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旅华美国人的交往史料：考证与补充

孙中山与若干旅华美国人交往史料的考证与补充

邓丽兰

笔者曾对孙中山所藏往来英文信函有所研究。这里根据近年接触的材料，作一些考证与补充。

一、孙中山与美国传教士爹文、范约翰

笔者在整理孙中山英文信函时，曾见过美国中太平洋学院院长给孙中山的一封来信，信的署名是“Francis W. Damon”。而许多中文材料谈到孙中山所接触的传教士名字是“Francis W. Damon”⁽¹⁾。对于Francis W. Damon和Francis W.Damon是两人还是同一人的问题，笔者一直存有疑问。

不久前，笔者在浏览“孙中山与夏威夷”网站时，意外发现孙中山当时给Francis W.Damon的回信。回信写于1912年2月8日。孙中山在回信中对Francis W.Damon的来信表示感谢，并认为他的来信“不是一种打扰”，“我随时欢迎您的来信。”“我不能忽略的事实是，您一直总是鼓励和帮助我去努力，以使这一伟大运动达于成功。我再次对您给予我和我的党员们的许多帮助表示感谢，我也借机对您给予吾子孙科的关照表示深深的谢意。”⁽²⁾

很显然，这位Francis W.Damon先生，就是那位同孙中山交情很深的美国传教士，亦是翠亨所存书信的来信者。但笔者仍对另一名字存有疑问，于是发出电子邮件向夏威夷孙中山基金会询问。几日后，收到爹文先生后人Frank Damon的回复，Frank Damon在回复中说：“我的祖父是Punahou School的一名教师，在1883年认识孙中山，那时他在那里上了一学期。Francis W.Damon也被称做Frank Damon（这也是我的名字）。我们家里保存着一封孙中山于1912年2月8日给我祖父的回信。……爹文也是檀香山美国中太平洋学院的创建者之一，那所学校被用来教育中国男孩。他的确娶了一位说广东话的妇女，但她是美国人，是一位早期来华传教士、岭南大学的创建者哈巴安德（Andrew Happer）的女儿，我的祖父母都能说流利的广东话。”⁽³⁾

这样，有关爹文的情况就较为清楚了。

弗兰克·爹文是一个在广州生活多年的传教士。19世纪70年代他在中国学习文化和语言。自从1881年他负责夏威夷华人教区的工作以来，他在华人当中传教，致力于戒赌、反对秘密帮会等活动，他还帮助建立一所华人医院，为华人子弟创办美国中太平洋学院（中文名“爹文书馆”）。孙中山与爹文相识于1883年。后孙中山因为信仰问题与孙眉发生冲突，爹文曾帮助他回国。孙中山发动的第一次反清起义失败后，革命党人认为需要进行军事训练，爹文就提供他在Chaplain Lane的住所供他们使用。

1904年孙中山第五次赴檀香山，因为美国推行排华法案，被美国移民局拒绝入境。同年4月12日，爹文先生在移民官面前，为孙中山及其家人作证词，孙得以入境。移民官曾问及爹文的名字、职业，以及孙中山及其父母、兄弟的情况，并在后来的回忆中说：“我对他的第一印象是我送他回中国的时候——帮助他回到中国。鲍文先生是火奴鲁鲁的著名商人，那时和我一起资助他回到中国。他和他的长兄现在相处很好，那时不同意他信教……”⁽⁴⁾

1910年孙中山最后一次到檀香山的时候，爹文主持了欢迎孙中山的宴会，因为他同情孙中山的革命。辛亥革命爆发后，孙科也被爹文夫妇引见给当地政要，爹文还发动华侨捐款支持辛亥革命。⁽⁵⁾

一位研究者充分肯定了爹文支持孙中山的革命的意义。因为，作为一名基督徒所持的某些信念，常与作为革命家的行为信念有一种内在的紧张与冲突。“一个宗教家支持反对专制的暴力是一种进步的观点，只在最近才为教会所准允”，故爹文的支持对孙中山而言“一直是一个极大的个人安慰”⁽⁶⁾。

