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与中国社会发展：科学救国思潮的影响

辛亥革命后“科学救国”思潮的社会影响

王业兴

辛亥革命作为20世纪的一次历史巨变，从武昌起义硝烟散去的那一刻起，就一直为人们所关注，希冀从这段历史中总结出有益的经验以供借鉴。辛亥革命作为近代中国历史上完全意义上的民主革命，它使国人头脑中“民不可一日无君”的帝王思想发生了动摇，确立了建立民主共和国的观念。辛亥革命作为中国历史的重大转折，它使中国人看到了光明与希望，产生了具有深远意义的影响。辛亥革命后的“科学救国”思潮，无疑是这一影响的具体体现，本文拟对此作些阐述。

1.当人们读到近代百年中国这段多灾多难的历史时，心情总是格外的沉重，“世间无物抵春秋，合向苍冥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¹⁾正是这种心情的写照。但是中国人并没有就此而沉沦：农民领袖一次次反帝反封建的壮举，志士仁人一帖帖救国救民的良方，有识之士救亡图存的呐喊，封建朝廷为保皇位的新政，无不折射出国人对民族命运的关怀，然而，当辛亥革命将中国政治近代化的闸门开启之后，人们对中国的前途倾注了更大的热情，并满怀激情地呼出了“二十世纪之支那万岁”洪亮的口号。20世纪的中国，路怎么走？许多人都在思考着，各种治国方案各种社会思潮应运而生，不少知识分子发出了“祖国从来没有比现在更需要科学技术”的呼喊。“吾国社会制度，既经根本上之革命矣，而学术思想之革命，将何出乎？此今日最有趣味而重要之问题，在二十世纪之生存未实行科学出也。”⁽²⁾柏林大学教授梅加夫1918年在中国留学生大会演说中断言：“中国受保守主义之统治，殆数千年，进步之微，盖不足怪，今日之急务，莫如科学精神之普及，俾思想之趋于一偏者，得其平衡，而后有进步可言。”当时，还在美国留学的任鸿隽等人对此说推崇备至，认为“其说颇是针发吾国人症结而药之”⁽³⁾，并向中国人翻译介绍。科学救国不仅成了当时中国青年献身科学的口号，而且成为一种具有广泛影响的社会思潮。

2.辛亥革命后“科学救国”思潮的兴起，与辛亥革命这一政治大转变为近代科技体制的形成起了促进作用密切相关，各种学会的建立推动了这一思潮的兴起。辛亥革命打散了传统的政治结构，官僚阶层控制力削弱，各种学会和科学研究机构得到较快发展。1909年，蔡儒楷、张相文等27名地理工作者组成中国地学会，“联合同志，以研究本国地学为宗旨，旁及世界各国。”⁽⁴⁾1913年成立了中华工程师学会，詹天佑当选为会长。1914年留美中国科学家任鸿隽等创立了中国科学社。1915年，中华医学会、中华医药学会成立。1918年，中国化学研究会成立。各学会团体还先后创办了一些刊物，如《政艺通报》、《中外算报》、《农学报》、《理科杂志》、《地学杂志》、《科学世界》、《中华工程师学会学报》、《中华医学杂志》等等。这些学会团体和科技刊物把国外最新的科技成果介绍到中国，“并且使它开花结果”⁽⁵⁾。当时，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关于放射性物质的发现与理论、维生素的分离研究、石油成因理论、无线电理论、电影和航空理论等，都相继传入我国。这些最新的科技知识的传入，拓宽了人们的视野，也更加坚定了人们“科学救国”的信心。陈独秀断言：中国的发展“必以科学为正轨”，“一事之兴，一物之细，无不诉之科学法则，以定其得失从违”。鲁迅说：“科学者，神圣之光，照世界也，可以遏未流而生感动。”⁽⁶⁾胡适认为“那光焰万丈的科学”，正是“再造文明”的利器。科学界的人士更加坚信：“今之时代，非科学竞争，不足以图存；非合群探讨，无以致学术之进步。”他们认为科学是促使国家富强的关键，“交通以科学启之，实业以科学兴亡，战争攻守工具以科学成之”⁽⁷⁾。

