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议和袁唐关系：刘路生论文摘要

辛亥议和袁唐关系刍议

刘路生

辛亥革命南北议和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它最终促成了南北和平解决，清帝退位，共和建立。然而，北方的政治首脑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与其特命“全权代表”⁽¹⁾唐绍仪，这一对多年来亲密合作的老搭档，则从此分道扬镳，亦并非常人所料及。对此，时人和后世论者从袁世凯篡夺革命果实的动机与狡诈权术作了许多界说，提供了过程的许多细节，这无疑是十分有价值的。但我认为，拂去现象看本质，袁唐的分歧是在于君主立宪还是民主共和之争。

一

议和是南北的共识。南方的条件是民主立宪，建立共和政体，自不待言。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方的条件，则是君主立宪。这是袁世凯的政治目标，他自然可能有做内阁总理之想，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确不是袁世凯借南方革命党要挟清廷夺权才想出来的伎俩，而是袁1906年以来的一贯主张。在清末立宪运动中，袁呼应当时高涨的立宪运动，曾声言“非立宪不可”，扬言“官可不做，宪法不能不立”⁽²⁾，从而成为立宪派心目中的君宪领军人物。

武昌起义爆发，清廷决定重新起用放逐回籍的袁世凯。10月12日，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洹上村，其时，袁世凯正在过53岁生日。于是，祝寿之会立即变为议论时局之会。袁的亲信幕僚们很快取得一个共识：清政府必定重新起用袁世凯，袁的出山时机来到了。果然，13日，传来了清政府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命他迅赴武汉镇压革命的消息。14日，阮忠枢奉奕之嘱？载沣之命来到洹上劝驾。于是，议论时局之会，又变成为袁世凯、袁克定父子和幕僚们讨论是否应诏之会，并形成为应诏出山与拒不应诏的激烈争论。袁世凯经过深思熟虑，明确表示，“余不能为革命党，余子孙亦不愿其为革命党”，决定应诏出山⁽³⁾。袁世凯复奕及张镇芳的信可表明其心迹。10月18日，袁复张镇芳的信说：

此次变起仓促，武汉已失。承泽手书交斗胆送彰，传述当？语意极恳挚。兄断不能辞。昨已具折谢恩。唯沥陈病状，云急切恐难就道，并须一面妥筹布置等语。另又开具节略八条，大意谓：无兵无饷，赤手空拳何能办事。拟就直隶续备、后备军调集万余人，编练二十四五营，带往湖北，以备剿抚之用。又拟请度支部先筹拨三四百万金，备作军饷及各项急需。并请军咨府、陆军部，不可绳以文法，遥为牵制等语。此项节略，已交斗胆带京面呈承泽。如各事照办，兄自当力疾一行⁽⁴⁾。

10月16日袁复奕的信说：

章京幼读父书，粗知大义。山林钟鼎，皆出天恩。区区愚诚，神人共鉴。承传监国摄政王密谕各节，感悚涕零。即捐糜顶踵，亦不足云报称于万一。唯章京旧恙实未痊愈，在平日精神尚可支持，近因入秋骤寒，突患痰喘作烧之症，头眩心悸，思虑恍惚。现赶加医治，一面料理筹备，一俟稍可支撑，即力疾就道。……所有应行筹办各事，另具函牍呈候训示祗遵。谢恩折已在赶缮，明日拜发⁽⁵⁾。

如果说“粗知大义”、神人共鉴”，这是对奕说的官样话，而对张镇芳所说的“断不能辞”，则是不必掩饰的实话。张袁之间，外为亲信，内为至戚，无必要说假话。而且与王锡彤所记述的袁在14日所表述的心态是一致的。袁致张镇芳的信中所说的“节略八条”，所提出的出山条件是苛刻的，但它并非是乘人之危，借机要挟。二者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它是完全符合实际的，是形势所必需的（容另文详谈），从而也确实表明了袁世凯效忠清朝的态度。