爹文后人的电子邮件牵扯出另一位与近代广东教育界关系密切的早期来华传教士哈巴安德（AndrewHapper，1818－1894），这倒是笔者未曾料及者。

哈巴安德是广东近代教育的奠基人之一，是美国长老会传教士，1844年在宾夕法尼亚医学院毕业，获医学博士称号，同年来华，先在澳门，后到广州等地传教、行医、办学。他在1849年出版的《天文问答》一书，介绍了万有引力、日蚀月蚀、风雨成因、彗星现象，是最早向中国介绍近代天文学知识的书籍之一，被研究者誉为普及科学知识的上乘读物。他还于1879年出版《北京访问记》，1880－1884年间主编《教务杂志》。嘉约翰来华后，哈巴安德不再行医，专门从事教育。1845年，他在澳门创办男子寄宿学校，后迁广州，该校于1856年停办。其间，他于1850年在广州开办男子日校、1853年开办女子日校和寄宿学塾，这是广州新式教育之始。1865年，他在广州同文馆担任英文教习。1887年，他创办广州格致书院，并回美国募集10万美元作为办学经费，该校后来发展成岭南大学。1891年，他因病返美，1894年去世。

哈巴安德去世时，孙中山尚未成名，但他们结识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其一，孙中山学医，哈巴安德是医学传教士，可能通过嘉约翰等认识。其二，孙中山已与哈巴安德的女婿、女儿建立起深交，两人也可能相见在爹文的家中。孙中山在广州、香港接受新学教育，也是受这些早期传教士的间接影响。不过，目前未见两人接触的有关材料。

从零星接触到的资料看，孙中山所藏的英文信，不少是有回信的。如能将有关往来信函同时结集出版，那么对于推动孙中山研究的史料整理，将是十分有益的事。

美国长老会传教士范约翰（J.M.W.Farnham）辛亥革命前后也和孙中山有通信联系。他是五口开埠后的早期来华传教士之一。1860年在上海办清心男塾，19世纪七八十年代在上海创办《圣画新报》、《月报》、《画图新报》等宗教性刊物。他还在最早的科学刊物《格致汇编》上发表过文章。1912年2月，他在上海给孙中山写信，建议他借外债、发行国债来筹得款项，并认为“尽量多筹借款额无疑是一项上策”⁽⁷⁾。

二、孙中山与美国记者奥尔、李亚、索克思

晚清的北京，外国在华新闻界，主要是英国的天下。莫里循的伦敦《泰晤士报》主宰了对中国问题的报道。这种局面直到1908年以后才结束。是年，《纽约先驱报》往北京派出专职驻华记者奥尔（J.K.Ohl）。

在孙中山英文藏档中，有奥尔在1912年2月14日、2月18日写给孙中山的两封信，收录在胡伯洲、胡波等所编书中。一封信是向孙中山要照片的，另一封在称赞孙中山让出总统位置的“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后指出：“乔治·华盛顿的最大贡献不在于他的军事贡献——也许应该说不仅仅在于他的军事贡献——而在于他作为制宪会议主席所施加的巨大影响。这是他对国家事务贡献的一个方面，除了宪法，其他地方都没有详细论述。”“照搬美国、法国或者瑞士的宪法，自然很容易。然而，很明显，要保证人民在政府将享受有最大限度的直接代表权，同时又不会影响人民的日常生活，就必须制定一部适合中国国情的宪法，怎样让人民直接控制政府和关注政府，因而给予政府充分的权力使之发挥应有的效力，这是需要一切听从您指挥的有识之士、爱国者和一切国务活动家去解决的问题。”他还建议孙中山不要放弃以前偏向旧政府的爱国者。⁽⁸⁾

从奥尔给孙中山的信来看，他们在新加坡见过面，孙送过照片给他，奥尔还把孙中山的照片寄回《纽约先驱报》，他还自称“我很荣幸有您做我的朋友”。这封信里大量论述了“宪法”、“直接代表权”等问题，若把这些论述与孙中山一生为“护法”而斗争不懈、辛苦构建《五权宪法》这些活动联系起来，很容易让人感觉出它对孙中山所具有的影响。不过，《端纳传》的作者认为，当端纳在南方为孙中山作宣传时，奥尔“堕入满清罗网，在《先驱报》上为他们呼吁”⁽⁹⁾。端纳传记中奥尔的形象，与这两封信透露出来的内容是不一致的。事实究竟如何，恐怕得考证这段时间《先驱报》所有来华报道才能更加清楚。

