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实践与中国社会发展

孙中山的统一思想实践与新世纪之祖国统一——兼论中共的对台统一方策

周兴睴

伟大的爱国者孙中山始终关心祖国的统一问题。辛亥革命时期，他“担心中国被分割”⁽¹⁾，指出“今日最要之事，乃各省当统一是也”⁽²⁾。辛亥革命后国家陷于四分五裂，孙中山“以统一中国为职志”⁽³⁾，将之视为完成辛亥革命未竟事业，及继续进行爱国革命斗争的主要任务。他的国家统一思想实践具有丰富内涵，给后人留下了一份珍贵的政治遗产，对我们今天统一祖国的斗争仍有指导意义。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与发展了孙中山的统一思想实践，为解决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国家的完全统一和中华民族的全面振兴，长期努力进行着艰苦卓绝的奋斗。

一、统一与否实关系到中国的存亡

孙中山在论及中国统一的重要性时曾强调：“统一与否实关中国存亡”⁽⁴⁾。他在毕生孜孜探索与谋求祖国统一的过程中，始终认为祖国必须统一，也一定能够统一。其关于国家统一的思想主要有以下几项内容：

首先，孙中山将解决国家完全统一的问题，同革命救国与振兴中华的斗争联在一起，强调祖国必须实现统一。他认为只有彻底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才能再造共和基础和重新统一祖国，只有国家统一与长治久安，才能全面振兴中华，致祖国于富强。孙中山强调再造一个统一的共和民国，是继续进行革命救国斗争的目标之一。他指出，“自袁氏专政以来，满清官僚复活，共和民政一切荡然……弟为是誓起义师申讨此贼，以企重造共和”⁽⁵⁾；“最近六年护法之举，战争迭起，牺牲甚多，其目的实为统一”⁽⁶⁾。他重申眼下的民国已名存实亡，救国“革命是以造成一个真的中华民国为目的”，“要统一中国”⁽⁷⁾。孙中山认为封建军阀的横行与帝国主义的捣乱，是中国长期分裂而不能统一的根本原因。他指出，“帝国主义者本着‘分而治之’的原则，豢养中国军阀，嗾使他们互相混战，各系军阀也只有依靠帝国主义才能生存”⁽⁸⁾，所以“中国迭起纷乱、统一不能实现之根本原因”，“就在军阀和那援助军阀的帝国（主义）”⁽⁹⁾。因此，他强调要实现国家的统一和长治久安，“第一点就要打破军阀，第二点就要打破援助军阀的帝国”⁽¹⁰⁾。中山认定国家的统一能促使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各项事业的发展与繁荣，从而有利于建设富强国家。他指出只有国家“统一成，而后一切兴革乃有可言”，国内的政治障碍一除，就能使“国民意志与以自由发舒，而不为强力所蔽障”，这有利于人民积极性的发挥、民族凝聚力的增强和国家政治的稳定”；他还指出，只有国家统一后，“财政、实业、教育诸端，始获次第为理”，全国资源的开发、农工商业的振兴和文教事业的发展等才成为可能，中国物产丰富、人口众多的优势才能发挥出来。⁽¹¹⁾这样，我国就能建成一个统一、富强的新国家。显然，孙中山强调国家的统一，是进行近代化建设的前提和必要条件，欲振中华就必须实现与维护国家的统一。

其次，孙中山将国家能否统一同全国人民的福祸利害联系起来，认为祖国一定要统一。他清楚地看到分裂战乱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与痛苦，并对此寄予深切的同情。他指出：民国十余年来“南北纷争，兵灾迭见，市廛骚扰，闾阎为圩，盗匪乘隙，纵横靡忌，百业凋残，老弱转徙，人民颠连困苦之情状，悚目恫心”⁽¹²⁾；他还谈到湖南、陕西、广东等省的战乱，使各地生灵涂炭、商旅裹足、民不聊生，“言念及此，殊属痛心”⁽¹³⁾！孙中山从爱国拯民出发，认识到统一是民心所向。他指出，“中国人民对连续不断的纷争和内战早已厌倦，并深恶痛绝，他们坚决要求停止这些纷争，使中国成为一个统一、完整的国家”⁽¹⁴⁾；“统一是中国全体国民的希望”⁽¹⁵⁾，我们“应竭诚应其要求”，使“分离之民国……归于统一”⁽¹⁶⁾。孙中山深知，全国统一是国利民福的依托及中华民族之根本利益所在。他多次指出，“今日虽已共和，尚未大定，欲其大定，必须统一”⁽¹⁷⁾，“我辈热衷于统一中国……民国之幸福，以统一为主”；并强调“目前之中国，为进步中之邦家，随而其前途一旦统一，必能渐次放大光明”⁽¹⁸⁾，中国“能够统一，全国人民便享福，不能统一便要受害”⁽¹⁹⁾。这完全代表和反映了全体国民的心愿。

