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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伟大先驱，虽然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在进行民主革命实践，没有机会作为执政者推行其经济现代化的思想，使这部分思想带有明显的理想色彩。但孙中山在其现代化的整体思想中，一直对经济现代化极感兴趣，对此做过许多深入的思考，从1894年《上李鸿章书》到其晚年的《建国方略》和《三民主义》，无不表现出孙中山对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创造激情。从主观愿望来说，孙中山不仅立志做一位敢于破坏旧秩序的革命家，更希望成为致力于创造新世界的建设者。他的国家建设思想虽然未能付诸实践，但仍是20世纪中国现代化历程中的一份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
孙中山经济现代化思想包含有十分广泛的内容，其中有不少思想与中国目前现代化建设实践中所面临的问题十分接近。如果我们以深圳经济特区的发展实践为例，就不难发现，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尽管风云变幻，人世沉浮，但中国经济现代化有一些主要问题仍是基本相同的。
首先，孙中山在分析近代中国国情时清醒地意识到，中国之所以落后挨打，根本的原因之一，就是在西方经历了近代商业革命和工业革命之后，在社会生产力方面大大超越了中国。因此，中国人要振兴中华，富国强兵，首要的任务就是学习西方，重视科学技术，全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孙中山说：“中国现在受条约的束缚，失了政治的主权，不但不能保护本国工业，反要保护外国工业。这是由于外国资本发达，机器进步，经济方面已经占了优胜。”(1)“中国的钱被外国赚去了，就是要受外国的经济压迫。追究所以受这种压迫的原因，还是由于工业不发达。”(2)孙中山在探求近代西方经济的成功之道时，首先强调了西方在重视科学技术，发展先进生产力方面的成功经验。他指出：“泰西之儒以格致为民生根本之务，舍此则无以兴物利民，由是孜孜然日以穷理致用为事。”孙中山在谈到现代科技所创造的巨大能量时，说：“格致之学明，则电风水火皆为我所用。以风动轮而代人工，以水冲机而省煤力，……至于火作气以运舟车，虽万马所不能及，风潮所不能当；电气传邮，顷刻万里，此其用为何如哉！”“推究他们发大财的原因，是由于机器多，制造的货物多，赚的钱也很多。有机器的人便越来越富，没有机器的人便一日比一日穷。”(3)“经此革命之后，世界已用机器以生产，而有机器者，其财力足以鞭笞天下，宰制四海矣。”(4)因此，孙中山极力主张学习欧美，发展近代工业，他说：“谋国者，可不讲求机器之用欤。”“我国倘能推而仿之，亦致富之一大经也”。(5)“欧美二洲之工业发达早于中国百年，今欲于甚短时期内追及之，须用其资本、用其机器。”“我们革命成功，民国统一之后，要建设一个新国家，一定是要开矿，设工厂，谋国家富足。”(6)“无论如何，必须用机器以辅助中国巨大之人工，以发达中国无限之富源也。”(7)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中国新一轮现代化飞跃，正是抓住了现代化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发展社会生产力，将其置于国家发展的首位。邓小平对中国国情的深刻理解和对社会主义的科学论述，与当年孙中山的经济建设思想有许多相通的基本原则。他的“发展是硬道理”、“三个有利于”的精辟思想，成为中国现代化迅猛腾飞的指南。深圳特区之所以叫经济特区，而不叫政治或文化特区，正是基于对中国国情的正确判断，基于对在经济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和根本任务的科学理解。深圳特区成立后，始终坚持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思想和江泽民关于坚持发展先进社会生产力的重要论述，把发展先进生产力放在特区建设的首要位置。21年来，深圳瞄准当今世界科学与产业发展的前沿，积极引进先进技术，大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实现了产业结构的超常规发展，由一个传统的农业地区，跳跃式成长为中国工业化的先进地区。2000年深圳的工业总产值达2517亿元，跃居全国大中城市第四位。深圳的三次产业结构已更新为1.1∶52.5∶46.4，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665亿元，也位居全国第四。