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对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影响

香山县籍无政府主义者与辛亥革命及其变化

赵德均

香山县（即今之中山市）籍无政府主义的代表者是刘师复、郑彼岸，以及另一个不完全的无政府主义者林君复。他们早期积极投身辛亥革命，成为孙中山革命的积极拥护者与支持者。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和民国政府建立后，由于他们早已信奉了无政府主义，因此他们没有在国民政府中当过官。以后又由于时代的发展与变化，他们或者成为时代的落伍者，或者赶上时代的发展而背叛无政府主义，逐步地向马克思主义转化。

刘师复、郑彼岸、林君复同孙中山的接触，是从1905年在日本留学时开始的。在此以前，因为受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影响，就已经在县城石岐的郑家宗祠聚集志同道合者，设演讲会以鼓吹革命。

1904年，刘师复、郑彼岸、林君复等东渡日本，留学东京同文书院（但据林君复的女儿林小慧说，林是留学于东京宏文书院和早稻田大学的⁽¹⁾）。1905年7月孙中山离开欧洲又再渡日本，从此，他们有机会见到孙中山，经常聆听孙中山的演说。孙中山每次演说完，由学生接着发言。林君复第一次听孙中山演讲后，即慷慨陈词，引起了孙中山赏识，即日约个别长谈。孙中山对他坚强的革命意志，深为嘉许。⁽²⁾其时，孙中山正与兴中会、华兴会和光复会的代表酝酿，筹备一个统一的革命组织——中国同盟会。林君复、刘师复和郑彼岸在宣传和组织工作上也不遗余力。根据中华书局出版的《民国名人传记辞典》“刘师复”条记述，刘师复当时还“成为孙逸仙同盟会的发起人之一”。按照这个记述，看来林君复、郑彼岸等也许同样会成为同盟会的发起人之一。同盟会成立，他们都一起加入，因而成为最早的一批同盟会员。

加入同盟会后的第二年，即1906年，刘师复、郑彼岸、林君复以及另—个同学郑道实（后来曾当过中山县县长），直接受孙中山的委派，回国作武装起义的准备。

刘师复、郑彼岸、林君复等离日归国后，分别在香山、香港和澳门等地活动。在香山（家乡），以郑彼岸为主，创办《香山旬报》和隽德女子中学。在香港则以刘师复为主，创办《东方日报》。而在澳门则以林君复为主，着重组织剧社，创立先是叫“醒同仁”后是叫“仁声”的话剧社。各自都以一两个据点作为革命活动的阵地。办女子中学和剧社，是根据孙中山的意旨而做的。在他们回国之前，孙中山为了让他们重视妇女力量，还专门介绍他们认识秋瑾女士。

1910年，根据孙中山的指示，从日本回来的几位以及从南洋回来的谢英伯、林了浓等会合，在澳门建立中国同盟会南方统筹总支部，租赁澳门南环41号作为同盟会总支部的机关，任务主要是组织民军，进行武装起义。1911年4月27日由黄兴、赵声率领的广州起义（即黄花岗起义），林君复、郑彼岸等策动的民军，原来是计划要参加的，不料，队伍到达日，是役已宣告失败，黄兴亦化装逃往香港，遂相率奔还。后来，黄兴、赵声、刘鉴、谢英伯、莫纪彭和刘师复等也一起前往澳门与林君复、郑彼岸、林警魂等再议方案，旋即分赴美洲、南洋各地筹集款项，再图大举。至8月，刘师复、莫纪彭等又再往澳门集议，决定由林君复、郑彼岸和林警魂等迅速集结力量，把民军和经过策反过来的新军合编为香军（意即香山起义军），先行进攻香山县城石岐，而刘师复则着重往来于东江一带，组织军事力量。

