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孙中山的外交思想与举措
周 妤
孙中山的外交思想和举措不似他的三民主义、社会政治学说和国家学说那样具有庞大的思维系统和严密的逻辑体系以及长时期的实践过程，所以学术界对之研究甚少。时间已经跨入到21世纪，中国国际地位日益提高，已经顺利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新的外交问题接踵而至，形成新的对策将成为当代中国人所面临的急迫实际的课题，但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外交“基线”不可偏离。值此时刻回顾孙中山富有民族主义、爱国主义色彩的外交思想和举措，对于深入地理解孙中山的思想，形成科学的外交策略，采取行之有效的外交措施，无疑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和丰富的实践价值。
一
孙中山的外交思想与其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思想的发育成熟是紧密相连的。孙中山一直没有停止实际的外交努力和理论探索。从二次革命到护国战争，再到南下护法，甚至提出“三大政策”为核心来重新解释三民主义，使自己的理论探索基本与社会发展潮流相适应，不断取得新的成果，其外交思想也趋向成熟。
孙中山深刻地揭露了满清外交上的软弱无能和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再看满虏外交方面的失败，更是令人发指呲裂。满廷以少数人入主中国，素抱闭关主义，亟亟于严禁国民出口与防止外人入境。乃自西力东侵以来，中国不得不卷入国际漩涡。满虏既不能独立自强，又没有外交上的准备，一遇对外交涉，便觉图穷匕见，失败自是意中事。故道光时有鸦片之役，咸丰时有英法联军之役，最近又有甲午之役、庚子之役，……没有一次不是失败；以致领土被占，藩属尽撤。然此因战败关系，迫于城下之盟，还可以说得去，至于列强不费一兵一弹，只要一纸公文的照会与要求，而满虏则柔顺恭谨，唯命是听，举国防要地的大好军港，拱手而让之外人。这不是满虏的丧心病狂，又何致贻外交上以莫大的奇辱呢！列强既鉴于满虏的积弱，与其惧外媚外的心理，为求进一步的施行侵略起见，于是更划定势力范围于各省，其必至于瓜分中国而后止。而满虏犹昧焉不察，偷息苟安，揣其意似以为中国的土地人民财产，都是得诸汉人，而非其私有，虽尽数以转赠外人，也于满虏自身无所损失。”(1)“宁赠友邦，毋与家奴”，满虏的居心与狠毒，尽人皆知。
辛亥革命以前，孙中山还没有提出明确反对列强的主张，在他看来，反对满清王朝是反对列强、中国获得独立的根本途径。但是，辛亥革命以后，孙中山逐渐认识到，清政府虽然已经被推翻，但是中国并没有实现真正的独立，因此，他主张反对列强，为国民与国家谋求独立。早在1912年4月，孙中山就认为同盟会的民族主义，在于“为对于外人维持吾国民之独立”，反映了他已经消除了对帝国主义的幻想，奠定了追求国家和民族独立的外交思想的基础。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俄国的列宁和美国的威尔逊都主张民族自决。孙中山受到的感染极为明显。他认为，自从世界大战结束，世界的局面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注重民族自决是大势所趋。不过他主张中国的民族自决“尤其是汉人之自决”，应该真正独立组成完全汉族的国家。
孙中山认为，中国要雪耻，必须注意两件事情，一、是认清对象。站在我们面前，压在我们头上的是帝国主义。二，是慎选方法。(2)我们要打倒帝国主义，必须有全盘的计划准备，轻举妄动，难以奏效，侥幸尝试，不能成功。要达到打倒帝国主义的目标，至少限度，我们必须针锋相对，确立一种主义，并严定实行主义的步骤，纠合大多数的人民，团结一个牢不可破的团体，方才能将打倒帝团主义的责任担负起来。否则，中国人民依然一盘散沙，只能永远地给帝国主义践踏，何以谈打倒帝国主义！
