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三·二九起义及其影响

广州“三·二九”起义的若干问题

赵立人

在分析广州“三·二九”起义失败原因时，人们往往以《黄兴胡汉民致海外报告书》为依据，认为在起义前由于陈镜波告密，清政府广东当局已掌握了线索，了解起义计划，做好防范。起义发动后，又由于姚雨平、胡毅生、陈炯明等人当了逃兵，致使黄兴率队发难后成了孤军而陷于失败。对这些说法是否符合事实，却很少人加以探讨。

先看所谓“告密”。《报告书》说：“至于器械，则弹小包由头发运送上省。……其担任头发转运，常为陈镜波，于港设头发公司一，省设公司二，其始运子弹凡三次，由少续多，皆无失，乃颇恃此路，毅（胡毅生）亦以此而愈信镜波。……二十七，西贡第二次械到，日本之械亦全到，则俱由头发装运。”起义当日，“临时克（黄兴）与所部由小东营出，枪杀巡警于道，疾行而前，猛击卫队，杀其管带，破入督署，守者皆逃，当有卫队数人，被截击入署，不能出，弃枪降，求为引导。于是直入内进，克与林时爽、朱蛰伸、李文甫、严骥君等，亲行遍搜，无一要人。克欲觅放火材料，如书籍文件之类，亦不可得。观其情形，当系二三日前走避者，……张鸣岐知发动之期，知督署之必攻，此中当又有最密切之侦探报告，否则不能如是之灵活。（二十六七，毅生已疑陈镜波为侦探，后益知其确。当再定二十九及克亲攻督署，此等事，陈尚不足以知之。雨平逢人运动，又力信巡防营为可恃，安知不为人卖，致满虏知吾军内容）”⁽¹⁾。所谓陈镜波告密之说，实以此为根据。然细读其文，即可知其未能提出任何确凿可信的实证。

首先，所谓张鸣岐“当系二三日前走避者，……张鸣岐知发动之期，知督署之必攻，此中当又有最密切之侦探报告，否则不能如是之灵活”，是完全不符事实的臆测。张鸣岐在起义当天致电内阁说：“粤省自孚琦被刺后，即闻香港乱党，有潜图来省起事之说，当与水提李准及各文武会商，广派侦探，酌调防营来省，密为防范。近旬日来，迭据水路兵船营汛，搜获私运军火数起，并由巡警道拿获匪党九名，正在讯研。讵本日五点钟，突有乱匪多人，怀挟手枪，拥至督署，抛掷炸弹轰击。岐督饬卫队，极力抵御，一面飞调防营援救。无如卫队人数寥寥，管带金振邦中弹阵亡，各兵亦有死伤。且炸弹着处，火即延烧，因移驻毗邻之水师提督行署。会同李准督饬防营，分途扼守围捕。……新军全驻城外，日前闻匪徒有煽惑勾患（串）之谣。经饬该协官长等，密为防范。……此次衙署被匪轰毁，实系事出仓促，调兵不及，并非各文武不力为救护，情尚可原。惟鸣岐事前布置多疏，咎无可诿，应请旨严加议处。”⁽²⁾《胡汉民自传》也说：“三月二十九日之役，张鸣岐实只身走匿李准处。”⁽³⁾可见，对革命党筹划起义，张鸣岐确实有所风闻，也派出了侦探，采取了预防措施，但对起义的时间、进攻的目标是一无所知的，否则就不会那么狼狈。

