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提升中华民族凝聚力

孙中山与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提升

陈剑安

在孙中山所处的那个时代，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状况和走势如何，孙中山与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关系如何，迄今仍若明若暗，不甚了然。本文拟就此问题提出浅见，旨在说明：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在国人“一盘散沙”的状态下，孙中山不仅是众望所归的革命领袖，而且是在确切意义上以民主主义提升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首开先河者。

一

中华民族凝聚力是以中华民族为载体的精神力量。它既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发展的内在动力，又受制于中华民族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基本状况。在近代以前的中国，它虽有起伏消长，但在一脉相沿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作用下，其基本格局一乃其旧，并未出现实质性的改变。

然而，近代以前的中华民族凝聚力，毕竟层次较低，并且打上了封建社会的烙印，它难以应对近代社会转型时期的巨变。正因为此，在从鸦片战争开始的中、西冲突中，在来自西方的“坚船利炮”和“欧风美雨”的碰撞下，它便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重灾难。这种灾难之所以严重，是因为冲突的深层内容，是层次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较量。较量的结果，只能是“中”不敌“西”，只能是植根于低势政治、经济、文化的传统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涣散和衰减。

传统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涣散和衰减是多方面的。

首先，列强凭借海盗式的胜利，先后强迫清朝签订了七百余个不平等条约，割占了中国一百七十余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从而直接破坏了传统中华民族凝聚力赖以维系和发展的条件。

这是因为，“地缘”联系是中华民族赖以生成和发展自身凝聚力的重要纽带，“大一统”国家内的各族人民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主要载体，列强将大量的中国领土和在这些地方生息繁衍的人民强行从中国版图和中华民族内部分割出去，便直接从“地缘”和“载体”两个方面严重地破坏了中华民族凝聚力赖以维系和发展的基本条件。

虽然，被割占地区的广大人民不乏对祖国和本位民族的认同，但他们毕竟不能照旧在祖国这个大家庭内和各兄弟民族紧密地凝聚在一起。例如，台湾人民在《马关条约》签订之初曾“捶胸泣血”，以示“愿人人战死而失台，决不愿拱手而让台”的决心⁽¹⁾，但是，他们的爱国精神和眷恋本位民族的情愫，毕竟不能改变“去国臣倭”的残酷现实，毕竟不能改变将在与祖国大家庭离散状态中呻吟的悲惨命运。后来的事实证明，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左右下，两岸同胞的离散状况足足延续了整整半个世纪之久。

不容忽视的是，列强侵占领土之外，还在中国制造了一系列边疆危机，进而像强盗分赃那样圈定各自的“势力范围”。对此，时人曾发出这样的哀叹：“试一被中国地图，二十一行省在列强之势力圈中者已十之八九，而接踵而起者犹未已也。”⁽²⁾显然，列强的这些行径具有打击中华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的罪恶功能，从而也严重地被坏了中华民族维系和发展自身凝聚力的心理条件。

第二，列强对华的经济侵略，严重地破坏了中国的自然经济，从而也严重地破坏了传统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经济基础。

传统的中华民族凝聚力是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自然经济又是以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结合为基本特征的。从这层意义上可以说，作为基本生产单位的农户，正是构成中华民族凝聚体的基本粒子，也正是由于这种基本粒子的组合，才能形成家族、宗族、种族等规模渐大的凝聚体，进而支撑起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大厦”。列强冲击自然经济的要害之一，正在于渐次严重地碾碎了这种粒子，使之产生“化分”而非“化合”反应。这一点可以从社会派生出大量具有相当“游离”性的“侨民”和“游民”中得到验证。