在孙中山晚年的革命生涯中，支持他的美国记者据说“只有三个”，而其中两位先后担任《远东时报》的主编，这就是李亚（George Bronson Rea）与索克思（Gorge E.Sokolsky）。⁽¹⁰⁾1912年3月1日，李亚致函孙中山，提出将《远东时报》作为其机关刊物。9月13日，李亚再次提出同一要求。1912年10月，孙中山成立铁路总公司，聘请李亚为顾问。李亚曾被孙中山派回欧、美寻求贷款。孙中山去世后，李亚发表文章说：“谁能胜任孙逸仙博士在中国的位置？很难想出某个领袖人物能在自己的个性中兼备使孙之所以成为孙并使他在中国历史上居于一个如此荣耀的位置的所有性格特征。目前在中国的战争是为了统一，为了重建统治权威，为修正中国与各国的国际关系，为商贸繁荣和交通发达。能使中国摆脱混乱的人在哪里呢？谁能领导中国得到其应得的尊重的地位？不管那人是谁，他将不得不遵循孙博士所制定的原则，他将不得不具备孙博士那种优秀的品质，他将不得不承续孙博士建立起来的忠实与诚挚的传统。”“我们同亿万中国人一道，哀悼痛失一个与其说是伟大的中国人不如说是一个杰出的世界公民。”⁽¹¹⁾

索克思继李亚之后担任《远东时报》主编。索克思是一个美籍犹太人。1893年出生在纽约，犹太知识界的种族观念对他影响颇深。进大学前他已读过无政府主义者的著作。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新闻学时，他就是学生激进分子。1918年3月，索克思来到中国。他先替天津《华北明星报》写稿，1919年到了上海。在华的英、美外交当局在很长时期都怀疑他是布尔什维克派到中国，在中国人中间制造事端的人。因和孙中山的密切来往，他一度被认为是孙中山的英文秘书。

索克思与孙中山的往来始于1919年。当时，他作为一个记者亲身经历了俄国革命。孙中山向他询问有关俄国革命的每一细节。俄国人的革命深深地触动了孙中山。关于孙与俄国的往来，索克思虽然自称知之甚少，但谈及1919年前后孙中山同俄国人的接触。孙中山“一度被莫斯科推选为中国工农苏维埃的荣誉主席。当经过伦敦转发的、以法文发出的电报宣布此项任命时，我正在他的房间里”，“1919年到1920年间，有一位卓越的俄国语言学家波波夫先生（Popoff）正在上海研究时事。波波夫懂中文、日文、朝文、蒙文，以及许多方言。他绝大多数时间花来读这些语种的报纸。我在场的时候，曾经见他数度晤见孙博士。但我没有听到有关政治的东西”。⁽¹²⁾

根据有关档案资料，波波夫正是最早来华的苏维埃使者。

那时，索克思常常往来于孙家。“那些日子里外国人很少，因为孙博士被绝大多数外国人视作一个已经失败了的人。”在这位记者的眼中，此时的孙中山更多的是一位哲人，而不是政治家或战士。他们在一起探讨的话题有哲学问题。当时，孙中山正着手著书立说。索克思就常同孙中山探讨《建国方略》、《孙文学说》中的哲学观，就知行学说展开争论。时值杜威来华，这常常又引起一场有关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的讨论。他们也谈论王阳明的哲学。后来，这位记者特意找到了一本王氏学说的英译本来攻读。(www.xing528.com)

索克思还促成了孙中山同五四时期学生们的联系。五四以后，孙中山认识到新知识界尤其是青年学生的力量。全国学联领袖也通过索克思向孙中山寻求经济上的支持。

索克思所回忆的与孙中山的往来，可以弥补相关中文文献的不足。

当时，索克思的活动引起了上海美国总领事的注意。他的亲孙和反日宣传曾经使在华美国官方很忧虑，觉得他的这些活动令美国政府感到尴尬。

1926年4月，即孙中山去世一周年期间，索克思发表《孙逸仙主义》一文。该报还加了如下的编者按：“《远东时报》对孙中山一直有极高的评价，它总是坚持认为在华外国人低估了他的重要性，他们面临的许多困难都来自于他们对他及其追随者的反对——这种反对在许多中国人当中引起憎恨和排外主义。值得注意的是孙博士去世后，他的人格差不多具有宗教性的意义。”⁽¹³⁾

