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春晨
关于太平天国运动与辛亥革命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太平天国对辛亥革命党人所产生的思想影响，已有不少学者作过论述。但是对于一些具体的问题，如太平天国的思想究竟是通过何种传承渠道而影响到辛亥革命党人的，后者都从那些方面接受了前者的影响以及产生了怎样的历史作用等，迄今人们的认识尚不十分清楚，有必要作进一步的考察和分析。本文即就此作一些探讨。
一、思想影响的传承渠道
根据现有的历史资料，辛亥时期革命党人接受太平天国思想影响的传承渠道，主要有以下三条：
一是口碑。辛亥革命上距太平天国的失败不足半个世纪，在社会上，尤其是太平天国当年发动起义、建立政权的地区里，流传着大量的有关太平天国的口碑材料。它们或是当地一些年长者对地方趣闻掌故的讲述，或是外出闯荡者对自己耳闻目睹事件的介绍，甚或还有个别曾经亲身参加过起义斗争、失败后潜回故里的太平军老战士对往事的追忆，以及他们后人关于太平天国口口相传下来的传奇故事等。这些口碑材料，足以对关心国事的年轻人产生强烈的吸引力和一定的思想影响，孙中山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据记载，孙中山的家乡翠亨村，当年曾有一个叫冯爽观的参加过太平军的老农，“早晚在先生住屋门前的榕树下乘凉，常常对孩子们讲述太平天国反清的革命故事。先生每每听得出神，对洪秀全很是敬慕”(1)。孙中山自己也曾讲到：“革命思想之成熟固予长大后事，然革命之最初动机，则予在幼年时代与乡关宿老谈话时已起。宿老者谁？太平天国军中残败之老英雄是也。”(2)辛亥时期其他一些革命党人，也有与孙中山相类似的情况。例如粤港地区同盟会骨干黄世仲，在述及自己创作革命小说《洪秀全演义》的缘起时写道：“童时与高曾祖父老谈论洪朝，每有所闻，辄笔记之。洎夫乙未之秋，识□山上人于羊垣某寺中，适是年广州光复党人起义，相与谈论时局，遂述及洪朝往事，如数家珍，并嘱为之书。余诺焉而叩之，则上人固洪朝侍王幕府也。”(3)直隶革命党人张继也曾写道，早年他随父亲赴学，路经沧州，见当地满军骄横之状，其父为之讲述当年太平军破城杀敌事，“于是稍知种族复仇主义”(4)。
二是杂史。本来，各种原始历史文献与史著应是人们了解过往史事的最佳途径，但是太平天国的文献、图书在其失败之后，被清方大量销毁，几乎是荡然无存；而清朝官方史著对于太平天国的记述，又差不多是清一色的贬斥与漫骂，在此情况下，人们要获得有关太平天国的比较真确的知识不得不依靠杂史，即一些由私人所编写的野史、笔记等。这些文字作品在当时虽然绝大多数仍是出自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之手，对农民起义通常也都抱有敌意与偏见，但相对于官方史著而言，还是或多或少地记述了太平天国的一些真实情况，成为对有心人士产生思想影响的材料。例如黄兴最初产生反清革命的动机，据他自己讲，就是“在少时读太平天国杂史而起”(5)。当然，由于当时能够较客观地介绍太平天国史事的杂史并不多，所以这一传承渠道迄20世纪初革命派兴起为止，作用相当有限，通过杂史书籍而了解太平天国并接受其影响者，在社会上并不多见。因此孙中山等人在从事民主革命活动时，仍要慨叹：“洪朝亡国距今四十年，一代典章伟绩概付焚如，即洪门子弟亦不详其事实，是可忧也。”(6)要把撰写太平天国信史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加以强调和付诸于实践。
三是海外出版的有关太平天国的著述。太平天国是一场震动世界的农民大起义，当其进行过程中，曾引起世界许多国家舆论的关注，并有不少外国外交官、传教士、商人、军人等，到太平天国天京及其他辖地进行考察、访问、经商、服务等活动。这些海外人士撰写了不少有关太平天国的报道和论著，虽然其立场、观点各不相同，但由于置身第三者的位置，无所顾忌，因而叙事一般较为客观，尤其是一些对太平天国抱同情态度的人士，更对太平天国及其领袖人物作了热情的赞颂。这些著述大多是在太平天国存在时期或者稍后撰写及发表的，由于一般都用外语撰写，而且最初是发表于国外或香港地区，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并不为中国人所知。