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与中国社会发展现状

正统史观下的国民党辛亥革命史研究——以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为例

李　瑾

辛亥革命史研究作为20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门显学，取得的成果洋洋大观。对这一领域研究的深化，除当继承其优秀传统外，亦当突破某些旧有观念之束缚。自辛亥革命史研究初起，国民党正统史观即对学术研究产生强烈制约，甚至在相当长时期，包括新中国建立后，都或明或暗地影响着对一些问题的基本看法。对这一现象，学术界已有一定的论述。严昌洪和马敏在《20世纪辛亥革命研究》一文中指出：“30年代以后，国民党开始着手党史的编纂和研究，辛亥革命史被纳入其中，出现了一批以辛亥革命命名的著作，较有影响者为左舜生、郭真等人的作品。当时有一些人物传记出版，特别是孙中山的传记，因其逝世，后来又被推崇为国父而猛增。由于动员华侨参与国内建设和抗战的需要，有关华侨与辛亥革命的著述也占有一定比例。这些著述大多带有浓厚的官方色彩，打上国民党正统史观的烙印。写组织源流，以兴中会——中国国民党为正统；写革命领导人，以孙中山为中心，以一党一人划线，衡量是非，褒贬人物，不乏删削史实、涂饰功过之弊。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由于突出湖北革命团体日知会的历史功绩，竟被国民党政府以不符事实为由查禁。”⁽¹⁾在国民党正统史观的控制下，辛亥革命史研究被严重地概念化，流弊不止于一时一派。

邹鲁所著《中国国民党史稿》，在国民党辛亥革命史正统史观的构建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中国国民党史稿》的撰写始于1927年宁、汉、沪三派合流之后，成书于1929年。在《回顾录》中，邹鲁宣称：“因为党史是千古之信用，总须以大公无私之心去编成”，“所以对于个人虽有恩怨，而在编史的时候，我却一概摒弃，从实记载。”⁽²⁾由于邹鲁系国民党元老，曾在国民党中身兼要职，《中国国民党史稿》又是在国民党多位要员的“关心”下写成的，以实现国民党在意识形态上的宣传目的和满足为国民党现实统治的政治服务的要求，其正统烙印显而易见。本文以此为例，来探讨国民党正统史观对辛亥革命的认识，对国民党辛亥革命史的正统史观的构建和具体表现作初步说明，并探讨其原因。

一

国民党辛亥革命的正统史观是国民党为显示政治目的而对辛亥革命作出的官方解释，是全部国民党正统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国民党辛亥革命的正统史观具体表现为：在组织源流上，以兴中会——同盟会——中华革命党——国民党为正统，张扬该系统在组织上的纵向联系，排斥其他革命团体的地位和作用；在领袖人物上，树立孙中山的绝对领导地位，营造孙中山传统、正统的圣贤形象，贬低其他革命领袖的主张和实践；在革命活动上，以孙中山及其所领导的革命组织的活动为中心，忽略其他组织、人物在革命中的贡献，削删全貌以突出重点。

国民党辛亥革命的正统史观为了塑造其源流上的正统性，极力突出兴中会、同盟会在辛亥革命过程中的作用，将革命活动尽量纳入兴中会、同盟会活动的范畴。邹鲁在《中国国民党史稿》中所列举的起义、暗杀活动都是由兴中会、同盟会的会员或相关人员发动的，而对于与兴中会、同盟会同时期的其他革命团体的革命活动则鲜少记载。《中国国民党史稿》第三篇《革命（甲）》中录入了25次起义和暗杀活动，兴中会时期发动的有7次，其中之所以收录华兴会的“甲辰长沙之役”和“万福华击王之春”，是因为“当时虽非本党（兴中会）起义，然以后当事诸人皆为本党党员，故此役仍采入党史中”⁽³⁾。其余记述的起义、暗杀活动则均被认为是同盟会时期由孙中山亲自领导或由同盟会会员自发发动的。虽然“徐锡麟刺恩铭”、“戊申安庆之役”和“熊成基谋诈载洵”分别为光复会的徐锡麟和岳王会的熊成基发动的，但是在邹鲁的著作中却将他们作为同盟会的会员而录入书中。国民党正统史观就是这样把“光复之役”前辛亥革命的历史浓缩在兴中会、同盟会这两个焦点上，造成辛亥革命的成功就只是由兴中会、同盟会领导推动的印象。