广东是遭受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首当其冲之地，侨民和游民这两个社会群体的膨胀，都是和自然经济瓦解及农户破产密不可分的。1899年粤督谭钟麟曾在一则奏报中称：广东是因为“人多无田可耕”，才出现了“安分者出洋为商，非赌即盗”的普遍现象。⁽³⁾显然，其中的“出洋为商”者具有若干侨民的个性，“游惰”者具有若干游民的个性。可见，农户破产、农民被迫与土地分离，是这两个社会群体畸形发展的一大原因。虽然当时广东农民被迫与土地分离的情况不可详得，但是仍可以从一些零星的资料中得到反映。据《岭东日报》载，在1904年7月至9月间，仅汕头一处口岸的弃地出洋者就“约有二万余人”⁽⁴⁾，就东南沿海这一更大的区域而言，因自然经济受到冲击而派生出来的侨民和游民也颇为可观。以契约华工这种特殊的侨民为例，在1851至1875年间他们的人数即多达128万。⁽⁵⁾在孙中山所处的那个时代，侨民的职业“以佣工为较多”⁽⁶⁾，就其生活水准而言，其在美国者“必较其他阶级为低下”⁽⁷⁾；在加拿大者更“远不逮在美国”，而且“工人之不得职者十而五六”⁽⁸⁾。一般来说，侨民均不乏爱国情愫，不乏去国怀乡之念和落叶归根之心，但他们毕竟远离了祖国大家庭，毕竟不能像过去那样和国内同胞形成合力。

以游民为例，则可以从这一地区洪门会党急剧膨胀的状况中得到反映。据载，在孙中山所处的那个时代，这一地区的不少地方“不特民间大半拜会，即衙役勇丁亦多有入会”⁽⁹⁾，有些地方更达到了会党“遍处皆是”的地步。⁽¹⁰⁾值得注意的是，会党中人尤其是其中的骨干分子是以“素无恒产，又无恒业”为重要特征的，⁽¹¹⁾这就表明他们和一般农民不同，未受到土地的严重束缚，具有十分突出的游民个性。正因为此，他们惯于呼朋引类，浪迹江湖，走州过府，打家劫舍，沦为既不为主流社会认同、又破坏性有余、特别难以凝聚的群体。

可见，列强对华的经济侵略，不仅是一般地破坏了中国的自然经济，而且至少在客观上造就了大量的侨民和游民，造成了涣散和弱化传统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严重后果。

第三，列强对华的文化渗透，使“欧风美雨”着着得手，儒家学说节节败退，从而严重地动摇了清朝作为凝聚中华民族政治核心的精神支柱。

多少年来，儒家学说鼓吹的“仁”以及与之相应的“君臣父子”、“忠恕”、“孝悌”等，具有稳固不摇的绝对权威，也是清朝得以充当凝聚中华民族政治核心的精神支柱。在居有权力支配地位的大小权贵看来，儒家学说俨然成为维系统治秩序和应对变故的万应妙药，然而，近代以降，在“欧风美雨”的侵蚀下，这剂妙药却屡屡失效。首先，人们很快看出以儒学“礼义”铸成的“干戈”，毕竟不敌洋人的“坚船利炮”。接着，人们发现舶来的“西学”之中果真有本产的“中学”不逮之处。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清朝的那些“中兴名臣”们不得不纡尊降贵，研制出所谓“中体西用”的救世新方。但是，洋务运动的失败无情地宣告了这剂新方的厄运。再下来，便出现了更为严重的问题，即国人在进一步领略西方的自由、平等、博爱学说后，愈益严重地动摇了对儒家学说的信念，愈益急切地从制度文化层面进行深层的检讨，而检讨的结果又恰恰是对现存封建道统的怀疑和否定。在孙中山出组同盟会前后，人们已能这样提出和认识问题：“今试问一国之中，可以无君乎？曰可，……又试问一国之中，可以无民乎？曰不可。……国者民之国，天下之国即为天下之民之国。”⁽¹²⁾进而，人们还进一步作出了这样的是非和价值判断：“何谓权利？曰：天之生人也，既与以身体自由之权利，即与以参与国政之权利”，这种权利“暴君不能压，酷吏不能侵，父母不能夺，朋友不能僭”，⁽¹³⁾具有不可侵犯的神圣性。这样，儒学规定的那一套维系人际关系的准则，便不能不显得苍白无力，清朝作为中华民族凝聚力政治核心的地位，便不能不受到前所未有的理性挑战。如是，人们对清朝的怀疑、离心、否定，乃至试图构建新的凝聚中华民族的政治核心，就再也不是什么大逆不道的事情。