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开展和中国资产阶级政治运动的兴起，它们才越来越多地引起人们的注意，成为传承太平天国思想影响的又一重要渠道。这方面一个典型的例子，是1902年孙中山在东京与留日学生刘成禺谈话时，指示其以日本人曾根俊虎所著《清国近世动乱志》（刘成禺在后来所写的回忆录中将此书书名误记为《满清纪事》）为基本，“再参以欧美人所著史籍”，“搜罗旧闻”，编撰太平天国的信史。据记载，此次谈话中孙中山还将自己收藏的英人呤綟所著《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一书交给刘成禺，在座的曾根俊虎和犬养毅也分别以自己的著作及英人所著《太平天国起义》相赠。(7)后来刘成禺就是根据孙中山的这一指示和有关资料，写成了《太平天国战史》一书的。该书于1904年出版发行，成为较早客观介绍太平天国史事和宣传排满革命思想的重要读物。考呤綟所著《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原名为《太平天国——太平天国革命的历史，包括作者亲身经历的叙述》，早在1866年就已由伦敦“Day＆Sons”出版公司发行。呤綟曾在太平军中服务，对太平天国抱热烈的同情态度，书中援引了丰富的文件资料，包括太平天国文书和英国的官方文件，与自己的亲身经历见闻互相印证，说明太平天国反清斗争的正义性，并将这场斗争的性质归结为一场皈依基督教的“宗教运动”和反抗异族统治的“民族革命”。孙中山最早是在何时何地接触并购得呤綟这部书的，现已难得其详，估计是他第一次流亡英国期间（1896—1897年）的事情。孙中山对此书的评价极高，他曾勉励准备前来中国参加起义活动的日本作家池亨吉要做“日本的呤綟”，说：“当年粤西的洪秀全起义，在即将达到其目的之际，竟不幸为英国人戈登将军所击败，得一大逆不道的长发贼之污名。但后来幸有另一英国人呤綟，以其非凡的侠骨，将目睹事实著成珍贵无比的史书，如实将洪秀全之辈的人格及其理想予以恳切说明，反过来又将支持镇压他们的戈登将军及英国政府的无人道和野蛮无理给以痛斥。任何人读到他所著的《太平天国革命史》（《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都无不怆然而泣。洪秀全、李秀成等豪杰实赖此书为之辩护，才得脱去逆贼的污名，作为庄重的革命殉国者而为后世识者所悼念。“我以这种精神瞩望于君，望你能在此时以日本的呤綟自任。”(8)足见孙中山在投身革命过程中，颇受此书的感染和影响。《清国近世动乱志》是明治时期日本著名的中国通曾根俊虎的作品，于1879年由日就社出版。曾根早年曾随日外务卿副岛种臣来华，后又长期在中国从事调查与谍报活动，故对太平天国史事了解较多，树种叙述颇详。至于犬养毅赠给刘成禺的英人所著《太平天国起义》，具体为何书，则尚待考证。除了这几部书外，海外出版的有关太平天国的著述还有不少，尤其是在日本出版的一些介绍太平天国史事的史著或取材于此的资料、小说等，对于中国的留学生、华侨、政治流亡人士来说，都是较易接触到的阅读物。1903年出版的革命宣传书籍《黄帝魂》的《编者例言》中就曾提到：“洪氏事实今东籍中尚有能存其真相者，”“石（达开）诗计七律四章，东籍尚有完全者。”(9)可见此类海外书籍所陈述、演义的太平天国史事，曾吸引了在日革命党人的密切注意，并进而译介其为国人所知，使太平天国的思想影响循此渠道亦得以传承。
二、思想影响的主要方面和作用
分析辛亥时期革命党人所留下的思想资料，可以看出，他们从太平天国史事中所接受的影响，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是反满兴汉的民族革命意识。
