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秀全与孙中山的观点与辛亥革命的比较

洪秀全与孙中山对耶儒的认识及推行革命的比较

李志刚

一、引论

2001年是太平天国起义150周年纪念，亦是辛亥革命90周年纪念，对于两次革命运动，中国内地不少学术机构均有纪念的活动和学术讨论会的举行，借此体认两次革命运动的历史意义，发扬两次革命运动的成就和贡献。若以1864年洪秀全病逝天京，和天京陷落作为太平天国的结束，而至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推翻满清王朝，前后相距47年。太平天国起义至灭亡，是由洪秀全领导；而辛亥革命成功，自1895年广州起义以来，孙中山可说是主要领导。洪秀全生于1814年死于1864年，而孙中山生于1866年，较晚洪秀全52载。由于洪秀全与孙中山两人都是中国近代的革命家，因此本文据两人的主张，探讨他们两人对耶儒的认识，以及他们采用两者的理论作为革命的手段。

洪秀全于1864年6月1日病逝于天京，随后太平天国亦告败亡。太平天国的建立，显示反清复汉的实现，虽则功败垂成，但对于汉族的抗争和革命，带来激化的作用。尤其是洪秀全是广东花县人，他的革命事迹，已经流传于珠江三角洲，视之为汉族的大英雄。孙中山11岁就读乡间学塾，已知太平天国故事，对洪秀全光复汉族的思想表以敬意。⁽¹⁾1883年孙中山18岁，自檀香山返香山，在乡中常聚村详说太平天国、拿破仑、华盛顿等革命史迹。⁽²⁾及至1887年孙中山来港就读香港西医书院，与杨鹤龄、尤烈、陈少白聚首杨耀记，倡言革命，亦以洪秀全为景慕的对象。陈少白在《兴中会革命史别录》，有载“四大寇名称之由来”：

初杨鹤龄与尤少纨同学，既至港，在杨处识予，复由予介绍之孙先生，每遇休暇，四人辄聚杨室畅谈革命，慕洪秀全之为人，又以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洪秀全未成而败，清人目之为寇，而四人之志尤洪秀全也，因笑自为我侪四人，其亦清廷之四大寇乎。其名是起，盖有慨乎言之也。时孙先生等尚在香港医学堂肄业，而时人亦以此称之，实则纵谈之四大寇，固非尽从事于真正之革命也。而已未广州之役，杨与尤亦皆不与焉。⁽³⁾

然而在“四大寇”中，尤烈是以孙中山喻为洪秀全，并有洪秀全的头脑。⁽⁴⁾在1904年（甲辰年）刘成禺在东京出版的《太平天国战史》和1905年（乙巳年）香港黄世仲在《有所谓报》及《少年报》连载的《洪秀全演义》是宣传革命的小说，指出洪秀全是汉族的光荣人物。⁽⁵⁾而孙中山为《太平天国战史》作序时说：“洪朝亡国，距今四十年，一代典章伟迹，概付焚如，即洪门子弟仪亦不详其事，是可叹也！……汉公是篇，可谓杨皇汉之武功，举从前秽史一澄清之，俾读者识太平朝之所以异于朱明，汉家谋恢复者，不可谓无人。洪门诸弟子手此一篇，亦足征高祖矩？之遗，当世守其志而勿替也，子亦有光荣焉。”⁽⁶⁾在此反映当年的革命运动与洪秀全的建国是“洪家谋恢复”一脉相承的事业。

二、洪秀全和孙中山对儒学的承传

洪秀全童年生长在农村，7岁启蒙村塾，稍长饱读四书、五经、孝经、史书、古文、诗词传统学问，13岁考取童生。其后四赴广州应府试，屡考落第。而1836年从游粤东大儒朱次琦门下，对春秋大义、公羊三世说、礼运大同篇有正宗儒学的认识，深明民族大义。⁽⁷⁾孙中山7岁入读私塾，开始习《三字经》、《千字文》；10岁受业台山王氏；11岁转学郑帝根塾馆；12岁受业谭植生，在塾中读毕四书五经；14岁随母赴檀香山入读圣公会意奥兰尼学校（Iolani School），1883年入公理会奥阿厚书院中学（Oahau College）。⁽⁸⁾1883年兄孙眉恐孙中山洗礼入教，遣返香山。11月因在乡间破除偶像，在北帝庙拔去北帝像一臂，切断“金花夫人”一指，触怒乡人，往香港躲避，入拔萃书馆（Diocesan Home）就读，课暇随区凤墀学习国文，同年在美部会（即公理会）洗礼，署名“日新”，后由区凤墀改名为“逸仙”。所以孙中山中学阶段受学区凤墀。⁽⁹⁾而孙中山入读广州博济医院，亦请中文教师陈仲尧每日上门授课，次年转读香港西医书院，陈仲尧亦迁居香港，孙中山仍读国学，故此孙中山在儒学上深有基础。⁽¹⁰⁾

