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东安
辛亥革命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局？革命党轻而易举地推翻了清王朝，但却无论如何也无法实现真正的共和民主制度。中华民国虽已建立，而作为清朝残余势力的北洋集团却继续统治着中国，直到1928年国民党完成北伐，才将其彻底肃清。究其原因，主要是那拉氏死后，清廷犯了致命的政治错误，拒绝立宪派参政和放逐袁世凯，从而导致立宪派的起而造反和袁氏的背叛。而当时的革命军又没有足够的实力一举消灭袁世凯为首的北洋集团，致使这场革命最后归于失败，形成共和国名存实亡而封建王朝名亡实存的结局。其理由主要有以下五条。
一、太平天国革命极大地改变了清朝统治阶级内部满汉之间的实力地位，军营风气亦为之一变。
清王朝是满洲贵族入主中原所建立起来的一代政权，虽其强调满汉一家，大量吸收汉族士绅参加各级政府，但旗、汉界限分明，民族歧视显然存在。这不仅由于旗人享有种种特权，各级政府的实权都掌握在他们手中，汉员往往受到欺压和多方限制；还因为满洲贵族时时警戒、处处防范，竭力不让汉族官员握有兵权。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情况也渐渐发生了变化。尤其咸丰十年以来，清政府兵饷两空，主要靠汉员督抚募勇筹饷，支撑危局。为赢得战争，保住皇位，他们两害相权取其轻，不得不大幅度地调整满汉关系与民族政策，行以汉制汉、放权督抚之计，遂致中央集权削弱，地方分权增强，国家军政实权落到曾国藩为首的汉族督抚手中。加以取代八旗、绿营地位充任国家主要军事支柱的湘淮勇营，军营风气大变，兵为将有，权出私门，层层辖制，结为死党，虽战斗力大为提高，但从此军权旁落，成为汉族将帅的专利，再非满洲皇室囊中之物。
甲午战争后清政府编练新军以取代勇营，亦欲乘机从汉族将帅手中收回兵权，而阴错阳差又使新建陆军一开始就牢牢控制在袁世凯的手里。迨及辛亥革命爆发，袁世凯东山再起，满洲皇室孤悬其上，已被汉族军政官员完全架空。
二、自咸丰、同治以来，清王朝的安危主要系之于统治阶级内部的满汉君臣之盟，而这一同盟的存废则主要取决于君臣双方能否信守“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的政治规则。
以曾、胡、左、李为代表的湘淮军政集团，亦即曾国藩集团，具有明显的相对独立性，与清政府之间既有共同利害也有矛盾冲突，而在太平军、捻军的巨大军事压力下尤为如此。于是，他们在共同的敌人面前结为同盟。因为这种同盟既不同于《三国演义》中的孙刘之盟，也不同于宋、辽间的澶渊之盟，故姑且将它称之为满汉君臣之盟。
然而，他们在权利分配上又存在着一种此长彼消的关系，不仅包含着满汉之间的矛盾，也存在着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倘若处理不当，冲突不能及时化解，尤其在一些关键时刻或重大问题上，就必然会危及到他们的这种同盟关系。所以，要维持这个同盟，则不仅要以共同利害为基础，还要有双方信守不移的规则。简而言之，就是清廷必须善待功臣，而曾国藩集团则必须恪守臣道，亦即所谓“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之意。
在数十年的政治生涯中，湘淮军政集团，尤其曾国藩本人同清政府之间，曾出现过不下十次的政治危机，有的固属一场虚惊，有的则实实在在。尤其在湘军攻克天京前后的同治三、四两年，他们所以能够两次度过最为深刻的政治危机，在内战一触即发的关键时刻得以化解于无形，主要就是由于他们双方都做到了这一点。例如，湘军攻占天京后，清廷怵于曾国荃五万之众的威胁，以追查天京窖金与幼天王下落为名，迫使曾国藩自剪羽翼。而曾国藩一旦裁军辞饷，送其弟曾国荃回籍，上述两事亦不了了之。在此关键时刻，倘有一方不肯让步，必致联盟破裂，天下大乱。再如，同治四年三月那拉氏突然罢免恭亲王奕讠斤的一切职事，妄加罪名，欲陷不测。加以在此之前，蔡寿祺曾接连两折参劾恭亲王，其罪名之一即重用汉臣，词连曾国藩等人。这就不能不引起他们的极大恐慌，疑为清政府卸磨杀驴的信号。故其苦思数日，便开始向心腹将领吹风试探，酝酿对策，曾与水师将领彭玉麟二人在一只小船中密谈良久，“欷久之”(1)。彭玉麟欲马上动手，上疏谏争。而曾国藩则要他稍安勿躁，须从京中了解到更进一步的详情，弄清事情的原委，才能决定行止，不可仅据一纸京报就采取行动。若非那拉氏见风转舵，重新恢复了奕讠斤“议政王”之外的其他主要职事，事情的发展必然是另外一种结局。