而在当时的情况下，袁世凯认为存清室，安反侧，保持清朝皇统连续不断的最佳办法即是君主立宪。所以袁派去武汉试探革命党人态度的第一批人马刘承恩、蔡廷干携带去的条件就是君主立宪。所谓“项城之意，不过三世受恩，不忍清政府推倒，故特派代表前来协议”，希望以君主立宪达成双方和解。⁽⁶⁾南北议和正式开始，袁世凯授意唐绍仪北方的条件亦仍是君主立宪（后文将述及）。国际方面，直到南北议和正式开始以后，英日两国还公开表示支持君宪。日本驻华公使伊集院通知袁世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日本政府不承认在中国建立的共和政府。”英国由于与日本有盟约的关系，而“与日本协调一致”，“共同行动反对建立中华民国”，“其他大国也达成了类似的谅解”⁽⁷⁾。这也从另一个方面支持了袁世凯以君主立宪为条件同南方谈判的态度。

议和的政治意向确定以后，在袁世凯看来，唐绍仪是作为北方全权代表的最佳人选。首先，在北方开始集议同南方议和条件之时，聚讼纷纭，唐绍仪提出了一个方案。英国记者莫理循曾较详细地介绍过唐方案的内容：“摄政王应发布诏书宣告退位，并且指定一名汉人，最好是过去曾任内阁阁员的徐世昌，担任皇帝监护人，或任命一个有汉人参加的摄政会议，两个诏书应以皇太后的名义发布。然后通过这个会议确定人民的意志。”⁽⁸⁾唐绍仪南下后，也对黄兴说：“自武昌起事之后，我曾拟一折，请国民大会决定君主民主问题，服从多数之取决。清廷不允。现时我尚持此宗旨。”⁽⁹⁾袁世凯赞赏唐的方案。这样既可最大限度为谋求君主立宪而努力。此乃袁请唐出任议和全权代表的首要条件。

其次，袁唐二人，从19世纪80年代中期使韩时期起，至光绪末年的20余年间，由微末之员到相继拜相，晋升封疆大吏、部院大臣，飞腾俱进，亲密无间。袁对唐的提携、奖掖有加。仅明保唐晋升的折片就有四五个，这些，论者们经常有详细述及，毋庸赘述。我要进一步补充的是论者们不经常提及的两点：其一是，袁在私下对唐的赞许，比明保的折片所说还要高。早在1892年，袁世凯致其从弟袁世承的家书议及唐就说：“洋务奇才，外若讷拙，心胸万夫。”又说，“此人乃有余之症，非不足之症也。只患其才太长，不合时耳”⁽¹⁰⁾。这从一个重要侧面说明了此后近20年间，二人的公私交往，和唐对袁的知遇之感。其二是，袁世凯在放逐彰德、备受疑忌之际，唐绍仪却不避风险，亲赴洹上慰问探望。唐绍仪是清政府部院大臣中，唯一的一位来彰德探视袁世凯的人。唐绍仪称病坚辞署理邮传部大臣，但却不辞舟车劳顿，抱病专程来彰德晤袁。

袁唐彰德之晤，具体谈些什么，尚无资料透露。但可以想见，他们对前途去就，对时局发展交换意见，当是应有之义。此外，还有迹象表明，他们也在为袁世凯的复出扫除障碍，缓解袁世凯与盛宣怀的关系营造条件和气氛。1910年5月，袁系大将徐世昌主动请辞邮传部尚书⁽¹¹⁾，清廷任命唐绍仪署理。而资望均高的邮传部右侍郎盛宣怀则未获擢升。志在邮传部尚书的盛宣怀当然非常失望。唐绍仪即以各种理由拖延、请辞，拒不赴任，⁽¹²⁾以便“盛侍郎可以有邮部尚书之望”⁽¹³⁾。最后，终于使本来已经失望的盛宣怀如愿以偿。⁽¹⁴⁾这一步棋果然极大地缓和了盛宣怀和袁世凯的关系，两位拜把兄弟开始互通讯问，盛宣怀明确表示了希望袁复出，此举也可博得与盛氏关系密切的载泽的好感，从而在某种程度上缓和了皇室对袁的疑忌。⁽¹⁵⁾这一切都表明了袁唐关系确非恒泛。

