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与中国社会发展：《知止轩随录》的见证

《知止轩随录》与辛亥革命的一页历史

赵立彬

光复会的重要领导人李燮和在辛亥革命时期，特别是在沪宁光复和组织北伐一段，表现不凡，但这一史迹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不为人们重视。在一些辛亥革命的回忆录中可以见到相关记载，学者在研究沪军都督府时对李在上海光复中的若干史事有所论述。⁽¹⁾自90年代以来，专以李燮和为对象的研究开始出现，⁽²⁾但与辛亥时期其他革命领袖相比，李氏的知名度仍然较低，这一页历史之所以隐晦，细究原因，除了资料收集的困难以外，可以说从一开始就与国民党统治时期对辛亥革命史的基本史观具有关联，本文以新近公布的一部家族史料为例，试图说明在国民党正统史观影响下，一个被排斥在正统之外的革命者的家族，如何苦心收集和期望弘扬自身的革命历史。

一

1951年，曾参与领导辛亥上海光复的光复会领导人李燮和之夫人林亚华委托李燮和之弟李云龙将陶成章致李燮和等的信函共38通捐赠与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并有《光复军志》一册同时捐赠。《光复军志》为龚翼星所撰，民国七年由天津华兴印刷局排印本，后剔除叶德辉所作序，全文辑入《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³⁾。陶成章信札由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编注，1980年以《陶成章信札》为名由岳麓书社出版，1985年修订再版。⁽⁴⁾这两种文献均成为研究辛亥革命的重要史料，为学界所熟知。

1992年笔者到湖南涟源开展田野工作时，采访了李氏家族的后裔，得到《知止轩随录》的部分抄件，始知李云龙尚有这一重要手稿，现亦藏于湖南省社科院。1999年，李云龙之子李举民集家族之力，编成《李燮和、李云龙研究资料汇编》，将《知止轩随录》的主要内容分散编入。但这一资料集系私人出版，仅获准印而未得公开发行，流传不广。饶怀民先生在《李燮和与沪宁光复》一书中，引用过《知止轩随录》的一些片段。作为辛亥革命的重要史料，仍有向学术界介绍之必要。

《知止轩随录》是李云龙晚年所编的史料杂件汇编。李云龙（1876－1960），字卓然，派号代塔，晚年自号行素老人，1876年生于湖南省安化县蓝田镇（今属涟源市）。李燮和之三弟，早年随李燮和参与组织革命团体，后得官费留日学习军事。1907年回国后，先后任湖南陆军小学监督、广西陆军小学总办、广西兵备处帮办、广西都督府高级参谋。辛亥革命发生后，李云龙于1911年底赴南京辅佐李燮和指挥光复军，任光复军北伐司令部参谋长。南北议和告成，光复军裁撤，李云龙在陆军部等机构担任过一些偏职，抗战爆发后，告老还乡。1951年，被新政权聘为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1953年，被聘为湖南省文史馆馆员。1960年在长沙逝世。⁽⁵⁾

