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庆忠
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的原因是什么？各界历来有不同看法。本文拟就这个问题谈谈自己的意见。
一
1911年12月29日，南京十七省代表会议开选举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会，孙中山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2月12日，清帝退位。次日，孙中山向临时参议院提出辞职，推荐袁世凯继任。15日，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职。4月1日，孙中山正式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这就是民元孙中山让位。
关于孙中山让位的原因，有几种不同的看法。
有人说，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是大仁大义举”，是出于孙中山的“高尚道德”。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政权在哪一个阶级手里，这一点决定一切。”“它决定着革命的发展和革命对内对外政策中的一切问题。”(1)把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职位让给清朝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这是关系到革命胜败、民国存亡的重大原则性问题。原则性较强的孙中山，决不会在这个问题上作儿戏。1911年11月中旬，孙中山在伦敦与康德黎谈话中表示：“余于共和政府之大统领毫不介意。惟维持中国前途之责任，余可担当。”(2)1912年1月24日，孙中山在南京与《大陆报》记者谈话中又表示：“共和政府为国民军各将士所造成，流几许热血，费多少金钱，始购得此共和两字，其价值之大，殆可想一见。故余实无权可以贸然授予，而不得不要求实行之保证，如袁坚持目下之态度，则余何能辜负国民之信托，以彼等得之于敌人之手者，而妄献之于袁氏乎，现在我人非俟袁氏切实声明维持共和，则必仍视袁为满人之忠臣。”(3)可见，用“高尚道德”来解释孙中山让位问题，难以令人信服。
有人说，“对袁世凯的妥协是孙中山的战略与策略”。“他在与袁世凯打交道时放弃政权，这是退一步进两步的策略，是非常有远见的高明的政治手腕，是老子哲学‘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实际运用”。
这种看法，不符合历史事实。孙中山放弃政权，将政权交与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政治代表袁世凯，意味着辛亥革命的失败和北洋军阀统治的开始。这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不是什么“退一步进两步的策略，是非常有远见的高明的政治手腕”。孙中山“对袁世凯的妥协”是被迫承认既成事实和主观认识的错误所致，不是什么“详尽分析敌我力量的对比及其变化，以及国际列强对华的动态”而制定的“科学的”“战略方针”。孙中山1914年8月14日在致戴德律函中写道：“第一次革命爆发时，我尚未回国。及至抵达国境，一切都已发展到了使我认为明智莫过于承认既成事实的阶段。我非常乐于看到和平解决的结局。只是那一次我轻信了元凶袁世凯，以至铸成大错。”(4)孙中山1921年8月28日在复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书中写道，“现在我的朋友们都承认：我的辞职是一个巨大的政治错误，它的政治后果正像在俄国如果让高尔察克、尤登尼奇或弗兰格尔跑到莫斯科去代替列宁而就会发生的一样。袁世凯很快就开始了恢复帝制的勾当。”(5)孙中山的话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有人说，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是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妥协性。
诚然，由于先天不足，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固有对革命敌人的妥协性。作为这个阶级的革命领袖，孙中山有“耽于幻想和优柔寡断”(6)的缺点。但不能因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妥协性的弱点就说凡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人必然“拥袁”、“举袁”。在南北议和期间，许多革命党人就反对议和。他们指出：“和议难信，人心惶惶，万勿为袁所愚，而误大局。”并表示：“他们讲他们的和，我们非打不可。”(7)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出现了一个反议和的高潮。可见，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妥协性，来解释孙中山让位的必然性，难以令人信服。
有人说，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是由于孙中山没有认清袁世凯的阶级本质。