太平天国具有强烈的反满色彩，无论是其领袖洪秀全的言论，还是起义军所发布的文告，以及天国军民蓄长发、着汉衣冠等习俗上的反叛举动，都表现出了对满清统治者民族压迫政策的反抗和光复汉族政权的热切愿望。太平天国《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中痛陈满族贵族入关之后屠戮、压迫汉人的罪行，号召人们起而推翻满人的统治，“廓清中夏”，“肃清胡氛”(10)，就是其集中的体现。这种反满兴汉的民族意识对于辛亥革命党人的思想有着直接的启迪作用。孙中山旧“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和兴中会、同盟会革命纲领中“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号召，直接的思想来源之一就是太平天国。所以孙中山一直以洪秀全未竟事业的继承者自居，强调：“汉人失国二百六十年于兹矣，图恢复之举不止一次，最彰彰在人耳目者莫如洪秀全之事。”(11)他屡次称颂太平天国“为吾国民族大革命之辉煌史”(12)，“纯为民族革命的代表”(13)，认为彰明太平天国的历史可以“发扬先烈”，“为今日吾党宣传排满好资料”(14)。除孙中山外，辛亥时期的其他革命党人亦复如此。同盟会骨干黄世仲在所著《洪秀全演义》中着力描写太平天国领袖人物的反满兴汉思想，并为太平天国的历史地位正名，称自己的书“皆洪氏一朝之实录，即以传汉族之光荣”(15)。章太炎为《洪秀全演义》作序，称颂洪秀全“起于三七之际，建旗金田，入定南都，握图籍十二年。旗旄所至，执讯获丑，十有六省，功虽不就，亦雁行于明祖”，表示：“自兹以往，余知尊念洪王者，当与尊念葛、岳二公相等。……洪王朽矣，亦思复有洪王作也。”(16)《黄帝魂》一书的编者赞美洪秀全道：“天皇洪氏，其于匹夫，思以热血，荡洗祖国，用心苦矣。”(17)同盟会重要领导人赵声早年在清军中任管带时，“日与兵士演说民族主义，其论洪秀全事，人尤乐听”(18)。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更赫然将洪秀全的像与朱元璋、孙中山像同期刊登，一并称之为“中国大民族革命伟人”。革命派还在自己所办的许多刊物上，广泛刊登宣传太平天国反满思想和行动的文章、诗歌、图片等，并且出版了一些相关的历史读物。凡此，皆可见太平天国反满兴汉的民族意识对于辛亥革命党人的思想影响，此也是太平天国对于后者的诸种影响中作用最为巨大和最为显著者。
第二是敢于造反的斗争精神和屡摧强敌的英雄气概。
太平天国的反清斗争虽然失败了，但它前后持续14年之久，南北纵横17省，席卷大半个中国，与清王朝相对峙，这种大无畏的斗争精神和改天换地的英雄气概，对于同样起自民间、在力量上长期处于弱势的辛亥革命党人来说，起了相当巨大的精神鼓舞作用。孙中山在1903年写的一篇文章中，赞扬太平天国道：“洪以一介书生，贫无立锥，毫无势位，然一以除虏朝、复汉国提倡汉人，则登高一呼，万谷皆应，云集雾涌，裹粮竞从。一年之内，连举数省，破武昌，取金陵，雄踞十余年。后以英人助满，为之供给军器，为之教领士卒，遂为所败。不然，则当时虏之为虏，未可知也。”他还由此得出结论：“汉人者，失国二百余年，犹不忘恢复之心，思脱异种之厄；况今天下交通，文明渐启，光气大开，各国人民唱自由之义、讲民权之风以日而盛，而谓支那人独无观感奋发思图独立者乎！”(19)由孙中山与黄兴、章太炎等制订的《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中也写道：“咸丰年间太平天国起自广西，东南诸省指顾而定，西北则张乐行等风驰云卷，天下已非满洲所有，其督师大臣赛尚阿、和春一败涂地，事无可为；及汉人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等练湘军、淮军以与太平天国相杀，前后十二年，汉人相屠殆尽，满人复安坐以有中国。凡此皆百年来事，我父老子弟耳熟能详者也。汉人不起义则已，苟其起义，必非满人所能敌，亦至明矣。”(20)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上也屡有文字赞扬太平天国的斗争精神，并以之激励革命党人之斗志，如：“洪杨倡义，奄有东南诸省，使无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辈，天下将复为汉。满人督师大臣若赛尚阿、和春、官文等，窜匿如鼠子。八旗之兵则望风奔溃，不足当太平军一抉。”(21)“洪氏挟义而起，东南响应，屠胡虏以万计，既以胡运未终，功遂不奏，而其余力每普愈遒，茹蘖蹈刃，志在必克，下之妇稚懦夫，无荷戈踵后之勇，而犹戟指愤詈不置。”(22)于此可见，太平天国的英勇斗争精神和事迹，使得辛亥革命党人相信，只要破解了满人“以汉制汉”的计谋，战胜貌似强大的清王朝将不是困难的。同时，他们又利用太平天国的事例，将这种信念广为宣传，以动员民众投身于反清革命斗争。
