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震鳞与辛亥革命及当代中国社会发展

周震鳞与辛亥革命

庄建平

周震鳞于1875年12月1日出生在湖南省宁乡县厂石子村。1898年，周震鳞与黄兴同时投考两湖书院，后入谭继洵幕，与谭嗣同、李笃生、章士钊、秦力山、唐才常等过从甚密。1900年唐才常组织自立军，周震鳞与黄兴等人为起义军奔走联络，运动湘军。起义失败后，周震鳞决意投身反清斗争。1903年，周震鳞与黄兴、陈天华、张继等人在长沙成立华兴会，主倡排满革命。1905年，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孙中山、黄兴派员回国到湘，介绍周震鳞加入同盟会，并以湘省党务相托。1906年，因向孙中山使者汇报湘省学务情况事被清廷侦破，周震鳞潜往日本，第一次晤见孙中山，深得先生嘉奖。嗣后，萍浏醴起义爆发，黄兴等敦促周震鳞立刻回国，主持革命大计。1907年，徐锡麟于安庆枪击恩铭事败，清廷侦知周震鳞曾与徐锡麟在安庆晤面，认定与其有关，密派水师往捕。熊希龄得讯，飞楫相报，劝其离皖北上。乃先赴武汉，旋即逸往北京，起初主笔《帝国日报》，后入顺天府高等学堂教授地理。在北京滞居三年期间，周震鳞与吴禄贞等人多方策划，图谋在北方发展力量。1911年，时年37岁的周震鳞闻听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八十五烈士死难，悲痛欲绝。在北京，有一些议员在资政院的集会上，大肆攻击革命党人，说什么革命党入不识时务，妄起谋乱，其罪当诛。这时，周震鳞正带领学生前往旁听，这些滥言把他激怒了，怒不可遏，抓起座椅投向会议的主席台，会场立时大乱，集会无法继续进行。周震鳞当场被警察拘捕，学生和民众涌入警局，要求开释周震鳞。一时间，北京的街头巷尾，议论纷纷，天子脚下，出现如此风潮，绝属罕见。吴禄贞此时正好奉令办理完毕与日本有关东北边地问题的交涉后回到北京，一听说此事，立即前往民政部军咨局说情，警方也无从查实周震鳞的底细，把周震鳞释放了。

一

周震鳞投椅击散资政院集会后，在北京无法存身，由吴禄贞派人密送天津，旋即于1911年夏秋之间南下到沪。在上海停留的一段时间里，他与在沪的同志宋教仁、谭人凤等人在一起仔细商讨了长江一线武装起义的计划和诸般事宜。同时，他还写了一封长信，交由同盟会会员刘定坤、黎兆枚二人带往甘肃，交付陕甘巡警道黄助蟾和井勿幕等人，向他们说明长江一带的革命形势，敦促他们准备响应内地起义，“以断满人之右臂”，促进革命起义得在全国范围内共同展开，以达革命在全国的成功。

黄幼蟾，原名黄钺，字幼蟾，湖南宁乡县人，生于1869年4月。其父亲黄万鹏，早岁曾投入左宗棠部，西征新疆，抗击沙俄对中国西北边疆的侵略，因立功得任新疆阿克苏总兵提督。黄幼蟾因其先人余荫，得袭二等男爵。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清政府日趋腐败，中华民族危机空前加重，黄幼蟾基于爱国热情，思想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决计推翻清政府。1906年2月，前往上海，得与诸革命先进相结识，不久加入了中国同盟会。因其早年曾生长在西北地区，深知这里民风闭塞，风气消沉，封建势力根深蒂固，革命影响不大，遂向同盟会建议，偕黎兆枚、陈墨西、黎瑞芬、周昆等人，以同乡的关系，相率前往西北，商筹开辟根据地。1910年12月，黄幼蟾一行到达甘肃兰州，乃以其父辈之旧谊关系，往谒陕甘总督长庚，不久即被委任为督练公所的参议。随同前往的诸人，也各得安插，从此之后，黄幼蟾等人，即以此为据点，相机发展实力，并进一步与内地革命党人进行联络，运筹革命大业。黄幼蟾与周震鳞本是同乡，彼此相识甚笃。