李云龙编订的《知止轩随录》目次如下：

1.先祖妣李母曾太夫人行状（李云龙撰，民国二十五年）

2.先妣行述（李云龙撰，民国二十五年）

3.清封中宪大夫安化李（春轩）君墓表（李家驹撰，民国二十三年）

4.清封恭人李母谭太恭人墓表（胡自清撰，民国二十四年）

5.李母谭太夫人墓表（胡自清撰，民国二十四年）

6.与周逸莘县长（李云龙致周逸莘，时间不详）

7.与徐东光县长（李云龙致徐东光，时间不详）

8.致徐总统（李云龙致徐世昌，约为民国七年）

9.与陈遐龄将军（李云龙致陈遐龄，民国三十四年）

10.与大理院陈锡尔庭长函（李云龙致陈锡尔，时间不详）

11.某部郎挽张文襄联（不详）

12.致王教育厅长凤喈（李云龙致王凤喈，附《清末年之湖南军事教育》一文，40年代）

13.门人唐生智诸军发起祝余六十寿启（唐生智等46人，民国二十五年）

14.安化李云龙先生六十寿文（龚翼星撰，民国二十五年）

15.（李云龙）七十寿序（钱基博撰，民国三十四年）

16.马宗霍先生寿余（李云龙）七十诞辰词（集文选句，马宗霍撰，民国三十四年）

17.俚句颂朱母赵太夫人节寿（李云龙撰，民国三十六年）

18.陆军中将勋五位前光复军总司令李君（燮和）墓志铭（龚翼星撰，时为抗战之后）

19.光复军司令李燮和（录自冯自由《革命逸史》）

20.上海光复及沪军都督（录自冯自由《革命逸史》）

21.摘录三江笔记江苏——上海中一段（三江游客撰，民国元年十一月出版）

22.安化李公（崇如）墓表（熊希龄撰，民国二十四年）

23.与龚乃成先生（李云龙致龚翼星，抗战时期）

24.与龚乃成先生（李云龙致龚翼星，抗战时期）

25.与龚乃成先生（李云龙致龚翼星，抗战时期）

26.祭仲兄燮和（李云龙撰，民国十七年）

27.（李云龙）自订年表⁽⁶⁾

以上诸篇，除《某部郎挽张文襄联》、《自订年表》外，均辑入《李燮和、李云龙研究资料汇编》。从内容上看，可以分为几大部分。

一是关于家族历史的部分，见李春轩、李崇如及若干母氏的墓表、行状等。这一部分对于了解安化李氏家族的世系、在地方上的作为及声望提供了一定的资料，也可以从侧面印证李氏兄弟的生平事迹。

二是关于李云龙个人生活的部分，如李云龙致他人的若干信件、他人为李云龙撰写的祝词等。这一部分除能反映李云龙个人的生平和不同时期的思想心态外，比较能反映李氏在民国时期记载家族革命历史的努力。

三是关于李燮和的有关史料，如李燮和墓志铭、李云龙祭李燮和文、李云龙抄录之相关史料等，这一部分是编者将易于收集的相关史料汇编一处，便于集中了解他人对李氏家族在辛亥革命中的贡献的评论。

二

《知止轩随录》内容不多，类别也比较杂乱。对于一般了解安化李氏家族，或稍有资料价值。但它所涉及的人和事，恰是在辛亥革命中十分重要但却几被忽略的一页历史，即光复会领袖李燮和在辛亥革命运动中的一段史事。

李燮和（1873－1927），字柱中，又名嵌，谱名代均，号铁仙，1873年生于湖南省安化县蓝田镇光明山（今属湖南省涟源市），⁽⁷⁾有兄、弟各一人，兄名李崇如，弟即李云龙。1904－1906年，李燮和分别加入过华兴会、光复会和中国同盟会，成为近代史上罕有的“一身三会”的革命者。1910年2月光复会与同盟会分家后，李燮和参加光复会的领导工作，是仅次于陶成章的实际领导人。武昌起义爆发后，他到上海运动清军，掌握了相当的清军武装，并主要利用这些策反的成果，发动了上海、吴淞的反清起义。与其同时在上海组织起义的陈其美在战斗中被执于制造局，李燮和率部攻打，将其营救，后陈其美排斥李壁和，建沪军都督府，称上海都督，李将上海武装交付陈，赴吴淞开创吴淞军政分府，自隶于江苏军政府，并建立光复军，参加攻宁之役和北代，在议和过程中坚决主张武力北伐而名盛一时。后议和成功，李燮和改而拥护议和成果，拥戴袁世凯出任临时大总统，自辞各种军职，基本退出政治主流。⁽⁸⁾