对陈镜波为侦探之说，当事人谭人凤认为完全不可信。他指出：黄兴“于张鸣岐之出走，则因胡毅生前言陈镜波有侦探形迹，而连类及之。同人不胜愤恨。适陈镜波来港，遂嘱洪承点带赴九龙僻处杀之。”“胡毅生……未发之先，即设计嫁祸于人，谓陈镜波有侦探形迹。……至陈镜波一理发师也，无甚价格，目为侦探，人自易信之。然子弹手枪，皆由其用头发扎包运入，克强（黄兴）晋省，陈亦知之，使果如胡所云，则枪弹之存于各机关者，当一时破获，何事败五六日后，尚有各处发现之事情？思患必预防，克强当早被逮于张鸣岐，何反临时失措，逾墙而走？胡（毅生）匿省不敢返，陈反来港寻克强，非一反比例乎？”“陈有母寄胡毅生家，脱有亏心，当迎其母返省也，肯随人夜赴僻处就死乎？党人比时不察，杀一无辜。”⁽⁴⁾这更能说明，《报告书》中的有关论断都是不可靠的。

至于“逃兵”问题，则比较复杂，牵涉到起义的领导机构和指挥调度问题。

1911年1月底，在香港成立了起义统筹部。黄兴任统筹部长，赵声任总指挥，胡汉民任秘书课长。起义日期和作战计划在准备过程中曾作了多次变更。4月23日，黄兴抵广州，并与已在广州的朱执信、陈炯明、姚雨平、胡毅生等起义领导人决议4月27日发难。但至25日，胡毅生即以清吏已有备为由，主张缓期，得到陈炯明、朱执信及赵声代表宋玉琳的支持。姚雨平一度反对缓期，但得知不能得到足够的武器之后，亦不复坚持。黄兴看见在广州的其他领导人意见如此，遂认为“所谓改期，无异解散”，“故即决心以一人死拼李准，以谢海外之同胞，而令各部速即退散”，“先令伯先（赵声）所部返港，余亦陆续退”。⁽⁵⁾实际上，当时胡毅生等人的意见只是“缓期”而并非“解散”。解散队伍，取消起义，而代之以个人暗杀行动，是黄兴作出的决定，而并非胡毅生等人的本意。胡汉民后来曾直截了当地指出：“克强主延期，即嘱执信、毅生，令各选锋暂行退散。”⁽⁶⁾这是有道理的。

此后，林时？、喻云纪来见黄兴，认为巡警道已准备搜索户口，因此“不但不能缓期，且须速发，方可自救。”于是黄兴又“欲集三四十人以击督署”。⁽⁷⁾当然，这是毫无胜利把握的冒险，他们也认为这是“大举不成，尽可作一场大暗杀。”但未几，在胡毅生的劝说下，林时？也改变主意，“将已到三十人遣归”，使喻云纪愤愤不已。⁽⁸⁾

恰于此时，“陈（炯明）、姚（雨平）偕至，云：顺德三营（巡防营）之同志皆归，现泊天字码头，即可乘此机会。陈遂往与其人商定，不久，即回复：其人已决。当即电港：定期二十九（4月27日）”。黄兴“即定计划与竞存（陈炯明）兄”⁽⁹⁾。这个计划是分四路进攻：（一）黄兴攻两广总督署；（二）姚雨平攻小北门占飞来庙，并引防营和新军进城；（三）陈炯明攻巡警教练所；（四）胡毅生率二十余人守大南门。

“定期二十九”的电报在20日晚10时到达香港统筹部。“伯先（赵声）、汉民接到此电颇惶骇”，商讨结果，接受了胡汉民的意见，“谓无论如何，必须压住一日”，一面复电，一面派谭人凤赶往广州传达这一决定。⁽¹⁰⁾

27日清晨，陈炯明按预定方案，集合了部下的干部，宣布当天下午4时集合，5时30分举事。但至下午，他接到了香港统筹部要求缓期一天的电报。他“因据港请缓之电，至始平书院告胡毅，谓改期三十”，“亲请黄兴如港电展缓一日”。但黄兴拒绝接受这个意见。⁽¹¹⁾