若论中国接受儒学教育的训练，实在始于启蒙时期所接受“三”“百”“千”教育。如《三字经》所言：

自子孙，至玄曾，乃九族，人之伦。

父子恩，夫妻从，兄则友，弟则恭。

长幼序，友与朋，君则敬，臣则忠。

此十义，人所同。凡训蒙，须讲究。

为学者，必有初。小学终，至四书。

论语者，二十篇。群弟子，记善言。

孟子者，七篇至，讲道德，说仁义。

作中庸，子思笔；中不偏，庸不易。

作大学，乃曾子；自修齐，至平治。

孝经道，四书熟，如六经，始可读。

诗书易，礼春秋，号六？，当讲求。

有连山，有归藏，有周易，三易详。

有点谟，有训诂，有誓命，书之奥。

我周公，作周礼，著六官，存治体。

大小戴，注礼记，述圣言，礼乐备。⁽¹¹⁾

《千字文》亦载：

资父事君，曰严与敬。孝当竭力，忠则尽命。

临深履薄，夙与温清。似兰斯馨，如松之盛。

川流不息，渊澄取映。容止若思，言辞安定。

驾初诚美，慎终宜令。荣业所基，籍甚无竟。

学优登仕，摄职从政。存以甘棠，去而益讠永。

乐殊贵贱，礼别尊卑。上和下睦，夫唱妇随。

外受传训，人奉母义。诗姑伯叔，犹子比儿。

孔怀兄弟，同气连枝。交友投分。切磨箴规。⁽¹²⁾

《神童诗》劝学（一）有谓：

劝学（一）

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劝学（二）

少小须勤学，文章可立身。

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

劝学（六）

学乃身之宝，儒为席上珍。

君看为宰相，必用读书人。

劝学（十四）

一举登科日，双亲未老时。

锦衣归故里，端的是男儿。

状元

玉殿传金榜，君思赐状头。

英雄三百辈，随我步瀛洲。⁽¹³⁾

洪秀全深受传统思想的影响，他在1837年落第后曾作诗：

鸟向晓兮必如我，我今为王事事可。

身照金鸟灾尽消，龙虎将军都辅佐。⁽¹⁴⁾

当太平天国建立以后，在蒙学教材上，同样编字有《三字经》、《御制千字诏》、《幼学时》，仿效传统启蒙的“三”“百”“千”教育。而洪秀全受《春秋》大义的影响，明白“诸夏”“夷狄”之辨；而《公羊传》所提三世说，上古三代固被推崇，在政治理念，亦在寻求“大同”之治。⁽¹⁵⁾在太平天国《三字经》有谓：