为维护兴中会、同盟会的正面形象，国民党正统史观对于兴中会、同盟会内部思想的混乱和组织的分散则鲜有记载，或是一笔带过、文过饰非。对兴中会、同盟会实际影响力，则不惜夸大。根据史实，兴中会在世界各地先后建立过6个组织，但多没有实质的组织活动，个别人之间商定后即开展活动，由于地域的限制，各地不同组织间的联合行动更少之又少。在国外，兴中会联络的主要是当地的华侨，这些人对革命的贡献主要是经济上的支持，最初的华侨并没有太多的革命性。这些都说明兴中会的组织并非如既有观念想象的那么严密，这一点从大明顺天国事件即可得到印证，从其起用“大明顺天国”这一年号也可看出，它与兴中会的革命宗旨大相径庭。而《中国国民党史稿》却把这一事件称为“其受革命风潮所感动，起而图举义者”⁽⁴⁾。借此证明兴中会在当时的影响力。

对于同盟会内部的分散性，今人已有论述。同盟会虽然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比兴中会有了很大的进步，但它毕竟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组织严密的政党，自成立之日起，其内部就存在着严重的离心倾向，加之由于主要领导人之间政见分歧，一部分革命党人又不同程度地受到日本社会主义运动中以幸德秋水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因此，在同盟会内部渐次演变为一次又一次倒孙风潮。⁽⁵⁾同盟会内部的矛盾由来已久，早在同盟会成立之初就曾出现过孙黄的国旗之争，此事两人以后虽均未再提起，但当时的情形已达到了一人“出不逊之言”，一人“怒而退会”的地步，邹鲁在《中国国民党史稿》中却只轻描淡写为“议论纷歧，暂为搁议”⁽⁶⁾，两厢表述予人印象完全不一。

国民党的正统史观对于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组织问题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处理，是因为它要树立起国民党在人民和其他政党中的权威形象，这就需要这个组织的在源流上的形象是完美的，是正确的，是团结的，只有这样才易得到别人的信任，它的统治地位也才更合法。国民党通过政权的力量确立了其辛亥革命的正统史观，并用这种观念教育人民，以使国民党的这种形象推而广之，并渐为深入人心。

二

中国国民党辛亥革命史的正统史观为了树立起孙中山“圣贤”的政治形象，把他与古代“六贤”并立。对于孙中山的思想，邹鲁虽认为“是集中外古今学说，应顺世界潮流所得之结晶品”⁽⁷⁾，却以为中国革命之道理“本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⁸⁾。这显与孙中山的真实思想相违背。

孙中山在国外生活多年，接受西方的教育，受到西方民主、自由思想的影响，笃信基督教，坚持以武力反对清政府。这为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所不容。虽然，孙中山的思想中不可避免地会有中国传统思想的痕迹，但他革命思想的主体还是受西方的影响居多。梁元生先生指出，孙中山是个“‘异类’分子，是个边陲上生活的边沿人”⁽⁹⁾。这个“边陲”既指孙中山所接受的文化教育、信仰，甚至其所处的地域，均处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边缘地带。孙中山所领导的政党作为从体制外革新中国社会与政治、以推翻现存政权为根本目的的新的政治势力，就传统社会而言，自然也是一个“边陲”的政党。

国民党取得政权后，这个“边陲”的政党渐居于政治的中心。而孙中山作为这个政党的形象代表，则被努力塑造成一个“圣贤”的政治形象。为了塑造孙中山这种形象，邹鲁不惜扭曲历史，做出一些不实之论。具体表现为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不久，孙中山建立了中华革命党，并在誓词中要求“附从孙先生”。服从个人带有旧式帮会色彩，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政党，这种取向显然是一个倒退，很多老会员都因此而退出了同盟会。但邹鲁仍为孙中山辩护，说这是“总理忧愤交集，不忍见二十余年艰难缔造之革命主义未达，遽而不振”⁽¹⁰⁾之举。可见，在邹鲁的视野里，立场的取舍远较原则的是非更为重要。

之所以要把孙中山塑造成“圣贤”的政治形象，更主要的原因则涉及到国民党正统史观的中西文化观。当一个政党居于弱势地位，要推翻当权政治时，它所宣扬的理论、思想都是较为进步和开明的；而一旦这个政党夺取了政权，居于权力的中心，它更想维护这个既得权力时，又往往会转而寻找保守的和传统的思想作为依靠。国民党即是如此。为了塑造国民党统治的正统渊源，邹鲁将孙中山的革命事业附会于封建传统思想。首先，孙中山的革命思想符合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念，邹鲁解释为，“共和者，我国治世之神髓，先哲之遗业也”，“共和为最合于中国国情”，“至欲达到共和政治，自然‘必也革命’，‘推翻逆朝（指清朝），力图自主’”⁽¹¹⁾。其次，在对三民主义的阐释上，突出孙中山用中国传统语言的论述，其中引用民族主义第六讲，“《大学》中所说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治国、平天下’那一段话，……无论外国甚么政治哲学家，都没有见到，都没有说出。尤重尊重中国原有政治哲学之旨”⁽¹²⁾。