27日下午，谭人凤到达广州，因不知黄兴住处，走访陈炯明。陈炯明告诉谭人凤：“不得了！毅生、雨平均无备，余亦仅有七八十人，克强人数不满百，刻将出发，奈何？”谭人凤说：“何不谏阻？”陈说：“已极力谏之矣，其如不听何？”谭人凤即请人送他到黄兴处。黄兴正准备出发，谭人凤“据各情形劝阻之”，均不听。谭人凤见无法阻止，欲随队出发，为黄兴劝阻，遂回到陈炯明住处，“冀促接应”，但“竞存已失所在，仅有一人持锁将锁门”。⁽¹²⁾紧接着，黄兴就发动了对两广总督署的进攻，由于其他几路都未发动，只有孤军奋战，又因与前来接应的巡防营发生误会，自相残杀，致起义不幸失败。

显然，“三·二九”起义是采用集体领导体制的，黄兴不顾集体决定虽有其理由，但其他人遵从集体决定暂不发动，亦不能视为“逃兵”。

黄兴、胡汉民联名发出的《报告书》对陈炯明、胡毅生和姚雨平未率队起义多所指责，但这些指责，尤其是对陈炯明的指责，其可信性都颇可商榷。

1924年，胡汉民致函邹鲁。中谓：“克强先生由广州出险到港数日，即来弟处，以受伤断指，乃口授弟作书。是役弟……未与战争，故先后情形，当然以克强先生之意为准。克强先生尔时愤激感伤之余，在省城戒严、逻骑四出之际，其所得消息，大都间接之报告，或即就报纸而加以判断，故与事实不能尽合。（其重要者，如报告书中指揭雨平、毅生、竞存三人罪状，全由克强先生尔时之判断，而其后却有种种反证，足以证明三人行事，不如报告书所云。）乃未几而武昌起义，克强先生既赴汉阳，而弟等又各为实际上之行动，更无就此报告书为追加更正之余暇，……今幸经兄与执信当日检查，而又幸有吴稚晖先生之诘问，适予弟以发言辩正之机会。……亦信如上所云，虽克强复生，亦必无异言也。”⁽¹³⁾《胡汉民自传》亦追述：“克强……右手不能作书，乃口授余作报告致海内外，泪随声下。且言雨平、毅生、陈炯明三人虚妄误事，罪皆当死；余时亦悲愤已极。克强固主持军事，且血战而出，固当悉以其言为依据，乃同署名。后执信、克夫出，更从各方面调查，则克强对于三人之批评，实有误会。然未几武昌起义，余与克强日在军书旁午中，不及改正。”⁽¹⁴⁾

另一方面，黄兴单独发出的《致海外同志书》，其中对陈炯明的评价与黄兴、胡汉民联名的《报告书》迥然异趣。《致海外同志书》指出，“惟此次之失败至此者，弟不能不举毅生、雨平二人之罪”，并指斥“毅之无良”，却无一语责及炯明，且尊称为“竞存兄”。与对毅生、雨平的态度适成鲜明对比。这两份文件几乎是同一时间写成的，并且都有黄兴的署名，而观点歧异如此，实在令人寻味。

包华德主编的《民国名人传记辞典》在“陈炯明”一条中写道：“据说笔录时，胡汉民加以篡改，为其堂兄弟（胡毅生）开脱，把责任都归于陈炯明。此举激起陈炯明对胡汉民的愤恨，也可能是他以后脱离革命党的一个原因。”此说当有所据，而上述两份文件的重大差异，也不失为一个旁证。胡汉民似乎对这种传言也有所知，所以要一再声称联名报告书完全根据黄兴的意见写成，实际上是为自己开脱。孰是孰非，这里不拟遽下结论。无论如何，联名《报告书》对陈炯明的指责既先后为黄兴、胡汉民否定，就不应再引为论据。