尤其是他在国民党“一大”宣言中，明确提出：“民族主义，有两方面之意义：一则是中华民族自求解放；二则是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在《北伐宣言》中，孙中山指出北伐的目的是打倒军阀和帝国主义。他说北伐战争“不仅在推倒军阀，尤在推倒军阀所赖以生存的帝国主义”(3)。
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为中国之独立与自由而奋斗。孙中山努力使中国脱离半殖民地的地位，追求各国平等共存于世界。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确定了政纲，其中对外政策方面，就是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如外人租借地、领事裁判权、外人管理关税权以及外人在中国境内行使的一切政治权力等等。要求取消所有侵害中国主权的条例，重新修订尊重双方主权的平等条约。此外，凡是自愿放弃一切特权之国家，及自愿废止破坏中国主权条约的国家，中国承认为最惠国。
孙中山以俄国为例，批评了北京政府外交上的失误。他认为俄国自从革命以来，曾经明确表示自愿放弃一切特权和废除破坏中国主权的条约。如果不是“当时北京政府不为非法军阀官僚所窃取，则必能代表民意，开诚相见，新约早成，邦交早复”(4)。军阀官僚，把持政府，满足其私欲，以至于耽误国事。并且对于俄国革命，首鼠两端；对于俄国革命的真相，熟视无睹，以至于错失外交主动权。
孙中山为了广东国民政府的生存和发展，积极地展开了外交活动，发表自己的外交主张。他清醒地认识到，不能指望美国、英国、法国或者其他列强的帮助，除了俄国的苏维埃政府。他义愤地指出：“外国曾经闭目塞听，坚持拒不承认南方政府的政策，虽然北京是一个事实上的政府，但南方共和国是合法的政府。六个省早已表示忠于南方政府。从关税和部分盐税所征收的税款（所有这些税款都是在外国权力之下敛集的），并未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这些钱都流向了北京，而且其中一个为数可观的部分用之于来和我们作战。外国列强正在以从南方中国攫取到的税收转手交北京政府的办法，来帮助一个专制独裁的、官僚主义的北京政府。”(5)
孙中山外交上比较有影响和成效的是众所周知的截留关余活动。1923年12月16日，广州各界代表及工团召开国民大会、举行示威游行，反抗帝国主义干涉政府提取关余，并派代表赴大元帅府请愿，孙中山向各界代表发表演说。孙中山高度评价了国民的爱国热情和举措：“今天得国民如此热心，担任国事，余甚为欣幸！”“国民如此踊跃，足见民心尚未死，事尚可为。请代为嘉奖”。孙中山表示，对于关税问题，已经拟定了妥善收回的办法，决定在近三日内，以正式公文向税务司接收关余。如果三天税关不能照办，他会再在七天内警告税务司，“着即遵办”。过了这十天，如果税务司仍然不服从，他自然有其他的办法。孙中山表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信心和决心：“将来结果，或者闹到外国水兵实行驻守税关，亦未可逆料。倘不幸而演此耻辱，仍望我同胞再开国民大会，率同群众示威，并须派友英文传单，以正谊公理，劝告外国水兵。以义理劝彼辈，或能觉悟；否则予当以其占领我国土地之行为，宣告全世界，冀全球人士之公判。予意此问题终必有解决之一日。”(6)1924年4月下旬，孙中山表达了截留关余的决心。他与驻粤各队领事的谈话时指出：“不但关余宜交回广州之中央政府，所有海关主权亦当一并收回，不得听命于北京总税务司，迟日即须施行，先行通告。所收各海关如下：甲、广州海关；乙、潮海关；丙、琼海关。”(7)其后，孙中山着手进行了截留关余的行动，充实了国库，基本保障了北伐战争的供给。