第三是对历史经验教训的借鉴。
对于辛亥革命党人来说，太平天国是一次刚刚过去不久的反清斗争，其历史的经验教训弥足珍贵，乃是革命党人引为鉴戒的重要的参照系。他们从多个方面总结了太平天国败亡的原因，尤其是对其自身所存在的缺陷与失误进行了相当广泛和深入的探讨。他们认为，造成太平天国失败的主观因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宣传反满不够有力。
孙中山晚年在广州对国民党员演说时，曾比较辛亥革命与太平天国在推翻满清政府问题上之所以胜败结局不同的原因，他认为太平天国的失败与其宣传反满不够有力有着很大的关系：“自明朝汉人亡国之后，排满的举动不知道有多少次，失败的原因，都是汉人自相反对。如果汉人不反对，太平天国的革命便老早成功了。辛亥年武昌起义，全国战事不过两三个月，便大功告成；太平天国打了十几年仗，还是不能成功。当中的原因，全是由于汉人自己维持不维持。辛亥年汉人知道自相维持，所以满清的江山一推便倒；太平天国时汉人不知道自相维持，所以终洪秀全之身，总是推满清不倒。汉人知不知道自相维持的道理，是由于全国汉人明白不明白满汉的界限。辛亥年全国汉人明白了满汉的界限，所以武昌的汉人一经起义，便没汉人再来反对汉人，去维持满人的天下。国人明白不明白满汉的界限，是由于主持革命的人有没有普遍的宣传。”(23)孙中山的这种认识，实际上早在辛亥时期已经形成。1904年孙中山为刘成禺的《太平天国战史》作序，即提到：“满清窃国二百余年，明逸老之流风遗韵，荡然无存。士大夫又久处异族笼络压抑之下，习与相忘，廉耻道丧，莫此为甚。虽以罗、曾、左、郭号称学者，终不明春秋大义，日陷于以汉攻汉之策，太平天国遂底于亡。岂天未厌胡运欤？汉子孙不肖应使然欤？抑当时战略失宜有以致之欤？”(24)章太炎在为邹容的《革命军》一书所作序言中也写道：“凡事之败，在有其唱者，而莫与为和，其攻击者且千百辈，故仇敌之空言，足以堕吾实事。吾观洪氏之举义师，起而与为敌者，曾、李则柔煦小人，左宗棠喜功名乐战事，徒欲为人策使，顾勿向其韪非枉直，斯固无足论者。乃如罗、彭、邵、刘之伦皆笃行有道士也，其所操持，不洛、闽而金溪、余姚，衡阳之‘黄书’，日在几阁，孝弟之行，华戎之辨，仇国之痛，作乱犯上之戒，宜一切习闻之；卒其行事乃相
戾如彼，材者张其角牙以复宗国，其次即以身家殉满洲，乐文采者则相与鼓吹之。无他，悖德逆伦，并为一谈，牢不可破，故虽有衡阳之书，而视之若无见也。然则洪氏之败，不尽由计划失所，正以空言足与为难耳。”(25)汲取这一教训，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辛亥革命中大力宣传反满，高扬民族革命的旗帜，的确收到了明显的效果。
（二）帝王思想导致内部相互残杀。
孙中山在辛亥时期就已经尖锐指出，太平天国属于前代“英雄革命”(26)，这种革命的参加者往往存有帝王思想，“当国家做私人的财产”，所以“一定彼此相争”，势必“会弄到亡国”，或者造成革命后四分五裂、长期战乱的结局。(27)刘成禺在《太平天国战史》书中评论太平天国内讧，“认为这是由于天国领导人的‘帝王之心’所导致的。他引用孙中山反对‘帝王之心’的论述，又说明孙中山的军法、约法、宪法的三个阶段，就是为抑制‘帝王之心’逐步走上共和制的重要方针”(28)。黄兴谈及太平天国对自己的影响，也讲道：“太平天国自金田起义之后，起初他们的弟兄颇知共济，故能席卷湖广，开基金陵。不幸得很，后来因为他们弟兄有了私心，互争权势，自相残杀，以致功败垂成。”“因此我决心革命的当时，就留意于此。……首先引这事为鉴戒。”(29)《洪秀全演义》的作者黄世仲也强调：“洪朝之败，实败于杨秀清；以其觊觎大位，遂开互杀之媒，致能员渐散。”“若东王杨秀清，只具一帝王思想耳。……后有作者，可为殷鉴。”(30)孙中山晚年对太平天国的此项“前车之鉴”，更有详细的分析，他在《三民主义》演讲中专门讲道：“依我的观察，洪秀全之所以失败，……最大的原因，是他们那一班人到了南京之后，就互争皇帝，闭起城来自相残杀。第一是杨秀清和洪秀全争权。洪秀全既做了皇帝，杨秀清也想做皇帝。杨秀清当初带到南京的基本军队有六七万精兵，因为发生争皇帝的内乱，韦昌辉便杀了杨秀清，消灭他的军队。