袁世凯东山再起，在革命的危机之中奉命组阁，唐绍仪是外务部大臣之首选。袁致电盛宣怀说：“惜崧生（梁敦彦）不回，少川（唐绍仪）未必肯出。外交无大手笔，嗣后枝节必甚多。如设法使少川出山，各国事当可顺手。”⁽¹⁶⁾袁再请唐出掌邮传部，亦未获成功。接着，南北议和开始，唐则欣然应邀出任北方全权代表。袁世凯自然庆幸得人，南北双方亦都认为唐确为最佳人选。

按袁世凯的要求，北方的和议条件当然是君主立宪。这是非常明确的。前述刘承恩、蔡廷干最初递给湖北革命党方面的消息，袁世凯多次公开表态都说明了这一点。12月23日，唐绍仪致梁士诒、阮忠枢的长篇电报，和随后元月1日袁世凯撤掉唐的代表资格的表态亦说明这一基本态度。唐绍仪的电报说：“彼党以共和为标准，反是则无可提议。若一决裂，则大局必遂腐烂。反复焦思，更无一线转圜之地。……怡初志何尝赞成共和，第以亲历汉沪，目击实情，不得不急为变计。”⁽¹⁷⁾12月31日，唐绍仪等又复电北京说：“此次奉派代表来沪讨论大局，原为希冀和平解决，免致地方糜烂起见，到沪后，民军坚持共和，竟致无从讨论。初经提出国会议决一策，当亦全体反对。多方设法，方能有此结果。今北方议论既成反对，而连日会议所定条款，宫保又不承认。”⁽¹⁸⁾

当时南方革命党人的领袖黄兴、孙中山等都曾公开表示：袁世凯若能赞成共和，必可举为总统。唐绍仪到了上海，也一再表示，他将极力敦劝袁世凯赞成共和。但唐也确知，“袁氏谓此事我不以为”⁽¹⁹⁾。也就是说，袁对唐确实没有赞成共和、举为总统的授意。作为一个政治家，稍后，袁世凯随着形势发展改变了自己的政治主张，但北方的形势，还不容他将“共和”二字说出口，他还要等待时机。

二

当时在中国的美国和英国的记者，都敏感地看到，存在着南方的革命党接受君主立宪的可能。美国记者欧勒说：“当唐和他的同事们到达上海时，他们发现南方的代表准备辞职不干了。北方军队的优势昭然若揭，南方资源的匮乏表现得那样明显，党人之间普遍存在分歧，只有极少数领袖人物心里相信他们的共和思想，以致他们完全情愿接受以君主立宪为基础的解决办法。不过唐绍仪是倾向于共和政体的。他同一些南方领袖人物秘密开会时指出，要求采取这最后的步骤，正像已经从皇室手中逼到的一系列宪法上的让步同样容易。他还向他们保证袁那一边给予合作，这打开了他们的眼界。”⁽²⁰⁾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的报道也说：“可以相信，革命党可能对保留一个由汉人训练的皇帝表示满意。”⁽²¹⁾但是，作为北方全权代表的唐绍仪，却改变以政治立场，没有固守自己应有的职责，按照同袁世凯议定的方针，利用上述对北方有利的形势，争取以君主立宪统一南北，而是如欧勒的信所说，反而积极支持南方代表坚持共和的条件，并保证取得袁世凯的合作。

唐绍仪是这样说的，在南北议和的谈判中也是这样做的。从12月18日至31日，两个星期之内，南北代表唐绍仪与伍廷芳共会议谈判了五次。唐绍仪明确表示：他本人及北方南来之代表全都无条件赞成共和。他说：“共和立宪，我等由北京来者无反对意向。”“今所议者，非反对共和宗旨，但求和平达到之办法而已。”唐自称他是一个汉族反满的共和主义者。他说：实行共和是汉族“同胞之事”。“共和立宪，万众一心，我等汉人，无不赞成”。唐承诺要力逼袁世凯亦接受共和政体。他向伍廷芳表示：和平解决，实行民主共和，“我必将君意代达（袁氏）。我以为，国人皆希望共和，必须徇众”。“我之意欲和平解决，非共和政体不可。我将以此语告袁氏”⁽²²⁾。在这些前提之下，只是需要妥善解决清室退位的条件与安置、八旗的安置等等，以免他们“横生枝节”而已。唐确认：双方的谈判已经实现了南北“为一家矣”。他向南方代表表示，要以自己的去就来保证北方接受民主共和的条件。他说：“清政府不信我，我只可辞职。凡我所答应之事，必清政府能为之，我乃能诺。不然，我只可辞职也”。“彼此全权代表签字之后”，倘袁世凯再反对，“我办不到，只可辞职”⁽²³⁾。时人及直接间接当事人多有关于和议谈判细节的记述或回忆录，足可补充唐绍仪、伍廷芳签署的《会议录》的基本事实，无须一一备列。其实，仅《会议录》亦足可说明问题了。