不仅如此，90年代以来，深圳追踪世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前沿，迅速实现了产业结构的升级，形成了轻、新、高的产业结构特点，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走在全国的前列。2000年深圳的高新技术产品产值超过1000亿元，占工业总产值的42.3％，其中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产值占高新技术产品产值的50％。所占比例之高，为全国之冠。今年1－9月，深圳的高新技术产品产值又比去年同期增长23％，在全市外贸出口中的比重上升至29.8％。目前，深圳已进入“发展中的后期”，即工业化的高级阶段，具备了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主要条件。未来的10年，深圳将由经济现代化的初级阶段向中等发达的经济现代化迈进，有可能在2010年进入中国内地城市综合经济实力的前三强。可以说，深圳今天的辉煌首先应归功于现任中国决策者对发展先进生产力的高度重视和中国人创造先进生产力的聪明才智。深圳在发展先进生产力方面的巨大成功，在实现生产力跳跃进步方面的奇迹，使几乎所有到过深圳的外地人都感到震惊和振奋，孙中山早年一直渴望的经济奇迹，在今天的经济特区得到了更加完满的体现。
在思考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发展道路时，孙中山关注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打破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体制，建立适合现代先进生产力发展的经济制度和运作机制。孙中山早期就提出了“以农为经，以商为纬”的思想，主张用建农会、学西学、开博览会等近代理念和方法改造传统农业，发展新型农业。(8)孙中山希望在中国建立“人尽其才，地尽其利，货畅其流，物尽其用”的经济制度。其中，在谈到“货畅其流”时，他强调“西人之虎视寰区，凭凌中夏者，亦商为之也。是故商者，亦一国富强之所关也”。因此，“筹国富者，当以商务收其效也”。孙中山指出：古代重农工，近代更重商业，“要将货物输出别国，好谋利益，这是欧美各国大概一样的”(9)。“社会愈进步，工商愈发达”(10)。孙中山还主张对于个人投资近代民族工商业加以鼓励和保护。他说：“凡夫事物之可以委诸个人，或其较国家经营为宜者，应任个人为之，由国家奖励，而以法律保护之。今欲利便个人企业之发达于中国，则从来所行之自杀的税制应即废止，紊乱之货币立需改良，而各种官吏的障碍必当排去；尤须辅之以利便交通。”(11)孙中山多处论及政府要重商、保商，要打通关卡，开拓商路，消除阻碍商品流通的苛捐杂税，根除盘剥商贾的贪官污吏，使国政与商政并兴。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的“对内政策”中，孙中山主张各地政府要扶持工商业的发展，“本县资力不能发展兴办者，国家当加以协助”(12)。
由于20世纪初年，正值西方资本主义的各种制度弊端深刻暴露，贫富分化已益明显，社会矛盾空前剧烈的时期，西方社会内部要求革命和改革的呼声蓬勃高涨。社会主义作为医治资本主义痼疾的良药，国家积极干预经济与分配作为矫正市场自由经济的必要补充受到人们的普遍欢迎。西方各种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新思想和新政策方兴未艾，引起孙中山的极大兴趣。因此，在孙中山的经济发展思想里，对自由市场经济的推崇远不及对社会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的赞许。孙中山在其民生主义中反复强调了西方自由市场经济给社会造成的贫富不均和社会动荡，认为“一个国家之内，只有少数人有钱是假富，要多数人有钱才是真富。我们现在没有大富人，多数都是穷。要革命成功以后，不受英国、美国现在的毛病，多数人都有钱，把全国的财富分得很均匀，便要实现民生主义，把全国大矿业、大工业、大商业、大交通都由国家经营。国家办理那些大实业，发了财之后，所得的利益让全国人民都可以均分”(13)。目前中国的当务之急“一面图国家富强，一面当防资本家垄断之弊。此防弊之政策，无外社会主义”(14)。“中国今尚用手工生产，未入工业革命之第一步，比之欧美已临第二革命者有殊。故于中国两种革命必须同时并举，既废手工采机器，又统一而国有之”(15)。“中国实业开发应分两路进行，（一）个人企业，（二）国家经营是也”(16)。孙中山主张将土地、矿山、林木等资源收归国有，铁路、港口、运河、电力、通讯、钢铁等实业由国家来兴办和管理。对于经营国家实业，孙中山提出四项原则：“（一）必选最有利之途以吸引外资。（二）以应国民之所最需要。（三）必期抵抗之至少。（四）必择地位之适宜。”(17)孙中山到了晚年，对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理念更为注重。他明确提出要节制私人资本，发达国家资本。他认为：“彼司密亚丹派之经济学者，谓竞争为最有利益之主因，为有生气之经济组织；而近代之经济学者，则谓其为浪费，为损害之经济组织。然所可确证者，近代经济之趋势，适造成相反之方向，即以经济集中代自由竞争是也。”“大公司之出现，系经济进化之结果，非人力所能屈服。如欲救其弊，只有将一切大公司组织归诸通国人民公有之一法。故在吾之国际发展实业计划，拟将一概工业组成一极大公司，归诸中国人民公有。”(18)