再次，孙中山从祖国的历史实际出发，说明国家统一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坚信祖国一定能统一。他在追溯我国统一的发展史时多次指出：中国“为地球上最老之文明国……国土统一已数千年矣，中间虽有离析分崩之变，然为时不久复合为一”⁽²⁰⁾，“由此便知中国的各省在历史上向来都是统一的，不是分裂的……而且统一之时就是治的，不统一之时就是乱的”⁽²¹⁾。他认为中国所以能克服历史上短暂的分裂而走向更广范围的统一，是因为“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这一点已牢牢地印在我国的历史意识中，正是这种意识使我们能作为一个国家而被保存下来”⁽²²⁾。孙中山还针对现实反复强调：“中国原来既是统一的，便不应该把各省再来分开。中国眼前一时不能统一是暂时的现象，是由于武人的割据，这种割据，我们要铲除它”⁽²³⁾。他坚信“中国当成为统一、独立与兴盛之国家，确系将来必然之事实”⁽²⁴⁾，“再经过十年或五十年当成浑然统一之状态，如斯天下统一之中国，随社会之进步……当能成一大文明国”⁽²⁵⁾。在孙中山看来，中国统一的历史发展潮流不可阻挡，那些搞分裂国家的军阀官僚最终必被这潮流所淘汰。

复次，孙中山认为中国的统一是要实现民主统一、共和统一和全面统一。他在论及中国统一的性质时指出，“民国开创以来，武人因袭数千年之帝王思想……相吞并，相长雄”，弄得国家四分五裂，“统一固不得不谓非吾国现在最切要事”，⁽²⁶⁾“南北之间的战争，不是中国不同派别的战争，而是一场全国性的军阀主义与民主的斗争”⁽²⁷⁾；我们“渴望统一，然所望者巩固共和、崇尚法制之统一，而非武力压制之统一”⁽²⁸⁾，中国需要的是“民主统一，共和统一……万不可有帝王统一、专制统一之活剧演出也”⁽²⁹⁾。孙中山始终以“尽扫专制之流毒，确定共和”为己任⁽³⁰⁾，强调“救国，文之本怀”，“共和国体若危，文视之为唯一之生命，必尽其所能以拥护之”⁽³¹⁾；并认定“吾国必须统一，唯以民治为统一方法，然后可期永久”⁽³²⁾。孙中山提出中国的统一，应完全做到“民族之统一”、“领土之统一”、“军政之统一”、“内治之统一”、“财政之统一”，并认为其中“合满、汉、蒙、回、藏诸地为一国”的民族统一，及各省“行动既一，决无歧趋，枢机成于中央”的领土统一两者，⁽³³⁾与整个国家的独立和统一有着直接的联系。

最后，孙中山在探索国家统一方式时，用武力改造民国的北伐统一思想与解决时局不宜轻用兵力的和平统一思想，两者兼有之。一方面，孙中山从辛亥革命失败后的国情出发认识到：国家之所以“分裂，干戈相见，糜烂不堪”，是因为“对于旧国家的破坏事业，还未成功”，⁽³⁴⁾清朝的武人官僚尚在作祟捣乱，故要消除内乱和实现统一，就必须继续“肃清专制政府之残党……完全讨灭清朝”⁽³⁵⁾。基于此，他以北伐武力统一全国的思想十分执著。在民国成立后的十多年间，孙反复强调“统一中国非出兵北伐不为功”⁽³⁶⁾，“欲统一中国之现状，势不能不借武力，武力统一乃我辈所热心者也”⁽³⁷⁾，我们“最终的高于一切的目的，是举行北伐，统一全中国”⁽³⁸⁾。由此可见，用北伐武力扫除北洋军阀政府以再奠共和基础和重新统一祖国，是孙中山的一个重要统一思想。另一方面，孙又从俯顺舆情及免生灵涂炭出发，多次表示“愿尽力于和平统一之事”⁽³⁹⁾，认为“解决时局以不用兵力为最宜”⁽⁴⁰⁾；并指出，“予素来主张中国南北和平统一”⁽⁴¹⁾，“余之政策在于各种和平方法统一国家”⁽⁴²⁾，“对于北廷仍主张以和平促进统一”⁽⁴³⁾。可见，和平统一祖国也是孙中山的一贯主张。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最后——逝世前更倾向于看重并致力和平统一。

总之，孙中山通过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与现实国情的思考，从历史潮流发展的趋势和救国拯民、振兴华夏的现实需要出发，来认识并说明中国统一的必然性、必要性和重要性，并进而探索了祖国统一的实质内容和两种途径。他的国家统一思想，是其爱国革命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思想具有博大精深的丰富内涵，其核心就是：将统一问题与中国存亡、民族兴衰及人民福祸联在一起，强调祖国一定要而且能统一，“为中国的统一强大而奋斗”，“使中国成为一个统一完整的国家”，是我们应“尽力完成的……艰巨的历史使命”。⁽⁴⁴⁾

二、谋求统一有武力与和平两条路

孙中山后半生的主要革命活动，是为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而奔走呼号。他认为谋求中国“统一的方法，有舆论和武力两种”⁽⁴⁵⁾。前者是用文治感化来谋统一，就是要靠宣传赢得民心；后者是用兵力征服各省和铲除军阀官僚政客，造成国家统一。由于“世事变化不定”，统一的办法，“没有一定的公式可以遵循”，“总要随机应变”地依据时局条件来择定。⁽⁴⁶⁾他在谋求祖国统一的实践中，曾先后进行过四次北伐，同时又提出过一些和平统一方案，这其中有些得到中共的支持。武力统一与和平统一办法交替使用，愈挫愈奋，认定一个目标往前奋斗。这就是孙中山在统一祖国的征途上所走过的曲折道路。

