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 孙中山的大中华思想再探讨

再论孙中山的大中华思想

林家有

我于2001年8月曾写过一篇《论孙中山的大中华思想》文章参加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与武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等7个单位联合在武汉市举办的“孙中山与祖国的和平统一——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学术研讨会”，⁽¹⁾文章论述了中华民族称谓出现的历史原因及其内涵，以及孙中山的大中华思想、在为中华民族自觉实体形成中所起的作用等，但由于篇幅所限对孙中山大中华思想的特征及其对当今中国的影响则语焉不详，故再作续篇作为补充。

一、从政治层面看孙中山整合民族意识的本旨

所谓大中华是与小中华相比较而言的。孙中山在1894年《檀香山兴中会章程》中提出“振兴中华”的口号，这时孙中山的“振兴中华”即是振兴汉族，当时还没有中华民族的称谓，所以我们将孙中山这时期“振兴中华”的思想视为小中华思想。孙中山的大中华思想，也称大中国思想是在辛亥革命中后期形成的，它的主要涵义有两层：其一是对外而言，即代表中国的不是汉族，也不是别的少数民族，而是中国各民族自觉形成的总称——中华民族。这个原则一确定下米，对外代表中国的国体是中国，代表中国国民的是中华民族。其二是对内而言，体现了中国各民族的平等和统一，中华民国就是中国的所有民族（以汉、满、蒙、回、藏为代表）共同参与建立的民族民主共和国。这里所说的“民国”，首先是民族的，其次才是民主的。所谓“民族的”即“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²⁾实现民族之统一。孙中山的思想是中国由各民族合力组织中央政府，实现领土之统一，即中国之统一。这是孙中山1912年1月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发表的宣言书中提到的。在对外宣言书中孙中山又提到，中华民国就是“易君主政体以共和”、“建设共和民国”，实行民权，服从公意。⁽³⁾孙中山对内宣布中华民国是民族联合建立的共和国，对外宣布中华民国是服从公意，实行民权（民主）的共和国。孙中山经过深思熟虑做出的上述解析，充分地反映了他当时建国主张。就孙中山而言，他认为辛亥革命时期的中国实现“领土之统一”、“军政之统一”、“内治之统一”、“财政之统一”最为重要，而这些统一实现的关键在于“民族之统一”，所以能否实现民族之统一是实现其他统一之关键的关键。然而，他又不能不对新政府的政体与君主政体性质的不同作解说，所以他选择在《对外宣言书》中说明政体的性质则很有一番用意。即对内讲民族团结，对外讲共和民主，将民族与民主结合起来充分表明他的深层意识：实现振兴中华的伟大目标——统一中国，实行民主政治，发展经济。

孙中山在1912年1月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宣布实行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政体后，在《对外宣言书》中首次使用“中华民族”称谓，表明孙中山的民族意识有了新的提升，说明中华民国代表当时中国民族的团结和祖国的统一，也标志长期以来中华民族由自在的统一体向自觉的民族统一体过渡的完成。这是由时局的变迁所带来的新的文化和新的社会环境造成的。