诚然，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没有认清袁世凯的阶级本质，否则，他决不会让位于袁世凯。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的孙中山反复申明他对南北议和的立场和态度：“个人名位非所愿争，而民国前途岂可轻视？”(8)“文之推让，非祗尚贤，亦以为国。”(9)“前提条件，系委曲以求和平，若虚君之制犹存，则决不能承认。文虽愚昧，亦断不容以十数省流血构成之民国，变为伪共和之谬制。”(10)但不能因为孙中山没有认清袁世凯的阶级本质就说他必然让位于袁世凯。当时，有许多中外人士反袁，但他们不是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来分析袁世凯的阶级本质，而是根据他的历史和现实表现来认识其人的。旅居美国的容闳1911年12月19日写信给辛亥革命领导者，指出袁世凯是一个阴谋家、野心家：“一点儿也不要相信袁世凯通过他的喉舌唐绍仪对你们说的话。你们可以断定，他们全是野心勃勃的。袁世凯是个什么人？难道他在1898年不是背叛了他的主人光绪皇帝了吗？难道要信任一个叛徒吗？他是最受外国驻京外交家赏识的人。他乘机利用满清皇朝的崩溃，披着形形色色的巧妙伪装进行抢掠，直到把卑鄙的大烟鬼庆亲王的总理职位拿到手之后，他的那条跛腿立即变好了，他能够动来动去，想要支撑住可恶的满清机器，再来接管中国，并由他来当司机，任其操纵。难道可以信任这样一个大阴谋家吗？不，必须把他和满洲人一齐撵走。他的‘袁’姓应该从民族的姓氏族谱中删掉。他应当被打上叛徒的历史烙印，永远受到子孙后代的诅咒。”(11)日本犬养毅1912年1月21日、22日写两封信给孙中山，反对南北议和，主张北伐：“今日之事，只有勇往迈进而已，断断乎勿迟疑，北京已在阁下之掌中矣！”“袁谲诈百端，心术不测，若陷其计中，大势去矣！”(12)沪军都督陈其美反对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项城乃乱世奸雄，殊不易与。一旦身入白宫，将集矢于吾党，为一网打尽计。”(13)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著名报纸《民立报》连续发表社论反对对袁世凯妥协退让：如果“不以干戈扫除其巢窟，而以口舌调停其和局，吾恐老师糜饷，徒费光阴”。“故唯今之计，宜即早声讨袁贼背约之罪，以布告于各友邦，克日誓师长驱北进”。(14)可见，用孙中山没有认清袁世凯的阶级本质来解释孙中山让位的必然性，未免有简单化、公式化之嫌。
二
我认为，孙中山让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其一，帝国主义列强拒绝承认南京临时政府，逼迫孙中山对袁世凯妥协退让。
武昌起义后，列强宣告“严守中立”。在“中立”的幌子下，“诱劝起义军政府同意将海关岁入暂由总税务司或领事团保管”(15)，继续增加在华的兵力，实行“助北压南”的反革命方针，借以绞杀革命。湖北革命党人以为列强宣告“严守中立”即是“承认民军为交战团”(16)，孙中山也以为列强宣告“严守中立”就是“列强公认”民国(17)。其实，这是种误解。1911年11月8日，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在给外交大臣格雷的信中说，起义军“假定各国领事已承认该军享有交战团体的地位一事，是没有事实根据的”(18)。其后，朱尔典答复汉口军政分府说：“英王陛下政府和其他各国不承认起义军享有交战团体的地位”(19)。各省代表在酝酿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时，《民立报》发表题为《临时政府成立后之二大急务》的社论，说“列强侧目，唯利是图，对于两交战团体，助楚则楚兴，助汉则汉王……交战团体一日不经承认，我军一日不能释此杞忧。”(20)孙中山认为，“外交、财政二事”是关系到中国革命成败的头等大事。因此，把“为列邦公认”(21)作为解职的条件之一，在《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宣布南京临时政府的对外政策，以争取列强早日承认南京临时政府。(22)1912年1月5日，孙中山发布对外宣言书，承认列强在华的既得权益，“深望各国既表同意于先，更笃友谊于后，提携亲爱，枧前有加；当民国改建、一切未备之时，务守镇静之态，以俟其成，且协助吾人，俾种种大计，终得底定”。“更深望吾国得列入公法所认国家团体之内”。(23)1月11日、17日、19日，南京临时政府接连三次要求列强承认南京临时政府。可是，列强拒绝承认南京临时政府。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理循声称：“指望对中国国情一无所知的孙逸仙去争取外国列强对中国的尽早承认是痴心妄想。”(24)美国《纽约太阳报》也攻击南京临时政府，说“孙中山和他的朋友们非常缺乏管理国家的经验，他们没有维持领土完整和恢复和平的能力”(25)。
列强一面攻击南京临时政府，一面宣传袁世凯是一个“强有力的人”，只有他才能得到外国的信任，希望他能解决“南北争端”，“对于共和制的承认，自然要等待这个解决的结果”(26)。这就是说，列强只愿承认以袁世凯为总统的“统一政府”。同时，列强增加在华兵力，各国军舰在长江耀武扬威，对南京临时政府施加压力。
在孙中山看来，列强不承认南京临时政府，“戈登、白齐文之于太平天国”的历史悲剧就可能重演(27)。在“非袁不可”(28)的妥协声浪的冲击下，孙中山“所完全信赖的一些朋友们”“以袁世凯得外国列强信任、能统一全国和确保民国底巩固”来说服他。(29)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只好下野，让袁世凯组织“统一政府”。