1911年10月6日，香军义旗高举，队伍由前山（即现珠海市的拱北区）出发，当天下午抵达石岐，时知县（县长）覃寿坤宣布不作抵抗，于是县城石岐在当天下午即告光复。接着晚上即召开军事会议，决定继续向广州进发，并正式选出军事领导人员。林君复、郑彼岸、林警魂因为功名突出过人，分别被推举为总司令、副总司令、参谋长等职。其时林君复、郑彼岸大概在日本留学时就已经同刘师复一起受了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早已把官阶的观念抛到九霄云外；而林警魂又因为是林君复的堂兄，思想上多少都受到名声远超过自己的堂弟君复所左右；在此情况下，三人都对香军的官职固辞不受。于是，大会只好改选任鹤年（湖南人，原为驻前山的清政府新军营长）为总司令、何振（东莞人）为副总司令，莫纪彭（香山人）为参谋长。此三人在当选前也均为同盟会会员。林君复等人虽不任军职，但仍继续积极投身于军营，于当月9日誓师出发，即日抵达顺德，10日抵达广州，成为最早进入广州城的一支军队。10月武昌起义后，孙中山于12月从欧洲归来，途经香港时，林君复与堂兄警魂等到港向孙中山汇报，孙中山又指示他们迅速统筹香军，继续北伐。至南北议和达成，林君复和郑彼岸等便退出香军，而其他人员却随任鹤年改编入粤第五军。香军遂到此告散。⁽³⁾

综观香山几个无政府主义者的一生，追随孙中山积极投身于推翻封建清王朝的武装起义，是他们历史上最光辉的一页。也许可以说，在这一点上，他们比起同时代的中国其他有名的无政府主义者，至少说略胜一筹的。

刘师复等于1906年从日本回国后到1912年民国建立后不久，他们为支持孙中山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所作的努力，从未废懈。在这期间，他们的革命工作，大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通过办报刊、剧社和女子中学，借以宣传和发动群众；二是组织武装起义，并直接投身到军队的行列之中；三是参加和组织暗杀活动。关于第一、二个方面，前面已作过介绍，这里着重来分析一下他们所进行的暗杀活动。

在刘、郑、林等人中，刘是最热衷于搞秘密刺杀的，郑则次之，而林却未见介入。刘师复还于1910年春在香港组织了一个由郑彼岸、陈炯明、谢英伯、丁湘田、程克和林阿庸等参加的“支那暗杀团”。他以及当时其他热衷于搞暗杀的志士，都相信暗杀可以起到除暴惩恶，杀一儆百之作用。据现在材料所知，刘师复组织的暗杀活动，至少有五六次，其中准备由他亲自动手的就有三次。

第一次：1907年，刘师复在香港主办《东方日报》时，为行刺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在广州仓边街租得一房，进行炸药试验。这是在日本留学时向一俄国虚无党人那里学会的。某日，刘在安装雷管时失慎，不幸爆炸，重伤左腕，为警察发现逮捕。不久，被押回香山县城入狱。至1909年冬，由郑彼岸等斡旋保释才出狱。

第二次：1910年，汪精卫刺杀摄政王载沣，未遂，结果被捕。刘为继其未竟之事，与丁湘田、程克再到北京，并相约当时在北京主编《京津日报》的郑彼岸，冀图再杀载沣，由程克负责携带炸药，但因程中途变节，以致使清廷早有准备，遂折回。

第三次：武昌起义后，1911年冬，全国虽多已光复，但清廷仍盘踞北京顽抗。刘为加快结束清政权，遂同郑彼岸、丁湘田（是年她正式与刘同居），北上再图刺杀载沣。抵上海时，适逢从北京出狱的汪精卫。他对刘等说，南北正议和，清廷将被迫退位，北上刺杀已无必要，遂作罢。刘师复和丁湘田亦因此而隐居西湖白云庵。

刘师复亲自出马的这几次暗杀活动，其结果都是落空的。不过他所组织的“支那暗杀团”，并不都是徒劳无功的。例如，1911年7月由林阿庸在广州对水师提督李准进行的一次暗杀，把李准炸得重伤，几乎丧命。又如同年9月由黄兴的姨甥李沛基在广州对清廷特派铁腕人物将军凤山的暗杀，使其当场丧命。经过这两次具有显著成效的暗杀行动，广东都督张鸣岐和水师提督李准等从此龟缩不露，并频频与革命党人接洽，谋求后路。而这两次暗杀行动，都是在刘师复的直接组织和指挥下进行的。

暗杀者当时大体可分两种人：一种是以汪精卫为代表，一种是以刘师复为代表。他们都是同盟会员，但都与同盟会的宗旨无关，同孙中山的主张相反。前者纯属一种个人行为，后者则是种狂妄的无政府主义行为。

对汪精卫刺杀摄政王载沣的行为，孙中山对此指出：“山黄冈至河口等役，乃同盟会干部由予直接发动，先后六次失败。经此六次之失败，精卫颇为失望，遂约合同志数人入北京与虏酋拼命。”⁽⁴⁾当时汪精卫和一部分同盟会员就是因为起义的多次失败，铤而走险，企图以暗杀的手段博得一点胜利的安慰的这样一种人。