灾难沉重的近代中国，摧残中国的经济，造成中国人的心灵创伤，但也催促先进中国的觉醒，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在思考，在斗争，在觉醒。由1840年鸦片战争开启的军事失利和西方文化的冲击所造成的迷惑所产生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到“中体西用”到“中西文化之争”到“全盘西化”，使中国知识分子在“夷夏之辩”中认识到西方的“夷人”与中国过去的“蛮夷”是不一样的，西方这个“夷”是侵略的“夷人”，但也是先进的“夷人”，所以，中国既要反对侵略的“夷人”，又要学习先进的“夷人”，因此有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因此有严复的“夷夏之辨”。严复说：“夫与华人言西治，常苦于难言其真，存彼我之见者，弗察事实，辄言中国为礼义之区，而东西朔南，凡吾王灵所弗届者，举为犬羊夷狄，此一蔽也。明识之士，欲一国晓然于彼此之情实，其议论自不得不存是非善否之公，而浅人怙私，常詈其誉仇而背本，此义一敝也。而不知徒塞一己之聪明自欺，而常受他族之侵侮而莫与谁何，忠爱之道，固如是乎？周孔之教，又如是乎？公等念之，今之夷狄也，今之称西人者曰：彼善会计而区。又曰：彼擅机巧而已。不知吾今兹之所见所闻，如汽机兵械之伦，皆其形下之粗迹，即所谓天算格致之最精，亦其能事之见端，而非命脉之所在。其命脉云何？苟扼要而谈，不外于学术，则黜伪而祟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而已。斯二者，与中国理道初无异也，顾彼行之而常通，吾行之而常病者，则自由不自白由耳。”⁽⁴⁾也因此才有孙中山的“振兴中华”，以及“联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⁵⁾的呼唤。

总之，孙中山大中华思想的产生和形成与100多年来中国人探讨和实践民族复兴大业的历程紧密相连，这是他主动适应时代发展潮流利国民的意愿而提出来的，民族意识更改的表征，也是近百年来中国民族国家形成的结果。

民族意识是一个民族的成员在长期的共同创造历史和文化，改造自然中形成的文化认同，这种意识深入民族成员的心中便成为一种挥之不去的精神力量。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汉族有汉族的民族意识，少数民族也有其各自民族意识。由于孙中山起义反清，打起反满的旗号，因此满汉民族意识都在增长，加之当时帝国主义推行瓜分中国的强权政策，沙俄在外蒙古策划独立，英国在西藏，英俄在新疆，日本强占了台湾，法国觊觎我国西南，中国仍然面临“亡国灭种”的大难。中国人靠什么力量才能抵御大难？中国要生存要发展靠的是团结，靠的是奋发图强，发展经济，实现“振兴中华”造就一个伟大的中国。而要造就一个伟大的新中国靠的又是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发展，靠的是中国人的民族精神。这种民族精神用孙中山的话说，就是要树立“中国人对于国家观念”⁽⁶⁾，形成一个“极大中华民国的国族团体”⁽⁷⁾来抵抗外国的侵略。通过“振兴民族精神，求民权、民主之解决，以与外国奋斗”，“以维持民族的地位，免至于灭亡”⁽⁸⁾。由此看来，孙中山鼓吹此种民族精神并非是偏执和保守，而是通过文化的总结和斗争的经验的梳理来整合我国多元的民族意识，造成大中华意识，实现各族团结奋进，积极参加振兴中华的伟大事业，使我中国扬眉吐气于世界。所以，孙中山弘扬中华民族之民族主义，用大中华意识代替小中华的狭隘意识，是中国觉醒的表现，也是当时国内外形势发展不得不采取的应紧之计。

民国成立后，孙中山为了整合民族意识，他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对满人说：“清廷以退让而释干戈，皇室报酬，应示优异”，“至于皇室可察以尊号，给以年金，保其所有财产；其旗民生计，则各省正在筹议中。”⁽⁹⁾他对汉人说：清帝退位，“满、蒙、回、藏之待遇，与汉人平等”⁽¹⁰⁾。他对蒙古人说：“汉、蒙本属同种，人权原自天赋，自宜结合团体，共谋幸福”。全国同胞“群起解除专制，并非仇满，实欲合全国人民，无分汉、满、蒙、回、藏，相与共享人类之自由。究之政体虽更，国犹是国”。而蒙地辽远，“俄人野心勃勃，乘机待发，蒙古情形，尤为艰险，非群策群力，奚以图存”，希望“蒙古同胞，戮力一心，共图大计，务坚忍以底成，勿误会而偾事”⁽¹¹⁾。他对蒙、藏以及回疆（新疆及西部地区信奉伊斯兰教各民族）说：“我国民以自由、平等、博爱三主义造成共和国家。凡我蒙、藏同胞，首即当知共和国家异于与专制国家之要点。专制国家，其利益全属于君主，共和国家，其利益尽归于国民，此即共和与专制之特异点。前清极盛时代，合并蒙古、西藏、青海、回疆为亚洲东部一大部，然国民实无丝毫之利益，其利益尽为皇帝一人所占有。……共和国则反之。在共和国度中，其国民利益之增减，视国家之强弱为正比例。国家强盛，其国民之利益日日增多，国家衰弱，其国民之利益日日减少。盖共和国以国民为国家之主体故也。”孙中山进而强调：“今我共和成立，凡蒙、藏、青海、回疆同胞，在昔之受压制于一部者，今皆得为国家主体，皆得为共和国之主人翁，即皆能取得国家参政权。”⁽¹²⁾

