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带来的中国历史转势

三洲田起义前后近代中国历史的转势

蔡惠尧

作为孙中山亲任总筹划、总指挥的第二次武装起义，1900年的三洲田起义无论在孙中山40年国民革命的生涯中，还是在近代中国演进的过程中，都具有不可小视的重要历史意义。虽然，这次起义从地域上看，只是局限于归善、新安、博罗及广州城内，时间只持续月余，但它是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打响推翻腐朽的满清王朝，创建新型的民主共和国的第一枪，犹如漫漫长夜中闪烁的北斗星，指示着人们告别黑暗过去，走向光明未来的前进路径。以三洲田起义前后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为契机，孙中山逐渐成长为反清革命的领袖，他所倡导的革命思想和领导的革命运动渐与近代中国发展相趋合，国势转移由是生发。

国势转移，笔者简称为“转势”。转势一词，现有人用于描述证券市场久升、久跌或久盘之后出现的升势或跌势。本文之“转势”，用来描述社会历史现象，指由于诸多重大事件的合力作用，国家逐渐偏离原先的常规运行轨道，国情出现前所未有的转机。本文之旨趣，着意于更为广阔的时空背景——三洲田起义前后的孙中山史事和中国国势，力求以更丰富的论据论证孙中山如何成长为反清革命领袖，从而引领近代中国历史的转势。

一

孙中山作为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他获致公认的革命领袖地位并非一朝一夕完成的。他所生活的时代环境，使他历经曲折才成长为具备坚毅不屈的革命品格的先进人物。他是西医“大国手”，以高超的医术、高尚的医德享誉澳门，但医人不能医国，身体创伤可以药到病除，精神痼疾则药石不灵；他曾千方百计上书当道，痛陈“经济之学”，建议采取他提出的“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¹⁾终未果；他曾想方设法联合当时颇具才力的康有为师徒，谋划变革中国的事业，但他这种不厌其烦、持续好几年的努力，没结出理想的果子。十九世纪末，尤其是甲午战争后，强邻环伺，中国遭受的民族危机日甚一日，政府腐败无能，人民水深火热，于是，就到了政府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人民不能照旧生活下去的时候。朝野上下、国内国外不同阶层的人们纷起探求中国致富致强之法门。严峻的国情迫使孙中山重新思考变革中国的路径，义无反顾地选择倾覆满清王朝、创建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革命路途。从1895年广州起义开始，孙中山为实现反清革命的成功四处奔走，不辞辛劳，成为名副其实的职业革命家。

1895年的广州起义虽然夭折，对孙中山来说，意义却非比寻常。它最大的意义，是打出了“孙文”的旗号，迈出反清起义的第一步，使“孙文”与清末的政治运动从此发生密不可分的联系。从朗朗上口的“南番两县告示”——“现有党匪，名曰孙文……”⁽²⁾来看，随着起义密谋的暴白于天下，孙文的名字已为人民所认知。后来，闻悉此事的秦力山以充溢政治激情的优美笔调赞叹孙中山曰：“不惜其头颅性命，而虎啸于东南重立之都会广州府，在当时莫不以为狂。而自今思之，举国熙熙？？，醉生梦死，彼独以一人图祖国之光复，担人种之竞争，且欲发现人权公理于东洋专制世界，得非天诱其衷天锡之勇者乎？”是“异乎寻常之志士。”⁽³⁾诚然，与满清王朝的腐败不是突发暴露一样，孙中山的言行也不全为当时人所认同，正如章士钊所言：“前清末造，革命之论初起，中山曾受訾嗷。”⁽⁴⁾孙中山的革命言行引起广泛关注，他向革命领袖地位靠近，是从伦敦蒙难和三洲田起义开始的。