韦昌辉把杨秀清杀了之后，也专横起来，又和洪秀全争权。后来大家把韦昌辉消灭。当时石达开听见南京发生了内乱，便从江西赶进南京，想去排解；后来见事无可为，并且自己也被人猜疑，都说他也想做皇帝，他就逃出南京，把军队带到四川，不久也被清兵消灭。因为当时洪秀全、杨秀清争皇帝做，所以太平天国的洪秀全、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那四部分基本军队都完全消灭，太平天国的势力便由此大衰。”又说：“洪秀全当时革命尚不知有民权主义，所以他一起义时便封了五个王。后来到了南京，经过杨秀清、韦昌辉内乱之后，便想不再封王了。后因李秀成、陈玉成屡立大功，有不得不封之势，而洪秀全又恐封了王，他们或靠不住，于是同时又封了三四十个王，使他们彼此位号相等，可以互相牵掣。但是从此以后，李秀成、陈玉成等对于各王便不能调动，故洪秀全便因此失败。所以那种失败，完全是由于大家想做皇帝。”(31)辛亥革命党人对太平天国这一教训的认识，有助于他们确立民权主义思想和自觉维护革命队伍的团结。
（三）不懂外交。
以孙中山为首的辛亥革命党人对太平天国后期遭到西方国家武力干涉的史实印象格外深刻，因为这也是他们在现实革命斗争中最为担心的一件事情。他们将太平天国反清斗争中这一局面的出现，归因于其领导人不懂外交所致。《民报》第六期发表的汪精卫的文章《驳革命可以召瓜分说》中写道：“太平天国之被干涉者何也？应之曰，太平天国有自取干涉之道也。洪秀全之破南京也，英即遣全权大臣波丁楂来，欲缔结条约，此为承认其独立，良机会也。惜洪氏不知国际法，犹存自大之余习，命其觐见行跪叩礼，波氏不肯，遂拒绝不见，只见杨秀清，失望而归。其后洪军至上海，犹立两不相犯之约，及曾军破安庆，自长江而下，遂围南京，左军破浙，李军发上海，洪氏大势已去，英始袒清助攻洪氏。故干涉之原因，由洪氏有自取之咎，使洪氏能知国际法，早与结纳，不至若此也。”(32)《民报》第十八期刊载的《哀太平天国》一文，也批评太平天国“不晓怀远之方”，而自招干涉(33)。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对太平天国的这种认识和批评，有其积极的一面，表明他们注意总结太平天国在外交上的失误，并从中吸收教训。孙中山在辛亥革命中十分重视开展对西方国家的外交工作，可以说就与这一认识有关。他后来曾总结道：“革命的成功与否，就古今中外的历史看起来，一靠武力，一靠外交力。外交力帮助武力，好像左手帮助右手一样。……如果专靠武力，决计是难于成功的。譬如洪秀全革命，由广西打过湖南、湖北，以至建都南京，而终不能成功的原因，大半是由于外交失败，没有外交力的帮助。所以革命的成功与否，外交的关系是很重大的。”(34)另一方面，这种认识和批评，也有其消极的因素，表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对外国帝国主义还存有幻想，不愿也不敢明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号召。
（四）战略、策略上的失误。
主要包括有：偏安南京一隅，不能乘胜直取北京。孙中山1902年春在与章太炎的谈话中讲道：“当洪氏时，有上书请疾趋宛平者，洪氏勿从，非其方略不及此也，王者必视士心进退以整其旅。金陵者，金缯玉石稻粱刍豢之用饶，虽鼓之北，而士不起。……及其闭门仰药，始以宅南自悔也，岂不绌于庙算，而诒后嗣之鉴邪！”(35)《民报》第3期刊发的文章《发难篇》的作者也认为：“刘邦入长安而秦亡，黄巢入长安而唐亡，李自成入燕京而明亡，其先例矣。洪杨崛起，惟不知此，故终失败。方其破武昌也，有以取四川请者，卒定大策，进攻金陵，可谓壮矣。然金陵既破，不以全师北上，第遣林凤翔、李开芳等，将兵万余，进取幽燕，偏师绝援，遂至夷歼，洪氏失策，莫此为甚。”(36)
没有在两广建立根据地。《发难篇》中写道：“太平天国之发难也，在于金田，株守既久，逸而北去，破湖南，下武昌，取金陵，规模宏远矣。然金陵既下，则亟宜遣重兵回取两广，两广底定，由南至北，首尾一贯，征兵转饷，相属不绝，黄河以南，非复满清所有也。计不出此，轻弃始事根据之地，而满清转得从容征饷购炮于粤，且因首尾不相属之故，湘鄂失而复得，谋之不臧，败亡之由也。是故发难之际，当有根据地，最为要着。”(37)孙中山亦指出：“洪氏初以广西一部成义旅，所至斩馘，勤于远略，克都邑而不守，跨越江湖以宅金陵；内无郡县，而詆落以为大，以此求一统昆仑、岱宗之玉检，未有录焉。故困于边幅者为小丑，陋小边幅不以尺寸系属者为寄君。寄君者戒矣……”(38)