当时，一批中国留美学生在中国科学社成立后，也把科学救国、科学强国作为一种理想追求。1914年留学哈佛和康乃尔大学的赵元任、周仁、胡达、秉志、章元善、过探先、金邦正、杨铨（杏佛）、任鸿隽、胡适之等发起创办《科学月刊》，以“提倡科学，鼓吹实业”为宗旨。不久，又拟订《科学社招股章程》，创办了“科学社”。到1915年，中国科学社发展到70名成员，分属于物理、数学、化学、生物、农林、机械、电气、土木、采矿冶金等学科。到1919年，共604名会员中，有物理数学42人、化学273人、生物17人、农林44人、机械49人、电气60人、土木65人、采矿冶金79人、医药32人、经济48人、其他75人。⁽⁸⁾近代学会的建立和中国科学社的发展，不仅推动了科技工作者之间的交流，使得以往耳目闭塞、闭门造车的局面得以扭转，也有利于中国近代科技汇入世界科技发展的大潮之中，从而使科学救国的思潮变为富强的现实。

“科学救国”思潮的兴起，引起了不少知识精英的关注。《曙光》杂志主编宋介连续在该刊上发表《完成与文明》、《科学与社会》、《天才与社会》等文章，阐述“科学救国”思想；《科学》杂志也连续发表任鸿隽、杨铨等人撰写的《科学与近世文明》、《科学与工业》、《科学与农业》、《科学与和平》、《科学与知行》、《中国科学的前途》等系列文章，使“科学救国”思想更加理论化和系统化。

3.“科学救国”思潮作为社会转型期的文化现象，人们首先聚焦于“科学”含义的探讨。《科学》杂志的创始人之任鸿隽说：“科学者，智识而有系统之大命，就广义言之，凡智识之分别部居，以类相从，井然独译一事物者，皆得谓之科学。自狭义言之，则智识之关于某一现象，其推理重实验，其察物有条贯，而又能分别关联抽举其大例者谓之科学。”⁽⁹⁾杨铨对“科学”作了这样的解释：“科学果何物乎？泛言之为一切有系统之知识，严格言之，惟应用科学方法之事物乃为科学。”“科学者，以性质而言，实验之学也，离研究则科学不立。”⁽¹⁰⁾陈独秀在《新青年》上撰文指出：科学者，“吾人对于事物之概念，综合客观之现象，拆之主观之理性而不矛盾之谓也。”人们对于“科学”含义的理解，与当时的普遍解释趋于一致，大体相同：“科学可以说是关于自然现象的有条理的知识，可以说是对于表达自然现象的各种概念之间的关系的理性研究。”⁽¹¹⁾

人们对于“科学”的认识并不仅仅局限于它的含义，随着研究的深入，科学的内在精神成为许多人探讨的内容。任鸿隽在《科学精神论》中阐释：“科学精神者何？求真理而已。”“真理的特征”，就是“有多数之事实为之佐证。”因此，“崇实”与“贵确”是科学精神的两个基本因素。⁽¹²⁾胡明复以相类似的观点表达了自己对科学精神的理解：“科学之精神，即科学方法之精神”，“科学方法之唯一精神”，就是“求真”和“立真去伪”。它“直接影响于人类之思想者，曰排除迷信与盲从”⁽¹³⁾。《新潮》杂志也参加了有关“科学精神”这一问题的讨论，毛子水撰文认为：“对于一种事实，有一个精确的公平的解析，不盲从他人的说话，不固守自己的意思，择善而从，这就是‘科学的精神’⁽¹⁴⁾”。陈独秀认为，科学精神就是“别是非，明真伪”，并大声疾呼“不但应该提倡自然科学，并且研究，说明一切学问都应严守科学方法。”⁽¹⁵⁾