1896年10月11日，孙中山被清朝驻伦敦公使馆绑架。在孙本人及其师康德黎、英国各方势力的努力下，孙中山终获释放。他顿时成为英国朝野关注的焦点人物，不断接受一些新闻媒体的采访，发表谈话，一跃而为极富新闻价值的热门话题，由此，孙中山被英国，进而被整个世界所发现。在日本，《神户新闻》（英文报纸）刊发陈少白撰写的《中国的改革》，11月26日香港《中国邮报》（即《德臣西报》）予以转载。该文称孙中山“是唯一具体把握局势，又具有能使民族更新的一往无前的勇敢精神的人”。11月28日，谢缵泰致函《中国邮报》，对《中国的改革》提出异议，辩称“改革派的领袖是杨衢云，他是一位具有真正价值和纯洁声誉的进步者，一位彻底的爱国者和改革者，……孙逸仙仅仅是改革运动的重要组织者之一”⁽⁵⁾。黄宇和先生称陈少白此举是“为孙逸仙塑造英雄的形象”⁽⁶⁾。1897年《伦敦蒙难记》（英文版）出版后，在英语世界迅速流传，并被译成俄、日、中等国文字。1898年5月，日本人宫崎寅藏将之译为日文，以《清国革命首领孙逸仙幽囚录》为题，在《九州日报》上连载⁽⁷⁾。日本人（包括日本华侨）借此重新认识孙中山，许多人起而支持、参加革命事业（尽管目的各有不同）。在国内，执舆论界之牛耳的《时务报》译录英国、日本传媒的报道，在第14、15、17、19、21、27、28册登载孙中山蒙难一事⁽⁸⁾，其中的《论孙逸仙事》述及孙中山被绑架的经过颇为详细。《时务报》拥有强大的发行网络，国内有近50个城市设立经销处（有的城市不止一个经销处），远销至香港、新加坡、日本、南洋，受众面相当广。该报对孙中山较为集中、详尽的报道，无疑会引起人们，尤其是国内的人民对孙中山的关注，提升孙中山的形象。这段经历对孙中山的思想发展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他一边观察英国的社会、经济制度，一边思考中国的变革，更加坚定推翻清廷、创立共和国的理想信念，认为“目前中国的制度以及现今的政府绝不可能有什么改善，也决不会搞什么改革，只能加以推翻，无法进行改良”，要建立“一个负责任的、有代表性的政体”⁽⁹⁾。后来，他忆述留英两年（实际时间为10个月）的生活，“三民主义之主张所由完成也”⁽¹⁰⁾。故此，伦敦蒙难成为孙中山革命生涯的重要转折点，其势要推翻清廷的思想信念渐广为人知，他正成长为反清革命思想和运动的领袖。

如果说伦敦蒙难主要是提高了孙中山的海外政治形象，那么，以他为首的革命党人孜孜以营的三洲田起义则主要提升了他的国内政治形象。起义的准备和持续过程中的组织、宣传工作，失败后起义参加者对孙中山首倡的反清革命事业的支持和继承，使他的革命领袖地位越发明晰。

关于三洲田起义的组织宣传工作，现行的著作有所论及，这里着重提出两点：第一，革命党人进行艰苦、深入的组织宣传，起义参加者具有广泛性。他们不仅做了较为充分的事前准备，起义中也加强宣传；既亲临实地考察形势，组织群众，又注重文字宣传。起义前，胡心泉、史古愚冒险秘密潜入三洲田视察形势，联络当地起义力量。⁽¹¹⁾三洲田与香港新界接近，为了表明自己的意图和争取尽量多的同情，革命党人向香港报章投函，谓：“某等并非义和团党，乃大政治家大会党耳。即所谓义兴会、天地会、三合会也。我等在家在外之华人，俱欲发誓驱除满洲政府，独立民权政体。我等在美洲夏威夷澳洲实得力，暹罗越南荷属群岛等处之有材会友，专候号约期举事。我等本为欲兴中国之人，若将来成功设立更革之事，开通中国，与世界通商。我等不恤流血，因天命所在，几有国政大变必须以贵重之代价博取之。……我等欲造成三百年前所未竟之志，料英美日三国亦必守中立之义，且或资助之。”⁽¹²⁾起义过程中，义军所到之处发布告示，中有“堂堂中国，岁岁来朝”、“逆我者死，顺我者昌”⁽¹³⁾的话语。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孙中山派遣陈少白、郑士良、邓子瑜联络新安、归善一带的三合会首领黄福、黄耀庭、江恭喜等人，使三合会会众成为起义的主力军。⁽¹⁴⁾孙中山为这次起义倾尽心力，频繁往来于日本、香港、上海、越南、新加坡，与菲律宾独立运动的代表彭西商谈两国革命党人互助事宜；试图联合康有为、梁启超，共赴大业；企图说服日本、法国的朝野势力支持起义；谋划与李鸿章商议两广独立，扫除革命障碍；等等。⁽¹⁵⁾决定起义的方针、计划，孙中山必亲力亲为，周到细致，是决策班子的核心，一个具有顽强战斗品格的革命领袖形象凸显而出。

