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洋劝业会华侨参赛述评
乔兆红
1910年的南洋劝业会是清末中国最大规模的商品博览会,在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历史地位。80年代,章开沅已对南洋劝业会有所评述(1),日本学者野泽丰就南洋劝业会对中国实业的促进作用给予了充分肯定(2),马敏亦专文探讨了南洋劝业会的影响和意义(3)。90年代,朱英在其论著中专节论述了南洋劝业会举办的原因和作用(4),王传瑞则撰文叙述了南洋劝业会的盛况(5)。他们普遍认为,南洋劝业会对促进工商业者思想观念的转变和推动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产生了重要作用。但有关华侨参加南洋劝业会的情况,学术界尚语焉不详,日本学者小岛淑男曾进行初步探讨(6)。事实上,南洋劝业会得到了南洋华侨的积极支持与赞助,以南洋劝业会为契机,海外华侨回归祖国,考察内地建设,投资兴办实业,作用重大。南洋劝业会虽然在短时期内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但从长远目标看,作用和效果显著。
一
南洋劝业会实由南洋华侨首倡。1904年,南洋侨商张振勋上书清廷,建议在南京举办大型物产博览会,以激励商情,振兴实业。1908年,江宁公园办事处主事道员陈琪会同另一道员严其章向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端方提出了创办博览会的设想,计划于1910年先开国内博览会,以振兴全国实业、建造南京市面、补助社会教育为宗旨(7),分建农业、工艺、教育各院及南洋各岛埠陈列所,通过举办博览会促进南京市政的改革,进而带动工商实业的发展。端方曾奉使欧美考察农工商业,了解西方创办商品赛会奖励竞争的优越性,因此给予陈、严大力支持,强调“事关富强本计,自应由官实力提倡”,表示要“官商合力维持,共图公益”。(8)
1909年,端方与江苏巡抚陈启泰联名向朝廷上奏折,请先创设南洋第一次劝业会,以振兴实业,开通民智,认为举办劝业会“不独商业上有关系,即政治上亦与有光荣”(9)。会名虽冠以“南洋”(10),南北各地均可入会。经费由官商集股,海内外同胞,合力担任。南洋各岛埠介于温热二带,工商发达,由专员前往宣劝,以宏商业而励商情。(11)
南洋劝业会的举办得到了沪宁两地工商界人士的大力支持。著名实业领袖张謇、虞洽卿等人都为劝业会积极奔走游说,先开调查研究部,“讨论逾月,派员四出调查,内地各省,足迹几遍,南洋群岛,两次派员前往,因调查以行其劝导,藉演说以广其见闻”(12)。1909年3月,南京成立南洋劝业会事务所,作为劝业会筹备执行机构,全国其他各地也纷纷设立协赞总会和出品协会。1909年8月,清政府正式批准举办南洋劝业会(13),任命新任两江总督张人骏为劝业会正会长,专任筹备该会一切进行事宜。
劝业会出品协会由各省各业自行裁定,设有总理、协理、书记、干事和评议员等职,以事务繁简,定人数多寡。劝业会在事各员分赴各府州县劝办出品协赞会,“宣布宗旨并演说中外实业竞争之理由,各地商民咸知感奋”(14)。通过劝业会大力倡导,两江所属各府州分别举办了39个物产会,两江以外各省也先后举办出品协会。南洋群岛地势广衍,物产繁丰,时人认为“考其地虽为荷葡等国所占领,而考察实业各界,仍吾侨民握其牛耳”(15)。劝业会特建立华侨陈列所,以备侨商参赛。南洋各岛距离宁省路途较远,侨民散居各埠,仅凭一纸文告,不能领悟劝业会精髓,因此劝业会委派专员前往调查,实力劝导。王树鰓勤敏耐劳,对于南洋各埠情形较为熟悉,经考核被派往南洋群岛,联合侨民设立华侨出品协会及协赞会,以集合当地出产,运宁赴赛。
二
为争取华侨回国参赛,劝业会事务所采取了谨慎而周密的宣传和鼓动措施。侨胞心系祖国,深悉劝业会与祖国实业休戚相关,因此南洋侨商对劝业会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劝业会原拟筹经费50万元,后经考察,决定追加20万元,由官商各认35万元。商股主要由沪宁商人和南洋华侨认购,侨商负担会股7万多元(16),使劝业会经费问题得到解决。