这种君臣之盟自古有之。而历史经验表明，得胜前结盟固属不易，而得胜后持盟不败则更难，倘此盟系于两个民族之间，尤难上加难。然清政府与曾国藩集团却居然做到了这一点，在中国政治史上实属罕见。人们在称赞曾国藩经验丰富、知进知退的同时，也不能不佩服那拉氏控驭有术、深谙为君之道。
三、清末满汉君臣之盟的破裂，双方都有责任，可谓君臣皆失。而摄政王载沣放逐袁世凯，则失误尤大，无异于自毁长城。
袁世凯的外交与军事才能虽然主要得自曾国藩集团的熏陶，其所练新军的军营风气，也同湘淮勇营一脉相承，但其经世致用的本领与个人修养，却远不能与曾国藩等人相比。曾氏是中国传统文化教养出来的最后一代出色的军事家、政治家，具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和相当高的个人修养，深悉清廷对汉臣的疑忌之心，故能恪守为臣之道，不仅能在功高震主、群疑众谤之际抑退自保，还能在手握重兵、身受冤抑之时缄默自守，严持武臣干政之戒。早在湘军攻陷天京之前，当发现清廷对自己疑忌甚深时，他就已经做好了功成身退、割权自保的思想准备，并将此想法广为散布。他在给亲友的信中说：“两接户部复奏之疏，皆疑弟之广揽利权，词意颇相煎迫。”(2)而“近来体察物情，大氐以鄙人用事太久，兵权过重，利权过广，远者震惊，近者疑忌。”“长江三千里几无一船不张鄙人旗帜，外间疑敝处兵权过重，利权过大。盖谓四省厘金络绎输送，各处兵将一呼百诺，其相疑良非无因。”还说：“自古握兵柄而兼窃利权者，无不凶于而国、害于而家。”(3)“侍忝附儒林，时临冰渊，而使人广揽利权疑我，实觉无地自容。”(4)“揆之消息盈虚之常，即合藏热收声，引嫌谢事”(5)，意图借此“避贤者路。非爱惜微名，而求自全也”(6)。他能在攻陷天京后很快摆脱政治危机，与此有很大关系。
剿捻期间清政府中途易帅，使曾国藩大丢脸面，有人劝他上疏谏争。曾国藩惧祸敛退，不敢谏争，并复函解释道：“窃观古来臣道，凡臣工皆可匡扶主德，直言极谏，唯将帅不可直言极谏。以其近于鬻拳也。凡臣工皆可弹击权奸，除恶君侧，唯将帅不可除恶君侧。以其近于王敦也。凡臣工皆可一意孤行，不恤人言，唯将帅不可不恤人言。以其近于诸葛恪也。握兵权者犯此三忌，类皆害于尔国，凶于尔家。故弟自庚申忝绾兵符以来，夙夜祗惧，最畏人言，迥非昔年直情径行之态。”又说：“近有朱、卢、穆等交章弹劾，其未奉发阅者又复不知凡几，尤觉梦魂悚惕，惧罹不测之咎。盖公论之是非，朝廷之赏罚，例随人言为转移，虽方寸不尽为所挠，然亦未敢忽视也。”(7)大约正因为这一点，曾国藩方能以历经风波而有惊无险，功高权重而身名俱泰。
然袁世凯虽以权谋狡狯著称，但却似乎不大懂得这番道理，也不具备这样的自身修养。当其仰仗奕的宠信，兵饷集于一身，倾全国之力而将其所部新军扩练为六镇的时候，已经引起朝臣的警觉。御史王乃徵奏称，“今日国家兵赋之大政悉听”袁世凯一人。“该督年甫四十，曾无勋绩足录”，“爪牙布于肘腋”，“腹心置于朝列”，“党援置于枢要”，“即使忠纯如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臣抑以为不可，况该督之断断非其人也”。甚至大声疾呼：“满溢之戒，该督既不自知；逾分之嫌，朝廷独不加虑乎？！”(8)只是由于清廷练兵计划尚未完成，正当用人之际，故对其奏折不予理睬。而以那拉氏之阅历，不可能看不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