孙中山将独立自主的外交思想同亚洲被压迫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相结合。孙中山认为亚细亚主义是亚细亚固有的文化，不论是政治方面、道德方面、工业方面都比欧洲的文明更优秀。但是，为什么我们还要承受他们的压迫呢？如今，亚细亚民族渐渐地从五百年的长眠中觉醒过来了，现在正亟待从这种压迫中挣脱出来。“这种觉醒的契机，其实就是从三十年前，日本废除不平等条约，与欧美各国争得了同等待遇开始的”(8)。尽管如此，在亚细亚民族中，为何至今还受到如此的侮辱？总而言之，我们不能不承认，两千年前我们就具有的以正义、道德为基准的文化，结果是不能战胜西洋近时才发生的以武器武力为主的无道义性的文化。在当时，亚洲民族对日本的伟大功绩是感谢不已的（指日俄战争日本战胜沙俄）。亚细亚民族正在埋头于独立运动，为此，我们将永远不会满足于中日团结这样狭小的范围，而必须推进东亚民族的大团结。亚细亚民族，有占世界二分之一的八亿人民和富饶的土地，有我们以道德为基础发扬起来的优秀文化，如果再谋求一个大团结，那么我们一定能有效地防御西力的东渐，能对付那以武力为基础的所谓西洋文化。孙中山阐述了欧美各国憎恶苏俄的原因，他讴歌了苏俄否定西洋文化、以主义和人道为基础的文明。在二次世界大战中，孙中山曾经鼓励日本参加德国一方。如果日本向协约国宣战，安南（越南）和新加坡将会起兵反对法国和英国；印度人将会向大不列颠造反；在日本联合亚洲的努力中，土耳其和中国人有可能支持日本。由于日本参加了协约国，泛亚细亚计划就会无限期地搁浅。“因为日本遭到了失败，中国势必又会被号令去把亚洲变成所谓亚洲人的亚洲”(9)。假如日本真正希望看到亚洲人来管理控制亚洲的局面，它必须加强和俄国人的关系。俄国人也是亚洲人。在他们的血管里，流动着亚洲人的血液。英国人贪得无厌的野心，使亚洲国家陷入深深的苦难之中，所以，孙中山呼吁日本“在反对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侵略当中，日本必须和俄国人共同进行斗争”(10)。如果日本在维护亚洲人的权利而进行斗争时与俄国携手合作，将展示出使日本与其他东方国家从大灾大难中获得拯救的唯一希望。
二
1912年2月16日，民国建立，孙中山就十分重视外交事务。他亲自写信给唐绍仪，请唐绍仪为外交全权代表和处理与袁世凯的关系，以保大局安全。“清帝辞位，民国大定。而联合统一手续犹未完全，兹谨请先生北行，一、对外之事须与各外交公使交涉，故请为外交全权代表；并派外交次长魏宸组同往整理外交文书要件。二、惟先生周知南北情事，除委专使欢迎项诚袁公外，更企先生通达一切，务请袁公即日来南，以副众望；文亦得刻日卸肩”(11)。
1921年12月23日，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与张太雷抵达桂林，与孙中山举行了三次会谈。这次谈话，马林首先谈到爪哇民族主义的群众组织——伊斯兰联盟的发展。孙中山讲述了国民党的策略、它的历史、袁世凯时期在国外的非法活动、与太平洋各国华侨的联系和他们对国民党的帮助。
马林着重揭露了华盛顿会议的侵略实质和改善中苏关系的策略。马林认为华盛顿会议说明列强已经把中国列为他们的半殖民地，使中国处于比前更糟的情况；华盛顿会议意味着列强之间的战争已被推迟，他们之间形成了某种合作关系，而中国和苏联都将是“牺牲品”；因此，中俄两国在反抗四国联盟方面应互相合作、互相帮助。马林提议中国革命政府应同苏俄合作，应尽快同苏维埃共和国“签订一个条约”，以使自己处于更强大的地位。孙中山指出：虽然华盛顿会议已使中国处于不利地位，但到国民政府胜利结束北伐之前，要与苏俄联盟，事实上不可能。因为建立一个不适时的中俄联盟只会招致列强的干涉，使国民政府不能顺利地完成北伐的任务。目前只有采取国民政府与苏俄暂时不联盟的策略，才能让中国不受列强的干涉而能够独立地处置自己的事情。孙中山表示待北伐胜利结束，便立即提议与苏联建立联盟，中俄将携手完成亚洲的解放。(12)马林对孙中山的策略表示谅解，并鼓励孙中山继续宣传民族主义。马林认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的宣传也必然导致列强的干涉，可是不能忽视这种宣传，因为要不然你的整个地位只能依靠少数将领的支持，这种人最好的情况也只能引导你到另一次南京妥协。如果目前做不到这一步，至少应立即派一个代表团去莫斯科建立秘密联系。孙中山表示愿意与苏俄建立非官方的联系。