李燮和虽属湘籍，与黄兴等人过从密切，但其身份主要是光复会成员，他的革命活动，带有较强的光复会的色彩。在革命发生前，他不避风险做艰苦的准备工作；革命初起时，他表现出较强的坚定性和激进性，处事果敢，不畏牺牲；革命成功后，他又奉行功成身退之誓约，不斤斤计较于个人权位，急流勇退。当然，这里还有实力和形势的因素在起作用。更明显的是，光复会与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因战略思想和个人风格的差异，有着较深的矛盾，在许多重大举措方面不能合拍，李燮和在辛亥革命前后的一些表现有与同盟会人争锋的因素。但是，无论如何，李燮和在沪宁光复中的贡献，对于华东地区的革命乃至整个辛亥革命的结局，都有着重要的意义。这一页历史之所以在后来得不到彰显，不是它本身无足轻重，主要是由于三个原因。

其一，李燮和反对过孙中山。

在辛亥革命前，李燮和参与陶成章、章太炎第二次倒孙风潮。1909年，陶成章因到南洋募款受阻，对孙中山和同盟会南洋支部产生不满，联络李燮和等人，起草了一份《南洋革命党人宣布孙文罪状传单》，要求免除孙中山的总理职务。在东京总部的黄兴、刘揆一致函李燮和，为孙辩解。但光复会人与孙中山一派的关系已无法弥合，陶成章于1910年在东京重建光复会总部，推章炳麟为会长，自任副会长，与同盟会分道扬镳。陶成章并将重建后光复会的活动重点放在南洋，“于南洋设立一行总部，代东京总部行事”⁽⁹⁾，行总部由李燮和、沈钧业、魏兰组成，李燮和成为光复会中仅次于陶成章的实际领导人，南洋一带原由李发展起来的同盟会机关也因此改为光复会的分部，此后李燮和便主要以光复会的名义从事革命工作。其后，除黄花岗起义时仍有配合外，李的活动与孙中山一派基本没有联系，在武昌起义爆发后，李的主张和行动基本上与孙中山不一致。

其二，李燮和与陈其美有着深刻的矛盾。

李陈矛盾，不是在革命目标上有什么重大分歧，而是在革命派内部分别从属于不同的政治派系，所反映的是光复会与同盟会在华东地区争夺革命领导权的矛盾冲突。在光复上海的过程中，陈其美与李燮和虽有合作，但更有矛盾，甚至有相互拆台之举。从现有史料看，这一矛盾的主导方面是陈其美。在联络军警的过程中，陈其美指示利用同乡关系，将光复会已经联络的吴淞炮台官“拉过来”，陈周围的人说，“李燮和不是我们的人，不可信任”。⁽¹⁰⁾上海光复后，陈在海防厅会议上，排斥李燮和一派势力，先发制人而取得沪军都督一职，李燮和仅被授予一“参谋”空衔。李燮和在沪淞间屡次遭受暗算，其中就有陈派出的刺客⁽¹¹⁾。揆诸陶成章被陈派人杀害于上海的事实，陈刺李一说或不为无中生有。对李燮和开创的吴淞军政分府，陈其美也极欲除之而后安，曾指使会党头目携枪到吴淞与李燮和谈判，胁迫李取消吴淞军政分府；⁽¹²⁾还屡次商诸部属，拟用武力“解决”之，因部属不愿参与而罢。⁽¹³⁾陈李矛盾是同盟会与光复会深刻矛盾的具体体现，后来陈其美追随孙中山，成为中华革命党的骨干而进入国民党党史的正统，李燮和与他的矛盾直接影响到国民党对李的态度。