孙中山还用临时大总统和《临时约法》的名义向国人公告谓：“今中华民国已完全统—矣。中华民国之建设，专为拥护亿兆国民之自由权利，合汉、满、蒙、回、藏为一家，相与和衷共济，丕兴实业，促进教育，推广东球之商务，维持世界之和平，仰五洲列国益敦亲睦，于我视为唇齿兄弟之邦。……而今而后，务当消融意见，蠲除畛域，以营私为无利，以公益为当谋，增祖国之荣光，造国民之幸福。⁽¹³⁾”并宣布“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中华民国领土为二十二行省、内外蒙古、西藏、青海”。“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¹⁴⁾

由此可见，辛亥革命胜利，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是从一个民族（中华民族），造成一个国家（统一的中国）的思想出发整合民族意识，为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奠定基础，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创造条件。

二、从经济层面看孙中山整合民族意识的目的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但又是一个以华夏族为中心经过长期的融合、凝聚和联系才奠定了在中国这个疆域以内许多民族联合成为中华民族这个多元统一体。民族的联合和团结不只是政治上的原因，经济上的相互依存，相互支援在民族的联合和团结中的作用比政治上的作用还要大还要明显。

中华民族的家园坐落在亚洲东部，西起帕米尔高原，东到太平洋西岸诸岛，北有广漠，东南是海，西南是山。这片大陆四周有自然屏障，内部有结构完整的体系，形成一个地理单元。中华民族的祖先就生存在这个空间。⁽¹⁵⁾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是汉族人口最多，少数民族地大物博，而且汉族多数聚居中国的中原地区，而少数民族则分居于中国的四周。由于地域的差异和自然条件气候的不一，不同民族从事的经济活动有很大的不同。所以，不同民族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很大，造成你来我往，谁也离不开谁的局面。近代以来，由于面对共同的帝国主义列强的侵扰和封建主义统治的压迫，并随着民族经济活动的加强便奠定了中国许多民族联合成为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中华民族的基础。

然而，在封建主义体制下的分散的自供自给的经济是中国贫弱的结果，要改变中国贫弱的状况，孙中山认定，中国最紧迫的事是政治革命完成后要立即进行社会革命，只要“文明越进，国家越富，一切财政问题断不至于难办”⁽¹⁶⁾。任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后，他发布许多关注各族民生的文告，在《令内务部通饬各省慎重农事文》中说：“军兴以来，四民失业，而尤以农民为最。田野荒芜，人畜流离，器具谷种之类，存者盖鲜。自近海内粗平，流亡渐集，农民夙无盖藏，将何所赖以为耕植之具？夫一夫不耕，或受之饥。若全国耕者释耒，则虽四时不害，而饥馑之数，区不可免。国本所关，非细故也。”要求内务部咨行各省都督，饬下所司关心农民的疾苦，解决农民的劳耕问题，“不得以虚文塞责，勉尽厥职。”⁽¹⁷⁾1912年4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向参议院提出解除临时大总统辞中强调：“今中华民国，南北统一，五族一家，本总统已在一个月前，提辞职书于参议院，当时因统一政府未成，故辞职之后，仍由本总统代理。现在国务员已均由国务总理唐君（指唐绍仪）发表，政府已宣告成立，本总统自当辞职，今日特莅贵院宣布。”并云：“本总统今日解职，并非功成身退，实欲以中华民国国民之地位，与各国民之力量，与四万万人协力造成中华民国之巩固基础，以冀世界之和平。”⁽¹⁸⁾同一天，他在南京同盟会会员饯别会上发表演说，解释他辞职不是不理事，“解职以后，尚有比政治紧要的事待着手。”他指出：“五十年前，太平天国即纯为民族革命的代表。但只是民族革命，革命后仍不免为专制，此等革命，不能算成功。”“因为种族革命，只要将异族除去便了，政治革命，只要将机关改良便了，唯有社会革命，必须人民有最高程度才能实行。”他表示，从今以后要着手进行民生主义，实行社会革命，“采用国家社会政策，使社会不受经济阶级压迫之痛苦”⁽¹⁹⁾，加速国家文明进步。