其二，财政危机严重，南京临时政府濒临绝境。
南京临时政府期间，并没有实现“军政统一”、“内治统一”、“财政统一”。正如章炳麟所讥讽的：南京临时政府是“电报统一”而不是“实际统一”，“政府号令不出百里”。(30)1912年3月20日，财政部呈文说：“本部收入的款，向以全国赋税为大宗。自光复以来，各州县经征款项，应划归中央政府者，虽早经本部通电催解，而各该省迄未照解前来，以致收入亦无从概算。”“外省之解拨不至，公产之收入无多。舍此而外，别求财源，纵有孔桑，何从着手？”(31)
武昌起义后，帝国主义列强攫取独立省份的海关税收。各省都督府害怕列强武装干涉，采取妥协政策，“确认自己的义务，把关税全部汇解总税务司帐内”(32)。
这样，“中央财政极形困难”(33)，无法维持政府机器的正常运转，特别是无法应付孔急的军需。驻南京的英国领事伟晋颂1912年1月20日在给朱尔典的信中说，“作为临时政府处境窘迫的一个例证，有人告诉我说：可供行政管理费用的税收甚至不够支持各部总长的薪金”(34)。胡汉民在自传中写道：“一日，安徽都督孙毓筠以专使来，言需饷奇急，求济于政府。先生即批给二十万。余奉令至财政部，则金库仅存十洋。”(35)
军费无着，驻南京的民军“日有哗溃之虞”(36)，陆军总长黄兴急得“寝食俱废，至于吐血”(37)。怎么办？南京临时政府只有走借债度日的独木桥。
南京临时政府发行一亿元的中华民国军需公债，“发行区域仅限于民军势力所及之地，而债票又为各省都督预先领出，除拨发军饷外，多以贱值出售，政府直接募入之款，不过五百万元而已”(38)。接着，又发行一百万元的军用钞票，但商店多不肯接受，出现“钱业、米店相率停市”的局面，只好作罢。
“自川路事起，武昌倡义以来，兵燹蔓延”，加之连年水旱灾，“四民失业，而尤以农民为最。田野荒芜，人畜流离，器具谷种之类，存者盖鲜”(39)。面对这种惨淡的现实，南京临时政府“未能遽取诸民”；孙中山“环观各省，又无一钱供给”，只好借外债。(40)
孙中山对借外债持乐观态度，但欧美列强和资本家却不买南京临时政府的账。(41)孙中山认为，列强和资本家之所以不能立即承认南京临时政府，不愿意贷款给它，是在此“临时”二字上。(42)在孙中山看来，如果各省代表会议把“临时政府”、“临时大总统”的“临时”二字去掉，列强和资本家就会立即承认南京政府，贷款给它。这种看法是不对的。袁世凯当选为临时大总统后，政府仍称为“临时政府”，总统仍称为“临时大总统”，何以外国银行团愿意贷款给袁世凯呢？
袁世凯是卖国贼，是帝国主义在华的代理人；而孙中山则是爱国者，其奋斗目标是要使“民国卓立于世界”，“与世界列强并驾齐驱”，以至成为“世界第一强国”。(43)这就是列强对孙中山的临时政府和袁世凯的临时政府采取不同态度的根本原因。
严重的财政危机，迫使孙中山不得不放弃“新政府借外债，则一不失主权，二不用抵押，三利息甚轻”(44)的原则，“借各省之各种实业以为抵当”，借外债“以应中央政府目前之急需”。(45)如1912年1月26日，南京临时政府、汉冶萍公司与日本三井洋行在南京秘密签订《汉冶萍公司中日“合办”草约》，规定汉冶萍公司由中日“合办”，股本为日金三千万元，双方各负一千五百万元；日方应负的由公司原借日本的一千万元加上再借五百万元抵充。而这再借的则由公司转借给南京临时政府。(46)次日，南京临时政府又由江苏铁路公司出面，以江苏铁路收入及股票为担保，与日本大仓洋行签订三百万日元借款合同。江苏铁路公司以二百五十万元转借给南京临时政府，其余借给江苏都督府。日本政府企图通过经济借款来达到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的目的。有人统计，南京临时政府的收入，61.3％来自外债。一个政府依赖借债度日，其地位之虚弱，不言自明。(47)
严重的财政危机，影响了南京临时政府的重大决策。北伐夭折即是一例。袁世凯的“种种失信”“为全国军民所共愤”，“民国将士决意开战”，孙中山亦表示“欲灭袁氏而后朝食”的决心。(48)但“整军北伐在在需款”，而“中央财政匮管已极”，“无以供应军队，几陷于完全破产之境地”。这使孙中山深为焦虑。(49)在孙中山看来，“和议难恃，战端将开，胜负之机，操于借款。”(50)1912年2月3日，急不择荫的孙中山与日本三井物产上海支店职员森恪会谈关于租借“满洲问题”。森恪按照元老桂太郎的旨意提出以日本的“特殊援助”为代价将满洲作为日本的租借地的提案。孙中山同意这个提案。他说：现在革命政府的财政情况达穷困之极点，如果不能在数日内得到渡过眼前难关的资金，将陷于革命军解散和革命政府垮台的危机状况。孙中山提出在四五日内日本如果能够保证对革命政府贷款一千万日元，则停止与袁世凯进行的和谈交涉，由他或黄兴赴日与桂太郎缔结关于“满洲问题”的“秘密协定”。2月5日、6日，孙中山两次给森恪打电报，催促日方答复。6日的电报说：与袁世凯的媾和协议延期至2月9日，恳请日方在2月9日之前给予答复。此事遭到山县友朋的反对，他认为“满洲是日本的势力范围，没有必要用金钱收买”。西园寺内阁反对桂太郎的提案，贷款计划终于被取消了。(51)孙中山认为“军费之困穷日益严重，于军队解散、革命政府崩溃之前，作为最后之手段，唯有与袁世凯缔结和议，以防天下大乱”(52)。
其三，旧官僚、立宪派拥袁反孙，拆南京临时政府的台。
在南北议和期间，旧官僚、立宪派拥护袁世凯反对孙中山，拆南京临时政府的台。旧官僚黎元洪、立宪派领袖张謇的言行就说明这一点。