当此全国革命形势空前高涨之际，周震鳞在沪上依然没有把西北之地忘记，作书前往，敦促他共图大计，遂得于武昌首义后，有次年秦州暴动的响应。黄幼蟾接到周震鳞的信后，立时着手进行准备，同时，他还把刘定坤介绍前往新疆首府迪化，到那里相机组织进行，这样，中国同盟会的活动深入到了西北边地。

几天以后，周震鳞溯江回到了长沙。在这里他多次与同盟会的同志一起密谋策划，布置起义事宜。按照孙中山和黄兴等人的指示，此次起义应于各省分立机关，具体负责，谋定而动，力戒重蹈泄露机密而再遭败亡覆辙。

时长沙已有革命团体十多个，其中大部分都是直接受中国同盟会指挥。其中较为重要的有：

观海学会，此会主要是由周震鳞与龙璋、文斐、黄昌睿、吴作霖等人发起组织。其成员大多是留日的学生。设立在长沙北门的西园。

体育社，由焦达峰、易宗羲、阎鸿翥、阎鸿飞、王猷等人组织发起的。该社名曰体育社，招收学员40余名，在名义上是培养体育人才，实际上是为革命起义培养和训练军事干部。社址设立在长沙太平街贾太傅祠。

南熏社，由谭人凤、曾杰、文斐、阎鸿飞等人组织成立，设在长沙浏阳门。起义发动后，革命党人曾在这里制造过炸弹。

明德学堂理化室，这里由周震鳞和日本友人掘井太郎等人组织。主要任务是试做炸弹，也是设在长沙西园。

除此之外还有积健社、卷施社、图强社、嘤鸣社、南社分社、日新社、集成矿务公司等，这些革命机关遍布于长沙城大街小巷，成为湖南省革命的主要领导机关。另外，在岳阳、湘西等地，同样性质的团体也纷纷设立，革命形势犹如弦上之箭，一触即发。

周震鳞按照孙中山和黄克强的嘱托，与诸革命团体的主要负责人进行了多次策划，最后决定，届时在长沙、岳阳、浏阳、湘西等地共同起义，彼此声援，互为犄角，推翻地方当局，北上会师。

一切谋定就绪。但是，周震鳞不能在长沙城内久留。因为他本人大部分时间是在两湖从事革命活动，向为地方反动当局注意的对象，此次回湘即冒着极大的危险。长沙同志也都以为，他不能久居省城，免得再次引起当局注意，以误革命大局，敦促周震鳞避往他处。于是周震鳞便化装潜回宁乡家宅，静待消息。

湘省的同志正在积极筹备武装起义，湖北武昌的枪声已经打响了。本来黄兴等人考虑到历次起义都因事先准备的不够充分，临事往往有仓促不周的弊端，建议湖北的同志把起义的时间稍稍向后推延，以待最有利的时机。文学社社长蒋翊武也接受了黄兴等人的建议。

蒋翊武等人原与焦达峰等约定，湖南、湖北两省，不论是谁先发难，一旦发难之省成功，则未及发难的一省就当于十日之内及时发动，以为声援。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的消息传到长沙后，湘省的革命同志人人为之振奋，更加紧了起义的进程。10月13日，蒋翊武派蓝宗、庞志光二人携书来到长沙，敦促焦达峰立即起事。

湖南、湖北，两省毗邻，湖南能够及时发动，武昌就不会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焦达峰对此是十分明白的。武昌起义胜利的消息传到湖南后，湘省的革命党人既为之高兴，同时也为之担心，他们知道，如果湘省不能及时发动，则武昌的革命党人未必能坚持下去。于是，焦达峰、谭人凤等人决定，于10月22日，发动起义，响应武昌。