南洋劝业会的第一号入场券,即是由南洋侨商出银一万元承买下来。劝业会开幕时,有外国人将以六千金购第一号入场券,侨商梁祖禄“亟昂其值,出而购之”(17),既为华侨争光,又为祖国赢得了荣誉。劝业会结束后,由于经营不善,造成了数十万元的亏空,也幸有南洋侨商慷慨解囊。侨商张煜南担任筹备劝业会善后事宜,以10万元报效会场善后经费,以20万元承领会场地基屋宇。除留劝工场、美术馆、事务所、水产馆及马路桥梁和各省别馆外,其余均归张煜南永远管业,另设公司,开办市场。(18)
海外华商团体积极配合劝业会的举办。泗水华商总会曾致函表示:“今南京创设第一次劝业会,洵为劝励农工、推广商业之要图,海外华侨咸为欣羡。”(19)新加坡华商总会为预备陈列品,呼吁爱国侨民“踊跃赞成”(20)。各埠华商总会率先举行出品协会,择优运回国内。王树鰓奔赴南洋群岛后,得到了华侨的鼎力相助。在商会坐办林竹斋等人的热心协助下,新加坡仅隔三天就成立出品协会。(21)荷属各埠侨民也纷纷响应,泗水、三宝垄、爪哇、巴达维亚等地皆先后成立出品协会。在雅加达,侨商张耀轩试图开办南洋劝业会展览会场,专门陈列华侨和祖国的产品,以利于打开海外市场。
华侨实业家、南洋巨商张振勋不仅是南洋劝业会的首倡者,而且担任广东出品协会总理。张振勋负责招集资本50万元组织公司,办理广东出品事宜。后广东发起全省教育展览会,择优汇送会场,与江浙各省开教育联合大会,(22)这与劝业会“补助社会教育”的宗旨相得益彰。张振勋时任广州商务总会的总理,曾亲赴欧美各国参与赛会,既具备相当工作经验,又拥有一定实力基础和热情,因此被推选为劝业会广东出品协会总理。张振勋极力提倡实业,改良土货,务求精美,认为中国地大物博,出产尤多,若能制作精良,必可抗衡外货。凡有推陈出新之品,莫不极力提倡,“乐与商人研究”(23)。
海内外华商齐心协力,经过一年多的筹备,1910年6月5日,南洋劝业会在南京正式开幕,各界代表五千多人参加了开幕典礼。江督张人骏致开幕词,农工商部特派员、侨商代表等先后上台致词祝贺。
南洋劝业会规划及于全国,远而南洋华侨,外而东西各国,亦输载物品来会陈赛。劝业场工程恢宏,共设农业、医药、教育、工艺、机械、美术等九个展览馆和一个劝工场,另设暨南馆为南洋华侨的出品陈列所。“暨南馆建筑仿南洋群岛式”,“所占面积合计英尺一百二十方丈,高一丈六尺,为陈列侨商所有出品之用”(24)。暨南馆与京畿馆合筑为人字三角形,共建于会场之东,武备馆后,陈列品分19部。端方曾于金陵奏设学堂,招收南洋华侨子弟归国就学,定名暨南,“殆取朔南暨之意”(25),暨南馆因此而得名,不收建造费,以示优待。侨商参赛多为商办,与国内官办和官商合办不同,体现了华侨商众热心公益事业及文明开通的精神风貌。
南洋劝业会展出的六个月间,各种报刊竞相报道,前往观摩者达20多万人次,不仅南洋华侨,连日本、美国和德国也派出代表团赴会参观。这次劝业会规模之大,内容之丰富,在中国历史上堪称空前。海外华侨赴南洋劝业会的代表分别是:南洋三宝垄代表林、泗水代表潘炼精、渤良安代表游作舟、望加锡代表林渊源、西贡代表吴显禄、谏议里代表徐博兴,巴达维亚代表有梁祖禄、蔡奇风、陈富毛、陈沧浪和蔡金源五人(26)。劝业会事属创始,各埠侨商闻风兴起,或汇资本附设,或办物品运赛。徐博兴以垂老之年,眷怀祖国,一闻会事即筹办协品,不遗余力,由于积劳成疾,抵宁数日遂病,于六月初七病故,清政府从优抚恤,以昭激劝。(27)
巴达维亚岛商会议董梁祖禄,乃“华侨工艺界之特殊人物”(28),能自造机器,中外日报称为机器家,所制机器深受欧人欢迎。得知国内开办劝业会,梁愿提供产品参赛,劝业会表示欢迎,张人骏也给予鼓励:“以梁君学有实用,光我会场,复照请为南洋群岛协赞会协理,自行组织协赞会,以示优异,将来审查总长定准奏请特别奖,为华侨生色。”(29)在此鼓舞下,梁祖禄携带研树薯粉机等工业产品回国参赛,成绩尤为突出。