1912年，孙中山在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任上开始了其统一祖国的实践。南京临时政府与北京清政府，当时形成南北对峙局面。他在如何尽快推倒清廷、以共和制统一全国的问题上，取北伐与和议两法兼用之。一方面，他强调“北伐之举，有进无退……临时政府所以枕戈不逞者，方在破虏一事”⁽⁴⁷⁾，拟分兵六路出师北伐，并在江淮、湖北等地的战斗中取得一些胜利。这表明南京临时政府决心以民军北伐来推倒清廷，进而统一全国。另一方面，孙中山又同时有条件地支持南北议和，其条件是完全推翻清王朝和结束封建帝制，力图以和平手段收革命之功。为达此目的，他在议和过程中严正指出“民国之愿让步，为共和非为袁也”⁽⁴⁸⁾，同袁世凯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最后用北伐促成了和议。2月12日，清帝溥仪宣布退位，袁同日宣告“共和为最良国体”，“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⁴⁹⁾次日，孙中山向参议院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并举袁以代。至此南北实现了和平的统一。在当时“非立使清帝退位，宣布共和”则无法消弭“内忧外患”的客观形势下，⁽⁵⁰⁾南北和议告成既可使共和制度尽快取代封建帝制，实现民主共和的统一，又可避免生灵涂炭和伤民国元气，有利于建设新国家。

辛亥革命失败后，袁世凯帝制自为的倒行逆施，导致了军阀割据局面和南北战祸连年。在此情势下，孙中山以护法和重新革命相号召，三次南下广州建立革命政府，再为统一祖国而交替进行武力的与和平的长期艰苦斗争。这期间，他强调以北伐武力铲除“割据在长江沿岸及长江以北”的军阀与政客，乃是“继续第一革命……将专制政府之残党肃清”⁽⁵¹⁾，以毕辛亥革命未竟之功。为此，孙又先后三次举兵北伐，以期武力定鼎中原，用革命方法统一全国。同期他还提出过一些和平统一方案，并将有的付诸实际行动。这表明，孙中山在坚持用武力扫荡军阀、武人、政客，实行北伐统一之时，也不放弃和平统一的计划，并只要有一线和平希望，就努力去争取其实现。

1917年秋冬，孙中山进行了反对冯国璋、段祺瑞北洋政府的护法军北伐。当时他指出：广州军政府讨灭北京伪政府，“争回真共和……须有两大伟力：其一为陆军，其二为海军”，⁽⁵²⁾望“西南义师一致讨贼，誓与民国共存亡”⁽⁵³⁾。在孙的感召下，永州镇守使刘建藩及驻衡阳湘军旅长林修梅，于9月中旬宣布湖南“自主”，旋于10月6日成立以程潜为司令官的湖南护法军总司令部，揭开了护法战争的序幕。孙中山认为“衡永首义，万方警省，既开天下之先，已褫奸人之魄，会师武汉，直在指顾”⁽⁵⁴⁾，因而勉励湘军将领林德轩“率部北伐……以树大勋”⁽⁵⁵⁾，并“电陆荣廷、唐继尧火速出大军会师武汉”⁽⁵⁶⁾，他还要在粤的滇军将士进行北伐，以“排除障碍，统一全国”⁽⁵⁷⁾。在孙的护法旗帜下，川、鄂、陕、浙、皖、鲁、闽、豫等省的护法军，先后树旗“纵横于大江南北，如火如荼，一日千里，皆以拥护军政（府）为名”⁽⁵⁸⁾；当时的讨贼军事行动造成了一定声势。为保证各省护法军北伐的胜利进行，孙中山计划组成左、中、右三路军，由两广、滇黔、福建“分路进击，作战步骤分为两期”：“先克武昌，次定南京，击攘敌军长江一带之势力，再图直捣北京”⁽⁵⁹⁾。同时，他连电海外党人邓泽如等，告以此次出兵“饷项之需尤为浩大，希即从速筹汇以助进行”⁽⁶⁰⁾；并决定由军政府发行公债券5000万元，以“供给军需”⁽⁶¹⁾。在护法战争进行的过程中，孙中山多次呼吁统一川、滇、黔军事权，以实行各省护法军联合讨贼。由于桂滇军阀陆荣廷、唐继尧对北伐进行牵制和拆台，加上各地的护法力量又未能组成统一的北伐劲旅，孙中山的这次北伐滞碍难行，最后被滇桂军阀所断送。

护法军北伐失败后，孙中山初步看出，南北军阀“如一丘之貉”⁽⁶²⁾，西南之武力不足恃，转而考虑和平统一祖国的问题。他于1918年10月与岑春煊等通电指出：“战祸之不可再延，和平之亟待恢复，各方具有同情”，南北双方应“实行罢兵之举”，“以求和平之根本解决为救国唯一之方针”，以免中国“内讧之速亡”。⁽⁶³⁾