然六镇练成后，袁世凯仍不知自抑。他眼见那拉氏命不久长，害怕光绪帝重新执政清算自己的旧账，遂重操政治投机的故伎，企图利用清廷假立宪之机，攫取内阁副总理大臣一职。立宪派也极力加以鼓动，称“公今揽天下重兵，肩天下重任矣，宜与国家有死生休戚之谊”，“不及此日俄全局未定之先求变政体，而为揖让救焚之迂，图无及也”(9)。其时议论纷纷，似乎已成定局，真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由于奕对之言听计从，引为心腹，此计一旦得逞，责任内阁的实权也就落到他的手里。加以重兵在握，其实际地位将超过当年的肃顺、恭亲王。这就势必激怒满洲贵族，引起那拉氏的警觉。结果，那拉氏一纸上谕，不仅粉碎了他的入阁梦，还收回了他手中的兵权与财权。不过，那拉氏毕竟有经验，不久即令其以外务部尚书入值军机处，虚尊其位，保全脸面，既可解除其目前的威胁，又可留为他日之用。
但袁世凯并没有就此为止。其遭到迎头棒喝之后，仍不知自敛，不仅与奕联手将政敌瞿鸿礻几逐出军机处，还上疏攻击凤山之无能与成立陆军部之失计，妄图重新夺回已经失去的兵权，似乎忘记了大清王朝是满洲贵族的天下。更为严重的是，那拉氏重病之际，忽然传来袁世凯欲废光绪，拥戴奕之子载振为帝的消息。这就更进一步激化了他们同少壮亲贵的矛盾，引起那拉氏的警惧。其临终安排以溥仪承位，以袁世凯的死对头载沣摄政，显然含有预防庆、袁篡权之深意。不过，直到此时袁世凯尚有和解之意，知道光绪帝复出无望，极力表示拥戴载沣，主动提出“以醇王载沣长子溥仪入承大统”，为那拉氏破解了一个大难题。她本早有此意，惟顾虑可能遭到袁世凯和奕的反对，迟疑未发。那拉氏见此情景，也就放下心来。故而临终之际，对之倍加信赖，将载沣父子托付给袁世凯、奕等人，顾“而泣曰：‘汝辈皆先皇老臣。今皇帝冲龄，虽有载沣摄政，亦唯汝辈匡辅是赖。’复泣顾载沣曰：‘汝应拜诸老臣，汝年幼，唯诸老臣之谋是用。”随之相互伏地跪拜。(10)如果载沣不像后来那样把事情做绝，或许满汉君臣之盟尚不至彻底决裂。
然载沣褊狭短视，根本无法与那拉氏相比，实在不具帝王之资。他本来是要杀掉袁世凯的，因奕、张之洞的坚决反对和帝国主义的干预，方改为驱逐。当时的清王朝已是风雨飘摇，内外交困，他却既要排除立宪派，又要拆散满汉联盟，设大清有难，靠谁支撑？假如满洲贵族有能力平息汉族民众的反抗，曾国藩集团何能崛起田间？若非以汉制汉之策，清朝何能苟延至今？载沣对此全然不懂，在没有本钱的情况下，还要以大清江山为注，强赌一把。相形之下，他比袁世凯更蠢。因为袁世凯输得起，他却输不起！清朝的灭亡，不仅由于革命形势的日益发展和自身的腐败无能，而且因为清政府内连肃顺、奕讠斤、那拉氏那样善于因人成事的政治家，也不复出现了。正像有人说的那样，“那拉氏当热河奔遁之余，委任汉大臣坐致中兴”，“其识力手腕均有不可及之处”。“所可恨者，嗣醇王不能听老人临终嘱托之言”，“三百年之帝位轻轻以一手断送之”。又说，“使醇王摄政之初，稍有知识，懔然于天命已去，大局将危，遵先后之遗言，礼重耆硕，相与补苴罅漏，夙夜忧危，或尚有祈天永命之望。乃听信谗言，袭用国初忮克汉人之习，以威名赫赫、天下仰望之大臣，首与为雠，几以托孤受命之身，蹈亡身赤族之祸，虽张文襄、鹿文端诸臣极力保全，犹使罢职以去。殊不知猛虎在山，藜藿不采；有太公鹰扬以为之师，故周公负？，始延孺子之命，而乃自坏长城！”还说：“国不自亡，谁能亡之！”(11)
载沣的失误犹如肃顺当年的得计一样，也是满洲贵族内部两派斗争的结果。在如何对待汉人督抚的问题上，直到清朝末年，满洲贵族内部仍有两种意见、两个派别。大约那拉氏、奕、荣禄为一派，主张重用汉臣；而载沣、铁良、良弼为一派，主张独揽大权。这帮少壮亲贵远离镇压太平军、捻军的那场战争，懵于历史发展的大势，以为没有汉族疆吏的支持，大清王朝仍可以摇而不坠。
袁世凯能有小站练兵的机会，固然全仗奕的奏荐与支持，但若无荣禄的远见卓识，恐怕开办不久即遭驱逐，根本不可能获得以后的成功。据称，袁世凯为人所劾，清廷派荣禄赴小站核查。袁世凯请荣禄阅操，“荣相大惊异。盖未料成军才百余日，而队伍之精整，阵法之变化，竟擅曲端纵鸽之奇也。回京复命，据实称誉，遂蒙温谕”。不久，即“简放直隶臬司，入都展觐”(12)。而亲历此事的陈夔龙在《梦蕉亭杂记》则对此言之更详。据他记述，袁世凯小站练兵“甫数月，津门官绅啧有烦言，谓袁君办事操切，嗜杀擅权，不受北洋大臣节制。高阳（指李鸿藻）虽不护前，因系原保，不能自歧其说，乃讽同乡胡侍御景桂，摭拾多款参奏，奉旨命荣文忠公禄驰往查办。