即议会由一院组成，为此章士钊多次在《民立报》等报刊上进行了呼吁。他认为，西方宪政国家，像英国、美国，采取二院议（国）会制，纯粹是具体的历史条件造成的，并不是宪政的一条普遍的原则，中国等其他仿行宪政的国家完全不必遵守不渝；而且行二院议会制的国家正准备朝一院制方向改革。“夫两院制者，在宪政祖国已成弩末之势，一院之声，如日方中”。可是，中国人却僻处东方，无所闻知，仍然倡议二院国会制，真是“宝其敝屣者”⁽¹²⁾。章士钊认为，二院议会制至少有如下弊病：议事迟缓，国费增加，少数压倒多数，立法缺乏统一，等等；对于时论认为一院制议会可能会导致专横、轻躁等弊病的观点，章士钊一一进行了辩驳。他认为，“国会专横”说，其实是“以团体之专制，与个人之专制，视同一物”⁽¹³⁾。事实上，议会代表民意，若说议会专制，等于说人民专制，此理显然不通；而“国会轻躁”说，等于说上院议员的德与智优于下院。这也说不过去。

（三）中国宜行内阁制不宜行总统制 英国实行政党内阁制。内阁由议会中的多数党的议员组成，内阁来自议会，是议会中一个特殊的团体。这样的关系使英国的立法（议会）与行政部门（内阁）连成一体，内阁就成为这两大部门的连接点。英国学者白芝浩（Walter Bagehot）在其所著的The English Constitution（《英国宪法》）特地论述了英国内阁这一特点：“内阁者，富于勾连性之一集合体也，有如衣钮，钮立法部于行政部；有如连字符，连立法部于行政部。语其本源，则在立法部，语其作用，则在行政部。”⁽¹⁴⁾章士钊把白芝浩这一内阁论奉为圭臬，郑重介绍于国人，并根据白芝浩的内阁理论，结合英国政治制度的特点，将政党内阁概括为六个特点：

1.政党内阁必成于议会议员；

2.政党内阁必控制多数党于议会者；

3.政党内阁之政策必一致；

4.政党内阁必成于一党；

5.政党内阁当负连带责任；

6.政党内阁当在一首领指挥之下而亦仅在一首领指挥之下。⁽¹⁵⁾

章士钊非常崇尚政党内阁制，认为政党内阁制具有“联行政立法为一气”的显著优点。在这一制度下，由占议会席位多数的政党组织内阁，“政府为政党所主持，其党控制议会之多数，同时出而组织内阁，内阁之政策无不得通过于议会，以实行于国中也。”真正能够将行政、立法两部连接起来，使它们协同合作，避免冲突，有效地发挥两者的职能。所以政党内阁是强政府。⁽¹⁶⁾而在总统制下，行政部与立法部两者鼎立，互相牵制，行政部（总统）往往手国会掣肘，政策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这样的政府必然是弱政府。与行内阁制的法国相比较，行总统制的美国就是这样：“则美之总统政治，其趋势乃使政府弱，而中央集权无由行。法之内阁政治则足以蔚成一绝强之政府。夫政府何由强，亦曰议会不滥掣其肘而已。美国之康格雷，则恒滥掣联邦政府之肘者也。故其政府百事不可为，而日流于弱。”⁽¹⁷⁾章士钊极力主张中国采纳政党内阁制：“内阁政治，记者（章士钊自称——引者）治学英伦时，即梦想其神明，不暇自审其根器之何似，而漫欲以其物移置于我。”⁽¹⁸⁾理由是，“国家多事之时，实以政党内阁为宜”⁽¹⁹⁾，中国目前政治混乱，正值多事之秋，“非有绝强之中央政府不足图存，而此种政府唯在内阁政治下可以得之”⁽²⁰⁾。而总统制不能带给中国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故中国不宜采纳总统制。