暨南出品有工艺、美术、纺织、制造、食物和装饰等,“皆行销欧美之物”(30)。另展陈有兵器、矿产及鸟类标本,“率多内地人所未见而不能举其名者也”(31)。巴城寄品有李金隆的缫丝机器和各种花木,望加锡有飞禽几十种,泗水展品以叶兆辉自制的日夜烟火为最佳。(32)工艺品展陈中,尤以西式帽具为多,侨商临时创设制帽传习所,免费授艺,希望国人速成仿制,稍挽漏卮。(33)南洋劝业会展品,以侨商出品颇极一时之盛。
南洋华侨的参赛,一方面是由于华侨热爱祖国,为了促进祖国工商实业的发达,另一方面则与劝业会的宣传鼓动和劝导分不开。从会事发起、筹备组织到正式开幕,劝业会均针对南洋各端口实情组织专门人员拟定专章进行讨论规划。为了激发侨商竞争意识,劝业会采取种种措施吸引侨商回国参赛,如制订出品免税规则,采取宽松的奖励政策等等。
劝业会事属创举,审查评奖工作十分审慎且宽松,优以旌其成绩,宽以励其将来。清廷选派农工商部侍郎杨士琦担任劝业会审查总长,负责审查及授予褒状证书。杨士琦曾于1906年任宣慰南洋华侨大臣,考察南洋各埠,因此更能体恤侨胞商艰,其对南洋华侨商情较为熟悉,对南洋各岛工商业的发展水平亦比较了解,由其担任审查总长,对侨商出品的考核较为完备公允。杨士琦调用学有专门及素有经验的人员担任审查员,明定宗旨专以奖进实业,提倡公司局厂为先。经过长达三个月的审查比较和悉心研究,始得评奖结果,计一等66名,二等214名,三等426名,四等1218名,五等3345名,共5269名。在获奖物品中,华侨出品占有一定比例,如新加坡王帮杰的各种印花布及斜纹布,巴达维亚梁祖禄的全分制茶器及研树薯粉机,三宝垄曾昭光的香皂,巴达维亚李金隆的蚕种、蚕茧及蚕丝,三宝垄李长茂的各种皮靴鞋,泗水叶兆辉的万年池酒、卫生酒及药酒,巴达维亚黄辉才的各种男女帽、梁瓒的四色木制小橱及梁连进的各种花柜,等等,不胜枚举,其中有三名获一等奖。(34)
劝业会的优惠政策和奖励措施,鼓舞了人们从商的兴趣,吸引了华侨回国参赛,激发了其参与工商竞争的信心和热情,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晚清政府重视农工商业,切实提倡实业的积极态度,也一定程度地反映了清政府华侨商业政策的变化。晚清政府为激励兴办实业而颁行各种奖商条例,如先后颁布《奖给商勋章程》、《华商办理农工商实业爵赏章程及奖励章程》等等;对于出洋华商也很重视,许多省份制定有商民回华保护章程,许多侨商因捐助实业而荣获奖牌、职衔,一定程度地调动了侨商回国投资的积极性,有助于侨商在侨居地地位的提高。
三
历经半载,南洋劝业会于1910年11月29日落下帷幕。盛极一时的南洋劝业会由于经营不当,造成了数十万元的亏空,似乎未能取得预期成效。但南洋劝业会集中展出了20世纪初中国最先进的工农业产品,对于衡量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开通社会风气,作用重大。
劝业会提供了传统与近代、东方与西方文化理念碰撞融合的最直观场所,各种货物云集一处,商品本来就是文化的载体,对不同物品的比较考求,一定意义上说是不同文化背景不同观念的深层次冲撞与交流。在此过程中,不同文化和价值观念得以整合,通过潜移默化的影响,落后文化和陈旧观念接受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熏陶和洗礼相应发生转变。因此,华侨参赛引发了积极的社会效应。
其一,南洋劝业会是20世纪初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一次集中展示,劝业会为商品提供了一个比较与竞争的舞台,提高了产品知名度,拓宽了商品销路,促进了农业建设的发展和工业化水平的提高。
劝业会专门开设南洋各埠陈列所和劝工场,集中展出了当时世界较为先进的工业品,如研树薯粉机(35)、缫丝机、制茶机、剪茶机、筛茶机和制汽机等,这种半机械化半自动产品,实乃近代文明开启工业化发端之肇始,反映了晚清南洋各埠工业经济发展的实况,有助于国人考求研讨,对推进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工业化水平的提高不无裨益。