对于以刘师复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暗杀者，看来孙中山似乎从来没有加以评论过。这种无政府主义，最早产生于19世纪中期法国的蒲鲁东和稍后的俄国的巴枯宁及其追随者克鲁泡特金。蒲鲁东主义和巴枯宁主义都是第一国际内以极“左”面目出现的机会主义流派，他们先后成为第一国际早期和后期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敌人。巴枯宁是个极端狂妄的无政府主义者。他主张通过密谋的暴动来“推翻一切”、“破坏一切”，大喊要在24小时之内一举消灭一切国家。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是从20世纪初（大概是从1903年起）开始产生于侨居在国外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中间的，他们几乎都是孙中山领导下的同盟会会员。它的代表人物，在东京有张继、刘师培、何震和汪公权等；在巴黎有张静江、李煜瀛和吴稚晖等。这些在国外的中国无政府主义者，最初，他们的主张重点就是宣传俄国虚无党人的暗杀活动。刘师复等人当时搞的暗杀活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做出的一种极端狂妄的无政府主义行径。

刘师复第一次在广州刺杀广东提督李准未遂被捕入狱的一年多时间里，却意外地得到狱长允许他阅读他所需要阅读的书籍和报刊，从而使他有更多的时间去精心钻研无政府主义者的著作，加深了他对无政府主义的信仰。这比之于他的朋党来说，无疑是居于领先的地位。

1912年春，刘师复与郑彼岸、丁湘田因谋杀摄政王中途停止后，邀游于西湖，住白云庵，自此素食，决心从理论上继续鼓吹无政府主义。同年夏，刘等回粤，以广州存善街8号为会址，创立“晦鸣学舍”。社务工作，除三君外，另加入郑彼岸介弟郑佩刚，以及刘师复诸位介弟无等、抱蜀、天放、世元等。不久，刘等又成立一个“心社”，并宣布信约12条，即：不食肉；不饮酒；不吸烟；不用仆役；不坐轿及人力车；不婚姻；不称族姓；不做官吏；不做议员；不入政党；不做海陆军人；不奉宗教。(www.xing528.com)

这12条信约公布后，据郑佩刚后来的记述，谓其时社会为之哗然，对刘等表支持者誉为圣人，表反对者则毁之以禽兽。但两者比较，反对者多，支持者寡。然刘等矢志不移，绝不为反对者的舆论所动摇。他们很快就在同年8月出版《新世纪丛书》和创办《民声》刊物，向全国广为散播。尤其是1914年，心社迁移到上海后，《民声》的发行和影响竟畅达穷乡僻壤。过去中国无政府主义者都是在国外进行宣传和活动的，因此国内很少有人知道无政府主义为何物，但从刘师复等的宣传起，无政府主义一时竟成为时髦的东西。

1914年心社自广州（一说自澳门）迁到上海后，郑彼岸因为其时的广东都督龙济光（袁世凯在广东的代理人）的通缉，于6月经香港逃亡到美洲去，但此去到归国时竟长达24年之久。郑走后，刘师复继续坚持扩大无政府主义的宣传影响，但不到一年，刘便于1915年3月死于肺病。

刘师复死后，《民声》编辑由林君复接任。从23期起继续，出至29期，因人财力竭，卒于1916年告休。嗣后于1921年又由原担任海军总长程壁光的私人秘书莫纪彭和郑佩钢继续担当编辑，恢复《民声》的出版，但仅从30期出至32期，《民声》即从此绝唱，心社也从此解散。⁽⁵⁾

以刘师复为首的无政府主义组织解散后，中国的无政府主义组织就再也没有比它更大的更有影响的组织了。而比刘师复等人较早些出现的无政府主义者及其组织，仅仅是在国外活动而已，真正成为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而又最有影响力的，也只能算是刘师复等人及其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国的大地上就再也没有无政府主义的组织。

刘师复、郑彼岸等无政府主义者，他们的最后结局是各不相同的，也许可以这样说：刘师复是个终生不改的无政府主义者；林君复是个不完全的、不彻底的无政府主义者，而郑彼岸则是个逐步改变了无政府主义的世界观，并逐步使自己的思想接近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