文忠时官兵尚，约余同行。”“该军仅七千人，勇丁身量一律四尺以上，整肃精壮，专练德国操。马队五营，各按方辨色，较之淮、练各营，壁垒一新。文忠默识之。谓余曰：‘君观新军与旧军比较何如？’余谓：‘素不知兵，何敢妄参末议，但观表面，旧军诚不免暮气，新军参用西法，生面独开。’文忠曰：‘君言是也。此人必须保全，以策后效。’怠参款查竣，即以擅杀营门外卖菜佣一条，已干严谴，其余各条亦有轻重出入。余拟复奏稿请下部议，文忠谓：‘一经部议，至轻亦应撤差。此军甫经成立，难易生手，不如乞恩姑从宽议，仍严饬认真操练，以励将来。’复奏上，奉旨俞允。时高阳已病，仍力疾入直。阅文忠折拂然不悦，退直后病遂剧增，嗣后遂不常入直，旋即告终。足见其恶之深矣。”(13)本来，袁世凯是确有问题的，虽无左宗棠杀头之虞，但处分在所难免，最轻也是革差离营，失去小站练兵的机会。结果，不仅奏参各款免议，且获优旨褒奖，官升两级，似与当年的肃顺救左，颇有异曲同工之妙。荣禄死后，则袁世凯全靠继任领班军机大臣奕的全力支持。奕那么积极地搞假立宪，主要还是为清王朝着想，不外借袁世凯与立宪派之力保住满洲贵族的江山，归根到底仍未脱出以汉制汉的范围。倘若这一派得势，其政治格局至多不过像袁世凯再度出山时那样。然满汉联盟不败，清朝绝不会亡得那么快。所以，奕一派的失败，既是袁世凯和立宪派的失败，更是满洲贵族的失败。因为无论真、假立宪，当时的立宪派都把自己参政议政的希望寄托在袁世凯身上，只要还有一线希望，立宪派就不会急于造反，袁世凯也不会彻底背叛清朝。袁的被逐和皇族内阁的成立，则把他们逼上梁山，未待辛亥革命的爆发，已经决定了清王朝的命运。这不仅因为清廷此举起了催化革命的作用，还因其自毁长城，从此失去镇压革命的能力。
四、南北议和的主要原因，是袁世凯早有不臣之心，而南方革命军也没有力量打败北洋军。
按照马克思主义有关国家与革命的基本原理，辛亥革命的首要任务是推翻清王朝，彻底粉碎其旧的国家机器，尤其袁世凯为首的北洋集团及其反动武装力量。而事实上革命派并没有这样做。他们只将袁世凯的头衔由清王朝责任内阁的总理换成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而作为清王朝主要支柱的北洋集团及其反动武装力量却完整地保存下来。其后袁世凯正是利用手中的这支武力，逼迫革命党步步退让，攫取全部大权，致使新生的共和国有名无实。例如，逼迫孙中山出让临时大总统，逼迫南京临时政府北迁，都是利用北洋将领的宣言、兵谏，甚至伪装兵变的办法实现的，否则，他的政治阴谋不可能步步得逞。革命党即使有些幼稚，也不可能完全看不透他的险恶用心。至于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则有各种各样的解释。有的学者认为，这是由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所致。然从根本上讲此说固无不可，唯就具体问题的解释，例如南京临时政府为什么没有出兵北伐，而主张南北议和，则显得有些牵强。
其时，革命党中基本有两种意见：孙中山“和一部分同志”是积极主张北伐的。他们“认为袁世凯是一个巨奸大憝，把建立民国的大任托付给他是靠不住的；我们革命党人应该有勇气、有决心率领南方起义将士继续战斗，趁此全国人心倾向革命的时候，必然胜利可期。此时多费些气力扫除障碍，在新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国家，将是事半功倍的。”黄兴“和另一部分同志”，即革命党中的大多数人则根本就不想北伐。(14)究其原因，则由于南京临时政府在举兵北伐的问题上遇到两个无法克服的困难，一是军饷不支，一是兵力不济。南京临时政府并无经济收入，连日常行政开支都靠向外国借债，那有财力为北伐筹饷？孙中山为向日本借款，甚至不惜出租东北，其决心不可谓不大。他曾一再向人表示，“最近，革命政府之财政匮乏已达极点”。“于军队解散、革命政府崩溃之前，作为最后之手段，唯有与袁世凯缔结和议”。如有“一线希望”，“此刻能够获得防止军队解散之足够经费，余等即可延缓与袁议和，仍按原计划，坚决以武力消除南北之异端，斩断他日内乱祸根，树立完全共和之政体”。“倘或不幸，在五日之内，即至九日，旧历年关之前，意欲筹得之一千五百万元经费，如仍无成功之希望，则万事休矣”(15)。只因最后无论如何也没有借到外债，他也只好放弃了举兵北伐的主张。这个问题几乎尽人皆知，学术界也没有什么争议。