唐绍仪以外交谈判高手著称，折冲尊俎于海内外。他作为全权代表，岂不懂得坚持出使前的既定方针以完成使命，又岂能擅改既定的基本条件。更何况，在谈判过程中，袁世凯还再次谆嘱，令唐商伍“召集国民会议决定君主民主问题”⁽²⁴⁾。但是，唐绍仪却断然摒弃了作为全权代表的常规，置自己所衔君主立宪的使命于不顾，而与伍廷芳共同按照南方的要求，安排南北和议的结局。

对于这种不合常理的现象的最为合理的解释只能是，当唐绍仪取得了南方拥袁的确切承诺之后，便放弃了君主立宪的既定原则，以共和主义者的姿态与南方代表一起筹谋共和制度的建立，安排清室逊位的后事了。应该认为，唐绍仪这种拥袁共和的行动，首先是取决唐绍仪拥护共和的理念，而不是论者所说掉进了袁世凯设计的陷阱，因为这不能解释，为什么袁指责他未坚持君宪原则，又逼其辞职，而唐不在公开或私下场合作任何自我辩解。同样，也不是论者所说，这是袁唐共谋的双簧戏，因为这不能解释12月31日南北代表第五次谈判（也是最后一次谈判）时，唐两次表示“辞职”的决绝态度⁽²⁵⁾，并且正式电告北方，“请辞代表之任”⁽²⁶⁾。袁世凯有许多手腕和权术，谈判也就是双方相互予取的妥协。但最基本的关键之点，是不可能取代或绕过的。

站在共和主义者的立场，唐绍仪对袁世凯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唐在衔命南下时的态度是拥袁共和，即拥护袁世凯赞成共和，但他很快转化为共和拥袁，即以坚持真正的共和制度为前提而拥护袁世凯。唐的这个转化是在南方革命党人宣布建立民国伊始，就明确了的。所以，唐绍仪表示遵守《临时约法》，支持迁都南京和袁世凯南下就职。为促成南北合作，唐绍仪还毅然加入了国民党。论者往往指出，同盟会公开后，改为国民党，泥沙俱下，广为网罗旧官僚、武将、绅士等传统保守势力，以图名义上壮大自己。这的确是事实。但把唐绍仪也划入传统的旧官僚之列，则就大谬不然了。在唐的心目中，国民党是革命党的延续，是建立和维护共和制度的政党。待以他为首的责任内阁成立，首明要“负起责任来”，以共和制度的是非为是非，而不以袁世凯的是非为是非，而至于有拒不副署袁世凯对王芝祥任命的事情发生，最终导致唐内阁意料之中的短命结束。

最能表明唐绍仪的共和主义立场的是：据报载，唐绍仪到了上海，南北谈判之初，就“已剪辫，服常服”⁽²⁷⁾，无须做任何解释，史家自然明白，这六个字对清朝的部院大臣、全权代表的唐绍仪来说，意味着什么。