回顾二战以后亚洲国家现代化的发展历程，大多数国家都出现了国家主导经济发展，政府参与经济活动的特征。这一方面归结于50－70年代席卷全球的社会主义浪潮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后发展国家在国际市场中是一个弱者和穷者，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明显处于不利地位，需要由政府集中各种经济资源形成竞争合力，同时，需要国家的政策保护，助其成长。亚洲在儒家、道家、佛教、伊斯兰教文化背景的长期影响下，也很难自发地生长出近代市场经济的制度环境，因此，由接受西学影响的开明政府来倡导并组织近代市场经济，便是极自然的事情。依赖市场和政府“两只手”的相互作用，成为亚洲国家经济成功的重要秘诀。
新中国建立之后，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由政府来操办各类经济活动，市场机制和个人企业的作用几乎降到微乎其微的地步，使中国始终未出现一个完整的近代市场经济的发育成长期。由市场利益驱动而产生的人的经济创造欲望始终处于被抑制的状态，事实证明，这对于调动人的积极性、创造性，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极为不利的。
深圳经济特区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经济现代化正寻求一种新的发展模式。从某种意义上说，深圳特区对中国现代化最大的贡献之一，就是探索了一条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的发展道路。在深圳，政府主导与市场调节的作用被有效地结合起来了，社会的大部分经济资源主要由市场来调配，个人和企业正在成为市场的经营主体和竞争主体，他们根据市场信号进行商务活动，政府已极少直接干预企业的经营活动和市场的行情波动。但为了防止市场的非理性因素，少数重要的社会资源仍掌握在政府手中，政府通过法律、政策、财政、税制和货币利率等手段，体现社会良心，保障社会公正，实现社会公平和保护弱势群体。同时，政府与市场共同对社会分配发挥影响，尽管社会成员的收入差距扩大了，但最低工资保障和强制性社会保险，使低收入阶层有了基本的生活保障。经过20年的探索，深圳正在形成一种新型的经济模式——既坚持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又能吸纳一些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手段。这与当年孙中山所企盼的既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力，又采纳社会主义的财富分配制度和社会公正体系，消除贫富悬殊，走人民共同富裕之路的愿望是殊途同归的。
近代以来，忧国之士在谈到中国经济现代化问题时，谁也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是，他们必须在学习西方、发展资本主义与民族自立、抵御列强掠夺之间不断地进行抉择，这也许是伴随发展中国家整个现代化进程的最困难的抉择之一。孙中山是近代中国学习西方最积极的倡导者之一，他熟练的英语水平和周游世界的生活经历，使其具有那个时代国人所难以企及的开阔眼界和西学知识。他百折不挠的爱国激情，又使他一生都抱有“欲恢扩宏图，勤求远略，仿行西法以筹自强”的发展思想。孙中山一直主张“要想实业发达，非用门户开放政策不可。——凡是我们应兴事业，我们无资本，即借外国资本；我们无人才，即用外国人才；我们方法不好，即用外国方法”(19)。同时，孙中山认为：后进国家通过向先进的发达国家学习来实现自身超越式发展，是现代化建设的一条捷径。孙中山说：“利用外资，利用外人，皆急求发达我国家之故，不得不然者”(20)。“欧美二洲之工业发达早于中国百年，今欲于甚短时期内追及之，须用其资本、用其机器。若外国资本不可得，至少亦须用其专门家、发明家，以为吾国制造机器”(21)。孙中山认为：“经济先进之国，以百数十年之心思劳力而始得之；经济后进之国，以借外资而立致之，遂成富国，如美国、英国是也。今欲谋富国足民，舍外资无他道也。”(22)