22日黎明，长沙城内各支革命武装汇集于预先指定的地点，准时起义。起义军一部攻向湖南巡抚衙门，另一部攻向军械局，在抚衙门前会合后，起义军派四位代表进入抚署内，对湖南巡抚余格成说：“抚台大人，现在武昌已经光复，我湘省民众也以之为归向，请抚台大人赞助革命。”余格成答道：“我从来不与你们为难，至于如何赞助革命之事，你们还得让我想一想。”在起义军巨大的声势下，余格成放弃了抵抗的念头。他叫过属下，拿来一块白布，提笔在上面写下了一个“汉”字，令人悬挂于抚署外的旗杆上。这样。几乎没有经过什么战斗，抚衙即被革命军占领。当天，湖南省宣布光复，焦达峰被公推为湖南都督，陈作新被任为副都督，谭延被推为民政部长，阎鸿飞被推为军务部长。巡抚衙门改作了湖南军政府的都督府。⁽¹⁾

长沙虽然光复，但是湖南省的局势却没有因此稳定下来，反而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宪政派势力与革命党势力为争夺领导权，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冲突。因此，湖南省光复后，没有能够立即挥师北上，支援武昌。尽快地稳定湘省的局势，已经成为湘省革命党人十分迫切的任务。

周震鳞在宁乡家宅住了一个多月。长久的南来北往，东奔西走，使他疲惫不堪，回到宁乡不久，便生起病来。长沙光复五天后，洪春台和洪兰生二人具缄派人送到宁乡，并带来湖南省军政府正副都督焦达峰和陈作新所出的《安民告示》，告知周震鳞长沙光复的消息，促其尽快入省。周震鳞抱病到省，已是10月29日，他立时前往都督府与焦、陈二入会晤，商议安定湘省局势和北上援鄂之事。

但是，焦达峰和陈作新没有与周震鳞商谈什么目下急应解决的问题。有一次，周震鳞到都督署去找焦达峰商量事情，看见焦达峰正埋头于一堆礼服的纸样之中，与裁缝一起挑选都督制服的式样。周震鳞觉得，武昌和长沙虽然光复，但是，武昌起义党人正在与清政府的军队作生死相搏，长沙这时也是危机四伏，新旧军人争功邀赏，纪律松懈，而焦达峰等人却已经被这刚刚获得的初步胜利陶醉了。

武昌光复的消息传出，黄兴立即从香港动身，于11月24日到了上海，但是由于清政府在长江一线的严密戒备，28曰晨，黄兴才到达武昌。此前的24日，清军冯国璋部已经攻到汉口；27日，革命军的临时总指挥张景良叛变，火焚粮台，致令前线动摇，汉口局势危急。同一天，清政府任命袁世凯为钦差大臣，节制水陆各军，向武汉三镇发动猛烈的进攻。都督黎元洪惊慌失措，革命党人也惴惴不安。

黄兴的到来，大大地鼓舞了革命党人的士气。当晚，黄兴出任革命军总司令，全面负责汉口方面的战事。黄兴于第二日晨渡江到达汉口，设立临时指挥部，与清军相持。两日之间，武汉的革命党人和起义新军就有两干多人在与清军的战斗中牺牲。到11月1日，汉口终于不支，黄兴只得于2日渡江回到武昌，汉口遂告陷落。接着汉阳也陷入清军的攻击之下。

二

湖南是继武昌光复后第一个起义响应的省份，而且它是鄂省重援。武汉方面既抵挡不住清军的猛烈攻势，黄兴只得派出谭人凤等前往长沙，敦促火速发兵援鄂。同时，他又向已经宣布独立的各省发出紧急求援。

谭人凤回到湖南，与焦达峰等人商议派援武昌之事。10月27日，焦达峰与陈作新两督从湖南派出了第一支援鄂部队。这支部队是新军第49标，由标统王隆中率领，28日出发，途经岳州，集合原驻湘鄂边境的一、二两营，继续北进，于11月2日抵达武昌。⁽²⁾