唐绍仪与伍廷芳成为共和主义者的道路有着十分近似之处。他们都不是从革命党的宣传和武装起义那里接受共和观念的，而是通过留学美国或长期居住香港，又长期出使西方国家，接受了西方的社会政治学说，经历了仕清宦途的对比，产生了对封建制度绝望，从而赞成以共和制度取代专制制度，以挽救中国。在南北谈判中，伍廷芳慷慨述说了他作为清政府的卿贰，由赞成君主立宪，而成为革命党人全权代表的过程⁽²⁸⁾。唐绍仪也有一个大体相同的经历。唐、伍曾均以外务部右侍郎同列朝班，光绪末年及宣统一朝的数年间，政局的混乱以及唐绍仪本人宦途的失意，都使他逐渐丧失了对清朝的信心。1907年，唐由外务部及邮传部侍郎改任奉天巡抚，同城的东三省总督徐世昌也是北洋旧人，且徐、唐出任东北又为袁世凯的有意安排。按说二人该是珠联璧合，但新闻媒体报道，他们的合作并不尽如人意，谓督抚同城，诸多掣肘。唐大有压抑不得伸张之感。⁽²⁹⁾1908年8月至1909年6月，半年多的时间，唐先专使赴美，又赴日欧等八国考察财政，无功而返。此后，至武昌起义爆发二年间，基本上以候补侍郎投闲置散。可见唐对清朝政局的失望。辛亥革命发生，革命党人以废除专制、建立民主共和政体相号召，并且迅速控制东南半壁江山，这使早年在美国留学时期即直接饱受了民主共和思想熏陶的唐绍仪深受鼓舞。他在大病初愈尚未完全恢复之际（新闻媒体报道，宣统二年末，唐曾报病危，“家属已将身后事宜筹备妥协”。莫理循说：1911年11月24日上午，唐乘火车去天津，莫为他送行，“他衰弱无力，只能用左手握手”⁽³⁰⁾。）即锐身出任北方全权代表，表现了对实现共和制度的热情。总之，洋务杂途出身的他们，较少世受国恩的君臣名节的思想包袱，而却有浓厚的欧美社会政治学说的观念以及对民主共和制度的向往，因而他们在南北对立局势形成之际，抛弃清朝站到革命党人一边的时候，也少有“贰臣”的惭怍与羞愧，而更多的是对共和的兴奋与热情。对他们的“叛逆”行为，甚至连当时效忠清室的各方人士，都表现了相当的宽容与大度，指责的言论并不多见。

至于唐绍仪辞去代表职务以后直到筹组责任内阁时袁唐的交往与合作，也只有一个解释，即政治家在当时局势下的妥协。

最后附说一点，唐绍仪辞去责任内阁总理，袁唐在政治上彻底分手以后，二人并没有反目成仇，而是还一直保持着良好的私谊。据顾维钧说，其时唐移居天津，每有事情，袁还经常派他们的共同朋友梁士诒来津时相垂询。⁽³¹⁾顾维钧是唐的秘书和得意门婿，又为其亲身所经历，此言当属可信。袁唐之间这种政治家的“绅士风度”值得称道。但此后的历史表明，袁唐所保持者，仅止私谊而已。

（作者单位：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孙中山研究所）

【注释】

(1)《袁世凯咨唐绍仪文》，观渡庐：《共和关键录》（序编），著易堂书局民国元年11月版，第10页。

(2)《“齐东野语”》，《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6－27页。(www.xing528.com)

(3)袁世凯的亲信幕僚王锡彤在其所著《抑斋自述》中有较详细的记述：“（八月）二十日，祝袁公寿。二十一日，闻武昌有乱事，人心皇皇，然群以为袁公必将起用。二十二日，果有督鄂消息，因力劝其不必应命。二十三日，庆王派阮斗胆来劝驾，袁公谢恩折上矣。唯余与云台主张不应清廷之命，因更进迭劝。杨皙子度与斗胆同来，其主张与余与云台同。皙子言：‘革命初起，袁公督师必一鼓平之，清之改善殆无希望。’余则以为乱事一平，袁公有性命之忧。侍坐再三言之，袁公忽怫然曰：‘余不能为革命党，余子孙亦不愿其为革命党。’余知藐小之身牵及云台矣，默然退，拟即返里避之。”见王锡彤著，郑永福、吕美颐点注：《抑斋自述》，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6月版，第172页。

(4)袁世凯：《复张镇芳函》，《袁世凯未刊书信稿》（下），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8年版，第1579－1581页。