但是，近代资本主义扩张所具有的先进性与野蛮性，使孙中山一开始就对其抱着赞赏与批判、欢迎与抵制的双重态度。一方面他主张学习西方，用现代化的先进生产力与生产方式来改造中国经济；另一方面他认为西方经济也有其自身的弊端，也有不适合中国国情的地方，因此，西方的具体模式不能照搬。孙中山还认为中国人既要看到自身的落后与不足，要有振兴中华的责任感和紧迫感，但也不能妄自菲薄，失去自信与自尊，在中国固有的传统中仍有不少值得珍惜和继承的好东西，中国人应创造出自己的现代化发展道路。
在对外开放和发展先进生产力方面，孙中山是极力主张学习西方的；而面对近代列强掠夺瓜分中国的狂潮，孙中山并没有简单地提倡所谓“世界一体化”，反倒提醒人们注意列强鼓吹“一体化”背后的真实意图，告诫人们：任何开放的政策必须建立在有利于民族自立与自强的基础上，建立在平等公正自愿互利的国际经济关系之上，不要在“一体化”美丽的花环之下丧失民族经济自主发展的可能。孙中山说：“发展之权，操之在我则存，操之在人则亡。此后中国存亡之关键，则在此实业发展之一事也。”(23)“大凡一种思想，不能说是好不好，只看它是合我们用不合我们用。如果合我们用便是好，不合我们用便是不好；……世界上的国家，拿帝国主义把人征服了，要想保全他的特殊地位，做全世界的主人翁，便是提倡世界主义，要全世界都服从。”(24)这冷静的思维，使孙中山的经济现代化思想较当时一些年轻学子沉溺西学的主张显得更为成熟。
与近代上海以及香港的开埠通商所不同的是，20世纪末深圳开放与崛起的奇迹，完全是在中国人自主自立的大前提下实现的。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中国人真正做到了孙中山当年所企盼的利用外力发展自己的夙愿。外国资本以投资者的身份来到中国，他们在中国的商贸开发达到了自己发财、中国发展的互利双赢的经济效果；而不是像近代那样以掠夺者、控制者的姿态支配着中国的经济生活。读着孙中山当年的言词，回眸深圳经济特区21年来的发展，可以快慰他说，特区是孙中山等中国近代几代民族英杰现代化思想的最佳实践者。
在20世纪的晚期，邓小平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以超人的胆识和胸襟，主张敞开国门发展中国，广采世界上最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经济手段来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在“发展是硬道理”和“三个有利于”思想的指导下，经济特区在中国对外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先行先试和窗口、基地作用。外国的先进技术、先进管理和市场运作模式首先从这里进入中国。从80年代开始，深圳就成为中国连接国际市场的主要门户，外商投资的热土。1980－2000年，深圳实际利用外资的年均增长达到28.5％，到目前为止，深圳经济特区累计实际利用外资已达255亿美元。世界68个国家和地区的客商来深圳投资，500强企业中有70余家落户深圳，全市累计批准外商投资项目25000多个，外商投资企业超过11000家，有200余万人在外商投资企业中就业。在外商直接投资项目中，投资总额在3000万美元以上的项目140多个，投资的主要行业包括电子、食品、服装、医药、机械制造等。外商投资带动了深圳的外贸进出口。2000年深圳的外贸进出口额为639亿美元，连续8年居内地大中城市首位，约占全国外贸进出口的13.6％。现在，每天有3.2万余辆大货柜车出入深圳口岸往返香港，深圳港口每天发出货柜超过13万个。深圳超过70％的出口货物进入了香港、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地区市场，深圳经济的对外依存度超过300％，已成为中国内地开放型经济最发达的城市之一。在20年左右的时间里，深圳由一个过去封闭落后的农业县，发展成为初步繁荣发达、具有相当国际化程度的花园式加工贸易区，这不仅在中国现代历史中没有先例，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也是极其罕见的。
国际化一直是推动深圳实现超高速发展的最主要动力。在外资和内地投资的拉动下，深圳用了15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完成由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转变，1980－1995年深圳工业年均递增超过45％，1995年，第一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降至1.6％，第二产业升至52.4％。