黎元洪名为湖北军政府都督，实则仍然坚持反革命立场。他“望袁世凯如帝天，袁出情甘为屈”。袁世凯的使者第一次到武昌试探和议，黎元洪竟然说“一切当如宫保意旨”(53)。1911年11月，黎元洪宣称，他已通电各都督，“有七省都督已经同意成立一个共和国，推举袁世凯为第一任大总统”(54)。12月2日，各省代表会议通过了“如袁世凯反正当公举为临时大总统”的决议案。(55)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那天，黎元洪致电南京临时政府和各省都督，吹捧袁世凯，说“项城胸怀磊落，名满天下，此次以仕清廷，未克与选，识者惜之。方期和议早成，彼此共享共和之福，人望如项城，何至不能与选？！”(56)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身为副总统的黎元洪违背各省代表会议的决议，仍然以大元帅名义行事，并与孙武等勾结，成立以“拥黎反孙”为宗旨的民社，与南京临时政府和中国同盟会对立。民社的喉舌《民声日报》发表文章，荒谬地把革命之功加在黎元洪、袁世凯头上。湖北军政府接受了清朝湖北当局的大量存款，黎元洪不仅分文不给南京临时政府，而且强调本省开支大，“要求中央政府极力维持”(57)。黎元洪一伙抓住汉冶萍借款大做文章，叫嚷要与南京临时政府“脱离关系”，“遂有南北议和，指武昌不指南京之说，谓南京政府及参议院若不服从，可联段军以攻之。”(58)袁世凯当选为临时大总统，黎元洪立即声明：“现在政体解决，元洪副总统及大元帅之职，已向参议院电辞，俟重新举定后，即行解职。”(59)
张謇在1911年6月上京途中，特意去彰德与袁世凯会面，“以测彼动向”。袁世凯向他表示：“有朝一天蒙皇上天恩，命世凯出山，我一切当遵从民意而行，也就是说，遵从您的意旨而行。但我要求您必须在各方面把我的诚意告诉他们，并且要求您同我合作。”(60)武昌起义后，张謇与袁世凯“函电交驰，派人前往劝他不要再去捧持落日，要来扶起朝阳”(61)。袁世凯叮嘱唐绍仪到上海后必须想法先与张謇密商。唐绍仪向张謇透露：“若推袁为总统，则清室退位，不成问题。”(62)张謇表示：吾人对拥袁做总统不成问题，关键在于和“同盟会要人之谈判”。“我只能代表苏、浙两省人民贡献意见，而不能保证同盟会之必能听从。此事全仗你的手腕及能力如何。”(63)当张謇获得南方将同意以清帝退位为条件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的消息，立即密电袁世凯：“甲日满退，乙日拥公，东南诸方一切通过。……愿公奋其英略，旦夕之间戡定大局。”(64)张謇对于孙中山和南京临时政府，则是另一副面孔。他拒绝担任南京临时政府财政部总长，后虽勉强答应担任实业部总长，但长期住在上海，根本不过问部务。又以汉冶萍借款为词，辞去实业部总长。他利用江苏两淮盐政总理的职权，不把盐税全部上交南京临时政府，并说“所收盐税已经指抵洋债者，……千万不可擅行挪用，以免引起外交困难问题”(65)。他以“财政一端，关系重要，列强之能否承认，全视此为关键”为词，要求孙中山“担任募集外债一万万两或至少五千万两以上”。他以军事统一为名，要求孙中山、黄兴取消革命党。(66)
与袁世凯制造“收拾大局，非袁莫属”的“舆论”相呼应，旧官僚、立宪派拥袁反孙，从各方面拆南京临时政府的台，迫使孙中山服从“非袁不可”的“舆论”，将政权交给袁世凯。
其四，同盟会陷于瓦解的状态，妥协倾向成了革命党内部的主要倾向。
武昌起义后，全国局势错综复杂，千变万化。组织涣散的同盟会不能适应革命形势的要求而 日趋瓦解，内部“意见不相统属，议论歧为万途”。章炳麟倡言“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孙中山批评 这种言论“不特不明乎利害之势，于本会所持之主义而亦瞢之，是儒
茸之言，无一粲之值”(67)。他的批评无济于事，“这种言论的空气充塞四围，一倡百和，牢不可破”(68)。陷于瓦解状态的同盟会不能起到领导革命的核心作用，不能抵制袁世凯的阴谋，以取得胜利。
随着形势的变化，革命党内部的妥协空气弥漫，一般革命党人每思利用袁世凯以推翻清室，取得“廉价革命”的胜利。特别是同盟会要人“说服”孙中山让位。
黄兴在辛亥革命爆发后近一个月内对革命前途持乐观态度，认为“此次革命，决望成功”。他决心“赶赴前敌”指挥作战，“以竟直捣黄龙之功”。(69)汉口失守和湖北军政府内部的矛盾斗争使黄兴产生悲观情绪。为了迅速推倒清朝政府，避免列强干涉，他写信敦促袁世凯反正，“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70)在汪精卫的说教下，他同意袁世凯举事后，“中华民国大统领一位”，断推举袁世凯。黄兴委派顾忠琛与廖宇春谈判，签订南北议和五条草约。其中一条是“先推覆清政府者为大总统”，即“公举袁项城为大总统”。(71)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黄兴认为“军队既不堪战斗，而乏饷且虑哗溃”(72)，更是主张对袁世凯妥协。(73)他在致胡汉民、汪精卫书中说：“和议若不成，自度不能下动员令，唯有割腹以谢天下！”(74)胡汉民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前认识到“袁世凯实叵测，持两端”，主张“以实力廓清强敌”，统一南北；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也“倾于和议”，认为“就客观环境而言，则鄂省实已与袁讲解，北方得集中其力以向南京。南京军队隶编于陆军部者，号称十七师，然惟粤、浙两军有战斗力。……其他各部，仍俱不啻乌合，不能应敌。……军饷更为重要问题。各省方忧自给不足，遑论供给政府。……以南京之军队纷无纪律，不能举军政府时代一切任务也。”胡汉民抓住孙中山说过的话——“谁能推倒满清，我就让位给谁”，迫使他履行自己的诺言，对袁世凯妥协退让，与汪精卫成了“罪之魁”。(75)汪精卫在辛亥革命期间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他在狱中被肃亲王软化，1911年11月6日出狱后又被袁世凯软化(76)，与袁世凯的儿子袁克定结成金兰，充任袁世凯议和参赞，“听袁指使”。汪精卫到了上海，又充任南方的议和参赞。这位双料参赞“极意斡旋于伍廷芳、唐绍仪之间”(77)。“南北协商，由精卫居间说合”(78)。汪精卫当面斥责孙中山：“你不赞成和议，难道是舍不得总统吗？”(79)“先生岂欲作洪秀全第二，据南京称帝以自娱，违背驱除鞑虏之誓言乎？”(80)孙中山以为“汪之生平，只敢当担义务，权利一节，毫不计及”(81)，是完全信赖的朋友。这位“朋友”与黄兴、胡汉民等一齐“说服”孙中山让位，孙中山只好下野。