劝业荟萃集22省特产,搜列农产品“殆数十百种”。会后,张謇发起组织全国农务联合会,出版农务联合会杂志,组设苗种会,联合海内外分别研究,择其嘉种而交换,推广了海内外农业生产的交流和发展。华侨展品多有特色,除机械化产品脍炙人口外,农业产品等亦引人入胜。如南洋初里乌律谷、炎无谷等,品质良,收获多,为稻种优品。南洋乌糯谷被誉为全会特色,泗水小麦为会场麦类之首。水果出品中,南洋爪哇岛展陈了橡子、南杏核等数十类品种。(36)华侨均赠送国内传殖,从而繁兴祖国农业,振兴商业,中国农业的商品化程度得以提高。
通过劝业会,海内外优良产品聚集一堂,极大地方便了生产经验和技术交流。劝业会把研究缺点,促进改良作为宗旨。以张謇为首的沪宁实业界人士发起成立了南洋劝业会研究会,对劝业会开设的各馆展品进行考察,提出研究成果,最后汇集出版《南洋劝业会研究会报告书》。报告书介绍了华侨产品的制作经验和培育播种方法,并针对不足,指出了今后应改进之处。通过专门研究,南洋侨商的参赛展品对中国农业的改良和工艺水平的提高起到了启发和引导作用。如报告书介绍了南洋爪哇岛的包丰种,侨商叶兆辉“流寓外洋,仍有关怀祖国之念”(37),购此种转运回华试种,已见“蔓衍成畦”(38)。华侨演示了种植方法,栽培简易,可代米做食,此种备荒要品,于民食大有补裨。
劝业会的展陈开阔了人们的眼界,提高了现代工业产品的影响力度。从暨南馆和劝业会全场展陈的物品来看,仍以农副产品和手工艺品为主,表明了当时中国及南洋各埠虽已进入初步工业化阶段,但工业化水平还比较低下,一定程度地刺激了华人工商意识的觉醒,吸引了更多的力量投入现代工商业建设。
其二,以南洋劝业会为媒介,海内外华人云集一地,既增强了彼此之间的凝聚力、向心力,又促使社会化、组织化程度进一步加深,从此,海内外联系更加紧密。南洋华侨不远万里回国参赛,热心工商业的积极态度,在当时对开启民智、扭转世风极具现实意义。
商品赛会在西方是资本主义经济,尤其是世界市场体系发展到一定程度的自然产物,国家政权的作用居于次要地位。而在晚清,赛会的举办虽然不可能没有起码的现代工商业基础,但强烈的救亡意识、振兴工商的超经济目的,使政府的倡导和参与作用显得尤为突出和重要,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政府的直接介入,南洋劝业会将难以举办。对于侨商回国参赛和投资,除政府给予特别重视和奖励外,国内广大阶层包括普通市民也表示了极大的欢迎和热切关注。在劝业会开办期间,梁祖禄等八位华侨游历湖北武汉,访问湖广总督瑞澄,承办濒于破产的湖北针钉厂。(39)对此,武汉绅商学军各界给予了热忱接待,武汉咨议局、教育会、宪政筹备会和两总商会共27个团体联合召开了特别欢迎大会,全汉口商号居民,凡系侨商经过地点,概挂龙旗,大书“欢迎同胞”字样,备极一时之盛。(40)劝业会作为一个有计划的组织系统,成为全民动员的有利场所。在此过程中,通过政府的大力扶持、绅商的踊跃投入以及海内外商民的热心参与,社会力量得以团聚。
20世纪前的中国,长期受重农抑商政策的影响,社会上普遍存在着歧视工商业的观念,中国举办劝业会的一个主要任务即在于“引起国民注意实业”(41)。南洋劝业会充分发挥了这种作用。通过劝业会的宣传和筹备,重商观念得以深入人心。在劝业会的活动中,人们目睹了陈列中的先进设备和优良产品,促使人们加深对工商业的了解,知识水平得以提高,所谓“一日观会,胜于十年就学”。晚清政府利用投入资金、减免税厘等优惠政策,扶持引导劝业会,以实际行动显示了对工商业的重视,由此亦吸引了海内外民众从商的兴趣和热情。劝业会对获奖产品进行大力褒奖,不仅使生产者和出品者本人深感自豪,而且也令普通民众羡慕不已,工商业者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因此大为改观,民众观念皆幡然改进。