为动员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进行社会革命，加速经济建设，孙中山强调：“满洲专制政府倒矣，以中国史例证之，大可以本族专制政府代之，而乃不然，帝王思想，不谋而绝迹于天下，意见虽偶有参差，而尤不同向于共和。是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两种，皆以一致之目的行之。今社会革命着手伊始，仆以是希望各团体，复以其一致之精神，从事斯业。”⁽²⁰⁾“今民国成立，国民须人人有爱国心，则知中华民国乃自己的民国，非政府的民国，各就其业，改良提倡，尽应尽的义务，政府更扶助而掖励之，则将来之富强，可操券而得。”⁽²¹⁾中华之弱，由于民贫，列强之富，在于实业。中国如能合全国之资本与能力从事实业建设，开采中国的矿产，并能多筑铁路以便运转，如是则民富，“民富则国富”。可见，中国“能作务本之谈者，皆以为振兴中国惟一之方法，止赖实业。”实业的范围甚广，农工商矿，繁然待举而不能偏废者，指不胜屈。“然负之可举者，其作始为资本，助之而必行者，其归纳为交通。”“故交通为实业之母，铁道又为交通之母。国家之贫富，可以铁道之多寡定之，地方之苦乐，可以铁道之远近计之。”⁽²²⁾孙中山说，他曾“首绘学堂应用之中国地图，精神所最注射者，为内部之干路，幸而亦有助于变易时人耳目之小效，于是京汉、津浦、粤汉、川汉等之干路问题，人人视为重要矣。”然而，此仍为腹地狭隘之计划，是“屈于前清孤儿寡妇愚弱政府之下，得此苟且聊以自足而已，尚非通筹全局，诚得完全强固、捷速振兴之要图者也。”为将铁道修向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加强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经济联系，达到强国富民的目的，孙中山建议修筑三条铁道干线：一、南路，起点于南海，由广东而广西、贵州，走云南、四川间，通入西藏，绕至天山之南，进入新疆；中路，起点于扬子江口，由江苏而安徽，而河南，而陕西、甘肃，入新疆而迄于伊犁；北路，起点于秦皇岛，绕辽东，折入于蒙古，直穿外蒙古，以达于乌梁海。⁽²³⁾孙中山还将中国与美国比较，美国“现有铁道二十万里，合诸中华里数，则有七十万里，乃成全球最富之国。中华之地五倍于美，苟能造铁道三百五十万里，即可成全球第一之强国。否则，人民虽多，不能一呼即集，与少何异。幅员虽广，自由南而北，自西徂东，交通不便，载运不灵，虽大无济”⁽²⁴⁾。基于这种认识，他提出“实行平民政治”、“发展地方自治，厉行种族同化，采取民生政策”⁽²⁵⁾等主张。通过民族平等政策的实施，共同振兴中华的实业，发展经济和文化逐步消灭民族之间的差别，实现民族同化，使中华民族统一体稳固地树立起来。这便是孙中山在中华民国成立后的基本治国思路。