宗教政策失当。章太炎在《讨满洲檄》（以“军政府”名义刊于《民报》增刊《天讨》）中写道：“迩来军中之事，复有约束曰：‘毋作妖言，毋仇外人，毋排他教。’昔南方诸会党，与燕齐义和团之属，以此三事，自致不竞。惟太平洪王之兴，则又定一尊于天主，烧夷神社，震惊孔庙，遂令士民怨恚为虏前驱。惟是二者，皆不可以崇效。我国民之智者，则既知引以为戒，其有壮士，寡昧不学，宜以此善道之，使知宗教殊涂，初无邪正，黄白异族，互为商旅，苟无大害于我军事者，一切当兼包并容，有违节制，悉奉军律治罪。”(39)这里既反对义和团的反洋教，也反对太平天国反孔灭佛、“定一尊于天主”的行动，认为这种做法招致士民的不满，使得他们投入到敌人阵营，应当引以为戒。
没有争取读书人的支持。孙中山在1902年曾讲道：“历朝成功，谋士功业在战士之上。读书人不赞成，虽太平天国奄有中国大半，终亡于曾国藩等儒生之领兵。”因此他十分强调组织留学生和广大知识分子参加革命，并以之作为革命的骨干。(40)
没有广泛团结同盟军。孙中山在同盟会成立前夕，曾总结太平军与三合会、哥老会、捻军“同为清廷之仇敌，而不能联为一贯”的历史教训，强调必须实行革命的大联合，将来方能够“义旗一起，大地皆应”(41)。
综上所述，可见太平天国与辛亥革命虽然是中国近代史上两个性质不相同的政治运动（一为单纯的农民战争，一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二者仍有一定的历史承继关系。太平天国对于辛亥革命党人来说，既有直接的思想启迪作用，又有斗争精神的鼓舞和失败教训的借鉴作用，其思想影响相当广泛和巨大。肯定此点，对于正确认识太平天国的历史地位和辛亥革命的成败，都可以说是有帮助的。
（作者单位：广州大学历史系）
【注释】
(1)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8页。
(2)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第153页。
(3)黄世仲：《〈洪秀全演义〉自序》，见陈平原、夏晓虹编：《20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40页。
(4)张继：《先府君哀述》，转引自陈锡祺《孙中山与辛亥革命论集》（增订本），中山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24页。
(5)转引自章开沅、林增平主编《辛亥革命史》（上），第467页。
(6)《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59页。(www.xing528.com)
(7)《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17页。
(8)《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333页。
(9)《编者例言》，《黄帝魂》，第1页。
(10)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61－164页。
(11)《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22页。
(12)《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17页。
(13)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19页。
(14)《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17页。
(15)《20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第341页。
(16)《20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第338－339页。