侨商回国参赛还促进了海内外学堂的建设和发展。劝业会聚集各地货物于一处,学界得实地之练习。“西人谓观一次赛会,足当二十年窗下工夫”,“故赛会不特兴商强国,实亦兴教育也”(42)。端方指出,中国风气未开,教育尚难普及,必须设法提倡,“此臣所以反复筹思而特以创办赛会为请也”,“有赛会以开其先始能,有学堂以踵其后”(43),可见商品赛会在国民教育事业中亦具有先行地位。一方面,侨商利用回国参赛的机会选送学生回国肄业。如徐博兴与潘炼精一道,并行资送学生六名,肄业于暨南学堂,后遍游各地,参观学堂,欲选送侨生,回籍肄业(44)。另一方面,中国国力衰败、百业不兴的荒凉景象,激发了华侨的祖国观念和民族主义思想。侨商回国参赛,见祖国实业不振,萌发了创办学堂,为祖国培养人才的决心。梁祖禄等考察了湖北武汉后,即拟定在侨居地创办农工商实业学堂,招考各省有志英年前往肄业,一切经费由侨商担任。后梁祖禄筹定款项,在旧金山新建校所,1911年完工,“开办日前特邮禀来鄂”(45)。在此精神的感召下,国内各省竞相兴办教育事业。江苏创办实业学堂,劝业会后不久即建立高等中等商业及蚕桑学堂多所。广东则竭力提倡粤侨教育(46),仿照暨南学堂办法,设立专校,使华侨子弟得以内渡求学,既为华侨子弟接受继续教育提供了便利,又促进了粤省教育事业的改良。在劝业会的带动下,祖国的文教事业得以繁兴,有利于海内外思想文化的交流和发展。
其三,海外华侨感受了世界新潮流,得以练习当时先进的科学工业知识。华侨的回归,既带回了必要的工商业资本,又引进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对推进中国实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华人在南洋营业,已有数百年历史,此次华侨热心与会,组织陈列馆,以彰显中华民族在南洋的成绩,令国人得见所未见,“诚盛事也”(47)。晚清政府的鼓励倡导,广大民众的拥护支持,激发了华侨回国投资的热情。侨商地居岛屿,习与欧同,除海外贸易,“不产之品物甚多,取之于内地者不少”(48)。国内广阔的建设前景,亦成为吸引侨商回归的动力,有利于祖国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前面提到,南洋劝业会地基馆院由南洋侨商张煜南捐资承领,另辟市场。尤为可贵的是,农工商部顺应形势,适时合宜地抓住了这一契机,大力举办各种实业。对于侨商张煜南,农工商部“乘机畀以事权,饬令纠集公司兴办农林工艺,并开采矿产。商出资本,官任保护”(49)。农工商部以张煜南久居南洋,经验丰富,信用卓著为由,特派其考察南洋各埠商务,并招集华商经营长江一带各种实业。
劝业会开办后,各埠华侨接踵而至,参观事竣,侨商返沪设立亲睦会,以偕游各省考察内地,“颇欲经营农工商业,以维持祖国。”(50)镇江绅商陶宾南热心实业,会晤梁祖禄和蔡奇风,商议集资创设宁镇实业垦牧公司。梁祖禄承办开垦,以“浚湖修堤,讲求树畜”为宗旨,准备三年之后,于附近筹设小学堂,以谋教育(51)。侨商此举既改善了南京市面,促进了工商实业的发展,又解决了当地百姓就业问题,而且兴办学校教育,为市民增添无数有形无形之利益。
浙抚增蕴一向注重实业,值此南洋劝业会海内外商民踊跃奔赴的大好时节,特意招致海外侨商敦劝襄助。留日侨绅吴锦堂,经商海外三十年,经招致于劝业会前回国。(52)吴久居外洋,素习外力,故仿照西方义勇舰队的办法,创立商舰协会,平日经营贸易,既利货物转运,又可附载官民往来游历,遇有军事时,编入国家舰队,协助海军,不费造舰养舰之资,且可获卫国保商之益。(53)吴锦堂捐银二万两,以作商舰协会首倡,并承担会中办事一切经费,余款由其劝谕华侨捐筹。南洋劝业会开办时,吴锦堂广为劝导,初见成效。(54)华人侨寓各埠不下数万,每年进出口货物,几占世界贸易额的1/15,中国既无军舰保护,又鲜商轮转输,寄人篱下,动辄掣肘,困苦情形不可名状。组建商舰协会,强国利民,既繁兴了祖国的航运事业,又增强军威,壮大了国家的海军力量。
梁祖禄、蔡奇风等四人抵达杭州后,连日参观工商,勘察茶叶栽植及土壤培育状况,进而研讨如何推广,以杜洋茶内侵。在参观新旧银铜元两局厂时,侨商检查了因故障废置一旁的机械,指出“无论如何机器,必无不可改修之件”(55),后酌拟办法禀复增蕴,从而延长了机器的寿命,提高了使用效率。考察结束后梁君拟办环湖诸山茶业,蔡君承办全省矿产。(56)为创办浙省矿产,蔡奇风表达了为国内上下患贫而忧虑的焦急心情,中国百废待举,生利之方,莫要于兴矿。浙江矿产素饶,所以未能发达,或因勘验未精,致失矿脉;或因资本未充,每多中辍。为了祖国的矿业发达,蔡奇风拟请承办全省矿务,募集散股以资利益普及,一切章程遵照《商律》、《公司律》及《大清矿律》办理。