其五，孙中山耽于幻想和优柔寡断，无力改变“过渡”政府和“过渡”总统的局面。
孙中山受基督教和会党的影响，迷信宣誓的功能。所以他“必令袁世凯宣誓遵守约法，矢忠不贰，然后许其和议”(82)；坚持袁世凯“宣布政见，绝对赞成共和”(83)后才能推让。在孙中山看来，“凡经宣布政见之后，即无反悔之余地。大丈夫做事，能相信即从之而行”(84)。他告诉人们：“袁世凯既已宣誓，何不信之。”“袁世凯老于政治经验，经过如许艰难，逼清廷退位，既知吾等让权与他，岂有不照良心维持国家？”(85)“他不承认共和则已，既已承认共和，若是一朝反悔，就将失信于天下，外国人也有不能答应的……他若改变宗旨，于他有什么利益呢？”(86)
孙中山把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理想化，认为“民国招牌已经挂起，此后无足虑者。”(87)“总统不过国民公仆，当守宪法，从舆论。文前兹所誓忠于国民者，项城亦不能改。”(88)
孙中山认为袁世凯“本汉族，人情必思宗国”(89)，只要他反正，就“转敌为友”(90)，“为民国之分子”(91)。“以功以能，首推袁氏。”(92)
孙中山对民国初年的局势持悲观态度。他说：“民国大局，此时无论何人执政，皆不能大有设施。盖内力日竭，外患日逼，断非一时所能解决。”(93)“在此情况之中，使当政府之局者，为忠于民国之人，亦无由致治，仅可得小康而已。余于袁世凯之继任为临时大总统也，固尝以小康期之，仍倡率同志，退为在野党，并自任经营铁道事业。”(94)孙中山无力改变民初的大局，只好“服从民意，迫而牺牲革命之主张”(95)。他“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个主持和议的总统罢了”(96)。
综上所述，民元孙中山让位，是由主客观因素导致的。它标志着辛亥革命的失败和北洋军阀统治的开始。孙中山主持通过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对这个政治事件作了这样的评论：“曾几何时，已为情势所迫，不得已而与反革命的专制阶级谋妥协。此种妥协，实间接与帝国主义相调和，遂为革命第一次失败之根源。夫当时代表反革命的专制阶级者实为袁世凯，其所挟持之势力初非甚强，而革命党人乃不能胜之者，则为当时欲竭力避免国内战争之延长，且尚未能获一有组织、有纪律、能了解本身之职任与目的之政党故也。使当时而有此政党，则必能抵制袁世凯之阴谋，以取得胜利，而必不致为其所乘。夫袁世凯者，北洋军阀之首领，时与列强相勾结，一切反革命的专制阶级如武人官僚辈，皆依附之以求生存；而革命党人乃以政权让渡于彼，其致失败，又何待言！”(97)我认为这一评论是正确的。
（作者单位：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孙中山研究所）
【注释】
(1)《列宁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57页。
(2)《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59页。
(3)1912年1月27日《申报》。
(4)《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109－110页。第一次革命，指辛亥革命。
(5)《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592页。
(6)《列宁文稿》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31页。
(7)苑书义等：《中国近代史新编》下册，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11页。
(8)《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8页。
(9)《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89页。
(10)《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91页。
(11)谢缵泰：《中华民国革命秘史》，《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料专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24－325页。
(12)黄彦、李伯新：《孙中山藏档选编（辛亥革命前后）》，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53页。
(13)甘鋎：《辛亥和议之秘史》，《辛亥革命》（八），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18页。
(14)1912年1月5日、9日上海《民立报》。
(15)《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上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6页。