后来，孙中山在《实业计划》一书中，便将他整合中国经济，实现汉族与少数民族共同发展的主张具体化，全面地规划了中国修筑铁道、开辟港口、疏导内河、发展公路，以及开矿和其他与生活有关的工业，建设内河商埠等作了详细陈述，为中国的工业近代化作出第一次规划。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特别重视蒙古、新疆地区的经济建设。随着铁道的修建，他主张东南沿海省份人口繁多之地向蒙古、新疆地区移民。他说：“假能以科学上方法行吾人之殖民政策，则其收效，将无伦比”，“假定十年之内，移民之数为一千万，由人满之省徙于西北，垦发自然之富源，其普通于商业世界之利，当浩极大。”⁽²⁶⁾这个计划假若能次第进行，无疑将对我国的民族团结和统一起到巨大作用，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便会大大加强。

可惜的是，由于袁世凯的倒行逆施和南北军阀的对立破坏了建设的环境，孙中山虽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但终将无法恢复社会的稳定。后来，孙中山因为要进行讨袁护法斗争，再也无力过问经济建设。但他并没有因此就忽视通过施行各种政策来整合中华民族的经济，比如1919年2月孙中山在《复函四川安健》时便指出“川边地域辽阔，物力充禼，如能善为规划，则异日展拓富力，增进民智，其关心西藏甚重”。他认为“边民性本淳厚”，若能“按以诚信，勉以大义，使彼心悦诚服，自渐能乐为我用。至边军苟可联络，亦可善以待之”⁽²⁷⁾。又如1919年8月1日，孙中山指派朱执信、廖仲恺等创办《建设》杂志在上海出版。他在《发刊词》中指出，中华民国成立八年以来，“国际地位，犹未能与列强并驾；国内则犹是官僚舞弊，武入专横，政治捣乱，人民流离”，所以如此，在于“革命之后而不能建设也。所以不能者，以不知其道也”。他强调创办该刊的目的即是“以鼓吹建设之思潮，阐明建设之原理，冀广传吾党建设之主义，成为国民之常识；使人人知建设为今日之需要，人人知建设为易行之事功。由是万众一心以赴之，而建设一世界最富强，最快乐之国家，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²⁸⁾。正由于国势艰危，建设无成，孙中山在五四运动以后，便重新举起民族主义的旗号，唤醒国民重新救国。所以，革命也好，建设也好，孙中山都必须通过整合民族精神才能达到目的，这也正是民国初年孙中山为什么要放弃狭隘的民族意识，提倡大中华思想的根本原因。

三、从文化层面看孙中山整合民族意识的作用

民族的意识首先是个文化认同的问题，没有认同就不会有共同的意识，没有共同的意识也就不会有民族的共同追求和一致的行为取向。中华民族的各民族由于共同生活在一个国土里，又由于共同遭受共同的敌人即资本帝国主义的共同压迫和国内封建主义的剥夺，所以有共同的反帝反封建的要求，有追求国家独立、统一和富强的伟大理想，因此它们虽不同文、不同种，但不存在国家认同、民族认同问题。然而，由于地域的差异和事实上的不平等，民族之间的矛盾和不协调的现象是存在的，加上一些狭隘民族主义者、有独立倾向的分裂主义分子的挑唆也存在统而不一、合而不固的情况。孙中山针对这种情况，除了强调“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中华民国领土为二十二行省、内外蒙古、西藏、青海”外，也重申“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人民有书信秘密之自由”、“人民有信教之自由”。⁽²⁹⁾