事实上，在儒学权威大失的情况下，就连清朝的一些封疆大吏，也不那么恪守“纲常名教”等信条了，有的还多少表现出了对朝廷的离心心理。例如，在义和团运动期间，南方的刘坤一、张之洞等就有了藐视朝廷、自行其是的动向。他们相约，“凡（五月）二十四日（即公历1900年6月20日）以后之上谕，概不奉行”⁽¹⁴⁾。据载，张之洞还称：“列强果然瓜分中国，则虽瓜分之后亦当有小朝廷，吾终不失为小朝廷之大臣。”⁽¹⁵⁾至于另一有“中兴名臣”之称的李鸿章，对当时港督提议的广东独立计划也“意颇为动”⁽¹⁶⁾。这表明，一旦有风吹草动，即使在统治集团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也只能维系貌合神离的松散关系。

当然，在孙中山所处的那个时代，中国社会的内部运动，诸如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动、利益群体的重组、统治集团的腐败、阶级矛盾的激化等，都毫无例外地要冲击传统的中华民族凝聚力，都要使中华民族内部力量的整合变得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困难。然而，所有这些变化，都和列强的入侵存在着或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这也是我们特别强调列强给传统中华民族凝聚力造成严重危机的原因之所在。

总之，在积贫积弱的近代中国，在孙中山所处的那个社会转型时期，传统的中华民族凝聚力难以避免每况愈下的厄运，难以化解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中华民族只有与时俱进地提升自身的凝聚力，并且变危机为转机，才有可能走出阴影，步上“振兴中华”之路。

二

提升民族凝聚力之所以有助于克服民族危机，是因为凝聚力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综合国力又在相当程度上反映着一个民族克服危机的能力。所以，在近代中国经济、科技、国防等势力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提升民族的凝聚力就成为增强综合国力的重要补救之道。问题在于，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提升，绝不是上帝赐与的幸运之果，它既有待于中华民族的觉醒，更亟待于领袖人物的擘划。孙中山正是这样的领袖人物。

孙中山所以能成为这样的领袖人物，首先在于他能站在社会转型时期的制高点，洞察国情的变化，把握民族内聚力的现状，透视民族涣散不聚的症结，进而指明民族凝聚力的发展前途。

早在兴中会建立之初，他就大声疾呼：“中国积弱，至今极矣”，“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以至于“堂堂华国，不齿于列邦；济济衣冠，被轻于异族”。⁽¹⁷⁾在他看来，国情的这种颓变固然和清朝的腐败密切相关，但中华民族涣散不聚“众心不一”，也绝对是一个重要原因。⁽¹⁸⁾后来，他在《三民主义》的长篇演讲中，进一步系统地阐述了对中华民族及其凝聚力的认识。

他说：中华民族的形成，“归功于血统、生活、语言、宗教和风俗习惯这五种力”，虽然在世界民族之林中中华民族“人数最多，民族最大，文明教化有四千多年”，但是由于“一般人民只有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所以中华民族的团结力“只能及于宗族而止，还没有扩张到国族”，虽然中华民族以四万万之众合成了一个偌大的中国，但是其里“实在是一盘散沙”，以至于在国际社会中“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弄到大有“亡国灭种之忧”的地步。⁽¹⁹⁾他强调，他所创导的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而提倡国族主义的要旨，则在于要“用民族精神来救国”。⁽²⁰⁾可见，他不仅明确指出了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的不足，而且实际上也道破了以亲族血缘为纽带的传统宗法凝聚模式的缺陷。

那么如何实现“国族主义”呢？他认为要“用宗族的小基础，来做扩充国族的功夫”，郎先在每一姓中，用其原来宗族的组织，“从一乡一县联络起，再扩充到一省一国”，这样“各姓便可以成一个很大的团体”；然后，再由有关系的各姓“互相联合起来”，就可以结成许多“极大的团体”，在此基础上，各大团体进一步结合起来，便可以形成一个“极大中华民国的国族团体”。⁽²¹⁾他十分自信地断言：“有了国族团体，还怕什么外患，还怕不能兴邦吗！”⁽²²⁾