(16)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中，上海书店1982年版，第109－110页。
(17)《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44页。
(18)《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上册，第87页。
(19)《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上册，第201页。
(20)上海《民立报》1911年12月13日。
(21)《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1页。
(22)《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2页。
(23)《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8－11页。
(24)胡绳武：《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的历史环境》，《历史研究》1987年第1期。
(25)李新主编：《中华民国史》第1编（下），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88页。(www.xing528.com)
(26)胡滨：《帝国主义对辛亥革命的干涉和破坏》，《山东师院学报》1962年第1期。
(27)《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69页。
(28)《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125页。
(29)《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591－592页。
(30)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70、382页。
(31)《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261页。
(32)《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69页。
(33)《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62页。
(34)《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下册，第454页。
(35)《辛亥革命史料选辑》上册，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22页。先生，指孙中山。
(36)《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142页。
(37)张孝若：《南京政府成立》，《辛亥革命》（八），第55页。
(38)王耿雄：《孙中山史事详录（1911－1913）》，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06页。
(39)《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233、289页。
(40)《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86、149页。
(41)李书城：《辛亥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98－199页。
(42)《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2页。
(43)《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1、345、419页。
(44)《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68页。
(45)《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2页。
(46)《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106、123－124页；黄德发：《汉冶萍公司中日“合办”事件试探》，《孙中山研究论丛》第6集。
(47)李荣昌：《南京临时政府财政问题初探》，《辛亥革命史丛刊》第5辑。
(48)《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3、50页。
(49)《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15－16、51、62页；《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68页。
(50)《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1－42页。
(51)［日］藤井癉三：《辛亥革命时期有关孙文的资料——森恪关于“满洲问题”的书信》，《孙中山研究论丛》第7集；王耿雄：《孙中山史事详录（1911－1913）》，第156－159页。
(52)《孙中山集外集》，第168页。
(53)《胡汉民自传》，《辛亥革命史料选辑》上册，第230－231页。