《报告书》谓：“不知炯明何据，硬说克既允改期，协同毅生仍将始平书院枪弹收藏。毅生既信其言，因谓与炯明部下言语不通，请炯明另派一人指挥，而身自去大南门会顺德派来之人，后遂不及入城。”⁽¹⁵⁾但曹亚伯记：“讵临时胡毅谓与陈炯明所部言语不通，请陈炯明另行派人指挥。复误信改期之报，亲至大水圳阻所部入城。及见火起，再集所得百数十人往助。已不及矣。”⁽¹⁶⁾胡毅生亦自述：“廿九午后一时，陈炯明来始平书院云‘尚未见雨平面，众议改期’云云。故余信其言，出东门，命选锋之众暂止入城。”⁽¹⁷⁾曹亚伯又记：“故定顺德民军集中于乐从圩，与省城同时并发，经佛山进攻省城。番禺民军则集于大水圳附近，以为响应。”“三月二十九日广州举义决定后，即通令惠州及附省各队伍三十日响应。届期惠州等处悉未发动，惟顺德民军集乐从圩者，于三十日依期竖旗举事。”⁽¹⁸⁾由此可知，胡毅生实出东门往大水圳会番禺之民军，而非出大南门会顺德派来之人。《报告书》所记不确。而且，顺德民军是在乐从圩起事，所谓“顺德派来之人”非指顺德民军，而是另有其人。

据熊克武回忆，他从大南门进城时，适逢陈炯明出城。⁽¹⁹⁾而从有关资料来看，唯一可能的“顺德派来之人”只有泊于大南门外天字码头的巡防营。而陈炯明是负有与他们联络的任务的。可见，《报告书》所谓“身自去打南门会顺德派来之人，后遂不及入城”的应是陈炯明，而不是胡毅生。可能是胡汉民在笔录时张冠李戴了。

胡毅生未及参加起义的原因，上文已述及，不赘。至于姚雨平，曹亚伯记：“姚雨平二十九日上午叠遣吴雨苍、郭典三持黄兴条往始平书院领枪支炸弹，不获。姚雨平正在嘉属会馆调集新军防营选锋主要人授发难方略，见此乃急同郭典三、黄嵩南、丘锦芳进城，晤黄兴，由黄兴令陈其尤偕往始平书院领取。姚等亲装夹内雇肩舆四乘，抬出。至归德门，则事发城闭，仍将枪弹置回始平书院。仅各取枪一枝，到双门底，冀与所约防营接应，然已败散。”⁽²⁰⁾姚雨平自述与此略同，⁽²¹⁾应属可信。指责陈、胡、姚三人临阵逃脱，有欠公允。

起义党人因前来接应的巡防营未缠白布臂号，发生误会，互相攻杀，是导致“三·二九”起义失败的一个重大的偶然因素。而政出多门、指挥紊乱则是主观方面的严重失误。所谓陈镜波告密和陈炯明、胡毅生、姚雨平当逃兵则均非事实，不必再厚诬古人了。

（作者单位：广东省社会科学院）(www.xing528.com)

【注释】

(1)《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29、231页。

(2)《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四），第214－215页。

(3)《辛亥革命史料选辑》上册，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03页。

(4)谭人凤：《石叟牌词》，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4、96页。

(5)《辛亥革命》（四），第230页。

(6)胡汉民：《朱执信别记》，《建国月刊》第1卷第5期，第12页。

(7)黄兴：《致海外同志书》，《黄兴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1页。

(8)陈春生：《广州三月二十九发难决定之经过》，《辛亥革命史料选辑》上册，第343页。

(9)黄兴：《致海外同志书》，《黄兴集》，第41页。

(10)谭人凤：《石叟牌词》，第91页。

(11)《辛亥革命》（四），第207页。

(12)谭人凤：《石叟牌词》，第91－92页。

(13)邹鲁：《广州三月二十九革命史》，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印行，第46页。

(14)《辛亥革命史料选辑》上册，第199页。

(15)《辛亥革命》（四），第234页。

(16)《辛亥革命》（四），第213页。

(17)朱浩怀：《姚雨平先生革命史》，第24页。

(18)《辛亥革命》（四），第198、215页。

(19)熊克武：《广州起义亲历记》，《辛亥革命回忆录》（一），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34页。

(20)《辛亥革命》（四），第2页。

(21)姚雨平：《新军起义前后及辛亥三月二十九日之役的回忆》，《广东辛亥革命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2－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