1921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组建中华民国政府、出任（非常）大总统后，把先统一两广然后出师讨伐依附军阀的徐世昌政府作为中心工作。为此，粤军于7月出师讨伐广西陆荣廷部，仅用两个月就消灭了桂系主力，使两广成为北伐的基地。早在灭桂前的8月10日，广州非常国会就请孙总统“宣布徐世昌罪状，明令出师讨伐，以谋国家统一”⁽⁶⁴⁾。两广统一后，孙中山认为“今桂孽已靖，正西南一致北定中原之时”⁽⁶⁵⁾，于是他于10月8日向国会提出北伐案，15日出巡广西，12月初设北伐大本营于桂林。此间，他在桂对粤、滇、赣、黔各军进行政训编练后，委派许崇智、李烈钧、李福林、朱培德、彭程万、谷正伦分任各军总司令，决定次年春大举北伐。1922年2月27日，北伐军三万余人在桂林举行誓师大会后相继开拔，李烈钧率滇、黔、赣军为第一路，进攻赣南和鄂东，许崇智率粤军为第二路，“取道长岳，会师武汉”，以期随后“直抵幽燕……誓达统一之目的”。⁽⁶⁶⁾当此次北伐遭到广州政府陆军部长、粤军总司令陈炯明的干扰与破坏后，孙中山又改道江西北伐。于是，北伐军主力经梧州分三路赴韶关集结，并于5月11日开始向赣南发起攻击。该月底，北伐各军连克大余、信丰、南康等地，6月上旬占赣州后进入第二期作战，准备攻打赣中重镇吉安。就在这期间，陈炯明令叶举部于6月16日发动广州叛乱，炮击总统府。孙中山在陈军叛变后避登永丰舰指挥海军平叛，同时急令北伐军回师广州戡乱。他这次的北伐统一因陈军叛乱而功亏一篑。

1922年秋冬至次年夏秋间，国内各派要求和平统一的声浪喧嚣一时。时在上海的孙中山也提出了和平统一主张，认为“化兵为工之策，为今时救国不二法门”⁽⁶⁷⁾，“要统一中国就要裁兵，裁了兵就没有军阀，那时才能以和平手段来统一”⁽⁶⁸⁾。为此，他在行动上或公开宣言，或与直、奉、皖及西南四派函电交驰，反复说明“国事纷纭，民生涂炭，弭兵之望，中外同心”⁽⁶⁹⁾，只要各派系能开诚布公，“皆以守法奉公引为天职，则统一之实不难立见”⁽⁷⁰⁾；他特派徐绍桢“与各方接洽统一事宜……俾和平统一之业早日告成”⁽⁷¹⁾；他还表明当躬亲出席何东发起的南北各方领袖“联席会议”，以共“谋所以解决国是之方”⁽⁷²⁾。可见，敦促各派系军阀实行“化兵为工”之策，以促成国家和平统一，是孙中山和平统一祖国的实践活动之一，由于军阀们的阻挠破坏，他的这项工作未取得应有的成效。

孙中山1923年第三次建政广州后，在讨灭沈鸿英、击溃陈炯明的军事斗争中，发现粤乱与直系军阀有关。因此他决计“一俟粤乱稍定……即当亲率各军分出湘赣，联合各省大举北伐”⁽⁷³⁾，以铲除曹锟、吴佩孚的北廷。1924年9月3日，江浙战争爆发并由此而引发了第二次直奉大战。孙当时认定“今举国皆反对直系军阀，为解决国是最好机会”，极宜“顺从民意，躬率大军……而向中原”，⁽⁷⁴⁾乃决定进行韶关北伐，“分兵攻湘赣”：攻赣之师与浙沪联军会师金陵后，击楫渡江北上，直捣贼巢；攻湘之师与川滇黔联军会师武汉后，北上破敌。⁽⁷⁵⁾13日，他亲督各师旅至韶关，设北伐大本营于南华寺，委谭延为北伐总司令，并派胡汉民留守广州代行帅职。中共党员谭平山等随即率广东工农团军赴韶关整训待命。这期间，孙中山强调此次“北伐目的在统一全国”⁽⁷⁶⁾，并在18日发布的《北伐宣言》中郑重宣告：“国民革命之目的，在造成独立自由之国家”，“此战之目的，不仅在推倒军阀，尤在推倒军阀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⁷⁷⁾由此可见，首次国共合作实现后的这次韶关北伐，是一场反帝反封建宗旨明确、有工农民众支持参加、旨在统一祖国的革命战争。

9月20日，北伐各军在韶关誓师后分两路北进，第一路北伐军攻赣先遣队总指挥樊钟秀部首先挺进赣南，仅一个多月就打到江西中部的吉安附近；第二路北伐攻鄂军程潜部，也进至湘南的汝城一带待命。就在北伐进行中的10月23日，素与孙中山有联络的直系爱国将领冯玉祥、胡景翼等发动北京政变，以武力推倒了曹锟、吴佩孚的直系政府，并电请孙入京主持国是；粤皖奉反直三角同盟的段祺瑞、张作霖，也望孙能北上。孙中山看到“这回曹、吴的武力统一被国民军推翻了……到了讲和平统一的机会”⁽⁷⁸⁾，乃决定采取和平统一全国的重大行动，北上入京谋求祖国的和平统一。当时，他完全接纳一年前中共提出的召集国民会议以解决国是之政治主张，坚信“召集国民会议，为解决目前中国问题之唯一办法”⁽⁷⁹⁾；并本斯旨于11月10日发表了《北上宣言》，郑重宣布“对于时局，主张召集国民会议，以谋中国之统一与建设”，而在国民会议召集之前，应先召集一个有全国九团体代表与会的预备会议，以“决定国民会议之基础条件，及召集日期、选举方法等事”，在“国民会议实现后，本党将以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所列之政纲，提出国民会议，以期国民彻底地明了与赞助”。⁽⁸⁰⁾三天后，孙等一行人离粤北上。他沿途反复强调：“国民会议之主要任务，惟在谋国家之统一与重新建设”⁽⁸¹⁾，“余当调和各方，使国家得和平统一，以慰国民之望”⁽⁸²⁾。同时他又派出宣传员分赴各省进行宣讲活动。在中国共产党人和全国民众的支持下，孙中山始终坚持“中国的政治要由国民会议和民意来决定，在不牺牲主义的条件下……促进统一”⁽⁸³⁾；他痛诋段祺瑞主张的善后会议，是“善军阀官僚之后，非善民国之后”⁽⁸⁴⁾，并同段的倒行逆施进行了有原则性的坚决斗争。由于段祺瑞等军阀势力的抵制与破坏，孙中山以国民会议谋求祖国和平统一的事业没能及身而成。