普天下，一上帝，大主宰，无有二。

中国初，帝眷顾，同番国，共条路。

盘古下，至三代，敬上帝，书册载。

商有汤，周有文，敬上帝，最殷勤。

汤盘铭，日日新。帝命汤，狂其身。

文翼翼，昭事帝。人归心，三有二。

至秦政，惑神仙。中魔计，二千年。⁽¹⁶⁾

洪秀全在《御制千字诏》提及太平天国大同景象：

京都钟阜，殿陛辉鲜。林苑芳菲，兰桂疉妍。

宫禁焕爘，楼阁百层，延阙琼瑶，钟罄锵铿。

台凌霄汉，坛焚牲畜，荡涤洁修，斋戒沐浴。

礼拜敬虔，赞美雍肃，恳吁居歆，自求茀禄。

胡越贡朝，实夷率服，任多版图，总归隶属。

库满珍珠，仓储菽粟，亿兆供球，臣僚辑睦。⁽¹⁷⁾

在此说明洪秀全所求的“大同”境界，是一种神权的专制统治。孙中山在同盟会宣言，是以驱除鞑掳，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目标。认为太平天国只在驱除光复为首任，此外就无以转移，⁽¹⁸⁾而孙中山指出驱除鞑掳恢复中华之外，就是要贯彻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这种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以是美国的民主精神，但实质是源基督教的信仰和教导。⁽¹⁹⁾孙中山早年的政治理想：“建旗倡议，拟驱除残贼，再造中华，以复三代之规，而步泰西之法，使万性超？庶物昌运。”所谓三代之规，以达“大同”的太平世。孙中山肯定“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传统儒家的理想，以礼运大同篇的“世界大同”为政治终极的目标。⁽²⁰⁾而推行“三民主义”，亦在实践大同政治的方法。在《改造新国家当实行三民主义》一文有清楚的说明：

吾人今曰欲改造新国家，当实行三民主义。何谓三民主义？即民族、民权、民生三主义是也。民族主义，即世界人类各族平等，一种族绝不能为他种族的压制，如满人入主中夏，垂二百六十余年，我汉族起而推翻之，是民族主义也。民权主义，即人人平等，同为一族，绝不能以少数人压制多数人。人人有天赋之人权，不能以君权而奴隶臣民也。民生之义，即贫富均等，不能以富者压制贫者是也。但民生主义，在前数十年，已有人作之者。其人为何？即洪秀全建设太平天国，所有制度，当时所谓工人为国家管理，货物为国家所有，即完全的经济革命主义，亦即今日之均产主义。⁽²¹⁾

他在民族主义的结语中提及：

我们要将来能够治国平天下，便先要恢复民族主义和民族地位，用固有的和平道德做基础，去统一世界，作一个大同之治，这便是我们四万万人的责任。⁽²²⁾(www.xing528.com)

三、洪秀全和孙中山由神道而入治道⁽²³⁾

洪秀全和孙中山都是广东珠江三角洲出生的人物，而两人亦是接受基督教信仰的教徒，但因为两人生长在不同的时代，与接触的传教士以及所处环境差异，引致对基督教的信仰产生不同的反响，甚而在“治国、平天下”的治道上有所区别。无疑，两人在革命事业的思维上，和革命队伍的进程上都可以说是由“神道而入治道”。所不同者，由于两人所受的教育不同，在治道貌岸然的终极方面有所不同。

论及洪秀全接受“神道”，起始于1843年从梁发的《劝世良言》受到感动，在自学中建构个人的神学理念，特别是弃除偶像，施用洗礼，拜一神教，拜上帝会，太平天国，天堂地狱，天下一家，天条大律，礼拜祷告，言行影响等十点⁽²⁴⁾，涵盖太平天国神学精神，但同时亦应用于治国的法制上。所以洪秀全的神道和治道是“二合一”，神道为里，治道为表，以期“天国临格”在人间。如1853年所颁发的《天朝田亩制度》，其中有载如下：

但两司马存其钱谷数于薄，上其数于典钱谷及典出入。凡二十五家中设国库一，礼拜堂一，两司马居之。凡二十五家中，所有婚娶弥月喜事，俱用国库。给钱一千，谷一百斤，通天下皆一式，总要用之有节，以备兵荒。凡天下婚姻不论财。凡二十五家中陶冶木石等匠，俱用伍长及伍卒为之。农隙治事。凡两司马，办其二十五家婚娶吉喜等事，总是祭告天父上主皇上帝，一切旧时歪例尽除。其二十五家中童子俱日至礼拜堂，两司马教读旧遗诏圣书，新遗诏圣书及真命诏旨书焉。凡礼拜日，伍长各率男妇至礼拜堂，分别男行女行，讲听道理，颂赞祭奠天父上主皇上帝焉，……凡内外诸官及民，每礼拜听讲圣书，虔诚祭奠，礼拜颂赞天父上主皇上帝焉。每七七四十九礼拜日，师帅、旅帅、座长更番至其所统属两司马礼拜堂讲圣书教化民，兼察其遵条命与违条命及勤惰。如第一七七四十九礼拜日，师帅至某两司马礼拜堂，第二七七四十九礼拜日，师帅又别至某两司马礼拜堂，以次第轮，周而复始。旅帅，座长亦然。凡天下每一夫有妻子女约三四口或五六七八九口则出一人为兵。其余鳏寡孤独废疾免役，皆颁国年以养。凡天下诸官，每礼拜日依职分虔诚设牲馔奠祭礼拜，颂赞天父上主皇上帝，讲圣书，有敢怠慢者黜为家，钦此。⁽²⁵⁾