近些年，台湾、日本的信息产业迅速向中国内地转移，深圳得风气之先，在较短时间内形成了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主导的高新技术产业群，成为内地产业升级最为快捷、高新技术最为发达的城市之一。深圳也是中国内地最大的信息技术产品生产出口基地，机电产品已占深圳出口总额的62％。如果说目前的中国每年吸收400亿美元的境外投资，正在成为“世界工厂”的话，那么，深圳每年吸收30亿美元的外资，输出价值350亿美元货物，正在成为世界信息技术产品的重要加工出口基地。深圳的服务贸易也发展迅速，每年有10余个国际性的展览和会议在深圳举行。每年一次的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是深圳最重大的国际展览交易活动，今年的“高交会”吸引了数十个国家和地区的客商参展，交易额达104亿美元。2000年深圳被评为国际花园城市，市区绿化覆盖享达45％。全市现有6家五星级、7家四星级酒店，7个国际标准高尔夫球场。2000年深圳口岸出入境人数达1.1亿人次，居中国内地各城市之首，接待的国际游客达397万人，旅游的外汇收入达14亿美元，位居全国第四。2000年深圳还完成对外承包工程、劳务合作项目1000项，营业额突破1亿美元。所有这些证明，从孙中山到邓小平，他们所倡导的通过对外开放来推进民族经济发展进步的思想，指明了发展中国家成功建设现代经济的必由之路。
要在一个有12亿人口的大国进行现代化建设可以说是世界级的难题，要完成这一历史使命需要几代乃至十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孙中山在他30年的革命生涯中，倾其全力探索救国之真谛，以武装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创立了民族、民权、民生的民主革命思想，为中国的现代化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但是，一个世纪前，中国处于生死存亡的最险恶最黑暗的境域中，振兴中华的使命最紧迫也最困难，谁也无法在他那个时代把中国的现代化引上健康发展之路，这是中国的悲剧，也是那个时代的悲剧。
时过境迁，在中国人步入21世纪的时候，那种国运衰竭的沉重历史压抑感终于释怀，在邓小平、江泽民等中国共产党第二代、第三代领导人的英明领导下，中国人民终于找到了自信、自豪的感觉。几乎所有到过深圳经济特区的人，都会被这个城市的年轻、美貌、朝气、活力和对未来的自信所感染，它成为中国现代化迅猛发展的一个缩影和象征。深圳并非世上最美最现代化的城市，但却是世上现代化步伐迈得最快、最富有创造精神的城市之一，孙中山当年的许多理想正在这座城市变为现实。深圳走的道路与当年孙中山勾画的具体蓝图有很大的差异，但两者所追求的现代化精神和民族振兴目标是一脉相承、一以贯之的。孙中山没有完成他的现代化伟业，但他开创了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新时代；深圳也没有完结它的现代化进程，但它象征中国正走在一条充满光明的大道上。一个世纪过去了，从孙中山到江泽民，从翠亨村到深圳，中国的现代化在艰难的跋涉中正完成着从黑暗到光明、从苦难到欢愉的大跨越，这是今天中国人缅怀孙中山伟业时最感宽慰的。
（作者单位：深圳市社会科学院）
【注释】
(1)《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75页。
(2)《孙中山选集》，第871页。(www.xing528.com)
(3)《孙中山选集》，第894页。
(4)《孙中山选集》，第138页。
(5)《孙中山选集》，第5页。
(6)《孙中山选集》，第894页。
(7)《孙中山选集》，第348页。
(8)《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5页。
(9)《孙中山选集》，第84页。
(10)《孙中山选集》，第128页。
(11)《孙中山选集》，第217－218页。
(12)《孙中山选集》，第596页。
(13)《孙中山选集》，第895页。
(14)《孙中山选集》，第98页。
(15)《孙中山选集》，第214页。
(16)《孙中山选集》，第217页。
(17)《孙中山选集》，第218页。
(18)《孙中山选集》，第368页。
(19)《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532－533页。
(20)《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81页。
(21)《孙中山选集》，第348页。
(22)《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122页。
(23)《孙中山选集》，第212页。
(24)《孙中山选集》，第6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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