孙中山所追求的“国族”，并非仅仅是扩大了范围的民族凝聚体，而且还是具有近代民族国家观念和民主主义精神的凝聚体，是层次较前更高的民族凝聚体。这一点，可以在他的《建国方略》中得到再也清楚不过的反映。他断言：中国积贫积弱的原因在于“人心涣散，民力不聚”，而所以会出现“一盘散沙”的现象，从根本上说是“专制有以致之也”⁽²³⁾。他的逻辑很清楚，既然“专制”是造成“一盘散沙”的症结，那么“民主”便不能不是诊治顽疾的良方。如果我们进一步对他创导的三民主义进行综合考察的话，就不难发现他是多么希望对传统的中华民族凝聚力注入民主主义的灵魂。更加难能可贵的是，他不仅将民主视为根治“一盘散沙”的良方，而且还从深层看到了民主和民族凝聚力之间的互动关系，亦即是说，提升民族凝聚力有赖于张扬民主，而张扬民主又有赖于争取人心和凝聚力量。所以他又断言：欲行民权则必“从团结人心，纠合群力始”⁽²⁴⁾。

毫无疑义，孙中山注重以民主主义来提升中华民族凝聚力，是一个绝大的进步，也抓住了问题的关键。因为，民主是时代赋予中华民族的主旋律，中华民族凝聚力只有注入民主主义的灵魂，才能最广泛地反映全民族的利益，有效地否定封建专制，全面地应对民族危机，适时地校正近代中国的发展路向。

孙中山不是那种坐而论道的空谈家，而是前驱先路的实干者。他提升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实践，主要是通过具体的革命活动来体现的，而所作的努力又集中在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断然否定违背民族精神的反动清朝。

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灵魂是中华民族精神。孙中山强调“用民族精神来救国”，正展示了他对民族凝聚力的理性认识。那么，何谓中华民族精神呢？从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长河看，诚如有的学者所说，这种精神可以概括为“厚德载物，自强不息”。不过应该看到，一个民族的精神总是要打上时代烙印的，所以在近代中国，中华民族“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的精神，便不能不涵盖时代所要求的经世致用、爱国御侮、自强奋进、刻苦耐劳、革故鼎新、公平正直、互助友爱和包容和谐等具体内容。

必须强调的是，中华民族精神是需要通过具体的政府、阶级、阶层、社团、人民等载体来体现的，其中政府在各种载体中又居有显要的地位。一般地说，政府如能反映民族精神，则能释放出民族凝聚国家政治核心的功能；反之，则将失去这一功能，甚至被人民所否定。毫无疑义，行将就木的清政府集宰治民众、粉饰太平、泥古不化、巧取豪夺、贿赂公行、抑内奉外、割地赔款等劣行于一身，是严重背离了中华民族精神的。正因为此，孙中山理所当然地对之进行了渐次深入的批判。

早在起步革命前，孙中山就指出：“朝廷之设官，以为民也。今之悍然民上者，其视民之去来生死，如秦人视越人之肥瘠然。”⁽²⁵⁾随后在革命之初，他进一步对清政府“政治不修，纲维败坏”、“鬻爵卖官，公行贿赂”、“剥民刮地，暴过虎狼”的丑行加以鞭挞，指出正是清政府陷各族人民于“盗贼横行，饥馑交集，哀鸿遍野，民不聊生”的苦境。⁽²⁶⁾当然，他对清政府的专制制度进行了更加有力的抨击。他曾昭告中外：“目前中国的制度以及现今的政府绝不可能有什么改善，也绝不会搞什么改革，只能加以推翻，无法进行改良。”⁽²⁷⁾在他看来，清政府毫无中华民族精神可言，是涣散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祸首，提升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大敌，中华民族如要成就“用民族精神来救国”的大业，就没有不否定它的道理。

应该看到，孙中山对清政府的否定是既切中要害而又极富号召力的，所以在他的鼓动下，当时的有识之士发出了对清政府如潮的批判声。例如，有的斥之“以割地为遗传政策”⁽²⁸⁾，有的斥之苛捐杂税不胜枚举，⁽²⁹⁾有的更主张“杀了那些混账的君主”，凡事均“由国民的公意而定。”⁽³⁰⁾而所有这些不仅是对清政府的声讨和否定，也是对孙中山“民族精神救国”论的认同。这种认同，又恰恰是孙中山在反清斗争中得以争取人心、凝聚力量的先决条件。