其三，最重要的原因，是李燮和参与筹安会，化为“帝制犯”，早先革命事迹被完全抵消。

辛亥北伐时，李燮和坚决反对妥协，反袁态度十分坚决。孙中山让位于袁后，李燮和改而拥袁，对孙中山限制袁氏权力的努力不予配合。二次革命前后，李燮和北上进京，试图调和南北，但未有实效，之后便“蛰居北京，不问政事”⁽¹⁴⁾。但1915年8月，杨度、孙毓筠等人在北京成立筹安会，李燮和列名理事，成为“筹安会六君子”之一。李燮和列名筹安会，成为一个引起争议的问题，直到现在，由于缺乏确凿的证据，全部真相已经不易查明。李氏家族极力辩解，说明李燮和参与筹安会是被迫的和在不知情的状况下被人篡名的，但家族史的资料毕竟易被旁人视为一面之词，不足为凭。⁽¹⁵⁾据章太炎称：李燮和“以狱事被胁”⁽¹⁶⁾而被列名筹安会，“狱事”为何，颇为不明。野史记载：李燮和原之部将龚先耀正在此时状告李之四大罪状，一是浮冒军饷，二是侵吞公债，三是敲诈商民，四是滥保亲属，惹起轩然大波，导致袁世凯“颇滋不悦”，“李始终不为袁所优待，而会事亦不甚与闻”⁽¹⁷⁾。此事不知是否章氏所言之“狱事”。但从章氏的其他记述以及其他人当时对李氏的评论来看，至少李燮和在当时的境遇并不良好。

李燮和列名筹安会，事实无可辩讳，据现有的材料看，李在此期间并无拥袁帝制的具体言行，也未参加筹安会的实际活动，关于这个问题，今人已有专文论及，有关史料也可见映证。⁽¹⁸⁾相反，李燮和对反袁人士多有赞助。章太炎在京时，仍将李目为“同时倡义之人，最为朴诚悃幅”，接受李之资助，并在家书中不止一次地提及此事。⁽¹⁹⁾在章氏眼里，李与筹安会其他人还是有所差别，曾记道：“孙少侯（指孙毓筠——引者注）时为袁氏要人，柱中以狱事被胁，皆豫筹安会，余甚恶少侯，而知柱中无他，柱中来见，不甚诮让也。然柱中颇自愧，不继见矣。”⁽²⁰⁾

1916年袁氏帝制失败后，由于列名筹安会，李燮和的形象便被极力丑化，从一个革命者沦为一个趋炎附势、卖身投靠的败类，其在辛亥革命时期的所作所为几为全盘抹杀。《新华秘记》的描绘是：“李则一介武夫，茫无知识，因光复机会，劫得资财，猎取高位，傲然自以为命世英雄，又恐为同党所攻讦，固思托庇皇帝之宇下，以保其永久富贵之幸福，此则毫无宗旨者耳。”⁽²¹⁾《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称：“善化李燮和为‘李龟年’列身朝院，随唱旧曲，回忆吴淞炮台司令，大有江南落花时节之感也。”⁽²²⁾此后，李燮和彻底退出政坛，隐居家乡李园，1927年7月19日病逝，终年54岁。随着时间的推移，李氏事迹日渐消隐，除少数著述外，鲜被提及。

三

《知止轩随录》收集的资料较为零散，主要以李云龙的资料为中心，旁及李燮和的相关史料，其最为难得的部分，是家族史的材料，而对辛亥革命的记述多为抄录他人著述的散件。因此，对《知止轩随录》在辛亥革命史研究方面的重要性未必可作太高的估计。但是，《知止轩随录》所包含的信息远远不止如此。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在国民党正统史观的长期控制下，一个家族是如何艰难保存史实和希望透过各种渠道彰显家族荣耀、伸张家族冤屈的漫长过程。

《知止轩随录》以“知止”为题名，蕴意深远。考“知止”之出处，道儒两家有完全不同的立意。《老子》曰：

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是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²³⁾(www.xing528.com)

《大学》却言：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²⁴⁾

《老子》的“知止”带有消极的含义，而《大学》中的“知止”却寓进取之意，意为要以“至善”为最高目标，不达不已。李云龙不是学者，无法就其一贯的思想特质探求本原。从《知止轩随录》中反映的一些事实来看，李云龙的一生并不十分消极，他曾经向大总统徐世昌上书要官，⁽²⁵⁾为家族讼事也不甘罢休，⁽²⁶⁾但到晚年，确有消极退隐之意，“毅然归来，息影乡关，日唯以书报消磨岁月”⁽²⁷⁾。县参议会请其出任参议，也被他称病推辞，表示“与其滥竽滋咎，不若引退为佳”⁽²⁸⁾。晚年自号“行素老人”，可为另证。“行素”一词，典出《中庸》：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侥幸。⁽²⁹⁾