安徽铁路筹款困难,荏苒数年,尚未开办。利用南洋侨商回归的机会,皖路总理周昧西预约团体,极诚欢迎皖商维持路政办法。蔡奇风当即慨允协助,集股一千五百万,均系蔡君独资,不另招股,侨商资本之宏巨,诚足令人咋舌(57)。一时间,海外华资成为中国实业兴盛之大希望。
侨商眷怀祖国,以振兴中华实业为己任。对于此,孙中山较早就给予了重视。(58)辛亥革命爆发后,针对华侨屡遭外族排挤的现象,爪哇《汉文新报》号召富商巨贾把投资经营的事业转向国内,并希望新政权对其投资提供方便,指出“华侨的发展在国内,而国内的进步靠华侨”(59)。1912年初,在孙中山的支持下,马来亚华侨吴世荣组织了“华侨联合会”,一方面协助祖国实业和政治的进行,一方面联络华侨各界,力谋保护发展。不久,孙中山又支持吴世荣和另一归侨庄希泉到南洋募集股金300多万元,与上海银行家沈缦云共同组建“中华实业银行”,以推动华侨投资和国内的实业建设。1916年,孙又提出在上海建立华侨会馆,作为侨胞与内地交往的机关,“凡工商事业,借此地以为调查联络之所”,“俾华侨归国,有所问津,务使达合华侨之财之智以兴发祖国利源之目的”。(60)孙中山对于海外华侨寄予了殷切的期望,感慨中国政府如能对归国华侨竭力保护,助其振兴实业,则必纷至沓来,“他日此数十万侨胞联袂归来,为宗帮效力,则祖国实业前途之发展、民权之进步,又岂有限量?”(61)由于孙中山的支持和倡导,自1912年到1927年,华侨在国内企业投资达6000余家,遍及各行各业,增添了中华与帝国主义抗衡的经济力量,促进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其四,通过观摩比较而对自身落后的感知和认识,促使国人忧患意识的产生,刺激出现代民族意识与国家观念。
对展陈物品的考求研讨和学习模仿,是一个“西学东渐”的过程。赛会活动中,西方文明的展示,促使人们的生活方式、社会行为和价值观念发生改变。商品赛会是西方文明向中国展示的最直观场所,先进的工业化展品不仅是现代技术、现代管理的演示,也是先进思潮的引进,这些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和经营理念。
商品赛会促使商品流通渗入到社会的各个阶层和领域,使得商品活动的范围和商品贸易的规模不断扩大,打破了传统小农生产方式对中华民族内部结构的限制,提高了其与外部的交往程度,使全民族的整体意识从自身社会内部的结构中产生出来,即由于中国被迫加入世界体系,传统的天下主义和华夏中心主义观念开始破产,产生出一种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观念。通过陈列比较而对自身落后的感知和认识,促进了海内外华商现代市场理念和“赶超”意识的增强,激活了技术革新和民族竞争等现代性因素的产生。华侨的参赛不仅提高了中国的工艺水平,加深了广大民众对于现代工商业的了解,而且促进了海内外工商关系的融合、交流和发展。海内外华人连成一体,团结一致,有助于国际竞争地位的提高。
可见,南洋劝业会对晚清中国社会的变革产生了重要影响,南洋劝业会因为南洋华侨的参赛增彩添色并被赋予新的内含。但是,20世纪初的中国,经济上封闭匮乏,社会风气闭塞保守,制约着中国劝业会积极作用的发挥。从其规模上看,1910年的南洋劝业会是近代中国商品赛会中最成功的一次,在当时国内堪称最大的一次全国性商品赛会,但与外国商品博览会相比,差距悬殊。以参观人数为例,南洋劝业会参观人数为20万人,平均每天1000人左右,而在国外,不要说欧美各国,就连日本1903年举办的国内博览会,每天参观人数高达34000人,南洋劝业会根本无法与之相提并论。而且,当时参观者的素质也成问题,在南洋劝业会中,“巨卿、富商大贾,凡结伴而来者,无非快游览夸豪举耳,真能研究农业,考察工艺者,百不获一”(62)。