现在的问题是，革命军是否有把握打败北洋军？曾主持临时政府军事的黄兴和李书城都认为，革命军没有一举击败北洋军的实力，黄兴主张以民国大总统餍袁，也是基于这种认识。他认为，“袁世凯是一个奸黠狡诈、敢作敢为的人，如能满足其欲望，他对清室是无所顾惜的；否则，他可以像曾国藩替清室出力把太平天国搞垮一样来搞垮革命。”(16)“和议若不成，自度不能下动员令，唯有割腹以谢天下！”(17)“革命的目的是推翻满清，建立民国，只要袁世凯承认这种主张，我们就可以将总统让给他，他虽狡猾，也可以与我们合作。假如完全靠武力解决，将来鹿死谁手，尚难预料。”(18)李书城也认为：“最主要的一个问题，是革命军的实力。当时南方除少数从正规军扩编的军队尚有战斗力外，大部分新编入伍的士兵多是城市失业民众，尚未受过军事训练。各部队形式上虽具备军、师、旅、团、营、连、排的编制，实系乌合之众。从汉口、汉阳失败的经验看来，想仰仗这种军队去冲锋陷阵，一直打到北京，是靠不住的。”(19)
黄兴曾指挥过汉阳保卫战，在当时的同盟会领导人中，应该说是最有实战经验的；李书城的话则立足于革命军的实际状况和汉阳失败的教训。故都是有根据的、可信的，基本上反映了当时的历史实际。从太平军与湘淮军的战史看，也可大致印证这些话的可靠性。因为考察一方军队的战斗力，不仅要看人数，还要看其士气、装备、组织、训练，尤其将帅的军事、政治经验。而从这些方面考察，革命军并无优势。袁世凯的新建陆军，是当时中国堪称精锐的部队，其装备、训练皆优于其他部队。清政府曾计划推广袁世凯和张之洞的经验，在全国建立三十六镇新式陆军，但直到武昌起义爆发也没有完成这个编练计划。其已经初步练成部队虽有二十几镇，然堪称精锐者仅直隶六镇，湖北一镇一协。所以，当时集结于南京地区的革命军虽有十数万人，然多为未经训练的部队，并无一举歼灭北洋军的能力。
由此可见，革命党主张南北议和并没有什么过错，实乃情不得已之举。其革命经验不足是有的，但不能说是出于对袁世凯的畏惧，更不应说是资产阶级软弱性的表现。否则，孙中山为什么会积极主张北伐，“二次革命”又当作何解释？既谓资产阶级软弱性，就非指其一时一事的表现，而是无人超越、一以贯之的根本特性，如害怕帝国主义干预和农民起来造反等，似不应把革命党的心志不一和经验不足，甚至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选择归咎于资产阶级软弱性。
有的学者所以会作出这样的判断，大约与对袁世凯了解不够有关。他们因对晚清满汉关系未多留意，摸不清袁世凯的思想脉搏，看到他忽然在攻占汉阳后停止攻势，且欲将指挥部撤到信阳，就以为北洋军武力不支，军心动摇，害怕被革命军消灭，从而得出革命党畏敌、黄兴右倾的看法，并与资产阶级软弱性联系起来。其实，自从袁世凯被逐之后，已同满族皇室恩义断绝，再不想做清朝的忠臣孝子了，其蛰居期间借以抒怀的“高（开）轩平北斗，翻觉太行低”(20)数语，似已泄露了他的不臣之心。迨及东山再起、大权在握之后，满汉君臣之间更是貌合神离，各怀鬼胎。满洲贵族不甘心大权旁落，无时不想伺机收回。袁世凯逼宫时再次决定将其罢免即为明证。而袁世凯亦怕战争结束后，清廷重施故伎，使自己陷于进退两难之地。其时，袁世凯“幕府分两派，一拥旧清，一复新汉”。复汉派“以为乱事一平，袁公有性命之忧”，拥清派即斥其“佐”袁氏父子“为灭门事”。袁世凯则表示，既“不能为革命党”，又不会将其“一鼓平之”，称“余甚稳健，对于革命党决不虐视，请公放心”(21)。就是说，他要选择一条对自己最为有利的道路。所以，他在攻占汉口、汉阳，掌握战场上的主动权之后，即以政治谈判代替军事进攻，借以达到倒清与篡权的双重目的。这时的袁世凯，在倒满问题上是与革命党一致的，只是在共和问题上有真假之分。早在南北和谈之前，其长子袁克定就秘密派人到武昌试探，主张南北联合，举袁世凯为总统。湖北军政府亦表示同意。唐绍仪则根据袁世凯的授意，一到上海就向张謇露出口风：若推举袁世凯为总统，则清室退位不成问题。(22)这说明袁世凯早已下定废除满族皇室的决心。