第二，起义失败后，孙中山及其追随者并未气馁，仍高举反清大旗，矢志不移。起义的失败，并未使孙中山意志磨灭，他返回日本后，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坚信“一旦获得适当的武器并且作好大举的准备，就能轻易地打败清军”⁽¹⁶⁾。他与日本、菲律宾、俄国的朝野人士保持紧密联系，探求中国革命成功的关键，乐观地预言“不二十年，吾得见中国革命大成功也”⁽¹⁷⁾。他的愈挫愈奋的斗士风格、纵横捭阖的运筹才能，跃然纸上，实在令人敬佩！他与时俱进，逐渐介入留日学生圈子，宣扬反清民族主义思想，把反清革命运动引向更新的发展空间。大多数的起义参加者对孙中山不离不弃，革命之勇不曾稍减。给予巨大财力资助的李纪堂，立志再举义旗，与洪全福、谢缵泰及一批三洲田起义人员梁慕光、李植生、林海山、曾捷夫等相谋广州起义，后被告密流产。这次起义虽与孙中山无涉，但“秉承革命方略而行”⁽¹⁸⁾，以“推翻满清，行共和政体”⁽¹⁹⁾为主旨，显系在孙中山革命思想的指引下进行的。梁慕光、李植生担任这两次起义的重要角色，俱擅长制造炸弹。后来，梁慕光受孙中山命在横滨教授熊克武、黄树中、曾冠学习制造炸药⁽²⁰⁾，熊等人返回四川后，尝试自制炸药⁽²¹⁾，发动起义。镇南关起义时，林海山、李植生在谭人凤的率领下，潜至广西，欲施助力，惜到时起义已败，不果。⁽²²⁾三洲田起义的其他得力干将黄福、黄耀庭、江恭喜，先后避往南洋，在以后的反清革命中，相继作出了不少值得褒扬的贡献。可见，孙中山已是甚有召引力的革命领袖。

蔡元培先生说：三洲田起义后，“国内有志者受刺激渐深刻，以言论反对清政府，或在各省起事者渐多。事败，苟不被戕害或拘留，则大率亡命至日本，间亦至欧、美，仍努力传播革命主义，信从者日众”⁽²³⁾。以三洲田起义为标界，俯瞰近代革命情势的转变，确是卓识。受孙中山倡导的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和感召，越来越多的进步人士团结凝聚在反清革命大旗之下，奋不顾身，前仆后继，冲决清政府的统治网罗。

二

三洲田起义虽局促于广东省的东南一隅，其意义却不可低估，对此，孙中山在《建国方略·孙文学说》里，有一段比照乙未广州起义与三洲田起义的迥异效果的堪称经典的精彩论述：

经此失败而后，回顾中国之人心，已觉与前有别矣。当初次之失败也，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诅谩骂之声不绝于耳，吾人足迹所到，凡认识者，几视为毒蛇猛兽，而莫敢与吾人交游也。惟庚子失败之后，则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息，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后相较，差若天渊。吾人睹此情形，中心快慰，不可言状，知国人之迷梦已有渐醒之兆。加以八国联军之破北京，清帝后之出走，议和之赔款九万万两（实数为九亿八千二百二十三万余两，应作十万万两）而后，则清廷之威信已扫地无余。而人民之生计从此日蹙，国势危急，岌岌不可终日。有志之士，多起救国之思，而革命风潮自此萌芽矣。⁽²⁴⁾