由上述可知，孙中山“把重新统一中国看成是头等大事”⁽⁸⁵⁾，统一实践构成其革命救国活动的核心内容。他在谋求国家统一的斗争过程中，一方面认定能“勇敢而北伐，则统一中国无难”⁽⁸⁶⁾，因而先后几次力图用北伐武力讨灭帝国主义爪牙的北洋军阀专制，重造一个统一的共和民国。这无疑是一种合乎近代中国国情的选择。可惜由于缺乏军事实力，他的北伐皆未能成功。另方面，他又认为和平统一可免生灵涂炭与不伤国家元气，曾为此多方与各军事实力派相周旋，从不轻易放弃任何和平统一的机遇，这种选择虽然有不切实际的理想成分，但却反映出他对民心民力的高度重视，力图利用当时的民气来达统一目的。我们从孙中山谋求祖国统一的经验教训中，可以看到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固然要讲求斗争策略和方式，但最重要的是必具真正实力和深得民心。

三、孙中山的统一事业后继有人

孙中山的国家统一思想与实践，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共同利益和要求，是其遗给后人的珍贵遗产之一。“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先生开创的革命事业的忠实继承者”⁽⁸⁷⁾，他们“为结束祖国大陆同台湾分离的局面，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⁸⁸⁾，进行着长期的努力奋斗，并在这一过程中继承、丰富和发展了孙的统一思想实践。其表现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中国共产党人同孙中山一样，始终关注台湾的命运及其与祖国大陆的统一问题。孙中山在进行救国拯民革命的过程中，一直情系当时还被日寇霸占的我国台湾，曾几次涉足台湾，期望它早日回归祖国怀抱。1897年9月，孙派兴中会骨干陈少白到台湾活动，试图“把那里的中国人联络起来”⁽⁸⁹⁾；1900年9月28日，他化名吴仲首次由日本抵达台北，并设机关于新起町（长沙街），以台湾作为当时惠州起义的接应站，拟等义师“占领沿海一带地方……即由台湾设法潜渡内地”⁽⁹⁰⁾大举进取。1912年5月，孙中山支持同盟会员罗福星赴台湾组织光复起义，并“鼓励他说：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要决心收复”⁽⁹¹⁾。1913年8月5日，孙化名汪国权，由福建马尾乘抚顺丸轮抵基隆，旋转赴日本神户；1918年6月1日，他与戴季陶等由汕头乘船抵台北，拟借机向同胞“宣传主义，唤起民族意识，鼓吹爱国精神”⁽⁹²⁾，后因台湾官宪阻止其见民众，这一计划落空。1925年2月11日，孙在重病中仍惦记着台湾同胞，他对戴季陶说：主张“日本须放弃日本与中国所缔结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并要求其允许台湾民族“实现最少限度的自治”及与苏联直接接触。⁽⁹³⁾由上可知，孙中山在其革命的各个时期，始终都将台湾同胞的命运与祖国人民的命运联在一起，十分关注台湾回归祖国怀胞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和弘扬了孙中山热爱台湾、关注台胞命运的爱国革命精神。他们始终认定“台湾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台湾的同胞从来就是中国人民不可分离的一部分”。⁽⁹⁴⁾正是基于此，国共两党在领导中国人民打败日寇后，于1945年10月25日使台湾重新回到了祖国怀抱。1949年12月，国民党政府率其残余势力溃守台湾后，在美帝国主义的卵翼支持下，又人为地使台湾与大陆的新中国分离开。面对这种情况，几代中国共产党人都一直坚持“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⁹⁵⁾，坚信台湾回归祖国与完成统一大业，是海内外炎黄子孙的共同心愿，并把它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使命”；“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为解决台湾与祖国大陆的统一问题，进行了不懈努力”，她一再号召全体中华儿女“在热爱祖国、振兴中华这个大目标上……携起手来，共同完成民族复兴的伟大历史使命”。⁽⁹⁶⁾

其次，中国共产党人承袭与坚持了孙中山关于统一是中国内政问题的原则立场，并同孙一样坚信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真正力量是人民大众。孙中山强调“中国……统一是内政问题”，“共管中国之说，是外国人做梦！”⁽⁹⁷⁾他要求“所有列强都应学习苏俄的样子，将主权归还中国”⁽⁹⁸⁾。他坚信完成国家统一“要靠我们国民自己”，中国人民“在辛亥革命已经推翻了满清，最近又推翻了吴佩孚的军阀，更进一步，以后中国人民当然有能力来解决全国一切大事”。⁽⁹⁹⁾由此可见，孙中山是维护国家主权、谋求中华全民族统一的民族英雄。