章士钊认为，政党内阁就是责任内阁，应当负连带责任。在政党内阁之上，可以设立总统，但总统作为国家元首，只是名义上总揽政务，实际上仅作为国家的象征而存在，权力被内阁抽空，由内阁负行政责任，这就是“总统虚位，内阁负责”。他认为国家元首不负实际上的行政责任，理由有二：其一，对外而言，元首作为国家象征，在国际上要树立国家稳定的形象，“非元首位于政治潮流之外，不为其冲荡不能”；其二，对内言之，如果元首负责，“至以人民之喜怒为去留，危及国本”，且元首“责任之所至，威福随之，元首而至有滥用权力之自由，则立宪政治又何异于专制”⁽²¹⁾。为此，章士钊反复强调责任内阁制下总统不负责任的原则。他说：“依内阁责任之作用，总统不宜干涉内阁之政策。内阁以为可者，总统可之；内阁以为否者，总理否之。非扬总理而抑总统也，总统政治上之地位则然也，履行内阁责任之结果则然也。”⁽²²⁾章士钊认为，内阁对总统命令的副署权就是内阁责任的体现。责任内阁制度下，内阁这一权力决不容许破坏。他说：“凡则内阁不与总统之命令同意，理宜拒绝副署。拒绝副署者，正所以保障其责任也。”⁽²³⁾在责任内阁制下，如果总统发布的命令不经内阁副署，就是破坏内阁的责任，就是非法的。

章士钊这些宪政理念大约坚持了十年，到1920年的时候，章士钊基本否定了自己这些理念，认为政党、国（议）、内阁等西方的宪政机构都不适合中国，中国没有搞宪政的条件。什么原因促使章士钊的宪政理念发生如此大的转变呢？