孙中山接受了马林的2条对中国民主革命具有建设性的建议。“一、改组国民党，为紧密联系工农群众的政党；二、创办军官学校，为革命奠定武装的基础。”(13)这2条建议成为1924年孙中山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改组国民党，提出新三民主义的基础。
孙中山在得知临时执政府与法国公使就金佛郎（法郎）案件将进行磋商解决时，为维持国家权利和促使国民关注这一案件的进展，先后发表了两次宣言。在第二次宣言中，孙中山认为，在庚子条约中，对法国的赔款，并无纸佛郎和金佛郎的区别。至于其后佛郎价格跌落，完全是世界大战所致。而世界大战，又属于帝国主义国家相互斗争的结果，不是中国的责任。所以佛郎贬值，中国不能负连带责任。既然庚子条约中没有明确地规定中国必须赔偿金佛郎，法国就不应该加重中国人民的负担，要求中国赔偿金佛郎。
孙中山认为，过去中国国民党曾因为主张修改不平等条约而备受帝国主义的种种压迫和破坏。现在帝国主义对于条约没有载明而无所忌惮地任意加重中国人民的负担，歪曲能够增加其利益的条款，将会直接导致中国将来的财政命脉为帝国主义所把持并使之枯竭。孙中山揭露了法国的欺骗行径。“闻法国政府对于要求吾国承认金佛郎之交换条件，即为不加阻挠于吾国修改关税税则之会议。无论此说犹为一幻想之事，即使可行，而所得仍不足以偿所失”(14)。告诫国民要认清法帝国主义的贪婪本性，不要轻信法国在得到满足后会为中国修改关税税则提供方便的许诺。事实上，从经济角度来分析，中国承认金佛郎案无异于增加无数的赔款，中国即使能够增加关税，而大部分关税收入，仍然用于支付赔款。“吾人固知临时政府之财政极为困难，然此决不足以作为帝国主义者牺牲本国之权利及国家主权之理由。”
孙中山尖锐地指出：对于解决以金佛郎这类有关中国财政命脉的重大的问题时，必须由全国国民或人民代表机关所产生的正式政府来办理。而现在的临时执政府是无权办理此事的，这件事还是等正式政府办理为宜。“中国国民党基于以上理由，故不得不再三郑重声明：凡对于国家之重大问题之足以增加人民负担者，非经国民会议，及国民会议所产生正式政府之讨论决定，中国国民决不承认此等负担。”(15)当务之急是迅速召集国民会议，产生正式政府，解决我国经济上的种种困难问题，而不至于妨害人民之利益及国家的主权。
三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中日关系是十分重要的，它直接影响了中国人民的日常生活和中国民主革命的进程。在孙中山生活的半个世纪中，就有四个方面对中国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是在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和军阀混战中，日本都充当了侵略者的角色，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灾畦。二是中日同文同种，日本的明治维新运动使日本成为独立自主的亚洲强国，有志于强国之梦的中国人都自觉地以日本为师。三是自洋务运动以后，兴起了留学热，特别是在戊戌变法失败以后，中国的青年学生大规模地涌入日本留学。四是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维新派和革命派领袖人物都曾经到日本避难，继续从事和发展各自的事业。所以孙中山的外交思想中论及中日关系的分量较重。
孙中山认为中日关系的原则是消除前嫌，互相扶持，以日本为主，维持东亚乃至世界的和平，充分地体现了作为一个东方大国和弱国的领袖人物的高超的外交策略。孙中山指出：“我对日本问题有三个最小限度的主张：一是必须放弃日本与中国所缔结的一切不平等条约；二是须使朝鲜、台湾两民族实现最小限度的自治；三是日本对苏联应该不反对其政策，并不阻止苏联与台湾及朝鲜接触。”(16)