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了孙的上述原则立场和思想主张。毛泽东曾严正声明：“将台澎金马整个地收复回来，完成祖国的统一……这是中国的内政，外人无权过问，联合国也无权过问”⁽¹⁰⁰⁾；周恩来更多次郑重宣布：“台湾回到祖国的问题，不论采取什么方式，都只能而且完全可以由我们中国人自己处理，决不容外国干涉”⁽¹⁰¹⁾。这是中共几代领导人对台湾问题的一贯严正立场。在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人坚决相信：“我们久经忧患的伟大民族，一定能够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¹⁰²⁾。他们多次表示：“祖国统一问题，我们寄希望于台湾当局，寄希望于台湾人民”，“同时也希望世界各地的中华同胞帮助推动”。⁽¹⁰³⁾他们再三强调：“祖国统一的问题，应当由两岸中国人民自己解决”，只要全体中国人“携手共进”，就一定能尽快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和民族的全面振兴”。⁽¹⁰⁴⁾这些表明：中国共产党完全以全民族的根本利益为依归，是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代表者。

再次，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和发扬了孙中山关于用革命武力扫除反动军阀官僚等统一障碍，进而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革命战斗精神。如前文所述，孙中山始终坚持用北伐武力铲除分裂国家的反动残余势力，以求实现祖国的统一。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了他的这一思想实践。他们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二十几年里，一直决心以武力扫除国民党残余势力，解放祖国的神圣领土台、澎、金、马等岛屿，以完成解放战争未竟的事业和实现祖国的统一。早在新中国成立前，中共中央就作出了解放国民党之最后落足点台湾的决策。新中国刚成立的1949年10月17日，人民解放军三野第十兵团的三个团就一度尝试夺取金门未果。1950年6月初，毛泽东在讲话中强调：“我们当前总的方针……就是肃清国民党残余……解放台湾、西藏，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要“保障有足够力量用于解放台湾、西藏，巩固国防……”。⁽¹⁰⁵⁾为出兵解放台湾，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成立由粟裕任总指挥的福建前线指挥部，并制定了对台的军事作战方案，拟以第二十三军为渡海作战主力，集中加紧训练。就在人民解放军积极准备攻打台湾之际，美帝国主义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同时它又在台北设立军事协助顾问团，并派遣第七航队和第十三舰空队“协防”台湾。在朝鲜的战火烧到我国东北鸭绿江边的情势下，中共中央决定出兵抗美援朝，以保家卫国，而将“打台湾的时间往后推延”⁽¹⁰⁶⁾。就这样，1950年解放台湾的计划被暂时搁置下来。

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后，中共中央又将解放台湾问题摆上议事日程和付诸实践行动。1954年9月初，人民解放军第一次炮击金门；次年1－2月，它实施海陆空军联合作战，一举解放了包括大陈岛、一江山岛在内的浙东全部岛屿，迫使那里的国民党守军退往金门、马祖。1958年夏季，美国在台湾设立协防军援司令部，蒋介石集团则加紧了对大陆的骚扰活动。为粉碎美蒋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人民解放军从8月23日起又大规模地炮击金门。这期间，毛泽东在告令中指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台、澎、金、马是中国的一部分”，国共两党间的内战已进行“三十余年了，尚未结束”，“你们不要和谈，打是免不了的”。⁽¹⁰⁷⁾在此后的十多年里，中共中央一直坚持“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口号，台湾的蒋介石集团则不断叫喊要“反攻大陆，光复国土”。于是，海峡两岸长期处于严重的军事对峙中：一是台湾海峡间硝烟弥漫、炮战不断。解放军逢单日炮击金门，双日停止，金门也不时发炮还击。二是台湾的武装窜犯与大陆的反敌特窜犯斗争，不断地进行。仅在1962年10月至1965年9月间，我沿海地区军民经英勇战斗，就“先后将美蒋武装登陆、空投特务共43股，迅即全歼，无一漏网”⁽¹⁰⁸⁾。三是海战烽烟突起。仅1965年国共双方的海军就发生了三次较大的海战；在其中的“八六”海战中，“国民党军被中共海军打得落花流水，损失（章江、剑门）两艘大型炮舰，死伤数百人，为国府海军史上伤亡最著者”⁽¹⁰⁹⁾。这些表明，以革命武力解放台湾，以完成人民解放战争的遗留问题，是中共20世纪50－70年代对台的重要战略方策。进入80年代以来，中共领导也一再指出：解决台湾问题“只有两个方式：一个是谈判方式，一个是武力方式”，“如不能和平解决，只有用武力解决⁽¹¹⁰⁾；“我们有最大的诚意努力实现和平统一，但不能承诺放弃使用武力”⁽¹¹¹⁾，“如果出现‘台湾独立’或外国势力分裂中国，我们必然采取断然措施，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¹¹²⁾。