二、章士钊民主宪政理念的转变

章士钊民主宪政理念的转变与他对西方文化的失望有密切关系。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暴露了西方文化的缺陷，使一些原本仰慕西方文化的中国知识分子大为失望，转而向往中国传统文化。章士钊就是这样。他叙述自己的思想经历说：“迩以欧洲大战之灵，彼邦工业制之崩坏，捉襟见肘，不能自掩，愚远涉诸邦，亲加考览，虚衷以受事，借人而自镜。顿悟吾国迩来画虎类狗之伪工业制，尤不可一日以留。因以人穷返本之思，发为因地制宜之想，农村立国之论，愚实主之。”⁽²⁴⁾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当章士钊尚在《甲寅》月刊和《甲寅》日刊上不遗余力地鼓吹中国搞西方的民主宪政的时候，西方的民主政治却正经历着严重的冲击，处于岌岌可危之中。原来，西方资本主义民主从19世纪后半叶便开始陷入危机之中。一方面，随着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兴起、高涨，资本主义民主的虚伪性日益明显地表露出来；另一方面，传统民主主义的人民主权、权力制衡、立法至上等理论以及议会民主制的诸原则，明显地与帝国主义时代的政治现实相矛盾，因此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西方政治思想界出现了一股反民主主义思潮。传统民主宪政从其理论基础到基本原则都受到全面的批判。与此同时民主宪政制度也发生“蜕变”，行政权力扩大，议会权力萎缩，三权分立与制衡的格局被破坏，“议会至上”变成了行政专权。⁽²⁵⁾欧洲民主宪政经受的这一冲击，章士钊在英国留学的时候（1907～1911年）当然不是没有觉察到，然而这时他看到的是，实行民主的欧洲的强大和实行专制的中国的衰弱，自然对民主充满向往与憧憬，因此在回国以后的几年，对民主宪政的宣传不遗余力。但是“一战”结束以后情况完全不同了，使他对西方民主宪政的看法完全改变：一方面，大战期间各国政府借口战争需要集权应变，乘机强化国家机器，加强政府权力，削弱议会势力，民主宪政制度受到严重的扭曲。欧洲政治这一变化为远在中国的章士钊所熟知，他说：“欧洲大战数年，多见国会之不适于政，即英伦巴力门威权无上，近来亦且摇摇，论政之士，大持异议。”⁽²⁶⁾另一方面，民初国内失败的宪政实践也将他在留学时对宪政的美好向往击得粉碎。民国建立以来，曾仿效西方的民主宪政制度，国家不但没有走向民主、富强、独立，反而国事日非，越搞越糟，正如孙中山所说：“夫去一满洲之专制，转生出无数强暴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于是而民愈不聊生矣！夫吾党革命之初心，本以救国救种为志，欲出斯民于水火之中，而登衽席之上也，今乃反令之陷水益深，蹈火益热，与革命初衷大相违背。”⁽²⁷⁾章士钊看到，国家弄成这个样子，军阀与政客实为祸因，他说：“今天下大乱，纷纷不能休，军阀与国会，同尸其咎”。⁽²⁸⁾军阀祸国国人有目共睹，而对于政客利用国会等宪政形式作恶多端、危害国家的丑行章士钊感受独深。作为国会的参议员，他在国会中目睹了为一己和党派私利而置国家于不顾的卑鄙龌龊的党争，耳闻了国会外为拉选票而进行的种种黑暗的交易，也亲自领教过“安福国会”依仗军阀势力骄横跋扈的嚣张气焰，更是看透了有些议员“形同妾妇”⁽²⁹⁾的丑恶嘴脸……民国宪政中这种种丑陋的现象，再加上民主宪政在西方所受到的种种冲击，使章士钊对这种制度的看法开始改变，由信奉转而怀疑，由此产生了要改造民主宪政的想法。他曾在广州的非常国会中倡言议员应“课资格，受试验”，1920年元旦又在上海揭论，主张宪法不由国会订立，其文流传广州，国会同人指章为叛逆，削除其议员资格。他叙述自己的思想转变过程说：“愚蓄意改造代议制，盖在民国九、十年间，以疑莫能明，又慑于斯制惰力之未全去，所称宪政祖国之英伦，犹如北辰所在，时论拱焉，乃于十年二月，于役欧洲，亲加考览。”正是带着对西方民主宪政制度的满腹怀疑，1921年春，章士钊踏上了前往欧洲的考察途中。在舟过红海时，面对滔滔大海，章士钊浮想联翩，思绪万千。想起民国这几年实行民主宪政制度的种种弊端，越发感到这一制度不适于中国。这时他突然记起章太炎1908年写过的一篇名叫《代议然否论》的否定西方宪政制度——代议制的文章，觉得章太炎真有先见之明，便提笔写信给章太炎说：“斯制既立十年，捉襟见肘，弊害百出，弟从来所持信念，扫地以尽。”⁽³⁰⁾可见他对西方的民主宪政制度已经完全失望。来到欧洲，他看到的是“一战”结束后的一片凄惨的景象。这次世界大战，堪称一次空前的人类大破坏，暴露了西方文化的弊端，引起世界上许多有识之士对它的反思，他们有的对西方文化产生了怀疑、失望甚至否定。德国的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于1918年7月出版《西方的没落》一书，断言西方文化正在衰落，这一观点在西方引起轰动。欧洲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也正如火如荼兴起，对资本主义形成巨大的冲击。作为欧洲普遍奉行的民主宪政制度这时更是受到时论的抨击。章士钊拜访了欧洲许多文化名人和学者，其中就有英国的小说家威尔思、戏剧家萧伯纳、社会学者潘悌，他们皆对民主宪政进行了抨击。威尔思曾约章士钊、陈源等人赴其乡园，纳凉池畔，从容谈论中国国政，威氏慨然曰：“民主政治，非万应之药也。世间以吾英有此，群效法之，乃最不幸事。中国向无代议制，人以非民主少之，不知历代相沿之科举制，乃与民主精神，深相契合。”并说只须十分钟便可将民主主义驳得体无完肤。萧伯纳则对“由民主之民治”的说法颇不以为然，认为普通人民不足为治。他以搞戏剧为譬，戏剧人人都爱看，却并非人人都能创作，必须戏剧家为之。言下之意，只有精英才能治国。潘悌是英国的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很厌薄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主张复兴农业、以农立国。章士钊曾将自己写成的《业治论》请教于潘悌。潘悌回信章士钊说：“中国自立代议制，政事棼不可理，其状予可想见。盖所谓代议者，并未尝代人民而议。……要之，党人所标政策，徒于己党朋分政权而见为利，以云利国，直去万里。”⁽³¹⁾