《天朝田亩制度》叙述太平天国的土地、社会、宗教、教育、选举、家庭种种的制度，揭示太平天国政治经济的基本思想。但最终仍然以敬拜上帝为目标。而洪秀全对于世界的大同观念在《原道觉世训》有谓：

天下总一家，凡间皆兄弟，何也？自人肉身论，各有天母姓氏，似有此疆彼界之分，而万姓同出一姓，一姓同出一祖，其原亦未始不同。若自人灵魂论，其各灵魂从何以生？从何而出？皆禀皇帝一元之气，以生以出，所谓一本散为万殊，万殊总归一本。孔子曰：“天命之谓性”。《诗》曰：“天生蒸民。”《书》曰：“天降下民”。昭昭简偏，洵不爽也。此圣人所以天下一家，时劝民吾同胞之怀，而不忍一日忘一日天下。而近代则有阎罗妖注生死邪说，阎罗妖乃是老蛇妖鬼也。最作怪多变，迷惑缠捉凡间人灵魂。天下凡间我们兄弟姊妹所当共击灭之唯恐不速者也。而世人偏伸颈于他，何其失天堂之乐，而自求地狱之苦哉。⁽²⁶⁾

洪秀全的“天下一家”，是源出《圣经》创世记思想；⁽²⁷⁾人灭亡更是圣经启示录的教导，“阎罗妖”引人犯罪而陷地狱之苦。⁽²⁸⁾因此人类终极的希望在于“得上天堂享永福”，才是中外同行的大路。如《天条书》有谓：

盖拜皇上帝这条大路，考中国番国鉴史，当初几千年中国番国俱是同行这条大路，但西洋各番行这条大路到底，中国行这条大路到秦、汉以下则差人鬼路，致被阎罗妖捉。故今皇帝哀怜世人，大伸能手，救世人脱魔鬼之手，挽世人回头复行转当初这条大路。生前不致受鬼气，死后不致被鬼捉，得上天堂享永福。此乃皇上帝格外恩怜，莫大之恩典也。不醒者反说是从番，何其被魔鬼迷蒙本心之甚也。孟轲云“夫道一而已矣”，世人有能知道一者乎！便能知中国番国皆当同行当初这条大路。⁽²⁹⁾

孙中山伦敦被难在《自传》提及“所学多博杂不纯，于中学则独好三代两汉之文，于西学则雅癖达尔文之道，而格致政事，亦常浏览。至于教则崇耶稣；于人则仰中华之汤、武及美国华盛顿焉”⁽³⁰⁾。孙中山短短数言则可分析为：

中学　三代历史、两汉之文

西学　达尔文进化论；格致（西医及科学）、政事（政治、军事）

宗教　耶稣

人物　中国的汤、武

　　　外国的华盛顿

从以上所列，孙中山中学的知识，宗教、人物的景仰，三者是分得很清楚，他不会将中学和西学有所混淆，亦不会将中学等同于宗教，更不会将耶稣与汤、武、华盛顿混为一谈。因此他处理神道和治道，是有不同的立场。《三民主义》是孙中山思想的精粹。他精通儒家思想，没有放弃尧、舜、禹、汤、文、武的政治境界，提倡大学八目的精微，阐释八德优良的传统。但也同样吸收西方文化精华的所在，以自由、平等、博爱融会在他的政治理念上。但他没有使用神学作为政治演说的解说，在五权宪法的主张中，包含中外政治制度相辅相成之处，以及中西文化互为交融之道。他们求的政治理念是宗教自由，而非是以基督教为国家宗教，这是孙中山与洪秀全对于宗教与政治最大的分别。孙中山在法国教堂欢迎会中，曾有清楚的表示。

吾人排万难冒万死而行革命，今日幸得光复祖国。推其远因，皆由外国之观感，渐染欧美文明输入世界新理，以至风气日开，民智日辟，遂以推到异族的政府，盖无不由此观感来也。而此观感得力于教会西教士传教者多，此则不独仆一人所当感谢，亦我民国四万万同胞皆所当感谢者也。