孙中山是一个政治思想家，而不是一个文化学者，但孙中山对于中西文化的基本态度决非国民党正统史观描述的传统“圣贤”形象。林家有先生指出，“通读孙中山的著作，我们发现像孙中山这类政治家虽常常谈论中国的传统文化，而且讲到古代中国文化的地方也不算太少，但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了解有多少，大可怀疑。”⁽¹³⁾孙中山的文化观，是对中西文化的融合、再造和超越，孙中山极力强调的是顺应“世界潮流”。但在邹鲁的著作中，孙中山“向西方寻求真理”的真实形象被抹杀了。国民党辛亥革命的正统史观之所以要把孙中山打扮成“传统”的形象，既是要增强人民对其统治合法性的认同，也是为了防止人民群众借用先进的西方民权理论来反对国民党的专制统治。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建立起来后，国民党上上下下转向封建文化，提倡尊孔读经，鼓励社会上封建守旧思潮的复兴，这正是国民党将其领袖孙中山传统化、“圣贤化”的重要背景。

既是“圣贤”，当然无过。国民党正统史观对孙中山在革命过程中的一切活动采取全盘肯定的做法，一切与孙中山意见不合的，都视为反对领袖的分裂主义。同盟会虽初步具备了资产阶级革命政党的性质，但其组成人员有着不同的来源和不同的社会背景，对革命的认识也不同。加之各团体都具有地域性的特点，存在一定的地域观念，易于发生分裂。在同盟会期间先后出现过孙黄的国旗之争及两次倒孙，尤其是二次倒孙，它致使章太炎、陶成章等人从同盟会分裂出去，重建光复会。《中国国民党史稿》并没有看到分裂的深层原因，援引胡汉民的说法，陶成章是“心忮刻多疑，实为戎首。竟得利而忘义，怀私而败群”⁽¹⁴⁾，进而把倒孙一事简单地说成“是时章炳麟、陶成章（字焕卿）同布一印刷品，攻评总理及胡汉民。大意谓总理到东京，则云南洋资本家尽吾党同志，至南洋则云日本留学生尽入吾党。岂南洋资本家如此众多，《民报》支绌，分文不助云云”⁽¹⁵⁾。如此一来，革命派内部的分歧变成了章、陶等人为一己私利进行的反领袖运动。揆诸史实，章、陶与孙中山的分歧并不是革命与否或是争权夺利，根本上是由于章、陶等人与孙中山革命战略重点的不同。在同盟会成立之初，出于海外接济和群众基础的考虑，孙中山一直坚持把武装起义的重点放在两广，尤其注重广西，并且以运动会党为主，在当时来说这种决策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在此思想指导下，特别是1907—1908年间，同盟会在中越边境地区精心策划、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但国内的形势相继发生了改变，在边境上的密集起义已经引起了清政府的警觉，且一味地依靠会党也有很大的局限性，导致历次起义均告失败。孙中山却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反而为此放弃了在其他地区的革命活动，加之财政匮乏又引发了一系列事件，这最终引起了章、陶等人的不满并演变为倒孙运动。邹鲁的著作没有能够正确地、客观地处理革命派内部为同一革命目的而出现的不同意见的分歧，而是极力树立孙中山一派在同盟会内的正统地位。

三

现今学者已普遍认同辛亥革命是由各地众多的革命团体、党派共同推动下进行的，而国民党正统史观为了突出孙中山、兴中会——同盟会——中华革命党——国民党在辛亥革命前后的作用，大量地削删辛亥革命的全貌，人为地掩盖其他组织、人物在革命中的贡献。

邹鲁在《中国国民党史稿》中特别提到的革命团体只有科学补习所、日知会、共进会、群治学社、振武社和文学社，但记载也很简略，还有些失实的地方，如说“及东京同盟会成立，湖北分会会长余诚（字剑侪）归国，即用日知会以进行革命，凡日知会会员及科学补习所社员多加入同盟会”⁽¹⁶⁾即与事实不符。