(5)袁世凯：《复奕函》，《袁世凯未刊书信稿》（下），第1559－1560页。

(6)郭孝成：《议和始末》，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八），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5－66页。

(7)莫理循：《致达·狄·布拉姆函》，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厄·莫理循书信集》（上），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第815页。

(8)莫理循：《致达·狄·布拉姆函》，骆惠敏编，刘桂梁等译：《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上），第801页。

(9)观渡庐：《共和关键录》第一编，著易堂书局1912年11月版，第14页。

(10)光绪十八年八月廿五日、十九年七月十四日袁世凯致从弟袁世承函二通，《袁世凯家书》，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编印出版，第61、120页。

(11)《要闻·徐协揆亦怀退志》，宣统二年四月十九日《大公报》第4版。

(12)《要闻·盛侍郎之好消息》，宣统二年十月初五日《大公报》第4版。

(13)《要闻·唐尚书续假之原因》，宣统二年十月十九日《大公报》第4版。

(14)《要闻·电调盛侍郎来京之原因》，宣统二年七月初六日《大公报》第4版；《要闻·盛侍郎拟藉端乞退》，宣统二年七月廿三日《大公报》第4版。

(15)有关此问题，可参见拙作《彰德养疴时期的袁世凯》，载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与20世纪的中国》，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8月版，第366－386页。

(16)《袁世凯致盛宣怀电》，《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18页。

(17)《辛亥年武汉革命停战议和唐绍仪与伍廷芳的来电》，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藏本。

(18)《辛亥年武汉革命停战议和唐绍仪与伍廷芳的来电》，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藏本。

(19)观渡庐：《共和关键录》第一编，第12页。

(20)《艾·爱·贺璧理来函》，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上），第960页。

(21)《致达·狄布拉姆函》，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上），第802页。

(22)《第二次会议录》，观渡庐《共和关键录》第一编，第9－16页。

(23)《第五次会议录》，观渡庐《共和关键录》第一编，第27－28页。

(24)《第三次会议录》，观渡庐《共和关键录》第一编，第16页。

(25)12月31日，伍唐谈判举行第五次会议，也是最后一次会议。通过五次谈判，唐接受南方共和立宪的条件，次日，革命党人在南京成立临时政府，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在伍唐第五次会议中，唐说：“清政府不信任我，我只可辞职。凡我所答应之事，必清政府能为之，我乃能诺。不然，我只能辞职也”。伍廷芳说：“彼此全权代表签字之后，如再欲反对，是违理，为天下所笑。”唐绍仪答曰：“我办不到，只可辞职。”引自观渡庐：《共和关键录》第一编，第27－28页。

(26)《北京取消唐代表电》，《共和关键录》第一编，第39页。

(27)1911年12月18日《香港华字日报》，转引自余炎光：《略论唐绍仪的政治生涯》，载《唐绍仪研究论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9页。关于唐绍仪何时何地剪辫子的记载，各说不一。12月7日，袁世凯正式发出咨文给唐绍仪，请唐出任议和全权代表。据蔡廷干致莫理循函说，他亲眼所见，就在当日晚，唐绍仪便在南下的火车上“卧车四号房子中剪了辫子”。（《蔡廷干来函》，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上），第810页。）张樾生的回忆录则说，唐绍仪等北方代表在由武汉东下上海的船上，“唐手提发辫谓众人曰，‘你们别看我有发辫，我也是主张共和的。’”张樾生：《追记八旗代表章福荣所谈南北议和的一鳞半爪》，《辛亥革命回忆录》（六），文史资料出版社1963年版，第472页。尽管所记时间、地点有所出入，但说唐绍仪在出任代表之后，立即表示赞成共和，则是一致的。

(28)《第二次会议录》，观渡庐《共和关键录》第一编，第10－11页。

(29)《唐少帅不回奉之原因》，《盛京时报》光绪三十四年五月廿一日第5版。

(30)《唐少帅病危之确闻》，《盛京时报》宣统二年十二年一月第2版；《致达·狄·布拉姆函》，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上），第800页。

(31)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顾维钧回忆录》（1），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