第二，努力开创政党政治的崭新局面。

从中华民族凝聚力的视角看，孙中山对清朝的否定，也就是对其所居有的凝聚民族政治核心地位的否定。这就逻辑地提出了一个极其重大的问题，即中华民族应如何构建一个新的、高层次的、具有强大吸引力的政治核心的问题。他的回答是：建立符合近代中华民族民主精神的政党，通过政党建立取代清政府的民主共和国。

事实上，孙中山从开始革命起，就不遗余力地为在中国开创政党政治的新局面而努力奋斗。1894年问世的兴中会，就是他努力的最初结晶。从兴中会章程中的“专为联络中外有志华人”和誓词中的“创立合众政府”等语来看，这个团体从开始起就突破了阶级、阶层、种族、宗教、信仰、国别等界限，旨在最广泛地凝聚中华民族的有识之士，而且直接以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为自己建政的张本。这也反映，孙中山从开始革命起就不仅把建党、建政和凝聚群力紧密地结合起来，而且力求对封建专制主义进行最大限度的超越。

应该看到，孙中山创建的兴中会以及后来的同盟会、中华革命党、国民党，乃至于孙中山主政的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均可视为提升和发展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新载体，孙中山也是一本真诚地以民主精神来建设这些载体的。

早在革命之初，孙中山就向兴中会注入了“振兴中华”的精神。可以说，“振兴中华”四字是他对近代中华民族经世致用、团结御侮、革故鼎新、自强奋进、包容和谐乃至于追求民主等精神的高度概括，这一点，不仅可以在兴中会的文献中得到初步的反映，而且可以在此后孙中山的著述中得到更为翔实的诠释。例如，他在《香港兴中会章程》中要求：切实讲求“富国强兵”，“乘时发奋……联智愚为一心，合遐迩为一德，群策群力，投大遗艰”，行事“务须利国利民”。⁽³¹⁾又如，他在《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中宣称：“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文明之福祉，国民平等以享之……肇造社会的国家，俾家给人足，四海之内无一夫不获其所”。⁽³²⁾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他那种反映中华民族精神的言行，更像喷泉一样迸发出来。

1912年元旦，即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当天，他就昭告天下：“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³³⁾数天后，他又强调：中华各族“本属同种，人权原自天赋，自宜结合团体，共谋丰福”。更重要的是，他亲自主持制订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更规定：“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³⁴⁾同年4月l日，他被迫宣布解职，就在告别总统府的前一刻，他还这样抒发意愿：“愿吾百僚执事，公忠体国，勿以私见害大局……吾五大族人民，亲爱团结，日益巩固，奋发有为，宣扬国光。”⁽³⁵⁾可见，他在努力开创政党政治新局面的过程中，不仅致力弘扬了包括和谐包容、互助友爱、自强奋进等在内的近代中华民族精神，还特别强调了时代赋予中华民族的革命民主主义精神。

孙中山的努力获得了相应的效果，否则他便不可能凝聚一大批革命志士，不可能获得方方面面包括原属于立宪派、旧官僚营垒的一些人士的支持，更不可能赢得推翻清朝、建立民国的伟大胜利。

第三，慨然迎击离散民族的四大势力。

要以民主主义提升和强化中华民族凝聚力，就必须迎击当时实际存在的民族分裂主义、民族投降主义、民族沙文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四大离散势力。在这方向，孙中山同样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为迎击民族分裂主义，他早在兴中会时期就告诫国人，只有团结一体，上下一心，才能共挽国家被“瓜分豆剖”的严重危局。与此同时，他又无情地鞭挞了“藉端舞弊，结党行私”和“畛域互分，彼此歧视”等散发着分裂主义气味的丑行。⁽³⁶⁾民国成立之初，针对俄国分裂蒙古的阴谋和一小撮少数民族王公贵族背叛民族大家庭的动向，他极言“解除专制，并非仇满，实欲合全国人民，无分汉、满、蒙、回、藏，相与共享人类之自由”⁽³⁷⁾，敦促有关方面“务当消融意见，蠲除畛域”⁽³⁸⁾，慨然以遏制民族分裂势力为一己之大任。在晚年，鉴于军阀分裂割据的混乱状况，他一面愤然斥责那些试图分裂中国的人是“野心家”，一方面又郑重其事地提出了“化兵为工”、“和平统一”的反分裂方案。⁽³⁹⁾可见，他始终是反对民族分裂主义的旗手。