后来孙中山在《孙文学说》中便有意地用中华传统文化去整合、帮助国人认同中国的文化。他说，他之所以要写《孙文学说》就是要破“知之非艰，行之惟艰”这心理之大敌，而出国人之思想于迷津，“夫如是，乃能万众一心，急起直追，以我五千年文明优秀之民族，应世界之潮流，而建设一政治最修明、人民最安乐之国家，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者也。”⁽³⁰⁾与此同时，孙中山一方面强调近代以来中国的文明进化，事事皆落人后。但他又指出，中国也不是一切不如人，中国比西方强的东西也很多，比如中国的烹调就是世界一流，又比如中国文字实用久远，且远胜于巴比伦、埃及、希腊、罗马之死语。今日英语号称流布最广，而用之者也未及用中国文字者之半。所以五千年前，中国“不过黄河流域之小区，今乃进展成兹世界无两之巨国。虽以积弱，屡遭异族吞灭，而侵入之族不特不能同化中华民族，反为中国所同化，则文字之功为伟矣。”又比如，中国的印刷术、火药、瓷器、丝茶，皆为人类所需要者，还有开今日世界交通之盛运之罗经（指南针）都对人类文明史作出过贡献。⁽³¹⁾孙中山要说的是，近代中国虽落后了，但不是自古以来就落后，近代的落后是因为科学不如人，但只要立下决心，改变中国的旧观念和思维方式，中国还有振兴的希望。孙中山强调：“夫国者，人之积也。人者，心之器也。国家政治者，一人群心理之现象也。是以建国之基，当发端于心理。建国之后，建设无能，非不能也，而是不为也”。要国民鼓起勇气，树立信心，“急起直追，万众一心，先奠国基于方寸之地，为去旧更新之始，以成良心上之建设也。”⁽³²⁾一个国家或民族经济上的暂时落后并不可怕，怕的是人心的涣散，民族精神的丧失，“一国之趋势，为万众之心理所造成，若其势已成，则断非一二因利乘便之人之智力所可转移也。”⁽³³⁾因此，通过文化的整合，使中国各民族形成统一的多元一体的心态，凝聚成共同的文化，形成统一的国族意识，便成为孙中山追求的理想。

1919年，由于第一次护法运动受挫，孙中山寓居上海闭门著书，他总结以往革命的艰难历程，认识到只有鼓吹民气，唤醒社会，促使群众之心理丕变，“则澄清瑕秽之功，庶有可期，然后乃足以建设真正民治也。”⁽³⁴⁾世界潮流趋向于民治，民治的成败自以民意的向背为断。然而民治，先要民立，民族不独立，国家受人欺凌，要实现真正的民治也很难。他说：“救国文之本怀，尽力则不必在军府中也。”⁽³⁵⁾为了给国民灌输正确的建国理念，1919年孙中山又重新高扬三民主义的旗帜，重新阐释三民主义的真义。他在讲到民族主义时，讲的再不是汉族的民族主义，而是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表明孙中山用大中华思想取代狭隘的汉民族主义思想。这个“取代”说明孙中山思想的飞跃，也表明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各民族认知的实体已经存在。

他说：“中华民族者，世界最古的民族，世界最大之民族，亦世界最文明而最大同化力之民族也。然此庞然一大民族则有之，而民族主义则向所未有也。何为民族主义？即民族之正义之精神也。”“民族主义之范围，有以血统、宗教为归者，有以历史习尚为归者，语言文字为归者”，然而“最文明高尚之民族主义范围，则以意志为归者也。如瑞士之民族，则合日耳曼、以大利、法兰西三国之人民而成者。此三者各有血统、历史语言也，而以互相接壤于亚剌山麓，同习于凌山越谷、履险如夷，爱自由、尚自治，各以同声相应、同气相求，遂组合而建立瑞士之山国，由是而成为一瑞士之民族。此民族之意志，为共图直接民族之发达，是以有异乎其本来之日、以、法之民族也。”孙中山又以美利坚民族，含欧洲各民族而熔冶为一炉，且吸收非洲黑种而同化，“成为世界一最进步、最伟大、最富强之民族”的事实，强调“汉族当牺牲其血统、历史与夫自尊自大之名称，而与满、蒙、回、藏之人民相见于诚，合为一炉而冶之，以成一中华民族之新主义”。⁽³⁶⁾由强调汉民族主义到弘扬光大中华民族之主义，建立统一的中华民族新国家，便是孙中山整合中华民族文化，凝聚中华民族精神之精髓所在。