“行素”即是表明安于己位，不越位行事，无非分追求。以“行素”名号，以“知止”命集，可见李云龙晚年心态。但家族革命历史关系“己位”根本，为李氏家族鸣冤的初衷始终不能放弃。李燮和生前因筹安会一事，备受垢病，确也心灰意冷，曾自撰一联：“北顾效三呼，渡河杀贼虚初愿，南来欠一死，列简蒙怨愤晚年。”⁽³⁰⁾但在1921年主持编修族谱时，仍将在北洋政府时期所受功勋大加张扬，在自己名下填上：“宣统辛亥开府吴淞，任光复军总司令。民国壬子特任长江水师总司令长，又特授陆军中将。民国甲寅特授勋五位。屡聘任总统府高等军事顾问官及国务院咨议官。”⁽³¹⁾当时因筹安会正犯众怒，无从辩白。但国民党统治确立后，上节所述影响李氏评价的第一、二种因素更为突出。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李燮和作为光复会领导人，被排斥在所谓“正统”之外，与李燮和结有私怨的陈其美之侄陈立夫、陈果夫把持了国民党史档、宣传机关，任意颠倒史料、臧否人物，借贬斥、抹杀李燮和，来抬高、鼓吹陈其美。而此时，李燮和已经不在人世。

在这种形势下，记录李燮和革命事迹以期他日可以公之于世的工作，只能局限于家族内部。在国民党一统舆论与党史编撰的情况下，李云龙有意地收集对李氏有利的文献，如章太炎对李燮和的若干评论。冯自由《革命逸史》的有关记载，并组织乡贤亲属撰文褒扬，在内容上主要都是上海光复时期的。⁽³²⁾但对筹安会一段，仍不敢过于翻案。赞同撰写者：拠事直书，不加一字解释，功过是非，付之天下后世。”⁽³³⁾

抗战发生，湘中山区成为重要后方，一个借学界之口公允评价李氏兄弟革命事迹的机会意外来临。1938年，国立师范学院创办，李氏家族贡献李园以为校址，一时文士雅集，且让宅兴学之举，颇足称道，国师诸要与李氏之关系较为接近。这是李氏家族白怨的一个大好时机。李云龙之侄孙婿、曾在国师国文系攻读的刘绍东回忆40年代初国师学者与李云龙会见的一段情景：

前年暑假曾同咏雪女士（刘绍东夫人——引者注）叩三岳祖（李云龙——引者注）于座，会祖翌日回宴廖世承院长，钱子泉（钱基博——引者注）、钟书父子，留绍恃坐侑觞。泉师指神龛上二岳叔祖（李燮和——引者注）画像，纵话辛亥年间黄兴扼武昌与北军恶战，非此公光复淞沪南京挥师援鄂，则断无民国。陈英士抢走沪督，又派蒋介石刺杀陶成章，李连电孙总统惩凶，与蒋陈二家结下深仇，便急流隐退。后继蔡锷北上说袁而误上贼船。先后营救章太炎出监，助松坡脱险，引袁强化监管，致篡名筹安，新闻封锁，终不得辩白于中外报刊。淞沪父老甚德公服公。公三上书孙总统讼袁世凯鼠质虎皮而凶暴成性，卖康谭、玩宣帝起家成气候，断不可与狐谋皮而力主北伐，风骨智术更过锷，岂袁能胁之、杨孙得动之哉。祖则力起浮白，谢老教授“何洞察我兄弟积屈沉冤，不啻若是其口出也”。口哽目湿润，激情早动乎中矣。⁽³⁴⁾