孙中山认为，过去20年日本对中国的外交都是失败的，辛亥革命以后列强援助北京的政策都是违背中国人期望的、缺乏远见的政策，正因为如此，中国革命才会失败。孙中山希望“日本应该放弃过去对中国的错误的西方式侵略政策，停止对北京政府的援助，必须从满洲撤退”(17)。否则，无论日本怎样施展策略都不能得到中国人的谢意，中国人只会用深感怀疑的眼光来注视日本。综观东亚形势，在文明或接近文明的国家中，被世界公认其地位的，只有中国和日本，且两国都地处东亚，但维持东亚和平最有力者为日本。“所幸日本在四十年前进行了维新大改革；鉴于世界大势，无论在欧美宪法与法律方面，抑或在政治、经济、实业、科学等所有领域，皆取其所长、补我所短，大力输入其文明，吸取其进步因素。”(18)结果，日本发达成为今日之世界强国。
亚洲毕竟是亚洲人的亚洲，日本是亚洲最强大的国家，而中国则是东方最大的国家，两国如能互相协作，东洋和平，进而世界和平，易于得到保障。中日两国人民交往上不应互相猜疑，不但不应轻信他国之妄说，而且应该断然避免对他国报以类似的歪曲。保卫亚洲和平是亚洲人应尽的义务，尤其是中日两国必须互相合作。“中国刻下对保卫亚洲和平尚欠实力，故日本的责任非常重大。特别是希望日本尽量关心中国，与中国同心协力，这不仅是我个人的愿望，恐怕也是全中国人所热诚希望的吧！”(19)孙中山认为改善中日关系，增进合作的根本在于真心相见。“我以为，兄弟二人真心相见实为必要。兄长了解弟弟的心意，弟弟亦体察兄长的心意。这样心意相通的时候一旦到来，两国就可以建立起亲密无间的协作关系。但今日，中日两国之间并未充分疏通彼此的心意，双方都不知应以何种政策来增进两国关系，因而或听信第三者意见，这实在是令人遗憾的事。我此次访问贵国，沿途耳闻目睹，知道凡日本人皆关心东洋和平，爱我中国。我归国之后，必将日本人士的好意以告我国国民”(20)。
孙中山认为只有革命成功，实行独立自主的平等外交政策才能成为现实。回顾40年前的世界大势，孙中山对之有清醒的认识。他认为在日本明治维新时代，欧美各国伸及乐洋的势力，不像今日这样咄咄逼人，因此日本利用了当时的机会，遂使维新大业得以完成。假如日本当时尚未觉醒，像中国今日一样，国民才从中惊醒，起来革新运动，那么可以想见，东洋的大地，恐怕早已不在东洋人的手中了吧。今日列强在东洋的势力颇为强大。中国立国久远，中国人多顽固保守，所以迄至今日国势仍极为衰微，但自前年到去年逐渐觉醒，试图一扫几千年陈腐的空气，开始进行文物、制度等各方面的改革。但一旦想起列强正在欺压东洋，我便感到中国今日之现状不但不能令人满意，而且是险象环生，危机万分。(21)孙中山每次游行欧美，与各国人民交往，许多提倡人道主义或富于世界主义思想者经常向他提出忠告，说中国需要革命，但难于成功。“因为欧美列强必然会乘中国革命之乱干涉中国，或占领中国领土，或夺取种种特权。如果列强采取这种态度，中国将陷入非常危险的境地。”(22)孙中山认为西洋人的说法，不能侧耳恭听，中国要进行改革，非采取革命的方法不可。
孙中山还就中日关系上的具体问题展开了讨论。1924年，孙中山在神户与头山满以香港、澳门、旅顺、大连问题展开，对中日外交问题谈得十分明确。孙中山希望在“撤销治外法权”和“中国关税独立”两个方面通过头山满取得日本政府的谅解。孙中山认为，撤销治外法权，日本会比较同情，容易达成谅解。但关税独立一事，容易引起日本人的误解。孙中山指出虽然日本在中国的商业地位，较之英国和美国有一定的优势，中国关税自主，日本艰免受到影响。其实不然，日本的金融、航运业，就远不如英、美。“但中国关税独立时，日本之地位亦大有向上之望。一方面虽受损失，另一方面亦有利益，可断言也”(23)。这样，孙中山设法消除日本人在经济上的顾虑，以便解决主要问题。
当时，头山满担心废除旧条约，是否可以解释为收回日本在“满蒙的既得利益？具体说来是否包括收回旅顺、大连的意思？”时，孙中山明确表示：“我所说的废除一般的旧条约，没有考虑收回旅顺、大连，香港、澳门也是这样。”(24)为了取得日本的谅解，孙中山在香港、澳门、旅顺、大连问题上采取了较为稳妥的态度。孙中山认为中国承认日本在旅大的租界现状，并不是要把日本和列国分别对待。“我认为当前必须迫切解决的问题，是废除治外法权和收回关税自主权这两个问题，旅顺、大连和香港、澳门处在同样的地位，现在我界一样吗？但我目前还没有考虑收回租界问题。如果不解决这两个问题，中国就不能成为国家，也不能摆脱次殖民地的地位。”(25)其希望中国尽快取得独立自主的外交权利的急切心情溢于言表。(www.xing528.com)