关于南洋华侨回国参赛而拟定的对祖国的投资计划,有些因故并未真正付诸实行。梁祖禄曾计划开办银行,以汉口为总行,但1911年中国发生金融恐慌,市面萧条,银行大肆倒闭,其联合汉口钱帮组织一公立商业银行的计划付之东流。在南洋劝业会开办后仅一年,中国辛亥革命爆发,随后军阀混战,政局动荡,南洋劝业会亦未能续办,梁祖禄愿筹银一千五百万元,接续开办中国万国博览会的希望未能实现。1911年张煜南不幸病逝,中央政府望其振兴长江一带实业的宏伟蓝图随之化为乌有。但无论结果如何,南洋华侨热忱祖国建设,增进中国富强的愿望是良好的。晚清政府重视实业的积极态度,孙中山等革命家对于华侨回国投资的倡导,促进了华侨对于祖国建设事业的认同,南洋华侨所兴办的实业已取得一定规模和成绩,其对中国早期现代化事业的贡献业已加载史册,名垂千古。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历史系)
【注释】
(1)章开沅:《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15-218页。
(2)(日)野泽丰:《辛亥革命与产业问题——1910年的南洋劝业会与日美实业团的访华》,《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下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473页。
(3)马敏:《清末第一次南洋劝业会述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5年第4期;《中国走向世界的新步幅——清末商品赛会活动述评》,《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1期。
(4)朱英:《晚清经济政策与改革措施》,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84页。
(5)王传瑞:《清末南洋劝业会的产生及影响》,《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第18卷第1期。
(6)(日)小岛淑男:《清朝末期南洋华侨在祖国的企业经营——以爪哇巴城侨商梁炳农为中心》,章开沅、朱英主编:《对外经济关系与中国近代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81页。
(7)章开沅、刘望龄等主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1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86页。
(8)《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1辑,第387页。(www.xing528.com)
(9)《南洋劝业会记事第一》,《东方杂志》第6年第3期。
(10)此“南洋”系指以南京为中心的两江地区。
(11)《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1辑,第390页。
(12)《江督张会同南洋劝业会审查总长本部右堂杨苏抚程奏开会礼成办理情形折》,《商务官报》第5册第12期。
(13)李允俊主编:《晚清经济史事编年》,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096页。
(14)《赛会有裨实业片》,《端忠敏公奏稿》卷14,第46页。
(15)《江督派员调查华侨物产》,1909年9月3日《申报》。
(16)《江督张会同南洋劝业会审查总长本部右堂杨苏抚程奏开会礼成办理情形折》,《商务官报》第5册第12期。
(17)《梁炳农摄影像》,《华商联合会报》1910年第8期。
(18)《专电》(南京电),1910年10月23日《民立报》;《两江总督张人骏奏南洋劝业会期满闭会情形等折》,《商务官报》第5册第25期。
(19)《泗水华商学会来函》,《华商联合会报》1910年第5期,《海内外通信》。
(20)《新加坡中华商务总会为南洋第一次劝业会预备陈列品致南洋二十埠商会函》,《华商联合会报》1909年第15期。
(21)《南洋劝业会记事第十一》,《东方杂志》第6年第13期。
(22)《南洋劝业会记事第六》,《东方杂志》第6年第8期。