关于刘师复（留学日本时名思复，民国建立后更名师复）。已如上述，他是在郑彼岸逃亡到美洲后不到一年时间便死于肺病的。临死前，他的同人曾企图变卖印刷机器给他以更好条件的治疗，但却遭到他理所当然的拒绝；又曾经极力劝导他遵医嘱多吃牛奶、鸡蛋以增加身体的抵抗能力，但他却坚决不肯破戒。其坚定不移于主义和信条，以至于此。终于在1915年3月27日死去，时年仅32岁。

关于林君复。此人如果不是在留学日本时就已经受了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他有可能在辛亥革命后当上广东省的第一任副都督，以后伍廷芳、廖仲恺等也都曾多次推荐他当较高级的官职，但他仅是接纳了只做孙中山大元帅府的参议。为此孙中山曾给予他“毁家纾难，功成身退”的高度评价。⁽⁶⁾这可以说是不求闻达、淡薄功名的典范。然而，在抗日战争时期，他竟遁入空门，隐居于惠阳淡水象山寺，长居古刹，布衣素食。这个结局，实与打倒一切强权、消灭一切政府的主义大相径庭。

关于郑彼岸（又名岸父）。1949年当他70寿辰时，一些朋友为他祝寿，并颂扬他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品格。当时他即表示：“惭愧得很，我已经成为安那其的叛徒了。”（安那其，即无政府主义的译音——笔者）那时他是中山文献委员会主任（以郑繤名领职），具体主持中山县志的编修工作，是于1936年应当时县长杨子毅之邀请就任此职的。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背叛无政府主义的，这实在难以找出一个准确的转折点。但以下的事实可以证明他确实是早已抛弃了无政府主义的：1947年至1949年，他当上了中山县参议；1949年10月中山县县城解放时，他与群众一起欢迎解放军入城并讲了热情洋溢的歌颂共产党和新政府的话；1950年出席了广东省政治协商会议；1951提调广东省文史馆，后来又当上了副馆长，中间曾回中山县多次，每次朋友请宴，未见拒进肉食，如此等等，足见已不是像他原来信奉的那样的无政府主义，而且一直坚定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并逐步地倾向于马克思主义。

他们的变化，绝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其实，中国早期的无政府主义者，都是不断地在分化的，多数成为坚定的同盟会员，并且一直追随孙中山继续进行民主革命；一部分后来成为右派政客，如张继、李石曾、吴稚晖等；极个别的成为民主革命的叛徒，竟然倒过来去为清政府服务，甚至后来还拥戴袁世凯称帝，像刘师培就是这样的人。始终笃信于无政府主义的人几乎绝无仅有。假如刘师复不是早死，我看他也可能会自我分化的。因为尽管刘师复等的无政府主义及其行为，虽有进步的革命性的—面，但那种以打倒一切政府为目的的革命是脱离现实的，同时他同郑彼岸等搞的带有东方佛教式的信条（亦即戒律）总会使人感到成了无政府主义者的同时也成了个出家的佛教徒。试问，这样的主义，能够跟下去的到底有几人呢！在刘师复死后的第四年即1919年，中国又出现了一个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五四运动。五四运动在中国人近代思想变动中所占的地位及其影响，是没有人能够否定的。但在这个运动中，也有许多进步青年受到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正如刘少奇在回忆五四运动时说：“在起初各派社会主义的思想中，无政府主义是占着优势的。”⁽⁷⁾邓颖超的回忆也说：“那时是百家争鸣，各种思潮都有。我们也是受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的。”⁽⁸⁾然而这些多受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的青年，绝大部分都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逐步地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其中有少数在五四运动时就已经是马克思主义者。

认真研究刘师复、郑彼岸和林君复等无政府主义者所处的时代背景以及他们后来的分化，我看是可以从中使我们得到许多教益的。

（作者单位：广东省中山市孙中山研究会）

【注释】

(1)林小慧：《忆先父林君复》，《中山文史》总第7辑。

(2)见中山市地方志存档、林警魂写的《本县光复记述》草稿和李振武的《香军前事录》草稿。

(3)林小慧：《忆先父林君复》，《中山文史》总第7辑。

(4)《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41页。

(5)郑佩刚：《师复先生年谱》，见1949午3月27日中山县《开明日报》第4版。

(6)林小慧：《忆先父林君复》，《中山文史》总第7辑。

(7)金冲及：《他们为什么选择了社会主义？——五四时期先进青年思想变动轨迹的剖析》，1989年8月21日《人民日报》。

(8)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