正当焦达峰和陈作新两位都督筹划继续派遣下一批部队援鄂时，却遭到了反革命分子的杀害。

在周震鳞回到长沙两天后的11月1日，都督府忽然得到报告：长沙北门外和丰洋火局有许多人在挤兑。本来和丰洋火公司所发行的钞票，在湘省流通甚广，信誉颇隆，而这次在革命形势已然初定时居然发生挤兑的现象，显然是有人在暗中捣鬼。于是陈作新副都督亲率卫队20多人前往镇压，当他行到文昌阁时，即被预伏在那里的匪徒杀害。与此同时，另有一队匪徒一百余人，进到都督府，先行缴了军政府卫队的枪械，然后一个军官模样的匪徒带着十多个武装士兵走进都督办公室，把焦达峰拥出门外。焦都督向这些人问道：“你们要干什么？”匪徒们道：“要杀你！”焦达峰说道：“要杀就在这里行了。”说完，站立在都督门前不再走动，抬眼看着那面高高悬挂着的自由幸福旗，任匪徒们乱刀斫死。这位年仅25岁的青年英雄，为了民主共和的伟大事业，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这离长沙光复只有十天时间。⁽³⁾

谭延终于得任湖南军政府的都督。但是，焦、陈二督的遇害，使长沙城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市面上一时谣言纷起，有的说革命党要为焦、陈两督报仇，有的说匪徒们要继续搜杀焦、陈二人的部属，人心惶惶，极为不安。谭延初任都督，一方面为自己得秉省政而暗自高兴，同时又感到湖南局势不稳，革命党人对他的压力极大，终日里又心神不宁，手足无措。

恰在这时，黄兴从武汉给周震鳞和谭人凤写来—封信，对于湖南所发生的事变作了较为详尽的指示。他在信中说道：为了稳定全局，湖南局面不能再乱，如果再乱，湖北也将支持不住。其他各省的响应，也恐生迟疑观望。我们再也不能失去这次两湖光复千载一时的机会。既然谭延已经被推为都督，就应权且维持他的威信，共同安定湖南。黄兴还在信中一再强调当前万般迫切的是，湖南省应该迅速出兵北上，援助武昌，同时在信中指定，由周震鳞留在长沙，负责维持湘省局势，调谭人凤前往湖北参赞军事。

周震鳞十分同意黄兴有关处理湖南事宜的意见。因为眼下的湖南，人心不定，老百姓在长沙初定时，对革命党人和焦达峰、陈作新两位都督都怀有好感。但是，这两位起义首功之人，很快遭到杀害，且被人诋为会党和土匪，全省民众一时之间莫名其妙，都弄不清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而宪政派人物到处煽风点火，更令民众一时间无所适从。谭延心中虚懦，无力震慑；谭人凤初回湘省，人面生疏，摸不清情况，也难出面支持。如果这样闹将下去的话，对革命事业是不利的。(www.xing528.com)

于是在接到黄兴从武昌的来信后，周震鳞往晤了湖南新督谭延，以“不做官，不争权，专做事”九字与约，决定出面维持湘省局面。

在焦达峰和陈作新两督遇害的第三天，也就是11月3日，周震鳞在金盆岭广场上召集新旧两军开会。他首先代表中国同盟会和黄兴，旌扬了焦达峰和陈作新两位都督的首义功勋，以明是非大体。接着，周震鳞向新旧两军和前来围聚旁听的民众发表演说：现在满清的皇帝还没有退位，敌人的兵力还十分强大，两湖虽然前后光复，但是摆在革命者面前的任务还十分的艰巨，斗争还十分的严重。我们大家都是爱国者，革命者，新旧两军也都是革命的首功之臣，所以双方绝不许相互歧视，相互排斥，都应该严守纪律，听候武昌黄总司令的编调援鄂北伐，共同奋斗，以达革命目标的实现。至于湖南的局面，谭祖安既已作了民国的都督，那么他也就得革命，既然他进行革命之事，则我们就得维持他的威信，无论是新军还是旧军，抑或是革命党人，都当不再心存异议。值此革命的紧要关头，我们必须目光远大，顾全大局，这样才能得到全国其他各省的响应和支持。