(23)郑官应:《张弼士君生平事略》,第15页,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文海出版社,第75辑。
(24)南洋劝业会事务所编纂科:《南洋劝业会观会指南》,1910年,第52页。
(25)何葆鼎:《南洋劝业会展览记》,1911年,第11页。
(26)《观光华侨考察商工》,1910年6月14日《申报》。
(27)《本部奏遵议江督奏劝业协会侨商徐博兴病故请优恤折》,《商务官报》第5册第13期。
(28)《梁炳农摄影像》,《华商联合会报》1910年第8期。
(29)《南洋劝业会记事第九》,《东方杂志》第6年第11期。
(30)《南洋劝业会场图说》上册,第12页。
(31)王葆桢着:《南洋劝业会杂咏》卷下,第9页。
(32)《爪哇岛会品之特色》,《华商联合会报》1910年第9期。
(33)何葆鼎:《南洋劝业会展览记》,第11页。
(34)《奏京师及各省出品列入一等名数照商勋章程奏奖等片》,《商务官报》第5册第24期。
(35)研树薯粉机由梁祖禄仿造欧式机器改良而成。树薯在爪哇名先公,又名鸡拿儿、杉波,中国名曰硕莪米、硕莪粉,畅销欧美,获利甚厚。
(36)南洋劝业会编:《南洋劝业会研究会报告书》,第196页。
(37)《江督批奖华侨注意祖国农业》,《华商联合会报》1909年第2期。
(38)王葆桢著:《南洋劝业会杂咏》下卷,第13页。
(39)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册,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878-879页。
(40)《武汉团体欢迎华侨纪盛》,1910年6月19日《申报》。
(41)景学钤:《上南洋第一次劝业会书》,《东方杂志》第7年第9期。
(42)《南洋劝业会记事第一》,《东方杂志》第6年第3期。
(43)《赛会有裨实业片》,《端忠敏公奏稿》卷14,第46-47页。
(44)《泗水华商学会来函》,《华商联合会报》1910年第5期。
(45)《鄂督饬招群岛实业学生》,1910年12月23日《申报》。
(46)《增兼督提倡粤侨教育》,1910年12月12日《申报》。
(47)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南洋劝业会游记》,上海商务印书馆,1910年。
(48)《南洋劝业会场图说》上册,第12页。
(49)《本部奏议覆江督等奏请派张煜南考察南洋商务并招集华商经营实业折》,《商务官报》第5册第25期。
(50)《垦牧大公司之组织》,1910年6月16日《申报》。
(51)《又奏侨商梁祖禄承垦后湖淤地等折》,《商务官报》第5册第25期。
(52)《侨绅回国筹兴农业》,1910年4月28日《申报》。
(53)《侨商请设商舰协会续记》,《东方杂志》第7年第6期。
(54)《侨商创办商舰协会先声》,1910年4月23日《申报》。
(55)《侨商莅杭提倡实业办法》,1910年7月29日《申报》。
(56)《侨商组织全浙矿务之动机》,1910年8月22日《申报》。
(57)《皖路前途之希望》,1910年8月1日《申报》。
(58)有关孙中山鼓励华侨回国投资的情况,参见罗福惠:《孙中山时代华侨的祖国认同》,《孙中山与华侨——“孙中山与华侨”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4-26页。
(59)廖建裕:《辛亥革命与爪哇华人——初探性研究》,载《辛亥革命与南洋华人研讨会论文集》,转引自罗福惠《孙中山时代华侨的祖国认同》,第24-25页。
(60)《孙中山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13页。
(61)《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5页。
(62)景学钤:《上南洋第一次劝业会书》,《东方杂志》第7年第9期。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