这次欧洲游历完全改变了他对西方文化的看法，与他在英留学的时候相比完全两样。那时候，他“震于欧洲国势之强，学术之盛，工艺之精，凡西来者，率不加考问，一律迎之，以为欧洲若是，吾亦当然为之。”⁽³²⁾所以归国后持的是“欧化之义”。而这一次在欧洲，亲眼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世界带来的巨大灾难，由此想到欧洲工业文明的弊病，又亲耳聆听了萧伯纳、威尔思、潘悌等人对西方的民主宪政以及西方文化的抨击，再联想国内这些年仿行西方的民主宪政所出现的种种腐败行为和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他更加相信西方工业文明已经走到了末路，于是认为“欧洲文化日衰，现制岌岌不保”⁽³³⁾，“西方文化能否长存之一问题，亦为彼中学士大夫之所探讨，无能自持”。⁽³⁴⁾这时他再返观中国，认为中国这些年弄到乱糟糟的地步，原因就在“稗贩西制，不加择别，如病者未经诊断，妄服巴豆，大泄垂死”⁽³⁵⁾，妄学西方。结果，东施效颦，不但学得不像，反而连自己的长处也都丢了。这真是危险极了！于是他提出，西方文化不适应中国，中国再也不能走欧洲工业文明的老路了，要反其道而行之，走自己传统的农业文明的路子，要以农立国。政治方面，民主宪政体现的是西方工业国的精神，也不适合中国这样的农业国。为此，他提出与以前的宪政理念完全相反的两个观点。

（一）代议制于中国有害无益 这时章士钊猛烈地抨击宪政，认为近世宪政“有百恶”⁽³⁶⁾。他把宪政称为代议制，认为代议制不适合中国。他说：“代议制不适于吾农业国，其所以然，则吾之所谓士者，本属游民，不能事事，古来以禄代耕之意，久已无存，益以浮滥淫靡、本土不具之习，所以腐人心性而堕人节操者，又随工业国之代议制转徙而来，外圬中粪，不可究诘。”⁽³⁷⁾资本主义工业国家中的议员，有富有的资本家为其提供“荷包”（经费），不用犯愁自己的衣食之费和巨大的政治活动开支，因此尚能做到：“一为政不必以贿成，所有主义可得比较发挥其逻辑应有之量；二为失势而生活之本营未动，在位在野，同为国服务，两党可从容更迭，而无倒政敌以资啖饭、卑劣凶悍行同狗之政争；三为政略之设备与人才之征集无穷蹙半熟之象；四为党资独立，人民不以政党为国蠹，议会选民间之情感不伤。”中国是个农业国，没有资本家为议员提供荷包，他们以政治为谋生之路，一旦离开政治，将无以为生，故视政治为聚财的手段。一旦从政，将贪污受贿，无所不为，这就造成：“议员无行，有猪仔之丑谥，身且求鬻，焉论主义，一也；政客今日失位，明日即同饿莩，摧敌只以图存，不关政义，阴攘阳夺，无所不用其极，二也；无论何党，无一规范差完之机关新闻，无一常识极充之主任干事，三也；人民恨议员悖妄渎乱刺骨，代议二字，全无意义，四也。”⁽³⁸⁾他分析说，曹锟贿选，那么多议员丧失廉耻，自堕人格，甘心下水，原因就在于此。所以代议制对中国来说，是一个不祥之物，有害无益，民国实行此制以来，情况一天比一天坏。既然代议制对中国有害无益，中国当然再也没有建立代议机构议（国）会的必要，所以他说：“若夫英美式之国会，断乎无复自存之值。”⁽³⁹⁾

（二）政党政治不适合于中国 章士钊这时对政党十分厌恶，把政党称作“恶物”，⁽⁴⁰⁾认为政党和政党政治不适应中国，说：“夫党者，余积年究验，而以为于国甚不宜者也。”⁽⁴¹⁾“钊意党者，欧洲资本诸邦之产物，甚不宜于吾农国”。⁽⁴²⁾