五、辛亥革命功不可没，袁世凯则有功有罪。对革命党不应以无产阶级标准多所批评，对袁世凯亦应具体分析，一分为二，功罪分明，各不相掩。(www.xing528.com)
从辛亥革命的实际过程和主要内容看，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和两个层次，一是排满，一是革命。自武昌首义至南北达成协议为第一阶段，自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至“二次革命”失败为第二阶段。第一阶段的主要内容是排满，也体现了辛亥革命成功的一面。其主要功绩是完成了推翻清朝和建立民国的任务，推翻清朝是袁世凯和革命党共同完成的，而建立民国之功则为革命党所独有。这与革命党的主观意图是正好相符的，也是他们所最为看重和梦寐以求的。因为同盟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与由此化出的民族、民权、民生的旧三民主义，除平均地权与民生主义另当别论外，也只有排满与革命两条。他们大多数人以此为满足，不愿再为北伐付出代价，可能与此有关。第二阶段的主要内容是革命，亦即争取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制度。它主要体现了辛亥革命成败参半的一面，革命党没有实现真正的民主共和，袁世凯也无法再行复辟帝制。
所以，辛亥革命功不可没。这不仅因为它推翻了清王朝二百六十年的统治，从而结束了延续数千年的帝王之制，而更由于它实现了名义上的共和制，从而为人民群众的思想进步和革命活动，提供了方便条件。也正是由这一点，决定了辛亥革命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否则，它与天地会的反清复明、太平天国的另立新朝又有什么区别。辛亥志士尽管将实现真正民主共和的任务留给后人，但亦完成了自己应该承担的一段工程，并为后继者提供经验教训。而凡此种种，正是取得民族民主革命最后胜利所必不可少的条件。平心而论，辛亥革命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实属不易，同当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实力相比，已属超水平发挥，故无须对它以新民主主义的标准多所批评。
唯应该说明的是，对袁世凯其人其事亦应具体分析，功罪分明，两不相掩。这个问题如解决得当，在北伐与议和的问题上也就无需过多地埋怨革命党了。长期以来，对辛亥革命的研究多着重于宣传方面，旨在歌颂革命，又处处以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为标准，故对参与这次革命的各支政治力量所起作用的评定，带有很大的主观性。对革命派既肯定又批评，对立宪派只批判不肯定，对袁世凯则口诛笔伐，不遗余力。最近读到章开沅先生有关张謇和汤寿潜的文章，提出“合力”论，肯定了立宪派对辛亥革命的推动作用，对革命派在南北和谈中的妥协退让也没再进行批评，比以前的教科书，在学术上有了很大进展。但对袁世凯，仍排除于“合力”之外。其实，袁世凯虽是共和民主制度的敌人，但在“排满”问题上同革命党是一致的，符合同盟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宗旨，在孙中山的旧三民主义中占有民族主义一条。这一点，正是南北和谈的客观基础，也是革命派和立宪党人对他寄予厚望的根本原因。不管出于什么动机，若非他对满族皇室反戈一击，辛亥革命则会是另一种结局。我这样讲并非是为谁争功，只不过为了坚持史学研究的科学性。尽管这个人很可恨、很讨厌，但在袁世凯的问题上离开客观性，对辛亥革命的其他问题也就很难做出科学的解释。我这样讲也并非贬低辛亥革命和革命党，只是转换一下视角，从清朝方面进行考察研究，提出自己的一点想法，不当之处请批评指正。