为迎击民族投降主义，他首先把矛头对准了民族投降主义的总代表——清政府，抨击它“宁赠外族，不与家奴”的投降主义路线，指出中国诸多的领土、利权和金钱，都成了它“拱手送去外人”的礼品。⁽⁴⁰⁾继而，他对袁世凯之流大小投降主义者，进行了包括武器在内的严厉批判。对近代民族投降主义者的主子——帝国主义，他确曾有过疑惧，但在苏俄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最终展示出了不妥协的战斗姿态。1924年9月，他慨然宣称：“现在已经是中国与世界帝国主义公开斗争的时候了”，中国必须“摆脱帝国主义的强力控制，恢复我国在政治和经济上的独立”。⁽⁴¹⁾随后，他即坚决地投入了旨在反对英帝国主义的“关余”斗争和反对帝国主义各国的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斗争。可见，他最终不愧为反对民族投降主义的斗士。

为迎击沙文主义，他十分注重清除有碍于民族团结的大汉族正统观念。在民国成立之初，他除通过《临时约法》申论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原则外，还强调：“在共和时代，凡我民国含生负气之伦……原无彼此之分。”⁽⁴²⁾为克服中华民族内部尚存的妄自尊大的情绪，他力求国人摒弃夜郎自大的陋见。他说：“为什么我们从前是顶强的国家，现在变成这个地步呢”？其原因就是近几百年来“我们国民睡着了”，“不知道世界他国进步的地方”。⁽⁴³⁾他还指出：要完成振兴中华的大业，就必须“取法西人的文明而用之”，“不但是物质科学要学外国，就是一切政治社会上的事都要学外国”。⁽⁴⁴⁾显然，他这样内外开弓、双管齐下地反对民族沙文主义，既有利于民族内部进一步融和，也有利于各族人民在追赶世界潮流的目标激励下，进一步强化彼此之间的凝聚力。

为迎击民族虚无主义，他力求国人克服妄自菲薄的情绪，正确地对待中华民族及其文化。应该看到，在孙中山所处的那个时代，民族虚无主义确曾膨胀到相当严重的地步。例如，有人曾发出这样的哀叹：“吾国人数，号四万万，而纤弱缠足之女子去其半，其余二万万，羸瘠吸烟之病夫，又去其半，自余乞丐、盗贼、僧道、纨绔子弟、土豪乡绅，废疾、罪人、优伎之类、逋群之负者，又去其十之二三焉，而其余利群而不害群于四万万之中，殆不及十分之一耳。”⁽⁴⁵⁾显然，如此菲薄中国人民是有碍于提升和强化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孙中山认为，自八国联军之役后，一些人的“自信力便完全失去，崇拜外国的心理便一天高过一天”⁽⁴⁶⁾，但同时又认为这种心态“真是谬误到极点”⁽⁴⁷⁾。在他看来，中华民族不及外国人者“只是物质文明”，而道德文明则要“比外国人高若干倍”。⁽⁴⁸⁾他还旁征博引地证明中华民族具有“义勇无双、感觉灵敏”等优长，坦言自己对本位的中华民族是“纯粹抱乐观主义之一人”⁽⁴⁹⁾。他坚信，中华民族如果能一面“恢复我一切国粹”，一面又去“学欧美之所长”，就一定能在不长的时间里“和欧美并驾齐驱”，甚至还可以“后来者居上”。⁽⁵⁰⁾孙中山这样对民族虚无主义进行否定，有利于中华民族在逆境中保持必要的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而所有这些，又都是一个民族提升和强化自身凝聚力的必要条件。

三

孙中山旨在提升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努力，既有令人感奋的成功之处，也有发人深省的遗憾之点。撮要而言，他的成功之处主要有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成功地发挥了领袖人物的感召力。