在辛亥革命中同样起过重要作用、影响较大的革命团体还有光复会。由于其主要领导人对孙中山的革命战略重点持不同意见，与孙中山有公开的矛盾，因而被国民党正统史观讳莫如深。光复会在上海、南京等地的光复中都起过重要作用，但《中国国民党史稿》中根本对其不曾有所记述，而把光复的主要力量说成是同盟会的势力。

在对上海光复的记述中，邹鲁极力夸大陈其美的作用，认为陈是“上海主持最力者”，还刻意美化了陈在上海光复中的表现。在攻打制造局过程中，陈其美“请各同志停止攻击，欲独自徒手进入制造局，向反抗派军队开导”，力图通过这一事件将陈其美“英雄化”，而未对他在整个过程中不与其他革命党人积极联络、轻率从事提出批评。对另一位为上海光复作出重大贡献的光复会会员李燮和则记载很少，只提及“黄汉湘闻李燮和革命说，心动，加盟焉”⁽¹⁷⁾。在南京光复中，乌龙山、幕府山等地是清军重点布守的要塞，均由李燮和派遣的淞军攻克，而《中国国民党史稿》中却把其说成是“总司令部乃促沪军出发为右翼，初四日，至尧化门攻乌龙山炮台。得之，乘胜攻幕府山炮台”⁽¹⁸⁾，把南京光复的功劳归入沪军名下，以突出陈其美的作用。只因为国民党要确立辛亥革命史的正统史观，从同盟会的立场看，李燮和“不是我们的人”⁽¹⁹⁾，又曾参与过倒孙，因此自然要“抑李扬陈”。这一观点还有更为深远的影响，致使后世学者多认定李燮和与陈其美争夺上海都督，分裂革命政权，一直以来对李燮和的评价都不甚公正。

另一个被国民党正统史观忽略的光复会人物是陶成章。陶在辛亥革命中的贡献虽比不上孙中山、黄兴、宋教仁，但却不在陈其美之下，但由于他曾两次发起倒孙风潮，从而成为国民党正统史观最忌讳谈及的一个人物，因而陶成章的功绩很少被提及。虽然，光复会在誓词中宣称“以身许国，功成身退”，但这绝不意味着一部客观的历史可以无视他们的实际贡献。

邹鲁的《中国国民党史稿》在各省的光复之役中，对同盟会之外的地方革命团体着墨最多的是云南革命团体，有誓死会、兴汉会、滇学会和敢死会，对于其他地区的团体则记载十分简略。各地小的革命团体虽不如同盟会那样影响巨大，却如星星之火，正是由于他们在各地长期的不懈努力，才形成了全国革命的燎原之势。对辛亥光复出力较多的还有安徽的岳王会，领导人有柏文蔚、常恒芳、倪映典、宋玉琳、赵声等。在《中国国民党史稿》中，邹鲁对于岳王会，只是在“戊申安庆之役”中有所提及，“其在练军学堂如柏文蔚（字烈武）、郑赞丞（字芳荪）等，提倡革命，不遗余力，于是创立岳王会”⁽²⁰⁾，在“安徽光复”中则完全把岳王会排除在外，只是一味表彰同盟会员在其中的作用，“初孙毓筠、张汇韬（字孟介）、程恩普（字稚周）、管曙光等，受东京同盟会之使命，分管江、淮革命运动”⁽²¹⁾。邹鲁也为赵声、宋玉琳和倪映典等人立了传，但都未提及他们在岳王会中的早期经历，直接就跳到同盟会阶段，“适同本部派赴长江主盟之吴谷至宁，烈士（倪映典）与谷素心交，遂联合同志，集会鸡鸣寺，进行革命，是为本党主义深入长江建立革命武力之基础”⁽²²⁾。这显然非一时之疏忽。

同样被国民党正统史观忽略的还有北方的革命活动。辛亥革命期间北方最具影响的革命举措是滦州起义。起义虽然很快失败，但对清朝统治者的冲击仍然很大，不久，清政府即颁布了《重大信条十九条》，宣布实行责任内阁制。对于滦州起义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正如1936年原《国民政府令》指出的“辛亥光复，发轫于武昌；而滦州一役，实促其成”⁽²³⁾。邹鲁在《中国国民党史稿》中对滦州起义虽有记述，但只是局限于对事情过程的描述，未能深入剖析其对于整个时局的重要影响。国民党辛亥革命的正统史观之所以不重视北方革命，主要是因为孙中山一直以来都把经营的重点放在中国南部，北方同盟会的力量向来较弱。