民国成立，政纲宣布，信仰自由，则可以消除昔日满清时代民教之冲突，然凡国家政府所不能及者，均幸得宗教有以扶持之，则民德自臻上理。世上宗教甚夥，有野蛮之宗教，有文明之宗教。我国国倡遍地，异端尚盛，未能一律崇奉一尊之宗教。今日幸有西方教士为先觉，以开导吾国。唯愿将来全国皆钦崇至尊全能的宗教，以补民国政令之不逮。愿国政致良，宗教亦渐改良，务使政治与宗教之互动相提挈，中外人民愈相亲睦。⁽³¹⁾

孙中山认为革命推翻满清，在于使宗教得到自由。他不反对西方宗教对他个人及对中国的贡献，但他指出宗教是有宗教的功能，协助政府做到不能及的事。宗教和政治的相合，亦有助于中外的各睦，不至发生民教冲突。

四、洪秀全和孙中山推行革命得洪门会党助力

洪秀全在金田的起义和孙中山十次革命的起义，两人只是革命的领导者，必须要有各方面的支持者和参与者，掀起社会各行各业响应，在流血和非流血不同的景况中，才能导致革命的成功。就以时间和处境的不同，在革命的运动上，显然洪秀全和孙中山各有难度。洪秀全集结的人力是在内陆广西偏僻的农村。而孙中山在海外发动革命，集结华侨的势力，以致里应外合，在行动中激发国内的变化，十次革命虽然持续有15年之久，但努力不懈，唤醒民众，以致在行动中支持孙中山的革命工作，终于将一个人口众多、庞大的帝国加以推翻，建立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在太平天国整个运动的过程，洪秀全所动员人力是以农民和社会低下层居多；至于孙中山进行的革命运动，参与的革命分子是相当复杂。依据冯自由撰写《兴中会时期之革命同志》，《兴中会会员人名事迹考》两篇专文，⁽³²⁾所列会员的包括有医生、侨商、留学生、学者、学生、政界、商人、会党、报界、教员、煤商、教士、传教师、绅士、退职军人、武官、兵士、官吏、和尚、制药师、农业家、米商、洋商、杂货商、航海家、洋行、律师、政治家、教育家、教师、陆军教员等各种职业。简言之，除士农工商四民之外，有宗教和会党两个界别的人士。而事实上宗教和会党之参与革命行列，无论是洪秀全领导的天国运动还是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宗教和会党都是其中主要的成员，并且占有很大的影响力量。

至于从研究太平天国史和研究辛亥革命的学术论著所见，固有基督教的研究，亦有会党的研究，但甚少有基督教与会党关系的研究。就洪秀全和孙中山两人的信仰所见，都是同出基督教，但两人同是洪门的会党首领，他们两人不但可集结信徒，同时可以集结洪门的会党，以致成为革命运动主要隐藏的实力，无论是洪秀全的天国运动，抑或是孙中山的革命运动，都是有赖会党的支持才能成功⁽³³⁾。