迄今为止，像孙中山这样能超越阶级、阶层、党派、地域、宗教、信仰等界限，得到全社会广泛认同和褒扬的革命党领袖，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实属罕见。孙中山所以能广受褒扬，除了他的事业能代表广大民众利益的这一点外，还因为他本人发挥了杰出领袖所具有的超人的感召力。从根本上说，这种感召力又取决于他自身的综合素质，其中包括炽爱祖国的情感、求知求贤的风范、坦白宽广的襟怀、忧患忘我的美德、超越传统的魄力等，正因为此，他才能被人们奉为“中国英雄之英雄”、“四万万人之代表”，⁽⁵¹⁾才能在革命前途凶吉未卜之时即凝聚精英组建兴中会、同盟会等革命政党，才能迅速扩大革命政党的影响，才能使辛亥革命展示出凝聚亿万民众的恢宏画面。

第二，成功地进行了民主政党的建设。

这一点，可以通过兴中会、同盟会和国民党的建设得到充分的反映。应该看到，近代民主政党的建设，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中华民族凝聚力新型政治核心的建设，而新型政治核心之于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提升，又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作用。自孙中山首开先河在中国建设民主政党后，在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政治核心方面，开始并继续着两大与时俱进的变革，其一为以“政党”取代“帝王”的形式变革，其二为以“民主”取代“专制”的内容变革。这种变革对各族各界人民而言，显然具有极大的“吸引”功能。同盟会成立后所以会出现民主风潮“由广东渐及于全国”、“凡学界、工界、商界、军人、政客、会党无不有同趋于一主义之下”的大好局面，⁽⁵²⁾即是一个不争的明证。

第三，成功地宣传了“共和国”和“大中华”的观念。

在否定封建“家天下”的国家观念和狭隘的民族观念的同时，大力宣扬“共和国”和“大中华”的观念，是以民主主义提升和强化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必要手段，它有助于激励人们通过追求新的国体和政体，实现层次更高、规模更大的团结。孙中山对“共和国”观念的宣传力度是不容置疑的，也获得了相当的成功，在某种程度上说，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之所以告败，就是因为这些倒行逆施者无法克服经孙中山宣传而深入人心的共和国观念。孙中山在宣传“大中华”观念方面另有超人之处，这可以从他对“中华”一词的使用中得以发见。在孙中山的词典里与“中华”搭配成词者除“振兴中华”外，尚有“恢复中华”、“中华民国”、“中华民族”、“中华人民”等。所有这些都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他早已崇尚“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复合性和包容性，早已和狭隘的、排他的民族主义绝缘，也展示出了他旨在“团结国内各民族，完成一大中华民族”的良好愿望。⁽⁵³⁾如果我们把孙中山使用过的“中华人民”和“共和国”二词加以组合的话，更可以赫然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七个大字，从中更不难看出他的宣传对后人产生了多么巨大的影响。

当然，孙中山提升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努力并未完全达到预期的效果，这是由两大方面的原因造成的。

从主观方面说，孙中山及其同志在宣传民族主义时，或许是为了达到激发人们起而反清的目的，曾有过一些淡化民主主义乃至有害于民族团结的言论。他曾说：“凡纲领，命语愈简单，人愈明了……至若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为立国之根本，中人以上能言之，大批中下民众，甚难解释。行之恐周章时日，不若排满口号，推倒满清之易。”⁽⁵⁴⁾这种趋易避难之举，显然不利于在民主主义的旗帜下凝聚革命力量。1906年，他在《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中云：“今之满洲，本塞外东胡。昔在明朝，屡为边患。后乘中国多事，长驱入关，灭我中国，据我政府，迫我汉人为其奴隶……（今）义师所指，覆彼政府，还我主权。”⁽⁵⁵⁾痛斥满族贵族的暴行是必要的，但称满洲为“东胡”，将之列在中国之外，则不免产生不利于民族团结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他虽然提出了在“家族”、“宗族”基础上建立“国族”的主张，但试图通过旧有的以封建宗法为纽带的凝聚体，来组成以民主主义为灵魂、多元一体为特征的大中华民族凝聚体，则只能是不切实际的一厢情愿。