对中国的外交发展前景，孙中山充满了信心和希望。1918年初，他在《关于外交内政的讲话》中指出：“现在政府亟应完全成立之故，因外交上近生佳状，美国当军政府未成立以前，已有承认之表示。近月法国新内阁成立，其总理即我昔年故交，是以我能将机关组织完全，外交必获胜利。美、法承认，则日本必继其后，英国亦无能为抗矣。”(26)在半殖民地的中国，孙中山尚能够形成这样的外交理念，是值得我们后人深思的。
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已经离开我们近80年，中国人民在经历了旧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后，成立了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50多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外交事务上得到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亚非会议上打破了帝国主义的封锁，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妥善地改善了与资本主义世界各国的关系，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多次挫败台湾加入联合国的提案以及积极地参与国际事务等等，都可以告慰孙中山先生，他的追求和梦想已经成为现实！但是，世界已经向多极化发展，国际关系趋于复杂化，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战争的隐患、民族问题、种族问题和宗教问题依然存在，中国在科学技术、经济上还距离世界强国的要求相差甚远。因此，在21世纪中叶把中国建设成为世界强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仍然是中国人追求的理想和到达的目标。我们要在总结和继承孙中山先生的外交遗产的基础上，以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为基点，以富强中国、提高民族素质为方法，以国际主义为视野，不断地丰富和发展和平共处的五项外交基本原则。
（作者单位：湛江师范学院历史系）
【注释】
(1)《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6页。
(2)《孙中山集外集》，第534页。
(3)《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19页。
(4)《孙中山集外集》，第523页。
(5)《孙中山集外集》，第289页。
(6)《孙中山集外集》，第104页。
(7)《孙中山集外集》，第266页。
(8)《孙中山集外集》，第116页。
(9)《孙中山集外集》，第282页。
(10)《孙中山集外集》，第282页。
(11)《孙中山集外集》，第345页。
(12)《孙中山集外集》，第259页。
(13)《孙中山集外集》，第260页。
(14)《孙中山集外集》，第537页。
(15)《孙中山集外集》，第538页。
(16)《孙中山集外集》，第324页。
(17)《孙中山集外集》，第290页。
(18)《孙中山集外集》，第77页。
(19)《孙中山集外集》，第80页。
(20)《孙中山集外集》，第81页。
(21)《孙中山集外集》，第77－78页。
(22)《孙中山集外集》，第78页。
(23)《孙中山集外集》，第319页。
(24)《孙中山集外集》，第80页。
(25)《孙中山集外集》，第320页。
(26)《孙中山集外集》，第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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