纵观近代中国反对封建压迫和封建制度的革命战争的历程，似乎主要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先后完成了三个大工程，像接力赛跑一样节节相传，直到最后胜利。太平天国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基本摧毁了满洲贵族赖以安身立命的武装力量八旗、绿营，使其军政实权逐渐转移到汉族疆吏手中。迨及辛亥革命爆发，袁世凯再度出山，清朝皇室就成了一个空架子，故能于数月之内结束清朝的统治和帝王制度，建立起名义上的共和国。然资产阶级革命派虽然提出了太平天国所不可能提出的共和国方案和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但也丢掉了其最为宝贵的革命精神，即用平分土地的办法彻底消灭封建剥削制度。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在一定意义上即是完成辛亥革命的未竟之业，实现太平天国的合理理想，从而彻底完成了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这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进程，也是革命经验长期积累的结果。所谓水到渠成，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注释】
(1)曾国藩：《曾文正公手书日记》，中国图书公司摹写本，同治四年四月初三日。
(2)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书札》（以下简称《曾文正公书札》）第二十三卷，传忠书局版，第43页。
(3)《曾文正公书札》第二十三卷，第42－43页。
(4)江世荣编：《曾国藩未刊信稿》，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14页。
(5)《曾文正公书札》第二十三卷，第39页。
(6)《曾文正公书札》第二十四卷，第7页。
(7)《曾文正公书札》第二十六卷，第2－3页。
(8)杜春和等编：《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1、42、43页。
(9)沈祖宪、吴生：《容庵弟子记》，《北洋军阀》（五），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7页。
(10)袁克文：《洹上私乘》，大东书局1926年版，第6－7页。
(11)《抑斋自述》之三，《燕豫萍踪》，第37、40页。
(12)《容庵弟子记》，《北洋军阀》（五），第37、38页。
(13)陈夔龙：《梦蕉亭杂记》第1卷，1925年铅印线装本，第2－3页。
(14)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200页。
(15)《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68页。
(16)《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第200页。
(17)胡汉民：《胡汉民自传》，台北国泰印书馆1969年版，第69页。
(18)柏文蔚：《五十年经历》，《近代史资料》1979年第3期。
(19)《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第201页。
(20)袁克文：《洹上私乘》附《圭塘倡和诗》，第51页。
(21)王锡彤：《抑斋自述》之三，《燕豫萍踪》，线装铅印本，第81、82、85页。
(22)刘厚生：《张謇传记》，上海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版，第1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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