在关于“科学救国”的理性探讨中，许多人看到了科学发展对社会进步的重要意义。他们把经济的变化看作“是一切环境变化之根源，其他则随之变化，想改变文化环境还要先改变经济环境”，而“科学的伟大发明，也足以使环境发生根本变化——兼经济的与文化的。因为科学的伟大发明能够介绍一种新社会因子进来，不由得环境不发生变化。（1）各种社会制度之不适宜的，不合理的，受了文明的变化的影响可以渐归消灭。（2）各种学术内容之虚伪的、错谬的，受了文明变化的影响自然也被淘汰”⁽¹⁶⁾。他们以经济基础、生产力标准来衡量科学的价值：“科学是人类社会赶赴目的所坐的车子，进则俱进，退则俱退，步骤差不多是一致的。”社会的改造“不能抛开科学，科学进化一度，社会就要改造一度，科学的进化无止境，社会的改造也无穷期”⁽¹⁷⁾。

在有关“科学救国”的探讨中，人们看到了中国“最大的缺憾就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发展未能一致相应，物质文明虽有进步，社会科学依然幼稚，生活的享用是好了，人生的真义还不明了”，“过去许多理想国为什么实现不了，这也没有别的缘故，其初是因科学不发达，其后是因自然科学虽发达，社会科学还未发达”，只有使二者协调发展，方可“造出一个更新更适的生活组织”。⁽¹⁸⁾“科学救国”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发展科学必须有一个适应科学家成长的社会环境，这种社会环境和条件包括“有一定的生活条件做保证；有资产但从事不赚钱的智慧事业；有丰富的实验设备；自由发表科学意见；科学研究不受任何人干涉；社会舆论要支持科学和科学研究的人；限制宗教权威”⁽¹⁹⁾等等。这些思想观点没有过时，仍具有时代意义。

4.“科学救国”作为一种社会思潮，所产生的影响是广泛的。首先，科学救国思想，成为辛亥革命失败后一些知识分子摆脱痛苦彷徨，投身科学事业的精神动力。这一思潮为他们指出了前进的方向和奋斗的道路。著名的地质学家李四光武昌起义后曾任湖北军政府实业部部长，辛亥革命失败后，在科学救国思潮的影响下，他感到既然“力量不够，造反不成，一肚子的秽气，计算年龄尚不算大，不如再读书十年，准备一份力量”⁽²⁰⁾。1914年他赴英国伯明翰大学学习采矿业，1918年获自然科学硕士学位，后又获该大学自然科学博士学位。他为中国的地质力学和石油勘察工作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科学救国”思潮激发了海外学子学成归国的热情。曾经就读于马萨诸塞州伍斯特工业学院的梅贻琦1914年毕业后回国，任清华大学物理教授。1914年张贻惠归国落到北高师教物理。1918年胡刚复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后回国任南京高等师范学堂物理教授。这些从海外归来的学子，成了我国近代物理学的第一批开路先锋。据1918年所统计的1124名留学人员中，学自然科学的有700多人，⁽²¹⁾他们抱着科学救国的宏愿，远涉重洋，学成归国后不仅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取得了成就，而且以自己的救国强国的情怀和丰富的学识，引导更多的青年学生走上科学奋斗之路。

其次，“科学救国”思潮转变了中国人对科学作用的认识。从把科学技术看成是“奇技淫巧”到认为科技是富国强兵之术，这是中国人认识上的一种飞跃。不仅如此，辛亥革命后的“科学救国”思潮使得人们对科学的内涵有更深的理解：“社会问题必须用科学解决”，中国人在政治、道德、学术思想上“久经痼疾”，只有“欧洲近世确有价值的科学”，才能救助中国；只有运用“归纳论理之术，科学实证之法”，才能使“学术兴，真理明”。⁽²²⁾只有“赛先生”和“德先生”才“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²³⁾陈独秀把科学同社会问题的解决联系在一起，“社会组织，日益复杂，人生真相，日渐明了。一切建设，一切救济，所需于科学大家者，视破坏时代之仰望舍身济人之英雄更为迫切。”⁽²⁴⁾傅斯年在论及人生问题时认为，是达尔文的《物种由来》和《人所从出》“把生物学的原理应用到社会人生上去，于是乎人和人的关系又明白个大概，后来心理学又极发达，所有‘组织’‘机能’‘行为’各学派都有极深的研究，人的自身的内部又晓得了”⁽²⁵⁾。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人们对科学内涵及其作用认识的深化，是与辛亥革命后“科学救国”思潮的兴起分不开的。