钱基博治集部之学，非以史家名世，但对辛亥革命有亲身经历，曾从顾忠深充任幕僚，在家乡无锡参与了革命工作。同时，钱氏对辛亥革命史饶有兴趣，革命后在上海旧书摊购得日记两厚册，一册为徐绍桢所纪，“又一册布面，亦线断帙散，而中有李燮和署名。”⁽³⁵⁾钱基博据此与所获之江苏都督府参谋厅文电卷宗、顾忠琛攻南京日记以及报纸所纪相参照，撰就《辛亥江南光复实录》。在此《实录》中，对李氏晚年筹安会之事持批评态度。文尾言：

独惜李燮和、顾忠琛二人者，皆奋起革命，以显名辛亥。而卒不自贵重，陷身非类，一为洪宪之劝进，一为倭奴之重？，认贼作父，君子有以哀其不终也。⁽³⁶⁾

《辛亥江南光复实录》的成文年月目前未查到确切资料。⁽³⁷⁾从文字上比照，钱氏此文显然参照了龚翼星《光复军志》，多段行文基本一致。⁽³⁸⁾如果成文是在到李园之前，则说明钱氏在与李云龙接触后，以此为机缘，对李燮和及其家族的历史进一步有所了解，对李燮和筹安会后事史料引起重视，因而方有与李云龙相见时的一番议论。如果是在到李园后仍坚持对李的批评，则说明钱氏在李园称道李燮和，主要是基于感谢李氏家族慷慨让宅助学的礼仪方面的因素，而李氏家族恰把这一礼节性恭维极力放大。后者的可能性似乎更大，因为较晚在为李云龙祝寿时，钱氏代表国师廖世承院长极力表彰李氏兄弟在辛亥革命中的丰功伟绩，却仍回避筹安会事。⁽³⁹⁾

如果事实果是如此的话，李云龙及李氏家族通过学界人士张扬英雄家世的努力实际上未成大果。在李园期间，国师诸要虽对李氏隆礼有加，但毕竟拘于地方，昙花一现。1944年国师迁出安化，李氏家族与国师人物的联系即到终点。

新中国建立后，李云龙贡献《知止轩随录》，当然具有为李氏家族白冤和请求褒扬之意。因为从李氏看来，国民党的垮台，使得原来蒙受冤屈的第一、二个因素应已不再存在。但事情并未如愿，李氏家族乃当地大户，从李春轩开始发家致富，广有田产，在旧中国一门出三位将军、十余位地主，当然是土地改革的重点对象。李燮和后裔中还有以反革命名义被新政权镇压者。在国民党时代备受冷落的李家，在新中国受到了更大的冲击。随着对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开展，虽然陈其美因素的影响基本被消除，但对孙中山的评价基本上沿仍了国民党时代的做法，只是解释有所不同。而且因为新政权更为强调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重视人物属性，对原有正统史观的某些方面还有进一步放大的趋势。《知止轩随录》仍被束之高阁，已经能反映这个问题。直到今日，《知止轩随录》方能面世，或可说明正统史观长期以来仍具有辐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这一页历史的“历史”，所包含的信息已远远超出了史料价值本身。同样，在利用这一家族史料时，了解这一前提，亦属十分必要。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历史系）

【注释】

(1)吴乾兑：《上海光复和沪军都督府》，《历史研究》1981年第5期。

(2)赵立彬：《李燮和与上海光复》，《湖南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增刊；冯开文：《李燮和与辛亥上海光夏》，《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4期；饶怀民：《李燮和与沪宁光复》，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

(3)上海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

(4)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编注：《陶成章信札》，岳麓书社1985年第2版。

(5)参阅《新泽李氏三修族谱》（涟源市李氏后人藏）；李举民：《回忆父亲李云龙》，《李燮和、李云龙研究资料汇编》，涟新准印1999年006号。

(6)李举民编：《李燮和、李云龙研究资料汇编》，第318－319页。

(7)《新泽李氏三修族谱》（涟源市李氏后人藏）。

(8)有关李燮和的生平和在辛亥革命时期的主要事迹，除在前言中提及的各种著述外，《知止轩随录》亦可提供一定的史料，如《陆军中将勋五位前光复军总司令李君（燮和）墓志铭》、《祭仲兄燮和》等。