最后，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了孙中山关于和平统一祖国的思想方策，提出并确立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对台基本方针。前文我们谈到，谋求祖国和平统一是孙中山的一贯思想主张，他为此进行过不懈的努力和奋斗。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了孙的这一思想实践，并结合世界的新形势与中国的新情况，创造性地丰富与发展了他的和平统一思想，探索出一条切实可行的和平统一途径。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就向张致中指出，现在为和平解放台湾而进行工作“极为重要，尚希刻意经营，籍收成效”⁽¹¹³⁾，周恩来也请张等将中共对蒋“还寄于期望”之意，“有便转告蒋介石……要劝他改弦易辙，反共是自取灭亡”⁽¹¹⁴⁾。50年代中期以后，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公开正式地提出了和平解放台湾的问题，周恩来指出：“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采取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我们愿意同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和条件”。⁽¹¹⁵⁾他和毛泽东在谈到和平解放台湾的途径时说过：“我们还准备进行第三次国共合作”⁽¹¹⁶⁾，“国共两党仍然可以重新携起手来，争取第三次合作，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¹¹⁷⁾。他们在1957－1965年间，还具体制定了一套和平统一的对台总方策，其中包括有国共两党通过对等谈判，来实现台湾和平回归祖国，允许统一后的台湾作为自治区实行高度自治，保证台湾的基本制度不变与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等项内容。⁽¹¹⁸⁾这为后继者不断探索完善对台统一战略、进而提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策，打下了很好基础。

“一国两制”的构想，是中共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为解决台湾问题而提出来的。邓小平当时认为，采用这办法使台湾回归祖国，既可以“维持它的繁荣和稳定……和平解决祖国统一问题”，又可以解决中美“两国关系中爆发性的问题”，是一件很好的事情。⁽¹¹⁹⁾基于上述战略考虑，中国共产党人在三中全会后首次用“台湾回归祖国怀抱、实现统一大业”的新提法，取代了以往“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口号，并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出的《告台湾同胞书》中宣布，将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办法，来解决两岸的统一问题，使台湾人民不受损失。1981年9月30日，叶剑英具体阐述了和平统一祖国的九条方针政策，初步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随后邓小平正式提出“一国两制”这一新概念，并在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美籍华人杨力宇教授及香港知名人士钟士元等重要的谈话中，进一步丰富与完善了这一科学构想。其基本内涵主要有：（一）一国两制的核心问题“是一个统一的中国”，台湾作为特别行政区“是中国的一部分”，“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¹²⁰⁾；（二）“中国可以在一个国家的前提下实行两种制度”，“十亿人口的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你不吃掉我，我不吃掉你”，⁽¹²¹⁾和平竞争发展；（三）台湾特别行政区可实行“高度自治”，“台湾的党、政、军系统，都由台湾自己来管”，但它不能是“完全自治”⁽¹²²⁾；（四）实现统一的适当方式，是“建议举行（国共）两党平等会谈……但万不可让外国插手”⁽¹²³⁾（五）；这个方针政策已经全国人大“通过”并有立法保障，“人民赞成，就变不了”。有关的政策要“逐步完备起来，我们将坚持不变”⁽¹²⁴⁾。“一国两制”这一科学构想先后经过香港、澳门两地的实践，已完全证明它是行得通的，是实现两岸和平统一的唯一正确途径。

进入90年代以后，江泽民进一步发展了“一国两制”的方策，将它概括定型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八字方针。他指出：“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提出了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这是我们的基本政策”⁽¹²⁵⁾；他1995年1月在《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重要讲话中，进一步明确提出了尽快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八项主张；他在中共的“十五大”政治报告中，强调指出“一国两制”构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党的指导思想之一。所有这些，将会对加速祖国统一的进程产生深远影响和发挥重要作用。

孙中山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¹²⁶⁾。中共的几代领导人都一再强调祖国一定要统一，也一定能统一。毛泽东曾对李宗仁说：“台湾总有一天会回到祖国来的，这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¹²⁷⁾；邓小平则指出：“实现国家统一是民族的愿望”，“我们是要完成前人没有完成的统一事业”⁽¹²⁸⁾。江泽民更一再强调：“我们完全有决心、有能力最终解决台湾问题”⁽¹²⁹⁾。中国人民现已迈步跨入21世纪，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将解决国内战争遗留的台湾问题，进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列为我国人民新世纪要完成的三大中心任务之一。中国统一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尽管在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道路上还有不少艰难险阻，但“中华民族有着维护祖国统一的光荣传统，这是中国千百年来历经磨难而保持统一的强大力量。我们坚信，通过包括台湾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努力，完成祖国统一的神圣任务，一定能够实现”⁽¹³⁰⁾。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