黄兴也说：“近十年来，堂堂正正可称为革命军者，首推庚子惠州之役，次大通之役，此后一二年间，寂寂无闻。”⁽²⁵⁾

孙黄之省察，皆为事后所发，不免主观情愫，但大体反映起义前后历史转势的方向。他们的过人之处，在于指出这次起义不是孤立的事件，是与当时国内外形势密切相关的；其次，将之与此前此后的历史相联系，画龙点睛地申明起义引发革命风潮的萌芽，“国人之迷梦已有渐醒之兆”，较为真实地记录历史演进的面相。

1900年的中国，政治局势错综复杂，扑朔迷离。1月，清廷册立端郡王载漪之子溥隽为“大阿哥”（即皇储），为继同治帝位的合法继承人，但在中外一致反对声中，“废立”胎死腹中。四五月间，义和团运动迅猛发展。6月，八国联军悍然侵华，张之洞等发起“东南互保”。8月，唐才常自立军勤王失败；北京陷落，清廷“西幸”。10月，三洲田起义爆发，史坚如在广州弹炸德寿，失败被害。12月，清廷诏令各地督抚进呈改革建议；12月27日，清廷批准联军提出的“和约”大纲十二条。可见，在内外相夹的危势中，各势力竞相登场，拯救处于生死存亡边缘的中华民族。孙中山游弋在夹缝中，谋求各方势力合作，推翻清廷。他意识到，清廷处于内外交困之中，应乘清兵北调参战之机起义，不能错失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当义和团运动失败后，和议大纲已成，清廷不可救药的面目暴露无遗，全国革命风潮初为萌芽，具备汹涌澎湃之基础。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屡次与富国强种的机遇失之交臂。戊戌变法意在力挽狂澜，振兴国家，但惨遭腰斩的厄运，国势沉沦，伊于胡底！1894年11月，孙中山创建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揭橥“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宗旨，以异端的声音划破万马齐喑的沉闷。随着欧风美雨的东渐，民主革命思想广为流播，推翻清廷的呼声潜滋暗涌。1900年8月，自立军勤王起义（即黄兴所说“大通之役”）旋起旋败，促使以秦力山为代表的“有志之士”醒悟过来，加入反清革命战线，累积革命能量，为革命风潮从萌芽跃升至高涨准备条件。

三洲田邻近香港新界，起义引起了港英当局和新闻界的高度关注。港英政府在边界加强巡逻，增置兵力，以防义军闯入英界。香港的中外新闻媒体对起义进行日记式的报道，这些报道又多为上海、澳门、日本东京的中文报纸所转载，故起义消息传遍国内一些城市和海外华人居住地。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保皇会的两大机关报《清议报》和《知新报》对起义也有所记载，《清议报》第61－64册有专文报道义军和清军、广东官方的动向，既有起义前义军与香港报章的函件（本文前已引用，两者部分字句有出入），也有清军的调度方向；不仅标明义军“扶汉灭满”的宗旨⁽²⁶⁾，记述义军的节节胜利，也不讳言义军的某些烧杀抢掠情形。⁽²⁷⁾《知新报》第128－130册的报道⁽²⁸⁾，立论为清廷立场，直说起义乃会匪之乱，客观性远逊于《清议报》。这些颇有影响力的报纸从多角度报道起义概况，无疑会使人们立体地关注起义的方方面面，引发思想的异动。蔡元培读了起义的报道后，在日记里写下下列一段话：“其宗旨与满人为难，已败官兵，刻据沙湾及师子澳邻近之某处。该会党尚南行，沿途皆有土人以新兵接济。”⁽²⁹⁾日记述及起义之事，本属不易；而起义“宗旨与满人为难”、“有土人以新兵接济”等语，更为难能可贵，表明三洲田起义在国内一些城市的先进人士中引起反响，留下印象。其时居于广州的胡汉民，思想极受震撼，决计东渡日本，“以为非游学无以与革命党人谋”⁽³⁰⁾，走上民主革命之路。在起义中曾给清军送过情报的叶蓉煌，“思想有了转变”，后悔当时“做了一件最不应做的事”。亲历其事的人们，指出起义“对于启发人们来对革命的认识，是起了绝大的作用的”⁽³¹⁾。孙中山国人之迷梦渐醒云云，当非虚言，恰到好处地说明三洲田起义对转变国人思想的作用，由此拉开近代中国历史转势的序幕，为反清革命思想和运动演变为社会前进的主流奠定了不可或缺的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