(9)陶成章：《复管慎修信》，《陶成章信札》，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53页。

(10)周南陔：《上海光复时的巡防营和吴松炮台》，《辛亥革命回忆录》（四），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第43－47页。

(11)张任天：《我所知道的陈其美》，《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续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4页。

(12)余焕东：《李燮和沪宁革命之经过》，《辛亥革命回忆录》（四），第36页。

(13)周南陔：《上海光复时的巡防营和吴淞炮台》，《辛亥革命回忆录》（四），第43－47页。

(14)陈浴新：《李燮和先生传》，《辛亥人物碑传集》，团结出版社1991年版，第773页。

(15)对李燮和被篡名一事说明得最清楚、也被李氏后人倚为最有力材料的，是谭笃余的回忆录。但谭是李受和的儿女亲家，即李壁和之子李兴潇的岳父。况且此回忆录已经亡伙，无从查证。

(16)《章太炎自订年谱》，汤志均：《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第493页。

(17)许指严：《新华秘记》，《近代稗海》第3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42－347页。

(18)李燮和与筹安会的关系，刘绍东作过全盘的辩解，撰有《重评李燮和》一文（《湖南师大学报》1988年第1期）。李燮和是刘绍东的岳叔祖，刘氏作为亲属撰文，除引用章大炎的一些评论外，大量使用本家族的史科，包括已经亡佚的谭笃余的回忆录，行文的针对性十分明显。不过，据筹安会所编《君宪问题文电汇编》（台湾文海出版社，1972年版），在各省请愿书中所记载的介绍人中，李始终无声无迹。但早有论述为之鸣屈的严复却不止一次名列介绍人中。这一现象至少印证即便在筹安会内，李燮和也不为所重。

(19)章大炎致汤国梨函，《章大炎先生家书》（手稿影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54页；章大炎致龚宝铨函（1914年7月4日）、章大炎致龚宝铨函（1914年7月24日），汤志均：《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第475、477页。

(20)《章大炎自订年谱》，汤志均编：《章大炎年谱长编》上册，第493页。

(21)许指严：《新华秘记》，《近代稗海》第3辑，四川人民出版1985年版，第342页。

(22)刘成禺：《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34页。

(23)《老子》第四十二章。

(24)《大学》第一章。

(25)李云龙：《致徐总统》，《知止轩随录》。

(26)李云龙：《与大理院陈尔锡院长》，《知止轩随录》。

(27)李云龙：《与陈遐龄将军》，《知止轩随录》。

(28)李云龙：《与徐东光县长》，《知止轩随录》。

(29)《中庸》第十四章。

(30)抄件，李燮和后裔李忠忻提供。

(31)《新泽李氏三修族谱》（涟源市李氏后人藏）。

(32)李云龙：《与龚乃成先生》，《知止轩随录》。

(33)李云龙：《与龚乃成先生》，《知止轩随录》。

(34)刘绍东：《李燮和、李云龙研究资料汇编序》，李举民编《李燮和、李云龙研究资料汇编》，涟新准印1999年006号，第1－2页。

(35)钱基博：《辛亥江南光复实录》，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料丛刊·辛亥革命》（七），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56页。

(36)钱基博：《辛亥江南光复实录》，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料丛刊·辛亥革命》（七），第56页。

(37)《中国近代史料丛刊·辛亥革命》在收入此篇时仅说明根据稿件排印，无成文时间；1997年华中师范大学出版《钱基博学术论著选》，专列《钱基博先生著作目录》，按时序排列，惜未将此篇收录。

(38)《光复军志》虽然见到的是1918年刊印本，但实际成于1913年，同样从文字上比较，它与李燮和《光复军事略》也有许多类似之处，可以初步推论：李燮和《光复军事略》实际上也是其同乡好友龚翼星所撰，至少龚参与了撰写或润色。

(39)钱基博撰：《七十寿序》，收入《知止轩随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