最后，周震鳞把汉阳兵事吃紧和省城府库空虚的情形，对众官兵作了通报。并称，情况虽然如此，但大家的革命之功不可泯没，所以自己还带来几万元，准备用做对大家的犒劳。听了周震鳞的这番话，新旧两军的官兵和旁听的民众都大为感动，热烈地鼓掌，士气也为之大受鼓舞，一致表示不再各怀异心，生是肇非，共为革命大业出力。对于周震鳞用于犒劳那几万元钱，他们也都一一致表示不要，转用为援鄂事宜，以俟成功。从此，湖南局势日趋稳定，民众心惶亦得平息。

在周震鳞的协助下湖南军政府都督谭延于11月12日组成了第二批援鄂队伍，派往武昌。这支队伍主要由新军第四协组成，甘兴典率领，另有敢死队员二百余人。22日，湖南又派出了由刘玉堂率领的新军第二协为第三批援鄂部队。湖南的新军到了武汉后，与正在那里苦战的起义队伍并肩作战，支撑了战局。⁽⁴⁾

周震鳞深知“湘人意向，非得老成宿望，不能安固人心”。为了进一步巩固湘省政局，周震鳞向谭延建议，派龙璋为湘西巡按使，前往安抚民心。同时，延聘刘人熙出任湖南军政府民政部部长。

刘人熙，字艮生，湖南浏阳人，前清进士出身，曾任广西道台。他一生周历过河南、江西、湖南、广西诸省，后于长沙创立湖南中路师范学堂，并任法政学堂总办。刘人熙是戊戌六君子中谭嗣同的老师。周震鳞在任湖南高等学堂教务长时，即与刘人熙相识。刘人熙笃信明末清初大思想家王夫之的思想和学术，周震鳞也曾在这方面下过力，当时二人隔河往来，常相理论，互有进益，结为忘年之交。“其生平事故，家庭状况，茶余饭后，莫不倾吐”⁽⁵⁾。

长沙光复时，刘人熙之内弟，也是他最为得意的学生王芝祥正在广西陆荣廷幕中。王芝祥对刘人熙十分信服，对他的话十分顺从。为了促成广西起义，策应两湖，周震鳞先假托刘人熙的口气，致电广西，劝说王芝祥运动广西独立。王芝样见是自己恩师电文，当即回电云：“千里同心，唯命是听！”只此八字，而广西独立之局得以底定。广西起义后，王芝祥率部由桂入湘，与湖南起义军队组织了北伐湘桂联军，由赵恒惕统带，向武昌和南京一带进发。

因周震鳞与刘人熙有着这一层关系，谭延委托周震鳞往请刘人熙出任湖南军政府民政部部长一职。见面时，周震鳞出示自己矫电王芝祥所得八字复电，向其请罪，刘人熙笑着说道：“好，好！正合孤意。”

周震鳞既与刘人熙早结友谊，关系也不同寻常，乃再三向他陈述了湘省光复后的情形及革命的全局形势，恳请他出面支持湘局，赞助革命。刘人熙慨然而允。数十年后，周震鳞在评估这段历史时说道，在焦达峰和陈作新两位都督死难后，湘省局势得以很快稳定下来，刘人熙的功劳是不可泯没的。⁽⁶⁾

三

湖南局势初定，湖北方面黄兴正率军苦战汉阳，危局难支。在此危急之时，黄兴只得再向湘、赣诸省发出急电，请求支援。周震鳞等人，每日数次接到两省催促求援之电。但是，湖南省此时已处在困境之中，工作已是万分艰难：府库空虚，缺粮乏糈，无从措置，增兵需饷，援鄂缺枪，无兵无饷，缺炮少枪，援鄂从何谈起？但是，湖北方面的情况比湖南更加危急，经过数周的战事，汉市已如焚洗，急需湖南等省从经济上予以援助。于是，黄兴屡电至湘，强任周震鳞筹饷事宜。