(17)《编者例言》，《黄帝魂》，第2页。
(18)柳诒徵：《赵伯先传》，转引自陈锡祺《孙中山与辛亥革命论集》（增订本），第324页。
(19)《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22－223页。
(20)《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312页。
(21)张鰓、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3卷，三联书店1977年版，第557页。
(22)《民报》第1号，转引自陈锡祺《孙中山与辛亥革命论集》（增订本），第318页。
(23)《孙中山全集》第8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69页。
(24)《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58－259页。
(25)《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三联书店1977年版，第649页。
(26)《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96页。
(27)《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326页。
(28)马金科、洪京陵编著：《中国近代史学发展叙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38页。
(29)转引自李侃：《回顾历史，瞻望将来——从资产阶级改良派、革命派对太平天国的看法谈太平天国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载《太平天国学刊》第1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3页。
(30)《20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第342页。
(31)《孙中山文粹》下卷，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824－825页。
(32)《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上册，第467页。
(33)转引自李时岳、赵矢元：《孙中山与中国民主革命》，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9页。
(34)《孙中山全集》第7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21页。
(35)《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14页。
(36)张鰓、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上册，三联书店1977年版，第385页。
(37)张鰓、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上册，三联书店1977年版，第385页。
(38)《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14页。
(39)张鰓、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下册，三联书店1977年版，第713页。
(40)转引自李时岳、赵矢元：《孙中山与中国民主革命》，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3页。
(41)转引自陈锡祺：《孙中山与辛亥革命论集》（增订本），第3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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