【注释】

(1)《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96页。

(2)《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71页。

(3)陈旭麓、郝盛潮主编：《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87页。

(4)《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530页。

(5)《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188页。

(6)《孙中山氏宴报界记》，1922年8月25日《申报》。

(7)《孙中山集外集》，第284－285页。

(8)《孙中山集外集》，第303页。

(9)《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360、338页。

(10)《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378页。

(11)《孙中山全集》第7卷，第51页。

(12)《孙中山全集》第7卷，第49页。

(13)《孙中山集外集》，第407页。

(14)《孙中山集外集》，第276页。

(15)《孙中山先生由上海过日本之言论》，上海民智书局1925年版，第117页。

(16)《孙中山年谱》，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77页。

(17)《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48页。

(18)《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532、537页。

(19)《孙中山先生由上海过日本之言论》，第117页。

(20)《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19、223页。

(21)《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304页。

(22)《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528－529页。

(23)《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304页。

(24)《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87页。

(25)《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537页。

(26)《孙中山氏宴报界记》，1922年8月25日《申报》。

(27)陶文钊：《孙中山致美国总统哈定的信》，1990年6月20日《团结报》。

(28)《孙中山集外集》，第468页。

(29)《孙中山氏宴报界记》，1922年8月25日《申报》。

(30)《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1－2页。

(31)《孙中山年谱》第247、225页。

(32)《孙中山年谱》第270页。

(33)《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2页。

(34)《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533页。

(35)《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535页。

(36)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093页。

(37)《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533页。

(38)夏道南译，杨德、张宇校：《孙中山致越飞的两封信》，《党的文献》1991年第1期。

(39)郝盛潮主编：《孙中山集外集补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20页。

(40)《孙中山力主和平》，1923年1月20日上海《民国日报》。

(41)郝盛潮主编：《孙中山集外集补编》，第316页。

(42)《美记者莅粤考察政治》，1922年2月15日上海《民国日报》。

(43)《孙中山集外集》，第100页。

(44)《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527页。

(45)《孙中山全集》第7卷，第119－120页。

(46)徐小瑛：《见孙中山先生记》，《清华周刊》第308期（1924年4月）。

(47)《孙中山集外集》，第481页。

(48)《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第641页。(www.xing528.com)

(49)《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第655页。

(50)《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第645页。

(51)《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535页。

(52)《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114页。

(53)《孙中山年谱》第212页。

(54)《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225页。

(55)《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211页。

(56)《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第1069页。

(57)《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第619页。

(58)《张开儒致唐继尧密电》，原件藏云南省档案馆（106－3－129号）。

(59)《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第1069－1070页。

(60)《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第1048－1049页。

(61)《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195页。

(62)《孙中山年谱》，第227页。

(63)《孙中山集外集》，第467－468页。

(64)《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第1371页。

(65)《汪精卫、伍梯云两代表谒唐赓》，1921年11月11日上海《民国日报》。

(66)《大元帅出师北伐通告》，1922年3月20日上海《民国日报》。

(67)《孙中山年谱》，第267页。

(68)《孙中山集外集》，第285页。

(69)《政府进行统一之方策》，1923年2月1日《申报》。

(70)《国父全集》第1册，台北国民党中央党史会、中央文物供应社1973年版，第864页。

(71)《政府进行统一之方策》，1923年2月1日《申报》。

(72)《孙中山集外集补编》，第322、338－339页。

(73)《联军肃清东江与筹备北伐》，1923年12月28日上海《民国日报》。

(74)《大元帅昨晨赴韶关》，1924年9月14日上海《民国日报》。

(75)《大元帅戡乱讨贼计划》，1924年9月27日上海《民国日报》。

(76)《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181页。

(77)《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43－944页。

(78)《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331页。

(79)《孙中山集外集》，第503页。

(80)《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297－298页。

(81)《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516页。

(82)《中山与新闻记者之谈话》，1924年11月18日上海《时报》。

(83)《孙中山集外集补编》，第442页。

(84)《北京二十六日电》，1924年12月27日上海《申报》。

(85)夏道南译，杨德、张宇校：《孙中山致越飞的两封信》，《党的文献》1991年第1期。

(86)《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597页。

(87)《在纪念辛亥革命九十周年大会上江泽民同志的讲话》，2001年10月10日《南方日报》。

(88)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01年7月2日《光明日报》。

(89)《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第145页。

(90)冯自由：《革命逸史》第5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6页。

(91)转见严如平、宋志文主编，李新校阅：《民国人物传》第五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8页。

(92)《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第1125页。

(93)《孙中山集外集》，第324页。

(94)《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01页；《江主席纵论中美关系、祖国统一和改革开放》，2001年3月27日《光明日报》。

(95)《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日本政府联合声明》，1972年9月30日《人民日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2页。

(96)《在纪念辛亥革命九十周年大会上江泽民同志的讲话》，2001年10月10日《南方日报》。

(97)《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379、366、364页。

(98)《孙中山集外集补编》，第452页。

(99)《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333、364页。

(100)转引自《中共党史资料》第31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186页。

(101)《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01页。

(102)《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01－202页。

(103)转引自《中共党史资料》第31辑，第199、192、195页。

(104)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1997年9月22日《人民日报》。

(105)《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2、19页。

(106)《萧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26页。

(107)转引自《中共党史资料》第31辑，第186页。

(108)王功安、毛磊主编：《国共两党关系史》，武汉出版社1988年版，第624页。

(109)李达：《台湾军事强人》第2集，香港广角镜出版有限公司1987年版，第138页。

(110)《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4、59页。

(111)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01年7月2日《光明日报》。

(112)《江泽民在会见海峡两岸关系协会有关负责人时的讲话》，1992年12月6日《人民日报》。

(11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271页。

(114)熊向晖：《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1991年1月21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115)《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00、202页。

(116)《毛主席说：我们还准备进行第三次国共合作》，1957年4月17日《人民日报》。

(117)转引自《不尽的思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479－480页。

(118)见马齐兵等主编：《国共两党关系史》，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第1210－1211、1197页。

(119)《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7、97页。

(120)《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0、49、103页。

(121)《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49、30、86、103页。

(122)《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0页。

(123)《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1页。

(124)《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59、31页。

(125)转引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3页。

(126)刘望龄辑：《孙中山题词遗墨汇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7页。

(127)转引自马齐兵等主编：《国共两党关系史》，第1208页。

(128)《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59、31页。

(129)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1997年9月22日《人民日报》。

(130)《在纪念辛亥革命九十周年大会上江泽民同志的讲话》，2001年10月10日《南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