1924年1月23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宣言强调：“革命之目的，非仅仅在于颠覆满洲而已，乃在于满洲颠覆以后，得从事于改造中国。依当时之趋向，民族方面，由一民族之专横、宰割过渡于诸民族之平等结合；政治方面，专制制度过渡于民权制度；经济方面，由于工业的生产过渡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循是以进，必能使半殖民地的中国，变而为独立的中国，以屹然于世界。”⁽³⁷⁾为了实现民族平等，“以求中国民族之解放”，“于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之革命获得胜利以后，当组织自由统一的中华民国。”⁽³⁸⁾孙中山在1924年1月开始“三民主义”演讲时就强调民族主义不是某一民族的主义，而是国族主义。所谓“国族主义”，就是一个民族造成一个国家，不要像外国一个民族分裂为几个国家。所谓“一个民族”就中国而言就是中华民族。所以孙中山一再强调要改变中国只有家族主义和宗教主义，没有国族主义的弊端。用王道精神将中国人“团结成一个民族”，“用民族精神来救国”。⁽³⁹⁾“无论那一个民族或那一个国家，只要被压迫的或委曲的，要联合一致，去抵抗强权。”⁽⁴⁰⁾在“民族主义第六讲”中，孙中山强调要恢复民族的地位，首先要恢复民族的精神。也就是要恢复中华民族固有的道德、固有的智能、固有的能力，也就是“恢复我一切国粹之后，然后才可以和欧美并驾齐驱”⁽⁴¹⁾。“我们要将来能够治国平天下，便先要恢复民族主义和民族地位。用固有的道德和平做基础，去统一世界，成一个大同之治，这便是我们四万万人的大责任。”全中国人民“都应该担负这个责任，便是我们民族的真精神！”⁽⁴²⁾

由此可见，孙中山从文化的角度去整合中国各民族的意识，形成中华民族的国家意识就是要锻造中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基础，实现中华民族振兴和治国平天下的伟大理想。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

【注释】

(1)林家有：《论孙中山的大中华思想》，《孙中山与祖国和平统一——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2001年11月版。

(2)《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3页。

(3)《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8页。

(4)严复：《论世变之亟》，1895年2月4－5日《直报》。

(5)《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94页。

(6)《孙中山选集》，第674页。

(7)《孙中山选集》，第676页。

(8)《孙中山选集》，第678页。(www.xing528.com)

(9)《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20页。

(10)《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29页。

(11)《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8页。

(12)《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29－430页。

(13)《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105页。

(14)《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220页。

(15)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2页。

(16)《孙中山选集》，第86页。

(17)《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233－234页。

(18)《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17－318页。

(19)《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219－324页。

(20)《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32页。

(21)《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39页。

(22)《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83页。

(23)《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83－384页。

(24)《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91页。

(25)《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95页。

(26)《孙中山选集》，第227－228页。

(27)《孙中山年谱》，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38页。

(28)《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89页。

(29)《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220页。

(30)《孙中山选集》，第117页。

(31)见孙中山：《建国方略之一：孙文学说——行易知难（心理建设）》。

(32)《孙中山选集》，第177页。

(33)《孙中山选集》，第169页。

(34)《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9l页。

(35)《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110页。

(36)《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186－188页。

(37)《孙中山选集》，第586页。

(38)《孙中山选集》，第592页。

(39)《孙中山选集》，第615－620页。

(40)《孙中山选集》，第625页。

(41)《孙中山选集》，第688页。

(42)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一讲》，《孙中山选集》第6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