三、孙中山与美国商人大来

辛亥革命前后，以前的相关研究认为美国传教士支持革命，但美国实业家怕革命损害他们的既得利益，对革命持强烈的否定态度。不可否认，美国商界不少人持革命会破坏生产和贸易的忧虑。但美国商人中也有不少支持新共和国的个案。如金融家戴德律在华盛顿组织通讯社，他的好朋友每天向数以千计的美国报刊发送支持孙中山的新闻；奥斯汀·布朗在美国国会议员中积极活动、大来要在美国发起全国性的承认中华民国运动等等。

笔者曾叙及一位同伍廷芳、孙中山关系密切的美国商人“罗伯特·多纳”，他同伍廷芳商议在美国发起全国性的承认中华民国运动，这事曾震动美国最高当局，在推动美国政府承认中华民国方面做了有益的工作⁽¹⁴⁾。但对于这位商人的生平材料语焉不详，这里略作补充。“罗伯特·多纳”即美国商人大来，在中国以木材、航运起家。在上海商界，1906年建立的大来公司可谓美国在华新兴商业崛起的典型。上海广州路上的大来大厦、浦东的大来码头、霞飞路上的大来公寓，成为该集团在中国的象征。罗伯特·大来在儿子和女婿们的支持下，控制着全世界最有力的私营航运公司。他的以美国共和党总统名字命名的“总统班船”在远东与美国之间往返。他获得控制了太平洋邮政的整个船队。大来还推动了中美之间的贸易往来。1910年他成功地组织了美国太平洋沿岸联合商会代表团访华，访问了近二十个城市，24名美国商人受到摄政王接见。《中国学生》杂志称赞说：“没有一个美国人比罗伯特·大来更受其名声所及的通商口岸的中国人的尊敬和信赖。在两年前他就抱着增进美国西海岸与中国之间的商业关系的目的，说服了中国条约口岸的商会向美国太平洋沿岸联合商会发出了邀请书，请他们派遣一个商人代表团赴华访问。”⁽¹⁵⁾

上海的美国商会设在大来大厦。大来的儿子曾任商会会长，他的公司亦长期担任商会理事会成员。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注释】

(1)邓丽兰：《临时大总统和他的支持者——孙中山英文藏档透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30－40页。

(2)http://sunyatsen.Hawaii.org/english/friends－supporters/friendsol.html.

(3)2001年8月17日Frank Damon致笔者电子邮件。

(4)“Sworn Testimony of Francis Williams Damon”，http://sunyatsen.Hawaii.org/english/visits/fifth/fifth15.html.

(5)《临时大总统和他的支持者——孙中山英文藏档透视》第37－40页。

(6)Allen F.Damon.“Financing Revolution：Sun Yat－sen and the Overthrow of the Ch＇ing Dynasty.”The Hawaiian Journal of History 25（1991）：161－186.

(7)胡伯洲、胡波等编译：《孙中山与海内外友人——孙中山家藏海内外友人书信选译》，1996年版，第53－54页。

(8)《奥尔致函》，《孙中山与海内外友人》，第58－63页。

(9)厄尔·泽勒：《端纳传》，新华出版社1993年版，第120－122页。

(10)关于孙中山、李亚的往来，参见（美）韦慕庭著、杨慎之译《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中山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邓丽兰著《临时大总统和他的支持者——孙中山英文藏档透视》。孙中山与索克思的往来，详见邓丽兰《孙中山和远东时报及其两位主编》（《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邓丽兰《斯人已逝，余音犹存——新发现的孙中山对两位美国记者的谈话》（《团结》1999年增刊）。索克思的生平，见Warren I Cohen：The Chinese Connection：Roger S.Greene，Thomas，W.Lamont，George E.Sokolosky and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New York，Columbia Univ.1978）.

(11)Sun Yat－sen，The Far Eastern Review，March，1925.

(12)Sunyatsennism，The Far Eastern Review，April1926.

(13)Sunyatsennism，The Far Eastern Review，April1926.

(14)《临时大总统和他的支持者——孙中山英文藏档透视》，第156－158页。

(15)虞和平、王杰译：《大来日记——1910年美国太平洋沿岸联合商会代表团访华记》，载《辛亥革命史丛刊》第九辑，中华书局199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