从客观方面看，传统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提升，有赖于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全面进步，而孙中山所处的那个时代，这种全面进步远未实现，这正是他不能在有生之年如愿以偿地提升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根本原因之所在。事实上，在政治方面，孙中山虽赢得了推翻清朝的胜利，却未能赢得反对封建主义的胜利，所以，在清朝寿终正寝后，先有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丑剧出现，继而又出现了封建军阀割据的局面，使以民主政治统一中国的愿望未能实现。在经济方面，孙中山虽不乏发展近代民族工商业的愿望，甚至提出了包括《实业计划》在内的民生主义主张，但是，在他所处的是政争迭起、兵荒马乱的时代，以至民生主义简直成了“没有功夫去做”的事情。⁽⁵⁶⁾所以，他难以领导人民通过近代生产方式在更高层次上凝聚一体。在文化方面，孙中山虽主张构建适应民主潮流发展的民族新文化，但是，在他所处的那个社会转型时期，传统文化与时新文化、民族文化与舶来文化、精华文化与糟粕文化纷呈杂陈，人们难以自然而然地取向民主主义的新文化。一句话，他在那个该“破”的将破未破、该“立”的将立未立的特定历史时期，由于缺乏社会全面进步的基础，他旨在提升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努力，只能获得事倍功半的效果。(www.xing528.com)

尽管孙中山未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华民族“一盘散沙”的状况，未能如愿以偿地以民主主义提升中华民族凝聚力，但是，他毕竟改变了以封建帝王为核心、以封建宗法主义为纽带的凝聚格局，毕竟首创了以政党政治为核心、以民主主义为灵魂的凝聚模式，毕竟迎击了涣散民族凝聚力的各种势力。因而完全有理由断言：孙中山在以民主主义提升中华民族凝聚力方面，为后世提供了一个令人感奋的伟大开端。

（作者单位：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

【注释】

(1)《中日战争》（中国近代史丛刊）（1），上海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203页。

(2)《觉民》（第1－5卷合订本），甲辰（1904）年六月二十五日版，第4页。

(3)《光绪朝东华录》（4），中华书局1984年版，总第4462页。

(4)1905年1月28日《广东日报》。

(5)陈泽宪：《十九世纪盛行的契约华工制》，见《历史研究》1963年第1期。

(6)《光绪朝东华录》（3），中华书局1984年版，总第3241页。

(7)《旅美华侨实录》，上海1924年版，第25页。

(8)梁启超：《新大陆游记》，《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十辑，台湾文海出版社，第227页。

(9)《辛亥革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7），第256页。

(10)1903年6月22日《苏报》。

(11)《革命之倡导与发展》，《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一编第十册，正中书局1969年版，第471页。

(12)《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72页。

(13)《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第72－73页。

(14)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上，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07页。

(15)《戊戌变法》（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1），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69页。

(16)冯自由：《革命逸史》第4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92页。

(17)《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1页。

(18)《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2页。

(19)《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85－189页。

(20)《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88－189页。

(21)《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39页。

(22)《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39页。

(23)《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412页。

(24)《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413页。

(25)《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6页。

(26)《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1页。

(27)《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86页。

(28)1911年6月16日《民立报》。

(29)1907年9月30日《岭东日报》。

(30)《新白话》第2期，“政事”，1904年版，第6页。

(31)《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1－22页。

(32)《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97页。

(33)《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2页。

(34)《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220页。

(35)《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03页。

(36)《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2页。

(37)《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8页。

(38)《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105页。

(39)《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304页。

(40)《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99页。

(41)《孙中山全集》第11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6页。

(42)《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180页。

(43)《孙中山全集》第10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36－237页。

(44)《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316页。

(45)《东方杂志》第9期，光绪三十年九月二十五日上海版，第108页。

(46)《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316页。

(47)《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303页。

(48)《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533页。

(49)《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282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

(50)《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51－252页。

(51)《纪东京留学生欢迎孙君逸仙事》，《民报》第一号。

(52)《孙中山全集》第7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4－65页。

(53)《孙中山全集》第7卷，第3页。

(54)陈旭麓等主编：《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30－231页。

(55)《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96－297页。

(56)《孙中山全集》第10卷，第4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