三洲田起义上承乙未广州起义、伦敦蒙难，在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发展历程中意义重大；下启孙中山与先进知识群体尤其是留日学界的接触，为确立孙中山的革命领袖地位准备了客观条件，从而成为近代中国历史转势的发端。

（作者单位：深圳市博物馆研究部）

【注释】

(1)引文见孙中山《致郑藻如书》、《上李鸿章书》，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8页。

(2)邹鲁：《乙未广州之役》，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一），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2000年版，第232页。

(3)黄中黄译录：《孙逸仙·秦序》，《辛亥革命》（一），第91页。

(4)章士钊：《疏〈黄帝魂〉》，《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集，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第244页。

(5)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27页。(www.xing528.com)

(6)黄宇和：《孙逸仙伦敦蒙难真相：从未披露的史实》，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版，第126页。

(7)黄宇和：《孙逸仙伦敦蒙难真相：从未披露的史实》，第202页。

(8)文题分别为：《某报馆访事与麦参赞问答节略》、《英国律师论孙文被禁事》、《中国私会》、《论传言英将控告孙文一案》、《论孙逸仙事》（21、27册连载）、《论中国内腐之弊病》。

(9)孙中山：《与〈伦敦被难记〉俄译者等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86页。

(10)孙文：《革命原起》，《辛亥革命》（一），第6页。

(11)胡心泉：《兴中会革命史之一页》，《辛亥革命史料选辑》上册，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34页。

(12)陈春生：《庚子惠州起义记》，《辛亥革命》（一），第24l页。

(13)张友仁：《庚子惠州三洲田起义访问录》，《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二集，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第275页。

(14)参阅蔡惠尧：《三洲田起义五题》，《近代中国》第143期。

(15)参阅蔡惠尧：《1900年三洲田起义前孙中山的活动述评》，载黄崇岳主编《深圳博物馆开馆十周年纪念文集》，中华书局1998年版。

(16)《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09页。

(17)《孙中山年谱长编》，第265页。

(18)黄大汉：《兴中会革命同志工作史略》，《辛亥革命史料选辑》上册，第62页。

(19)陈春生：《壬寅洪全福广州举义记》，《辛亥革命》（一），第317页。

(20)熊克武：《辛亥前我参加的四川几次武装起义》，《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三集，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第3页。

(21)谭人凤撰：《石叟牌词》，甘肃人民出版杜1983年版，第55页。

(22)参阅蔡惠尧：《记几位参加反清革命的深圳籍人士》，载《深圳文博》第一辑，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23)蔡元培：《孙逸仙先生传略》，卞孝萱、唐文权编《辛亥人物碑传集》，团结出版社1991年版，第4页。

(24)《革命原起》，《辛亥革命》（一），第9页。

(25)黄兴：《广州三月二十九革命之前因后果——民国元年在南京黄花岗周年纪念会演词》，《辛亥革命》（四），第167页。

(26)《会党举动》，《清议报》61册，中华书局1991年影印版，第3896页。

(27)《惠事略记》，《清议报》64册，第4076页。

(28)见《知新报》，澳门基金会、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l996年联合出版，第1963、1987、2008页。

(29)高平叔：《蔡元培年谱长编》（上），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89页。

(30)《胡汉民自传》，《辛亥革命史料选辑》上册，第161页。

(31)张友仁：《庚子惠州三洲田起义访问录》，《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二集，第266、279－2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