本来，周震鳞出定湘局时，即与谭延等人相约“不做官，不争权，专做事”，而他自己平时素不理财，更无心谋一官半职。加之为援鄂之事，调兵遣将，凡事皆须过问，本来已经头绪繁杂，无从着手。此时克强又强以筹饷重任相委，这使周震鳞觉得十分为难。但是，周震鳞清楚，如果不能得到湘省的有力支援，则鄂省不支，革命形势有可能被葬送。湖南方面的革命同志也屡以职责重大相劝服，周震鳞不得已，只得暂居筹饷局局长一职。为了尽快筹饷援鄂，他连夜订出章程，拟出布告，规定在省城长沙设筹饷总局，各地设分局，遍查富民，立定百分捐十之法，对省内富室指派认捐，委派专人遵章执行业务。同时发行公债，请人推销。民众和革命党人也都纷纷解囊，于极短的时间内，周震鳞筹得300余万元的巨额款项，派人星夜送往武昌，交付黄兴之手。⁽⁷⁾虽然汉阳战事最终失利，革命军于11月26日夜撤出汉阳，但由于得到湖南等省的有力支援，革命军在武汉前线得与清朝政府军队相持一月有余，促成了全国各省的起义响应，所以事后黄兴特意致电嘉奖，谓“革命成功，赖此一举”⁽⁸⁾。

周震鳞与谭延一道，在湖南主持军政期间，一方面花大气力扫除清廷在湘省的残余势力，以图湖南全省的光复，另一方面还积极着手进行新政的建设，并积极对兄弟省份的革命活动予以支持。黄钺等革命党人在甘肃秦州举义，即得到了周震鳞等湖南同志的声援。黄钺自是年夏秋间得周震鳞从上海的来书后，即动手准备起义部署。武昌起义后，东南各省纷纷独立响应，黄钺更是加紧筹划，但因甘肃“长官背约恣战，军队大半极无人道”⁽⁹⁾，起事工作进展得十分困难。目睹东南大半江山皆已易帜共和，而自己受命主持的西北一隅迄无响应，黄钺为之十分忧急，周震鳞等人也屡屡致函相促，更令他焦急。“以五百人孤立秦州”，黄钺迟迟未敢轻易发动。但他考虑到“甘肃义旗不举，终不能收共和统一之功”。遂于1912年3月1l日断然起事，在秦州宣布独立，建立临时军政府。接着黄钺致电各省都督，说明自己迟迟不发的理由，并称军政府建立之初，“兵力单薄，饷械两绌，非资协济，势难自存”，希望各省予以物质上和道义上的支持。

由于通讯的闭塞，周震鳞等人没有及时得到黄钺秦州起义的消息。起义十余天后，周震鳞等再度致函黄钺，责以共和统一大义，函中说：自八月鄂省首义，九月一日吾湘继之，旋滇黔陕粤及扬子江流域各省又继之。两月之间东南半壁巩如磐石。於戏！非公愤公仇，昭然如日月河恒岳，恶能使国内豪杰同时共举耶？……吾辈唯以恢复汉族，建立民国，洗除满清专制之毒，保全人民生命财产，为唯一不二之宗旨。能达目的，虽死犹生，况天时人事两相催逼，胡运既绝，黄族再昌，尤可决其有胜无败，灭此朝食也。顷有自甘肃来者，谈我公手握重兵，指挥如意，同志之士莫不欣然相告。曰我公平生爱国热心轶出俦类，此番光复祖国千载一时，谅表同情者，乃引领方殷，而捷书迟滞，噫，何故耶？夫时不可失，寇不可长，长寇不祥，失时不知，唯君图之。……切望我公登高一呼，俾甘肃军民即时反正，则全国之幸福也，岂吾辈一二人之关系哉，临颍匆匆，无任驰系，相时而动，无累后人，惟君毅力实行，毋稍观望⁽¹⁰⁾。