洪门会党的产生，起始于康熙年间的一种抗清运动，在浙江、福建、广西各省蔓延扩大。自台湾郑经抗清失败，不少遗民志士逃南洋各地，组织洪门作为反清复明的秘密会社。⁽³⁴⁾洪秀全在广西的时候已经成为洪门首领，当起义之后，得到各省洪门会党支持。孙中山是于1904年1月11日在檀香山加入洪门，对“洪棍”（即元帅）。由于孙中山为洪门首领，故能够进入美国境内，得到洪门支持在各地进行筹款运动，宣传革命。⁽³⁵⁾而当年海外华侨组织洪门，与太平天国败亡有密切关系。因为在太平天国失败之后，不少部属为避清军迫害，以致纷纷逃命海外，多以“卖猪仔”方式，获得劳工生活，多受矿主、园主虐待，促使华人组织洪门，以抗清复汉为目的。就以兴中会员谢缵泰为例，父亲谢日昌，广东开平人，在澳洲经商数十年，为三合会领袖，⁽³⁶⁾及至其后返港定居，支持儿子谢缵泰革命为工作，1902年相助游说洪门首领洪和，策划壬寅年广州起义。洪和原名春魁，字梅生，广东花县人，太平天国洪秀全从侄，幼随洪秀全广西起义，转战广西、湖南、湖北、江西、江苏、浙江各省，晋封左大将，授封瑛王，三千岁。太平天国败亡后，逃亡香港，挂名香港义和堂船馆，转籍东莞县洪屋围村。成家后航海四十载，其后隐居香港，悬壶济世。因与旧友谢日昌往还甚密，谢缵泰得知洪和在洪门会党甚有势力，必须有赖地下组织才可进行革命。后征得洪和同意支持革命队伍，因此洪和改名为洪全福，意即借洪秀全的福荫。得洪全福参与，人力上已不成问题，又于同年八月十四日在谢缵泰家中商议起义办法，洪全福提议要在筹军饷五十万元方能召集全省洪门会党进行义举。⁽³⁷⁾至于此项庞大军饷，幸得李纪堂全数捐出，此因父亲过世不久，获得大笔遗产，可供革命军饷。而李纪堂为香港富商李升第三子，自小好任侠，与洪门交情甚密。⁽³⁸⁾其后定名号为“大明顺天国”，举容闳博士为临时大总统。有兴中会员宋居仁自述，先于广州油栏门礼圣会入教，后往檀香山谋生，经营小生意，当孙中山于是年在檀香山组织兴中会，宋居仁全心拥护，结束生意随同志回国进行革命。有谓其时檀香山兴中会最得力教友李昌，祖父李德社与洪秀全一同革命，父亲李正高（基督徒）亦随革命避居香港，⁽³⁹⁾任巴色会传道，⁽⁴⁰⁾供李昌学英文，被友人荐往檀香山任通事，有社会地位。宋居仁在1895年广州一役失败后，任职巴陵会传道。其中言及洪全福在广州起义之情况：

适逢洪福三千岁，在芳村，向李植生问余是何人。植生答之：是孙先生同志，如作大生意，可与商量。三千岁喜极，语余曰，地球上我等应占巨席位，此任极重，吾年老矣！想无人代。余曰先生若负此重任，无论如何，必相助，遂同住港寓摆花街某号四楼，悬红福经纪招牌时，同志以三合会耶稣教客人居多。……余转忧为喜，确信上帝默示我革命事业，终必成功，后郭牧师命余复返博罗原职，不表同意；任余自择，因往北江传道；在珠玑又名罗坝堤做工夫在此专注革命工夫，留意物色人才，委堂弟宋月波在芳村，助三千岁写文件，余在北江执行南雄传教士麦笃臣，及教会长老陈光兼充三合会首领，招得本处土人千数百名，运动韶关军队，预备来省响应三千岁起事，约定壬寅元旦为期，不料军队延误，至初六始抵韶关，初八日由冯通明步行至韶，报告元旦事已失败。⁽⁴¹⁾

在此可知孙中山之领革命，与洪秀全的余部遗民多有相连关系。至于洪秀全族人有属教徒亦属洪门会党，而客籍教徒为洪门会党不少，而教会教徒为进行革命，亦多利用教会为活动的中心，西方教士更从中袒护。事实上孙中山、陆皓东、郑士良、陈少白、谢缵泰等人都是教会教徒，但亦属洪门会党，可见近代革命无论洪秀全和孙中山，都是得到洪门会党的助力才得成功。

五、结论

洪秀全领导的天国革命和孙中山领导的民国革命均起源于汉族对满清异族统治的抗争。虽然太平天国运动失败，但是已经奠定辛亥民国革命的基础，孙中山革命的思想，以及革命的事业自认为是洪秀全的承继和延续。他们在革命的目标所运用的策略是有很大差异的，这种差异就是时代演进和接受时代知识的差异以致革命终极的目标和采用的方法而有所不同。洪秀全和孙中山同样是接受传统儒教学识思想的人，可是孙中山受到西方的科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的影响，又不断地充实和吸收，以致融会贯通，有取长补短的分析力，迎合世界的潮流。特别在时代的处境上，洪秀全所接触的文明和对西方的认知，只在鸦片战争后门户开放的阶段，在神学上接触的教理，显然没正统的深度，只能使用有限神学作他处理政治思维的方法，所建立的国家是神权的专制政治，在目标上只由“大汉主义”，而达致天国的“大同主义”。孙中山出生较晚，接受完整的西方教育，而且又能亲身经历西方的世界，认识西方文明的发展，所以孙中山采用西方政治学去建立一个共和国家的政体，目标是由“大汉主义”，进而“大亚洲主义”继而世界“大同主义”。