在《中国国民党史稿》的“光复之役”中对各省光复过程的记述已形成了一种固定的模式，在说到各地的光复时都要提及同盟会在当地的影响或同盟会员在其中的作用，如有记载“河南同盟会分部成立及其活动”，“辛亥前山东党人之活动”，“党人至张家口准备起事”，“重庆方面党人的活动”，“辛亥前党人在东三省之活动”等等。在国民党辛亥革命的正统史观作用下，为了国民党政治统治的需要，其他革命团体在辛亥革命中的光辉被人为地掩盖，致使一些地方上的革命团体至今都不为人知，也使辛亥革命这一整幅历史画卷变得残缺不全。

邹鲁的《中国国民党史稿》还对列入国民党党史的人物进行了严格筛选。在书中第四篇《列传》中共选取了226名人物作传，其中在“辛亥广州三月二十九日之役”中牺牲并有传的就达60多人，这些人当中有工人、教士，有些甚至只是普通的农民，如江继复、陈潮、陈发炎等人，都能在国民党党史中占有一席之地，因为在邹鲁看来，黄花岗起义“倾全党之人力财力而来”⁽²⁴⁾。但这一标准却不具有普遍性，对于其他在辛亥革命中起了重要作用，却不在国民党的正统体系之内或对国民党的正统地位有所损害的人物功绩则少有记载，除上述提到的李燮和、陶成章等人外，最突出地反映在对刘揆一的记叙上。二次倒孙后，孙中山转而独自到南洋发展，这段时间主持同盟会东京本部工作的主要是刘揆一。此间刘为维护同盟会稳定，维护孙中山的领导权威作出了重大贡献。⁽²⁵⁾然而，出于维护孙中山形象的要求，邹鲁却对此只字未提。

总之，出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建立起了国民党辛亥革命的正统史观，在国民党辛亥革命的正统史观作用下对革命的真相和全貌都作了人为的掩盖和删改。而国民党辛亥革命的正统史观的影响又极为深远。国民党政权垮台后，这种正统史观的影响又渗入大陆近代史研究之中，形成新正统史观，并且由于大陆学术界在较长一段时期内更加强调阶级立场、武装斗争和人物属性的评价，使得国民党老正统主义史观的某些方面进一步发展到极端。⁽²⁶⁾致使我们在认识辛亥革命的历史时，易于简单化和概念化，影响了对辛亥革命历史全貌的探索。摆脱“正统”观念的束缚，不以事后的观念左右对历史的判断，本着怀疑的态度看待已有知识，才能更全面地了解辛亥革命的真实面貌。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历史系）(www.xing528.com)

【注释】

(1)严昌洪、马敏：《20世纪辛亥革命史研究》，《历史研究》2000年第3期。

(2)邹鲁：《回顾录》，《邹鲁全集》，三民书局发行，1976年初版，第296页。

(3)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一、二篇）》，商务印书馆1947年出版，现编入《民国丛书》第一编，上海书店1989年影印，第677页。

(4)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一、二篇）》，第21页。

(5)饶怀民：《李燮和与沪宁光复》，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7页。

(6)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一、二篇）》，第76页。

(7)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一、二篇）》，第620页。

(8)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一、二篇）》，第612页。

(9)梁元生：《中山思想与现代中国——孙文学说“正统化”之历程及其反省》，《历史探索与文化反思》，香港教育图书公司1995年版，第102页。

(10)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一、二篇）》，第159页。

(11)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一、二篇）》，第613页。

(12)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一、二篇）》，第620页。

(13)林家有：《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化道路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572页。

(14)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一、二篇）》，第120页。

(15)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一、二篇）》，第78页。

(16)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三、四篇）》，第908页。

(17)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三、四篇）》，第936页。

(18)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三、四篇）》，第976页。

(19)周南陔：《上海光复时的巡防营和吴淞炮台》，《辛亥革命回忆录》（四），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第47页。

(20)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三、四篇）》，第753页。

(21)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三、四篇）》，第948页。

(22)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三、四篇）》，第1324页。

(23)转引自唐向荣：《滦州文史资料》第七辑《辛亥滦州起义》，第165页。

(24)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三、四篇）》，第809页。

(25)饶怀民：《刘揆一与辛亥革命》，岳麓书社1992年版，第125－147页。

(26)谢文逊较早提出把中国关于辛亥革命的研究著作区分为国民党统治下的“正统派”（Orthodox School）和共产党统治下的“新正统派”（New－Orthodox School）。Winston Hsieh：Chinese Historiography on the Revolution of 1911，Stanford，Hoover Institution Press，1975，p.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