(54)《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第26页。
(55)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391页。
(56)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266页。
(57)《黎副总统政书》卷5。
(58)1912年3月31日上海《民权报》。段军，指段祺瑞统率的北洋军。
(59)《黎副总统政书》卷7。
(60)刘厚生：《张謇与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回忆录》第6集，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265页。
(61)张孝若：《辛亥革命前后》，《辛亥革命》（八），第41页。
(62)刘厚生：《张謇与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回忆录》第6集，第265页。
(63)刘厚生：《张謇传记》。
(64)张孝若：《辛亥革命前后》，《辛亥革命》（八），第42页。
(65)《临时政府公报》第12号。
(66)张孝若：《南京政府成立》，《辛亥革命》（八），第50、52页。
(67)《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77－578页。
(68)《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262页。
(69)《黄兴集》，第72－73页。
(70)《黄兴集》，第81－82页。
(71)廖宇春：《新中国武装解决和平记》，《辛亥革命史料选辑》下册，第326－327页。
(72)《胡汉民自传》，《辛亥革命史料选辑》上册，第224页。
(73)李书城：《辛亥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第200页。
(74)《胡汉民自传》，《辛亥革命史料选辑》上册，第224页。
(75)《胡汉民自传》，《辛亥革命史料选辑》上册，第223－224页；张？村：《陈炯明与孙中山的矛盾及其分裂》，《孙中山史料专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86页。
(76)唐在礼：《辛亥以后的袁世凯》，《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04、108页。
(77)《胡汉民自传》，《辛亥革命史料选辑》上册，第224页。
(78)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
(79)吴玉章：《辛亥革命》，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57页。
(80)邓警亚：《汪精卫误国记》，《辛亥革命回忆录》第8集，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419页。先生，指孙中山。
(81)《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46页。
(82)《孙中山全集》第7卷，第70页。
(83)《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99－100页。
(84)《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84页。
(85)陆灿：《孙中山公事略》，《孙中山研究》第1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63页。
(86)《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45页。
(87)《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17页。
(88)《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110页。
(89)《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130页。
(90)《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50页。
(91)《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111页。
(92)《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23页。
(93)《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04页。
(94)《孙中山全集》第7卷，第68页。
(95)《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131页。
(96)吴玉章：《辛亥革命》，第154页。
(97)《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14－1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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