洪秀全的天国革命运动，完全是中国内部群众和会党的力量；但孙中山的革命运动，不但运用中国内部的群众和会党的力量，并且亦以海外会党的革命分子带动国内革命分子，发动里应外合的力量。而且其中不但有高层的知识分子，更有社会低下阶层的会党。特别是基督徒的会党分子，显出基督教徒信仰的爱国行为，教徒亦常常借着教会的掩护，以致促成革命的成功。事实上洪秀全和孙中山在儒家思想和基督教信仰是有相同之处，但在运用上则有不同。而两人在动员洪门会党的力量上是有相似的地方，只不过孙中山的革命运动，所动员的洪门会党包括海外的会党，而且会党遍布社会各阶层，反映会党分子在革命运动中有极大的力量。

（作者单位：香港基督教文化学会）

【注释】

(1)罗家伦：《国父年谱》，增订本上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69年11月版，第18页。

(2)罗家伦：《国父年谱》，增订本上册，第30页。

(3)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别录》，载《陈少白哀思录》，第117页。

(4)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台湾商务印书馆1965年10月版，第47页。

(5)方志强：《黄世仲大传》，香港，夏菲尔国际出版公司1999年3月版，第103页。

(6)张其昀：《国父全书》，台北，国防研究所1963年2月版，第390页。

(7)简又文：《清史洪秀全载记》增订本，香港，简氏猛进书屋1967年12月版，第6－8页。

(8)罗家伦：《国父年谱》，增订本上册，第13－29页。

(9)罗家伦：《国父年谱》，增订本上册，第29－31页。

(10)孙逸仙博士医学院筹备委员会：《总理开始学医与革命运动五十周年纪念史略》，岭南大学，民国24年11月版，第27页。

(11)刘湛秋：《中华启蒙读物》，黄山书社1999年9月，第7－11页。

(12)刘湛秋：《中华启蒙读物》，第43－44页。

(13)刘湛秋：《中华启蒙读物》，第391－395页。

(14)简又文：《洪秀全早期文学作品》，香港学生社钞印，第1页。

(15)《原道觉世训》，载简又文：《洪秀全早期文学作品》，第8－10页。

(16)《三字经》，载《太平天国印书》第四册，江苏人民出版社，第8－9页。

(17)《御制千字诏》，载《太平天国印书》第13册，江苏人民出版社，第13－14页。

(18)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中国国民党宣言集》增订本，民国28年3月版，第5－7页。

(19)王治心：《孙文主义与耶稣主义》，上海青年协会书局，民国19年7月版，第19－24页。

(20)张其昀：《国父全书》，第211－214页。

(21)张其昀：《国父全书》，第906页。

(22)张其昀：《国父全书》，第214页。

(23)孙中山在伦敦被难后，致区凤墀牧师一函，最后有谓“俾从神道而入治道”。见张其昀：《国父全书》，第358页。

(24)邓嗣禹：《劝世良言与太平天国革命之关系》，载梁发《劝世良言》，台湾学生书局1965年5月，第4－18页。

(25)《天朝田亩制度》，载《太平天国印书》，第9册，江苏人民出版社，第2－3、7－8页。

(26)简又文：《清史洪秀全载记》增订本，第10页。

(27)《圣经》，《创世纪》，1章1节至2章25节。

(28)《圣经》，《启示录》，20章1－25节。

(29)《天条书》，载《太平天国印书》，第1册，江苏人民出版社，第3－4页。

(30)张其昀：《国父全书》，第389页。

(31)张其昀：《国父全书》，第565页。

(32)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3册，第31－122页；第4册，第25－63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33)《家理宝鉴》，载朴文起、刘燕远，《中国会党〈二〉史料集成》，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8月版，第4－8、第89－98页。

(34)方志强：《黄世仲大传》，第101页。

(35)庄政：《国父革命与洪门会党》，台北，正中书局1981年版，第113－125页。

(36)Tse Tsan Tai，“The Chinese Republic”.Hong Kong，Th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1924，p.7.

(37)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4册，第106－109页，第137－141页。

(38)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4册，第106－109页，第137－141页。

(39)《追悼宋居仁先生特刊》，民国26年7月28日，第8页。

(40)余伟雄：《基督教香港崇真会史略》，香港崇真会出版部1974年3月版，第26页。

(41)《追悼宋居仁先生特刊》，第9－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