秦州起义的消息传到湖南后，周震鳞为之雀跃欢欣，与谭延、洪荣圻等人联名致电黄兴，请他致电当时已任中华民国大总统的袁世凯，对黄钺予以委任。由此，西北甘肃之地，高张共和义帜，而新疆回汉之间，也由之得以联络矣。

四

这一场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运动，从一开始就隐伏着极大的危机。武昌起义伊始，革命党人即把黎元洪强推上军政府的都督之位；而在湖南光复后不久，却又很快发生对两位都督的惨杀事件，立宪派党人谭延竟由此得以稳坐湖南省都督的位子。全国各个宣布独立省区，除了上海由同盟会会员陈其美任都督外，其他各省都督大部分是由清朝的旧官僚和新军中的军官出任。有的省份的独立，更是形同儿戏，只是匆匆换了一块招牌，于是就算是革命了；更大部分省区的实权却落入了一批立宪派人物手中。革命党人根本没有取得主要的地位。这些封建官僚和立宪派人物在窃取了政权之后，各怀私心，争相与前来镇压革命的袁世凯勾结，从革命阵营的内部对民主共和的事业进行摧残。中华民国建立后不久，全国即陷入军阀混战时期，民主共和名存而实亡，革命党人所期望的成功始终未能达到，这是与革命伊始时的局限有着莫大关系的。

革命党人对于这场革命中所隐伏的危机虽然没有过分忽略，但是，当武昌起义爆发后，他们把全部的精神和力量都投入到了推翻清王朝的战斗中去，无力也不可能从一开始就对此预加防备。这一点，从当武昌战事吃紧而湖南却于光复后不久即发生一场反革命的惨杀时，黄兴所给谭人凤和周震鳞等人所写的那一封信中得到说明。虽然当时革命党人对于谭延所怀之野心绝非无所觉察，但是，湖北战局难支，黄兴亟待湖南的援助，所以湖南局势的稳定在当时来说比什么都重要，黄兴指示周震鳞等人，权且维持谭延的威信以促成他赞助革命，这在当时来说不能不算是一步高明的棋着。

形势和环境只能容许孙中山、黄兴和其他的革命党人走到这一步。如果我们以一种历史的同情心来对这段历史进行审思的话，就不会对当时革命党人的所作所为过于苛责了。

辛亥起义，周震鳞第一次热情而直接地投入革命的具体行动中。在此之前，他所从事的革命活动，全部都表现为一种间接的形式，而且在更多的时候处在配角的地位。这一次，他虽然没有直接领导湖南起义事宜，但在长沙光复后，他回到省城，在黄兴的授命之下，直接以革命党人的公开身份，出镇湘省局面，为鄂省提供重援，解武昌前敌之困厄，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建立了卓著功勋。这，也正成为他革命生涯的一个重大突破。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注释】

(1)阎鸿飞：《辛亥湖南光复的片断回忆》，《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

(2)关于首批援鄂部队到达武汉的时间，李书诚在《辛亥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一文中说是11月6日，而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李西屏《武昌首义纪事》、余韶《四十九标辛亥援鄂始末》等均说是11月2日，本文从之。

(3)阎鸿飞：《辛亥湖南光复的片断回忆》，《湖南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1辑。

(4)周震鳞：《谭延统治湖南始末》。

(5)周震鳞：《周震鳞自序》。

(6)周震鳞：《周震鳞自序》。

(7)周震鳞：《周震鳞自序》

(8)周震鳞：《周震鳞自序》。

(9)《黄钺致各省都督电（1912年3月12日）》，《黄钺与秦州起义》，甘肃人民出版社1992版，第123页。

(10)《洪荣圻、周震鳞等来书（1912年3月23日）》，载《黄钺与秦州起义》，第122－1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