再次，“科学救国”思潮启发人们以科学作为反封建反愚昧的武器。辛亥革命后，中国政坛上的一些情况令人啼笑皆非：“一方面既采用立宪共和政体，一方面又提倡尊君的孔教”，“一方面设立科学的教育，一方面又提倡非孔教的祀天、信鬼、修仙、扶乩的邪说”。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等人运用科学思想对封建迷信进行猛烈的批判，揭露扶乩所得之文，并非出自什么圣贤仙佛，而是骗人的把戏，有鬼之说更是荒唐可笑。因此，鲁迅说，只有“好讲鬼话的人，最恨科学，因为科学能教道理明白，能教人思路清楚，不许鬼混，所以自然而然成了讲鬼话的人的对头”⁽²⁶⁾。救治中国只有用求真求实、怀疑和批判的科学精神，以科学唤醒人民，摆脱愚昧。

最后，“科学救国”思潮进一步促使追求文明进步的知识分子用理性的目光科学的态度冷静地观察中国社会，剖析中国的国民性，检讨中国文化中落后一面。陈独秀对国民中存在的卑劣无耻、退葸苟安、诡易圆滑等恶劣品性非常不满，认为这将是造成亡国灭种之病根。有人深刻分析社会上“群德堕落，苟且之行偏于国中”之原因在于科学的不普及，“一则源于因果观念不明，不辨何者可为，何者不可为，二则源于缺乏培植‘不破性质’之动力，国人不觉何者谓‘称心为好’”⁽²⁷⁾。陈独秀甚至更加直截了当地指出“中国人的脑子被几千年底文学哲学闹得发昏，此时简直可以说没有科学的头脑和兴趣”⁽²⁸⁾；中国的教育模式和教学方法也值得反思，那种只重视“记忆先贤先圣的遗文”，与西方教育重视“直观自然界的现象”⁽²⁹⁾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因此，重塑国民性，在社会上造成崇尚科学的风尚，“有四件事最要紧”：一是“出版界鼓吹科学思想”；二是“普通高校里强迫矫正重文史轻理科的习惯”；三是“高级学校里设立较高深的研究的机关”；四是出售科学用具。

“科学救国”思潮引起了中国人思维方式的变化，引发了中国文化的变革，中国文化开始了现代意义上的转型。

（作者单位：广州中华文化学院）

【注释】

(1)余冠英：《中国文化的基本文献》（文学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1－162页。

(2)任鸿隽：《吾国学术思想之未来》，《科学》1916年第2卷第12期。

(3)《科学与近世文明》，《中国科学》1919年第4期。

(4)《地学杂志》1910年第1号。

(5)任鸿隽：《中国科学社社史简述》，《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

(6)《鲁迅全集》（1），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5页。(www.xing528.com)

(7)转引自段治文：《中国现代科学文化的兴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3页。

(8)郭金彬：《中国科学百年风云》，福建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194页。

(9)任鸿隽：《说中国无科学之原因》，《科学》1915年第1卷第1期。

(10)杨铨：《科学与研究》，《科学》第5卷第7期。

(11)［英］丹皮尔：《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9页。

(12)任鸿隽：《科学精神论》，《科学》1916年第2卷第1期。

(13)胡明复：《科学方法论》，《科学》1916年第2卷第7期。

(14)《新潮》1919年第1卷第5期。

(15)《陈独秀文章选编》（上），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176页。

(16)宋介：《完成与文明》，《曙光》1919年第1卷第1期。

(17)宋介：《科学与社会》，《曙光》1919年第3期。

(18)宋介：《科学与社会》，《曙光》1919年第3期。

(19)宋介：《天才与社会》，《曙光》1919年第4期。

(20)陈群等：《李四光传》，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3页。

(21)李喜所：《近代中国的留学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22页。

(22)《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第318页。

(23)《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第115页。

(24)《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第270页。

(25)傅斯年：《人生问题发端》，《新潮》第1卷第1期，1919年。

(26)鲁迅：《随感录》（1918年10月）。

(27)《新潮发刊旨趣书》、《新潮》第1卷，第1期。

(28)陈独秀：《答皆平》（1921年6月1日），《陈独秀书信集》，安徽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29)《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第1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