这些观点与他民初时孜孜追求民主宪政的态度相比，简直判若云泥。这说明，章士钊的民主宪政理念已经完全转变了。像章士钊一样，一开始崇尚西方民主宪政，后来又反对西方民主宪政，还有严复、康有为等知识分子，这不仅说明他们对民主宪政有了深刻的的认识，更在于其政治理念适不适合中国国情有着理性的体认。这说明走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宪政之路，在中国行之不通！

（作者单位：郭华清，广州大学法学院；

刘志强，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孙中山研究所）

【注释】

(1)秋桐：《何谓政党》，1911年5月30日《帝国日报》。

(2)行严：《论政纲与运动选举之关系》，1912年7月8日《民立报》。

(3)章士钊：《政本》，《甲寅杂志存稿》上，商务印书馆1922年版，第12页。

(4)行严：《政党政治之唯一条件》，1912年7月1日《民立报》。

(5)行严：《论统一党》，1912年3月4日《民立报》。

(6)行严：《论统一党》，1912年3月4日《民立报》。(www.xing528.com)

(7)行严：《毁党造党说》，1912年7月29日《民立报》。

(8)章士钊：《政本》，《甲寅杂志存稿》上，第1页。

(9)章士钊：《论政本——答GPK君》下，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年，第49页。

(10)同上，第51页。

(11)秋桐：《国会万能说》，1911年1月18、19、20日《帝国日报》。

(12)行严：《一院制之发端》，1912年4月1日《民立报》。

(13)行严：《二院制足以救国会之专横乎？》，1912年4月2日《民立报》。

(14)秋桐：《何谓政党内阁》，1911年6月12日《帝国日报》。

(15)秋桐：《何谓政党内阁》，1911年6月13日《帝国日报》。

(16)秋桐：《政党内阁者政治自然之趋势，而亦将为中国政治自然之趋势者也》，1911年5月27日《帝国日报》。

(17)行严：《复朱君德裳书》，1912年2月22日《民立报》。

(18)行严：《杂书》，1912年6月28日《民立报》。

(19)行严：《再论总统权限问题》，1912年6月26日《民立报》。

(20)行严：《解惑篇》，1912年7月20日《民立报》。

(21)行严：《再论总统责任问题》，1912年8月23日《民立报》。

(22)行严：《总统与总理权限问题》，1912年6月24日《民立报》。

(23)行严：《一院制议之发端》，1912年4月1日《民立报》。

(24)章士钊：《再论代议制》，《长沙章氏丛稿》，商务印书馆1929年，第97页。

(25)骆沙舟：《现代西方政治思潮评析》，厦门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55－356页。

(26)孤桐：《代议非易案》，《甲寅》周刊1卷2号，1925年7月。

(27)《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16－117页。

(28)孤桐：《代议非易案》，《甲寅》周刊1卷2号，1925年7月。

(29)章士钊：《有所不为》，《长沙章氏丛稿》，第9页。

(30)孤桐：《代议非易案》，《甲寅》周刊1卷2号，1925年7月。

(31)《孤桐杂记》，《甲寅》周刊1卷2号，1925年7月。

(32)章士钊：《农国辨》，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2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454页。

(33)章士钊：《农治述意》，《长沙章氏丛稿》，第187页。

(34)孤桐：《原化》，《甲寅》周刊1卷12号，1925年10月。

(35)章士钊：《农治述意》，《长沙章氏丛稿》，第187页。

(36)《时评》，《甲寅》周刊1卷45号，1927年4月。

(37)章士钊：《箴同人》，《长沙章氏丛稿》，第16页。

(38)章士钊：《论代议制何以不适于中国》，1923年4月18、19日《申报》。

(39)行严：《再论非党》，《章士钊全集》（4），文汇出版社2000年版，第265页。

(40)章士钊：《三论代议制》，《章士钊全集》（4），第335页。

(41)章士钊：《党治驳义》，《甲寅》周刊1卷36号，1926年12月。

(42)《通讯·在野党》，《甲寅》周刊1卷37号，1926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